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北上谈判，积劳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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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机北上推进国民革命，是孙中山临终前的一件大事。然而，由于他多年为革命奔波操劳，积劳成疾，北上途中重病不起，但仍抱病工作和斗争，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辛亥革命中，我参加滦州起义，从那时起，就非常敬仰孙中山先生，总希望有一天能够会见这位伟大的革命人物，承受教导，但一直没有得到亲近的机会。1924年北京政变后，我任京警卫总司令，这年年底，孙先生应邀北上，经天津到北京，我才得如愿以偿。孙先生抵京时，冯玉祥曾嘱我代表接待，及至孙先生逝世时，冯复派我襄办丧事，同时，我又自始至终地承担了全部的警卫工作。因此，在这一段过程中，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现在且把当时的事实写出来，供作参考。

当孙先生决定11月13日从广州启程北上后，即积极部署一切，曾在大本营召开会议，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同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通告，略谓：

“现奉总理谕：定期于11月13日首途北上，是次总理赴京主持大计，关系本党前途，凡在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农、工、商、兵、学，均应有一种热烈的表示。本会拟邀约各界于10日下午6时在第一公园集合，举行提灯欢送会，同伸庆祝。”

参加欢送的人们非常踊跃，情况盛极，时。第二天（13日）孙先生即偕同夫人宋庆龄，随行人员汪精卫、陈友仁等30多人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去香港，在港改乘日本轮船春阳九转往上海，17日晨到达，在法租界外滩登陆，即赴莫利爱路本宅休息。当时英帝的（字林西报》竟发表谬论，主张禁止孙先生进入租界，法租界巡捕对结队欢迎的数千群众也居然加以阻止。美帝的《大陆报》更蛮横无理地主张把孙先生赶出上海。当时的帝国主义者采用了种种威胁手段抵制孙先生，显然是惧怕孙先生的影响，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无理地出来干涉。孙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感觉非常愤慨，于抵沪后，首先招待新闻界，说明这次北上是以诚意谋求和平统一，提倡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纠纷。进而谈到改造中国，必须推翻军阀及打倒帝国主义。同时并发表书面谈话，大意谓：

余关于时局之意见及国民党政策，当由粤启程之际，已经发表，无庸再赘。《字林西报》社论主张拒绝余人上海租界，以外人而为此言，殊属不合。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分明是主人翁，彼等不过吾人之客也，试问岂有客拒主人人座之权利耶？若租界当局拒绝余之居留，余对之当采取坚决手段，现已有此觉悟，今也已达到彻底废除一切在华外国租界之时代，吾人为贯彻此目的，不惜一切之努力，中国国民已不能忍受外侨在中国领土内之跋扈矣。又外国报纸中有谓余在北方时局安定之前，暂在此观望形势，中止北上者，此言殊谬，盖时局不定，余北上始有意义。关于天津领袖会议之内容，余尚未接到段芝泉之报告，万事俟余抵津后再行协议。

此外，孙先生又对人这样谈道：“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切和他们（指段棋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爱国有责，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孙先生在上海并没有多作逗留，在11月22日，搭乘上海丸离沪赴日本，30日由日本改乘北岭丸赴天津，12月4日到达。

孙先生到达天津时，欢迎的各界团体有100多个，人数约在1万左右。段棋瑞派许世英代表到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代表到津欢迎。

孙先生到了天津，住在张园，向欢迎的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由汪精卫代为向众宣读。大意包括三点：第一点说明孙先生道经日本时曾忠告彼国朝野臣民，应本同文同种之谊，为互助合作之精神，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合理的优先权；第二点说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去北京，赴京目的，并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召开国民会议，一俟时局粗定，当游历欧美，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不合理的优先权；第三点说明孙先生对国民军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及驱逐博仪出宫的举动，表示满意。

孙先生在北来途中，已是了解到段棋瑞的情形和他的执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时又听到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一类卖国措施，大为气愤，很严正地对许说（大意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由此可见当时孙先生对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行是如何疾恶如仇了。

