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_1—6

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42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2_1 改名戴笠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当起了安徽帮和斧头党的首领，戴春风不屑于当一名斧头党成员，同时也认为王亚樵是个黑道英雄，充其量是位绿林豪杰，算不上政治家和军事家，政治上没有远大前途，追随左右，难成大器，于是借故辞行，一走了之。1925 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顿失重心，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了重新组合的过程。当时，报纸上登出“蒋介石其犹龙乎”的大红字标题，重新流落在上海的戴春风看到这篇文章，既怀疑，又有些相信蒋介石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最高统治人物。蒋介石他是知道的，也许他和蒋之间还有过一面之缘。但仅凭这点人缘是不够的，不见得会有自己的好处。如此一想再想，也就始终没有勇气南下广东，只是考虑看看风向再说。

人生有许多事是不可预测的，有时命运的转折，只在瞬息之间的一个机遇。1926 年的春末夏初，戴春风在江山县城内的悦来客栈里，与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毛人凤邂逅相遇。老同学10 多年不见，今日萍水相逢，都异常激动，互叙别后衷曲。先是毛人凤谈起自文溪高小分手后，也曾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毕业后在江山县新塘边嘉湖小学当教员。1925 年11 月，考进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这次是请假回家奔丧，在江山县城小憩一夜等等。毛人凤说起潮州分校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时，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接着毛人凤问起戴春风的近况，戴长叹一声，连说：“惭愧！惭愧！”，遂把自己10 多年来东游西荡，一事无成，屡遭挫折，前程茫茫的情况简叙一遍。

毛人凤见戴春风心情十分忧郁苦闷，遂劝道：以兄之才，他日前程当不在弟之下，只是未逢其主罢了。当今之世，“革命朝气在黄埔”，兄何不到广东闯荡一番，或者功成名就，也未可知。

戴春风被毛人凤一语点醒，他跳将起来，满面放光，多年郁积胸中的愤懑、悲观之气一扫而空。他当即决定投考黄埔，重塑前程，成功与否，在此一搏。

辞别毛人凤，戴春风回到家中，立即开始筹措路费。他怕母亲蓝氏劝阻，不敢据实相告，便将此事先与自己的好友柴鹿鸣商议。柴鹿鸣原名柴万喜，中等身材，粗识文字，系江山县清湖乡路村人。民国初年，任江山县政府保

卫团的什长，管辖10 多名团丁，驻扎在保安村，与戴氏一族很熟识。柴鹿鸣为人忠厚老实，且颇有侠义心肠。戴春风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之时，柴经常接济一些衣食之物，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言语，这使戴春风十分感激，因而引为知己，两个人遂成患难之交。平时，戴春风胸中有什么难以排解的积闷，也常找柴鹿鸣倾诉。这次，他又找到柴鹿鸣，感叹地说，柴兄，孔夫子说：

“三十而立”，我今年已经30 岁了，可是一直徘徊乡里，无所作为，漂荡江湖，一事无成。现在我决心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谋一进身之阶，唯母亲必定死活不让我出门，我也不想使母亲过份伤心，如此下去，我难道就此老死乡里，一文不名吗？

柴鹿鸣见戴春风这次决心很大，对前程也深信不疑，受其感染，也决定助其一臂之力。便想了想说，此事你果真有决心，我有一计，倒也不难。你只要先做通你太太毛氏的工作，得到她的首肯，暗中预做准备。你就在半夜空手离家，由我到村口给你送行李，先瞒过你母亲。事后再由我和毛氏向老太太禀明缘由，我想老太太深明大义，终会想通，你看如何？

戴春风一听大喜，说：“瞒天过海，乃三十六计之首，不想老兄亦用得如此之妙。去黄埔的事，我决心已下定，就麻烦你给我送行李了。”

戴春风回到家里，向妻子毛氏说明决心赴广东黄埔投考一事，毛氏感其奋发图新之心，不但支持，而且拿出了自己的一支金簪，赠给戴春风权充路费。戴春风接过金簪，心中一阵酸楚，想要说两句感激报答之语，终觉苍白无力，没有说出口。

当日深夜，柴鹿鸣拿着行李在保安村水口接应，戴春风告别毛氏，吻别爱子，来与柴鹿鸣会齐。临别时，柴鹿鸣再三叮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春风老弟这次到广东进了黄埔，切切要牢记孟老夫子的这段教诲，一定要不蒸馒头蒸（争）口气，日后扛一面红旗归来，切莫再像过去一样，回家来又是两手空空。”

