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当代完人”

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40 字体大小: 【小】【中】【大】

第12章 “当代完人”

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

11月12日，是陈布雷59年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又是孙中山先生诞辰84周年。陈布雷选择先总理的诞辰日，来实施自己的“自杀计划”，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

这一天，国民政府照例要在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陈布雷按例是要参加的。但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无论如何，这一次不能出席了。好在陈布雷认为自己即将追随先总理于地下，不去也罢。于是，陈布雷称身体不适，吩咐秘书代为请假。

随后，陈布雷先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要袁永熙即刻来见他。几天之前，夫人王允默等被陈布雷安排去上海出席外甥女的婚礼去了，南京只剩下袁永熙、陈琏夫妇。袁永熙是陈布雷自杀之前，唯一被召见的亲人。

袁永熙接到电话，没有耽搁，很快赶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一进门，就看到老丈人一脸倦容，须发花白，又长又乱，然神情却显得比往常从容。袁似乎有些放心了，只是建议老丈人应该理发了。陈布雷很顺从地就同意了，马上关照陶永标请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

其间，陈布雷曾对袁永熙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停了一会儿，陈布雷又关照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事后看来，这是陈布雷打电话把袁永熙叫到陈公馆后，所交代的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也是陈布雷这一天唯一感到需要对亲属当面交代的遗言。深入分析，陈布雷的这个临终嘱咐，是大有深意的。

陈布雷对于袁永熙、陈琏夫妇的政治身份，其实心中早已有数，用一句现代术语来形容：即使没有从组织上加入中共，那么亦已从思想上加入了。陈认为：在‘北平共谍案”中，怜儿夫妇所以被捕而复释，究其原因，一是查无实据，二是有自己罩着。几个月来，袁永熙夫妇表面上安然无恙，实际上处境仍很危险，只是因为自己还活着，当局投鼠忌器，暂时不便下手罢了。问题是，自己一旦轻生自杀，当局再无顾忌之处，怜凡夫妇恐怕就凶多吉少了。所以，这是陈布雷临死之前，唯一不能放心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的一块心病。而且，这种敏感的政治问题，遗书里是写不得的。想来想去，只能把袁永熙找来，当面作出一番交代。这是陈布雷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中，需要完成的第一件日程。由此可见陈布雷对子女的关切爱护之情。

交代了这件事以后，陈布雷关切地问道：“怜儿近日如何？”袁答：“还好，她仍旧在休养，有时搞点翻译。”陈布雷点点头，说：“怜儿体弱，叫她好好保养身体。”

与袁永熙谈话以及理发修面之后，陈布雷又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双新布鞋。事后来看，这也就算是“整容”了。这一切都说明陈布雷正按照预拟的计划有条不紊地作“远行”前的各项准备。可惜，从袁永熙到陶永标，以及陈公馆请人，都没有意识到陈的这一反常之处，只觉得这一天，陈的神情从容不迫，落落大度，又是找人谈话，又是理发，又是修面，又是洗澡，又是换衣等，人也显得精神了许多，大家替他高兴还不及，哪里会往坏处想。

午餐之后，陈布雷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午觉。这是陈布雷多年来的一个例觉，也可以看作是陈布雷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觉”。醒来后，正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来访。陈方与陈布雷的性情有许多相通之处，昨天上午发生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的风波，陈方不但亲眼目睹，而且也认为蒋先生说的那些话，是太过份了。陈方是了解陈的个性的，深知以陈的拘谨、朴质、清纯的性情，对这样的凌辱，恐不易放得下，故特地赶来宽慰，力劝陈“想开一些”。两人在陈公馆楼上倾心相谈近两小时。在陈布雷的生命历程中，陈方是最后一个与陈布雷进行长谈的政界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陈布雷自杀之前的心理活动最为了解的一个人。辞别时，陈布雷一反常例，将陈方送出大门之外，并再三表示感激。这在陈布雷来说，此举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含意。其一，认为陈方能在这个时候来看望他，的确不容易，也的确感激；其二，自己在临死之前，还能得一知己倾心相谈，一泻胸中块垒，的确是人生一大快事。此生许多遗憾，也就能多少有所弥补了；其三，此次与老友一别，势成永诀。此刻纵有千言万语，也是欲说还休。这是陈布雷对陈方依依不舍，频频相送的原因。陈方离去后，陈布雷要陶永标驾车送他去郊外散心。汽车掠过交通混乱的闹市区，出中央门，绕玄武湖一圈。继而在玄武湖南端调头，折东向钟山方向驶去。陶按陈的示意，在距中山陵不远处，将车停下。陈就此下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处丘顶，极目远眺：在夕阳的余辉下，中山陵宏伟壮观，气势非凡；左边明孝陵，右边灵谷寺，依山傍水，气象万千。

陶永标想起，半个月前，陈布雷曾在陈琏夫妇的陪同下，登上中山陵，拜谒孙总理之灵。那一次，陈布雷在总理灵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恭恭敬敬地行了3个鞠躬礼，即默然而退。弄得陈琏夫妇在一旁看了，也颇有茫然之感。这一次，陈布雷也是不说什么话，只是默默地遥望中山陵，久久地不肯离去。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陈布雷在想什么。

陈布雷这天下午的行动，陶永标是唯一的目击者。陶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陈布雷感慨世事，热泪纵横，一时竟也动了感情。陶说：“我仰望他那悲怆的眼神，那晶莹的泪水，那憔悴的神容，那在秋风中散乱的半白头发，想起他从政20多年的忧国忧时，辛苦劳累，感到阵阵心酸和怜悯。我眼前仿佛出现了2000多年前屈原踯躅于汨罗江畔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景——中国几千年来的君子之忧是一脉相承的。”

陶永标回忆，直至夜幕开始垂下，陈布雷才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去。临上车时，陈问陶：“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陶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至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一事？”陈点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这个时候距陈布雷自杀，只剩下几个小时。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他的遗言呢？后来，陈在写给夫人的遗书中，有“即在南京薄埋之”之语；在写给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的遗书中，亦有“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的遗言。这说明，以陈的心愿，是很希望能葬于南京中山陵一侧，以长伴中山先生。显然，陈的这一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大概除了夫人王允默方面的原因之外，最高当局的忌讳，亦不可能同意陈布雷的这一遗愿。

回到公馆，陈布雷因“没有胃口”，不吃晚饭了。他忙着一边上楼，一边继续关照陶永标：“我今晚要赶写一些重要材料，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不接”，“你也不必上来催我睡觉，我写毕自己会服药睡的”。上了一半楼梯，陈不放心，又转过身来重复了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然后登楼而去，此后再无动静。除遗书外，陈布雷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遗言是：“让我安静些！”

这一晚，在楼下陪侍的只有陶永标一人，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等人皆因事外出，公馆里显得很安静。大约在晚上9时半左右，蒋官邸秘书来电话，通知陈布雷于第二天上午8时半参加中央党部会议。陶遵照陈布雷“电话不接”的关照，只将电话记录在册，并未报告陈布雷。

此后，一夜无事。

其实，所谓无事，只是指楼下。而在楼上，完全是另一番波滔汹涌的景象，陈布雷在那间卧室兼办公室的写字台前，正抓住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分分秒秒，挥笔疾书，起草致领袖、致同僚、致部下、致友好、致夫人、致子女、致兄弟等一封封遗书。经事后检索，陈布雷留下的遗书，有11封之多。展读及分析这些遗书，对于了解陈布雷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心理活动，探讨陈布雷选择自杀一途的真正动因，以及研究其理想追求及思想局限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若按对象区分，遗书大致可分4类。第一类计2篇，是写给上司的。这个上司，当然指最高当局，即《上总裁书》，《再上总裁书》；第二类计4篇，是写给同僚及友好的，即《致张道藩》，《致洪兰友》，《致潘公展、程沧波》，《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第三类计2篇，是写给部属的，即《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遗副官陶永标书》；第四类计3篇，是写给夫人、子女、兄弟的，即《遗夫人书》，《遗训慈、训囗、叔同诸弟书》，《遗诸儿书》等。

遍观诸遗书，似乎独少一篇，这就是《遗女儿书》。以陈布雷的爱女之情，当不致遗漏这一篇。而据陈训慈先生回忆，陈布雷的遗书中确有这样一篇，是写给女儿陈琇、陈琏的，内容与写给其他家人遗书大致相同。盖因陈布雷死后，时在南京编译馆工作的陈键在家人中最先赶到，她便将此信自取了，故未落到官方手中，亦未在当时的报刊上公开发表。

