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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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这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王朝，不乏盛世，亦不乏乱。肃代两朝似乎素不为人所重视，也难怪，它的前面是由开元到天宝天上人间的转型期，后面又是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年间的所谓兴。然而，如果没有肃、代两朝的靖乱与恢复，那么唐后来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

时间走到公元756年，这一年，本来应该叫天宝十五载——尽管已经这样叫了半年，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终于宣告了天宝这个年号的终结。

就在前一年，玄宗的干儿子安禄山起兵叛乱。

安禄山本来是想在玄宗死后再起兵的，奈何朝总有一个人在皇帝面前说他要谋反的坏话，又搞出很多事情来激他，安禄山一阵阵恼火，索性真的提前造反了。 　　

那个总说安禄山要反的人便是杨国忠。我们也不必佩服杨国忠有此先见之明，他之所以和安禄山过不去，是因为他与安禄山有隙，多半是想借此来打击他，这属于权力场上的倾轧，并非是为了国家，否则也不会听说安禄山谋反而高兴了。

他高兴得太早了。显然不过旬日，必传首行在只是一个幻想。安禄山的强超出了他们的想像，也就是说，他们，包括唐玄宗在内，都低估了安禄山。

在安禄山成功的众多因素，不能排除宗教信仰这样一条。现在更多的人相信安禄山是粟特人。安禄山所亲信任用的多是他本族人，而他在粟特人当的地位则是汉族人无法想像的。曾看过《考古国》的一集，《发现虞弘墓》就说，禄山其实就是轧荦山，即袄神出生的地方。那么关于安禄山的名字，有多种说法，据说在突厥语，是战斗之神的意思，又有人考证出来是光明的意思，然而又有人说是亚历山。总之不管他的名字究竟是何意，安禄山在粟特族的地位是崇高的。

就这样，安禄山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打到了长安。

本来，路途他们是遇到了麻烦，而且安禄山本人曾一度在潼关前抓狂。唐军兵力分散，而且国内之兵此时多不可用，平日未经训练，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可好歹还是能够抵挡一阵子。而事实是，最终唐军以错误的战略战术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而长安的东门潼关被攻破了。

唐军本不该轻易出动，尤其是像潼关这样战略意义重的要道，更应该重兵把守，何况此时也并不具备主动出击的条件，如果这支唐军能像唐初那支玄甲军或是安西那支百战精兵一样，那么自然不用发愁，难道谁还愿意被动挨打吗？因此对于唐军来说，在潼关拖住安禄山是个无奈的必须选择。然而，玄宗却杀了退守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又从家把病废的哥舒翰推到了战场。

这里想说说这三位将军。这三个人，最先死去的是封常清，而随后被杀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即所谓的蕃将。他们同时因为战争不利退守潼关被玄宗以战败弃地罪而杀，其宦官边令诚的作用不可低估。两位将军接到诏书后都慷慨受戮：封常清死前将一道表章交给边令诚，表看不到一句怨言，反而处处体现着对唐的一片忠心，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是有些愚忠的意思，我们至今看这道表都觉得很不忍，不知玄宗看后是什么感觉……而高仙芝则不承认盗颉资粮的罪名，他对部下说：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话音刚落，军都喊：枉!然而高仙芝还是从容赴死了。读到这里时，总会让人感觉很难受，不禁想起了同样因为坚守不战而被换下的廉颇，他没有被杀实在是很幸运了。高仙芝将军固然是蕃将，但他对唐忠心耿耿，可见唐玄宗宠信蕃将本身并没有错误，只是他识人不明，宠错了安禄山。何况，不是蕃将，就不会造反了吗？

被换上来的哥舒翰，家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那位令人敬佩的将军。他接手潼关后，当然不会像没头脑的赵括那样立刻出兵，他也同样采取了坚守的策略。当时的情况，无论换哪个人，只要头脑还正常些，就不会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去送死。尽管郭子仪、李光弼也如是说，奈何杨国忠却惧怕哥舒翰谋算自己，劝玄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玄宗本来就想主动进攻，此时更是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派去了一个一个的使者。我们看到的情形是：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于是哭一场之后，哥舒翰被迫出兵了。

这样的队伍出去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号称二十万的军，就这样败了，连哥舒翰本人都被俘虏了，或者说，是被部下当作奇货卖给了安禄山。那个部下自己也并未得到好处，反被安禄山杀掉了。所以说要想做叛徒也是有风险的，得到青睐的不少。而被杀的也有不少，所以叛变的时候，要么等着敌军或是自己的手下把自己抓去再投降，要么就把戏演足了再叛变，而主动叛变的，只怕多半得不到好处。

在安禄山面前，哥舒翰又是什么表现呢？只见哥舒翰跪伏在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这里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哥舒翰，战败他的确有责任，而且被俘后如此表现确实令人跌眼镜，但是哥舒翰还是尽到了一个为将的职责，他也曾想过收拾散兵去把潼关再打回来，但是未及行动，就被抓了。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不能不说与杨国忠有关，是他在这种紧急时刻还有心思搞政治斗争，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直到这时，他还在想着事故责任人的问题，说不是他的过错，有谁会相信呢？不过，即使没有杨国忠，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唐玄宗本人此时的糊涂是不比杨国忠差的。

于是，在一个黎明，玄宗皇帝带着杨氏兄妹，带着自己的儿孙，偷偷地出了长安，将自己的都城和臣民们彻底地抛弃，一步步远离了他们……

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国古典四美人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关于这件事，后来很多诗人都写过诗哀悼贵妃之死，倒是唐末的郑畋写诗称赞了一番唐玄宗，说他能在此时杀贵妃，终是圣明天子事，可见还不是完全的昏聩。于是有人说郑畋有宰相之才，又有人说他是没心肝。其实不管怎么样，玄宗此时都必须杀了杨贵妃。

军士们心不满，颇有怨气，于是发生哗变，杀了当朝宰相，又逼皇帝杀了自己的爱妃。一切发生得都很自然，自然到甚至可以忽略背后的主谋。

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主谋，那么这些人的胆量就实在太了。有句话叫敢怒不敢言，很多时候怨尤是有的，但是胆量就不一定有了。放开玄宗此时还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皇帝不说，单说当时人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人，谁敢这么做？何况此时也并不是礼崩乐坏的时候，就是真的礼崩乐坏，像隋炀帝业末年，天下已经到那种地步了，军士们的怨言怎么也比马嵬坡这群人的怨言要，但是要想谋叛皇帝，尚需仔细筹谋，而且最后是找了一个首领才敢于办事。那么，马嵬坡上发生的事变，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当时的太子李亨身上。

公元618年，想要作乱的几个人找到了宇文智及，以他为间人找到了宇文化及，当把那个天的谋划告知宇文化及后，宇文化及变色流汗，既而从之。公元756年，想要作乱的陈玄礼找到了李辅国，以他为间人找到了太子李亨，当把那个想法说出来后，我们看到的记载是李亨未决。——我们当然不会看到李亨高兴地跳起来的记载，事实上也不会如此，起码的矜持还是要有的。 　

然而，有人劝李亨不要入蜀，李亨推脱了半天，最终他还是没有和李隆基一起去蜀地；有人劝李亨登基，李亨推脱了半天，最终还是当了皇帝。他似乎一直都很被动，但事实却是按着对他有利的形势发展。那么李亨貌似并没有同意陈玄礼的做法，但最终还是那样发生了，也许史家并未记下他张口轻声说可的那一幕……

能不能指使是一回事，指没指使是另一回事。为尊者讳，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不过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亨——哪怕冤枉的概率只是百分之一，也是要考虑的。但从动机上来说，李亨绝对有理由这么做。

自然，我们也看不到李亨说杨国忠怎么怎么样的坏话，但却可以看到杨国忠很害怕太子会报复他。之所以杨国忠会得罪太子，原因和李林甫不同。李林甫是站错了队伍，他当初提议立武惠妃之子寿王瑁，而当李隆基立李亨之时自然会害怕。而杨国忠则是因为妹妹是贵妃，说不定将来自己能当上下一任皇帝的舅舅，所以和现任太子和不来是很正常的，至少他不会支持李亨。后来玄宗说要传位太子，杨国忠很是害怕，纠集他的姐妹一起上阵，终于把玄宗劝住了。既然如此，即使李亨原来不恨他，现在也是恨他没商量了。

在唐朝，不乏可怜的太子，被杀被贬的不提了，李亨是少数几个能熬到当皇帝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比较幸运，反正比在房州一待待了十四年的李显要好过了很多。但李亨的太子也是当得很可怜的，他过的日子并不舒心，发愁的须发都花白了。

李亨能不愁吗，他可是有一堆的榜样在前面呢。不再啰嗦唐代太子之争，就只说说李亨的哥哥李瑛，他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被武惠妃所害，和两个弟弟一起被杀了。一下子同时杀了自己三个儿子，玄宗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今，玄宗又十分宠爱杨贵妃，李亨能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但李亨这点又是很幸运的，因为杨贵妃虽然受宠，但是却没生儿子。如果杨贵妃要是有儿子的话，只怕李亨的命运不会比李瑛好到哪里去。另外，杨贵妃虽然得宠，但似乎为人还算厚道，史家给她的责任也就是使君王沉迷酒色而已，还真不见怎么害过人。猜想李亨一面烧着高香祈祷杨妃不要有儿子的同时，也一直在念着阿弥陀佛……

那么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泄一下十几年的压抑了……

于是，马嵬坡上的惨案发生了：曾经趾高气扬的杨国忠瞬间被分成了若干部分，而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则是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救不得，黄埃散漫风萧索。

马嵬之变，可说是唐玄宗的皇权受到了一次绝挑战。但这只是刚刚拉开一个序幕……

马嵬政变之后，玄宗一行人本应起身出发了。然而，众人说，蜀很多将吏是杨国忠的人，既然杨国忠谋反，那显然蜀地是去不得了。

于此，玄宗心有数，他当然知道杨国忠谋反的真相——谋反的人还指不定是谁呢。这个只能说算是众人不愿入蜀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应该还是真的不愿意入蜀。李白有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人猜测说这是李白劝玄宗不要入蜀，但事实上李白当时知不知道这件事还得另说，而当他知道之后多半玄宗已经入蜀了。

那么，如果不去蜀地，又去哪里呢？总不能在此地干坐着呀。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回京师，也有的说去太原。说去太原的，不是昏了头就是过度乐观，以为皇帝真是天之骄子刀枪不入。当时潼关失守，长安都呆不住了，何况更靠东的太原？就算太原本身还能守住，可是难保路上不出什么事。而说回长安的，不知玄宗听后有没有气得半死——如果回去的话，当初又何必来？敢情来了一趟就是让你们找机会杀我的贵妃啊……而当听到有人主张去灵武时，李亨的心里概一颤——不过，玄宗对那里兴趣不，李亨可以放心。很明显，玄宗对于蜀江水碧蜀山青更有兴趣，很想见识一下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的险要。还有，也许玄宗早就想感受一下八百里栈道带来的刺激，只是一直公务在身，脱不开……

究竟韦谔还是有头脑的，也比较符合实际，说现在根本没回去的希望，家也只能将就着先去扶风。于是一行人就要动身了。这个时候，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出现了——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不知这话有没有经过史官加工，这群老百姓们的说话水平还是很高的，对偶都用上了，怀疑是不是唐诗太普及，所以随便用点什么修辞根本不算什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玄宗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他让太子留下来抚慰这群水平甚高的百姓。后来玄宗一定认识到，这是他一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

在太子面前，这群父老们又说话了：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真不愧为我唐百姓，说出话来就是不一样，有见识，有胆量，有气魄!真让人怀疑是否有人指使。太子当然不答应，反正他不同意别人的劝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你们怎能这么劝我，我怎能不管我的老父亲呢？李亨拔马就要西行，但如果没人拦着他，估计也不会真走，当然也不会没人拦他。这次，重量级的人物终于登场了，一个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一个是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两人劝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不相信李辅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者说，我更倾向于是建宁王所说。至于两人有没有可能一起说呢？这不是在演二人转和双簧，这段话如果没有见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话，多半说不出来，因为这个看法实在是很有见地很有说服力的。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也劝他不要走而应该留下来，父老们则是一起拥住了太子的马不让他走。无可奈何，太子李亨只好留了下来。我觉得李亨本人应该还是不想走的，跟着一起入蜀至多是接着当老皇帝面前的一个老太子。当时李亨都四十六岁了，这么老的太子殿下的确是少有的。而脱离了玄宗管辖的李亨就可以像三国演义里刘备曾说的那样：吾乃笼鸟、网鱼，此一行，如鱼入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不过，幸好有了建宁王的一番话，才使得李亨的脱离领导有了合理的一面。 　　唐明皇幸蜀闻铃处

只可怜，此时还执着马缰遥望东方等着儿子回来的玄宗，等回来的却是李亨要留下来的消息。天也!玄宗只说了这一句，而这一句就足以表达一切了。表面上看，说的是天意，但什么是天意呢？太子的背叛？自己现在这个凄惨的处境？还是其他的什么？总之，玄宗当时应该说已经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也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以及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总之，就是看透了一切。因为他自己有类似经验，只不过当初他扮演的是相反的那个角色，而且他对他的父亲是很客气的，甚至都没用逼，睿宗自己就让位了。而今，玄宗从太子的辞行看出来将来自己也难免走上当初父亲走的老路，而且比自己的父亲可要惨的多。于是，明智的玄宗把后军分出两千交给太子，嘱咐这些人太子仁孝可奉宗庙，要好好辅佐，然后让寿王瑁和高力士把东宫内人送回太子身边，令高力士叮咛太子不要挂念着他，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甚至宣旨要传位太子——总之凡是支持太子的做法李隆基都做到了，即使现在不做，早晚也得这么办，但是让人逼着干就不好了。

一切办完之后，家各奔前程。玄宗一个心眼的想去蜀地，可是家不想去，怎么办呢？既然不想去，那就不要去。望着眼前十余万匹贡奉的春彩，玄宗说要不这么着吧，现在听凭你们回家去，由我的家人随我入蜀，应该也是可以到达的，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言罢，玄宗老泪纵横。这是他这一生第二次这么凄惨了（第一次自然是在马嵬的君王掩面救不得）。于是家也都跟着哭了起来，反而坚定了跟随玄宗入蜀的决心。难免有人要怀疑这是不是玄宗的手段，那么我不想说这是他故弄玄虚，因为这种情境下做假能做到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难度是极的。即使玄宗被奉为梨园始祖，但实际上他是管看不管演，没经过专业训练的玄宗，只怕演技上是要稍逊同样没经过训练、却自学成才的太宗。总之，真也好假也好，玄宗这么一哭，倒省去争论的不少麻烦。

一路之上，却也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在剑阁那里的夜晚，天下着雨，淋着檐下的铃儿，雨声夹着铃声，或许还有杜鹃不如归去的凄凉歌声，令人闻之恻然。于是玄宗想起了贵妃，想起了以前的快乐生活，又想到现下的凄凉，悲从来，做成一曲雨霖铃。后来著名的词牌《雨霖铃》即由此而来，还有一段京韵鼓《剑阁闻铃》，说的便是这件事。

传说玄宗当时仔细的听铃声，竟然听出来铃儿唱的歌词是：三郎郎当。一笑。不过却是很恰当的，如果玄宗后期能够像前期一样励精图治，就不会听到铃儿的讽喻了。但是，人都是有局限的，玄宗也不例外。柏杨先生说李隆基是个人渣，原因是安史之乱使唐朝一下子从天跌到了地，而且人口锐减。虽然不同意这么刻薄的评价玄宗，但他后期的昏聩确实是一件至少令我们表示遗憾的事。如果说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而盛极必衰的话，那么按正常规律也应该是逐渐下滑，比如汉朝在汉武帝时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而李隆基开元与天宝的函数却是不可导的，可以算是阶跃函数了。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找到了一个实例，这既是数学的幸事，也是唐朝的不幸。而这个不幸，不能不说与玄宗的个人因素有关。唐朝总是会衰落下去，总要有一个皇帝来承受导致衰败的指责，不巧让玄宗赶上了。但他个人为此做出的努力却是不可磨灭的，无疑是雪上加霜，李林甫、杨国忠不管真心假心，都曾提过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就是不听，看来真的是天意？

太子李亨，虽然留了下来，却有点不知所措，倒是广平王问了一声：天这么晚了，不能总在这里耗时间，咱们去哪呢？敢情伙全没主意。好在有建宁王在这个时候的提议：

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举，此上策也。

对照前面的话，可以看出来，建宁王确实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而不是只凭着史书几句玄虚的贤、德，或者说，史书贤、德的称赞是有根据的。唐立国以来从宫廷长的皇子皇孙们，很少有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见识。建宁的贤德以后还要再说，暂时放一放。

