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_6—10

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46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8_6 四杀汪精卫

自从军统特务在河内刺汪一击不中之后，戴笠心有未甘，始终把刺汪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将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去，以完成自己的最大心愿，从而能使自己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

1939 年5 月，戴笠闻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并与以原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下手。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严加提防。

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龙光等原粤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炳过关，他决心要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10 名行动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 号逮捕。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 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戴星炳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粗细笔划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除去丁、李，加紧除汪。丁、李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予枪决。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军统大特务。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

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之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汪交代76 号设计将吴逮捕，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派智勇兼备的军统行动专家、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以加强对刺汪行动的领导；一方面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汪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该站再收买随王天木投汪的76 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务诸亚鹏，三谋刺汪之策。整个行动由北极冰箱公司经理、军统特务陈三才指挥协调。考虑到汪精卫此时出入都乘坐保险汽车，戴笠还为陈三才配备了1 枝穿甲枪，以作狙击汪的汽车之用。这件案子本做得极其机密，戴笠也寄予厚望，不料被军统特务吴道绅出卖，结果陈三才被捕，诸亚鹏供认，所有刺汪行动计划、文件与枪支弹药全部被抄，陈三才也被76 号结案向汪具报。

第四次刺汪行动也半途夭折。

四次刺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戴笠仍然铁了心要取汪之头。他总结了多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变换部署，挑选一名能够接近汪精卫的壮士或侠客，在汪接见时，不须借助凶器或毒药，只凭拳脚功夫，当场取汪之命。这样既能通过汪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简化步骤，迅速实施刺汪行动，减少在长期准备过程中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戴笠饬令军统局行动处多方寻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动人员。此人名叫黄逸光，广东人，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1 只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徒步旅行团，自任团长。到南京后，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曾接见过他1 次，并合影留念。

黄逸光受命后，当即带着照片到南京晋见汪精卫。此时汪已“还都”南京。因多次破获军统组织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护更加严密。自改组派分子戴星炳因刺汪行动案被枪杀后，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提防，防止他们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现在黄逸光仅凭当年1 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当然不会放心，于是先秘密派76 号特务调查一番，果然从他下榻的中央饭店房间里搜出4 英寸穿甲手枪1 枝，达姆弹10 发，照相机1 架，小型电台1 座及密码本。据此，76 号特务将黄逸光当即逮捕，并从黄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药。原来，黄虽然带了枪支弹药，但按照戴笠的交代，并不想使用。按原计划只想利用与汪的同乡和故旧关系，在汪接见时，只凭巨大的臂力将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当场吞药自杀。汪精卫闻报，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黄逸光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三个丧命的军统特务。此时，陈三才尚关在监狱中，汪精卫一时无暇顾及。岂知关了一段时间后，陈三才的家属贿通汪精卫的连襟诸民谊，要他向汪进言，开释陈三才。岂知诸不提还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卫，他当即从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 号上送的那份报告。这时的汪精卫，早已铁了心，杀人也早杀红了眼，凡有刺汪行动的人，决不宽恕手软。于是当即在报告上立批“着即枪决”4 个字，陈三才成了刺汪行动的第四个牺牲者。

从1939 年5 月到1940 年的1 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4 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4 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确是条很难对付的老狐狸。戴笠虽然对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终于在计穷力竭之际，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放搁一边。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比起张超被政学系人物陈仪所杀，还要刻骨铭心。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所幸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动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成功，颇有微功，故蒋对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自认为帮助汪精卫策划“和平运动”有大功的人，在汪精卫“组府”分赃的过程中，高一心要当外交部长，陶自念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但是，“组府”的名单敲定后，汪只给高1 个外交部次长的位置，给陶1 个宣传部长。为此，两个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出了这样大的气力，竟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部长当当，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只好动动别的脑筋吧！

恰在此时，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伪集团中物色对象，伺机进行策动投蒋的任务，也在暗中对高、陶动足了脑筋。担任杜月笙与高、陶之间联络任务的是徐寄顷和黄漱初。徐与杜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非浅。上海沦陷后，杜、徐先后赴港，黄与徐一为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二为温州同乡，三为商界搭档，因而私交甚笃。而黄漱初与高宗武、陶希圣都是小同乡，且与高宗武有师生之谊。杜月笙受戴笠之托，商之于徐寄顷。徐遂引黄见杜，3个人密商结果，认为可以利用黄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圣投蒋。杜当即将此事通过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电告戴笠，由戴笠开出条件或价钱，好使黄到沪活动。戴因此时在重庆一时不得脱身，故请杜到重庆面商。杜到重庆后，与戴笠商量的结果，认为最好还是由黄先到上海探听高、陶的口风，如他们愿意回头，则可以先开出价码，然后再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杜一听亦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在渝停留3天就匆匆返港，然后先从自身腰包里拿出一笔活动费垫上，送黄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华客轮。