就是这样，孙先生对段棋瑞仍不能不给以招呼。当孙先生于12月4日抵津，5日即给段发出一电说：“昨午抵津，承派许使人先生代表欢迎，无任感谢，本拟7日晨入京，藉图快晤，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三两日，一俟病愈，即行首途。先此陈谢，诸维鉴察。”段接此电后，好像非常“关怀”和“虚心”似的，即于6日电复孙先生说：“微电奉悉。大旅南临，正惭疏简，何劳言谢。昨闻偶抱清恙，良深驰念，尚望加意珍摄，早占勿药。拱候高轩，无任延跋。”同时另致孙先生一函，表示系念之意。原函如下：“违英姿，瞬经数载，正怀风采，忽奉电音，始知贵体违和，实以贤劳所致，吉人天相，调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药。不审近日所服何药？饮食如何？殊深系念。尚析为国珍重，保卫政躬，是所至盼！鹊候莅止，论道匡时，敬备蒲轮，以俟君子。专肃，抵颂痊安。”这是孙先生抵津后，首先与段往来的函电。

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孙先生采纳了随行人员的建议，访晤了张。事先孙先生命汪精卫给张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往访时间。李烈钧为孙先生访张曾向孙先生说：“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随去适当？”孙先生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派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随行。那次张在天津是住在河北曹家花园，他得悉孙先生要来拜访，立即传谕部属，警戒得非常森严。等到孙先生一行到了张的行辕门口，张摆起了架子，没有亲自出迎，是由张学良出来把孙先生等迎接进去的。到了会客厅，张也并没有立即出来会晤，等候许久，他才走来见面，意气傲岸地踞在上座，显示出惟我独尊、盛气凌人之概。孙先生看到这个样子，当然心中不高兴。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竟陷入僵局，经过一度静寂和沉闷，还是孙先生先开口说：“我昨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

张听罢，这才开口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了。”张谈时，眉宇间流露出一番不欢喜的样子。

这时李烈钧看到随孙先生前去的人们全都很窘，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事情虽然是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

张闻李言，这才显示出一副笑容来。这时孙先生又徐徐地说：“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惟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欢笑，才扭转过来方才的僵局。就在这时，张很神气地举起了茶杯请大家喝茶，孙先生明白这是意味着送客，就起身与张握手作别。返回张园行馆之后，汪精卫说：“险哉呀！险哉！”李烈钧听到汪的话顺声讥消着说：“像你这样胆量，就可以行刺摄政工吗？无怪乎大事没有成功呢！”汪闻之，一再皱着眉头搓脑门，同室诸人见到汪这样逗趣情状，都付之一笑。

孙先生这次应邀北上，虽然段棋瑞和张作霖只是虚与委蛇，毫无诚意，而广大人民则表示了热烈欢迎。孙先生因得到当时人民这样竭诚拥护，更坚定了不屈服的决心。当孙先生离开天津赴北京时，天津民众又进行了盛大的欢送。孙先生为了表示感谢，对天津民众，特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

当孙先生刚抵达天津，我即致电表示欢迎，并请示去北京的日期。我的电文是：“时局革新，望公如岁。析津莅止，薄海腾欢。奠定邦基，仁望元老。都门飓尺，何日降临？鹊候电知，。”乃至孙先生决定了去京日期，曾派于右任到京，和我磋商孙先生抵京后的警卫事宜，以及在孙先生抵达北京东车站时如何维持秩序，务使欢迎的群众，都得瞻仰孙先生。我就与于磋商的结果，作了一系列的安排。

与此同时，国民军为欢迎孙先生，也作好一切准备，俟孙先生到达，假中央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并决定：在公园门首悬挂青天白日旗一对，以示国民军与孙先生革命宗旨的一致。预备汽车数十辆，车前各挂青天白日小旗一面。在迎面处置大幅标语三个，一为“中华民国万岁”，二为“国民军万岁”，三为“孙中山先生万岁。”