建宁王之所以提议到朔方，原因是李亨在未当太子之时，曾任朔方节度使，尽管他没有实际上任，但朔方绝对可以说是他的老根据地。而前面玄宗也曾提到让李亨去朔方，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表面上看，是说玄宗待朔方不薄，然而焉知玄宗这话说的不是李亨？

有人认为李亨在做太子时的势力，其实是很的。当然，作为太子，自会有自己的一番势力，但是李亨的势力到底有多呢？

前面曾提到过，李亨是唐代一个过得挺不舒心的太子，但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都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他的地位。这绝对和李亨的恭谨有莫的联系。要知道，这份恭谨是从当太子那天起就开始了的。当时，将册立太子时，仪注有严、外办（皇帝出入的礼仪）及绛纱袍，李亨觉得与皇帝同称，表请易之。由此可见一二。

李林甫当初劝玄宗立寿王瑁，但玄宗却想立李亨，于是犹豫不决。这时起作用的人是高力士，他说了一句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年长者而立，谁敢复争？引得玄宗连连说：汝言是也!困扰了他一年多的事，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李林甫当然会害怕，于是几次想把太子拉下水。

第一次是天宝元年，借打击韦坚来攻击太子。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如果他出事的话，是很可能牵连李亨的。可以想像得出来，李亨本来就想脱身，再加上韦兰、韦芝又引太子之言为自己的哥哥辩解，吓得李亨赶紧拿出夫妻好比同林鸟，难临头各自飞的劲头来，提出与太子妃离婚。第二次则是从王忠嗣下手，让洛阳别驾魏林告状，说王忠嗣曾自言是从在宫长的，与忠王（李亨未当太子时就是忠王）交情很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随后王忠嗣便被和逮捕岳飞一样的方法抓入了狱，定为死罪。这次事件可以说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历来皇帝忌讳的就是太子诸王与臣们结交，尤其是手握兵权的臣。李林甫从这件事上下手，可谓抓住要点了。不过李林甫不该同意把哥舒翰也召入长安，哥舒翰的求情起了很的作用，当时他得知王忠嗣被定为死罪，极力求情，言与泪俱。同时，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也一直为太子说好话，总之，一方面太子自身仁孝谨静，二来又有这么多人求情，所以李林甫白忙了半天，最终做的全是无用功。 　　

李林甫这般阴鸷的人都未能把太子赶下来，杨国忠就更别提了。倒是他一上台，使得朝廷上下全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在李林甫当政时，人们都是很谨慎的，而杨国忠就比较温和了。拿我比较熟悉的王维来说，在李林甫当政时他是谨慎微，有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唱和一下李林甫那实在不怎么高明的诗歌，而杨国忠上台之后，便悠哉游哉地到辋川游而特游起来。另外，令人感觉好笑的是，杨国忠刚当宰相时，以天下为己任，颇有些滑稽，而在天下之前，实在应该有个祸字。总之，杨国忠很怕太子，太子也怕杨国忠，但毕竟没弄出什么事来。《旧唐书》上写杨国忠是因为惧上英武，很有趣，不禁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李渊曾有一次攻打突厥，史书记载突厥人说：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天所与者。前来马邑，我等已畏之，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且我辈无故远来，他又不与我战，开门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为人，复得天意，出兵要我，尽死不疑。不如早去，无往取死。就是说李渊非常非常厉害，我们不如早点回去，不要去送死。这可真是有意思啊……

至于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这么肯帮太子的忙，则有可讨论之处。

关于高力士，后面还会再提到他，先说说他一再地帮李亨的忙，说明他的立场与李、杨二人并不相同，算是玄宗身边的一个独立的亲贵。很难想像，没有他的周旋，事情会怎样。那么，高力士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李亨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甚至喊他二哥——其实他真正的二哥是被杀的先太子李瑛，而每次叫二哥时概都会触发李亨的那根掌管恐惧的神经线，从而更坚定了拉拢高力士的决心。事实证明，李亨的确很会做人，十几年来没有得罪过谁。不能不说，玄宗其实也是受到李瑛事件的影响，毕竟他年纪了，经不起再三地更换太子，所以如果再兴废立，必会格外留神。

张垍、张均兄弟帮助太子就是历史问题了，这和他们的父亲张说有关。日后张垍兄弟陷贼，玄宗回来之后是想杀掉他们两人的，但肃宗极力求情，原因就是张说曾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何谓救命之恩呢？说来话长，找这件事花费了很多功夫。最初是从一本说上看到的，只是说不能尽信，而从通鉴、新旧唐书张说、肃宗的相关篇章都没找到直接证据，为之郁闷良久。最后竟是在后妃传里肃宗的母亲那找到了这件事的记载，记载如下：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弘农华阴人。曾祖士达，为隋纳言。天授，以则天母族，追封士达为郑王，赠太尉。父知庆，左千牛将军，赠太尉、郑国公。后景云元年八月选入太子宫。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于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寐，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梦，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

这件事无疑有些神化，怎么三碗汤药全未熬成呢？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毕竟玄宗也是从宫长的，笨手笨脚把药煮坏了也说不定。总之，就是命注定，玄宗肯定是得要这个儿子了（后来玄宗一个心眼要立李亨估计也和这件事有关），而劝阻玄宗的张说的确于肃宗是有功劳的。后来，张说又多次称赞李亨，说他很像唐太宗（说实话，对于这个我觉得倒没什么，看看今天留下来的唐代皇帝的画像，基本上长的都是一个模样，如果相似的话实在是很正常，抑或是那时的画像和流传下来的不一样？）。父亲的言行肯定会影响儿子，张垍兄弟也成为李亨的有力支持者。

另外，还有人怀疑哥舒翰也是太子一党。其实哥舒翰本人并没有很明显的倾向性，如果硬是要证明他是支持李亨的，无疑也说得过去。比如哥舒翰帮助过王忠嗣，又和太子的对头安禄山、杨国忠都不和，或者还可以猜测，安史之乱起用在家养病的哥舒翰其实是因为太子的缘故，等等。但是这就犯了先有观点后找论据的错误。我觉得还是认为哥舒翰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更好。

总之，目标既然定了下来，就只好这么办了。于是，李亨一行人也出发了，目标便是朔方。

李亨比较的倒霉，在路上遇到了潼关败下来的唐军兵将，双方居然打了起来，死伤甚众。打完了才知道，原来是自己人。

李亨虽然不至于捶胸顿足的呼郁闷，但肯定心里很生气。不过，那时似乎常会发生误打自家人的事情，比如前面哥舒翰的惨败，就是因为自我消耗乱成一团。不过哥舒翰那次失败伙互相认错是有原因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放到今天，我们可以用扬沙或者沙尘暴来形容当时的天气，但那时候的人们肯定不晓得这两个词。推测一下的话，当时是由于风沙太的缘故以至于人们互相认错，那么这个程度是不的，超越了扬沙，可以算作沙尘暴了。在同时期，唐书上还记载了一件事，上初发平凉，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有人认为这是欲盖弥彰，是史家为了证明李亨是被迫去灵武而杜撰出来的。我觉得并非如此，虽然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史书毕竟部分是可信的。无论如何，写史的人不可能到处随意乱编，我们也不必如此过敏。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当然什么黄龙之类的是故弄玄虚，但要说风飞沙，则是非常有可能的。前面哥舒翰遇到的风沙，还有后来安史之乱某场战斗也是因为风沙的缘故，又重蹈了哥舒翰失败的覆辙。由此可见，此时的陇西一带，已经有了现在黄土高原的雏形，也就是说当时的生态环境已经开始逐步破坏。只是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能够懂得环保，或者再来个可持续发展战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风沙很凑巧地阻止了李亨前往其他地方，成为了回趋灵武的吉兆。

至于李亨遇到的这次将自己人误认作是叛军的事件，则没有风沙来打扰，是真的认错，可见当时双方都已成惊弓之鸟。

事实上，在李亨去灵武的一路上，并不太平，除却这次稍一点的仗，其他也打好多次。在这一路上，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一位便是前面屡次提到的建宁王李倓，一位则是日后的张皇后，这时还是太子身边的张良娣。 　　先说张良娣吧。史载当时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不解，还以为她要帮他御敌，就说：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这就是男女逻辑的不同了，李亨是这样以为的，而张良娣事实上没有想到要怎么御敌，她的办法是一旦李亨有危险了，她就挺身而出。如果当时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知道她会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她有这个意思就已经很难得了。后来到了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李亨有些心疼她，劝她歇歇，张良娣则说这不是让她自养的时候，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可以说如果单凭此时张良娣的所作所为，你绝不会想到她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不禁让人想到白居易的一首诗的后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的死固有鸿毛泰山的区别，但有时候则也有时机的问题。比如昭明太子萧统死的就是时候，如果他要是当了皇帝，只怕比萧绎他们强不到哪里去，而元帝则只留下破国烧书的黑色笑话。

而对于建宁王来讲，从马嵬坡到灵武的一路上，是最能表现他才华的机会，但也可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史书关于这次路途建宁王的作为的记载也不过寥寥几行：

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

这时给李亨充当先锋的便是建宁王李倓。虽然这里没有直接写他武功如何，但敢于血战御敌的话，自是不差。凭经验我们知道在皇宫里长的龙子龙孙们，往往文才更胜武功（当然也是相对而言），而李倓能够把武功练好，实属不易。再加上建宁王也很仁孝，上或过时求食，倓悲泣不自胜，所以军皆属目向之。前面建宁王几次提出应对之策，而且又表现出军事上的一些才能，堪称文武双全，于是不禁令人遐想——建宁王以后会不会建立什么功业？可惜的是，历史并不总是垂青有才能的人，人并不是具备了实力就能够一展鸿图。

就这样，李亨打打杀杀、悲悲惨惨地终于到了灵武。

不久，裴冕、杜鸿渐二人便劝太子登基。不用说李亨肯定又要推脱一番。一般来讲，似乎约定俗成都是要推三次，李亨则又比三次多推了两次。但不管推让几次，都不过是个过场。当然了，不推让的话也确实不合适。一切烦杂的形式过后，曾叫过嗣升、浚、绍最终定名为李亨的唐第若干任太子，终于在灵武城的南楼登基为皇帝了，他就是唐肃宗。朋友们，我们说了这么半天，终于和肃代两朝挂钩了……

不过肃宗的即位典肯定是比不上唐代其他皇帝的，一来不在都城长安，没有华丽的宫殿供他举行盛的仪式，二来又是兵荒马乱之际，一切只能从简。就在南楼之上，肃宗流涕歔欷，他苦熬了十几载，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日，修得正果，此时能不激动？

那么好，既然肃宗即位了，眼前这混乱的形势，他该如何应对呢？

肃宗即位，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要把蛋糕重新分配。

首先是玄宗的身份问题，既然肃宗即位，就只好请玄宗再高升一级，成为唐代第三位太上皇。接下来本应该封皇子们为王了，但由于肃宗即位不正，所以只好等到把太上皇接来之后才能加封——如果太上皇要是永远不来呢，难道永远不封吗？也不是。反正既然有了实，又何必担心名呢？只是有了这么个缘故，使得建宁王在生前再也没有晋升的机会了。

家人都封好了，然后就该封臣了。这一点上，得位不正的肃宗还是有其自主权的。当下肃宗把拥戴他即位的那些人都封了高官：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书舍人事，裴冕为书侍郎、同平章事。然后又封了其它一些官员，多是太守、节度之类用于防御的武将。

在肃宗即位之初的那段日子，境况比较惨淡，很多兵将人员都被派出去御敌了，留下来的文武官员加一起不满三十人，全部都披着草莱站在朝堂上，加上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便骄慢起来。这算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往往最容易骄慢的就是武将。倒不是说文臣就不会骄纵，只不过文臣更文雅一些，也更懂得礼数，而武将则粗犷了许多。汉朝初建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还要糟，甚至有人醉酒后会拔剑击柱，和这个相比，在皇帝面前呼叫不过是巫见巫。唐初虽然没有这样，但有一次将尉迟敬德竟然当着太宗的面殴打江夏王李道宗，也是奇闻一件。而在肃宗面前，将管崇嗣背阙而坐，言笑自若，也有失体统。当时李勉便立即弹劾，经过这件事，总算煞住此风，于是肃宗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亨是七月辛酉（初九）到达灵武的，三天后也就是七月的十二日（甲子），当时仍为皇上的玄宗到达了晋安，同一天肃宗即位，又过了三天，即七月丁卯（十五日），概尚不知自己已晋升为太上皇的李隆基仍以皇帝口吻下了一道诏书（此时应该称为诰了），命令太子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都使，收复长安和洛阳，然后又分别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各领几路节度使平叛。

这道诰历来被认为是唐玄宗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让永王李璘他们起兵以牵制李亨。不错，是可以这样理解，谁让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多次父子兄弟争权的事件呢？但是细思量的话，却觉得单纯地把它归到争权那方面去似乎又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奔渖稀Ｕ馊�个比较重要的日期，辛酉、甲子、丁卯都是确定了的，通鉴、唐书上均明确记载，而且也明确记载了玄宗真正得知太子即位是八月的癸巳，那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玄宗是否真的想过要牵制太子呢�?

我们先抛开这个复杂的问题，先来说说这道诰造成的结果，那绝对是玄宗不愿看到的。当时由于只有永王李璘出阁赴任，所以三王真正执行了玄宗命令的就是李璘。想必李璘家都不陌生，而且也都知道他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李白就是受他牵连流放夜郎（当然后来遇赦没去成）。永王招兵买马，的确是奉玄宗之命，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平叛，还是骚扰一下肃宗的皇权，就不好说了，总之，官方的记载是写他有异志，却又未露其事。其实，手握兵权，即使没有异志，也不容易说清楚，但何况兵权这个东西又的确容易让人滋生野心。这种情况下，肃宗让李璘回到蜀地，应该说这个措施并不十分过分。只是李璘不识相，或者不愿意识相，又或者不能识相，这样便有了当涂之败。于是乎，玄宗也只好在骂李璘一通之后把此时已被杀死的儿子贬为庶人。 　　李璘不愿听肃宗命令的三个可能，即上面说的不识相、不愿意识相、不能识相。第一个是他真的不识相，不懂宫廷斗争；第二种可能，即不愿意识相，则是由他自身野心所致；第三，不能识相，这就关系到玄宗了，毕竟这是他的命令。真实的情况，也许这三个方面的可能都有，唐书里就很明白地写了璘生于宫，不更人事，而野心又是在那样地位的人很难避免的，他们又不是圣人，一旦有了机会，怎会不心动（要注意，心动和行动是不一样的，行动是可以约束的，而心动就无法控制了）？最麻烦的要属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玄宗的诰到底有没有牵制李亨的意思——这样，我们的问题又转回来了。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帝王将相的心思哪里这么容易猜测？

如果单看玄宗那道诰的话，绝瞧不出来什么问题。这份诰，并非玄宗亲自所写，而是贾至的作品，收录在《全唐文》，题为《元宗幸普安郡制》（清时编全唐文，避康熙的玄，所以玄一律成了元，这也是房元龄、李元霸的由来）。里面的内容比通鉴上引用的可要多了许多。诏书往往在要给谁封赏加官的时候，先称赞其人一番，玄宗这道诰也不例外。从称赞的话来讲，绝对有利于肃宗，因为待遇都不一样——太子被单独拿出来称道一番，而三王则并列一起称赞了两三句。如果我们注意唐初高祖的诏书的话，其太子和秦齐二王往往都是各自被夸奖一番的，那么可见，肃宗的地位高出三王许多。但由此来推断玄宗并无为难肃宗之意，有个致命的要害，就是这只是表面文章。

所以，我们只有将这层表皮撕开，才能探寻这温情脉脉的表面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于是，我瞪了眼睛看着那份诰，分析着，联想着——概古时的文字狱就是这么产生的。

如果像上语文课那样来一次全方位的解析，我们可以分段阐述，然后概括各段意，最后来个总结。但我们不是庖丁，没必要解牛。这道诰前一部分是很没有意思的，无非就是话说隋朝末年是多么地腐败，我唐王朝又是多么地得人心的套路，《通鉴》将这段删去还是很有必要的。

废话不多说了，玄宗这道诰的主体是分别让四个儿子去平叛（尤其是太子和永王），重要的在于如何分配他们的势力，即这一部分：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使，与诸路及诸副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使，江陵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使，仍授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丞。