黄漱初在上海活动了半个月，对高、陶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回头。高、陶早有悔意，所虑的是头上已有了1顶大汉奸的帽子，回到重庆时会受到惩处。其意也就是要蒋、戴表态，必须先给他们把那顶汉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对此事无权裁处，电告戴笠，戴请示蒋后，蒋嘱戴邀杜赴渝面商一切。于是杜月笙第二次飞渝，由戴笠直接引见蒋介石。蒋听完了杜的详细汇报后指示说，只要高、陶脱离汪伪集团，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他们能将日汪密约带出，另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月笙港币10 万元，作为策动高、陶的活动费和补助高、陶的生活费。

黄漱初第二次去上海转达了蒋的指示，并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担保，同时又将蒋给的10 万元港币，每人给了4 万元。1940 年1 月初，正当汪精卫赴青岛参加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及伪华北“临时政府”会谈将南北傀儡政权合流时，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乘船到达香港，受到杜月笙等人的欢迎。杜月笙当即嘱咐王新衡用电报向戴笠报告，并由香港区派专人将密约送往重庆。经戴笠报告蒋介石同意，将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赴重庆，被蒋留在身边工作，不久因替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蒋之青睐。在陈布雷自杀后，更作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

而高终不敢回重庆，由蒋发给美金5 万元，带着爱妻逃往美国。杜月笙由于策动陶、高出走有功，由蒋发给奖金法币20 万元，另由戴笠发给王新衡等香港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 千元。

陶、高的拆伙使汪精卫的“还都”黯然失色，汪为此痛心至极，大骂陶、高卑鄙无耻。而戴笠也稍解心头之恨，蒋也由此而减轻了对他的斥责。

08_7 军统大整肃

抗战初期，一方面，军统在沦陷区的各级潜伏组织出现了一股背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播。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多行不义必自毙，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1940 年12 月30 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象。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根据抗战初期军统各地潜伏组织纷纷背叛、瓦解的教训，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驱逐不良分子。早在1938 年5 月4 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1939 年7 月3 日，戴笠再次给军统各外勤组织指示：“发展工作需能结纳同志，深入群众”。以后，戴笠进一步提出军统工作的16 字方针“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

按照这个方针，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酷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加木为“棺”。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有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是足。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菜”，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亦不能例外。军统大特务赵世瑞，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军统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局本部缉私总处副处长，是戴笠身边的头牌宠信人物，但因为乱搞女人，与军统五原办事处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骂得一塌糊涂。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原是中共叛徒出身，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 枝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竟不能自己，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竟出家当和尚去了。

对一些年轻气盛的大特务，戴笠不但予以责骂训示，而且故意降级使用，以磨其锋芒。军统大特务毛万里曾任军统北平区站长、区长，1939 年调重庆中央高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后回到军统等待分配。戴知其恃上傲慢，好高骛远，就将他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当一名上校秘书。毛万里内心不服，大闹情绪，又遭戴笠一顿痛骂，说：“万（萬）字头上两只角，我是磨角人。”

毛万里知道跳不出戴笠的手心，只是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在稽查处干了几年，才得到调升外放，成为独挡一面的大特务。

骂人之外，戴笠惩处特务的方法是撤职查处。在军统内部，大特务们受到撤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赵世瑞被骂过之后，因恶习难改，坚持要讨小老婆，被戴笠一纸手令，免去缉私总处副处长的本兼各职。受到过撤职或免职处分的还有不少将级大特务，有的还被关押过。至于中、小特务因失职或违反团体纪律被撤职、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戴笠在西安一个会上，就曾经当场宣布将私自结婚的姜维世和陈友桂一对军统夫妇关押5 年的处分，以维护戴笠宣布的军统特务抗战期间不准结婚的禁令。自此以后，特务们均采取秘密结婚的办法，或谎称是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婚姻，在沦陷区的特务则申请结为“工作夫妻”。

