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世致用思潮与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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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华夷之辨 倡导各国友好平等相处。

友：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末清初尚且出现了黄宗羲那样的思想家，写出《明夷待访录》批判中世纪的君主专制，展示了新世纪的曙光，为什么鸦片战争中受到那么大的挫折，中国却没有出现杰出的思想家为中华民族总结过去筹划未来？

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历史大转折的重要关头，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通常总有英雄豪杰应运而生，但受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制约，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他们各自的命运（被社会认同的程度）却各有不同。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也出现过一些才华横溢的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龚自珍主要致力于批判旧世界，因过早逝世而在探索未来方面建树不足的话，魏源则是你所说的那类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当鸦片战争的硝烟未散之时，魏源便在1842年底编成了《海国图志》。这部书辑录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介绍各国历史和现状的中文材料，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清帝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对策。贯串全书的是他自己的论著，包括全书的叙、后叙、各部份的叙和按语，以及总结全书的《筹海篇》及其他论文。这些论著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最高成就。

友：老兄可能有点儿头脑发热、夸大其词吧？《海国图志》虽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局限性也很大。这本书开宗明义就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些说法纵横家的气味很重，以春秋战国时代的智慧去应对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格局，着眼点是“攻夷”、“制夷”，手段是纵横捭阖，而中国当时最急需的是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另外，他讲的“师夷长技”也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主要是军事装备的层面上。

袁：魏源的主张涉及清帝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我们的讨论可以先从他的对外关系思想谈起。

老弟说，魏源因袭了纵横家的智慧，这我也有同感，但不要忘记，发生认识论和群体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人类总是以原有的认识和认知方式为基础去接受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魏源以群雄争霸的形势去比附19世纪列强的角逐，冀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未可厚非。重要的是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他给这些古老的命题注入了什么新的内涵。

中国当时正饱受列强的侵略，包括鸦片的毒害，中国人当时呼喊“制夷”、“攻夷”洵属义正词严。但魏源的高明之处，却是同时倡导破华夷之辨、立各国平等相处的新观念。

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18世纪，欧美的先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革推动下正突飞猛进，清帝国则处于所谓康乾盛世，乾隆爷正是在“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无所不有”和“立中外之大防”等愚昧的天朝大国思想和华夷观念的支配下拒绝与西方平等交往，从而丧失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机。而且直至19世纪末，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不少的成员以此为自欺欺人和抗拒外来新事物的主要借口。这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可是，这个观念已流传数千年，根深蒂固，又是历代统治者极力维护的，向它挑战必须有巨大的勇气和锐利的眼光。在19世纪的中国，最早站出来批判这个陈腐观念的就是魏源。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把华夏民族及其居住地看成是文化的唯一载体，而其它地区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从1842年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至1852年编成的一百卷本，都明确地否定了这个错误观点。

首先，魏源敏锐地感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已经大变：“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而东乎！”西风东进的结果是：“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这是他研究世界历史和现状而引起的世界观念的变化。十年后，华夏中心的观念进一步动摇，他惊叹：“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这里包含着两层极其重要的意思：一是气运的中心在西北，地处东南的中国自然不再是中心；二是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这是对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世界市场日益扩大的后果的深刻感受，在当时的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其次，魏源已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清帝国先进，中国面临的是改变现状以赶上西方的紧迫境地。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中国所不及，这是从道光皇帝开始的许多朝野人士所不能不承认的，由这点出发，好些人都能程度不同地接受“师夷长技”的主张，可是，他们还有一个足以自我陶醉的精神支柱：华夏的纪纲制度远胜于那些蛮夷。魏源却在猛烈抨击清帝国腐败的同时，把美国奉为前所未有的典范，讴歌美国在争取自己的独立中既武且智、富而不凌小国之谊，特别赞赏其纪纲制度“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代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可不谓周乎？”在百卷本中他更断言：“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皆旷代所未闻。”今天看来这自然不尽符合实际，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民主的第一曲赞歌，而且这个赞颂是对这个新兴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全面肯定，而不仅是对某个英雄人物睿智的仰慕，其不准确之处也不是有意的溢美，而是先进思想家追求新的世界的心声——这是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际常见的现象。以对西方制度的肯定为基础，加上科学技术上向西方学习，他期望古老的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在他那里，华夷之辨的古老信条已经被学习西方、改变可悲的落后状态的清醒认识所取代。

到《海国图志》百卷本编定的时候，由于对西方了解的加深，魏源终于对华夷之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而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些论断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意识产生的起点，也是对外关系改革的基础。