戴春风听了柴鹿鸣的话，极为感动。他坚定地回答说：孟老夫子的教诲，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我这次考黄埔，要改名叫戴笠，取自《风土记》，言交不以贵贱而谕也。我如果再不闯点颜色出来，我今后也没有面孔再见到你，也决不再回到江山县来。你对我的恩情，可以说胜过我的妻子和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后如有出头之日，定必图报。”说毕，接过行李，掉头就走。

行不数步，戴春风又转过身来，向柴鹿鸣鞠了一躬，口中说道：“柴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逢，必当厚报。”说完，再不打话，扬长而去。

从此，戴春风即改名戴笠，字雨农。意在“弃旧图新，开拓前程”。

戴笠二字本引自《太平御览》卷406 《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谕也。后以“戴笠”指贫贱的故人，古诗亦有“万事倏息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之句，后世称不以贵贱而异的深厚友谊为“车笠交”。而戴春风改名戴笠，尚有一层以《风土记》作者周处自谕的意思。周处是西晋人，相传少年时横行乡里，父老把他和蛟、虎合称“三害”，周处后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做官做到太守、御史中丞。戴春风比照周处，亦有从此发愤图强，建功立业的念头。虽然有上面这些想法，但戴笠二字更深层的含义是相信占卦问卜之说，以收避凶趋吉之效。早在宁波打流时，蓝氏曾为戴春风占过一卦，按五行八字推算，戴春风命中缺水忌土，虽是贵人之命，却有干枯之象。为此，戴春风久欲改名，以作补救。现取名戴笠，字雨农，皆含水多之意。

1926 年9 月，戴笠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进入黄埔，是戴笠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没有黄埔生的经历，也就没有后来赫赫于世的戴笠。戴笠后来回忆进入黄埔这一件事时说：“要说我倒霉吗？也不算倒霉。要说我不倒霉吗？论黄埔资历总不如人而倒霉了。”这些话听起来颇有无头无尾之感。

其实说穿了，说倒霉，是指到黄埔太晚，没有成为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资历不如人罢了；说不倒霉，是指假如没有选择入黄埔这一条道路，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虽然是一起末班车，但幸运的是有这趟末班车，才有以后的一切荣华富贵。

02_2 黄埔六期生

戴笠考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当时，由1926年3 月中山舰事件引发的国共两党的斗争，至戴笠入校时在黄埔军校的师生中已经愈演愈烈，有时几乎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并很快在黄埔六期学生中逐渐反映出来。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议论，争论问题，形成不同的圈子。戴笠从不谈论政治和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更不参加学生之间的争论。表现出他的成熟、老于世故和狡诈。入连半个多月时间，从官到兵他都已经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带着火柴、纸烟之类；他能喝酒，也因此常请人，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等随身带。在校夜自修期间，他常常溜出校门，买花生米、老酒之类，请一些与自己谈得投机的同学在宿舍里一边喝酒，一边胡聊。戴笠尤其对官长能察颜观色，通过其一言一行，分析其性格、心理活动、生活嗜好以至政治倾向，然后投其所好。无论师生，凡与他接近的，都能有点好处。

戴笠结交师生，皆能因人而异，北方人爱喝烈酒，广东人爱抽强盗牌香烟，他就针对各人特点结交，颇得众人好感。但是，他对每个学生的谈话都铭记在心，对每个学员的活动都注意认真进行观察。戴笠对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对出差、跑跑腿一类的杂事很主动，尤其喜欢给食堂当采买。

这当然是戴笠生性好动，不耐久坐，不甘寂寞的缘故。但据说当采买可以从中揩油，手头活络，不无小补。

1927 年4 月15 日早晨，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往日一样，起床后就整理内务，洗脸，然后集合到大操场举行徒手体操。但到大操场集合后，学生们看到校内校外和操场周围站满了武装哨兵。戴笠站在队列中和其他学生们一样，既感到十分奇怪，也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不准交头接耳和自由谈话，学生就用眼睛互相对看着，交流着内心的疑虑。各区队值星官照例报告人数，以区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由各区队长口头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戴笠所在区队的队长这样连续喊了几次，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最后，第十七连的连长说：“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这样，有几个共产党员学生陆续站到队列前面，随即就被逮捕，由武装哨兵上来押走。被捕的学生态度大都很从容，没有难过和恐惧的表现，倒是站在队列里的同学精神格外紧张，有些低下了头，有些脸都变色了。以后，第一团团长集合讲话，说黄埔军校后方留守处奉蒋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并说“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要安心学习和遵守纪律”。团长讲完话，宣布解散。戴笠和同学们似乎松了一口气，随第十七连的队列回到寝室。