关押军统特务的地方也根据其罪行等级有所区别。罪行较轻的关在望龙门看守所，特务们称之为“小学”；稍进一步则关押到白公馆看守所，谓之“中学”；罪行很大的则关到息烽集中营，谓之“大学”。对于息烽集中营，军统特务沈醉在1941 年5 月8 日的日记中曾有过一段记述：“明选等纵谈息烽在押之人犯种种惨事，闻之使人抱无限同情，尤使人惊心胆小。对今后一切更不能不立稳脚跟，那儿真不是开玩笑的，越想越使人恐慌。人世间之惨举，一幕幕如摆在眼前。诸事留心，不自由的生活真太惨！”又在1942 年3 月6 日的日记中写道：“睡前谈杨（阳）朗坝之惨事太多，神经方面不无影响。为人莫犯法，犯法身无主，思之每为悚然。”

“管”不住，戴笠的手法就是加木为“棺”。抗战初期，戴笠为了整肃内部，表示军统的廉洁，即使是对一些罪不致死的特务，也动辄判处死刑。

贵阳邮检所一个女特务因贪污了几十元汇款，由戴笠亲自审问后处决。当时这名女特务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向戴笠哀求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死，戴笠也未答应。

戴笠对军统中、小特务有生死予夺之权，可以不经过蒋介石批准而处死。

但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在蒋介石心目中取得一个“治理严格”的名声，有意把一些具有宣传效果的案件报请蒋批准。1940 年春，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春泉负债与财政部女职员李琼私自结婚，后为还债，借用军统局车队名义，私收重庆商行的运货定金。事发后，被戴笠以诈骗罪判处死刑，向蒋报告后，公开执行枪决。这一年的冬天，戴笠的汽车驾驶员马福玉受命去浙江给局本部运一批贵重药品回重庆，因受局本部汽车队长黄四钦之托，顺便帮他夹带1 箱走私的文具到重庆贩卖，被宪兵团查获。戴笠闻讯，认为马福玉丢了军统的面子，污了军统的名声，立即下令将马福玉扣押，送交军法处。经审讯后由戴笠亲自判成死罪，报蒋介石批准。马福玉为戴笠安全开车10 年，忠心耿耿，很得戴笠赏识，现在竟因受人之托带1 箱走私文具而成死罪，毛人凤、张冠夫不免可惜，于是向戴笠求情，免其一死。戴笠回答说，我报批马福玉的死刑，是为了促批王世和外甥那个案件。结果，王世和外甥没有扳得倒，马福玉却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在重庆西区公园执行。马福玉终为王世和外甥而枉送一命。

在抗战前期被戴笠关杀最多的，还是因贪赃枉法而犯案的。即使对一些出身权势之门的特务，戴笠也毫不手软。一次，某中央委员因其子在军统供职时贪污被押，其人访戴笠要求宽大处理。戴笠虽然政治地位远不及中央委员，但权势之大又是中央委员远不及的。结果，戴笠当面应允，待这位委员刚回到家，即报其子已被枪决。还有一次，临训班一名教官调重庆工作后，偷窃同事公款3000 元，事发后戴笠下令枪决。行刑时安排得别开生面，先让该教官去篮球场打球，一球在手举起，行刑人员的枪声已响，人即倒下。戴笠说这是为了“不使殉法者以精神上的痛苦”，实际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军统特务。

抗战期间，戴笠为了整肃内部，到底枪决了多少特务，实无从统计。据说，在军统成立10 周年召开的“四一”大会上，戴笠曾将殉职者与殉法者的照片都在会场陈列起来，两种人加在一起，约500 多人。可见所谓殉法者，当不在少数。戴笠为了笼络人心，对被处决的特务家属，给以与殉职者同样优厚的待遇，对其子女的抚恤也从厚从优，以此表示“团体”的关怀和“家长”的慈悲。军统安徽站芜湖组组长洪云樵，因“擅自撤退”被戴笠下令枪决，后戴笠电令安徽站贵池组组长汪半樵派特务吴智新到泾县桥河查访洪云樵遗孀遗孤上报，不久即予以抚恤安置。平时每逢春节，殉法者家属与殉职者家属一样都能领到怃恤金，婚丧以及意外事故都能批给资助金，以激励和宽慰生者与死者。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整肃活动，从1940 年开始，戴笠在重庆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秘密开设了监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就是为了加强对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久，戴笠又批准成立视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是对特务进行反贪污活动，班址设在距重庆松林坡戴公馆100 米处，戴笠称他们是特务中的特务。到抗战中、后期，因军统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活动愈演愈烈，加之戴笠自身也弄权作势，故眼睁眼闭，不了了之。所谓整肃，也成了整而不肃。