友：“师夷长技”的历史作用不是更大一些吗？

袁：“师夷长技”可以同不同的指导思想结合。以居高临下、“礼失求诸野”的态度去采纳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成就，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无裨益，但还不足以成为建立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相反，抛弃陈腐的华夷观念才会有正确的对外方针。根据他对华夷观念比较合理的理解，魏源相应地提出了新的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疆，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而已。”这是与作茧自缚的华夷观念大相径庭的主张，如果被采纳，将十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友：老兄恐怕有点糊涂，当时西方列强正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口把中国吞掉，此时此刻谈什么“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是为虎作伥吗？

袁：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清朝皇帝那样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鄙视外国人、拒绝接受外来文化，能挽救国家免于衰亡吗？而在西方列强正在扩张之际，讲“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看似不切实际，但却能够冲破妄自尊大的思想桎梏，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敞开大门；同时，这也有利于帮助清帝国的统治者脱离以朝贡关系处理对外关系的覆辙，逐步学会建立现代外交，这无疑比坚持华夷观念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独立。

就其字面的本义来说，魏源这些“一家”、“兄弟”思想不但在19世纪中叶，而且直至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又是切合当时的需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所反对的是愚昧的清帝国统治者的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思想。只要冷静地想一想，严华夷之辨的观念给19世纪的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害，甚至20世纪中国仍以义和团运动这个奇灾大劫开篇，就不难理解魏源对华夷观念的批判的巨大历史意义了。

还要指出，有人在研究近代中国史时喜欢把与各国和平友好相处的主张同爱国对立起来，你扯什么“为虎作伥”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其实这是对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毫无道理的指责。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想过，是魏源、郭嵩焘、谭嗣同不愧为中国魂，还是以严华夷之辨为安身立命根本的倭仁、刚毅之流才是爱国楷模？如果你再注意到在晚清光是为了同外国互派外交使节就付出了多大代价，把魏源关于中外关系的新认识界定为中国近代意识产生的起点，恐怕就不能说是胡吹乱断了。

与上述认识相适应，魏源还第一次提出了设立研究外国的专门机构的主张：“欲制外夷者，必自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自先立译馆翻夷书始。”这是冀图将林则徐开其端的了解世界的事业制度化。为此，他一再揭露清廷的无知。他在列举英国认真研究中国的事实后感慨万千地说：如果康熙以来“有人焉，日翻夷书，刺夷事，筹夷情。如外夷之侦我虚实，其不转罪以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几希！”中外反差如此强烈，对文化专制的抗议也就不吐不快了。从现有史料看，这也是近代中国要求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自由的第一声呐喊。

与此同时，魏源还主张对包括宗教在内的西方文化持宽容态度。鸦片战争前，与外国人交往最多的广东居然发生过禁止《英汉词典》出版的咄咄怪事。对西方的宗教，朝野上下更视若瘟疫，因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发生的磨擦和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种封闭心态十分不利于各国人民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友好交往。魏源坚决主张改变这种状况，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写下这么一段话：“自道术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释道亦各分数支，同中立异，斗争坚固，于一教中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他以古今中外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宗教或学术流派内部，要实现认识或信仰、风俗的完全同一是不可能的，而同中有异，甚至激烈争辩，反而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在不同民族之间更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和风俗，这是武力征服也无法改变的。

魏源在一百五十年前提出如此深刻的见解表明什么呢？一是他比较彻底地抛弃了自我封闭的华夷观念，而把传统文化中尊重别人和博采众长的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如果魏源宽容地对待不同宗教和文化的思想能够为广大民众所认同，义和团那样的民族悲剧和灾难以及类似事件也许都可以避免。这又反过来证明了魏源思想的先进性。

友：尽管魏源在对外关系上有比较高明的见解，但在“师夷长技”和国家内部事务的改革上，他的认识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袁：一般来说，认识总是由低向高发展的。而且在当时，魏源的认识虽有欠缺甚至是重大的不足，但有好些重要主张却深刻过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把“制夷”或“师夷长技”的每一重大措施都同内政或社会固有运行机制的改革结合了起来。

还是看看事实吧。

鸦片战争后，魏源一再鼓吹“以内修为外攘”，通过内部改革达到反侵略的目标，这是他观察和处理内外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没有停留在痛骂“逆夷”的水平上，而是把内部的腐败视为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痛心地说：“今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国家如何走出贫弱的困境？朝廷内外正讨论得十分热闹，奏章、上谕来来往往，目不暇接，但像魏源那样把原因归结为人才与内政的却不多见。