孙先生自到达天津，因病所累，在津居住了20多天，在各方期待下，于12月五日才来北京。行前曾有电致段棋瑞云：前电谅达。两日以前，所患略减，与医生商酌，决定于五日入京。惟养病期间，仍当暂屏一切，以期速愈。知关远注，谨以奉闻。孙先生偕孙夫人就在这天上午11时，由津乘火车赴京，随行者有汪精卫及参军喻敏西、赵超、邓彦华，副官黄惠龙、马湘、吴雅宽，秘书朱和平、陈友仁、黄昌谷、邵元冲，书记官张通泰等。

当孙先生还在北上途中，冯玉祥早就交给我负责接待的任务，并且嘱咐我：“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指挥。”

12月五日上午，当我接到由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得悉孙先生已经从天津上火车向北京进发，我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我能有这个机会拜见久仰的革命领袖，忧的是如何能够把孙先生保护好。这天，在古老的北京，虽然是刮起了凛冽的朔风，灰暗的乌云压得低低的，我到前门东车站张眼一望，数不清的学生、民众等，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在这一片人群里，人人手执小旗一面，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上面都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外有两面大幅标语，一面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面写着“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在欢迎的行列中迎风招展。我这时心中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担心秩序难以维持好，万一出了什么事故，对孙先生没有尽到保护之责，这将如何是好呢？我自己这样盘算了一会儿，毫不迟疑地驱车到了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先生在那里下车进城，免得在东车站下车因人多有所不便。我就这样想着等在永定门车站。

写到此处，回想起一个可笑的故事，插叙在这里：这一天段棋瑞特派吴光新代表到车站欢迎孙先生，吴以东车站人山人海，恐怕发生事故，他先到了警卫总司令部找我，要和我一道去东车站，我说可以。当我们到东车站，我走一步，他跟一步，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我左右，意在要我作护身符。我当时心中所想的是如何能够把孙先生保护好，顾不得和他在一起纠缠，便乘隙脱身走开，急忙上了我的汽车，飞快地开到了永定门车站。不一会儿火车进了站，刚一停车，我便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急忙登上孙先生乘坐的车厢，心里想我今天总算是有机会能够见到了景仰多年的伟大革命领袖了。当我走进车厢里，我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先生的随行人员环待在他的周围。从孙先生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我看到孙先生枕旁放着书，手里还正在拿着书看，他这种坚持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更使我增加了深切的崇敬心情。孙先生见到了我，很吃力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这一刹那的情景，使我到现在还是回忆得很清楚，未能忘怀。

我当时很婉转地向孙先生道及要请他在永定门车站下车的意思，孙先生很理解我的用心，遂一再表示感谢我对他的关注，但是并没有接受我的要求。孙先生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们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我听了孙先生这番话，不肯打断他的高兴，也没有再加以劝阻，遵照他的意思，我随车回到了东车站。

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当火车开进了车站后，站在月台上的黑压压的欢迎人群，立即就自动地把秩序整顿好了，每个人都严肃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只听得欢迎的人群挥动着数不清的红绿色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这时孙先生早已从卧铺上站起来，在随行人员的维护下走下了火车，徐步走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着答札，同学生们和民众们见了面，谈了话，然后同孙夫人及随行人员等，分乘汽车多辆，径赴北京饭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孙先生一生是如何热爱学生，如何热爱民众，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学生和民众又是如何爱戴和崇敬这位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了。这一个洋溢着热情的场面，至今犹觉历历在目，留下了永不能忘掉的深刻印象。

自孙先生到达北京之日起，警卫总司令部即承担了孙先生的警卫工作。我为了布置检查这项工作，经常到孙先生所在的地方，亲自巡视，特别注意到如何能保护得更好。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为孙先生派出三个苏联籍的警卫员，一名柏瑞楼司该，一名罗办，一名尔瓦楼司该，一道参加了这项工作。