08_8 运用张国焘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他深知仅仅依靠军统的传统基干是难以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的，必须另辟蹊径。戴笠初期特别看重张国焘，他认为：张国焘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运用张国焘来开展反共活动，无疑成了戴笠手中的一张王牌。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被安排到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3 号。从此以后，戴笠就在如何充分运用张国焘开展反共活动方面，动了许多脑筋，想了许多招数。

首先，戴笠成立了1 个专门机构来安置张国焘，取名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研室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张国焘虽然正式加入军统活动，但由于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的头衔，因而不屑于当一名在册的军统特务。当军统局人事室交给张国焘“内外勤人员调查表”让他填写时，张国焘不填，并发了一通脾气。

其次，戴笠采纳张的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认为，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机构，还要有专门人材，而军统的人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专门进行培养。戴笠对张的这个建议很欣赏，马上指示筹办。班址设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班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

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其严格程度是军统其他训练班从未有过的。但由于爱国的知识青年大都参加了共产党，庸俗、混饭吃的才走入军统，所以特政训练班学员的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于张国焘的想象。该班第一期共招收了40 余人，结业典礼的时候，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完全不能达到戴笠的要求，许多特种政工人员派入边区后，不但拉不出人来，自己反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甚至无法按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的第三个招数是采纳张国焘的建议，开展所谓“来归”人员活动。

张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用特务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出卖党员等办法并不高明。虽然能使极少数共产党员屈服，但仍然收买不了他们的心。正确的办法是从政治上争取，去联络他们，具体做法就是当发现中共党员后，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张向戴笠解释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张的这一套作法很得戴笠的赞赏，很快批准推行。为配合联络“来归”人员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设在洛阳，站长由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中共叛徒朱德崇担任；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站长由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中共叛徒项乃光担任；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站长由中共叛徒黄逸公担任。戴笠又进一步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成立陕北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成立延安策反站和耀县策反站，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

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张国焘曾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局内处长、外勤省站站长、区长及特联站、策反站特务阅读、阅后缴还，不许传阅。但戴笠对张的这份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而对特务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多年来，除了1 个原张国焘的心腹、红九军军长何畏是稍有点名气的“来归”人员外，其它方面始终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与戴笠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戴笠对张失望之余，不禁恼羞成怒，经常对张冷言冷语，进行讽刺挖苦。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向蒋、戴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用以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器。戴笠经与胡宗南等人研究，认为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张自知玩不出什么花样，在蒋面前报不了帐，“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戴笠虽知张国焘的诡计，但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将此报告蒋批准，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戴笠意欲邀张同去，张因怕引起陈的怀疑而故意拒绝。戴、胡商量的结果也是认为张不去为好。于是，戴、胡二人准备了茅台酒、水果一类的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已是60 余岁的老人，自清末以后，其声名卓著，令国人振聋发聩。晚年虽落魄如斯，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戴、胡初欲以假名求见，又怕陈不肯接见，或敷衍了事，达不到问计的目的。于是，胡仍以34集团军总司令、戴亦以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通报求见。

陈独秀是很机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访，他即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按蒋预先的指示，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这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胡、戴来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态度。

胡宗南先从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辞锋一转，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

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

陈独秀用这番话算是对蒋派胡、戴来访的报答。接着，陈针对《大公报》启事愤愤不平地说：“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对于世界大势，陈亦发表议论说：“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独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这就表明陈不愿作蒋之反共炮弹，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发问，戴则记录，几乎不发一言。

从江津返回，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送蒋阅，蒋感叹地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陈独秀这张牌未能打成，戴笠对张国焘更增恶感，关系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半年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地训斥。有时戴还拍桌大骂：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军统局的大小特务更是群起效尤。张国焘不但享受不到过去那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甚至连原先戴笠规定给张个人的一切优待也在无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张国焘为之哀叹：“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咸淡不加理睬。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

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先后被军统、中统踢出，凄凄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08_9 防共谍网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和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确保这块反共基地的建设，戴笠几乎调动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力量与中共进行斗争。由于这时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身份，因此戴笠在反共手法上也有所变换。