“瓶之倾兮，推垒之耻”

如果从研究及分析陈布雷死因这个角度来看，在所有的公开发表的11封遗书中，《上总裁书》、《再上总裁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封遗书。在这两篇遗书中，陈布雷对于自己的死因，可谓写得曲径通幽，哀怨凄婉无比。

在《上总裁书》中，陈布雷写道：“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怒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有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青，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道上。”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份遗书的基调，就在于剖明心迹：感主上20年的知遇之恩，“任何痛苦，均应承当”。既讲“均应”，就是检讨自己有“痛苦”而没有承当了。有什么不能承当的“痛苦”呢？若就表面现象分析，不外是指时局之“艰危”；而就实质内容分析，则是暗指“战时体制纲领”事件，遗书中有“贻误公务”一句，可作印证。陈布雷这句话，局外人听了，或许有些闪烁其辞，但在“介公总裁”听来，岂有不明白的道理？真正是‘三九天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所谓“公务”，不正是指这些天来，在蒋、陈之间闹得剑拔晋张的“战时体制纲领”么？

陈布雷在《上总裁书》中直言：与其“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无如“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这意思就是：我说我不能干，你硬是要我干；我说写不出，你硬是逼我写，那么，我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来证明我的“无能为役”，只剩下一个选择：死给你看！以一死来证明我绝无虚言雄语，证明“我心纯洁质直”，证明我“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

任何人读了这段遗言，恐怕除了失魂落魄之外，只能是目、瞪口呆了。想想看，一个文人，给主上做了一辈子文章，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可是，只因最后一篇文章没有做出，便不得不以一死来剖明心迹。千古以来，文人下场之惨，恐无过于此者。

同《杂记》所运用的笔调一样，这一篇《上总裁书》，全文约370字，也是通篇不提“反共”二字，不提“剿匪”、“戡乱”等词，不提身后的政局问题，亦没有一字寓国共于褒贬。勉强涉及时局的几句话，不外是：“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等。

如果说“党国”、“三民主义”还多少有点党派色彩的话，那么“天佑中国”一句，更让人不知所云了。“天佑中国”，是情国民党所讲的中国，还是佑共产党所讲的中国？以陈布雷这样的文章高手，难道只知道“中国国民党”前面冠有“中国”二字，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前面亦冠以“中国”二字吗？事实上，这既不是陈布雷的糊涂，也不是陈布雷的疏忽。而陈的初衷，原本就在于要在遗书中，小心翼翼地回避“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名词。

对于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不置一词，对于危如累卵的国民党政局亦漠然置之，陈布雷真可谓一个世外高人了。可以想象，陈布雷在遗书中如此小心翼翼地用笔，无非是说：20年来受最高当局驱策，被榨得油尽灯枯了，这个事实已是无法挽回。但在死后，总要保留一个“干净”身子，不想再被当局用来作为“反共”、“戡乱”的炮弹。让我的灵魂能够安静一下吧！我们几乎都能听得见陈布雷那个撕心裂肺的呼号了。

又一个让人不解的问题是，陈布雷写给最高当局的遗书不是一篇，而是两篇。除了《上总裁书》外，又有一篇《再上总裁书》。《再上总裁书》约350字左右，比《上总裁书》370字略少一点。即便两篇加起来，也不过700余言，不为很长。虽说古来的遗书，很少长篇大作，但对于篇幅，亦没有严格限制。陈布雷有多少遗言，尽可以在《上总裁书》中写下去，何必要在“介公总裁钧鉴”之外，再来个“介公再鉴”？

其实，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两篇“遗书”并不是一次写成。从时间上推断：陈布雷的10余封遗书，可能分别写于11日夜与12日夜。从内容上分析，原先大概也没有考虑写12封之多，诸如：“致洪兰友”，“致潘公展、程沧波”，“致张道藩”等几封遗书，均不在最初的计划之内。留书总裁，当初的计划，自然也只是一封。然而，当写完了其他几封遗书，陈布雷将《上总裁书》复看一遍时，感到不对了，这哪里是在向领袖剖明心迹，简直像是在鸣冤叫屈嘛！陈布雷想来想去，觉得需要在剖明心迹及自身检讨方面，有所充实，有所弥补。由于《上总裁书》的语气、结构，都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难以再作更动。推倒重来，陈布雷亦没有这个兴致。没有办法，索性再写一篇吧。这就有了一篇《再上总裁书》。

于是，陈布雷再次展纸疾书：

“介公再鉴：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中朝大官者于事，谁知感激徒囗婀之句，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低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无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海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与《上总裁书》相比，《再上总裁书》，笔调为之一变，通篇都是自谴自责、自怨自叹之词。说得不好听一点，通篇都是瞎话。其他且不论，开篇第一句：“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就是一句大瞎话。仅以11月12日这一天来说，前方就传来了两大坏消息：一是共产党的军队收复华北重镇承德，热河省全境失陷；二是黄百韬所部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陷入共产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国民党军12万精锐，命若悬丝，危在旦夕。对于最高当局来说，这两条坏消息，虽不算是石破天惊，至少也让蒋家闻之色变了，哪里来的“前方捷报频传”？

所谓“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亦有为蒋介石讳的味道。这意思就是：自己的轻生自杀，与近来发生的“战时体制纲领”事件及中政会风波无涉，自然，也不关最高当局的事。“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一切都是自己的耻辱和罪恶。

下面一段话，就更妙了。“中朝大官者于事，诅知感激徒媒啊”。这是韩愈指斥朝中为官的一批权贵，都是老练圆滑、老奸巨猾之徒，一个个只知依违随人，献媚迎合，而不知感激、奋发，勇于负责，为国分忧。一向谦抑，锋芒内敛的陈布雷，这一次也可以说是愤然而起，一语骂尽了蒋手下这批只知揣摩逢迎，不知死谏尽忠的国民党权臣了。

总之，将《上总裁书》与《再上总裁书》对照起来读，可以看出这是两篇基调完全不同的遗书，亦可以看出《再上总裁书》的瞎话连篇与言不由衷。从这两篇遗书的写作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陈布雷的矛盾性格与双重人格。

一切都还是那么放不下

就第二类遗书的内容来看，不外是简要交代自己的死因，向友好告别，同时交代一些后事等。

《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是第二类遗书中写得最长的，约420字左右。全文如下：“芷町、惟果、希圣三兄惠鉴：获文尼等，情如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何能一日忘怀。惟弟自今夏以来，神经陷于极度衰弱，累月不痊，又因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今竟不能自抑其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时之狂愚自弃的反常心理，而与兄等长别矣！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实不配为兄等之友朋。弟之此举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弟遭时艰虞，而生性孤僻如此，处境之进退无措至此，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死等当能体谅。身后诸事，惟实不忍预想。拙荆今后孤苦可怜，惟望兄等推爱而有以照拂之。文白、岳军、辞修、果夫、立夫、厉生、兰友、沧波、溯中、公展、国帧、乃建、凭远、昌焕诸兄，对弟皆一向爱护有加，今不及一一留书为别，惟祈兄等为我转致前后之敬意。我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无负于友朋之期望，乃今得此严重之心疾，而陷入无可求谅之罪惠，命也如斯，尚复何言。兄等年力壮强，尚祈珍重健康。临书依恋，不尽负罪。弟畏垒谨上。”

这个时候的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等人，分别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都成了国民党政界要人。但在“侍秘二”时期，他们都是陈布雷一手提携的部属，也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三大高足”，关系非同一般。陈布雷有“情同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一说，这是不假的。陈布雷在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死因时，除了反复提到的神经衰弱外，又加了一条：“因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所谓“心疾”，用现代术语，也就是“思想病”的意思。这个词，另在陈布雷留交其他同僚友好及诸弟的4封遗书中，均反复提到，几乎成了他解释自己死因的一个专用术语。可见，这是研究陈布雷死因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意思的是，陈布雷在这封遗书中，自负地写出了“我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无负于友朋之期望”的话。想到蒋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对陈的指斥：“书生误国，看错了人”；陈布雷在《上总裁书》中，亦有“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的自责之语。既然“无愧”、“无负”，何来“负国负公”？可见，陈布雷不但不承认“负国负公”一说，连带也驳斥了蒋的“书生误国”的指斥。因陈方、李惟果、陶希圣都是中政会临时会议的目击者，又都是陈布雷所信任的亲信僚属，故有此一说，一方面是为了洗刷蒋横加的不实之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个说法，以免死得不明不白。陈布雷的这支笔真是厉害。