在孙先生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元旦，这天中午12时，段棋瑞派其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与孙先生贺年。孙先生挺着精神亲自出来招待，并力述个人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大约需要经过十几天以后，才能够与合肥晤面，解决国是。段、梁辞出后，孙先生派汪精卫代表去段处答礼。当时段为了达到他个人的企图，在暗地里已与孙先生展开了极尖锐的矛盾斗争，但孙先生处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周旋于这些表面上的应酬。

孙先生远道而来，在全国注视之下，段棋瑞不能不表示招待，而孙先生看透了段不会有诚意，一切招待，不过是出于敷衍，且孙先生恐因为招待开销过大，耗费公款，更加不宜，故在到京后不几天，即面嘱汪精卫代表辞谢段的招待。汪奉命后，致函梁鸿志，委婉地辞谢了段的招待。

孙先生到京后，虽然是在病中，各方前来访谒的人很多，因个人精力关系，对于接待颇感辛劳，但对于各方的热情，又不能谢绝，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个派定专人分别接待的办法。当时规定：由汪精卫、于右任、王法勤、邵元冲等，代表接待军政两界人士；于树德。丁惟芬、石瑛、马超俊等，代表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韦玉泉等，代表接待中外新闻记者。经过这样安排，既能使各方面人士尽情地与孙先生方面经常保持接触和联系，又能免除了孙先生的过分辛劳，可以安心静养。

孙先生到京后，冯玉祥一直没有见面。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从国民军的行动上看，雷厉风行，真像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先生到北京时，冯先生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先生晤面，而冯所以没有与孙先生晤面，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棋瑞的天下。段对孙先生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觉到如果与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先生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先生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以致冯一直没有和孙先生晤面。后来冯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耿耿在怀，似有不胜愧对孙先生之感。

因为冯主动邀请孙先生北来，当孙先生到京时，冯虽不在京，而国民军早即准备好举行盛大的欢迎，但因孙先生累于病，不能出席，乃临时中止。国民军将领为了表示欢迎，特在1月6日假西车站食堂宴请孙先生随行人员，到有汪精卫、徐谦等数十人，从下午6时开始，直进行至8时许始散。

孙先生的病，到京以后，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日甚一日，但对北伐军进展情况，犹特别关心，不时向左右垂询一切。当孙先生得悉北伐军已经顺利地进入了江西将要达到吉安时，特把李烈钧召到面前，指示机宜，并吩咐他去江西一视，李奉命后即辞别了孙先生南下。不料到1月25日孙先生的病势忽然转剧，即于26日上午1时由北京饭店移住协和医院。这时李刚到达上海，尚未转往江西，汪精卫就给返回上海的孙科去了一个急电，说“总理已在医院开刀，发现了极危险的状态，望诸友速来”等语。孙科、李烈钧等得到这个急电，就在第二天搭专车驰抵北京，径到协和医院探视。

孙先生移住协和医院的当日下午5点，即施行手术，医生断定为肝癌，认为是不治之症，非常危险。当时虽用镭锭疗治，仅可减少痛苦，不能根本解决。1月28日，又将孙先生由协和医院移住铁狮子胡同行辕。

自孙先生病情转剧后，冯玉祥更加惦念。每天都有长途电话给我，要我探询孙先生的病况，我每天也有长途电话向冯报告。冯屡在电话中嘱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先生的生命。言词恳切，关怀备至。但冯犹感觉不足，曾于2月27日派其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先生。冯致孙先生的亲笔函原文是：“兹闻尊体违和，至深系念，久拟躬亲趋候，藉聆大教，并慰下怀。只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私衷抱歉，莫可言宣。兹嘱内子赴京代候起居，务乞为国珍重，善自调摄，以期早占勿药，是所至祷。专此布肃，敬颂痊棋。”冯对孙先生的关怀与尊重的心情，充分流露在这信的字里行间。至于他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这正是隐约道出他内心的痛楚。