首先，戴笠为了加强反共、防共活动的隐蔽性，注意尽量缩小或撤销公开的反共组织建制，以示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但在私下，戴笠向重庆局本部所属大大小小50 多个内部组织指示，任何一个军统组织机构都不准放弃对中共的斗争，反共防共是每个特种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军统局重庆特区是抗战时期最庞大的军统外勤组织之一，主管重庆市和川东数十个县的特务工作。戴笠在与历任区长上任谈话时都反复交代，要把对中共的工作作为特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特别是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所在地的西郊区特工组，更受到戴笠的关注，不断从人力、物力上进行充实加强。

戴笠交待的监控对象除中共办事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中共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宋庆龄、史良、沈钧儒、张澜等民主爱国人士。当时因为特务们监视宋庆龄的活动过于嚣张，惹恼了宋美龄。

为此事，宋美龄曾在电话中很严厉地交代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戴笠）

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戴笠接到宋子文的电话，感到很为难，但思来想去，觉得闹出乱子来，校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因而对监视宋庆龄的活动有所顾忌，并交代特务们注意策略，不得粗鲁胡来。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种邮电检查处是由戴笠掌握用来反共防共的最重要的军统公开机关之一。该处的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关和所有领导人的信件书刊往来及电话进行检查，对邮往外地的《新华日报》进行扣压。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西迁重庆后，戴笠为了防范中共派人打入这些机关，经报蒋批准同意，便用蒋的名义密令各院、部、会选调一批忠实可靠人员交特检处进行反间谍训练，以便增加军统反共的耳目。

兵工署历来是戴笠注视的一个重要部门，戴笠慑于该署署长俞大维是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不敢与之争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戴笠趁机利用反共防共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引起蒋的重视。蒋当面向俞大维交代，成立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交给戴笠掌握。戴笠专门选派对付中共有经验的老特务张师主持该处工作。

戴笠反共，有时甚至谨慎到恐惧的地步。他日夜担心重庆发生由中共组织的游行示威或暴动，一时没有力量进行应变或镇压，于是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下成立1 个名为侦察大队的组织，先后从各地挑选了200 多名武装特务，终日一边进行训练，一边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除此以外，戴笠还注意在饮食业、医疗卫生界、新闻界、文化界、交通运输业等各方面建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工人员，开展防共、反共活动。

戴笠在重庆时期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另一个手法是广泛运用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深知一般军统特务的文化、职业和道德层次很低，无真才实学，这些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有两件事发生后使戴笠对这个问题尤为警惕。一件事是关于兵工署警卫稽查处的特务陈昌熙密报某工厂高级职员是共产党嫌疑的事件。因戴笠反共立功心切，对此事未经核实就批准将这名高级职员扣留。结果引起俞大维的愤怒，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要戴查实具报。戴笠因提不出有力的证据，难以向蒋交差，一怒之下将陈昌熙枪决，以取得俞大维的谅解。另一件事是负责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组的外勤特务向军统局请求领取枪支，以便对付中共人员。戴笠听说后大骂这些特务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这两件事使戴笠认识到与中共进行斗争，必须着力在建立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上下功夫。

戴笠运用的高级通讯或情报人员大都具有较高的地位、职业和文化知识层次。其中既有来自党派团体的知名人士，也有来自政府各部、会的高级职员，还有一些来自经济、金融、新闻、文化、旧军队、帮会、宗教等各界人物。特别是一些以第三者或中间面目出现的政党、团体和知名人士，更是戴笠网罗的对象。戴笠认为这些人往往也是中共争取的对象，因而更容易与中共组织接近。对这些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不但在金钱上舍得给予补助，而且在职业、交通、人事关系等方面尽量给予便利。但是，有些通讯或情报人员拿了戴笠的钱，往往用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加工”一下报给戴笠。戴笠吃亏多了，以后得到那些人的情报后，总要交给军统相关部门进行复核印证。也有不少人长期拿了钱却做不出情报，戴笠虽然在私下里发一通牢骚，“有些人拿了我的钱却不给我们做事，有的人不要我们一点好处却异常卖力的帮助我们”。但是，还是照发津贴。在他认为，要钓大鱼，必须先放长线，一旦钓到一条大鱼，则一切都补回来了。