对于选择自杀之途，陈布雷也是大为不甘，大为不平的。陈布雷进而写道：“乃今得此严重之心疾，而陷入无可求谅之罪愆，命也如斯，尚复何言。”这意思就是：无论是做人，还是交友，我都没有做错，为什么将这一下场、这一罪愆加诸我身？如果说，这是命运，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冤，其屈，其愤，其怒，其血，其泪，都已经呼之欲出了！

陈布雷对于身后诸事，一切都“不忍预想”，然最放不下的，是夫人王允默，故有“拙荆今后孤苦可怜，惟望兄等推爱而有以照拂之”一句。对于张治中、张群、陈诚、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洪兰友、程沧波、叶溯中、潘公展、吴国核、唐纵淤达、沈昌焕等同僚及友好，“今不及一一留书为别，惟祈兄等为我转致前后之敬意”。不过，在11封遗书中，又留有《致洪兰友》及《致潘公展、程沧波》两封。可见，这两封遗书，不在陈布雷的最初计划之内。

《致潘公展、程沧波》，约240字。即：“公展、沧波两兄大鉴：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情，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二日。”

潘、程本不在陈的留书计划之中，但考虑到夫人王允默长住上海，而陈方、李惟果、陶希圣都在南京工作。以京、沪之距离，虽不算遥远，但要请他们经常照拂“拙荆”，自有诸多不便。于是，这才想到要就近拜托几个朋友。考虑到潘公展时任上海参议会议长及《申报》董事长，程沧波时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及上海《新闻报》社社长，正可以就近照顾。于是，陈临时草就一书，留言：“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

鉴于潘、程与自己一样，都是以一颗书生报国之心，投身蒋幕，走上政坛，经历极为相似。故陈在遗书中有：“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等句。这意思就是：当初以一腔热血报党、报国的书生情怀，现在看来，真是痴心妄想，大错特错；所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亦是窃名盗誉，百身莫赎。至此，真是悔之晚矣！陈对潘、程道出这个隐痛，是否隐含劝诫？未可轻加断言！

不过，从潘、程的遭遇来看，当时都已疏离政坛中心。尤其是潘公展，重庆时期是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及行政院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特务头子。然至战后，潘避居上海，专心经营以《申报》为中心的报业集团。陈布雷自杀后，潘深受刺激。1949年即迁居香港，创国际编译社。不久，赴加拿大、美国办报，与国民党的关系，算是若即若离了。程与当局的关系，虽说密切一些，但也只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罢了。

《致洪兰友》别无大事，主要是谈工作交接事宜。陈布雷生前，负有两个方面的政治责任，一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一是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其实，中政会方面，陈久已不问，都是副秘书长洪兰友在那里负责。但是，陈布雷的心很细，总觉得就要“长行”了，不能不对副秘书长有个交代。想想看，人都要死了，一切都还是那么放不下。陈就是这样一个人，真拿他没有办法。

于是，陈写道：“兰友我兄大鉴：弟个突患严重之心疾，不能自抑，其几年来屡发屡止之自弃心理以至于此，夙承爱好，兹与兄长别矣。中政会方面，弟别无交接之事，好在我兄一切均极接洽，必能为我照料，而善处之也。立夫、道藩诸兄前，弟不及略函道别，实亦无颜为兄等之朋友，盖弟虽因自知不堪服务，忧心如焚，自责自讥，以致此疾，然在时事严重之际，在公要为万无可谅恕之罪也。身体衰弱，为人生最大之不幸，昔日季陶兄尝为我言健康之必然，而弟不善保养，今若斯，命也。惟诸兄于可原谅之中，而仍宥恕。弟布雷谨上。”

中政会方面，算是与洪兰友办了交接手续，中央宣传小组方面，也不能不有个交代。因此，陈在《致洪兰友》中，虽已说了“立夫、道藩诸兄前，弟不及略函道别”，但陈转念一想，张既为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又是中央宣传小组成员，涉及中央宣传小组的善后事宜，索性就托付张道藩吧，也算是留书道别。

于是，陈再草《致张道藩》：“道藩我兄：弟生机已绝，生命之意义已尽，几个月来之病苦，发成为严重之心疾，以至于不可救，今与我死别矣。多承厚爱，讵料竟出此不可谅恕之下场，实不配为兄之朋友。立夫死前为我道别，不及另函。宣传小组弟经管之账略及单据等等，烦兄向蒋君章同志（系藏在我寓铁箱之内）取出后，与惟果、希圣两兄同交黄少谷收，谨托，谨托。并忠诚致谢兄一贯待我之友谊。弟布雷上。十一月十二日。”

与中政会不同，中央宣传小组为非常设机构，亦即编外机构。陈清楚，中央宣传小组完全是因人设事之举，从体制上来说，实无设立的必要。既有中央宣传部，何必再设一个中央宣传小组？陈自忖，自己这一死，中央宣传小组也就收摊子了。于是，他托付张道藩，与李惟果、陶希圣一起，将宣传小组的账略、单据送交中央宣传部长黄少谷。不难看出，陈的这一举动，这也就等于重新将舆论宣传大权送还中央宣传部。

肠断心枯，痛极痛极

第三类遗书总计两封，一为《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一为《遗副官陶永标书》。这两封遗书，因涉及后事的安排问题，内容相当重要。尤其是《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写得颇不寻常。陈布雷写道：“君章、省吾两兄：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此事并非突然发生，实在从今年夏天以来，即党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善后诸事我不忍预想，亦无暇预言。第一件事，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西昌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时艰，断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我实在是自责自谴，无法再生存下去，神经已反常，不能自制也。另纸各事，诸两兄注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畏垒留言。”

自杀之前，连如何发布消息都预先想好了。既已郑重声明“我意不如直说”，又将自己说成是因病服药过量而死，“直说”岂非又成了“曲说”？为了不让人捏造谣言，自己先造出一个谣言，真是荒唐可笑？这一封遗书，在陈布雷死后，到底引出一场风波，这是后话了。

陈布雷讲的“另纸各事”，就是指办理后事的“10条遗策”：

“（一）即嘱叔谅或叔同来（急请其以电话告申报六弟训(上余下心)，并告祖望弟）说我病危，要其陪内子来京一行。

（二）遗留数函（在公事皮包内）分别投寄（呈委座函即托宏涛呈阅）。

（三）实之弟如可请假，请其来寓帮同照料（兰友、芷町两兄，请其来寓主持），他人不必惊动。

（四）宣传小组各件一包（存在铁箱内）（存款簿及支票簿等），君章兄即交黄部长少谷、道藩、惟果、希圣诸兄。

（五）卧室后间橱内，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期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此可检交周宏涛兄汇存于机密本案之内。

（六）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葬事请于3天至5天内办毕。

（七）寓中新沙发3把及单背椅10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

（八）善后事办毕后，京寓即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依其姊以居。

（九）可询明内子后，对陶副官送300元，严尚友（100元）分别致送酬劳金，以酬其忠实，徐正良亦酌发若干元亦可。

（十）兄等忠勤相随，我无以为报，只有感谢，但此为兄等最后对我之相助，千祈于结束事务多多尽力。

我在床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700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农行信用簿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

“10条遗策”，大到丧葬事宜，小到几把单背椅，都有详尽考虑及处理，实令人感叹。作为国民党“军机大臣”，所遗财产仅700元金圆券，另有两笔“为数不多”的存款。所谓“为数不多”，是个什么概念？陈虽没有明说，但自然是相对于700元而言，那么这个“为数不多”，总归不会超过700元，这是无庸置疑的。700元加“为数不多”，若按11月9日上海大米挂牌价：每石1800元计算，购不到一石大米；若按当时米价每天涨幅均在1倍左右计算，那么，到陈布雷死后可以取用这笔资金时，所能购到的大米，已经微乎其微了。

以陈的权势，这个700元加两笔“为数不多”的存款，简直就不能算是遗产。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金权政治下，陈布雷在遗嘱中将自己的微薄资财公布于众，何尝不是对国民党财阀和贪官污吏们的抗议！