当日军校内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师生达数百人，被解往中山舰、珠江船及烂石头牢关押，有的则被利用夜间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曾经多次给戴笠讲课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熊雄也因是共产党人而被逮捕。

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黄埔一期毕业生、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邓文仪代理，主持黄埔军校的清党活动。蒋校长同时派令黄埔二期毕业生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接替刚去职的共产党员覃主任。胡靖安是江西人，为人性情暴躁，好惹是非。但因其反共坚决，成为蒋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由蒋直接指定为黄埔同学会的监察干部，专门对付共产党员学生。这次，胡挟蒋势，当上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所属官佐员生军士共有一万数千人，颇为得意。为了能很快在清党方面做出成绩，胡靖安横冲直闯于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之间，动辄集合学生进行训话，大声恫吓，动员师生互相检举揭发，稍有嫌疑，立即逮捕。一时间，入伍生部搞得人人自危，相互设防戒备，以防不测，更有一些学生，怀着某种个人目的，借机诬陷报复，公报私仇，弄得校园内真假不分，乌烟瘴气。

戴笠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人。“四一五”事变，他已看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变化，等到胡靖安在入伍生部发动清党运动，他更感到这是天赐良机，立即通过平时观察、搜集、掌握到的大量情况，向胡靖安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学生的名单，并附上每个学生的活动资料，以做证据。胡靖安得到这份名单如获至宝，立即以“据密报某某有嫌疑”为由，带着武装士兵乘小汽车到第一团捕人，送交留守总部“清党委员会”发落，有时甚至连这些过程都不经过，直接抓人枪杀。胡靖安每每得到戴笠等人的密报抓人，既不告知入伍生部各团长、连长，也不告知校本部，等到某某学生被抓走了，大家却瞠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戴笠先后数次密报，揭发了20 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全部被胡靖安亲自带人抓走，有的很快被秘密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枪杀。

自4 月15 日至5 月底，戴笠所在的入伍生部第一团被扣者192 名，潜逃者98 名；第二团被扣者100 名，潜逃者148 名。整个黄埔军校，仅以嫌疑二字被关在烂石头牢和珠江船上的，已不下数千人。

戴笠由于在这次清党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受到胡靖安的格外器重，被引为亲信。并力荐戴笠为后来的骑兵营国民党部执行委员。据此，戴笠认识到在黄埔学生中开展情报和密报的重要性。对搜集情报和进行密报活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由于他的情报越来越多，各种密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胡靖安，其内容扩展到调查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监视有些共产党员学生嫌疑分子及原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有些质量较高的密报甚至由胡靖安转报蒋介石，受到蒋的赞赏。戴笠也更加见重于胡，成为胡的心腹爪牙。平时，戴笠训练时经常缺席，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有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是密报。于是师生们都侧目而视，敬鬼神而远之。

不久，因胡靖安在入伍生部清党中以“莫须有”的手法，大肆逮捕学生，整个军校被闹得人心惶惶，几无宁日。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无法进行。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兼代校长的方鼎英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对胡靖安等人以纪律制裁。胡靖安在军校无法立足，只得出走黄埔，到南京去找蒋介石汇报。在南京，胡被蒋留在身边任侍从副官，主管情报工作。

胡靖安被赶走后，军校的歪风邪气立即停止，教学秩序很快恢复正常。

第五期生毕业，第六期依次升学，进行分科训练。适此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电令黄埔军校本部，就六期入伍生中选拔学生300 名成立骑兵营，戴笠因此被选入骑兵营第一连。该营驻广州郊区沙河燕塘，营长沈振亚，带兵教官陈继承。

1927 年6 月，骑兵营奉令北上。因广州马匹不多，骑兵营包了一艘海轮北上至上海，上岸后进驻南京军校，后则分成两队，一个队往徐州，一个队往苏州。戴笠被编入苏州队，驻扎在姑苏城胥闾之间营地。

1927 年夏，北伐战事推进到陇海路一线，战事暂息。骑兵营驻扎在苏州，休整待命。这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徐州返回南京。消息传到苏州胥城营地，骑兵们兴奋万分。为庆祝北伐取得的重大胜利，有人提议：每人捐款2 块银洋，集中置办礼品，派代表到南京，向校长祝贺慰问。这个建议得到沈振亚、陈继承的首肯，并通过各队推派代表。由于戴笠对此事特别热衷，亦被推为代表之一，并经他毛遂自荐，代表们又公推他负责采办礼品。戴则突然提出到上海去，说他已打听到校长已到上海。代表们不知就里，信以为真，就带着骑兵营学生捐献的数百块“银洋”，跟着戴笠到上海，住进大东旅社。一行人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到十里洋场，唯有戴笠因多年在上海打流，对上海相当熟悉。戴笠故作关心地对大家说：“你们初次到上海，各人可随便出去玩玩，见识见识。我上商店去采办礼品，明天一起去见校长，一定要给骑兵安排好的位置。”一席话说得大家春风满面，放心地把数百块大洋悉数点交戴笠。

