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千年遗恨，失足何处？

发布时间：2024/8/19 阅读次数：45 字体大小: 【小】【中】【大】

第十一章千年遗恨，失足何处？

袁：不弄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对曾国藩、李鸿章的了解仍然是片面的。我们应该花点时间聊聊这个问题。

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步，却结果迥异。是不是西方列强厚彼薄此，压力集中到中国，以至难逃大劫呢？

袁：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西方列强在晚清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此学术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异口同声一再确认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最主要障碍，而近年有的则走向另一极端，把西方列强武装侵略视作催促中华民族觉醒的必要条件。

我不同意后面这种观点，原因非常简单：这种侵略行径对双方都是耻辱和发展中的重负。中国因战败而赔款割地固是奇耻大辱，为贩毒而战、焚烧和劫掠文化珍宝、敲诈弱小民族也是号称文明之国无法磨灭的耻辱。同时，对侵略者说来这不仅是道义上的罪行，而且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日本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再残酷掠夺中国，导致它畸形发展，令日本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饱尝战争苦难，且种下了１９４５年大失败的根源。

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更是洞若观火的事实。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胁下，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从而丧失了落后国家保护自己经济的重要屏障。例如，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８６年间，仅中国各港口每年正式进口的鸦片就值２３００万至３７５０万两白银，相当于每年财政收入的１/３至１/２，如果加上走私部分，数额更加惊人。又如，清政府历年的对外赔款，不计利息便达７亿多两，约等于１９１１年全国厂矿全部资产的７倍（纯外资企业除外）。仅此两项就有如两条巨大的吸血管，令中国人民沦为替外国侵略者卖命的苦力。

至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各种特权对中国发展生机的摧残更难以数计。不能混淆来自外部的两种冲击，一是武装入侵带来的社会震荡，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另一是先进文化输入引起的回响。战争只令人们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真正帮助中国人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推动中华民族觉醒的正是这种和平的文化交流。比较一下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要是说前者继魏源之后主要就经济上如何学西方提出建议的话，后者则已就系统改造中国社会使之现代化提出了全面纲领。而就发行数量及影响大小来说，后者也远胜前者。同时，在６０年代初，与冯桂芬有共同认识之士廖若晨星，而经过３０年间中西文化多渠道的交流，至９０年代初要求系统改革中国社会的明达之士已此呼彼应，见识在郑氏之上者也大有人在。那种认为没有外国侵略者的暴力敲打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奋起的观点是肤浅和片面的错误见识。

正如前人已一再指出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作用是复杂的。形象地说，他们既是引路的先生，又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中世纪宗法专制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是近代中国前进的两大障碍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中国发展的快慢归根到底取决于内部状况。除了外敌入侵的战争时期以外，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来自内部，因此，差不多同时被迫打开国门、外部条件也大体相同的中日两国遭遇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两国自身。

友：流行的说法是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企图以不改变原有体制为前提去学习西方，你同意吗？

袁：这个论断过于笼统，如果把它理解为应该首先集中精力推翻清帝国，恐怕有点过于武断。太平天国失败后至戊戌变法期间，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不能说这时任何改革都必然失败，而在于改革的内容和方法是否恰当。但“改变原有体制”的内涵如指的是系统改造原有社会运行机制，那自然不无道理。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等人不应该发动洋务自强运动，而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旧体制、实现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

洋务运动所以失败，是由于它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以官办和办军火工业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据经济学家们估算，至１８９４年为止，全国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业的资产总值为６７４９万元，其中官方资产为４７５７万元，占７０%，而在官办企业中，属轻工业的只有９０万元，占官办企业总资产的１０.３%。（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１０５７-１０５８、１０６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北京。）这种状态导致国内消费品市场很大一部分被外国商品所占领。例如，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９３年间，每年输入的棉布便达２８４９万至４４９１万元，成了除鸦片之外的最大宗进口货，而同一时期输入的棉纱也由３７７９１公担上升至７０万公担。（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７４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北京。）诸如此类的消费品通常技术较易掌握，投资省而利润高，本是富国裕民的重要基础，当时拱手让给别人，反成了中国又一大漏卮。

更严重的是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把种种官僚病带进经济活动过程，使之丧失了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企业充塞着腐朽的衙门作风，机构臃肿，冗员甚多，官派的总办、会办等大员大部分是不懂经营管理而又不愿认真学习的庸碌官僚，再加上企业的盈亏盛衰与这些官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营私舞弊倒能饱填私囊，其前途也就不卜而知了。特别是那些投资最多的造船制炮的军事企业，从购置设备、原材料至员工薪金均向官府报销，产品也由各地官府备款具领或拨交各军使用而抵扣军费。这些企业虽然拥有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但愚蠢地割断了它与市场的联系，经营管理停留于“前现代”的水平上，无一例外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活力。这个错误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魏源、郭嵩焘、郑观应等人早就提出官府应该扶植而不是干扰私营经济的发展，富强之基在商人，官有资产也应交给商人去经营。尽管为时稍晚，李鸿章也已察觉“事可归民办者深忌改归官办，西洋理财书言之甚明。即外国公司亦听民自为，官亦未尝过问也。多一分官费，少一分民利；况派办之人苟自利而已，而实心者难其人哉。”（李鸿章：《北洋特课超等第一名眉批》，《格致课艺汇报》己丑年上第４页。）左宗棠在谈到农具制造时也说：“惟须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不如其已也。”（《左宗堂全集》札件第４２８页，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长沙。）如果这些意见被采纳，晚清的经济可能出现一个新面貌。