曾有一个说法，当时国民党内一批高级将领因愤于军中待遇很差，士无斗志，而四大家族却在后方大发内战财，于是都不愿意再打仗了，提出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拿出四五亿美元充作军费。陈布雷看到形势紧张，私下向蒋进言，劝蒋要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出钱捐饷，蒋为之大发雷霆，打了陈一个耳光。以至陈不堪其辱，即服药自杀。这就是在陈布雷死后，一度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耳光”事件。最近，贾亦斌先生在《我率蒋经国“太子军”嘉兴起义》一文中，亦谈到徐复观（时任党政军联席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曾向他转述过这件传闻，并说：“老头子发疯了！”暂不论“一个耳光”的传闻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陈厌恶孔、宋家族的一贯态度，一定不会反对要孔、宋家族出钱捐饷之议。而陈于此时公布自己几于一贫如洗的财产，可见是大有深意的。

陈布雷这么穷，跟着陈做事的人，自然也发不了洋财。从陈的《遗副官陶永标书》中，亦看得很清楚。“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事，就是将五斗橱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所谓“半生随我患难”、“自谋生活”等等，都是说明陶永标跟着他，不但没有发财，而且生活相当清苦。所幸有一个“我之面情”，即看在他的老面子上，“诸长官”必定能帮助安排一个工作，赏一碗饭吃。陈布雷对手下人，能帮忙的，也就是这个了：一个好名声而已。

在第四类遗书中，以《遗夫人书》最为重要。全文并不很长，仅440余字，但写得最为哀婉，最含隐痛。“默君惠鉴：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党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索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歉，尤其对君三十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竟蹈吟兄之覆辙，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容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撤退时，在武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千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干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惟祝大局好转，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

所谓“宛转寸肠”，“肠断心枯”，“痛极痛极”等等，的确是那种生既不能，死亦不甘的痛苦心境。然而，不管怎么说，陈固哀痛莫名，但人一旦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但对于生者来说，其痛。苦可谓日久天长。尤其是王允默，感受到的，确是那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恒远之痛。用王允默的话说，亦即：“留此忧患余生，度人间最痛苦的岁月，自己了无生趣”。

遗书中，最令王允默遗恨不已的，要算是“竟蹈吟兄之覆辙”一句。王氏姊妹二人，嫁给两大才子，一为何呤囗，一为陈布雷。在外人看来，不啻是名花有主，各得其所。然而，10年前（1939年1月19日），先是何呤囗在重庆北碚陈寓服安眠药自杀。当时，陈布雷就痛不欲生地大放悲声：“吟兄，吟兄，你去了，我也终结我的生命吧”。今天，陈果以同样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剩下王旦文、王允默姊妹两人，孤寂凄凉，何以度自。王允默曾在陈逝世百日祭时撰“悼布雷”文，中有“所以犹腆颜人世者，老姊身世孤苦，幼儿尚未成立，苟延残喘，欲有以慰君在天之灵尔”等句。王允默哀痛之深，当不难想象！

在公开发表的遗书中，除《上总裁书》外，以《遗训慈、训(上余下心)、叔同诸弟书》，把自己的死因说得最为接近实际。“四弟、六弟。八弟：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力不从心，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7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今时局艰危，而兄无能，近日心绪疲惫，脑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语言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殁年仅49岁，兄已过父年10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作此自了之举，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只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留书告别，今后唯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抵望弟等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彦及手书。”

从“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等句，与《杂记》及《上总裁书》对照起来看，可知这里讲的“工作关系”，亦即指“战时体制纲领”事件。陈并说他的自杀，“实出于无可奈何”，亦是暗指此事。除对最高当局之外，陈仅对诸弟言及其自杀真相，一方面，是为了让诸弟了解为见之死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只有诸弟才能懂得为兄的痛苦心情。

考虑到儿女入世不深，许多事情还不能真正理解，故陈的《遗诸儿书》，落笔较委婉。“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父素体老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49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捻。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直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彦及手书。”

所谓“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云云，这在陈布雷的考虑，显然是不想让孩子对自己的轻生自杀，从政治上过多猜忌，以至对最高当局及国民党政权产生深仇大恨，致遭不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陈在《遗诸儿书》中，将自己所患“严重之心疾”改为“严重之脑病”（《遗副官陶永标书》亦作如是说）。虽为两字之易，但患病的政治色彩已大为淡化陈布雷用心之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主任死了”

11月13日上午8时许，秘书蒋君章、金省吾及收发何仲明都还没有上班，住在附近的副官陶永标和两名驾驶员也都没有来，警卫王权和工友徐近良出去了，厨师冯厚德、李祥庆外出买菜还没有回来，公馆里只剩下警卫胡宏猷和勤务严尚友。严勤务看看主人还没有起床，就蹭到警卫室来与“大内高手”胡宏猷聊天。严说：“主任昨晚睡得太迟了，8点钟了还没有起床。”胡附和着说：“是呀，我昨晚也是11点钟睡觉的，我见主任睡觉后，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同学。”严点点头说：“主任昨晚睡觉已10点多钟。”

严尚友说完，就自顾上楼去了。胡宏猷则踱到大门口，准备打开两扇大门。就在这时，胡听到严在楼上大叫起来：“不好了，主任卧室一直没有闩过门，今天可不对了，门闩上了……”职业的敏感，促使胡宏猷急步跃上楼去。只见严尚友手在用力推门，嘴仍在不停地喊着，里面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胡宏猷见状，二话不说，一脚就踢开了房门。

胡、严二人不分先后地奔进房间，只见陈布雷仰卧在床上，没有盖被子，嘴巴张得老大，双手举起，右脚直伸，左脚弯曲。下身穿着一件青色布内裤，裤脚塞在棉毛袜筒里；上身穿的是一件米色卫生衣，两只袖子的肘部各有一个像碗口那么大的洞。胡宏猷当时便有些发呆，马上又看到床头柜上有4只小空药瓶。严尚友虽然慌乱，思维却很清醒，马上想到放在橱上的两只竹壳热水瓶，当即拿起来摇了摇，愣了片刻，便大叫起来：“不好了，开水全部喝光了，可能吃了4瓶安眠药片。”

胡宏猷知道大事不好了，当即奔下楼去，跑到汽车间猛按汽车喇叭。住在公馆附近的陶副官和司机，闻声都飞也似地跑来，气喘吁吁地问：“什么事，这么紧急？”胡宏猷看见他们来了，高声叫道：“快，快，快，快去总统府接医生，主任死了。”陶副官闻言，勃然色变，当即跃上一辆轿车，指挥两部车一起出动，分头接人。

两部轿车风驰电掣般先后开出公馆大门，胡宏猷仍然紧张地在院子里踱进踱出，只盼着蒋君章秘书能快点来。胡踱出大门，看到湖南路上开来一辆小汽车，嘎的一声，在他身边停下，车未停稳，胡从车牌照号码上已知是张治中将军来了。张将军坐在车内，目戴眼镜，头戴礼帽，身披黑色大氅，一位年轻的中校随员，手拎黑色皮包下车，对胡说要看陈先生。胡回答：主任今天不会客。张治中吩咐随员把卡片拿出来，上面是“张治中”3个字。胡接过卡片，但口中仍以强硬的态度答道：“今天就是不见客！”张治中见状，颇有些困惑，只好无奈地把身子向后一仰，口中蹦出两个字：“回去。”

好不容易等到蒋君章赶来，胡宏猷向他做了汇报，心情这才稍稍安定下来。这时公馆人员陆续都到齐了，医生一下接来了3个，都带有医疗器材及药物，其中有总统府的“御医”陈广煜和熊丸。医生由蒋君章陪同，立即上楼抢救。经过检查，3位医生商量了一阵，打了几针强心针，很快即断定，陈不能复活了，死去的时间已达七八个小时了。蒋君章这才死了心，开始料理后事。

发现陈布雷自杀的这一段史实，以胡宏猷的一篇《陈布雷的最后时刻》，回忆得最为详尽，这与过去有关陈布雷之死的记述或传说，尤其与国民党官方的报道，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然以胡的目击者身份及政治背景较为单纯而言，胡的回忆应有更高的可信度。

这以后，蒋君章立即打电话通知总统府官邸侍从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及中政会副秘书长洪兰友等人，随即也通知了陈布雷在南京的家人：陈琏、袁永熙夫妇，四弟训慈及八弟叔同等人，要他们立即赶到湖南路陈公馆。接着，蒋君章要通了上海王允默的电话，要她与布雷先生的六弟训(上余下心)先生一起，立即赶赴南京。

