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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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是非常崇高的情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许多中国人生死不渝的信念。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应该永远继承和弘扬的优秀民族传统。

不过，近日读史，却深感爱国这一概念的内涵颇为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蹈误区而不觉。谓予不信，请以徐继畬的遭遇为例。

在近代中国，徐继畬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在19世纪下半叶，他的《瀛环志略》一直是寻求救国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启蒙读物，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身受其益，且曾惠及东瀛。可是，直到最近，大陆史学界仍对徐氏颇有微词，好些水平很高的学术著作都视之为投降妥协势力的代表，其根据都是他在处理英国人租住福州神光寺一事中与林则徐等地方士绅意见不合。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差异是投降与抵抗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

对此事，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当时，英国侵略者违背居留城外的约言，强居到福州城内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引起林则徐和当地士绅的不满，共议驱英。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都主张对外妥协投降，并准备弹劾林则徐破坏和局。”

这件事发生于道光30年（1850年）6月，当时，一个英国传教士和一个英籍医生向神光寺僧人租屋两间居住，租期半年，租约经侯官县用印备案。告老在家的林则徐闻讯后，联络家乡士绅和生童坚主驱逐这两个英国人出城，在京和各地的闽籍大员也为之声援，多次上奏指责徐继畬等“强民从夷”，致使皇帝屡次降旨追查此事。同年末，两个英国人被迫先后搬出，风波才告止息。徐继畬旋即被免去福建巡抚之职，留京任太仆寺少卿，成了管马政的副手，即副弼马温一类的闲官。支持徐氏主张、合作无间处理此事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则被皇帝下旨“因病令其开缺”。

徐继畬在回顾往昔岁月时说过：“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旋因夷人租屋一事坚守成见，不敢启衅边隅，遂致弹章迭上，万矢环攻。”这大约都是徐继畬始料所不及的：前者使他享誉后世，后者却令他至今仍头戴“妥协投降”的歪帽子。

因此，透过这一历史现象，讨论一下爱国、投降等问题似乎不是多余的。

凡略具政治常识的人都了解，妥协是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除了极端愚蠢的政治人物，一般人都不会拒绝运用这一手段，至于运用是否妥当则须具体分析个案。只有完全失当的妥协才会导致投降。

投降是在压力下以牺牲根本利益或重大原则性主张为特征的屈服。在国家和不同社会集团的搏斗中，正义的一方通常视投降为奇耻大辱，特别是在反侵略的战斗中，只有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败类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这一类罪恶的事。

徐继畬生活的年代，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突出。在双方的冲突中他的表现如何呢？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徐继畬守土有功。自道光17年起，他一直在闽北任延建邵道。1840年英国侵略者侵犯厦门，他奉命赶赴闽西南署理汀漳龙道，与一水之隔的厦门协防守卫国土，“驰驱海疆一年有半，境土幸获瓦全”。在这次战争中厦门曾经失守，但直接坐镇厦门指挥的是闽浙总督颜伯焘，且颜氏也以英勇抗战著称。这是徐氏参与的唯一的对外战争，他既没屈膝疆场，亦未允诺割地赔款，同时赞成严禁鸦片，投降的帽子戴不到他头上。

那么，在英国人租住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有没有干出什么卖国投降的勾当呢？

按常理来说，对两个外国平民租住寺庙两间房子这样的事，即使徐氏处理不当，也属办理生疏事务时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本来与投降、卖国一类政治罪行无涉。可就是这么一件小事，竟然弄得朝野上下遑遑不可终日，真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历史上许多荒诞不经或落后腐朽的事物却往往以特别神圣的面目出现。在神光寺事件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弹章迭上，一个个摆出义正词严的样子，同声谴责徐继畬等人“强民从夷，是何肺腑”、“不特外张夷焰，而且内沮民心”、“委曲以顺夷情”，皇帝也指责说“似此抑民奉夷，尚复成何事体”！——翻译成现代语言，“抑民奉夷”就是压制和损害人民利益，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徐继畬究竟如何“抑民奉夷”了呢？