3月11日上午、大家感觉孙先生的病势逐渐危殆，就把事先由汪精卫写好的遗嘱两份，拿到孙先生面前，当时孙夫人、何香凝。孙科、汪精卫等全环绕在病榻周围，请孙先生签字。孙先生的手已经发颤，签完了遗嘱之后，又在致苏联遗书上签了字。同日下午9时许，孙先生召孙科、戴思赛等到病榻前，嘱咐要善事孙夫人，并询汪精卫粤中北伐情况。汪为了安慰孙先生，告以革命军的捷报。孙先生闻汪言，嘱电告胡汉民，千万勿扰百姓。因医生戒多言，乃中止谈话。10时许，又召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喻敏西等至榻前，告以：“本人此次北来，意在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期能达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虽死九泉也可以瞑目了。”言罢，泪如雨下。孙先生在得病后，自己言死，这还是第一次。此时孙先生的气息上逆，喘息不止，病象陡变，到12日上午，孙先生在床上转倒很频，现出情状不安的样子，喉中哼哼作声，在隐约中听到孙先生口中不时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此时医生为孙先生进麦秕汤少许，但已不能受，多流出牙床之外。至此，孙先生的言语已不大明晰，延至9时30分，这一伟大的革命者便停止呼吸，溘然长逝了！1925年3月12日这一天，是中国革命运动蒙受损失的日子。因为孙先生的逝世，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哀悼，同时也激起了全国拥护革命的巨潮。世界革命的人民，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之死，无不寄予沉痛的悼念。

孙先生不幸逝世后，当日由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发出侵电，向全国报丧。

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发出的唁电，略谓：“大元帅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客冬由粤北上，提倡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民族之独立，与民权之确立。乃自抵津京，肝疾日剧，医治无效，于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哀此奉闻。”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的唁电，略谓：“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自抵津京，肝病日剧，医药无效，于本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局胜痛悼，哀此奉闻。”

段棋瑞在得悉孙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也装模作样地发表一道文告：“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率划，宏漠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人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愁，遽夺元勋，转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当冯玉祥听到孙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感到非常悲痛。当时我常听到从张家口来京的朋友们说，冯每谈到孙先生的死，就不禁一阵一阵难过，热泪籁籁而下。有许多接近冯的人全很诧异地说，冯与孙中山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么感情这样深厚呢？冯自己也常常是对人们这样表示，他说：“我景仰孙中山先生几乎有20年了。我们彼此之间信使往还也已有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引为遗憾的事。可是我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记得冯后来曾对我说过这样两句话：“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位伟大人物死了，使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虽然段棋瑞和张作霖节节进逼，迫使我们一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全国人心所向，我相信孙先生终会取得最后胜利。只要我们跟着孙先生走，一切自有办法，可惜孙先生不幸死了，使我们失去了保障，这如何使我不难过落泪呢？”此外，冯还曾对我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梦中会见了孙先生，孙先生拉着他的手，十分亲热地告诉他一些革命道理。从冯的这些片断谈话中，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地爱慕孙先生的为人了。但是，冯终于没有会见过孙先生，孙先生接受他的邀请北来之后不幸病逝，这更不是冯所料想得到的事了。

冯在哀悼孙先生之余，立刻由张家口给我拍来一个电报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当代的伟大人物。今应约入京商议国是，不幸病逝在此，党国遂失领导，伤痛不已。闻已推定诸员治丧，由李协和主其事，余远在张家口，不能即来参加，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听协和之命，倘因此发生意外，兄与弟当共负其责也。”同时，冯又先后复了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的报丧电报。另外，冯又亲笔写信向孙科慰问，并附送奠敬1万元，托由徐谦带交。