陈布雷家人中，陈琏在南京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们两人最先赶到；随后，在南京中央社工作的陈叔同，在南京考试院工作的陈训慈，也都很快赶到；王允默与陈训(上余下心)都是下午自沪赶来。据陈训慈先生回忆，等到陶永标开着小车，把他接到陈公馆时，会客室里已经坐着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等人，他们正在商谈事情。陈训慈上楼时，遗体已移到寝室外间床上，八弟叔同已先期赶到，陈琏立在床旁啜泣。陈训慈悲泣之余，获悉有很多遗书已落在楼下这班官员手里。陈训慈记得：当时，陈方、李惟果等人从遗书中检出陈布雷给诸弟及其他家人的信，交陈训慈等家人阅读后，仍被收去汇存。

在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等人赶到后，张治中将军闻讯也马上折回，翁文灏、劭力子等大员也都先后赶来。接近中午、宽阔的湖南路一下子挤满了几十辆小车。胡宏猷与王权顿感紧张，两人都手执武器加强警戒，在公馆内外巡逻。这样一来，弄得山西路警察局也警觉起来，马上派来巡官与胡宏猷联系，询问要不要派员支援。胡为保密起见，便说没有出什么事，只是表示内围警卫仍由胡、王负责，请他们最好能协助加强外围警卫。

约在中午12点以后，蒋君章接到周宏涛的电话，得知蒋介石将来陈公馆。据说，当时蒋正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听到陈布雷的死讯，以及看了陈的《上总裁书》及《再上总裁书》后，“手开始微微震颤，额角青筋暴起”，马上宣布散会。

蒋君章接完周宏涛的电话，马上通知胡宏猷布置警卫及交通工作。胡连忙跑到大门口，指挥车辆留出五六辆车子的空地。几分钟后，蒋介石的车队鱼贯而到，总计4辆。蒋介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脚着布鞋，手拿手杖，下车后，即在侍卫长石祖德及一群侍卫的簇拥下，脸色阴沉地进入陈公馆，由蒋君章陪同上楼。在陈布雷的遗体前，蒋默默地看了一会儿，一言未发，即下楼，由陶希圣将陈布雷的另外几封遗书呈阅。蒋看完后，仍没有讲话。只在临走时吩咐蒋君章等人：“好好地料理后事，我派俞局长（指俞济时）和陈局长（指陈方）来帮助你们。”

蒋的车队走后不到一小时，宋美龄的车子也来了。据在现场调度车辆的胡宏猷回忆，宋美龄的汽车一直开进陈公馆大门。当宋美龄从车上下来时，左脚一软差点跌倒，马上由侍卫扶住，径往楼上。在陈的遗体前，王允默刚从上海赶来。宋美龄先是看了看陈布雷的遗体，即对早已泣不成声的王允默及陈琏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王允默凄然表示感谢。

这时，站在一旁的陶希圣趁势转达最高当局的德意，表示要对陈布雷举行国葬。王允默当即表示：先夫子不幸谢世，允默哀痛昏迷，方寸已乱，身后各事，幸赖诸先生协助，情高谊厚，慰激无极。惟思先夫子一生尽瘁国事，衷心惟以国家人民为念，而立身处世，尤向崇俭朴淡泊，故丧葬诸事，深望能体其遗志，力求节约等。宋美龄闻言，颇有赞许之感，当即吩咐：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宋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说：“这也是总统的意思。”

王允默表示谢意，当即向宋美龄表明了自己要将先夫子葬于杭州的意思。并说明：先夫子生前深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得一地，流露出终老故乡之念。并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王允默并说，先夫子生前亦曾关照一旦不测，只须在平地掘一普通墓穴，墓前立一碑，上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即可，不必镌刻职衔，以遂其平生淡泊之志。故国葬和公葬之议，务祈夫人及诸先生婉释辞谢等等。

据说，宋美龄回去后，即向蒋介石转达了王允默的态度。蒋闻言，念及往事种种，不胜感慨，真是生也尽忠，死也尽忠，若非圣人，若非完人，不能有此举动，确为曾文正公之后第一人。于是，蒋手书“当代完人”，以挽陈布雷。观蒋一生，对矢志尽忠的臣下，无不大赠“封号”。然以其评价之高，均无过于“当代完人”四字。想到在11日的中政会临时会议上，蒋对陈的指斥“书生误国，看错了人”，言犹在耳。仅仅过了两天，蒋对陈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见，跟着蒋介石干，真是生不如死了。

“完人”与罪人

其实，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据贾亦斌先生回忆，徐复观曾经告诉他，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如何办理陈布雷的丧事。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些人认为陈是蒋的高级幕僚，跟随蒋的时间很长，地位高，影响大，平时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而主张隆重办理丧事，甚至主张举行国葬；另一种意见认为陈系自杀，大办丧事，对外影响不好，主张从简。双方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最后，蒋介石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很多人听了共产党的宣传，相信什么‘四大家族’有很多财产，最为可恨的是陈布雷竟然也这样讲！他要我和宋家拿出几亿美元来作军费，我们几家哪里有钱！宋子文开始办中央银行只有几百银元，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要宋美龄出钱，她哪来的钱！”蒋介石越想越气，破口大骂陈布雷，足足骂了两个小时，大家都不敢作声，国葬一事就此作罢，陈布雷的丧事后来草草了之。

王泰栋先生在《陈布雷外史》中亦有这类史实的考证。11月28日，距陈布雷自杀半个月，蒋在黄浦路官邸会议上说：“在座诸位都知道，近来局势危艰，于党国很不利。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更须本党同志精诚团结，同仇敌汽，而绝不允许任何人有涣散军心、动摇斗志的言论和行动。”话锋一转，蒋公然说道：“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得很呐！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呐！”说到这儿，蒋的面容更显冷峻，语调亦显尖刻：“我还要说一件事。有人曾经对我陈言，说要让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加上夫人宋美龄，拿出5亿美元，用于国家。这是什么话！嗯！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以此可知，陈布雷在蒋眼里，不但不是“完人”，而且是党国的罪人。可见，蒋的“当代完人”，完全是遮人耳目的官样文章。

13日下午，也就是在蒋介石、宋美龄先后走后，陈公馆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闻讯陈布雷自杀，顿现神经质，状类疯人，疯疯癫癫地赶到陈公馆，在陈布雷的灵床前伏尸号啕大哭，口中念念有词：“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直到几个侍从上前，半劝半拖地才将他拉走。3个月后（1949年2月12日），戴在广州，也是以服安眠药的相同方式去世，正可谓“我跟你去”了。

11月13日下午，陈布雷的遗体即移入南京新街口中国殡仪馆。

11月15日，举行了陈布雷遗体吊唁仪式。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内，高悬蒋介石亲书的“当代完人”匾额，四壁摆满了鲜花，挂满了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团体、学校及国民党高级官员送来的花圈、挽联等。挽联大都盛赞陈布雷的文章事业。于右任的挽联是：“文章天下泪，风雨故人心”；黄少谷的挽联是：“一手文章扶国运，终霄哀乐系苍生”等。说到“风雨”是不假，说到“文章”，陈布雷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去了，哪里还有什么文章可谈！是日，中国殡仪馆充满悲凉气氛，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纷纷前来吊唁，在陈布雷遗体前致哀。许多人在离开中国殡仪馆时，泪花莹莹，步履蹒跚，颇有哀痛莫名之形及惶惶不安之状。

国民党《中央日报》载：“蒋总统偕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20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

陈训慈先生说：此间，蒋曾召见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及诸子女，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六弟陈训(上余下心)、八弟陈叔同也在被召之列。蒋例行公事地“问了我嫂氏几句话，并没有深切的表示”。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许多文章都说，蒋介石在陈布雷自杀后，神情十分悲痛。其实，这是大可怀疑的。

11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计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司仪员在公祭典礼上宣读了蒋介石与中央政治委员会祭文。蒋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盖棺论定之语：“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该说的话都说了。然对照蒋之言行，全不足信。

18日中午12时，灵柩车从新街口中国殡仪馆出发，向和平门火车站行进。第一辆是红色小吉普，为开路车。南京警察厅长坐在上面，指挥交通；第二辆车是大卡车，车上坐的是军乐队，车前挂着“当代完人”的横匾，车身周围挂满了花圈；第三辆是小汽车，里面坐的是陈布雷的儿子陈过、陈进、陈迈等诸子及警卫胡宏猷，次子陈过捧着父亲陈布雷的遗像；第四辆小汽车坐着女婿袁永熙，袁的手里捧着一个神主。警卫王权也坐在这辆车上；第五辆车是灵车；第六辆车是小汽车，里面坐的是小女儿陈琏和陶永标副官；第七辆、第八辆车是派来的公共汽车，里面坐的是总统府及中政会官员。于右任及邵力子等陈布雷的老友都亲自往送。