日本的情况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也以兴办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推行殖产业兴政策，可是，由于官办企业经济效益很差，很快就出现了财政困难难以负担的困境。１８７５年，也就是郭嵩焘再一次向清廷建议扶植私营企业、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而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改弦易辙：“政府为了与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对抗，８月开辟了上海航线，同年９月发布了‘第一号及第二号命令书’，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当时把委托给三菱使用的１３只官船无偿地交给三菱，接着又无偿地将旧邮政轮船公司所拥有的２４只船交给三菱。‘第一号命令书’还答应每年给三菱２５万日元的补助金，另外还用８１万美元收卖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在上海航线上航行的船只和陆上设备，租借给三菱使用。”（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第１５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至明治十三年（１８８０），更制定《抛售官有工厂概则》，随后以很低的价格陆续“把官营工厂和半官民工厂全部出售给民间，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的轨道。”（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２２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不同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东方两大帝国的不同命运。

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

清初以降，有识之士不断抨击和要求改革科举制度。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以近代军舰和枪炮武装起来的敌手，却仍以弓马考选武将，只会背诵四书五经、写八股时文的迂呆却要担负安邦治国的重任，学用脱节的悖谬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而随着西学的逐渐输入，原有教育内容和选拔制度的荒谬性更为突出，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连绵不断。例如，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就尖锐地揭露实行科举取士：“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第３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北京。）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提出：“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魏源：《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５０卷本卷之二第４３页，道光二十四年古微堂板。）虽是局部性的改革建议，却贯串着学用一致、师夷长技的精神。可是，在当时的体制下，朝廷不可能听到这个中下层官员的声音，更不可能付诸行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员们上奏朝廷的正式建议亦被化为乌有。１８７４年，李鸿章提出：“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２３页。）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批评，其中包含着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是这些建议怎样“格于部议”而不行？

道光２３年（１８４３），鸦片战争刚结束，与《海国图志》的刊行几乎同时，两广总督祁□便在回答道光皇帝上一年的询明时指出：文试惟重制艺声律，武试惟取命中挽强……然有事之秋所学非所用，是犹不识药性药方，而责以卫生切脉”，认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文武试分别增加内容，文试在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洞知阴阳占候、熟谙舆图情形五者中选考其一，武试则分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门，任选一门，同时为免“有奇才异能，因不攻举业，无由效用”，还建议“将博通史鉴五门，分立五科”，任由军民人等及大小文武官员参加这些专项考试。（祁□：《请推广文武科试疏》，《海国图志》卷八第１８、１９、２０页。）如被采纳，这不失为改革科举制度的开端，但“议格未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八第１０４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北京。）事隔９年和１６年后，时任御史和兵部侍郎的王茂荫三次上奏，要求采纳祁□的建议，同时提出：“求才于考试外，莫如广行保举。”不幸，三次均被礼部驳斥否定。王茂荫在痛心地回顾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两次受阻时写到：“当时部议之□五门发策也，称士子淹博有素，不必专门名家。试问今日制品通算者为谁？精熟韬钤者为谁？部议之□广保举也，称文武各有乡会试，凡才学出众武艺精通者，皆甄拔无遗。试问年来杀贼攻城诸将，如罗泽南、王鑫、杨载福、李续宾，均非得自科举，甄拔何以有遗？”对反对改革科举谬见的批判可谓有力。他甚至说：“方今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异。”（《王茂荫奏治法治人之本在明德养气摺》，同上第１０５０-１０５１页。）从国际竞争的高度去看待中国的各项问题。可是，执政诸公对这些箴言仍置若罔闻。祁□、王茂荫建议的遭遇说明什么呢？

直至５０年代末，在清帝国当权者看来祖传的科举制度仍无比美妙，改革云云简直多此一举。进入６０和７０年代，他们的口气略有改变，除了部分见识陈腐的守旧分子外，越来越多的当权者认识到必须以西方的科学技术补充中国的不足。因此，他们同意兴办同文馆及船政学堂一类西学堂，也同意广泛保举各种洋务人才，甚至不完全反对以某种形式吸收学西学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可是，在实际运作中却设置了种种障碍，令这类改革化为乌有或收效甚微。看看沈葆祯１８７２年间的一段话吧：“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中法与西法派虽别而源则同。臣尝会同前督臣英桂有请设算学之奏，部臣因无人可以阅卷议驳。然闻京师同文馆教习李善兰通西学者也，前任山西河东道杨宝臣通中学者也，倘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摺》，《洋务运动》（五）第１１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虽然过于乐观，话却说得不无道理。但同年四月二十日答复这个奏摺的“上谕”却压根没有提及这个重要建议。两年后李鸿章旧话重提，执掌朝纲的恭亲王在得到慈禧认可的结论中是这样回应的：李鸿章、沈葆桢等“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将来出使各国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学、设科之举必且众论交孚，不至再有异议矣。”（《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诉等奏摺附单》，同上（一）第１５２页。）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就是这样一拖了之。至于废除这个误国误民的制度，更非他们所敢想像。直至１９０５年，在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后，才把科举送进了坟墓，这本是６０年前就应该和可以办到的事。

第二个问题是如此延误带来什么后果？

科举制度僵而不死是晚清社会发展迟滞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样说绝无夸大之嫌。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经把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摆到最中心的位置。可是，体现着文化发展水平的社会精英层（当时的士大夫们）却只懂得中国古代典籍，等而下之的甚至连古代典籍也不甚了了，只会几句时文八股，又怎么能完成这个历史重任呢？首先，在知识结构上他们既不懂当时的科学技术，也缺乏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常识。同时，在价值观念上，他们满脑子仍是忠君事上为核心的古代伦理观念。要靠这样的群体去引导中国走出困境，何止南辕北辙！回首话当年，１９世纪的中国青少年实在可怜，他们最可宝贵的年华都消磨在学习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的知识材料和技巧上去了，而他们的无知又反过来耽误了历史的行程。