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由鸦片输入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是清廷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魏源的看法是：“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瘾则同。边臣之瘾曰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他依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内部的整顿。

这些观点是他多年观察和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经验总结。因此，他提倡“师夷长技”，不是简单地在物质层面上转圈子，而是每一步都贯穿着改革、开放的精神。

首先，他主张引进外国的人才和技术，以类似今天特区的形式制造船舶和器械。他认为，当时广东仿造西洋军舰和武器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于没有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因此，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甚至主张“沙角、大角既有船厂、火器局，许其建洋楼、置炮台如澳门之例，英夷不得以香港骄他夷，生觖望，而我得收虎门之外障，与澳门鼎峙，英夷不敢倔强，广东从此高枕”。这是他倡导的“以夷制夷”思想的具体运用，有些想法自然过于乐观，也不很适合（如让外夷置炮台），但弥足珍贵之处却在于，他以十分开放的态度去考虑引进外国人才和技术的问题。19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发展近代工业，所以，这是个适时的主意，但清廷见诸行动却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其次，在师夷长技中，他主张严格限制官员参与经济活动，实行以民用、民营为主的方针。中国官办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魏源对清代官营事业的腐朽和官员们在经济活动中贪赃枉法的行为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主张严格限制官营军事工业的发展。以西方经验为根据，他提出“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相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也就是要把造船工业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发展结合起来），而火器局也是“凡有益民用者皆可造，是造炮有数，而出鬻之器械无数”。与此同时，他强调“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者，或自用或出售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并建议规定官员“不许承办船工”，即实行限制官营、放手让民间经济自行发展的方针。要是知道洋务运动中所办企业陷入困境难于自拔的根本原因正是与这样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那么魏源的思想的深湛就不能不令人心折了。

再次，他主张从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去求得本国经济的发展。在研究了西方经济发展的情况之后，魏源得出一个结论：“东不足者西有余，以其所有易所无，气运贸迁，乌见失诸此者不可偿诸彼乎？夫惟有度外之人，则能通自古未通之绝域，致自古未致之货弊（币）。”这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从世界贸易中求发展的思想。与此相适应，他主张“战舰必岁护海运之米验收……倘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把保护经济特别是保护对外贸易的发展规定为国家武装的任务，这对一个多年实行海禁的国家来说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最后，他主张多方进行改革，以保证富国强兵的成功。

资金和人才通常是困扰现代化过程的重大难题，魏源的设想就是从改革与发展中去寻求解决这些难题的出路。他清醒地看到，大量的金钱通过不法途径中饱了私囊，指出“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人——袁注）与官吏所肥蠹，起家不赀，其费皆出自鸦片，岂不当派数百万之军饷？”这就是冀图从反贪污中增加财政收入。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建议从调整官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去求得富国强兵的依靠。一方面，他提出要支持和依靠富民。他认为应该像西方那样取消禁令，荒山野岭“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不穷”，同时“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卫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节赢余为造船械、修垣垒、悬购赏之费”。另一方面，他要求改变对游民的态度。他说：“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回匪也，盐匪也，捻匪、红胡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齿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其中有一二人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非有乌获之力、猗顿之财，而信义意气能豪一方，其人皆偏裨将才，其所属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视之，则且谓乱民之首也。”这两项都是非常大胆且切中时弊的建议，前者与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张息息相关，而后者主张化“乱民”为柱石，不但显示出他巨大的勇气，而且揭示了解决社会安定最大威胁的症结所在。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经济的发展，对“乱民”的认识和政策的改变，都将为安抚流民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真正采纳和认真贯彻这些建议，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这类长达十多年波及半壁江山的战乱也许就可以避免，从而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

在人才的选拔上魏源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主要是局部改革科举制度，从最迫切的水师人才入手，考选能造船制器和驾驶轮船等方面的人才。同时，他极其尖锐地斥责科举和捐官的荒唐，呼吁改变这种局面：“漕盐河兵四大计，漏卮孰塞源孰盛？开捐开科两无益，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兵事？市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

社会改革的成败，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有没有找到正确的起动点。尽管魏源的方案并不完整，但必须肯定，在同时的“筹海”方案中，相对地说它是最完备和高明的。例如，他对科举的腐朽非常了解，并曾反复抨击，但不敢建议予以废止，可是，他建议从经济领域入手，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妥善地调整官民关系，调整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等等，却已触及了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行动，中国的产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完全可能由此启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源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中国提倡改革开放的先驱。