如果在地图上划分一下势力的话，肃宗在长安、洛阳这条线以北，永王则在这条线以南，另两王由于没有实际出动，没有讨论意义。李璘既无法控制李亨的后方，实力也比不上北方四节度，又无法直接交兵（间还隔着安禄山呢）。如果玄宗真是指望李璘牵制李亨的话，只怕这个希望注定是要落空了，因为他没有给永王足够牵制的条件。再联系他此前此后的一贯态度，也都是比较统一地偏向太子一方，所以，玄宗的本意，至少主要是平叛。假如说他要是想在背后挖墙脚的话，就不该痛快地肯定太子的即位。他完全可以说那不是他的本意，至少不该表示支持，因为一旦承认的话，即肯定了太子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样在道义上、舆论上也都对肃宗有利。

既如此，肃宗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先安定内部呢？因为他得位不正，势力不稳，害怕自己的地位会动摇，因此他积极打击一切威胁他地位的人或事，实属正常。不过肃宗在平叛之前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自家人干掉了，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

八月，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到了蜀，据《通鉴》描写，上皇此时很高兴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接着为自己被动地光荣退休找了个台阶，第一次以太上皇的名义下了正式的一道诰令，将军国事统统交给肃宗——事实上，交也是这样，不交也是这样，没什么区别。

其实，玄宗一直以来积极地配合肃宗，无非是想今后儿子能对退位的自己好一点。想玄宗当年何等英雄，何等威风，而今年迈的李隆基，站在城楼之上，向长安的方向望去，心是怎样地凄凉呢？也许，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睿宗，又或许想到了自己的高祖父，那也正是唐的高祖。但不管是李旦还是李渊，固然晚景凄凉，但毕竟是颐养天年。而未来的自己，又会如何呢？

我们前面一直说李唐这边的事，下面也该说说安禄山了。

从起兵到进入长安，虽然总体来看一路还算顺畅，毕竟一年的时间就打到了都城，不过他也碰到过强有力的对抗，于是有时安禄山也会抓狂一下。

有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清朝的曾静就是一例，像他那样的谋反真是幼稚得可笑，雍正帝没杀他也不代表就有多仁慈，只不过对于这样的造反，的确没必要认真（乾隆不能容忍有人对自己父亲的谋叛，那得另说），结果就是搞出《义觉迷录》这样类似于笑话的东西。但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不能以单纯的文人来看待，当然他更不是造反，而是为了维护唐朝的正统反对安禄山，此人便是颜真卿。颜氏一家在安史之乱可谓悲惨之极，有三十多个人死难。颜真卿有名的天下第二行书（第一当然是指《兰亭序》了）《祭侄文稿》就是诞生于此时。颜真卿化悲愤为力量，就在安禄山起兵节节胜利之时，坚守住了平原，成为河北二十四郡唯一的忠臣（玄宗曾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千年之后，每当人们看到看似有些笨拙却又极方严正的颜体字，对于人如其字的颜真卿能不敬佩？

不过，平原毕竟只是一座孤城，无法阻止安禄山军西进。这种情形颇有些类似于唐初的尧君素——尧君素是隋朝的臣子，至死都在为隋守城。以唐初那种攻无不克的形势居然都拿他没办法。

安禄山在进军过程曾遇到过郭子仪和李光弼，这两人令他头疼了好一阵子。只是可惜的是，他二人并未掌握唐朝的主力，力量有限，又赶上潼关失守，所以基本上此前的抵抗都白费了。

到了长安，该杀的杀，该抢的抢。于是玄宗没有带走的亲人们便遭了殃，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的死相关的人员几乎都被杀了。其就包括霍国长公主，还有杨国忠、高力士等人的同党。凡是安禄山看着不顺眼的也都被杀了。 　　安禄山和杨国忠在演义的脸谱像

剩下来活着的人也并不好过。很多臣早上上朝时忽然发现皇帝不见了，再然后就是安禄山进京，他们随之成了阶下囚。

安禄山怎么处置这些人呢？和那些被杀的人相比，对他们可谓优待，很多人在唐朝做什么官，到了安禄山这里仍然做什么官。当时主动投降的高层人员有陈希烈、张垍兄弟等。

有主动投降的，就有不愿意投降的。什么，不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于是安禄山命人把这部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关了起来，直到他们同意为止。这其就有诗人王维。王维其实是真的不想从贼，所以就装病，可惜装的不是地方，假如装个吐血或者其他严重一点的病，兴许就混过去了。可他居然是喝喑药装哑巴——秀才遇上兵，本来就有理讲不清，这回连话都说不出来，更是没法讲理，结果可想而知。

史书记载了殉难的人，也记载了主动投降的人，而对像王维这样的臣则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通过事后王维的一些文章可以清楚当时的情形：君子为投槛之猿，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

此后不久，安禄山便带着从长安掠夺来的财物及臣们，浩浩荡荡地回到了东都洛阳。

然而，回到洛阳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形势似乎向有利于唐的方向发展，这件事就是安禄山的被杀。杀死安禄山的人，不是唐朝派去的刺客，也不是战场上的某位英雄，却是安禄山的亲生儿子安庆绪。

安庆绪为什么要谋杀自己的父亲呢？原因也是权力。因为安禄山喜欢段夫人所生之子庆恩，庆绪担心自己不得立为太子，常惧死，不知所出，所以就联合了安禄山的近侍李猪儿，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刀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插一句题外话，据史料记载，安禄山的肚子堪称一绝，到垂膝。如果觉得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了，那么没关系，还有一事可做证明，就是有人给安禄山系腰带时，旁边需要有几人捧着他的肚子才能系得上，而掌管系腰带的人，便是李猪儿。那曾经是他侍奉了多少年的肚子啊，如今亲自用刀砍开了。

安禄山想要拿佩刀，自卫是谈不上了，但起码还可以给自己报仇，却因为眼睛不好使，没有拿到。于是他冲着门外喊：这是家贼干的!可这又有什么用呢？门外安庆绪早已经埋伏在那里了，士兵们并不敢贸然行动。就这样，安禄山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死后即被埋在床下，最终是被和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史思明改葬。而此时，他就只能躺在他的床下几尺深的土地，随后，在安庆绪由晋王迅速升为皇太子又迅速升为皇帝之后，安禄山也被尊为太上皇。

一年前即位为燕皇帝的安禄山，一年之后竟然业未成身先死，而且还是让自己人杀的，要不是唐朝不走运没趁此时平定叛乱，这次造反就成笑话了。不过安禄山的死确实给唐朝提供了机会，怎么说安庆绪的个人能力都无法和安禄山相比，至少威望、经验上就不如。然而，唐朝并未抓住这次良机一举消除叛乱，使安史之乱的结束最终推迟了六年。

回过头来，接着说说肃宗这边的事。

即位之后，肃宗即着手准备平定叛乱，收复失地。

就在这时，灵武这里翩翩然来了一个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此人有管乐之才，又有张良、范蠡的传奇色彩，可着整个国历史，也找不出第二个类似的人了。

谁呢？李泌。相信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位著名的、名副其实的白衣卿相。

李泌的到来，使肃宗喜出望外。两人仍然和当初为布衣之交时一样亲密，事无，肃宗都和李泌商量，还打算让他做宰相。李泌不想做，他回答得很有学问：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但是肃宗并未死心。有一次他和李泌一起出去，军士们指着两人说：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肃宗便借此故让李泌穿上紫色衣服（唐朝一二品服紫），等李泌更衣之后，肃宗笑着说：官服都穿上了，怎能不当官？于是拿出怀里早准备好的诏敕，当即封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虽然又推脱，但最终拧不过肃宗，也只好答应。这件事怀疑是肃宗设下的圈套，要不就是处心积虑地找机会，反正肃宗是铁了心要把李泌拉下水，连诏敕都早就预备好了。估计肃宗当时一边阴险地微笑着看着李泌，一边心想：嘿嘿，入吾彀矣。

事实上，李泌所担任的角色差不多就是总参谋长，要想平叛单靠一个李泌当然远远不够，还得有个总司令才行。

所谓总司令，即天下兵马元帅，是掌握重要军权的人，一般情况下，都要交给信任的人。唐初天下尚未平定，几路主要唐军的元帅都是由李唐皇室的人担任，李渊的嫡系部队更是由他的儿子来率领。之所以会这样，也正应了这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权是绝不能轻易交给外人的。在从唐建立一直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这将近一百五十年里，禁军基本上一直由皇帝直接控制，有时也会交给地位确定的太子（比如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糟糕的是，后来唐朝的军权落在了宦官手里，以至于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说了算。这些是后话了，以后也要提到，暂且放一下。

此时兵马元帅要谁来做呢？似乎有两个人选：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按肃宗本意，是想要一路上表现出色的建宁来担任。然而李泌提出不同意见：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初看起来李泌的话很没有道理，难道选帅的标准，竟是年龄长幼？肃宗任帅以才的想法似乎更合理。因此肃宗诧异地问道：广平是长子，是将来的继承人，对他而言建功立业哪里有这么重要？但李泌想到的不单单是眼下谁来做这个兵马元帅，而是更深更远的嗣位问题：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此时朝廷尚未有太子，又是在国难之际，无疑谁当了这个兵马元帅，就会获得很高的声望，甚至会被当作是下一个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联想一下康熙的十四皇子，之所以有人认为康熙是想传位给他，原因就是这样的。如果建宁真的建立了功，即使他自己没有野心，但是辅助他建功立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又岂能罢休？随后李泌举了两个例子，太宗、上皇即其事也——李世民、李隆基是怎么登上皇位的，相信家也都很清楚，李亨自然更清楚，因此李泌不用再多说什么，肃宗当时就决定让广平做元帅。

其实兵马元帅并不一定要有非常出色的才能，只要是个能达到人之姿的皇室成员即可。比如隋灭陈的主帅即为当时的晋王杨广，事实上杨广确有才能，但不是在军事上，那次伐陈，一来陈的实力本来就比不上隋，二来，又有隋朝一班将辅佐，杨广想不成功都难。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广平做元帅做得也还是不错的。李泌反对建宁为主帅，但不等于他不认同建宁的才能，至德元年十一月，就在确定元帅人选之后，不久李泌又向肃宗提议让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和李光弼一起攻打范阳。但后来肃宗又有反复，问李泌道：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征，又恐势分。立广平为太子，何如？李泌仍然反对，并且说没有经过太上皇同意，广平王也未必敢做这个太子。肃宗随后询问广平，果然如此。总之，围绕选帅讨论过好几次，可见元帅的人选确实非同可。

那么，对于李泌反对自己为主帅，建宁又是持何种态度呢？史载：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里时颇感诧异，不由得以人之心度起君子之腹来，所以就一直持着怀疑的态度，毕竟又有才华又能很安分守己的人并不多。不过建宁没有让我们怀疑很久，而且永远也不必再怀疑了——几个月以后，即至德二年正月，在正式的平乱还没开始的时候，建宁王就因张良娣和李辅国的诬陷而被肃宗赐死了。

以前提起过张良娣，当时她给人的感觉是识体。然而安定下来之后，张良娣却露出了本来面目。当然也不能说她在危难之的表现就是假的，只不过有些人是只能共苦，而无法同甘，同样有些人只能同甘而无法共苦，张良娣当是属于前面的那种人。与肃宗的共苦终于成了她骄纵的资本。

为了回报张良娣一路上的辛苦，肃宗赐给她七宝鞍，此事被李泌反对，尽管张良娣不情不愿，肃宗仍然坚定地把宝鞍收回了。这时忽然间听到廊下有人哭泣，当然这个人就是建宁王了。他为什么哭呢？原因是：臣比忧祸乱未已，今陛下从谏如流，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是以喜极而悲耳。也就是说，看到自己的父皇能够从谏如流，暗含意义当是指肃宗贤明仁孝，所以将来肯定会迎回太上皇的。本来这件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普通，张良娣不高兴也在情理之，我们也不能苛求她能放开心胸不计嫌隙，但这却是张良娣憎恨李泌、李倓的起点。

此后李泌又因阻止肃宗在未迎回太上皇之前立张良娣为后而开罪于她。另外，还有李辅国也和李泌合不来。本来他们似乎恨的人只是李泌，那又关建宁什么事呢？

建宁王倓谓泌曰：先生举倓于上，得展臣子之效，无以报德，请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愿王姑置之，勿以为先。倓不从。

是由于对自己太过自信了吧，或者也由于对宫廷斗争不谙，李倓没有听从李泌的劝告，是的失策。如果对照一下前面广平王拒绝做太子，可见毕竟还是广平更老道一些。另外，李泌本身得罪张良娣与李辅国，也许对建宁也有一定影响——可以想见，张良娣多半会认定李泌、李倓乃至于还有广平王李俶都是一伙人，所以每一次嫌隙的加深，都使她把怨恨同时加在了他们的身上。

总之，对峙之势已成，在建宁王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的同时，张良娣和李辅国也在肃宗面前诋毁建宁王：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在我们看来，建宁王揭发二人的罪恶是正义之举，张李二人诋毁诬陷建宁王是人所为，但在肃宗看来，也许双方的性质是一样的，尤以性质恶劣者为甚。

何谓恶劣呢？张李二人后来的确是非常恶劣了，当然现在也是恶劣。不过，没事说一下别人坏话、在不触动皇帝权威情况下专一下权（此时权绝对是掌握在肃宗手），或者再贪一下财，这些在肃宗眼里都并不十分重要，天宝十几年宫廷里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早就看惯了，而唐依然保持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风采。或者说得再广泛一些，历史上所有时期不也是如此吗，可当时也都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估计肃宗还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觉悟，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看不到这些现象对以后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说实话，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真的比较一般，即使是盛世也未必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何况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建宁王至清至察，对这些事情看不惯，也是正常的，毕竟他还年轻，还比较单纯。但他希望自己的父皇能够因此而好好管理一下这些人，却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但相反的，李辅国、张良娣对建宁王的诬陷，虽然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但他们的话却起了致命的作用——因为他们说到重点上了。还是前面提到的，何谓恶劣？如果贪赃枉法之类的在肃宗眼里都称不上是恶，那什么才算十恶不赦呢？一个字：权。如果说得更明白一些，肃宗不能允许有威胁自己或者自己后继者地位的人存在。永王是一例，他威胁到了肃宗本人，而建宁王，在张李二人的口，则成为了谋害肃宗长子广平王的阴谋家。肃宗立长子广平王为太子的想法差不多一直都还是比较坚定的，此外，他是不是也非常厌恶以弟谋兄的行为？后者就不清楚了，但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

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肃宗立即将建宁王赐死；也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建宁王李倓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如果这是一部说，那它无疑是失败了——它在前面花费了这么多笔墨来描写一个人的出场，这个人往往会是说高潮那个不可一世的主人公。但历史不是说，在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之后，它没有丝毫犹豫就剥夺了未来主人公的辉煌，至少它不在乎任何一个有着独特色彩的人。也许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历史是最真最好的说。

说《隋唐演义》也有这一段，基本取自史书，其后作者又加了一首后人哀叹的诗：

诗说信谗杀子的源头是由玄宗而起，而肃宗竟也是个心狠的父亲，只可怜了建宁王李倓。而肃宗在杀子之时，却不想一想自己当初在东宫战战兢兢的情形。这倒颇有些千年水道流成河，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意思。 　　建宁之死日后在唐朝还经常被提起，影响了好几位皇帝，比如代宗，以及后来德宗的儿子顺宗，都是受益于这件事。从这个意义来说，建宁倒是帮了李俶、李诵的忙。

建宁王死得很冤枉，他在前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无疑使他的死更增添了悲剧色彩。而且，他是真的冤，因为他不曾有过什么野心。

不禁想到了李世民，秦王时期的李世民，文武双全，意气风发，却也有着吞吐四海之志。李倓当然无法与李世民相比，但情形却有类似的地方。或许，建宁所缺少的，就是那一份野心吧。

好，现在唐朝这边的情况，总司令有了，总参谋长也有了，副总司令则是在至德二年四月任命郭子仪来担当。咦，似乎少一个总后勤部长——没关系，肃宗在灵武主持局，顺便可以管管后勤。

那么，开战吧。

事实上唐朝平叛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只是当所有条件都具备之后，才似乎显得更正式一些。在二月的时候，郭子仪攻取了河东，此后的几个月里，央唐军主要是进行收复都城长安的准备行动，没有发生太的事件。

倒是睢阳，很值得一提。如果在唐朝期地图上找一下，那么宋州便是睢阳郡的所在地。也许家一看这个地名，就会想起睢阳保卫战。的确，这是安史之乱最惨烈的战役，简直可称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而说到睢阳保卫战，又不能不提一下张巡。

公元755年底安史之乱爆发，随后张巡与贾贲守在丘雍，但不久贾贲战死，于是张巡独自率众坚守这里。到至德元年的五月，事实上经过半年左右的鏖战，城已是非常地吃紧，箭都已经用完了。我们看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曾有一次草船借箭，不过这是演义，真正曾去借箭的是吴主孙权（见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不知是不是受这个启发，张巡也上演了一次更加精彩的借箭。