友：当时不是办了好些新式学堂吗？

袁：是有一些，如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等等专门学校。但由于科举制度没有废除，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一是大部分青少年仍把传统的旧式教育和科举视为“正途”，少量讲洋务、学西学之士处于被人们另眼相看的被压抑状态。二是少数学西学的人员往往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准备科举考试，令本来就掌握无多的西学知识又受负面影响。

以广东同文馆为例：“该生等虽仍在馆肄业，然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经、县丞、防御地步，志安小就，不思愤强，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瑞麟等摺》，《洋务运动》二第１１６页。）刘坤一也说：“西学馆之设，诚为当今急务。……顾念闽省何尝无西学馆……即广东亦早设同文馆……嗣以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无实际，纵添设一二馆，徒糜经费，为外人所笑！”（刘坤一：《致黎召民》，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同上第１２８页。）这就是在科举制的夹缝中挣扎的西学堂的可怜相。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晋升社会上层的基本途径必然决定着大多数青少年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科举存在一天，它就是中国社会精英层人生历程的第一路标。当我们惊叹当时的文化氛围令改革如此步履蹒跚之际，不能忘记科举在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李鸿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四年正月廿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５页。）在痛斥一些大臣以西学中源、夷夏之辨等谬论反对引进西学、改革科举等建议后，李鸿章无比沉痛地说：“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姑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窃以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同上卷十五第４、５页。）问题已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幸，当局仍执迷不悟。历史已经证明，他的忠告确非危言耸听。

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它的古代文化也深受中国影响，可是，它没有科举这个历史重负。在教育本来就比较普及的基础上，明治五年（１８７２）日本全面推行以法国为范本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要求“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公布学制之布告》，明治五年八月二日太政官布告第２１４号，《明治维新之再探讨》第１８１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在１９０５年达到９５.６%，与西欧、北美不相上下。（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第２０３-２０４页。）同时，大量聘用外国教师，按西方的标准设置课程和编写课本，除政治和伦理教育外一举实现了现代化。新式教育成了富强的新日本的支柱，与清帝国的龙钟老态成为鲜明的两极。

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

任何社会的国家政权都是社会管理机构，它的状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添设了一些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军衙门等等。可是，当权者没有什么人考虑过必须改造国家机关，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郭嵩焘曾经向朝廷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无人理睬。于是，一系列末世王朝的痼疾就成为吞食富强自救生机的毒瘤。

首先，贪污受贿成风。这股黑风从宫廷吹起，弥漫全国。前人留下这样的记载：“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同光度支琐闻》，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第５１６、５１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北京。）另一记载则称：“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一次，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近侍词臣，迄行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或赐膳观剧悉纳之，称宫门费。……宫廷赏赉宝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此经手内监所得）即邀御赏，否则沉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王无生：《述庵秘录.清官大贿赂场》，《清代野史》第三册第３５０-３５１页，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成都。）这就是当时官场黑幕的一角，至于其他文武官吏贪墨成性的丑态就没有必要一一征引了，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腐败事实就是当时官场现实的侧影。

其次，冗员甚多。冗员太多是官场腐败的大温床。早在１８７４年，有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前代之冗员在闲散，我朝之冗员兼在候补，一差而数十人待，……不足合上官之意而动其怜……中材之质尽入下流……非其人皆无良也，势驱之也……故凡入官，三四年后，其所得之数未有不浮于所纳之数，而得缺后之十倍、百倍之利更不必论。”（朱采：《海防议》甲戌冬，《洋务运动》（一）第３４０页。）这个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再看一个个案，情况就会更加清晰：１８８１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要求停派盐务候补人员到两淮。他写道：“两淮监掣、运判两项以及大使、经历、知事、巡检四班，领照到省者共计八百余人，实为从来所未有。综计监掣只两缺，运判只三缺，大使等共只二十九缺。缺分之少如此，而人数之多如彼……更难保无廉隅莫饬，百计钻研情弊，实于吏治人心关系匪浅。”（刘坤一：《两淮盐务人员请循案停止分发摺》，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二册第６３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北京。）

再次，大多数官员不了解世界现状，缺乏现代政治、经济常识，与洋务运动格格不入。应该指出，清代所谓冗员过多，虽说是绝对过剩（上举八百多人轮候３４个官位就是明证），更重要的是相对过剩：当时一个有四亿多人口的国家，却只有两万个行政官员职位，而其中一半在京城；平均每县人口为２５万，行政官员却仅有五名。（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８０-８１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南京。）这是国家尚未开发、社会生活仍处于比较简朴的古代形态的表现。洋务运动的实质是冀图逐步推进现代化，令国家臻于富强之境，可是，它是在绝大部分官员对世界现状和现代政治、经济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矛盾纷至沓来：一方面许多省都叫喊冗员过多，要求朝廷停派候补人员来省，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到熟知“洋务”的人员奇缺，一再谕令各级官员各举所知，切实保举。