友：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两个新问题要请教：一是魏源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是不是来源于西方的冲击？二是为什么恰恰是魏源有此重要成就？

袁：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即魏源思想的根源在哪里？西方流行一种观点，把中国现代化的行动和思想准备都看成是西方冲击的产物。在我看来，西方的冲击自然是不能抹煞的重要因素，但同样不能忽视已经潜存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必须重视两者的结合。

为什么魏源能走在时代思潮的前列？首要一点在于他是嘉庆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研究，加上渊博的知识，他对中国社会的弊端有了非同寻常的了解，并且成长为有重要建树的思想家。以此为基础，当他系统收集和阅读了介绍西方历史和现状的大量中文出版物后，新的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在他眼前展现，救国的激情便迸发为耀眼的思想火花。他倡导的师夷长技是洋务思潮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世致用加对西方现状的了解就是洋务思潮的基础。魏源的改革开放方案可以说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产物。

毫无疑义，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有好些已经远远超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但这个超越仍然在传统文化中有根基。他有一部名著叫《默觚》，写成于鸦片战争前，其中就包含着不少引人注目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未受西学浸润前的思想面貌，也能找到他在鸦片战争后向新的思想高峰飞跃的端倪。

同历代倡导改革的思想家一样，魏源也提倡两点人们熟知的思想，一是今胜昔的发展观，二是去弊求利、不断改革的思想。不过，魏源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务出己意，耻蹈袭前人”，因此，他在鸦片战争前提出的一些观点往往令人拍案惊奇。这些观点不但体现着魏源思想发展的脉络，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门洞开前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一，魏源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利的哲学。

中国文化的主流对逐利一贯持贬抑的态度。嘉庆、道光年间，清帝国在财政上窘相渐露，国困民穷已成为无法否定的现实，许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魏源在自己的探索中出人意外地发表了关于利的一系列评论。

首先，魏源把利诠释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独谆谆于《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书乎？‘济川’、‘攸往’、‘建侯’、‘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而后天与人合。”不管他这个论断是否真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利与仁及命（天道）并列，且成了天人相合的关键，这在儒学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动向。

其次，魏源还为以谋利为耻的名教限定了适用的范围，为庶民的逐利确定了根据。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寒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他认为包括官僚在内的士大夫要受名教的约束，不必言利，更不能见利弃义，而百姓则应该拒绝名教的束缚，以利为自己的行动导向。在儒学思想史上，这不啻为石破天惊的言论。

再次，魏源主张革除政府管理经济中的弊端，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成为除弊兴利的基本手段。在他看来，官僚、官商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的垄断和侵扰是层出不穷的弊端的根源。以盐务来说，实行官商垄断的所谓“纲盐”制度，结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国家税收无着，而私枭则大量贩运私盐，官府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缉私亦无济于事，而实行商人只要依法纳税便可自由经营的“票盐”政策，则盐价降，税收和商人获利都大增，私盐不缉而止：“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伙、浮冒去其二，计利之人商者，什不能一。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嬴也。”将江南所征粮食经由内河即所谓漕运至京，情况也十分相似：“屯艘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之官，官不得不取嬴于民，合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而魏源协助江苏巡抚试行改为雇商船由海上直运天津后，费用降至每石不足一两，官府和民间的负担都可大大减轻。可是，这些利国利民的改革竟无法坚持下去，这不能不引起魏源深思，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盐为利薮，官为盐蠹”、“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而只有依靠商人才能令货畅其流、物价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这也成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漕、盐、河三大政是有清一代朝野经世致用之士关注的重大问题（鸦片战争后加上一个“夷务”），魏源有关利的一系列新观念正是其经世活动的经验总结。

第二，魏源提出了依靠富民和崇奢的新观念。

魏源热望国家富强，为此他特地对王道作了新的诠释。王道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境界，但儒学末流空谈仁义，使之与富强脱节。魏源指斥这种片面观点道：“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王道至纤至细，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这不但是对空谈心性和民胞物与的宋明理学的批判，也是站在新时代的门槛边对孟子以来的王霸义利之争作出的新总结。

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源提出的关于富民和财富的新观念。应该怎样看待富民？魏源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周官）保富之法，诚以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故土无富民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这里把富民看作国家的中坚。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中世纪，必然以富代贵作为上层社会的主要标记和国家政权的基础，魏源的上述言论可说是社会转型期即将到来的预言，同资本主义发展中对中产阶级作用的肯定不无相通之处。与此息息相关的是，他指责当时的官民对立，肯定“无田富民”的优胜：“有田而富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不能破其家也。”可以看出，魏源的思想中蕴含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因素，他对主张强行干预经济生活的历史人物从桑弘羊到王安石都持否定态度，正是这种思想的流露。这也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