在一个夜晚，叛军卫兵忽然发现从城上用绳子放下来一千多身穿黑衣的人——不用说家也明白，借箭嘛，自然用的都是草人了。但是当时黑漆漆的，叛军不敢意，于是拼命射箭，自是了张巡之计，白白送了人家几万支箭。几天后的一个半夜里，叛军卫兵又发现从城上下来五百人，不过这次他们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认为又是草人，于是哈哈笑，自以为得计，便置之不理。但这次却是真人，张巡就这样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一直把叛军追到十余里开外。

然而丘雍在鲁、东平、济阴相继陷落之后，最终失去了守卫的意义，另外敌人将要攻打宁陵以切断丘雍的后路，于是张巡退出丘雍，东守宁陵。这期间张巡遇上了睢阳太守许远，二人合力对抗杨朝宗，获全胜，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而下。《唐书》里说得更详细，斩贼将二十，杀万余人，投尸于汴，水为不流。此战过后张巡被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但好景不长，至德二年正月，安庆绪命尹子奇攻打睢阳，睢阳城告急，张巡只好和许远一起守睢阳——守卫睢阳城的艰苦生活就此开始。

守到了五月的时候，张巡又有一次出众的表现。当时尹子奇攻城甚紧，张巡想让人向他射箭又苦于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要一击而的目标。张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人用蒿草为箭射出去。困难到要用蒿草做成箭，那就说明城无箭了呗——敌军士兵很高兴，拿起来一支草箭就去报告给主将尹子奇，这下暴露了目标，当即有一支箭射向尹子奇，再躲已经来不及。可惜的是，这支箭没有把尹子奇射死，只是把他的左眼射瞎了。不过尹子奇受伤，毕竟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唐军至少可以得到喘息的时间了。

但两个月之后，尹子奇增兵数万猛攻睢阳，这一次睢阳真正到了困难的地步。八月间，守军仅剩六百余人，而十月的时候，睢阳城已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许远与张巡商量，决定还是坚守城池，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睢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江淮的屏障，张巡等人坚守睢阳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另外，除投降之外，只怕当时情况下坚守确实是比退出要保险一些的，而投降却是张巡、许远坚决不会做的事情。但两人仍然对援军报有希望，他们盼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现一支唐军，能够杀得尹子奇败。可惜，这只不过是画饼而已，直至城破，他们也终于没有见到救援人马。

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城无粮，茶纸这些替代品也都吃了个精光，唐军不得已从吃马开始，然后又吃麻雀，吃老鼠，将这些都吃完之后，城里只剩下人了。那么，吃人吧。想想都觉得惨。张巡为了鼓励家，首当其冲，堪为表率：他把自己的爱妾杀了供给家来吃。此风一开，饿得眼睛都蓝了的军士便将城的妇女又吃得殆尽，最后又吃到了男子的老弱病残（老弱残都是可以吃的，不知病者能否逃过此劫？）。如果尹子奇再不赶快破城的话，那么能够充当守城之用的人们，就全都得互相吃了，城自我消耗也是甚，如果吃到了最后只剩几个人，那么打起来应当是相当顺手，可惜尹子奇没有这般耐性，提前结束了这一幕吃人惨剧。既然守军开始吃人了，那为什么城的百姓不叛乱呢？有人说是受到了张巡忠心报国的感染，此说不尽赞同。事实上，城的百姓没有义务要为张巡守城，更没有让他们吃的义务，并且吃人的行为只怕多半会引起城百姓的反感，如果他们起来叛乱，我们也不能责怪这些无辜的百姓——换作是我们，只怕也不那么乐意让人吃掉。若说感动的话，也是对守军而言，因为基本上他们是不会被吃的，而且他们的家人未必在此城，不会被吃。但百姓就不同了。想想吧，守军吃的是他们的母亲与妻妾，还可能是女儿，然后又是老弱的父辈，只怕多半积下的是仇怨，而并非感动，至少仇怨的可能性要于感动。唐书说百姓知必死，莫有叛者。自知必死，这才比较贴近那些人们的心态——困在城，早晚也是被吃，出城当然更办不到，守军连人都开始吃了，还有什么不敢做？如果出城的话，当然离死就更近了，因为可以被当作叛徒吃掉。悲哀啊……

最终，城破了，张巡和许远都被抓到。尹子奇问张巡：听说你督战的时候，一声呼喊就会睚眦尽裂，血流满面，而且牙齿也都碎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尹子奇当然不是给张巡做会诊，只是好奇而已，事实上张巡这样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缘故。张巡回答说：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尹子奇被激怒了，拿起刀来就撬张巡的嘴，果然看到齿存者三四。尹子奇为叹服——别误会，服的不是这个，服的是张巡的忠烈。劝降未成，最终张巡被杀害了。而许远也一直没有投降，在偃师被杀了。 　　后人一般多称道张巡，而许远和张巡一样，同是守睢阳的英雄，只不过张巡更有军事才能，而许远自认为才能不及张巡，所以很知趣地主动去管后勤方面的事情。但人们实在不该把许远忘了——莫非这和许远是许敬宗的曾孙有关？

睢阳保卫战，保卫江淮不受战乱十个月，张巡等人功劳不，但他们最后在睢阳城的吃人行为，却又引来很多人的责难。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张巡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有些齿冷，但是对安史之乱的唐朝，张巡则是功不可没，更何况，如果没有张巡死守睢阳，江淮受难的人家又不知会有几千几万，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巡又救了不少人。但功是功，过是过，还是分开评析比较好，没必要因为过失而否定他的功绩，更不应因为功劳而轻易原谅他的过错。

说到这里，忽然又想到了佛经里尸毗王的那个故事，面对一只鸽和一只鹰，如果不让鹰吃鸽子，那么鹰会饿死，如果让鹰吃掉鸽子，那么鸽子又是无辜的。睢阳城的守军就好比是鹰，而那些被吃的人是鸽子，鸽子固然无辜，但不吃他（她）们的话，鹰也会饿死。在鹰与鸽，张巡选择的是鹰。

就在睢阳城破的前些时候，即九月庚子（二十五日），郭子仪率十五万唐军，逼近长安。二十七日，在香积寺北沣水之东，与叛军的十万人激战。此战唐军胜，一举收复了长安。

唐军继续东进，安庆绪只好从洛阳北逃到邺郡，于是唐军又收复了洛阳。

当初那么轻易就丢掉了的东西两京，如今收复回来倒都很容易，唐军好的手笔。一来是唐朝被重重打了一下之后回过神来，二来则不能不感谢安庆绪——相信要是安禄山在的话，可能会稍微难打一些。

但就在长安、洛阳的收复之后，唐朝内部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唐朝内部出了什么事呢？

唐朝收复长安、洛阳，看似简单，但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唐军的十五万人，除去朔方的兵，还有肃宗向回纥借来的人马。借兵的时候，肃宗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收复长安之后，回纥怀仁可汗的儿子叶护当即要求唐朝如约把这些好处交出来，唐军主帅李俶当然不答应，说现在刚收回来，还不好意思剥削，何况如果这么办的话洛阳就不好打了，等到洛阳也收复之后再履行合同也不晚。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唯唯诺诺，还主动请求为广平王去收复洛阳——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但我真想不出来叶护有什么理由要对广平王这么恭敬，要知道，有求于人的不是回纥，而是唐啊。

话说收复长安之后，百姓、军士、胡虏等看见广平王李俶，都流着泪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然后又夹道欢迎。肃宗听说这件事后，高兴地说：朕不及也!我仍然持怀疑态度，广平王又不是一个超级偶像级的人物，怎会受如此之待遇？——史官笑了笑，答曰：嘿嘿……事实上，广平王收复长安之后还干了一件比较蠢的事。当时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曾提议追击敌将安守忠、李归仁等人，广平王不答应，当夜仆固怀恩反复请求了四五次，都被挡了回来。结果第二天广平王再想派人去追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些敌将全都撤得无影无踪。

捷报传到了凤翔（至德二年二月，肃宗至凤翔），群臣上表祝贺。既然都城收复了，接下来的头等事就是要把太上皇接回来，要知道，在表面文章上，众皇室成员的新身份还都得等他老人家定夺呢。

肃宗派人去请玄宗回来，又派人把李泌接了过来，告诉李泌，等把太上皇接回来后，自己仍然回东宫当太子去。李泌一听惊失色，问道：贺表还能追回来吗？已经走的远了。太上皇不会回来了。啊？肃宗吃一惊，这可出乎他的意料。按他的逻辑，既然自己表现出来恭敬谦卑的态度，那么一定能把玄宗哄来，可为什么李泌会认为玄宗不会再来呢？肃宗忙追问原因。李泌回答的很简单：理势自然。你已经登基为皇帝了，现在又派人去请前任皇帝回来，然后自己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放在谁身上也不信啊，玄宗活了七十多年，谙于世故，难免会猜疑，还以为这里会有什么阴谋呢。于是李泌提议再派一个人去送另一道贺表，说是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这样玄宗就能来了。

当夜李泌就想辞职，认为自己报德足矣，应当复为闲人。肃宗当然不答应，李泌又提出来五不可：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肃宗又想含混过去，而李泌则仍然坚持己见，肃宗被弄得有点恼了，你就这么不相信我？是不是把我看成是勾践了？李泌自是得解释一番，然后说：皇上现在对我这样，我有些事情都不敢说，等天下安定了，我又能再说什么事呢？肃宗沉思了一下，问是不是因为没听他北伐的建议，李泌却提起建宁王之事。

上曰：建宁，朕之爱子，性英果，艰难时有功，朕岂不知之!但因此为人所教，欲害其兄，图继嗣，朕以社稷计，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细知其故邪？对曰：若有此心，广平当怨之。广平每与臣言其冤，辄流涕呜咽。臣今必辞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尝夜扪广平，意欲加害。（这就是肃宗所谓证据）对曰：此皆出谗人之口，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肯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建宁若有此心，当深憾于臣；而以臣为忠，益相亲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

这里我很怀疑肃宗眼泪的真实性，他对李泌的话只怕也未全信，即使相信，但这个反应也实在太平淡了吧。当然对于肃宗的这种反应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的确是因为他太悲痛了，所以不愿意再提起伤心事。如果家看过《康熙王朝》的话，里面的康熙帝之所以不想再提起容妃，就是因为她是他心的一颗刺。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后来肃宗将自己的儿子们都晋升为王的时候，在上元年间又追赠兴王佋为恭懿太子，却没有追封建宁王，反倒是代宗，日后还经常想念自己的弟弟，追封他为齐王，后来又追为承天皇帝。

李泌由此提到了当初李贤的《黄台瓜辞》，这首诗也许当时是被禁的，因为肃宗似乎不知道——问题是李泌都听说了，肃宗会不知道？或者此诗是对皇家成员封禁了吧。总之，李泌旧事重提，目的在于保全广平王。 　　之后，玄宗的答复送到了长安，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我只要蜀地自养，不会再回去和你争。这果然印证了李泌的判断。又过了几天，玄宗的第二个使者到了，说玄宗接到第二次奏表时非常高兴，当下便商量着回长安的日期。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年已古稀的玄宗不远万里终于到了咸阳。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父慈子孝的温馨场景。两位都是爷爷级的人物（肃宗年近五十，也是半爷爷了）在一起抱头哭泣，上皇（玄宗）降楼，抚上（肃宗）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的确很感人啊。其他的细节就不仔细描述了，只要知道父子二人见面十分客气就可以了。然而父子之间，应该是这样的客气么？玄宗不肯居正殿，而肃宗则是连黄袍都不敢穿。玄宗说了几句话，都比较有意思。譬如，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这句颇似自我解嘲，而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则有些乞怜的意思了。这说明玄宗的确非常识体，不再和自己的儿子争什么，另外，也很知自保之道。可惜的是，日后的形势却是玄宗始料未及的，即使他这般让步，仍避免不了那样惨淡的结局。不过眼前，肃宗毕竟表面上还是十分尊重太上皇的。

既然太上皇回到了长安，那么肃宗等于正位了，因此开始加封新一届皇室成员，肃宗的儿子们普遍由郡王升到了王，张良娣则升为淑妃，后来又立为皇后。

由于洛阳此时也破了，所以原先安禄山强行带走的那些官员们，又都被抓了回来。去时凄惨，回来也凄惨。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俶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回来之后还要等着审察，而且还会有相应的惩罚。最终朝廷决定以六等定罪，后三等流贬，前两等都是死罪，还有一等是重杖一百。可以说，哪个都不轻。代表性的是达奚珣被处斩了，陈希烈赐自尽，被重杖的不清楚，而流放贬谪的则有很多很多。而前面提到的王维，由于有那首诗作证他还是忠于唐的，另外，他的弟弟王缙——日后代宗朝的宰相，此时也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官来赎哥哥的罪，因此，王维没怎么受罚，后来还升到了尚书右丞，算是一个特例。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张均或张垍。关于这两人，《通鉴》和《唐书》的记法有矛盾之处，通鉴说肃宗向玄宗求情，请求饶过他们二人，玄宗看在肃宗的面子上饶了张垍，但张均却不肯放过；而《唐书》则说张垍死贼，张均免死；又有一说是两人谁都没死。反正因为张说的关系，肃宗也算为他们尽了心。但朝廷定的这种严厉的惩罚，吓跑了不少打算投降的旧官员，令肃宗十分后悔。

另一方面，洛阳收复了，回纥人又开始索要东西，广平王只好赠送万匹罗锦才算暂时安定了下来。后来回纥军回到长安后，肃宗封叶护高官，又赏回纥绢二万匹。

至德二年，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算是比较重要的一年，收复长安、洛阳的意义非同可，至少唐肃宗可以坐在长安的宫殿来处理国家事，比灵武的那个城楼可是威风了不少。

乾元元年四月，肃宗正式立李俶为太子，十月又把太子的名字改成李豫。唐朝期开始，有几次规模的皇子改名运动，比如玄宗就喜欢没事给儿子们重起一下名字，然后过些时候又改一遍。太子们的名字改动更是频繁，前面说过肃宗就改了三次才最终定下来叫李亨。好在他们没有把改名的兴趣放在改年号上，否则都像唐高宗和武则天那样换年号成瘾，则唐朝将近三百年，要是有三百个年号……不可想像，感觉蛮恐怖的（不过话说回来，肃宗在位时差不多两年一换，频率也是很高的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在唐朝高祖太宗各自只用一个年号是多么的可贵。

九月，肃宗调动了九个节度使的力量进攻安庆绪，兵力达到数十万。可以想见，肃宗是下了多么的决心。但决心与疑心并重，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不设元帅，只让一个宦官做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理由绝不是史书上说的认为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都是元勋，谁也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肃宗不放心将权力交给这些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人。

九节度使围邺，一直围到第二年的二月，郭子仪等人决定决安阳河（通鉴写为漳河，《唐书》写为安阳河，查看地图的话，还是稍有区别的，取《唐书》的说法）水灌城。困守了几个月的邺城情况当时变得更加糟糕，和张巡遇到的问题一样，邺城也是缺粮，老鼠的价钱已经涨到了一只要数千钱，一斗粮食更是卖出了七万的天价，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这时城有人想要投降，却因为水太深，没有办法出去。

按说这个时候要是破城的话，是绝好良机啊，何况又是九节度——可问题就恰恰出在九节度上。由于没有主帅，唐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错失了良机，又因为邺久攻不下，唐军上下也有点军心涣散。就在这时，史思明从魏州赶到了邺，安庆绪为了能够尽早解围，甚至派人将他的皇帝玉玺交给史思明，不过这当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

史思明果然厉害，他断了唐军的粮道，使唐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三月，叛军援兵直抵城下，与唐军决战。史思明本人看来也是相当骁勇了，他亲自带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六十万人在安阳河北对峙，但唐军并没有把这支军队当回事，以为是敌军的一支游击分队。由此可见唐军是有些意了。看到敌军松懈，史思明领着这五万人突然冲了过来，唐军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率人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本人还了一箭。史思明以一敌四（不是单挑的那种将之间的决斗，就是伙一起上的群殴），并且没有处于劣势，不免让人感慨唐军的无能。而郭子仪从后面袭击史思明，本来可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结果还没来得及布阵，天上就刮起了一阵风，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不过这次也不只是唐军受损，叛军也被吓着了，双方各自败退，辎重都扔了一道，唐军一方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在向南撤退的路上郭子仪命人将安阳桥拆断，目的是为了保住洛阳。但洛阳城里仍然受了惊吓，百姓们惊惶地向山里逃去，而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人也纷纷逃走。这两个官员的逃跑，终于使肃宗找到了发泄此战失利的火气的对象——诸节度上书请罪，肃宗当然不敢降罪于这些手里握有兵权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荣幸地成为了出气筒，都被贬官了。但终究要有人为此负责，这时那位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起了作用，他看郭子仪不顺眼，就把责任推给了郭子仪，于是郭子仪被召回长安，李光弼代替他成为了副元帅。 　　而安庆绪这边也不太平，围是解了，可是安庆绪也不打算再提起旧事，干脆连城都没请史思明进，他本人当然更没有打算出城去看望一下。但安庆绪哪里有史思明的老辣？不几天就被史思明杀掉了。抓安庆绪的时候，史思明责以义，说他丢失了东西两京都没关系，但他最不该做的就是杀他的父亲，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史思明这样责骂着，却不想两年后他也重复了安禄山的命运。几乎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向他的父亲下手了。史朝义杀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又派人到范阳杀了弟弟史朝清，随后范阳城自相残杀，最后因此而死的达数千人。