与此同时，众多该兴该革的建议都为“部议所格”而胎死腹中。为什么各部官员在讨论这些兴办“洋务”和革除弊政的建议时会持反对态度呢？无可否认，其中好些是出自私利。例如，漕运的改革为什么一再落空呢？李鸿章曾揭露其中奥秘：“海运较省而犹以为不便，名曰欲复河运，实则欲复其弊，上下可交征利也！”（李鸿章：《复冯景亭宫允》，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第２２页。）又如，铸造银圆是大有利于商品流通的措施，却被一再拖延，原因何在？“其窒碍最大者，既经官铸，必准抵饷纳钱粮关税，洋圆平色定有准数，势难格外浮收多算，一切官吏平余陋规扫净，将无以自立，又不能别筹津贴，此数百年积弊，未易一日更新者也。”（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同上卷十七第１４页。）这又是私利堵塞了革新之路。不过，大量的障碍来自各部官员的无知。有丰富切身体验的李鸿章说：“遇事多下部议。……堂司主稿者，岂皆明彻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李鸿章：《复鲍华潭中丞》，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同上卷十五第１０页。）这些官员们学的是四书五经和传统的安邦治国之道，那些兴办洋务实现现代化的道理是他们难以“明彻”的，难怪他们要事事掣肘。

友：这正好说明清政府早已无可救药，只有坚决革命，打倒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中国才有希望。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多此一举。

袁：老弟高见貌似有理，实则脱离实际。当时除寥寥可数的几个先行者外，大部分社会精英（士大夫）对现代化事业都茫无所知，即使革命成功，你也找不到知识结构不同的人去替换那些官员。这正说明革命条件还不成熟。

这反过来也证明了洋务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失败的原因在于犯了几个致命性的错误。以对待这些知识极其落后的官员群体来说，就没有哪一个洋务运动的领袖想到要系统地向他们进行“洋务”或现代化的启蒙教育。广学会有过这样的计划（参阅本书《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但没有得到官方支持，行动规模小，收效不大。

友：历数上述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三大失误，听来有点道理，但还不能满足。问题在于为什么恰恰是中国人会犯这些错误？

袁：这也是令我一再深思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你有耐心，且听我慢慢道来。

这些错误的形成首先同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息息相关。１８６２年至１９０８年间，清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从１８６１年发动政变开始至１８８４年初，恭亲王奕訢一直是她的首要合作者。夺取政权时慈禧是年仅２６岁的小寡妇，文化程度很低。同治四年三月她手书一篇革去奕訢一切差使的“懿谕”，全文２３０字，错别字及文理不通者在２０处以上（有些地方影誊看不清）。（慈禧手书懿谕影誊见宝成关：《奕訢慈禧政争记》卷首插页第７页，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长春。）她不但对１９世纪的世界现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这个人的品德也很坏，喜欢玩弄权术，权力欲很强而心胸狭隘，且为了个人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可是，她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加上有些小聪明，凭这两条便操纵国家近五十年！国家大事要依这样的人的“懿旨”最后定夺，洋务运动哪有不失败之理！

友：朝政不是实际掌握在恭亲王手中吗？此外，史家们已一再肯定洋务运动的领袖是李鸿章。你可不能替他们开脱，把罪责推给神憎鬼厌的“老佛爷”。

袁：历史已经证明，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而实现，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者群体的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１９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在最后回答这个状况产生原因以前，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看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真面目，任何随意贬斥或溢美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１８８４年被慈禧再一次革职以前，奕訢掌管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两个最重要的机构，确是位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近年来不少中国大陆的史家纠正往日的偏颇，充分肯定他作为洋务运动主要支持者的历史功绩，这是符合实际的。奕訢的才识也远非慈禧所可比拟，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愿意接受和学习外来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可是，他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早在１８６９年，郭嵩焘就毫不客气地说：“总理衙门人才猥下。”（《郭嵩焘日记》（二）第６０９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奕訢自然包括在内。这不是郭氏一个人的观感，上一年曾国藩就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郢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余更碌碌，甚可忧耳。”（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第２２２４-２２２５页，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台北。）

与慈禧合作发动辛酉政变时奕訢是３０岁且有过从政经验的青年，身为执掌大政的议政王，他自然成了各方关注的人物。曾国藩就曾不止一次地评论过他。赵烈文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七月初九的日记中留下他同曾氏的一段对话：“余言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师曰：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余言：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败之虞！”（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第１９０９页。）他们自然不是在讨论麻衣相法，而是对执掌大权近六年的奕訢的政绩的回顾与前瞻。这些无拘束的议论，寥寥数语就勾勒出奕訢及其同僚的平庸本色，对照其他材料，更显得这些评议入木三分。

奕訢等人的平庸简单地说在于见识短浅而又软弱无力。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从改革社会运行机制入手去为富强奠立基础。他们主观上都希望国家富强——多年来中国大陆不少史家喜欢骂他们“卖国”，这可真是冤假不实之词，经不起认真查证的。在他们看来，要富强就应学西方，办洋务，其为国筹谋的热忱和见识也是那些高喊反对“以夷变夏”的顽固保守分子望尘莫及的。可是，西方何以富强？这对他们说来始终是个没有解开的谜。谈到学西方，他们想到的就是产品和技术，却没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这些产品和技术赖以涌现和不断改进的原因。上面谈到他们所犯的三个致命错误，说到底是没有看到关键在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１８７４年，由于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居然入侵台湾，引发了一场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以奕訢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对策是“练兵、简器（选购武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３０页。）这实际是奕訢等人提出的行动纲领：前三条都是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筹饷规定“专提部存及海关成洋税为目前开办之需”，后来也不落实；用人则强调保举；持久则说了一些空话。如此见识，富强云云又怎能不化为镜月水花呢？

其次，即使是生产建设一类的事情，奕訢等人也缺少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的胆略和毅力。李鸿章就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自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闲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第１３页。）修路、挖矿、架设电报线路、在各海口设西学馆，这些具体建设方面的事也不能主持，如此孱软的最高领导人实不多见。