当时徐氏与那些所谓“民”意的分歧主要有两点：

（一）驱逐夷人的手段。士绅代表认为应当立即用强硬手段驱赶，徐继畬等官方人士则认为可以用制造种种不便和劝说的方法，使他们在六个月租约期满后或提前搬离。为此，官方还采取了严令工匠不准为他们修理房屋、要寺僧具结不再让夷人租住房屋等措施：“授意闽侯两县……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诉，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其指导思想就是“总宜从容设法，令彼自退”。

（二）要不要进行军事演习和增募乡勇。士绅代表主张立即在福州海口布防，修建阵地，调兵演炮，增募乡勇，以临战的姿态去对付英国人。徐继畬等福建官员不同意，他们担心这些备战活动可能弄巧反拙：“设该夷因此借口，是以小事而堕其奸计”，而且在虚耗国帑的同时，乡勇“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之充斥，半系乡勇流毒”。

研究现有资料，确如徐氏所说“双方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处”。要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徐氏也不能不受制于环境而俯顺流俗。不过除了后来证明是谣言的那些指责，徐继畬的所为既未丧权辱国，亦无损害公私利益之处，所谓“抑民奉夷”等等指责纯属莫须有的罪名。

但这并不是说双方毫无是非之分。相对地说，当时官绅分歧中比较稳妥的主张出自官而不是绅，那些官员避免小题大作，努力化解矛盾，维护了福州地区多年来华夷相安的局面。继刘韵珂出任总督的裕泰曾奉上谕调查刘、徐二人的言行，经过认真核实后，他一再确认“至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来，迄今八载，民夷贸易互通，彼此均极相安”，徐继畬等处理神光寺事件后民夷亦是“彼此相安”。这些结论与徐氏历次报告完全符合。如果按照当地士绅的主张去办，只能激化矛盾，破坏多年形成的安定局面。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不能盲目贬斥与民族英雄意见相左的人和事。

福州士绅驱赶夷人的活动是林则徐领导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林氏因病辞去云贵总督的请求得到批准，翌年三月回到福州。在这人生历程的最后一年，他干的大事就是“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函商疆吏，与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意见不合”。林则徐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他英勇抵抗侵略者，收缴和焚毁鸦片一百多万公斤，写下了世界禁烟史上的辉煌篇章，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人类的正义，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正直和有识之士的尊重。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出于内心的敬佩，中国的史学家们对民族英雄往往力图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种情感就常常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在评论神光寺事件时把与林则徐意见不合的人斥为“妥协投降势力”，看来就是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一种英雄史观的余绪，不跳出它的窠臼，必然给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增加障碍，还可能引导人们从中得出错误的经验教训。

二是学术著作作出的任何论断都必须有可靠的证据。

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不幸的是，由于政治干扰带来的不良影响尚未彻底肃清，一些大方家有时也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规则。

外国人与侵略者本来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是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也有许多不是侵略者。两个租住神光寺的英国平民在一些学术论著中成了“英国侵略者”，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又如，在一个事件中谁代表爱国主义，谁主张妥协投降，都应该根据史料认真研究，才有可能求得符合实际的结论，但不少述及神光寺事件的史论都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就慷慨地分别给林则徐、徐继畬等人送上爱国、投降等帽子。

有些论著实际上还有几条不成文的原则：反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人者即爱国，主张与他们友好相处者则有投降之嫌，与著名爱国人士意见不合的大体上就是投降派……诸如此类的框框把近代中国的历史描绘得黑白分明，历史真相经过人们的重彩涂抹却变得难以辨认了。

尽管这种情况近年已有很大改善，但面对神光寺事件，再一次的提醒似非多余。

士绅及其支持者对徐继畬等人的指责，唯一比较实在的是说同意夷人入城居住违反了有关条约的规定。但能否据此判定徐继畬“投降”呢？

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来往。”翌年双方所订通商善后条款又补充规定：“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扣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建房屋若干或租屋若干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