由于有太多的自相残杀，而且首领更换太勤，八年时间就出了四个皇帝，有三个还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得来的，其两个可以算是无能之辈，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对安史之乱的结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城堡总是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不过安史之乱的最终结束，是在代宗时期。

有时想想，如果自始至终都是安禄山在指挥叛军的话，战乱会不会持续得更久些呢？当然，我并不盼着安史之乱持续更久，因为这八年的时间，足以让唐朝的实力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足以让盛世的繁华尽化为子虚乌有，足以让生灵涂炭、社稷倒悬。看看杜甫的诗吧，你会觉得从心头油然而起的一股悲哀。在他的笔下，有石壕村那位被强行带走的老妇，有无家可归、无人再相送的老兵，还有与丈夫暮婚晨告别的新娘，但苦难的百姓又何止这些？据官方统计，天宝十四载时，唐的全国人口户数基本保持着盛世时的总数，有891。4709万（《通典·食货七》），而到了肃宗乾元三年，这个数目一下子降到了293。3174万，减少的人口当然不是战死就是饿死，或者还有被人吃的？总之，由于战乱人口锐减是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剩下来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但他们真的幸运吗？其实也不过是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罢了。

忆昔开元全盛日，邑犹藏万家室，开元时期的这个景象，自此时起，再也没有在唐朝出现了。

在燕朝连续发生内讧之时，唐朝内部也同时混乱着。

唐玄宗从蜀回到长安，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让自己平安地度过晚年。本来前两年还好，肃宗基本满足了玄宗的要求。他让很多人陪在太上皇身边，天天娱乐，玄宗倒也悠哉优哉，而且父子二人经常相互去探望，有时还能在路上相遇。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提起一个人了，即肃宗朝有名的宦官李辅国。

李辅国在玄宗朝地位很卑微，以至于到了他的主子肃宗当皇帝时，即使他突然间显赫了起来，但仍然很多人都瞧不起他，其包括高力士等人。若说高力士瞧不起李辅国，倒也有情可原，毕竟他曾有四十年是李辅国的上级，而此时概也要叹一声后来者居上了，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被人轻视，李辅国当然很不高兴，就打算立奇功以自固。但李辅国当然不会上战场去厮杀立功了，他想到的立功办法是向肃宗进谗言，说太上皇每天见外人太多了，而且高力士、陈玄礼等人也有所图谋，这样会对肃宗不利，请求肃宗把太上皇从兴庆宫迁到明宫（玄宗回长安后住在兴庆宫，而肃宗则住在明宫，原文李辅国说的是禁，当指皇帝所在的皇宫，即明宫）。肃宗当时就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李辅国当然又得劝一番，但肃宗仍然没有答应。这当然是表面现象，而内心肃宗定对太上皇起了防范之心，因为从此他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这之后不久，李辅国假借皇帝的名义，把兴庆宫原有的三百匹马调走了二百九十匹，就留下十来匹马。这件事在史书上的记法是矫诏。不错，当时李辅国确实是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随便矫个诏似乎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也没什么不了的，因为没有人告诉肃宗，即使有，肃宗的反应也不过是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但太上皇的事情绝不是一般政事那样简单，李辅国也绝不敢轻易行事，他此前对肃宗说的那番话其实有些投石问路的意思，起码是和肃宗打了个招呼。肃宗纵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批评李辅国。于是李辅国又在行动上投石问路，这一次调的是马，下一次调的就是人了。

当发现调马行动没有什么严重结果之后，李辅国的胆子越发了起来，在这年七月，又趁肃宗生病的时机，硬是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西内）。这一次的事情比较，也比较严重，从可以明显看出李辅国是有意要害死玄宗。本来李辅国是矫诏说要玄宗游赏太极宫，当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他率领着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内。'即使是我们，都能闻出露出的刀剑上带有一股血腥味，何况自李亨马嵬告别以来一直心翼翼的玄宗呢？玄宗当时吓得差点掉下马来——也许和年纪了有关。如果单是玄宗自己的话，不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就被杀了，可是值得玄宗庆幸的是，高力士发挥了作用。只听高力士厉声喝道：李辅国安得无礼？快下马来!虽然李辅国很不情愿地下马了，但情势并未好转。高力士很聪明地对众将士说：太上皇问将士各好在否，可各纳刀呼万岁。玄宗终究是唐五十年太平天子，其余威还是镇住了这群将士。事后玄宗拉着高力士的手说：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死了。可是迁居还是得照办，玄宗很聪明很听话也很无奈地没有反抗。想想也是，命都差点没了，迁居又算得了什么？说得乐观一点，就是搬个家而已，而且对外还得声称今日之徙，亦吾志也。肃宗对此当时多半并不知晓，但对李辅国几次行动不加干预，说明他实际上是默认了的，至少可说是纵容。如上所说，将玄宗迁到太极宫管起来，对肃宗来讲安全了很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就算当时知道，又何必阻挠？只怕这也是他的本心。

在唐开国十二年后的一天，同样是一位太上皇，却是从太极宫迁出，而且对外也是宣称此吾志也。不用说，这位是高祖李渊。李渊从太极宫迁到安宫（明宫建造是在几年之后，虽然说是给高祖养老之用，但高祖却在宫殿建成之前就死了），虽然没有记载有人来逼宫，但相信也并非全出于自愿。当时太宗把高祖朝最重要的朝臣裴寂罢免了，然后又为李渊杀掉的刘文静平反（后一任皇帝一般不会推翻前任皇帝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许正是这几件事使高祖感觉有些不妙，于是主动提出迁居。也许这并非太宗本意，但无疑这种温柔的手段实施起来效果更好。如果肃宗哪怕是示个意，相信以玄宗比之高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心，是绝对可以主动提出来迁居的。那么说句开玩笑的话，肃宗根本没法和太宗相比，就连逼宫的手段都这么拙劣。 　　迁居之后，李辅国带着那些将士去找肃宗请罪，肃宗仍然没有怪罪，一方面如前面所讲是他没有反对的理由，另外，他也怕这些将士，所以非但没怪罪，还慰劳了几句话，真真是岂有此理。

玄宗身边的人就是此时开始被规模清洗，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高力士。对于高力士的流放，玄宗很难过。他们两人虽然是皇帝与臣仆的关系，但玄宗一直呼高力士为将军，可见不是当成一般仆奴来看待的，而是拿他当成心腹，当成朋友，几十年下来，积累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可是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的玄宗，此时又能如何呢？除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远离自己而去，他这回连此吾志也的心情也没了。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我敢说，玄宗是最可怜的太上皇了。

不过群臣的眼睛是雪亮的——由于当时百姓就算知道这些情况也于事无补，起作用的毕竟还是那些朝臣，颜真卿率领着很多人到太极宫参拜太上皇，随后自己也被李辅国找个借口贬谪了；而山人李唐（肃宗见过的山人还真不少，对这些山人这般平易，似乎还得夸赞肃宗两句），则借肃宗抱着幼女的机会说太上皇想念陛下和陛下想念幼女的道理是一致的。这些都没起什么作用，肃宗有时想去看看太上皇，却又怕着张皇后。此外，肃宗也确实在病着，这点上，还是原谅他吧。

但渐渐的，肃宗对李辅国似乎也心生厌倦了，甚至想杀了他，但却畏惧李辅国手握有兵权。

真是可悲啊，这边怕着张皇后，那边怕着李辅国，肃宗这个皇帝做得真有些郁闷。肃宗此时多半想不到，在他临死之际，就是这两个人令他死也不得安生。

公元七六一年（上元二年）九月，肃宗去掉了前两年太上皇和群臣加给自己的尊号，仍称为皇帝。去掉了年号，只称元年，以建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这一系列怪异举动，不知肃宗是出于什么目的。去掉尊号还好说，可是为什么要去掉年号呢？难道他也要学嬴政那样元年二年三年、始皇二世三世的这么纪年吗？好在转年肃宗便病故了，一切又恢复到了原来的习惯。

唐朝的皇帝有的寿终正寝，有的被人杀害，有的是服丹药死的，而肃宗的死却别具一格，居然是在乱哄哄的场面下去世的，死的时候都无法安心，和被杀的皇帝相比，是另一种可怜。

张皇后，即原先的张良娣，和李辅国一起害死了建宁王，又一起算计把太上皇迁到了西内，可以说他们本来是一伙人，但两人后来也反目了。其原因不得而知，可是这些人闹矛盾还能是为了什么呢，相信生隙的原因超不过权力的范围。从张后自己向太子的陈述也可以看出端倪：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这句话是把责任都推给了李辅国，事实上张后也是参与了此事的，《通鉴》与《新唐书》均有记载），其罪甚，所忌者吾与太子。

如果肃宗一直都活蹦乱跳地活着的话，张皇后是当朝皇后，有皇帝的保护，没有人敢轻碰，可是肃宗在公元七六二年已经病危，她不得不考虑今后自己的出路。此时张后和李辅国拉拢的重点转移到了太子李豫身上，尽管他们以前可能彼此都以乌鸡目相瞪（张后及李辅国都曾在肃宗面前说过当时还是广平王的李豫的坏话，但有李泌打的预防针，再加上肃宗本身对李豫还算是很不错的，所以没有再发生惨剧），而在这个关头，毕竟谁得到了太子的支持，谁行事就能够名正言顺，所以两人纷纷拉拢起太子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先是张后找太子单独谈话，希望李豫能和她一起诛杀李辅国和他的党羽程元振。李豫则比较谨慎，没有同意这么做。拉拢不成，张后便想到要找人取而代之。张后自己有两个儿子，但兴王佋死得早，定王侗又年幼，显然张后必须得找另一个已成人的皇子作为自己的帮手。她找到了太子的二弟越王李系。李系很痛快地答应了张后的要求，派人在长生殿后埋伏了二百勇士，并于四月十六日召太子进宫。

张后对太子拉拢不成反而谋害，既有些无奈，也很愚蠢，另外，这样无疑是促成了李辅国和太子的联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方面她不能坐以待毙，一旦对手占得先机，她的地位势必不保，何况太子并非她的孩子，所以如果肃宗去世的话，张后在朝等于没有了根基，这些都促使她要先于李辅国下手；另一方面，张后固然地位是国母，可是手没有实际的权力，尤其是兵权，禁军是掌握在李辅国手，连肃宗都忌他三分，所以张后要想和李辅国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虽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成功的击碎石头的卵，可是也要看到，他们都必须同时有着成功所需要的必然和偶然条件，而且要采取非常之手段，否则其下场都将是十分悲惨的。越王系轻易地做出决定，透露出来他政治上的不成熟。按说越王是肃宗的第二子，在玄宗带领着儿孙逃出长安的时候，应该是跟着一起逃出来的，但史书却没有明确记载，给人的印象肃宗身边好像就只有广平和建宁跟着一样。之所以这样也许是因为越王当时没有什么作为，连个随声附和的功劳都没有，更无法和建宁的屡献计策相比。后来副元帅李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事实上就是天下兵马元帅，由于此时原先的主帅广平王升为太子，所以这个位置空了下来，不禁为建宁王感叹，如果他能等到这个时候……），肃宗此时派去的便是时为赵王的李系（后来改封为越王），但赵王却是连长安的门都没出的，纯粹是挂个名罢了。据此推出这位皇子才能上是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的，张后找到他，也纯粹是因为他年长的缘故。李豫不同意与张后联合，虽然不排除是为肃宗着想，但绝对有一部分原因是顾虑李辅国之势。对照以前写到的他在太上皇未到之际辞为太子的事，更加印证了李豫无疑比他的弟弟们都要更适合政治。轻易做出这样重的决定，可见越王是比较武断的——自然，如果他们事成的话，这个词就要换成果断了，但他们一方成功的可能性于李辅国。

张后及越王之谋被程元振知晓，于是李辅国一方伏兵在陵霄门，等太子一到的时候，就劝太子不要进宫。李豫也反抗了一下，但随后被程元振派兵送到了飞龙厩保护了起来——其实这是带有强迫性的，和监禁也没什么太区别，只是其目的确实是为了李豫的安全，否则双方一旦交兵的话，太子难保不出事。 　　准备工作做完了，当夜李辅国便把越王及其党羽收捕入狱，并以太子的名义要将张皇后迁到别殿——这时争取到太子的优势便显露出来了。张皇后此时是在长生殿里陪着奄奄一息的肃宗，也是寄希望于借皇帝之威保护自己。但李辅国根本不吃这套，当时肃宗病重，也无力再管辖李辅国。面对着咄咄逼人的使者，宦官宫女都惊骇得逃散了，肃宗真成了孤家寡人，张后和她左右数十人就这样被强行带到了别殿。叹息啊，可怜的张皇后，更可怜的肃宗……

本来没事的话，肃宗还不见得能挺多长时间，遇到这件事，估计肃宗又气又恨又悲，于十八日悲凉地离开了人间。他死后，张后及越王系便被李辅国毫无顾及地杀掉了。

肃宗真的很可怜。战战兢兢地当了十几年的太子，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好容易抓住机会提前做了皇帝，可是面对的又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没当几年皇帝，自己就病得不轻；不想临死又眼看自己的妻子遭人迫害，自己却又无力救援，一向仁孝的太子李豫又一直不见踪影，气怒愤恨之下一命归天。让我们向肃宗表示哀悼吧……

如果比较一下的话，他当太子的艰苦概只有被流放十四年的宗可以超过。而当皇帝后面对的形势，除了唐末的几位皇帝，其他人和肃宗相比都不能叫苦，要知道肃宗即位是连个像样的宫殿都没有的。虽然没有顺宗当年即位就因风瘫痪退位做太上皇可怜（退位是在当年，得病是前一年），也比不上其他几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来得窝囊和凄惨，但综合来讲，如果把唐朝皇帝按悲惨指数排一下的话，肃宗准是名列前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在同情肃宗的同时，也不免嗟叹他对玄宗的态度。

玄宗是在四月初五去世的，比肃宗之死稍早。这个可疑的时间，再加上后人推测出来的一系列疑点，使得玄宗之死蒙上了一层扑朔的迷雾。后人怀疑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两人死亡时间接近带来的问题。就如同清朝光绪皇帝的死一样，由于他的死离慈禧之死很近，所以人们也都猜测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年轻的光绪。同样，人们也怀疑，玄宗是否为肃宗害死。由于自己病重而担心玄宗会危及自身的地位，肃宗的确有理由这么干，所以单看动机的话，后人的怀疑可以成立。既然如此，有没有支持这个假设成立的根据呢？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从两唐书到通鉴都是如此，再多一句都没有了。离此最近的关于太上皇的消息，也就是高力士等人被贬之后，玄宗浸不自怿。还有一次肃宗来看望，此外，太极宫十分安静，连个骚扰的人都没有。既然史书可以记载李辅国强行把太上皇迁到西内，如果李辅国再来虐待一下太上皇的话，也并非不可以记，因为李辅国后来被定的性质并不好，如果再多几件虐待太上皇的罪过，更可以以此为理由给他抹黑。可是没有。再考虑到玄宗这一年已经七十八岁了，而且自上元二年起又病着，并不是一直都很健康，所以元年四月玄宗并非暴卒，的确是病故，顶多再加上一条，即晚年心情郁闷，影响身体健康。如果再以此来推测的话，甚至连唐高祖的死也都可以怀疑一下，因为当时太宗病得也十分严重，相信当时太宗要是不幸死了的话，那么现在就会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高祖之死有问题了。另外，不是还有人怀疑太宗是武则天谋害而死的吗？其实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对史书存在太多的怀疑了，而事实上历史也许真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简单，只不过我们在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指导思想下，已经习惯了把古人想像得更加复杂。