当天晚上，代表们陆续回到大东旅社，却不见戴笠回来。起初尚不以为意，认为戴笠定是事情没有办妥，也就耐心等待。可是，两天、三天过去了，还是不见戴笠踪影。代表们着实恐慌起来，身边的钱所剩无几，伙食费、旅社住宿费都已开销不出。于是急忙写信到苏州向沈振亚、陈继承报告。沈、陈立即派人到上海，付清了伙食费、住宿费，把一行人领回苏州。半个月后，戴笠诚惶诚恐地回到苏州，全营学生义愤填膺，群起责问，有个别性子暴躁的，甚至要用老拳教训他一番。营长沈振亚和教官陈继承把他提去讯问。原来戴笠在上海出了旅社后，先在大街上闲逛，看到市面上繁华景象更胜从前。

每到灯红酒绿之处，想到腰间白花花的大洋，不禁心痒手痒嘴痒起来。正在这时，他遇到昔日在上海打流时结识的几个朋友，诉起别后离情，在一番唏嘘感叹之中，戴笠为显示自己，一时兴起，领大家到一家酒楼，海吃山喝，花天酒地一番。不料这一放纵，竟一发不可收拾，每日里只是浑浑噩噩地喝酒、赌钱、嫖妓，早把采办礼品、慰问蒋校长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等到想起，腰间的几百元大洋已花得精精光光，连回苏州的火车票还是向表妹夫张冠夫借的。沈振亚、陈继承下令将他关押禁闭起来，以平息众怒。几天后，沈振亚、陈继承念其初犯，宽大为怀，解除禁闭。自此，戴笠视沈、陈为恩师，十分尊敬。戴笠得势后，请沈振亚到兰州帮他筹办一个骑兵队，准备将骑兵队安排在宁夏、青海等大西北地区作为缉私的巡逻部队。戴笠每遇到陈继承，总是尊敬地称“陈老师”，态度很谦卑。可见，这件事的处理使戴笠深为感激。

上海采办礼品事件不久，戴笠一次充伙食采买时，故伎重演，贪污了3 元多伙食费。这件事，戴笠自认为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谁知骑兵们对戴笠早有怀疑，加之有上海的教训，心中愤懑未平，对戴步步存警惕之心。

这次把戴笠所购实物和帐目一查，发现他果然贪污菜饷，中饱私囊，事情传开，骑兵们顿时怒不可遏，群情激愤，提出要对戴笠进行公审严惩。戴笠一见势头不对，情知上次因沈振亚、陈继承保护才侥幸过关，这次绝无幸免的道理，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连夜逃离苏州胥营，赶往南京，投奔时任蒋介石侍从副官的胡靖安。戴笠于胡面前谎称：因在清党中告发学生，结怨在身，现在有人借机报复，进行陷害，军校不能立足，请求保护等等。胡靖安当时负责情报工作，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向蒋禀报同意，收留在自己身边。自此，戴笠通向蒋介石的路程只差一步之遥。

02_3 密查组

1927 年夏，戴笠在胡靖安手下，没有任何军职，每天只是自动去搜集情报，以晚生身份向胡靖安递送。这段时间戴笠搜集的情报，因为不了解高层意图，也没有活动经费和职业情报特务的经验及眼光，情报来源面很窄，大都是凭自己过去打流的一段功底，搜集一些社会花边新闻之类。有时偶尔打听到一些较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经过胡靖安一转递，往往又成了胡靖安的功绩。戴笠此时人微言轻，寄于胡靖安篱下，当然不会去跟胡靖安争功。相反，他为了感激和报答胡靖安的收留，取得胡的信任，还经常跑到胡家，给胡抱孩子，做一些杂事，以取悦于胡。

当时，同与胡靖安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另一个老牌特务蔡劲军，也是黄埔二期毕业生，胡是江西赣北靖安人，蔡是广东海南万宁人，两人都受到蒋的宠信，并以侍从参谋和副官的身份搜集情报，向蒋呈递。戴笠当时半途脱离黄埔军校，按定例应作为自动放弃军校学籍处理，经胡靖安疏通，学籍虽得以保留，但还没有取得六期毕业生的资格，因之每每见了蔡劲军、胡靖安，犹如见了顶头上司，毕恭毕敬，谨言慎语。蔡见戴态度谦卑有礼，工作勤奋，人亦机警敏捷，精明能干，也就常常给予关照。当然，蔡、胡也都从来没有防范戴有朝一日会爬到他们头上，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