这些条约在执行中遇到两个问题：

一是条文不够严密。例如领事等官雇请的人员如所谓“笔墨人”能不能住城邑？商人以外的其他人如医生、传教士等又如何对待？所谓港口也无明确界定，双方“议定”有的包括全部街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初八日，福建藩司与英国领事商定并经皇帝批准确认“所议尚妥”的条款中规定：“厦门街市，系码头贸易之地，外国客商人等自应听其往来”，“外国商人到厦贸易……或有留在厦门居住者，一共几人，是何姓名，有无家眷，租何房屋，由管事官照会地方官存记”。即只要存记备案，居住范围并无限制。

二是各地执行中宽严不一，总的说来是除广州以外的其余新开四口岸都限制不严。以上海来说，外国人“不问城内外，皆可听其游处，如土著矣”。在这些口岸，外国人“所至视其城如户闼，独粤城垣门与夷馆相距仅咫尺间，转不得一入”。

那么，能否以对外国人活动限制的宽严作为爱国与投降的分水岭呢？有的地方把外国人的居住地逐步转为租界，中国丧失了主权，成为外国统治的飞地或国中之国，这自然是丧权辱国。除了这种情况，则须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察。

中国在19世纪面临两大问题：捍卫国家独立和迎接现代文明的挑战。这是两个密切关连的问题。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挟其军事和经济的优势摧毁形形色色的堡垒，把一切国家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者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这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盲目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评说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如果看不到这个全局，必然步入迷宫。

徐继畬经受住了火炮弓刀的考验以后，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所作所为究竟属于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爱国主义，抑或是推向殖民地化的投降主义？

首先，他为维持所在地区中外人士友好相处作出了贡献。从1843年任布政使至1851年被免去巡抚一职，他一直主管福建的对外通商事务。由于他的妥善处理，福建长期保持了安定祥和的局面。以开放较迟的福州来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关，夷人初到时与本地民人犹有争竞，近三四年以来华夷相安，毫无枝节。”与一些地区闹得势同水火的状况相比，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他广交朋友，积极学习他们的长处。1843年他因公驻厦门，便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认真请教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英国官员李太郭也向他介绍了好些古希腊的知识。他的名著《瀛环志略》就是虚心向外国人学习的结晶。后来，他还写了一部《筹运西米策略》，也是以他对外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为基础的。19世纪中叶，因落后而挨打的中国有众多的知识急待补课，从皇帝到士绅都亟于在军事技术方面师夷长技。鸦片战争的硝烟未散，广东士绅潘仕成已主动聘请法国人指导制造水雷和其它武器。而实际最为迫切的莫过于了解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为确定有远见的内外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就是适应这个需要而出现的双璧。

《瀛环志略》的历史功绩，是继《海国图志》五十卷本之后帮助中国人正确地了解了西方。它客观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赞扬西方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是“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志”。也就是说，中国面对的不仅不是教化未及的野蛮人，而且几乎是中国士大夫一贯尊崇的最高政治典范——天下为公的三代——在当代的再现。它还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因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从而说明了西方各国在世界各地活动的经济基础。它还驳斥了法国人喜烹食小儿的谎言。所有这些，不但有助于祛除当时笼罩全国的难以想象的蒙昧，也有助于有识之士在认识世界中思考中国的路向。

在对外关系中，徐继畬的不足与其说是过于软弱，毋宁说是没有彻底克服封闭心态。可是，在当时的官僚群中，他总算是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并愿意稳妥地化解矛盾、维护和平关系的人。当时的中国处于全面劣势，真正有远见的爱国者必须正视现实，为自己的国家谋求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在学习外国之中改变本国的贫弱状态。徐氏虽有所不足，但总的来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再看看与徐继畬的主张不合的林则徐的状况，情况就更加清楚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林则徐在西行赴戍途中曾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动人诗句，这确实坦露了他的爱国情怀。可惜，这时的他已被历史进步的主流冲刷到旁边，当后来复出政治舞台之时，他扮演的角色仅是抱病为镇压民族暴乱和农民革命而奔忙。魏源受其委托编就《海国图志》，却看不到他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魏氏与他私谊匪浅，且林氏声名显赫，魏氏不送书或送而收不到的可能性都很小。