此后，高力士回到了长安，听到玄宗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难过，号恸，呕血而卒。盖棺论定的话，高力士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坏。不错，在玄宗时期，他的确参与政治，而且势力相当，算是为后来唐朝的宦官之祸开了个头。可如果不是玄宗给了他这样的权势与地位，还会有后面的事吗？那么高力士本人倚着这些势力，有没有做什么的坏事了呢？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过，也就是说，高力士不会替自己亲昵的人向玄宗求情，固然他是为了自保，但这样已经很难得了，而后面又直接道出力士生平无过。据史料记载，在玄宗晚年怠于政事的时候，高力士还有几次劝谏。

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帝不悦……天宝，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对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其指盖谓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将图之。十三年秋，雨，帝顾左右无人，即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帝不答。

高力士没有一味奉承，这几次说实话还惹得玄宗很不高兴。可惜的是，范祖禹在《唐鉴》却说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谋远虑，心知其事而不忍嚓默，此非其忠义过人，盖朝廷无贤，百官失职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之事，感觉范老先生对高力士多少还是有点偏见的，为什么宦官进谏就不能说是忠义了呢？当时没有人敢再对玄宗说这些实话，因此高力士的劝谏显得弥足珍贵。还有肃宗太子之位的确定，高力士功不可没。这么说也许会有抬高高力士的嫌疑，但和唐朝日后的宦官们相比，就拿李辅国来讲，高力士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肃宗朝的张皇后和李辅国的地位，分别对应着玄宗朝的杨贵妃和高力士。但是杨贵妃没有参政的愿望，高力士对玄宗之忠诚也远远胜过李辅国之于肃宗，因此张李二人为祸比杨高二人为祸要深得多。天宝政事的懈怠玄宗要负主要责任，而肃宗最后两三年却是他有些控制不住局面了，唐朝宦官之祸此时真正露出端倪。

肃宗死的当日，李辅国奉太子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把宫里的情况致说了一下，两天后，李豫即位，便是唐代宗。其实代宗就是世宗，只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所以取个近义词的代代替了世。 　　

代宗即位了，但是他面对的形势也并不美妙——虽然相对于肃宗，算是好了很多。

那么代宗朝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如果说肃宗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平叛，那么代宗的后半辈子则主要用来铲除朝的四个绊脚石。但当务之急还有一个，就是平定一直纠缠着的安史之乱。

第一次洛阳之败，副元帅由郭子仪换成了李光弼。史思明第二次攻取洛阳之后，到了上元二年，有人和鱼朝恩说，洛阳敌军基本上都是燕人，他们在洛阳戍守的时间也很久了，现在必定想念家乡，如果趁此时机赶快攻打的话，一定会取胜。没有军事头脑的鱼朝恩听后非常高兴，所以又屡次向当时仍健在的肃宗提议攻打洛阳，于是肃宗下令要李光弼照办。李光弼回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此时仆固怀恩的话起了决定作用，他支持鱼朝恩，也说洛阳可取。之所以仆固怀恩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排除嫉妒李光弼功劳这条因素，他对李光弼执法严格也有些不满。仆固怀恩手下的将士多是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概都被李光弼管教得有些不高兴。而在郭子仪时期，由于郭子仪管得比较松，对此能够包容，因而摩擦较少。正是有了仆固怀恩的这句话，肃宗便接连派使者催促李光弼攻打洛阳。

这个情形颇似当年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当时不得已哭一场后带人出战，李光弼接到要他出兵的命令后也是硬着头皮上战场了。不是有句话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有时不受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提起宋高宗强命岳飞在连胜之后撤军时，无不感慨，岳飞悲愤而下的泪水也弄得我们跟着一起心酸。强命撤军令人悲痛，而强命出战有时也让人难过。之所以不愿出战，自然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出战，战场上刀枪无眼，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也许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还有众多士兵，更是为了君主不了解情况胡乱下达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光弼强行出战，命人依险布阵，结果仆固怀恩非要在平原列阵。也许这次仆固怀恩并非有意不听号令，他有他的理由，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的确在险地上骑兵的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但李光弼所虑并不在此，而是万一败军的时候撤退的问题，他说，依险布阵可以进也可以退，而在平原列阵万一打不赢就全完了，史思明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当初在邺城史思明五万人和官兵斗得不分胜负，而对抗史思明的将军当，就包括李光弼。那是不是李光弼被打怕了有些输胆呢？应该不至于此，因为此前李光弼按照他对形势的判断，几次击败了史思明，否则这个副元帅怎么可能当到现在？论能力李光弼绝对不差。但依然要批评李光弼一下，还没打就先想着撤退，别的不说，首先就不是一个好的先兆。结果史思明的军队趁官兵还未完全布好阵的时机，一下子冲了过来，把官兵杀得败。而《唐书》上的记载有些差异，当时叛军用计，委物伪遁，使得官兵一下子乱了阵脚，一拥而上全去捡东西了，然后史军伏兵突然出击，官兵自然会败。无疑这样的描述更详细生动，而且也更准确，所以这件事应当还是取《唐书》的记载为佳。

无论如何此战是败了，李光弼也只好引咎辞职。接替他的果然就是仆固怀恩。总之唐军副元帅就是换来换去的，如果再多打几年，指不定又要换谁呢。卸任之后的郭子仪后来去了趟绛州，原因是绛州朔方军兵变，杀死了主帅李国贞，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前去镇守。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但他的情况相对来说是很不错了，以后还有若干露脸的机会，其地位也是非常之高。李光弼此后虽然也一直高官厚禄，却也一直心翼翼，至于仆固怀恩，后来干脆就谋反了。

代宗即位后，仍然按皇子当元帅的惯例，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此时为仆固怀恩。雍王李适，即日后的德宗。由于叛军内讧，史朝义搞得燕一团糟，因之当唐军再次东进时，很快便攻下了洛阳。

这一次唐军也是借助了回纥兵，其实回纥本来是要帮助史朝义的，代宗派了几个人费了好的力气才让回纥倒戈。这里仆固怀恩帮了忙，他的女儿是回纥登里可敦，说话当然有面子，但唐朝还是许下了准许回纥自陕州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的诺言，也就是说从陕州那里都准许回纥掠夺。代宗当然不愿意这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回纥帮助史朝义的话，那就更糟糕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代宗只得选择让回纥来帮忙。而当雍王李适到回纥兵营的时候，年少的李适显然还很不谙于世事，不肯向回纥可汗拜舞，惹得可汗好生不高兴。事实上回纥的确太蛮横了，可是谁让唐朝此时有求于人呢？雍王左右自是向着自己的上司说话了，结果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谁有实力谁说了算，雍王一行人完全处于下风。回纥把李适带来的几个人全都打了一百皮鞭，有两人当天就死了，李适还好点，被人当作年少无知而没有挨这顿鞭子。

果然，攻下东都洛阳之后，回纥兵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火连烧很久都不熄灭。另外，鱼朝恩所率的神策军把东京、郑州、汴州、汝州等地视为贼境，于是任意掳掠。说实话，唐军官兵的行为，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三光政策，元曲里有一句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官兵和贼兵对百姓来说几乎没什么区别。在官兵的照料之下，这些地方十分凄惨，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又是一句元曲的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又被追赶而来的唐军打败。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和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纷纷以自己统领的地盘投降了唐朝。

第二年，即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正月，史朝义屡战屡败。他的弑父行为再加上搞内乱当然不得人心，虽然他虚怀礼下，但并没有什么才能，又是常败将军，更难聚敛人气。这一回他失败后，来到莫州，又上了田承嗣的当。在田承嗣鼓动下，史朝义亲自带领五千精兵出城去幽州搬兵。临别之时史朝义再三嘱托田承嗣，田承嗣则顿首流涕，十分忠诚的样子。而史朝义一走，田承嗣便投降了唐军，还把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全都交给了唐军。史朝义又到范阳，但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又辗转去了几个地方，都不容纳他，他所率部众看到势已去，也纷纷离去。此时史朝义十分悲苦，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也许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史思明，就在辗转的过程，曾至梁乡拜了一下史思明的墓，可惜史思明在天之灵也没有保佑他。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打算北去奚或契丹，又遭李怀仙穷追不舍。史朝义终于走投无路，自缢于林。 　　

这样，随着安史之乱最后一位首领的死，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落下了帷幕。

当我们卸下黑色的幽默，再次回顾一下的时候，突然心情沉重了下来，感到的只有心痛。——安史之乱让人心痛，它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安史之乱使人口锐减，从皇家到平民，从文士到武将，死亡名单上名字写得满满的。没有谁从真正受益，即使是发动者安禄山，也早早丧命于此，其后几人也都不得善终，家破人亡。玄宗、肃宗在战乱之下退位的退位，病死的病死，皇子皇孙们死掉的也不少。还有众多将士，高仙芝、封常清、张巡等等等等……还有，那些悲惨的百姓们……

让我们默哀，默哀，再默哀……

代宗的正式业开始了。几乎和平定安史之乱同时，代宗也着手准备剔除绊脚石。

第一个是李辅国。

前面说过，唐朝后来逐渐形成了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其实本来太宗定下的制度是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们做的事情也无非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就是看看门、打扫一下卫生、端个饭菜什么的。武后时期宦官多了起来，到宗时，宦官人数猛增，官品也有所提升，七品以上者达千人。不过宗毕竟无能，不敢打破祖宗定下的规矩，哪里像玄宗，刀阔斧地就把宫嫔人数加到了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如高力士，其实和力士一起的本来还有个金刚，后来金刚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只剩力士了。——这是题外话。

高力士虽然得宠，但还不至于想染指宰相，而李辅国就明目张胆地要肃宗封他为宰相，肃宗对这件事挺发愁，不好直接说自己不愿意，只推托说群臣不愿意。李辅国倒也实在，还真在朝廷上找了裴冕推荐自己。肃宗心里这个气啊，跟萧华说，如果裴冕真要这么做了，他还真没法拒绝。肃宗要萧华出去和裴冕说一声，不要这么做，裴冕回答说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这样总算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代宗本来一直很讨厌李辅国的专权，但他能当皇帝，李辅国也算是出了力的，但是李辅国恃功自傲，变得更加专横跋扈，居然这样和代宗说：家但居禁，外事听老奴处分。此话一出，估计所有人当时都瞠目结舌，实在是一句妙语。但李辅国手握有禁军，代宗即使不高兴，也无计可施，外表仍然很尊敬他，称他为尚父。代宗当然并不喜欢这位尚父，时刻都想除去他。

机会来了。

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原来和李辅国为一党的程元振，现在与他反目了。可见利益、权力真是让人疯狂的东西，因为它张后和李辅国反目，因为它安庆绪、史朝义会杀了自己的父亲。这都是权力惹的祸。有了同样手握有兵权的程元振的支持，代宗敢于削夺李辅国的权力了，也就是说，当程元振请求代宗制裁李辅国的时候，无疑是给代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在当年的六月，代宗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官职罢免，其他的仍然如故，又将他迁到宫外的府第，同时以程元振代替他成为元帅行军司马。可以看到，这两个职位都是与兵权相关的，这是重点，另外，这两个官位显然没有书令高，如果一上来就撤李辅国最高的官职的话，自然是不行，所以就拿这两个官职开刀了。

李辅国此时有些害怕了，知道皇帝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于是上表逊位。这本来是为了试探代宗的态度，没想到代宗也和他实在起来，当真把他的书令给撤了。唐代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书令掌管书省事务，地位十分重要，是宰相之一。撤了书令的职后，代宗又封李辅国为博陆王。事实上王爵除了地位尊贵之外，没有实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用处，这就把李辅国架空了。李辅国十分愤恨而委屈，和代宗诉苦：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这自然也不是实话，可是真替李辅国担心，如果代宗再实在一回的话，真的让李辅国去殉葬，他又如何收场呢？当然代宗不会这么做，就算这么做也没用，闹不好李辅国来个鱼死网破，于代宗也没有好处。

但这不代表代宗不想除去李辅国，同时他也不想明着杀李辅国。代宗所选择的手段比较奇特，直让人瞠目结舌——堂堂唐皇帝，居然会派刺客去杀人……

想是唐代武侠已经很发达了，否则也不会产生《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风尘三侠的虬髯客，就是一个侠气十足的人。另外，唐初齐王李元吉有一次想要谋害李世民，就想到了要派刺客去暗杀，虽然这次被制止了，但他后来还是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其实暗杀手段自古有之。看看《史记》的刺客列传，最早的侠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前七百年的春秋（即此篇第一个提到的曹沫）。另外，唐代还发生两起著名盗窃案，其作案人员都堪称高手，尤其是偷了唐文宗玉枕的那个人，轻功实在了得。在这种背景下，代宗派刺客去暗杀，也实在没什么奇怪，只是皇帝派刺客出去杀人的却是少见，这本身就算是新闻了。仔细想想的话，概就有春秋时晋灵公派人去杀赵盾，但晋灵公又不是皇帝。若说雍正的血滴子呢，可是那个传说的嫌疑太了……再插句题外话，这几件事其实有文章可做，单以代宗派刺客这件事举例，假如以它为背景写部武侠说，把李辅国写成罪恶的反面一号，把代宗写成可怜的羔羊，然后正在代宗水深火热之际，一位侠闪亮登场，解倒悬之危难，然后拂袖而归，笑傲江湖。当然，如果再编出几个红颜知己也实属正常，比如李辅国娶的夫人元擢之女，就完全可以拿来胡编一下，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民国时期许啸天就曾把元氏写成了代宗后来的独孤皇后。然后把说改编成剧本，再拍成肥皂剧，然后家一起悠哉优哉……不禁冷笑，实在是很恶俗。

还转回来说我们的代宗。那个人既然是皇帝找的刺客嘛，当然是错不了的，当夜就功告成，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李辅国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了。这个手段实在很高，省去了不少麻烦，起码代宗连给李辅国罗织罪名的功夫都省了。虽然代宗表面上也让人查案，可是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李辅国死后，代宗很是高兴了一阵，让人用木头给李辅国刻了个假头，又赠官太傅，不过谥号给的就比较差了，谥为丑。谥法怙乱肆行曰丑，倒的确很贴近李辅国的所作所为。而代宗一面以礼安葬李辅国，一面又给了这样一个谥号，看来他是不想误导舆论，使家误以为李辅国真的有那么好。代宗这样做，所表达的心声是：看吧，李辅国就是一个怙乱肆行的人，现在死的不明不白，可谓天之报应，但我仍然以礼把他安葬，并且还赠官太傅——就差说自己是仁君了。

李辅国死后，程元振用事。

和李辅国比起来，程元振坏了不少事情。他因为私人恩怨，陷害来瑱和李怀让致死，使各藩镇都切齿痛恨于他。就是这个坏了事。

安史之乱开始后，由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很多都调回来平叛，吐蕃借此机会扩充地盘，占领了西北数十州的广地区，为后来的吐蕃之祸埋下了祸根。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又举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却根本不把消息上报给代宗。到了十月，吐蕃攻打泾州，当地刺史献城之后，又成了吐蕃的向导。当这群人浩浩荡荡地过了邠州的时候，代宗才刚知道吐蕃原来入寇了，而且一步到位，已经到了邠州。说话间吐蕃又攻下奉天、武功，仓促之下代宗急忙任命雍王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应敌。

古来打仗，有时双方人数差不多，有时差异较，到几十比一的时候已经相当令人瞠目了。而二十人对抗二十万人，你见过吗？不要奇怪，这不是笑话，郭子仪受命之后从长安赶奔咸阳，就只带了这二十骑，还是临时招募的。长安当时已经无兵可用了。好在他们赶在吐蕃来之前到达了咸阳，不然加上郭子仪也不过二十一人的这支唐朝军，要是在路上就碰到了敌人的话，不知该如何应付，那也许就真成笑话了。郭子仪到咸阳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朝廷请求增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挡住了。其实程元振不挡的话，也是给代宗徒增烦恼，他要是有兵的话，断不会只让郭子仪带二十人去应敌，只不过早一些通报的话，代宗还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打算。一路上吐蕃没遇到什么有效抵抗，就是在盩厔这个地方遇到了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稍有点麻烦。吕月将带的兵可是比郭子仪带的多多了——两千，然而要按照以一人来打吐蕃一百人的这个比例作战，还是有难度的。这种情况下吕月将居然还有一次打赢了，真有点难以置信。但最终吕月将兵败被俘，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不知道这位将军最终怎么样了，但他却是很值得尊敬的。郭子仪在咸阳那里多半是帮不上忙了，而吐蕃又神速般逼近长安，怎么办呢？代宗又发诏让诸道节度使来救援长安，可是有程元振迫害来瑱的例子在眼前，就连李光弼这样的重臣都不敢轻易来援，怕以后自己也会遭陷害，所以家都眼睁睁看着代宗无可奈何之下狼狈地从长安逃了出去。

在唐初突厥入寇之时，太宗只带了六人于渭桥与颉利会面，回过头再看玄宗、代宗还有后来?伦诘热说某鎏樱�不免令人感慨。不过太宗遇到的情况毕竟要好了很多，长安城好歹还有些兵，而代宗却真的无兵可用，又碰上程元振这个活宝，什么都不告诉他，相信他也十分郁闷。这时有臣上表请求惩治程元振。其太常博士柳伉的分析比较尖锐，他说吐蕃来犯，武士无人力战，这是将帅背叛了代宗；群臣不敢犯颜进谏，这是公卿背叛了代宗（奇怪，他当初怎么也不进谏呢）；代宗出京都的时候百姓乱闹了一气，还互相杀戮，这是三辅地区背叛了代宗；自从召诸道兵将来援，至此已四十多天，连个车轮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是一兵一卒都没来），这是四方背叛了代宗。如今内外离叛，形势危矣。据此他建议代宗下罪己诏，并把罪魁祸首程元振杀掉。代宗顾念程元振对他是有功劳的，所以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至于罪己诏，似乎没见着影子�?