对恭亲王缺少雄才大略的议论不仅出自曾国藩、李鸿章和他们的门下，其他大臣也有同样的观感。翁同龢曾在其日记中写道：正当中法战争危急之际，为半年后的慈禧五旬寿辰，“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戏事也，极琐细，极不得体”。第二天朝见慈禧，“两邸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垂谕极明，责备中有沈痛语，略言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臣越次言：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两王叩头，急急退出。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初五日。）奕訢已属皇族中的佼佼者，他尚且这样，其它的更是不堪闻问了。

再次，奕訢等人根本没有考虑有计划地集结自己的力量，扩大革新势力，孤立和分化保守力量。不少史家喜爱从党派之争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晚清政局，不能说这毫无道理，可是不能忘记这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党派斗争，其中有的出于私利或私见，有的虽包含不同政见之争，但斗争的某一方往往没有积极主动地扩大自己政见的影响、发展自己的势力。洋务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旧式政治人物。梁启超在李鸿章逝世后随即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梁启超：《自由书。二十世纪之新鬼》，《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６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上海。）这些话移用于奕訢等人也非常贴切。奕訢是咸丰皇帝的亲兄弟，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论能力和威望在皇族中都没有人能超过他。与现代政治家或古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不同，他当政２４年却没有着意去培植和发展支持自己革新事业或办洋务的政治势力，中法战争期间他非常轻易地被慈禧撸下台，从个人的命运说是活该，而继符者是昏庸贪鄙的奕譞、世铎和奕劻之流，国家更加不幸。

老弟不是生怕我为李鸿章开脱吗？不了解控制中枢的领导群体如此平庸和软弱，又怎能恰当地评论李鸿章呢？李氏虽然被人们尊之为“傅相”，但有清一代，“大学士”、“太子大保”、“太子少保”都是荣誉性的虚衔，真正的宰相是执掌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李鸿章事业鼎盛期的职位是地方督抚，据说其毕生憾事之一是从未充任军机大臣，而他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已是甲午战败以后，带有投闲置散的气味了。他无疑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但其正式官衔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且长达２８年之久。按规定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是华北和东北的通商和涉外事务，但举凡这个时期全国的军事、外交和各种自强新政或洋务几乎都离不了他，因此，洋务运动的一切错误他都难辞其咎。但他是超值奉献，有违“思不出其位”的古训。而由于他不是清廷最高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其功过得失更要注意具体分析。例如，在三个致命错误中，科举僵而不死便违反了他的意愿。他的见识和胆略也比奕訢等人略高一筹，可以设想，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力，洋务运动的情况可能好一些。但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也不是什么学识高超气魄雄伟能开创历史新局面的英雄，所以我才说他不过是庸众中的杰士。

友：仁兄把领导核心的软弱、平庸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似有过分强调个人作用之嫌。

袁：历史哲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能倒过来让历史事实适应你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同时，在这些现象后面，其实蕴含着制度、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四亿多中国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让一些庸人和小人统治了７０年而无可奈何，这就是中世纪专制统治的罪恶。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领导层问题。李鸿章倒有点切身体会，他在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中意味深长地说：“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鸿章：《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３-４页。）这里揭示了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就遇上两个问题：一是洋务运动是“外臣”即地方大员发动的，运作中困难重重；二是这些困难归根到底来自“政体”，这也是中国“不如日本”的原因所在。这些见解深邃而引人深思。

友：你的意思似乎把政治体制看作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

袁：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及时改进当时的政治体制确是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察觉当时的政体有急待治理的毛病不自李鸿章始，冯桂芬早就指摘“君民不隔不如夷”。（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７１页，光绪丁酉新宁明善社校刊。）我也不想在这里重述郭嵩焘、李善兰、郑观应、王韬等人对清代政制痼疾的揭露和学习西方政制的建议，这里要弄清的是政治体制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什么关系。

第一，决策错误无法及时纠正。

洋务运动的许多错误不是事后才为人所知的，往往是有些见识的大臣已一再向朝廷提出而被拒纳。突出的如科举，如将鸦片战争以来文武官员揭露其荒唐要求改革的言论收集起来，真可编成厚厚一本《科举纠谬录》。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大事、多少人的青春都轻轻付诸东流了。又如，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其实，在康梁以前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大臣们已一再向慈禧揭示西方富强的真谛，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除了笔者已说过的郭嵩焘的奏议外，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任军机大臣已达１７年并一直兼任总署大臣的文祥上疏密陈大计时已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焉。”（《文祥传》，《清史稿》卷３８６，第１１６９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北京。）其对西方错误认识的澄清、反求诸己要求解决政府与人民关系等建议不是已触及根本了吗？

１８８４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摺中把意见说得更为明白：“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遗摺》，《张靖达公奏议》卷八第３３页。）尽管在中国这些也已不是创见，但如此明确地上达朝廷，如被采纳，洋务运动就会发展成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维新运动，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不幸，结果是石沉大海，依然无补费精神！同时，他把那么重要的话留待快断气时才说，也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有为之士人人自危，不愿说真话。

在专制政体下，官员们的荣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手中，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官员的精神状态通常都处于程度不等的自我压抑之中，这是他们缺少足够安全感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那些有为之士，他们或是不愿人云亦云，或是不满现状，免不了有所指摘乃至改进和革新，或是乐于接受外来新事物，如此等等的言行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必须冒犯现存秩序及维护现状的庸惰人物，而后者往往都有大小不等的权势，在专制统治下足以威胁他们不喜欢的各色人等。可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因循守旧必然堕入深渊，任何权势都无法禁止人们思考，于是，专制淫威下特有的官僚心态便随之泛滥。