戴笠在重庆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再一个手法是仿效西安特种会报的办法，积极建议和推行甲种、乙种会报机构。甲种会报每次都在重庆中山四路蒋的住处进行。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者都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谋士或军政大员。会报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活动情况、重大反共案件的处理以及如何深入反共防共等等。乙种会报虽然也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但主持人则换成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出席者是军统、中统情报组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外交部秘书，军令部第二厅处长等。表面上是研究日伪军的动态，实际上也是商议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武装在前线和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和对策。

甲、乙两种会报之外，还有一个“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机构，参加会报的成员有中央组织部、军令部、军统局、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由何应钦以中央执委和参谋总长的身份主持，会报内容亦是开展反共防共活动。

戴笠对以上3 个会报都极为重视，每逢甲种会报，必亲自参加，并认真准备汇报材料，以博取蒋的信任和重视。对乙种会报和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戴笠也指示出席者积极参加，利用会报机构努力与中共进行斗争。

戴笠在重庆时期最感头痛的是关于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问题。当时，国民党对新闻舆论控制极严，唯有《新华日报》不受其制约，敢于报道事实真相，这使《新华日报》销路大增，以至风靡重庆、行销全国。为此，甲种乙种会报及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蒋介石当面指示戴笠、徐恩曾要想出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戴笠指示特务们先后用殴打报童、从报童手中强抢报纸销毁、通过邮检扣压、收买报贩把头邓发清、策动流氓阿飞到《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等办法，均未能奏效。气得戴笠经常把负责这项活动的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找去痛骂一顿。

为了把重庆布置成反共防共的大本营，戴笠几乎是动足了一切念头，使尽了浑身解数。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共产党打入军统心脏重庆电讯总台的重大案件，使戴笠极为震惊。

1940 年春天，军统局电讯处从一次电讯事故的处理中发现重庆电讯总台报务员张蔚林有中共嫌疑，当即向戴笠报告，戴大吃一惊，命令迅速扣押张蔚林，并亲自主持审讯和清查深挖活动，先后逮捕了冯传庆、杨* 、安文远、余力耕等电讯人员，平时与张蔚林接触较多的张露萍也被逮捕，一并囚禁在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内。

原来，这确是一起中共地下组织案件。核心人物张蔚林是无锡人，从特务处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举办的特工电训班毕业后参加特务处江西省站瑞金组。在这段时期，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了联系，并秘密加入中共。抗战后，张蔚林被调往重庆，先后任军统局电讯处科员、重庆稽查处电讯监察科报务员、电讯处重庆总台报务员等工作。在重庆电讯总台，张蔚林先后发展了报务主任、扬州人冯传庆，报务员、辽宁人杨、余力耕，南通人王某等5 个人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成立了党小组，并与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由女共产党员余慧琳进行联系。余慧琳是四川崇庆人，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受训，1938 年加入中共，人极聪明、漂亮、机灵。1939 年到重庆后化名张露萍，对外称是张蔚林的妹妹，与张蔚林进行接触。张蔚林被捕后，利用案件尚未明朗的机会，以50 元法币买通看守所所长毛烈，请其为“家里”送信，地址是重庆市中山二路四德里14 号。结果使中共地下组织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事后，戴笠得知是毛烈送信放跑了中共“要犯”，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扣押毛烈。毛烈本是戴笠的江山小同乡，又是军统局党政处长何芝园的小舅子，一向横行霸道、弄权勒索，不想此次栽了跟头。虽经何芝园老婆毛同文亲自向戴笠求情，亦未能救毛烈一命。第二天，戴笠下令将毛烈枪毙。多年以后，戴笠为此还恨恨不休。并严格规定，所有政治犯一律不准囚禁在公开特务机关，必须送到军统局望龙门看守所。此案发生后不久，戴笠下令将张蔚林、张露萍一行6 个人送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1945年7 月25 日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指示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将6 个人杀害于快活岭。张蔚林“共案”的发现，与1931 年中统发现的钱壮飞“共案”，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两大耻辱。为此，戴笠被蒋介石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使其在蒋介石面前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08_10 反共暗潮

1939 年底至1940 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的前后，戴笠利用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的摩擦和“成都抢米案”，也发动了对人民武装和中共地下组织的疯狂进攻。