后来吐蕃退去，代宗回到了长安，程元振换上了妇人装束蒙混过关，也进了长安。结果被人告发，说他要图谋不轨。代宗倒真是很宽容，又想起他的功劳，只是把他流放了。最后程元振走到江陵就死了。

我觉得程元振来到长安的目的，只怕并不是想要谋图做什么坏事，只是想被重新启用而已，不然以他当时的处境，无权无势，只是住在一个司农卿的家里，能做什么事呢？至于换装入城，也是因为他当时是戴罪之身，自然不好摇摆地进城了，也是为了隐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行事低调。只是他积怨太深，所有人都恨他，因此被流放还算对他客气。

程元振和李辅国两人，代宗明显更恨后者，而对程元振则比较宽容，尽管他害得自己仓皇逃出长安，但依然能够放过他。不像李辅国，那是代宗亲自派人去暗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自然是李辅国那句家但居禁里，外事由老奴处分惹了祸，另外，李辅国当初把玄宗强行迁到太极宫，也使得代宗在心理上对他有所不满。显然，程元振的专权没有李辅国严重，他没有直接危及到皇帝的权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吐蕃之祸并没有随着程元振的罢官而罢休。在随后的几年里，吐蕃又几次进犯。不过后几次却又和唐朝内部一员将的反叛有关，就是曾代替李光弼为副元帅的仆固怀恩。在《新唐书》的叛臣传，仆固怀恩名列第一。可是仆固怀恩的反叛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被逼反的。面对这几次吐蕃的来犯，代宗又是如何应付的呢？

在太原城门前，有一队人马，确切地说，是两部分人马，其一部分是回纥军，另一部分则是唐军。

只见队伍最前面的一位将军，上前冲着城门上高声喊道：快开城啊!然而城楼上却毫无动静，门纹丝不动。

时间久了，将军十分恼火，但他身边的回纥可汗更加恼火。将军没有办法，反过来又劝可汗息怒……

这是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军把回纥军队欢送走时的情景。那位将军便是仆固怀恩。但仆固怀恩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了他踏上不归路的起点。

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为什么不给仆固怀恩开门呢？原因无他，内忌怀恩，又以其与回纥亲，疑可汗见袭，闭关不敢犒军。回纥一路上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辛云京不肯开门，也不能说他全错，但连犒军都没有，就不好了。而且并非一次，在仆固怀恩军平叛从太原经过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辛云京应该没理由担心被掠夺，其原因多半是为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曾经忌恨过李光弼，而今有人忌恨他，也不足为奇。

仆固怀恩十分气恼，事后上书给代宗报告这件事，但却并无回音。仆固怀恩一气之下，头脑有些不冷静，派自己的手下分别驻军在河东各州，自己也在汾州待命。这时监军骆奉先（此人通鉴上做使骆奉仙，今取唐书为准）奉命路过太原，受到辛云京的热情款待，同时听说仆固怀恩要谋反的事。之后骆奉先又经过仆固怀恩这里，怀恩自然也要好好款待一番，还带他见自己的母亲。仆固怀恩的母亲对骆奉先说：若与我儿约兄弟，今何自亲云京？然前事勿论，自今宜如初。也就是不计前嫌，让他们和好如初。仆固怀恩很高兴，以为真的可以把事情化解，在酒酣之际跳起舞来。唐代风俗，歌舞伎演奏完毕，赠之锦帛，称为缠头彩。概是这个风俗又引入了宴饮，所以宴饮之上要是有人起舞的话，客人也是要赠给起舞者缠头彩的。骆奉先赠给仆固怀恩缠头彩后，仆固怀恩打算回报他，想第二天端午节再喝个痛快，然而奉先却急着回去，仆固怀恩就将他的马藏了起来。事实上仆固怀恩一番好意，想要用这种方法留住客人，可是骆奉先却是受宠若惊——朝来责我，又匿我马，将杀我也，然后连夜就逃走了。仆固怀恩听说之后，立刻去追他，想要把他的马还他，可是这个做法也容易让人误会为想要追杀骆奉先。误会就这样造成了。骆奉先之所以会有戒心，不能不说辛云京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心理暗示这东西一旦发挥效果，的确是不好办。 　　八月，骆奉先回到了长安，向代宗报告说仆固怀恩要造反。同时仆固怀恩也上书说明情况，并要求处斩辛、骆两人。代宗既没有认同这方，也没认同那方，他只想和稀泥。然而仆固怀恩被告谋反，处境十分尴尬，绝不是和稀泥就能解决的。

仆固怀恩自觉非常委屈，所以上了一道十分独特的认罪表，列举了自己的六罪状：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

我们无法想像仆固怀恩边写边委屈得唏嘘的情形（尽管可能不是他亲自所写，那时候找个人代替写奏表很正常），但我们尽可以同情他。仆固怀恩的两个女儿远嫁和亲，又曾为严肃军纪斩了一个儿子，在回纥问题上仆固怀恩出了力，安史之乱更是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因此他有资格感到委屈。他不满代宗对此的不置可否与漠然，又想起别的事情，干脆一股脑都说了出来。比如来瑱之事，诸道节度，谁不疑惧，很多人招之不来，是因为怕被宦官陷害，而并非群臣的不忠。《唐书》与《通鉴》写诸道节度不来的原因，只怕也是由仆固怀恩的这些话得出的结论。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没有一丝矫饰，很明确地指出郭子仪被皇帝猜忌，而今他自己也遭到诋毁。最后仆固怀恩请求请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这道奏表，《旧唐书》上引用的是全文。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诉哉!在我们看来，这是悲愤之作，而官方自然要向着代宗说话，尤其《新唐书》上的描述是：言词慢很，帝一不为慊。

这次代宗倒是很痛快地派来了宰相裴遵庆。仆固怀恩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哭，说自己很冤枉。裴遵庆让他入朝，而仆固怀恩的副将范志诚则认为如果真入朝的话，很可能仆固怀恩就会成为第二个来瑱。仆固怀恩和裴遵庆明确的说他害怕被杀，因此要派一个儿子入朝，结果范志诚又反对。这样的话裴遵庆只好空手回长安去了，而仆固怀恩也失去了向代宗解释的机会。当然，如果仆固怀恩真入朝的话，只怕非死即贬，范志诚的担心是正确的。至于派一个儿子入朝，这是古时诸侯向帝王表示忠诚的常用手段，并无不可，而且代宗担心逼反仆固怀恩，也未必会杀他的儿子。范志诚的这个担心就有点多余了。

至此，仆固怀恩只好反了，派出自己的儿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唐书》上说云京败，因而仆固玚又攻榆次，通鉴上则说仆固玚败，转攻榆次。究竟是谁胜谁负呢？还是倾向于《唐书》。如果辛云京自己就能对付的了仆固怀恩，朝廷后来又何必派郭子仪前去？另外，仆固怀恩所部是经过安史之乱的考验的，比河东守军要强一些，胜算应该更。

仆固怀恩反叛的时候差不多与吐蕃入长安同时，所以代宗此时无暇管这件事。等代宗回长安之后，想起当初颜真卿曾经要求去召仆固怀恩来朝，但当时没答应，于是现在旧事重提。可颜真卿却认为，当初去召仆固怀恩的话，他还可以有勤王之功，而今来朝，却是没有理由了，所以肯定不会来。联想到当初代宗任由追击敌军将领的时机白白逝去，再看这件事，可知代宗把握不好时机，见识着实短浅（又想起了建宁王，或许要是他的话会好些）。颜真卿提议让郭子仪去对付仆固怀恩，此时仆固玚正与辛云京在榆次僵持。代宗对郭子仪说：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代宗不认为自己应该对仆固怀恩造反承担什么责任，在他看来，这全是仆固怀恩的不对。郭子仪从命去对付仆固怀恩，由于仆固怀恩曾是郭子仪的手下将领，其军士当初也都听命于郭子仪，因此郭子仪只用威望便动摇了仆固怀恩的军心。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就是虽然是被逼反的，但造反总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军心不稳也在情理之。

仆固玚攻打榆次不利，又因为性急激起众怒，结果被他的手下杀掉了。仆固怀恩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责怪他不该造反，然后又提刀追着要杀他，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幸亏仆固怀恩跑得快，不然——不然也未必有事。只是这位老太太，真的好强悍啊……怀恩没有办法，只好一走了之。而他的母亲后来被接到长安，代宗对她还算客气，据说照顾得很好，最后寿终正寝，以礼葬之。之后，代宗下诏要仆固怀恩入朝，说一切全都过往不咎。这不要说仆固怀恩不信，就是我们也不相信。

但此后仆固怀恩的做法就错而特错了，引外族攻打自己的国家，怎么都说不过去。如果我们一直可以对他的造反持同情态度的话，那么也只能限于广德二年十月之前。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军进攻唐的晞州，后来又打到奉天。郭子仪率兵抵御。吐蕃、回纥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不久就撤走了。郭子仪也从行营回到了朝，代宗一高兴封他为尚书令，郭子仪则坚决不受，说自太宗为此官，累圣不复置，近皇太子亦尝为之，非微臣所宜当。在唐诸将，凡是功高者几乎都受过猜忌，然而像郭子仪这样几起几落而始终不倒的却不多见。原因是郭子仪非常之谨慎，他不接受尚书令的职位是明智之举，避免自己处于位高望重的尴尬境地。还有，郭子仪是人才，却无人才的脾气，他可以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能退敌，又挥之即去，无怨无尤，对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比没脾气的人才更理想呢？

转年也就是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声称代宗去世，郭子仪被鱼朝恩害死，再次引敌人入侵。这次除吐蕃、回纥之外，还有吐谷浑、党项、奴剌等部总共数十万人前来攻打唐朝。带兵抵御的自然又是郭子仪。从这时起，代宗又多了个毛病，就是在京师戒严的同时，派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送往资圣、西明二寺，让僧人们高声诵读。后来十月的时候吐蕃到了邠州，代宗又派人去讲《仁王经》。这是他崇佛崇到糊涂地步的开始，以后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由信佛走向了佞佛。这其他的三个宰相功不可没，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都信佛，以王缙尤甚。王缙是王维的弟弟，官至宰相。和自己的哥哥相比，王缙多了一分官场上的圆熟，却少了一分做人的清高，最终与元载狼狈为奸，成为唐三百宰相很不怎么样的一个。 　　这一次吐蕃等部来犯，仆固怀恩没有看到胜利的结果，在途遇暴病而卒。据史书上说，代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悯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他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

从很多事情能看出代宗优柔寡断的一面。仆固怀恩引敌侵犯唐，代宗犹为之隐，前后制敕未尝言其反，只怕更多是他的性格使然，而并非他真的认为仆固怀恩没有罪。比如上面提到他说仆固怀恩父子负他实深，就暴露出代宗的真实想法。而无论代宗指责谁，他从不认为他自己有什么不对。他自认为他的优柔是宽厚，是仁慈，是体恤众将，因此在他看来别人没有理由背叛他，他更没有理由下罪己诏。但回报他最好的一句话便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兵将才一万人，好歹比上次的二十人强了不少。刚到泾阳，回纥、吐蕃数十万骑兵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泾阳城合围起来。郭子仪则派部将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等人各当一面，自己率二千人出阵。本来回纥听信仆固怀恩的话，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死了，现在忽然发现郭子仪就在阵前，知道上了当，气势上就差了一些。为了使回纥能够退兵，郭子仪单刀赴会，亲自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一席话竟然把回纥劝得的倒向了唐朝一方。吐蕃听说郭子仪和回纥有来往，心猜疑起来，连夜撤退，被唐军和回纥联合追赶，最后又被打败。总之，郭子仪费了好一番力气，终于把事情解决了。

从这时起，唐朝总算有些安定下来了。从通鉴也能看出来，事情多的时候，一卷记载的时间就短，事情少的时候，一卷能记载好几年。安史之乱最忙的那几年，往往一卷不足一年，或是凡一年有奇，安史之乱后期一般是凡二年有奇，从唐纪四十永泰元年闰十月起，一下子记载了八年的事情。但是，太平之世不太平，更何况本非太平之世呢。

代宗免去程元振的官职之后，随后任命了鱼朝恩成为新一届宦官领袖接班人。

要说此人以前有什么作为——如果家还有印象，那个害得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引咎辞职的人，就是鱼朝恩。当时他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观军容就是从他开始的。

而在代宗出逃那次，鱼朝恩却真的立功了。代宗出逃，身边侍卫离散，朝恩悉军奉迎华阴，乘舆六师乃振。罪恶莫比于反叛皇帝，而功劳也莫如拥护皇帝。因此代宗自此十分欣赏鱼朝恩，把他的官职升了一级，在原先的观军容定慰处置使前面，加了天下两字，然后把神策军交给他统领。

在吐蕃攻克长安之后，鱼朝恩曾提议迁都洛阳。这个提案被家否定了，认为唐王朝足以对付得了贼寇，何遽胁天子弃宗庙为？也就作罢。幸好没有迁都，不然唐朝也要分成西唐、东唐了。如果分析一下的话，迁都问题有可议。我们看历代王朝建都的地址，往往强盛的王朝不是靠西就是靠北。如西周遭犬戎入侵之后实力减，只得东迁洛邑，而西汉无疑总体上也要稍强于东汉，北宋固然比南宋强，但当时它面对辽、西夏、吐蕃、理等几个国家时也是焦头烂额，在一统的王朝当无疑是实力最弱的，他的都城就明显要偏东。元明初期都绝对有实力应付北方外敌，因此都城会靠北。晋似乎是个例外，南迁之后的东晋比西晋时间要长了很多。但也要注意到当时北方的混乱，正是由于五胡乱华，才使东晋得以延续，而淝水之战却又着实有着偶然性。唐初期十分强盛，万国来朝，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城，然而自唐后每次战乱对于东西二京的破坏都是比较的，而长安又确实偏西，离吐蕃、吐谷浑、回纥等都比较近，如果朝廷没有实力自保的话，非常容易遭到侵袭。鱼朝恩提议迁都，就是这个原因。唐后期实力减弱，后来德宗也曾有一次逃出长安，看来似乎的确应该迁都。但迁了都就一定会好吗？周东迁之后，周天子的权势越发地羸弱，连原本使诸侯听命的光环都在NFEFE葛之战被一箭射掉。而宋南迁之后也从此偏安（当然偶尔也有想恢复原的皇帝，比如孝宗，但是当时已经无法胜利地进行北伐了）。一句话，如果没实力保住原来的都城的话，迁都也不是个好办法，也一样会保不住。往往迁都和羸弱是相辅相成的，羸弱了才会迁都，而迁都之后愈发地羸弱。这一点上倒是唐初有一个反例，当时唐朝初建不久，时常遭受东突厥的侵犯，李渊曾想要迁都，但遭到李世民的反对，后来李世民即位之后，果然灭掉了东突厥。如果没有信心，那么自然发挥不出来实力。再者，以洛阳的地形来说，做都城是有局限性的。西汉的张良就把洛阳的劣势说得一清二楚，并在和关做比较之后，得出关更适宜作为都城的结论：洛阳虽有此固，其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如果唐朝迁到了洛阳，那么吐蕃等军队要是侵犯的话，就会更加深入唐朝内地，无疑损失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唐朝皇帝确实应该坚守在长安。