前辈史家蒋廷黼曾责怪林则徐没有提出改革的倡议：“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益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笔者认为这个指责与事实不符。林则徐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在事关国家盛衰的大计上知而不言之辈，作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堪称表里一致。

蒋氏的主要论据是林则徐看到中国军队在“器良技熟”方面远不如人，却没有公开提出改变这个局面乃至全面维新的主张。这个责难混淆了两个问题：改革军队和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维新改革。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军事改革的首倡者。在抗英斗争中，他深感原有武装力量弊端百出，因此想方设法购买外洋武器、整顿原有军队、招募水勇、组织人民自卫、准备海战，而且卓有成效，致使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者在广东屡遭挫折。这是包括蒋氏在内的许多史家都承认的。而社会制度的维新改革是更高层次的问题，这必须以更先进的制度为参照系，并对固有制度的弊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林则徐在这方面不是知而不言，而是所知无多。当时，即使是思想最敏锐的知识分子也尚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改革纲领，要求林氏倡导改革维新似乎失之过苛。

林则徐的真正失误在于没有保持和发展虚心了解西方的开放心态，其思想出现了新意枯竭的症侯，他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大体停留在“知己知彼”的水平上，没有转化为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魏源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许多重要主张，如建立翻译馆、创建军事和民用工业、改革科举制度等等，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他自己更无新的主张提出。特别是在垂暮之年，他在家乡之所作所为虽然爱国热忱未减，却缺少宽容大度，而不无狭隘民族主义气息。一个西方传教士和一个西方医生租住寺庙两间房子，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关系国家利权的大事，他却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甚至主张不惜花费国家资财、不顾可能给中外关系带来的后果而“调兵演炮募勇”，这很难说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对外关系时应有的慎重考虑，如果不是当时“官绅不合”，其后果不堪设想。

林则徐晚年的上述状况不是偶然出现的。早在神光寺事件之前，他在归家途中曾滞留南昌踟蹰不前，其苦衷在于“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指的就是有来自英、美、瑞典等国的16位外国人住在福州。追溯得更远一些，在福州刚开放时林氏仍在留放地，他当时便在日记中写道：“闻英夷占住城内之乌石山，拆祠庙为兵房，炮火军器运入城者无算，官不能禁，未知伊于胡底也！”其实当时只有几个英国官员依据条约在城内乌石山租屋居住，他们并无拆祠庙、运军火等越轨行为，林氏却轻信无稽之谈。稍后他便开始叹息：“卧榻有人鼾睡。”事实早已澄清，而他的情绪未改。可见，只要外国人留在自己的家乡林则徐便感到不安，问题根本不在于居住地有没有争议。

在查禁鸦片和反抗英国侵略的战斗中，林则徐不愧为民族尊严和正义的化身。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历史已跨上新的台阶，救国与改革开放成了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且由于历史积垢特别深厚，离开外来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冲击和滋润，改革就会落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又是改革的前提，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成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极端重要的内容。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林则徐彳亍嗟怨，朝着历史前进方向大声呼啸的已是魏源等新的弄潮猛士，徐继畬虽然略逊一筹，亦不失为其中一员。时至20世纪80年代，一些历史论著在评论林、徐之争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基本态势，不能不说是个小疵。

多年来，不少史学论著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由于具体分析不够，有的人把一些盲目排外事件也当作爱国义举来歌颂。斥徐投降之论就与此密不可分。

不准夷人租住神光寺是鸦片战争后延续多年和波及许多地区的反入城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入城斗争是由广州开其端并一直以广州为榜样的，因此，在神光寺事件中双方的辩论很自然地涉及了广州。

林则徐对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不准夷人入城之举一直持肯定态度，他在复粤督的信中写道：“承示粤民可用，弟尝谓今之所恃惟此一端。今经执事为之作新，更可供指臂之使。并闻新来头目颇以前此之恣纵为非，想可就我范围，消其反侧，从此福星坐镇，海波不扬，当可延颈以俟矣。”