崇俭禁奢一直被视为中国的传统美德，但在魏源看来这也是应该改变的观念：“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车马之驱驰，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俭生爱，爱生吝，吝生贪，贪生刻。三晋之素封，不如吴越之下户……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把这看作富民冀图主宰世界的声音似乎并不过份，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之前同样出现过这样的先声。

第三，发挥传统文化中人格独立性的思想，要求确立合理的君民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是庞杂的，历来人们都根据自己的认识和需要去选择和发挥。魏源选择的是什么呢？他着重发挥了其中关于人格独立性的思想。魏源说：“日光，圣也；月，贤也；……岂知光之本体得于天，人人可以为日、可以为月乎？胡为小之而星、燎、灯、烛也？”乍一看来，这不过是重复人人可以为圣贤的旧说，但细加考察，他已在这个命题中注入了新的因素。他写道：“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两者结合起来看，他所说的人人可以为日月已经不仅是固有道德本性的自觉，还包含着通过理性的执着追求实现个人事业成功的思想。同时在他看来，在奋斗过程中，不是传统文化一向视为美德的顺从而是不媚世的“逆”才是最可宝贵的品德和成功之路。他说：“真人逆精以反气，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大哉《易》之为逆数乎！五行不顺生，相克乃相成乎！”龚自珍是其挚友，魏源对他的定评就是一个“逆”字。他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在他看来，这也就是龚氏能“自成宇宙”的奥秘所在。这个不同流俗的“自成宇宙”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细绎其内涵，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际的个性解放思潮不是有相通之处吗？

以上述思想为基础，魏源对君民关系也有新的理解。他认为不可能有天生的圣人：“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因此在他看来要做一个合格的皇帝是极为困难的，从主观条件看：“守专城之材不可以相，长千夫之勇不可以将，一将一相之任不可以君四海。”而在客观环境上，皇帝又处在贤不肖各色人等的包围和期望之中，要求自身必须无懈可击：“高明之瞰者千计，中泽之嗷者亿计，敌国肘腋之环伺者万计，无一瑕玷而可匿也，无一体用而可缺也。”再加上在专制政体下上下阻隔，“下达上难”，所谓天子圣明谈何容易！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他的答案是皇帝要处理好同众人的关系：“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弱，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这是古老的民本思想的应用，虽是有益的诤言，但离现代民主思想却有较大的距离。不过，在看到这个根本缺陷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包含着他后来热情讴歌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础。

第四，在思维方法上，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并对各种异见、偏诣持宽容态度。

历代经世致用之士都倡导实事求是，魏源也不例外，他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特别强调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称引比附经典：“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于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是从经典或所谓圣人之道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一直是近代中国反复争辩的重大问题，其中的重要一点是古今关系。魏源强调历史是不停变化和向前发展的，与其说三代是不可企及的黄金时代，毋宁说后世远胜三代：“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古代，皆不公之大者。”因此，在古今关系上“执古以绳今，是为诬公；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要是注意到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几十年，书本与现实、古与今的关系仍是激烈争辩的重要问题，魏源的这些论断有益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更新就不言自明了。

早在1826年，魏源在研究清代经世文献时便认识到：“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所以，“文无难易惟其是，讵容喜素而非丹？圣有谟训择于狂，未可因人而废论。”提倡要有容纳各种主张的宽宏大度。此后，他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比较系统的观点。

他认为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个性鲜明的人远胜于那些模棱两可的伪君子。他说：“如必欲责其德性者以问学之不周，责问学者以德性之不笃，是火日外曜者而欲其内涵，金水内涵者必兼其外曜乎？”在否定这些不切实际的所谓德业双修的要求后，他进而提出要重视个性鲜明而有所成就的人才：“若夫学者循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即偏至一诣焉，或狷而隘，或狂而不恭，能祛利欲而未能化其气质，已超乡愿倍矣。……胡广中庸，非圣之时也。”在这里，他偏爱狂狷而鄙视乡愿、中庸的意愿溢于言表，曲折地表达了专制制度下冀图挣脱奴性桎梏而发展个性的要求。