1939 年，分布在苏南、皖南、浦东、浙东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已经扩展到16 个支队，21275 人，拥有枪支15833 枝，成为戴笠掌握的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特务武装。由于当时这一战略大三角的大部分地区均为新四军所占领，因而蒋介石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企图通过忠义救国军与抗日武装的摩擦活动，将新四军挤出这一地区。戴笠更是希望能就此做出反共成绩，增加自己的反共资本。在1939 年8 月下旬至9 月中旬，忠救军总指挥俞作柏、副总指挥杨蔚指挥所部特务武装，对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不断进行挑衅，而国民党军方则趁机对新四军军部施加政治压力，迫使“江抗”

撤离京沪线路东地区，这次反共摩擦比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还要早3 个多月。当时，新四军为团结抗日，避免更大的冲突，指示“江抗”

退避三舍，先后从苏锡常地区撤至江阴东乡的定山，而忠救军仍然紧追不舍，企图消灭“江抗”，“以竟全功”。

忠救军的猖狂挑衅和新四军的让步，使蒋介石、戴笠、顾祝同等人十分兴奋。为进一步发挥忠救军在反共武装摩擦中的作用，也为了协调解决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矛盾，戴笠于1940 年春间亲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与顾祝同商讨编组忠义救国军的问题。

这次第三战区之行，戴笠为了对外掩饰反共目的，以回浙省亲，安排夫人毛秀丛去世后的家事为借口。1938 年，毛氏因患子宫癌，戴亲自安排她到上海治疗，1939 年8 月，毛氏病逝于上海。戴笠令其子戴藏宜自江山县前往上海治丧，迁葬毛氏于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就戴笠对毛氏来说，戴笠大部分时间飘泊在外，对母亲的侍奉、孩子的抚养、家务的操劳，无不出于毛氏一人之手。现在毛氏一病而亡，不独相依为命了数十年的母亲蓝氏伤心，戴笠心中也多少有些愧疚。故戴笠这次第三战区之行以回浙省亲作掩护，既是幌子，也是实情。

戴笠到上饶后，经过与顾祝同进行秘密会谈，双方商定：

（1 ）为了便于发挥忠义救国军在与新四军摩擦中的作用，忠救军今后受军统局和第三战区双重领导。即在作战运用上可由战区指挥，在人事、经费和行政领导方面，归军统局掌握。

（2 ）调忠义救国军到浙江孝丰一带进行整编，以整肃纪律。当时，忠救军内部争权夺利，丑态百出；在外经常与三战区的部队争夺地盘，弄得三战区的许多高级将领纷纷向重庆告状。蒋为了敷衍顾祝同的面子，曾把戴笠找去训示，责令他对忠救军加以约束。戴对这支武装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将来自己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本钱。现在看到蒋、顾都有不满的看法，故异常重视。一面整编，一面调整人事，免去缺乏指挥特务武装经验的俞作柏总指挥职务，另调军统大特务周伟龙为忠救军总指挥，并从胡宗南所属部队中抽调20 名营团以上现职军官，到忠救军任支队长、大队长等中高级职务，以改变忠救军的帮会成份。

（3 ）成立第三战区编练处，负责主持战区便衣混成队的组织和训练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在苏南地区与新四军的摩擦活动。便衣混成总队150 余人，分成3 个便衣混成队，每队50 人。总队长由戴笠调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淞沪指挥官郭履洲担任。总队主要人员和3 个队长，以及编练处教官全部由戴笠调任军统特务担任。

戴笠在这次第三战区之行的过程中，对战区参谋处第二课（情报课）上送的一份情报引起了高度重视。情报中说，新四军正在实施一项名为“三山计划”的行动，内容是新四军以北移作为掩护，准备达到向南向西流窜的目的，继而进据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以这三山为根据地，发展势力。戴笠回到重庆，当即向蒋介石密报。

抗战初期，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曾提出一个“南进计划”或称“三山计划”的蓝图。项英在1938 年6 月23 日给陈毅的信中提出“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后来，项英把这一南进政策意图进一步完善为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然而，中共中央并没有批准项英的南进计划，而是命令新四军北上抗日，并据此反复向国民党军委会和第三战区交涉。

但是，蒋介石对新四军的疑忌心是根深蒂固的，他下决心不论新四军是南进到国民党后方打国民党的游击，还是北上过江到沦陷区打日本人的游击，都必须把这一部分新四军吃掉。由此戴笠的这份密报促成了蒋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蒋同时决定密派唐生明到南京，与汪伪合流，共同防共，以便借日汪之手，打击新四军。唐生明是国民党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也是戴笠的结拜兄弟与生活上不分彼此、完全打成一片的玩友。戴笠向唐生明反复说明任务的特殊重要：“我们对于发展忠义救国军的工作，是尽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军却一天天壮大。这是我们的耻辱！今后你要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我们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领袖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特别叫唐生明注意和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搞好关系，以便通过李士群和这个组织，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联成一片。唐生明到南京后，被汪精卫任命为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汪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苏州办事处副处长等职。从此以后，戴笠将获取的有关新四军的情报，及时通过唐生明转送日汪，再由日、汪和忠义救国军配合行动，对这个地区的新四军进行打击清剿，达到了日汪蒋合作反共的目的。