和其他宦官相比，鱼朝恩还是个风雅的宦官，史载他时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作为文章，粗能把笔释义，乃言于朝士之，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由于鱼朝恩的定位是个坏人，所以交往的都是腐儒、轻薄文士，而他自己又只能是粗能把笔释义，如果他要是个好人的话，那么所用就不是这些词了，而要用鸿儒、博学之士，而且粗能二字也肯定不会有。让我们把眼镜上的颜色去掉，不看这些带有褒贬意义的词，只看儒、文士、把笔释义的话，那么无疑鱼朝恩还是强过李辅国、程元振的，固然是为了邀宠，但是总比不学无术的强。也许鱼朝恩真的很强，因为代宗让他判国子监事，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只是这件事非常之滑稽，而国子监的学生们想必也十分郁闷……于是书舍人常衮上书说国子监的官员应该起用名儒，而不该用宦官。而代宗不听，依然让宰相以下各级官员去送鱼朝恩上任。

至于鱼朝恩的学问究竟怎么样？应该说也许不怎么样，但也比史书上写的仅能执笔辨章句要好一些，鱼朝恩不是白当国子监的老师的，而是真的去讲过课，但讲的怎样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鱼朝恩自认为文武双才，而且即使是能言善辩的宰相元载，也并不和他争论——倒不一定是不能，而是不敢。有一次鱼朝恩手执《易经》讲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意思是不能胜任，必致失败，鱼朝恩以此来讽刺当朝宰相元载和王缙。王缙当时怒，而元载却坦然地笑了，而这笑容在鱼朝恩看来则是那么的深不可测。 　　如果鱼朝恩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但他说错了一句话，犯了代宗的忌：天下事有不由我乎!然后又有一件事，鱼朝恩直接地触犯了代宗的威严。他的养子鱼令徽年龄还，担任内给使，与同伴争执起来，觉得受了欺负，于是鱼朝恩请求代宗赏给他紫衣（唐代一二品的官阶才穿紫衣）。然而代宗还没说话，已经有人把衣服送到了鱼朝恩的眼前。代宗看着穿着紫衣的鱼令徽，笑着说：儿服紫，宜称。其实心更加不高兴了。鱼朝恩可以看出元载笑容的不平常，却没有看出代宗笑容里的异样……对照一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辅国和至死都没说过让代宗不高兴的话的程元振，看他们结局的不同就可以知道鱼朝恩的下场了。

代宗想要除掉鱼朝恩，元载也是这么想的，他揣测到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两个当初冲着鱼朝恩笑的人，如今结成了杀掉鱼朝恩的联盟。代宗担心事有不济，嘱咐元载心，元载则说：陛下第专属臣，必济。曾有人觉察出代宗态度的变化，告诉了鱼朝恩，但鱼朝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所以又放下了警惕。当元载把计划告诉代宗的时候，代宗仍然十分谨慎，说：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寒食节，依例皇帝要请客的。宴会结束后，当鱼朝恩快回到营的时候，忽然代宗又要他回宫去议事。听到鱼朝恩乘坐的车的声音，元载守在书省，而代宗则正襟危坐。当鱼朝恩到来的时候，代宗劈头就责备他意图图谋不轨，鱼朝恩自然要高声辩驳，为自己澄清。然而鱼朝恩曾经的党羽、如今被元载收买的周皓，忽然间与手下一起把绳子套在了鱼朝恩的脖子上，使劲一拉，就这样，代宗秘密地杀掉了鱼朝恩，而对外则宣布鱼朝恩是奉诏自缢。

代宗杀掉的三个宦官，基本上都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而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代宗即动了杀机。代宗的除四害活动，程元振等于间接帮了代宗除去李辅国这颗眼钉，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而帮助代宗除掉鱼朝恩的元载，万万不会料到，他自己便是代宗要除去的最后一害……

元载的发迹，是靠着李辅国。

此前元载凭着自己的才学，策入高第，从此踏入仕途。他智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十分欣赏他，让他充度支、江淮转运等使，几个月的时间，又由御史丞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他被征入朝的时候，正是肃宗重病在身，国事由李辅国决定之时。由于李辅国的妻子是元载的亲戚，因此他们的关系自然很好。

李辅国曾想让元载做京兆尹，但元载没有答应。这可不是元载不想当，而是他根本没看上京兆尹这个官，他属意国柄，也就是想当宰相，所以这个京兆尹在他眼根本不算什么。李辅国看出了他的意思，并满足了他的要求。就这样，元载一步登天，成了唐的宰相。

不几天代宗即位，元载同样以他的善解人意讨得代宗的欢心。吐蕃入侵长安，他跟着代宗一起逃了出去，回来后，裴遵庆等人都被罢免了，而元载仍然高高在上。

按说，李辅国倒台之后，当初由他推荐的元载也应该跟着一起倒，但是元载并没有被免职。事实上代宗谋害李辅国，元载也是参与的。这说明元载很懂得和皇帝搞好关系，只要能保住自己，别人又何必管得太多？他结交宦官董秀，等于在代宗身边放了一个窃听器，可以提前知道皇帝的意思，再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如此，还能不讨得代宗的欢心？故帝深任不疑。

其实一个朝臣喜欢多揣测一下皇帝的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错误，倒也不是多么罪恶的事。比如唐初的封德彝，是很善于揣度人意的，而且根本不用宦官报信，自己就能琢磨出皇帝的想法。但他不但高官做着，而且生荣死哀，如果不是十几年后被发现当初曾替建成、元吉说过话，那么谥号就不会改成缪了。

元载帮助代宗杀掉鱼朝恩之后，继承了鱼朝恩的自，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虽然他比鱼朝恩更有资格自傲，但由此带来的骄纵则是惹祸之源。于是，他和王缙一起骄纵、弄权、贪污。

王缙和元载结成同党，可能更多是出自于他们之间的志同道合，但也有人认为，和李辅国帮助元载的原因一样，其也有裙带关系的作用。有一种说法是元载的妻子是王缙的女儿，字韫秀，还有说是王缙的姐妹。《云溪友议》取女儿说，并对她进行详细的描写，那本书里的记载王韫秀分明是一个贤妻良母，而《剑桥隋唐史》则取姐妹说。可要是看《唐书》的话，让人吓一跳，上面说元载的妻子事实上和王缙并无关系，而是王忠嗣的女儿，也不是什么贤妻良母，而是个狠戾自专的母虫。《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有王韫秀的三首诗，在第一百二十一卷也记了一首元载的《别妻王韫秀》，看来可以为证了。其实不然，这四首诗事实上全出自《云溪友议》，别无旁证。《全唐诗》就是有这个不好，往往一些传闻也会收进来。比如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唐国史补》说是盗用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全唐诗》收录了李嘉祐的这个残句，却并无一整诗来证明这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残句后面写着是由《唐国史补》而来，我们找证据，找来找去，绕了一个圈。但既然有这种说法，那怎么办呢，一些喜欢王维的人开始找理由，还有人居然说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一号令之，精彩数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咏景耳，人皆可到。如果真要是盗句的话，这么说岂不是不讲理么，等于说你写的不好被别人拿来加工盗用是天经地义……其实那些人可不必找什么理由来解释，一来是如果真盗了，解释也没用，如果没盗，那又何必解释？反正也找不着证据，只凭《唐国史补》一句话也不能就说这事是真的。最先提出来的人很无聊，而那帮带有偏见的文人也很无聊，至于我写元载，忽然写出这一段来，也实属无聊，刹车、刹车，赶紧拉回来接着说王韫秀的事。和《云溪友议》、《全唐诗》这些比起来，我更相信《唐书》的记载。有一句话是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的女人，现在这句话已被扩充了，说是一个贪官背后也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这是不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呢？ 　　在弄权上，唐朝一向重内轻外，虽然到了这时已经藩镇林立，央朝廷的权力已不如前，但一个宰相的份量还是相当重的。有一次，元载的一个长辈找到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谋求个一官半职。元载认为他没有什么才能（还好，还没到有求必应的地步），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只好写了一封信让他带走捎给河北节度使。其实从信封到信纸元载只签了个名，其他什么都没写。这位丈人（史书原话）这个气啊，可是也没办法，又不能白走一趟，就打算拿着信试一试，不想仅凭一封空信就受到了河北节度使的热情款待，临了还带走一千匹绢。只怕元载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权势已到这个地步了。

代宗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十分清楚，但是他的优柔又发挥了作用，他觉得好歹君臣了一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此找元载单独谈话，让他收敛一下，元载却怙恶不悛——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代宗此时已经有些厌恶元载了。元载后来又赶走了李泌，害死了揭露他奸伪贪赃密事的李少良。不过严格来讲，这都是由代宗出面做的。之所以赶走李泌，是因为元载伙同他的同党常常在代宗面前说李泌的坏话，代宗没办法，只好让李泌去做江西判官。临别之际和李泌说：元载容不下你，你先去魏少游那里呆些时日，等我下决心把元载干掉，再给你送信让你回来。李泌没多说什么，但心肯定有所不满，倒不是因为自己被贬不满，而是对于代宗，又同情又可怜又可气。八年后李泌终于才又回来，那时他说了一句话，算是不怎么客气了：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可你说代宗真的那么仁慈吗？当然不是，看他杀李少良就可以知道了。李少良向代宗揭发元载贪赃枉法，后来又把代宗的话告诉了别人，辗转传到了元载的耳朵里，元载和代宗当面对质。当然，元载不可能气势汹汹地冲代宗嚷叫你居然*&^%￥云云，但当面把代宗的话说出来，也很让代宗下不来台。于是代宗迁怒于李少良，把泄露了他的话的人全都下到御史台。几天后御史给他们定罪凶险比周，离间君臣，最后这些人顶着离间代宗与元载伟友谊的罪名被乱杖打死，代宗对他们没有丝毫同情，他往日的仁慈哪里去了呢？真真岂有此理……

但代宗是真的不满于元载了，在答应元载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的上奏之后，在没有通知宰相的情况下，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夫。后来就是在这位御史夫的弹劾下，元载的一些同党被代宗从朝踢了出去。载由是稍绌。但元载似乎从来没把这位李栖筠怎么样，不是像某些说里写的那样，李栖筠被残害致死。事实上元载有时也并没有这么的权力做到让所有人都听话，比如京兆尹黎干就让元载十分头疼，而又对这个人无可奈何，还是王缙一番奚落替他解了气。和李林甫、杨国忠比起来，元载这个宰相做的可要窝囊多了。

相安无事了几年，代宗忽然间下决心要铲除元载了。元载的最后倒台是一桩突然发生的阴谋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导火线尚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促成代宗的决心，史书没有记，我们只知道代宗一直对他不满，但一直忍容。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代宗再也忍不下去了，正如他忍不下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那样，他要让元载永远从这个世上消失。

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凑（吴凑，左金吾将军）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逮捕元载的过程很简单，连抵抗都没有，或者说，连有效的抵抗都没遇到。自然，代宗事前做的充分准备功不可没，但是元载、王缙不像前三个人一样手握兵权，也是其一个因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整个事件看起来的确十分简单。可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代宗直到历十二年才决心干掉元载呢？不得而知，奇也怪哉。

代宗决定这次要通过正常途径杀掉元载，于是审理之后光明正地赐元载自尽。据说辩罪问端，皆出自禁，仍遣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既然伏罪，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写出来呢？史官当然不用为他们两人讳言什么，所以没记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但这并不影响给他们定罪，由于元载、王缙贪污腐化非常严重，所以代宗只要收集一下材料，就很轻易地给他们定下罪名。代宗在赐死元载的诏书是这样评价元载的：

性颇奸回，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阴托妖巫，夜行解祷，用图非望，庶逭典章。纳受赃私，贸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提防，恣其凌虐。行僻辞矫，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无因自达，赏罚差谬，罔不由兹。顷以君臣之间，重于去就，冀其迁善，掩而不言。曾无悔非，弥益凶戾，年序滋远，衅恶贯盈。

代宗差不多把凡是能用上的贬义词全用上了，元载几乎成了一个集世间一切奸邪于一身的坏人。而代宗对王缙则要宽容一些，主要的罪名就是附会奸邪、阿谀谗佞。本来代宗是想把王缙一起赐死的，但在刘晏求情之下，总算饶过了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

其实名义上是自尽，但这种情况下经常不是真正的自尽，概是没时间等囚犯反省，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就得需要别人帮忙了。元载对主管的人说：愿得快死!而行刑的人则拿着臭袜子塞到了他的嘴里，说了句相公您受点委屈，然后就动手把他杀了。元载的死法我们不知道，但行刑的时候口要塞东西，想来是为了不让他声叫出来，那一定非常疼的了。首先可以排除喝毒酒，最有可能的是缢死，或者一棍子棒杀，反正不管怎么死，都不会好受。至于那个臭袜子，想来元载临死之时也顾不上尝它的味道了。

元载死后，他的家人也都跟着被杀了，连元载的祖坟及元氏家庙也都被毁。没收财产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搜家的时候，有关部门居然搜出来八百石胡椒和五百两钟乳。虽非金银，但这两样赃物必是有独到之处才会被记下来——概是因为人们没见过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吧。有人算出当时的五百石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吨。我们可以想像官员们看着一筐筐或者一麻袋一麻袋的胡椒张口结舌的样子。元载收下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也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什么，吃？套用西游记老君的一句话当饭吃哩（注，老君指的是仙丹，只要他不心疼，当饭吃是没问题的，而我们说的可是胡椒啊）……元载的贪污也许比不上和珅的有名，但从功力上来讲，元载也并不逊色，可以做做文章。 　　其实元载也是做过些好事的，他曾推荐后来审判他的刘晏做度支转运使，充分发挥了刘晏这位理财能手在这方面的能力。此外，元载由于曾任西州刺史，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针对吐蕃数次进犯，元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即攻取原州。他认为：四镇和北庭移至泾州后已无险要可守，而陇山地势险峻。唐边境向西到达潘原，吐蕃则戍守在摧沙堡，原州恰好是居的地方，并且正对着陇山口。原州的西部是牧地，东面是平凉这个原州唯一的农耕县，然而吐蕃并不驻守于此。每年盛夏之际，吐蕃都会去青海放牧。这就是一个机会，如果借机修筑原州城，二十天就可以完成。然后调遣京西的军队戍守原州，郭子仪的军队戍守泾州，分别把守石门关、木峡关，逐渐打通陇右，进而就到达安西并占据吐蕃的腹心地区。元载对此是极热情的，让人画了地理形势图献给代宗，又秘密派人西出陇山去估量费用。代宗对此事则还很犹豫，所以就询问刚入朝的田神功，田神功的看法是书生之见。元载一介书生，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已经是不简单了，而且我们看他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完全是书生之见的那种迂腐。元载的提议也并非从没生效过，有一回他看到马璘兵力无法对抗吐蕃，而郭子仪又守在河东这块没有战事的腹心之地，便提议要郭子仪和马璘都换一下驻守的地方，以达到各尽其能，并应允军费不足的话由内地来资助。这件事被诸将认为是非常妥当的。相对而言，元载算是个关心国家事并且有一定见识的宰相，总比后面的卢杞强了很多。在《新唐书》那样严格的史书，没有被归到奸臣传，可见元载还没坏得特别厉害。

总之，元载可谓历史上的贪，而且其专权也对当时的朝廷上下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其人也并非一无是处。近来有为元载翻案的文章，多也是从他的几项建议下手。

元载死后，代宗朝基本算是平静下来了，因为两年之后他也病死了。虽然五月初三刚得病，二十一日就驾崩，显得有些太快了，但无疑传位德宗是一次正常的顺利的权力交接。

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的即位，宣告了代宗朝的结束，留下的仅有历这个年号的余音。

唐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比得上它的强盛，然而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的前后变化有如此之巨，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实在是一场具有非常意义的乱。然而乱后，唐朝毕竟生存了下来，尽管晚唐都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但总比八王之乱后立刻灭亡了的西晋要幸运了许多。

唐朝花了总共两朝八年的时间平定叛乱，肃宗从即位开始便笼罩在这场动乱的阴影之下，而代宗则需要在乱后花费很长时间来弥补战乱的伤痕。不管怎么样，从代宗手交到德宗手的唐王朝已经很平静了。代宗也没有把央朝廷对自己儿子的权力有威胁的人物留下来（怀疑代宗突然杀元载，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在其）。

肃宗是个很可怜的皇帝。而代宗最的特点，似乎是他的优柔寡断。两位皇帝于才能上都没有突出的地方，还都受制于人。也许，肃宗身体不好对此有一定影响，而代宗则更合适用自作自受来形容，他一手提拔了几个人，最后又一手把他们毁灭。

当然，两朝都没有使唐王朝彻底走出阴影再度兴旺起来，而且代宗甚至还有点走下坡路。但不可否认，这两朝的承接对唐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没有肃宗朝的铺垫，代宗不会很快结束战乱；如果没有代宗朝的平定战乱和一定的休养生息，德宗乃至于后面宪宗的所谓兴都无从谈起。因此，肃代两朝可谓安史之乱后的曙光。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改元建，肃代两朝彻底落下了帷幕，唐朝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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