在孙先生易匮之时，我即用急电向冯玉祥报告，冯当日便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一星期，以志哀悼；并规定以下三项：（一）由即日起所属各机关部队均下半旗三天；（二）停止宴会及一切娱乐；（三八 日各机关部队停止办公和操课一日。

同时，冯玉祥并指定我负责襄助李烈钧等为孙先生办理丧事，尽力照料一切；因李是孙先生治丧处的主持人，我经常到治丧处去和李等联系各项事务。关于孙先生停灵公祭地点，治丧处主张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即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当把这个意见通知了段棋瑞，没想到段和他周围的人们却大不以为然，仅仅表示可以在天坛举行。当时段派了内务部次长王耒代表到铁狮子胡同孙先生行辕，先和汪精卫接洽，说执政对在社稷坛停灵公祭不能同意。这时汪精卫便找到李烈钧说：“总理是创造民国的元勋，今应芝泉约来京不幸病逝，在社稷坛治丧，本属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以，没想到执政府竟反对，殊令人不解。现在段的代表还在这里，你可以再和他讲讲道理。”李听到汪的这番话，怒不可遏，当时就把段的代表找来，由汪作介绍，汪指着李向王来说：“这是李协和先生。”于是李就开门见山地对王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不是段执政所得而私的。总理手创共和，段执政乃得今日安居官苑。今总理为践约北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还能够表示不同意吗？”王听到李的这样强硬抗议涨嘴结舌，大为气馁，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仅仅答应：“回去报告执政再说。”转身就走了。于右任听到这件事以后，大为震怒，甚至竟跑到执政府找到段，拍桌大闹，可见当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僵持的一斑。

双方既僵持不下，我为了谋求解决，便独自去见段棋瑞。当走进段的办公室，我故意含笑向他表示道贺。段愕然不明究竟，紧接着连声问道：“有什么可道贺？”我答：“孙先生是执政的政敌，现在死了，这岂不值得道贺吗？”段歪着鼻子哼了一声，未再说什么。我为了引到正题上去，接着又说：“孙先生究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生前有人怕他，现在死了还是有人怕他。”段问：“谁怕他？”我风趣地答：“执政，你不就怕他吗？”段说：“怕他什么？”我说：“执政不怕他，为什么不让在社稷坛举行公祭呢？”段至此似已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说：“没有什么，我怕学生闹事，去天坛公祭不也是可以吗？”我说：“我看学生们不会闹事，要想闹事，去天坛也会闹事的。”段问：“你能保证学生们不会闹事吗？”我答：“只要执政答应在社稷坛公祭，学生们要求就都满足了，还闹什么事呢？”最后段说：“只要你有把握使学生们不会闹事，我就可答应在社稷坛公祭。”谈到这里，我便告辞，刚走出门，又回到段的办公室。段问道：“怎么又回来了？”我答：“还有事想向执政报告。”段问：“什么事？”我说：“执政这样做显着多么伟大，不过，我看执政还可以做得更伟大些。”段问：“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7’我说：“执政既然允许在社稷坛停灵公祭，如果执政再去亲临致祭，那岂不更伟大吗T’段连忙频称：“不行，不行。”接着我举诸葛亮吊周瑜的故事将他一军，段似有所动心。我紧接着说：“执政亲临致祭，昭示天下，与诸葛媲美，这是何等伟大啊厂段说：“我去致祭，恐怕学生们乘机闹事。”我说：“只要执政亲去致祭，学生们只有对执政越发敬重，哪会闹事？执政的安全，我负完全责任。”最后，段终于答应了亲临社稷坛致祭孙先生。我回到治丧处，只告以问题完满解决，段同意在社稷坛公祭，并要亲临致祭。不过，经过的内幕，当时我却没有和盘托出，所以要如此，一则为了要维护孙先生的尊严，一则为了还想当众暂给段留点面子。