这种病态心理突出地表现在官员们竞以不讲真话相劝勉。曾国藩便一再叮嘱其弟子和部属：“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四第３９页）“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任意妄说，言不当理，或触圣怒不准再奏，则反失台端之体面，又负鄙人之期望矣。”（曾国藩：《复鲍爵军门》，同上卷三十第４３页。）曾国藩不是以狡诈名世之辈，这是他从生活中学会的自我保护机能。“天威难测”，以言获咎，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的事例屡见不鲜。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他就曾记下其老朋友刘蓉的遭遇：“邸报中见霞仙以本年复奏一疏降调，以此名奏议而反以获谴，颇不可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１１８０页，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身处这样的环境，直言不讳便等于不识时务了。

这不是曾国藩一人的感受。李鸿章走出曾氏帏幕领兵援沪之初谈到自己的心情：“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希庵以从容二字、节相以深沈二字、幼公与执事又以勿急相戒，当奉为枕中秘。往岁，胡文忠期为淮扬之行，先赠以懵懂诀，若参用之，或有一当。”（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９页。）说得通俗一些，这些大官们的从政经验竟是：努力掩饰自己！

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便是深恐身家性命难以保全的恐惧感。攻下金陵后，曾国藩便急急忙忙将１２万湘军遣散１０万，兄弟俩一再要求解甲归田，无非是惧怕功高震主，蓄意让权避祸。“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曾国藩：《覆黄嗽侍郎》，《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第２页。）这就是曾国藩的自白。将武装散去是不是就安稳一些呢？看看他自己怎么说吧：“大约凡作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时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曾国藩：《致澄弟》，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１３２４页。）只要安危荣辱系于一人之口的专制统治存在一天，这样的病态心理就必然笼罩大小官僚，令他们无法安宁。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曾坦率地承认自己“顾影自危”。（李鸿章：《复彭雪琴宫保》，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１５页。）权倾一时的两位首要地方大吏尚且如此，其他官员不问可知。

在最需要集思广益的历史转折关头，官员们却如此压抑消沉，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当时也有集体讨论的制度，最重要的国事往往开王大臣会议讨论，至于一般奏章交各部讨论更成了日常惯例。有的人有意无意地美化中世纪专制政制，誉之为民主传统，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民主离不开法治，包括参与者人身尊严及其他权利必须有足够的保证，这与独裁者君临九州而咨询臣下是截然相反的。传统戏曲你总看过一些吧？臣子说话，一言不合，皇上开?鹂冢和瞥鑫缑耪妒祝∮谑腔旯榛迫Ｕ獠皇悄笤斐隼吹模死嗍录凡痪椤４褥褪瞧渲泻檬帧＠纾保梗埃澳昀舨渴汤尚砭俺巍⑻Ｋ虑湓粕献喾炊孕懦缧笆酢⑽蠊昝瘢捅淮褥背∠铝钫妒灼小９淄蹀仍D的前后变化也是个典型例子。上面已经说过，他本来就不是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从政初期还是有些作为，支持办洋务、图自强，颇具人望。后来每况愈下，也与专制独裁统治的摧残密不可分。他曾四次被撤职赶出军机处（１８５５、１８６５、１８７４、１８８４），又四度复出，兼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几经折磨，锐气便销磨殆尽了。“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传》，《清史稿》卷３８６，第１１６８９页，中华书局。）比《清史稿》的这个论断更为尖锐的是李鸿章一再忧心忡忡地说：“总署诸务无人主持。”（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２５页。）“枢府只高阳（指李鸿藻）秉笔，洋务甚为隔膜，时局亦大可虞。”（李鸿章：《复曾刚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同上卷十九第２３页。）言下之意是恭亲王已形同虚设，他在同治初年痛斥反对设立同文馆的顽固派的那股英气早已消散。两者互相参证，不难理解一个青年政治家是如何被摧垮的。一个亲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友：你这个看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流派不是挺敢说话吗？

袁：除哑巴外，人生下来都要说话。问题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大凡在专制政体下，维护固有体制和观念的话大讲大写均不会有什么危险。清流派扮演的正是这一类角色。（后来有的转化为洋务派，则已实现了角色转换。）如果你讲的是革新，要触动现存秩序，那就有点危险了。而社会要发展，却非日新又新不可。在１９世纪中国，学习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有识之士却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革新哪能不落空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那说的是社会舆论对先进思想的扼杀。类似晚清以专制政治权势震慑臣民、不容他们畅所欲言的现象在１８世纪以前的西欧也屡见不鲜。中外历史都证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见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后才确立的。历史的积垢成了富强路上的障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不敢冲击专制政治这一类障碍，只落得在其重压下呻吟的下场，历史的进程也被延误了。

还是让我们看看专制政治体制带来的其他消极作用吧。

第三，官商关系紧张，经济发展处处受阻。

官府存在之日，总有贪污受贿等事发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在晚清，这类现象却具有末世王朝所独有的疯狂性。除了一般的贪污受贿外，当时独有的现象是同厘金制度相结合，组成处处盘剥、敲诈商人的网络。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离不开统一的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而处处设卡征厘却把市场分割为大小领地，令商品流通寸步难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因本身的弱小亟需本国政权的扶持、保护，晚清中国商人不但得不到这种助益，反而备受折磨，往往被迫依附于外商，利用官府惧怕洋人和外商的特权（如半税）分润若干残羹剩饭。清政府是在戊戌维新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才真正走上鼓励发展工商业的道路的。