在哀乐声中，车队缓缓行进，街上驻足观看的行人如织。约下午1时许，车队到达和平门火车站。随即，灵柩移至火车专列，并在站台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火车车厢前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摆满了神主。陈布雷的儿子、女儿、女婿，以及副官陶永标与警卫胡宏猷、王权等人，分别站于方桌两边，官员们一个个到桌前鞠躬行礼。在凄惨的哀乐声中，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鞠躬行礼时，竟是老泪濡及下拂的银须，在场人见了，无不为之动容。

仪式结束，官员们或上车，或返回。“当代完人”的横匾挂上列车。这辆专列，由1节车头，1节灵车，1节客车，1节餐车组成。灵车车厢里摆着灵柩和几把沙发，客车车厢里端坐着护送官员。火车鸣叫后，灵车即缓缓地驶出南京和平门火车站。途中经过镇江、无锡、苏州3地时，车站里均摆着桌子，挂上“悼念陈故委员布雷先生”的嵌匾，由当地官员恭候迎送。

到达上海时，夜幕已经降临。灵车在上海车站停留一夜。第二天上午7时，国民党上海市各党政机关、团体，都送来了花圈，将灵车附近一带都摆满了。上海市所有的军乐队都排列在灵车附近，一队队轮番吹奏哀乐。随即，上海各界举行了公祭仪式。

19日上午10时，灵车从上海出发，下午4时左右，灵车抵达杭州车站。蒋经国及浙江省主席陈仪已在车站等候。灵柩被移上卡车，驶至杭州四明公所暂厝。38年前，一个意气风发、心忧天下的青年，从这里走了出去；38年后的今天，当他重新回到这里时，已经是一具油尽灯枯、名满天下的尸骨了。

12月10日，天气阴霾，细雨蒙蒙，浙江省及杭州市各界举行公祭。上午8时，陈布雷家人等扶柩自四明公所启运。陈训慈先生回忆，这一天，蒋经国奉父命，亦专程来杭参加送葬。其时，蒋穿着蓝布长衫，默默走在送葬者的行列中，虽与陈训慈走得很近，但双方都没有打招呼。8时20分，杭州市教育局在途设奠公祭；9时，省、市各界公祭；10时，灵柩抵达九溪十八涧徐村萝卜山墓地。这是陈布雷旧时所买的一块山地，墓穴由杭州市建设局用公费设计建造，据说用费颇大，当局此举，与陈布雷的素志及遗言颇有些相悖，然陈布雷只能以“无言”抗议了。墓地上竖着一块石碑，上刻书法家钱太希先生所题：“陈布雷先生之墓”几个字，无其他碑文，可谓朴素无华。耐人寻味的是：最高当局所题“当代完人”这一不世之荣，竟没有刻上去。可见，王允默虽为一女流，其远见卓识，实不可低估。

这一天上午10时半，陈布雷的灵柩入穴，从此长埋湖山。

死后疑案

陈布雷死了，但是，围绕陈布雷之死而生发出来的历史疑案，至今仍是史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事实上，陈布雷死后第一天，疑案便已发生。这就是所谓陈布雷“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案”。

第一次公开报道这一案件的，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陈布雷死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布消息的问题。蒋君章说：“此事，布公本有遗言，照例不生问题。”蒋君章所说的“布公本有遗言”，即指陈在《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中“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等一段话。蒋君章说得不错，布公不但早有“遗言”，而且早将“消息”拟好，照例是不生问题的。这就是做新闻记者的好处了。

问题是，陈布雷的这个“遗言”，颇有些问题。“反动派”固然不能借“此举”而“捏造谣言”了；但陈布雷的“此举”，本身就在“捏造谣言”；而且，其“捏造”的水平之低，不免让人一眼看出其蛛丝马迹（所谓“卒因服药过量”云云，陈布雷吃了一辈子安眠药，能有几个人会相信“过量”的说法）。所以，就连“布公”的这个“遗言”，也有人不同意了。

蒋君章回忆：“那时候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发布消息，遗书里面指示勿使敌人利用，不如直说旧病复发，服安眠药过量而不治，可是大家着重前面一段，把直说云云，都不主张说清楚。”蒋君章虽然没有指明“不主张说清楚”的“大家”是谁，但陈布雷既讲了“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大概也总不外陈方、陶希圣、李惟果“诸兄”了。蒋君章是坚持要按布公“遗言”发表消息的，但在当时的处境，他很感为难。蒋君章说：“宾客越来越多，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是越来越深，每个客人都急切地询问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呢，每一个客人面前都得重复说一遍，这倒并不使我为难，而使我感到痛苦的，却是对人说的那一套。记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布雷先生原来有失眠症和心脏病，他经常非服安眠药不能入睡，有时服了觉得不够，再服一些，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平常服至6片之多，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一次再次地加服，因而中毒。”蒋并说：“虽然客人对我的说法很多认为满意，然而，天哪，布雷先生是怎样死的，我完全明白的，而他所以这样死法，我也不能说全无所知。我这样说了再说，等于自欺欺人，怎样不痛苦呢？”

以蒋君章的处境和地位来说，陈布雷之死的真相，到底如何公布，一切都还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指示，自然不可以乱说；而且，事发突然，众人急切询问，又不能以“无可奉告”那一类外交辞令进行搪塞，情急之中，只得先编几句瞎话，应付一下“急切地询问”的宾客，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蒋君章即席创作的这一席瞎话，经过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一番改造，成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的张本。

于此，《中央日报》于11月14日发表消息：“陈布雷氏于昨（13）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团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惫，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功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可惋惜”等等。

《中央日报》这样报道，蒋君章的麻烦也就来了。蒋君章说：“在第二天我遭郑重责备，那就是从上海赶来的程沧波先生，他是接到遗书的一位，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抹杀了布雷先生为领袖为党国的苦心，至少他一个人不同意也不会这样说的。同时，外面对于布雷先生死后，传说纷纷，颇有离奇不经之谈；因此，治丧委员会在审阅全部遗书以后，决定全部发表，并且尽量制版揭载，以存真相。”

其实，主张“揭载”，以存真相的，并非程沧波一人。至少邵力子先生也是持这一主张的。邵看了陈的《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又看了《中央日报》11月14日的报道，对如此发表消息，大加反对，愤然说道：“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在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上，邵力言：不能照遗意发布新闻，应该把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庶几使布公之轻生，警惕党人、警惕社会，等等。于是，国民党中常会表示同意。

11月18日，《中央日报》转弯子了，就陈布雷的死因，重新发布消息：“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会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3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

这个弯子虽然转了，但多少显得一点羞羞答答。但是，18日的报道中，依然没有解释14日何以要讲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是，《中央日报》继续进行解释：“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布雷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人陆续送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甘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本社发表并提出中常会报告。”

一盆污水全泼到蒋君章身上了，而最高当局则成了干净身子，甚至成了替陈布雷“洗冤”的青天大老爷，真是冤哉枉哉！然更正尽管更正了，同时，不要忘了陈布雷曾说过：“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即不可忽视解决“本党同志”的认识问题。于是，《中央日报》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了：“中常会于听取报告时，对于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等语，成不胜其哀悼，而布雷先生期望本党同志团结一致加紧奋斗之遗言，更使一般同志为之感奋。其对总裁之爱戴，对友朋之诚挚，对夫人体念之深，对弟兄友爱之笃，对公子教诲之切，以及其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皆可于各项书信中见之。布雷先生之死，为陈天华先烈蹈海以后革命史上非常之事件，对于促成本党同志之团结与国民革命之复兴，意义至为重大。总裁及中常会认为陈氏遗书为革命史上宝贵之文献，决定送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存，与《天华集》后先辉映，永垂不朽！”

陈布雷的这一“感激轻生”之举，简直就是一篇“生动”的、让最高当局望眼欲穿的“战时体制纲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死因新探：“心疾”

陈布雷的真正死因，既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民国史的一大疑案。到目前为止，涉及这一疑案的论点，至少有这样几种说法：“感激轻生说”，“激励大众说”，“百念俱灰说”，“以尸谏君说”，“以死自剖说”，“油尽灯枯说”，等等。亦有说是最高当局的一记耳光，导致陈布雷结束生命的。