更值得重视的是，以这些认识为基础他提出了容纳异见的主张。他说：“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同归。……孔、老异学而相敬，夷、惠异德而同圣，箕、比异迹而同仁，四科并出于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进一步的解释就是：“一介一和惠与夷，一去一奴微与箕。……一亮一瑾蜀与吴，一攻一守墨与输。相反相成狷与狂，……故君子之用世也，道不必尽同，智士之同朝也，辙不必相合。”从早年的道同殊辙，发展到要容纳异学和道不必尽同之士，他的认识显然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鸦片战争前便辛辣嘲讽力图维护文化专制的入主出奴的方隅之士，公开提倡对异道和异学的宽容，这无疑给当时的经世致用思潮添加了新光彩。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思想、学术、文化自由取代中世纪经学专横统治的过程。魏源的宽容思想只要往前再跨进一步，就会进入支持思想、文化、学术自由发展的领域，这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又一结合点。鸦片战争后为什么他如此坚决地驳斥把西方国家和西方人看作蛮夷的偏见呢？一是经世派的实事求是态度令他在阅读介绍西方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后纠正了这一传统偏见，二是他具有的对异学和异道的宽容态度。他在鸦片战争后一再说：“广谷大川自风气，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广谷大川风气异宜，天不能不生一人以教治之。”这里把华夏文化如实地看作一个地区文化现象，承认其它类型的文化是与它平等并存的，这同他战前的思想一脉相承。

请注意，我无意把经世致用说成是现代思潮，它的局限性我在其它地方已经说过，不再赘言。我在上面所说的概括起来无非两点：一是魏源给经世致用思潮添了不少新东西，不愧为这个思潮发展的新高峰；二是在看到这个思潮与现代思潮有重大差别的同时，应该知道两者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都可以找到结合点，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可能性。

固然，不是所有经世派都能以正确心态去对待西方文化的，他们中不少人一直坚持华夷之辨，不愿向西方学习。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走上另一个极端，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同现代文化水火不相容的。在19世纪的中国，既没有产生自己的卢梭、孟德斯鸠，也没有出现亚当.斯密、李嘉图。魏源的上述观点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同时他也没有完全摆脱错误观念的羁绊，例如天朝大国思想的残余时有流露，甚至削足适履地硬说释典所说四大洲是正确的，现代地理所说五大洲不足信。但尽管如此，他的理论探索还不愧为中国前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我们在看到其不足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所包含的切近世界文化进步潮流的智慧闪光。

友：可是，魏源的思想顶多是一道闪电，很快就在夜空中消逝了，这又说明什么呢？

袁：一部有价值的书就是一盏智慧之灯，总有人不断从中摄取光明。19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比较先进的中国人都受过《海国图志》的影响，日本的有识之士也曾分沾其益。这些历史事实知道的人不少，我不想在这里唠叨了。

魏源的不见用于当时倒值得人们深思。他的同时代人就曾为此深感不平：“气壮群推魏无忌，心孤谁识贾长沙？……太息绕朝终不用，为君一读一长嗟！”这是广东著名爱国诗人张维屏读《海国图志》后的感慨。魏源的最高官阶是知州，1853年还以“贻误文报”被革职。晚年他虔修佛教净土宗，并在杭州僧舍中辞世。一个经世大才就这样陨落了，这说明什么呢？

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仍然被儒家的保守观念所支配，他们把传诵了几千年的几本儒家经典看作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把知识浅陋、固守莫名其妙的观念看作爱国信念坚贞和道德高尚的标志。当多数社会中坚都处在这种状态之际，与时俱进的杰出的经世之士的言行当然被视作惊世骇俗的怪论，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魏源的遭遇正是这个状况的缩影，而这又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没有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和先进文化的自由传播，这种状况是难以改变的。

与此同时，个人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魏源在学术和思想理论上硕果累累，与他个人的一些优秀品德和独特经历息息相关。例如，他满腔热情地关心祖国的命运，为此而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和现状，还勤奋地收集资料，广收博取寻访文献，虚心向包括水手、商人、外国人等了解国外情况的人请教。他锐意创新，不拘一格，广取各家之长。在传统文化中他不为儒家所囿，甚至断言：“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对待外来文化，他也以博大的胸怀去容纳、消化，加上他有经商致富和参与改革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保证他成功的个人因素。可是，恃才傲物也是他的一大弱点。他的一位挚友说：“默深学问渊博，才气纵横，其性情兀傲，几若目中无人。……其诗文发扬纵肆，字句纸上皆轩昂，洵一代之奇才也。魏默深、龚自庵皆奇才，然使之得位持权，其刚愎自用亦宋王安石也。”他的仕途坎坷与此不无关系，其命运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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