从洋务运动开始至甲午战争，在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而官员们又贪婪成性的情况下，官商关系往往处于对立状态，突出表现之一是好些兴办企业的申请都得不到批准。１８７３年初，在谈及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李鸿章写道：“尊论以闽粤人财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长，角逐取利，确乎不易。津郡粤商，久经禀求，因赀力不厚，未敢妄允。”（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同上卷十二第３７页。）于是，７０年代已有可能发展起来的民营轮船运输业就因李氏的压制而丢失了机会。纺织业等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同时，以热心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大小官员对工商业发展的阻遏更所在皆有。

与此相联系，商人也对官方颇不信任。突出的表现在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资金搭附在洋人所办的企业中，也不愿向官办企业参股。据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８８年间轮船招商局等七间官办企业招收商股的情况统计，仅完成原定招收金额的２５%（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４３９页），在当时这是普遍性的现象。用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摺》，《洋务运动》（五）第１２３页。）

友：领导的平庸、政体的滞后而不思改革，这些都是现象，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按老兄所说，曾国藩、李鸿章都有点能耐，他们手中的兵是当时最强的，如果他们敢于夺取政权，自己做皇帝，办洋务处处掣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袁：这确是引人深思的问题。不妨就从曾国藩、李鸿章为什么不当皇帝说起。

野史中有不少记载，说有一些人曾先后鼓动他们做皇帝。曾国藩不愿干这事，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打败太平天国后他的健康情况恶劣，征剿捻军、处理天津教案都因病体不堪重荷而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高足李鸿章，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精力去发黄袍加身的美梦；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很深，没有胆量干这种被目为大逆不道的事；三是清廷也有所准备，好些史家都说过清政府在玩弄分而治之的古老手法，例如扶植左宗棠以牵制曾氏，等等。不过，在满汉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后一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当时八旗兵已腐朽不堪，湘淮军的大部分都尊重曾氏的领导。前两因素才是主要障碍。

李鸿章年富力强，淮军是剿捻结束后支撑清帝国的主要武装，如果他真想当皇帝，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李鸿章当上皇帝上述问题就随之解决，洋务运动就会成功了呢？我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领导层的状况是由特定的文化氛围决定的，连李鸿章也逃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制约。英雄豪杰当然可以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但英雄豪杰本身的面貌就是由他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铸造出来的。李鸿章为什么不敢图谋推翻清帝国？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产儿，忠君事上的思想早已深入脑髓，同时，从１８７０年调任直隶总督至甲午战败是他毕生的颠峰期，而全国恰好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即使他有做皇帝的野心也不敢轻举妄动。

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某一个人的权力大小，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前面谈到的三大失误都离不开这条。例如，为什么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热衷于官办经济呢？恭亲王在洋务运动兴起后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守国之道则在于行政而得民。国之安危视乎政之得失。若君弱臣强，国柄下移，欲政令之行，胡可得也。国以民为本，苟无民，何有君？若公室日瘠，厚施在家，欲无失其民，弗可得也。”（奕訢：《女叔齐知礼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３０页。）他从《春秋左氏传》中汲取政治智慧，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便出现在他面前：既要得民、富民，又要防止私室势力过大，“厚施在家”。囿于古训，他无法理解新时代的“民”，于是，让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疑虑便不能不横亘于心了。

李鸿章热衷于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其指导思想的实质同奕訢一样也是出自对“民”的不信任，差别仅在表现形式有些不同。首先是他要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坚持官府控制一切。在兴办轮船运输这一类民用企业之始李鸿章就提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３８页。）他所坚持的原则是不论官方有无投资，都应由官处于领导和监督的位置上，掌握大政方针，否则就会利病不分！误国误民的官督商办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其次，他不相信离开官方私商能筹集足够的资本开办企业和管理好企业。“若赖商赀，开办未必有成。”（李鸿章：《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３４页。）翌年在商议开采煤矿时，他又借用盛宣怀的话说：“若归商办，久恐争得滋弊，请官为筹本督办。”（李鸿章：《复玉甫中丞》，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同上卷十五第２９页。）虽然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及官办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李氏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但上述观点一直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友：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混乱？

袁：所有洋务派成员都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同各类过渡型人物一样，他们的思想乍一看来也是斑驳陆离。但无序的背后是有序，问题在于人们有没有能力透过混乱的表象寻找内在的规律。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李鸿章比许多同时代的大小官僚高明之处，在于他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愿意纠正自己的已经过时的观念。办厂、开矿、造船、买炮、铁路、电报、公司、银行、洋学堂，这些是他先后接受的新事物，也是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他甚至反对在道器、体用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强调“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要求“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１８７６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１２－１３页。）他自己也确实没有坠入自我禁锢的魔道。直至１８６７年他还认为铁路、电报“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而在７０年代以后他却成了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主持者。

李鸿章学习西方的动力是企求国家富强的爱国热忱与睁眼看世界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些史家喜欢骂李鸿章卖国，在我看来一没有骂到点子上，难以令人信服，二是轻轻放过了更应受到历史严厉审判的反对学习西方的人物。从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看，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失足处之一，在于没有实现官为主体的专制统治观念到民为主体的现代观念的转变。