所谓“感激轻生说”，这是陈布雷在《再上总裁书》中的一句话：“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等语，这也就是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了。这一说法出自陈布雷的遗言，亦成为诠释陈布雷死因的主流观点。对这一观点，国民党官方自然是大为激赏。《中央日报》在11月18日的报道中，就有所谓：“总裁对于布雷先生20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等语。这一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陈的《再上总裁书》与《上总裁书》不同，《再上总裁书》很有点自我转圜的味道，不一定是他的真意。故“感激轻生”之语，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门面话，不可当真。至于国民党官方张扬这一观点，自是毫不奇怪，不外是“以死人来压活人”罢了。

所谓“激励大众说”，自然也是国民党官方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允默亦持这一观点。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在上海出版，王允默写了一篇“前记”，叙述了她对“先夫子”自杀的看法，其中有所谓“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陈夫人并说：“其日记函札间亦隐约流露此意，他日付印问世，其志当可大白。”应当说，陈夫人是对陈布雷的心理了解最深的人，她的说法，自有相当的权威性。问题是，《陈布雷回忆录》的出版时间，距陈的自杀仅两个月。在当时的环境下，陈夫人的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少是出于本意？又有多少是出于应景？恐怕也还是个问题。况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陈布雷在所有遗书中，既没有提及身后国事及政局，亦没有提及以一死激励众生。以此观之，这个“激励大众说”，是颇可以商榷的。

所谓“百念俱灰说”，即指陈布雷的自杀，源于对时局的悲观绝望。对于这一点，陈在《杂记》及遗书中，都有许多流露。所谓“耳闻目睹，饱受刺激”云云，便是指此。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亦有：“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等语。无疑，时局问题是促成陈布雷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只能是“促成”而已，盖因国民党的时局什么时候好过？抗战初期，时局不也是万般困难么？时局一说，说是“催化剂”，则可；说是“原动力”，恐不可。

所谓“以尸谏君说”，亦即“尸谏”了，古人有所谓“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一说，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便是基于身谏失败，复以尸谏。陶永标半生跟随陈布雷，确是与主子患难与共的一位忠仆。陶的这个说法，自有可以采信的地方。在《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文中，陶永标说：“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陈布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确是在国共和谈这个问题上，与蒋的主张相左，并在许多场合受到最高当局的指斥。以陈布雷的个性来说，不能不受到强烈刺激。然国共和谈问题是当时国民党内外普遍议论的一个问题，并非是陈布雷独创或独持此议。若以态度鲜明和坚定程度来说，陈远比不上张治中、邵力子。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也是一以贯之的，以陈对蒋氏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也就不可能不在心理上有所准备。蒋指斥和谈，对陈自有刺激之处，但要说到痛不欲生，恐不竟然。再说，所谓陈主张国共和谈一说，并无正史可案，其内情究竟如何？也是风传者多，证之史实者少。故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所谓“以死自剖说”，台湾作家李敖主张这一观点最力。在《蒋介石与陈布雷》一文中，李敖对王允默的陈“志在以一死励大众”的说法，明确表示反对：“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李敖先生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说法。但陈布雷之死，是否达到了“把光明重新点亮”的高度，亦是可以商榷的。盖因陈除了一死之外，并没有指出可以“点亮光明”的火种。

所谓“油尽灯枯说”，这里仅是指陈布雷的健康问题。提到陈布雷的体质，特别是他的神经衰弱及失眠症，这在国民党朝野，大概是无人不知的。无论是在《陈布雷回忆录》中，还是在陈的日记中，这方面都有大量的记载，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重问题，也是陈在《杂记》及遗书中，着墨较多的一个话题。因此，要说陈的自杀，完全是基于政治原因，与健康问题无关，这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过，若说陈布雷完全是因健康问题而自杀，同样不足采信。显然，陈之轻生自杀，既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只是，对于陈的自杀来说，身体方面的原因，究竟占有多大份量？又是一个不容易说得清楚的问题。

现在来看，在陈布雷之死的问题上，所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难以形成一个定见，就在于陈布雷的自杀，确是一个复合因素。台湾学者李敖曾以一句英国谚语来形容国民党的失败，认为是“最后一根草，压垮了骆驼背”。意思就是：一根稻草虽轻，但在骆驼背上负荷量到达边际点的时候，纵使再加上一根稻草，也足以压垮骆驼。以此来考察陈布雷的死因，可以说是一样的道理。诸如：

其一，陈布雷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服用安眠药达数十年之久，已近于吸毒，加之沉重的工作压力，极度衰弱的神经，从身体到心理，都已不胜负荷，确是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以至有虚生人间何用的轻生之念；

其二，社会政治的崩溃，国家民族的灾难，个人家庭的出路，等等，皆不敢预想。对时局前途由悲观而到绝望，由绝望而到厌世，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深感唯有一死，方可解脱；

其三，儿女中出了共产党，兄弟中也有人“涉红”，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家人对自己不能谅解，领袖同僚亦对自己不能理解，而自己对儿女兄弟的选择，确是无辞以对，对领袖同僚的责备也是无辞可适，处境十分尴尬，思想极为痛苦；

其四，最高当局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自己，而朝中同僚却一如既往地寄予厚望。结果，两方面都对自己表示不能谅解，从而陷于无尽的忧愁烦恼之中；

其五，长期受宿命论观点的影响与困扰，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不断将母亲死于39岁，父亲死于49岁的巧合，与自己的59岁联系起来，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大限。甚至连观音菩萨座前的灵签，也给自己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暗示；

其六，长期的心理障碍及神经质，使得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十分脆弱，已经不能经受任何强烈的刺激。尤其在多次“失态”之后，对自己的正常思维能力也怀疑起来，担心自我失控，担心精神失常，以为必须有一个了断，等等。

但是，无论我们每个人如何看待陈布雷自杀的动机，有一点恐怕是没有争议的，这就是陈布雷主要是死于无法解脱的思想痛苦。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自杀，是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所采取的（自我毁灭行为）自我放弃行为，亦即自杀行为，说到底，是一个心理行为。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在陈布雷的遗书中，已有大量披露。反复阅读陈布雷的遗书，就会发见：陈布雷对自己的死因，虽然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提示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心疾”两个字。在11封公开发表的遗书中，就有5封遗书提到这个词。

我们还可以发现，凡是提到“心疾”的遗书，都是写给友好及兄弟的。是不是陈布雷感到只有对他们才可以直道其详，不必遮遮掩掩，转弯抹角呢？在《遗诸儿书》及《遗副官陶永标书》中，使用的是“脑病”这个词。仔细分析，“脑病”与“心疾”，在含意上要浅显一些，但所要说明的意思大致还是一样。此外，在其他4封遗书及《杂记》中，虽无“心疾”、“脑病”等字眼，却大量使用了“脑筋已油尽灯枯”、“不胜痛苦焦虑”、“思虑枯涩钝滞”。“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中”、“神经极度衰弱”、“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狂疾”、“心理狂郁”、“神经已反常”、“脑力日坏”等等。从这些语句背后，实际上表达的也还是“心疾”这个意思。

这就基本可以断定，导致陈布雷自杀的动因，概括起来，就是陈布雷在遗书中反复使用的“心疾”这个词。说到“心疾”这两个字，颇值得玩味！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眼里，“心”是一种思维器官。《诗经·小雅·巧言》上有一句很传神的话：“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这小子打的什么鬼主意，我早就猜测到了。亚圣人孟子对“心”的解释，更是明白如话：“心之官则思”；心是用来思想的。也就是说，陈布雷所说的“心疾”，是指自己的思想出了问题，亦即普通人所说的“思想病”吧。

固然，陈布雷所说的“思想问题”，绝不是指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对某件事想不通了，闹点小毛小病之类，大致是说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问题，或许也可以说是在信仰上发生了问题。涉及到这个问题，麻烦就大了。