就在戴笠布置南方反共活动的同时，成都发生了一起饥民抢米事件。直接处理这一事件的特务老手、军统川康区区长兼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与中统四川调查室主任何培荣、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等人共同策划，把抢米事件说成是由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春荒暴动”。经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秘密逮捕了被成都中、军统特务早已监视的20 余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中共四川省委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川康特委军事工作负责人、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核心社”负责人郭秉毅、汪导予等。

为扩大所谓“春荒暴动”案的反共成果，戴笠于1940 年4 月下旬亲飞成都，详细了解对中共人员逮捕和审讯的经过。戴笠指示张严佛对这次逮捕的共产党人，要多方设法使他们“转变过来”，以便深挖中共地下组织；还没有逮捕到的，要继续搜捕，不能使一个漏网；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4 个人要解重庆讯办；其余的人暂时关押，继续审问，等他回重庆后再决定处理办法。戴笠反复指示：要多多注意这次逮捕后社会舆论和川康军人的反应。戴笠最后对所有参加这次反共行动的中、军统特务进行表彰、升迁和赏赐。表面上看，戴笠这次在蒋介石面前对中、军统关系一碗水端平，能够以党国利益为重，连蒋介石对此也给以好评。其实，中统四川调查室主任何培荣是杭州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是由戴笠通过兼任中统局长的朱家骅（曾任杭州警校校长）的关系打进中统工作的军统分子，徐恩曾为此曾对朱家骅大发醋劲，认为朱家骅此举是帮助戴笠打击中统。由此可见，戴笠对中统表现出的一次仅有的“恩惠”，也是有“私心”的。

戴笠在成都住了1 个星期，命特务押解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随他的专机于5 月初回到重庆，初将罗、车等人押于望龙门看守所，继而转押于军统局息烽集中营。在成都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于5 月中旬用活埋方法进行秘密处决。1940 年冬，经戴笠指示，成都军统、中统特务再次合作，发动了一次“年终大行动”，先后逮捕了二三十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1 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又有部分中共党员再次被捕，使成都中共地下组织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1946 年8 月18 日，罗世文、车耀先也在重庆军统白公馆看守所内被秘密枪杀。

抗战时期，戴笠反共的一项重大行动是不断秘密派遣行动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暗杀中共高级领导人。戴笠对实施这项计划规定得十分严格。

第一，要求对行动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把关，有的还必须经过特殊考验，以检查他们对军统的忠诚，一旦被中共发现或逮捕，必须能立即自杀，以防泄密；第二，要求对行动人员进行特种训练，不但要训练他们掌握各种行动技术，而且要训练他们怎样才能打入边区和延安，如何接近中共高级领导人等等；第三，要求研制最先进的行动技术武器，诸如定时炸弹、毒药、长短枪械和兵器等，以保证暗杀行动的最大效果；第四，要求调动各方面的内线、特情、中共叛徒、社会关系以及对中共情况熟悉的人，调查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身材、面貌、特征、居住地点、活动规律、性格嗜好、亲朋好友、身边人员以及警卫人员的名单及情况等。当时，戴笠对这项活动的准备已有相当基础，仅一份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警卫人员调查表就很详细。

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戴笠先后派出了几组行动人员，分批潜入边区实施暗杀计划，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行动人员不是被迫撤回，就是因为事机不密而被捕。为此，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曾问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进行暗杀？戴笠听了以后，大骂沈醉没有政治头脑。戴笠开导他，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就会在政治上造成被动，给校长带来麻烦。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断定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是共产党内讧，相互残杀，以收一箭双雕的效果，彻底搞垮共产党。遗憾的是这件事终不能实现，辜负了校长多年来对我们“团体”的希望。这也说明共产党的内部组织确很严密，不是我们国民党所能比拟的。共产党确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戴笠说完了这些话，在办公室里来回兜着圈子，久久地不发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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