当治丧处得悉段棋瑞将亲临致祭孙先生的消息，便预为作了布置。没想到段最后答应我的话发生了变化。事情是这样：当我向段告辞后，段的左右听到段将往社稷坛致祭孙先生，顾虑重重，认为不可，万一发生意外，危及段的安全，这将如何得了。于是纷纷对段劝阻，不可轻于亲自出马，听说段的亲信朱深竟为此跪在段的面前不起，要求打消原意，免遭不测。段遂临时决定中止亲往致祭。

孙先生的遗体，经过防腐手术大殓之后，因停灵公祭地点迟迟没有解决，故暂留在医院里，嗣以公祭地点解决，治丧处立即决定3月19日举行移灵。这天上午9时30分，先举行了一个祈祷仪式参加者只有孙先生家属及部分特邀人士。11时15分开始移灵，首由黄惠龙、马超俊等八人，将遗体抬出，孙先生的灵枢，系由特别组成的亲近人员轮流倒替界之而行，许多人均以一抬先生灵枢为荣。当时将抬灵和守灵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为汪精卫、张继、孔祥熙、林森、石青阳、宋子文、喻敏西、石谷青等；第二组为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白云梯、邹鲁、戴季陶、邵元冲、钮永健等；第三组为李烈钧、姚雨平、郭夏初、焦易堂、邓彦华、朱卓文、蒋雨、林祖涵等。另外由黄惠龙、马湘、邓彦华、赵超、李朗如、李仙根、马超俊、吴稚觉、李荣、林耀光等担任灵堂照料。

孙先生的灵枢，从协和医院移往社稷坛时，东单三条及帅府园的交通完全断绝，王府井也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从王府井、东长安街，经天安门，直到中央公园社稷坛灵堂，两旁站立各界送灵的群众，不下12万人。我则来往于协和医院与中央公园社稷坛之间，指挥警卫。警卫总司令部除派出警卫部队担任警卫外，并在前门以西城墙马道上鸣放礼炮，以志哀悼。在灵枢经过的地方，许多人都争着向前近一近孙先生的灵枢，或者向前摸一摸孙先生的灵枢，大家的心情是极度沉痛悲哀的，不少人都流着眼泪，哀悼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正因为群众都争着向前，要看一看孙先生的灵枢，人群过于拥挤，以致警卫部队的官兵，几无法维持秩序，有时警卫部队的士兵将学生和民众挤倒，教职员便上前说：“没有什么，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有时学生和民众将警卫部队的士兵挤倒，警卫部队的官兵便出面说：“咱们全是自己人，没有关系。”灵枢到达中央公园，停在社稷坛大殿正中，安放稳妥后，全体向孙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记得当时汪精卫对于孙先生之死，泪流满面，有时哭泣失声。没想到后来他竟背叛了孙先生的遗志，认贼作父，甘充汉奸，岂是孙先生始料所及！

孙先生的灵枢安放在社稷坛大殿后，经过一番筹备，治丧处便决定了公祭日期，3月23日国民党党员公祭，24日、25日各界公祭。每天有许多来宾和机关代表等前来致祭，花圈、挽联，何止万千！在整个中央公园里，呈现着一片庄严肃穆的气象。

公祭之前，冯玉祥从张家口致电治丧处，表述个人的哀思，宣示个人的心愿，期有以慰孙先生的英灵，原电如次：“中山先生，手创共和，身许邦国，承天革命，比迹汤武，觉世牖民，追踪卢列，哲人虽萎，名誉犹存，盥诵迥环，益增涕泅。当此国乱未平，百端待理，凡属后死，自当奉为圭桌，勉步前尘，本坚忍不拔之精神，为世界大同之奋斗，以副绵缀之苦心，而慰英灵于天上。”