友：这不是要求太高了吗？

袁：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民主主义者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领导者，而是从比较宽的意义上去理解，民的权利要有适当的保障，要令他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代商品经济以市场和利润的信息为最高指令，如果处处要按长官意志办事，只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淖。洋务运动中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也有几个是办得较好的，但从整体上看却给官僚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从郭嵩焘一个建议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个病症的文化背景。１８７５年他上奏提出四条海防“本源之计”，核心是学习西方“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的精神，“急通官商之情”，造船、制器均依靠商人去办，官有轮船也交给商人去经营，因为商人“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３４１－３４２页，岳麓书社。）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中这是水平最高的一份奏议。奕訢等人承认它“语有可采……非比空言”（《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洋务运动》（一）第１３６页），但在他们所拟的总结性的文件中，各大臣所提建议均分门别类有所交代，惟独对郭氏的奏议只写了这么一句：“郭嵩焘所谓官民上下通筹合力，及去弊求速、立志求坚、任贤求专、收功求缓，亦系持久之计。”（《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附单》，同上第１４９页。）至于郭氏建议涤除官办之大弊及支持商办之大利则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与官为主体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

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来自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小官僚及广大士子所学就是这些，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改弦易辙呢？还要看到，即使是已经迈出的改革教育的重大步骤也因遇到文化障碍而半途而废。例如，召回留美幼童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大丑闻，在这件事上没有必要多费唇舌去责备那些顽固派，因为他们从来就反对一切学习西方的举措，此事的成败都不取决于他们。奕訢、李鸿章曾不顾朝野内外的反对，促成了这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大措施，为什么他们却顶不住舆论压力、竟然决定把这些学生撤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观本来就是矛盾的。奕訢所以要把学生悉数撤回，是因他同意驻美公使陈兰彬的意见：“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二第１６６页。）李鸿章也认为主张撤回者“立言为公”，“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３１-３２页。）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下，系统学习西学是不可能的。其次，他们的目光短浅，竟担心学习西学的人多无法安置。派幼童出洋一事尚在筹划中，李鸿章已向曾国藩提出：“出洋幼童九十名……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已，否则人多费巨，学成无差无官可以遍为位置。”（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同上卷十第３２页。）稍后又说：“已去九十人，将来学成，似亦敷用，俟今夏一批启行后，应饬道局通盘筹画，议请截止。”（李鸿章：《复李雨亭制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１页。）偌大一个中国，有９０个留学生便足够了，这就是洋务运动领袖人物的眼光，这也是坚持官为主体的悲哀：在冗员山积之际，衙门早已人满为患，又哪里去找多余的乌纱帽给他们戴呢！以这样的文化思想为背景，期望洋务派能像日本那样推行新学制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不思改革国家机构也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翻开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戎马倥偬的天京，他没有忘记建议太平天国培训行政人员，组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关。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他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关系远比太平天国领袖密切，却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参阅容闳：《西学东渐记》第５６-５７、８６-８７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社会的气氛根本不适宜提出这类建议。

当时，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有如凤毛麟角，但在保守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往往处于孤立和受贬抑的状态。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组成：

一类是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大部分在技术岗位上奔忙，却对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保持沉默。严复就是其中的典型，１８７９年回国后，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执教，埋头培养海军人才，直至甲午战败，才忍无可忍奋笔写下惊雷闪电般的几篇雄文。

另一类是外交官，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等人是其中佼佼者。郭嵩焘从英国归来，许多明达之士都寄以厚望，但在十分压抑的气氛中，他甚至不愿到北京办理例行的销差手续，迳自回家归隐。其他几位处境略好一些，可也没有人想到在内政的改革上认真听听他们的意见。直到戊戌，黄遵宪才有机会在湖南小试牛刀，但也如昙花一现。

１９世纪初，龚自珍已深感中国处于“衰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依然在这样的衰世中沉沦。从文化上看，就是传统文化已经衰败，而新的文化仍是零落的幼芽，于是，满眼都是庸众，在此基础上登上权力最高层的通常也只能是一群庸人。

友：经济是基础，恐怕不能光在文化上兜圈子。

袁：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经济，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解不开的连环扣。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不容许中国悠闲地等待自身经济缓慢地变化再带动整个社会前进，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启动器，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滋润和冲击，因为当时世间只有西欧和北美实现了现代化。谁能以开放的心态了解这些人类文明的新成就并结合本国的实际去应用，谁就成为领导本国走出困境的巨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龚自珍：《王癸之际胎观第四》，同上第１５页。）我说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平庸，就在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头脑空虚，没有汲取人类文明新成果以改造自己国家所必须的知识和胆略，而这又与中国文化的排他性密切相关。

友：老兄的嘴巴走火了！翻翻时下的报刊吧，都在竞相赞扬中国文化宽广博大，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长！

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概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但境内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交融，而且也汲取了不少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可是，不论先秦汉唐的儒家还是宋明以后的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在坚持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去吸收别家之长的，其核心观念绝对不容怀疑或更改。从这个基本点来说，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烈的。从１９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所以如此曲折，付出代价之巨令人不堪回首，不能说同这个抱残守阙的弱点没有关系。明治维新的《五条誓约》之一是“求知识于世界”（《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再探讨》第１６８页），而同一时期清帝国朝野上下却仍把“以夷变夏”看作离经叛道的滔天大罪，真正认真考虑学习西方之长已经是２０世纪以后的事了，而且还不时涌现千奇百怪的障碍。

中日两国都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为什么后来的差别却如此之大呢？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约二百年期间，中日都采取锁国政策，但西学仍然通过一定的渠道在日本传插。１７４４-１８５２年的１０８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１１７人，译书约五百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中国在时间上晚了约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第６３页，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广州。）在此基础上，中国产生足与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媲美的启蒙思想家也约迟了半个世纪，而出现能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并列而无愧的政府大员则更要晚得多。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到睁眼看世界，就不能不想到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的译书。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沪滨闪光。诸如此类开风气之先的业绩，铭刻着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的历史功勋。可是，从全局看它是失败了的实践，而这个现代化良机所以丧失，说到底是由于历史积垢的重负，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产生的恶果，创巨痛深。

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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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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