在40年代，西方官员一提出依据条约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往往就受到几万乃至上十万民众的包围阻遏，一直未能如愿，对此，不但林则徐为之欣慰、视作救国妙道，自皇帝至各级官吏和士绅也是同声叫好。只有少数头脑清醒之士心存疑虑，不肯亦步亦趋。徐继畬就是其中之一。

广州及其周围地区民众的反英斗争经历了不同阶段。在鸦片战争期间，这种斗争是伸张正义、反对侵略、捍卫国家尊严的神圣事业。但在战争结束、订立和约以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那些斗争总的来说是战争的余波，但起因和性质各异，有的仍带有反侵略性质，如反对强租广州的河南地区，有的是外国人欺压中国民众而引起的反抗，但也有些冲突中国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正确性。这个时期民众斗争的主题——反对洋人进入广州城就很难说是明智的。让外国人入城有利于逐步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维持付出高昂代价才取得的和平局面，而这两条正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群在互相接触中出现矛盾乃至冲突并不奇怪，只要善于引导便有可能逐步化解，福建“民夷相安”的局面就是一个范例。不让外国人入城会不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除了某种虚幻的心理满足外，便很难找到什么有益的效果了。

再深入一步看，广州地区阻遏洋人入城带来很大的恶果。1887年，薛福成对此曾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夫民气固结，国家之宝也，善用之则足以制敌，不善用之则筑室道谋，上下乖睽，互相牵累，未有不覆败者。”

人们也许会说，这些都应归罪于英法等西方列强，没有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怎么会出现如此局面？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本文无意全面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及法律和道义的责任，英法等国自然有许多应谴责之处。但是，不是说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吗？真正要总结历史经验，就不能不正视自身的弱点，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弱者才会指望别国发善心。如果当时的清政府不是如此昏愦、那些官员们不在“民意可用”的借口下蓄意利用从而使冲突日趋尖锐，历史呈现另外一番面貌不是没有可能的。

由此引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会把排外当作爱国？

从广州反入城到福州神光寺事件都具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但包括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内都深信这是爱国大业。按主观动机，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不乏爱国热忱，他们参加这些活动毫无私利可言，有的还为之献出了生命。但从客观效果看，这些却都对国家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困扰，甚至导致了恶劣的后果。这种现象的原因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消极因素中去寻找。

同世界一切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盲目的自我中心和自大心理就是其中突出的负面因素。这类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宗法自然经济为基石顽强地孳衍，一再成为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障碍。鸦片战争以后，朝野上下被迫接受屈辱的现实，但这种心理并未改变，并衍生出许多奇特的理论来满足它。

当时这种状况，除了表现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理论流行一时外，还突出表现在把敢于提倡同外国人友好相处、虚心学习西方之士视为汉奸、卖国贼，而把各种反对西方的言行不分是否合理都看作爱国壮举。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身受其害。据他观察，19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流行风气是“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致使有识之士“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

像林则徐那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难免受到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林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刚睁开眼睛看世界便被迫滞留边陲，沾染一点错误思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二，为什么当代史家也跳不出误区？

徐、林之争在清季就有不同的议论，徐继畬传的作者承认：“其时士大夫固多是文忠而非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个必然现象。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也视此为无可怀疑的结论。早在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的编者就断言：“继畬对英交涉，持投降主义，与退居在福州的林则徐议论不和，颇为时论所非。”时值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仇视帝国主义正成为一时风尚，加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深入人心，史家们热诚地赞扬群众斗争，社会情绪的激化成了谴责徐氏投降的思想基础。如今，时间过去了30年，已经到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时机，方家们却依然不加分析地沿用如是的结论。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疏忽，除了对民族英雄的偏爱之外，怀疑和经常重新审查一切的理性精神也嫌不足，而这正是思想文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前提。“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先哲名言应该记取。

中国好不容易才打开大门，所付代价之巨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一再证明，商品经济没有高度发展、经济和文化尚未现代化以前，民族自大和封闭心理甚难根除。我以为史学有责任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揭示真相，弘扬进步，鞭笞落后和谬误，因而不揣浅陋，信笔写来，聊博读者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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