提到陈布雷的观念或信仰，便不能不提到他对蒋介石的信仰和迷信。这是因为：在陈的一生中，要说信仰之大，迷信之深，都无过于此，这是没有疑义的。

回过头去看，有些事情确是很让人费解。就陈布雷的学问来说，要说他没有水平，没有眼光，没有头脑，谁敢说这个话？事实上，陈布雷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很有抱负的人。要说陈布雷对蒋介石完全是盲目信仰，盲目迷信，思想上没有一点疑义，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而且，以陈的为人处世，十分重视道德评判，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及人格魅力，历来看得很重。缺乏人格修养及人格魅力的人，陈甚至讨厌与其往来。偏偏蒋在人格魅力方面，是个很糟糕的人。蒋在政治上玩弄权术，手段上欺诳诈骗，气质上心浮气躁，脾气上乖僻暴戾，性格上随心所欲，作风上专制独裁等等，都说明了蒋在人格上的劣根性。陈布雷会说他看不出来？至于蒋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投奔孙中山先生之前，流落上海滩上的种种“下三滥”的行迹，其实就是一个大流氓了。这样一个“不干净”的历史，大凡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知道的。陈布雷会说他不知道？即便是在蒋荣登国家元首的宝座之后，大凡提到蒋的这一段历史，也无不让正直之士齿冷。陈布雷的好朋友张季鸾，就曾在《大公报》上撰文，对于蒋的始乱终弃的婚姻观，极尽谩骂嘲讽之能事（张后来也成了蒋的诤友），陈布雷会说他不清楚？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既无公德，亦无私德，更无人格的专制“君王”，到了陈的眼里，竟然成了明君英主，崇敬得不得了，恭维得不得了，感恩得不得了，以至一生忠诚，竟到了死心塌地的境地，真让人难以置信！

“盖棺”而未论定

若追根溯源，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这是因为：陈布雷对蒋介石的信仰与迷信，说到底，并不是建立在蒋的个人品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蒋的权力基础上。也就是说，陈布雷对蒋的信仰与迷信，只是为了借助蒋的天下唯此惟大的“君权”，登堂入室，攀缘峰层，坐运中枢，持国权柄，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此之谓也！

事实上，这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的一种传统手法，也是他们“秘不外传”的一条终南捷径。综观封建时代的书生从政，不外两条道路，一条是走科举的道路，台阶式的一步步上来；一条是走充当帝王军师或幕僚的道路，凭借帝王的赏识而一步登天。从秦相李斯，到汉相张良，再到蜀相诸葛亮等等，走的都是后一条“捷径”。他们对秦皇、汉王、蜀帝，都未必有多少好感，有好感的，无非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而已。陈布雷正是通过这个办法，才能从一介寒士，数年间连滚带爬地跃上国民党权层，成为国民党的首席“军机大臣”。

然天下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一方面，陈布雷正是靠了蒋的赏识，才一步登天，位居中枢的。因此，蒋的这个“知遇之恩”，也就了不得。用儒家的观点的来说，“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万一”。仅此一点，也就可以预知，陈在蒋的手下，永远不可能另搞一套。虽然，从谋国的角度说，陈不应处处对蒋阿容顺旨；但从报恩的角度说，陈又不得不俯首听命。特别是到了战后，蒋举止乖张，国事日非，陈以国策顾问的高位，却不能有所作为，从而在心理上，始终置于一种被审判的地位，其内心的矛盾与紧张，可以想见。所以，陈在遗书中谈到死因时，一切的一切，都说不得了，只说了一句“感激轻生”，其矛盾，其痛悔，都在不言中。这是20年来蒋、陈关系的第一个基调。

另一方面，陈因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根底太浅，“首辅”这个宝座，并不是靠“资历”，实实在在地“打”出来的，而是靠了蒋的奥援到手的。一般人若是要完成这个过程，中间不知要经过多少生死搏斗？老实说，若论陈投身党国的“革命”经历，不要说比不得戴季陶、邵力子等“大秀才”，就是比之陈方、陶希圣等“小秀才”，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陈出长侍二处初期，不但钱大钧要与他争“首辅”的宝座，就是侍从室的一些小角色，也不肯把他放在眼里，甚至伺机示以颜色。这也难怪，即以诸葛亮那样的盖世雄才，当“博望坡军师初用兵”时，关、张两个“老革命”竟当场诘问：“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以陈的学问，未必能盖得过孔明先生，在党国中枢的处境之艰难，自是可想而知。如此，陈对蒋才形成了那种奴仆式的依附关系。而蒋对于陈，也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爱之则生，恶之即死的主奴关系。也可以说，陈布雷的升沉荣辱与生死存亡，都攥在蒋的手心里，蒋对其威福由己，生死随心，这是很自然的。这是20年蒋、陈关系的第二种基调。

有了这两种基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蒋、陈关系，不但是赤裸裸的利权关系，而且也是血淋淋的主奴关系。所谓的“圣君贤相”、“君臣遇合”等等，都不过是一些遮人耳目的美丽词藻而已。并且，受此制约，陈布雷的悲剧命运，其实早就注定了。蒋的江山如果稳固了，必然是免死狗烹，陈的垮台是免不了的；蒋的江山如果丢掉了，必定要降罪臣下，陈的一死，同样是免不了的。以陈的聪明，对这样的结局，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看到。早在抗战后期，陈就对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说过这样的话：抗战结束，回到南京以后，“请求管理一个寺院”。这就说明在陈的内心里，也很想能避免“兔死狗烹”的悲惨下场。哪里知道，等待蒋的不是江山稳固，而是江山易主。如此，陈布雷的结局，也就只能是“替罪羔羊”的下场了。

战后，陈对自己的结局，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清代戏曲家蒋心余所作《冬青树》传奇，剧中人陈宜中在逃亡时，曾有这样一段话：“我老陈在开庆年间，也是太学六君子中铮铮有名之士，不幸命中该做宰相，晚节贻羞”。陈布雷读到这里，大受触动，在日记中写道：反复读了两遍，“感慨殊深”。把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思说白了，这就是：我老陈在上海《天铎报》及《商报》时期，也是南北报人中的鼎鼎有名之士，不幸命中该做蒋总裁的幕僚长，以至结局不妙，恐将身败名裂了。

如此解读陈的“感慨殊深”，也还是一种平面的阐释。这句话的真正“感慨”之处，在于“命中该做”这几个字，亦即指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想逃也逃不脱。唯“命中该做”，所以才更加“不幸”。事实上，以陈布雷这种饱读历史典籍、熟悉历代宫廷变故的人，在从政之初，不会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且一旦伴君，便有骑虎难下的危险，故不会不考虑未来的结局；所谓“功成身退”，真正做到的，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说秦丞相李斯的热中了，即以蜀相诸葛亮那样的远见卓识，以留侯张良那样的仙风道骨，都还摆脱不了，逞论俗人陈布雷！

故陈在从政初期，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想通过“皇帝”私人秘书的特殊地位，以三寸舌“为帝者师”，以此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平生抱负；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封建臣子，与擅权嗜杀、威福由己的专制君主形成主奴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希冀能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然而，在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他看到的只是“此路不通”4个字，封建君王从来不知人格为何物，为人莫为巨，为臣终为奴。

此外，除了理想信念上的热中之外，陈布雷的性格缺陷，也是导致他走上轻生自杀之途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性格即命运”，大抵也就是这个道理。任何性格都是时代的复制品，陈布雷的性格，也是养育他生长的那个时代的缩影。从陈的学业来说，始于世纪之交，完成于清末民初。这一阶段，陈一方面接受了君主与君权思想的教育，一方面也初步吸收了一些民主与民权思想；陈走上社会，恰逢辛亥举义，资产阶级革命一时波澜壮阔。这一阶段，陈较多地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教育，成为为资产阶级革命鼓与呼的一支名笔；20年代末，陈布雷打入政坛，并逐步进入政治的里层，成为蒋介石的文字侍从。蒋介石是个封建君主意识极为浓厚的大独裁者，陈只能以臣下侍君之道事蒋，原先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君权思想开始复活，民主思想逐渐淡出，从而日益演变成一个唯蒋之命是从的封建权臣；到了战后，蒋倒行逆施，导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国事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陈亦遭蒋猜忌，权势失落，开始疏离政治里层，对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一阶段，陈的民主意识再次复苏，开始对君权思想作有限度的批判与抵制。并在这种批判与抵制中，完成了自身的毁灭与提升。陈布雷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地肯定自己，又不断否定自己的历史过程。

可见，陈布雷一生中都在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这就是君权与民权的矛盾，传统与叛逆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格与角色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异质性及其相互排斥，无疑地塑造了陈布雷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一个分裂的人格，一个扭曲的心理，一个孤寂的灵魂，这就是陈布雷。

以此观之，陈布雷之死，是死于一种历史文化。

1997年6月15日定稿

以此观之，陈布雷之死，是死于一种历史文化。

1997年6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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