到了公祭的那一天，执政府临时通知治丧处，忽谓段因脚肿，不能亲来致祭，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当时聚集在社稷坛阶前的几千学生和民众，也正在期待段能亲来致祭。李烈钧接到执政府的这个通知后，非常气愤，认为必须把“执政”的爽约失信，公诸人民。李便站在社稷坛阶上向学生和民众揭露段自食其言，不肯亲来致祭的情形，接着说：“诸君今日热心前来祭奠孙中山先生，如此踊跃，一半是钦敬孙先生，一半是欲瞻仰孙先生的遗体，但是，孙先生遗体容易见，段‘执政’的‘风采’不易见。孙先生不过是主义的先导者，将来实行主义，继续奋斗，其责任仍在学生和民众，像那些昏庸腐朽之辈，是绝对不能主持国家大事的。”并且说：“是的，因为孙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丧权辱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怕孙先生；活着怕他，死了还是怕他。”最后高声说：“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一时群情激昂，为之大哗，等到龚到达社稷坛时，守门的学生立即给了一个难堪，不准他走正中路阶，龚只好沿侧路进入灵堂，读完段的祭文，即匆匆退去。

因段棋瑞要亲临致祭，李烈钧曾预为撰就答词，准备届时宣读，原文如下：“邦国不幸，元首上宾，举国悲伤，山颓安仰。中山罹病之始，承执政府派员视疾延医，厚谊隆情，靡不周至。今日开吊，复蒙执政躬临祭奠，并致哀词，家族及治丧处同人，实深感德。回忆辛亥建国，中山倡之，而合肥和之，马厂起义，则合肥倡之，而中山和之，是中山与合肥在民国已往之历史，已有至深的关系，为全国人所敬仰。曹吴乱国，联合兴师，合肥与中山又共赴国难，是合肥与中山先生在最近历史，其密切之关系，更有异于寻常者。中山与合肥实吾国两大天柱，兹不幸折其一矣，后此两公应共负之责任，则合肥一人应负之。羹汤频年，四百兆同胞陷于水深火热者，不获绥济须臾，想合肥视民如伤，必有以慰九泉良友、海内同胞者。烈钧代表致谢，而远引及此，表同人敬慕贤者之意耳，惟合肥祭焉。”统观全文，对段可谓宠饰备至。不料段自毁原议，改派代表致祭。随后梁鸿志前来致祭，李便把原答词交梁带给了段，听说段看后，深为追悔，认为失去了一个增加个人光耀的机会。

4月2日，孙先生灵枢移奉西山碧云寺，参加送殡的群众，有30余万人。从西直门一直送到西山碧云寺的还不下两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各大中学校学生、民众和国民军官兵。他们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这一天我亲率警卫部队担任警卫，以一连担任护灵，其余担任沿途警卫。李烈钧在起灵前，召集警卫部队的官兵作了一次简短讲话，说明应行注意的各项事宜，并散发路线图，以供参考。灵枢是放置在一辆炮车上，因碧云寺是在西山上面，为了平稳地把灵枢运上去，先顺着山道地形，用木板搭成长坡，届时再用几十丈长的麻绳，拴在灵车前端，由执绋人们挽曳而上，很稳当地把灵枢运了上去，安放在碧云寺内。然后大家向孙先生遗体举行告别的仪式，送殡的人们，这才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陆续下山返回城里。

孙先生举丧的费用，殓殡开支，完全为治丧处自行筹措，推由孔祥熙负责其事；遵照孙先生生前意旨，没有接受段政府的拨付。

孙先生的灵枢，安于西山碧云寺后，孙夫人及孙先生随行人员即陆续离京南返，治丧处也移至上海办理结束。我和他们，有的是旧识，有的是新交，朝夕相处了四个月。握手送别时，不禁各有一番依依不舍之情。于右任在和我分手时，特把孙先生的遗嘱，恭录在扇面上，赠作纪念。

冯玉祥认为孙先生是缔造共和、创建民国的元勋，为了追崇丰功伟绩，垂示后世，主张在北京中央公园为孙先生铸铜像，悼供中外瞻仰。曾让我们向段棋瑞的执政府提出建议，但经一再申请，终未得到段的同意。冯这一心愿，最后也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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