1927 年7 月，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4 月12 日分共清共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7 月15 日，汪精卫也开始反共清共，主动提出宁汉合作，但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与他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的强敌，拒绝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使蒋氏处于被动地位。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氏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矛盾爆发。新桂系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后又帮助蒋氏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政府，自认为出力颇大，不肯对蒋称臣。蒋看到新桂系日渐坐大，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认为当时蒋、桂力量已不相上下，无必胜把握，加之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好，不愿立下杀手，执行此项计划，蒋何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的计划后，遂加紧联合各方的反蒋势力，准备寻机对蒋发难。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蒋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新桂系及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部队长的忠诚情况。于7 月底，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经胡向蒋推荐，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为该组成员。该组任务除了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氏对嫡系第一军及杂牌部队的控制外，还兼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以作掩护。这是蒋介石成立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

密查组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提高，戴笠很快显示出他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他的情报不但来得多，而且来得快，视野开阔，质量较高。戴笠搜集得最多的还是各方面的反蒋言论和黄埔失业同学的牢骚。一般每隔两天，他就有一份材料报蒋。戴当时以密查组成员的身份难以直接见蒋，但他又不甘心每每假胡靖安之手转递，把自己辛辛苦苦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为他人作嫁衣裳。于是，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戴总是千方百计直接交到蒋的手中，以期引起蒋的注意。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的汽车减速到达时，戴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蒋开始对戴的情报不甚重视，往往粗略地看过一遍，就丢过一边。原因就在于蒋是久历江湖之人，深知下属的心理。他认为戴笠这种人不经过常规传递手续，唐突地越级上送，无非是沽名钓誉之徒，企图一步登天罢了。虽然有这种心理活动支配，蒋每次坐车看到戴笠站在路边等候，照例吩咐停车，命令警卫人员接过戴笠的情报。戴笠也不问情报送上去有没有引起重视，每当搜集到稍有一点价值的情报，就用拦车的老办法送上去。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戴的情报大都出于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到戴笠的情报才能。后来，蒋亲自下条子追认戴笠的黄埔军校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偶然也慰勉戴笠两句，让他多多搜集情报，以补耳目不足。在这段时间里，戴一人调查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其余所有成员搜集到的情报都要多。

1927 年8 月，政局继续急剧变化。8 月8 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指挥军事失败。回到南京，将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作为替罪羊，不经审判，不宣布罪行，立即处决。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何应钦同乡。何应钦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也受到极大震动，担心做王天培第二。于是，李、白、何相约“逼宫”。蒋看到桂系军队已控制南京周围地区，嫡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与桂系串通一气，局面已难挽回，只好于8 月12 日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宁赴沪。8 月13 日，蒋在沪发布下野宣言，同日赴宁波转奉化溪口原籍。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赴上海前夕，指令胡靖安领导密查组人员继续秘密活动，搜集各方面情报，直接送交蒋亲阅。由于戴的积极和吃苦精神，胡靖安多次叫戴秘密来往于南京、上海、杭州、溪口之间，向蒋递送情报，使戴笠能与蒋得以经常接触。一次，戴笠把搜集到的黄埔学生中因蒋下野而极度恐慌，纷纷要求蒋复出和请示机宜的反映呈递给蒋。蒋看后很重视，并要求密查组继续搜集这方面的情况。蒋认为他这次下野，黄埔系的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黄埔骄子们被别人奚落嘲笑，使他们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团结一致保护校长的地位，即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27 年9 月20 日，蒋介石根据戴笠等人调查的情况以及各地黄埔学生的来人来函，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要求黄埔同学一致反省失败的原因，不要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而要统一意志，团结起来，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甘心作下层工作，自己努力去闯等等。此后，蒋介石决定利用自己置身事外、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到日本一游，一是去日本神户有马温泉拜见宋美龄母亲倪氏，请求其同意宋美龄与自己的婚事；二是对汪精卫及南京政府请求他复职的吁请置之不理，以便提高身价，待价而沽。

9 月28 日，蒋介石在上海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日本前下令撤销密查组，以免在出国期间失去控制，授人口实，并发给该组3 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顿起不良之心。他把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人留住在上海他的家里，拿出些许经费，权充他们每天的伙食，而将余下薪饷尽入私囊，自己带了家眷，悄悄回到江西赣北靖安度假游玩。

戴笠等人在胡家坐吃，不几天伙食费尽数用光，却不见胡靖安送钱来，一怒之下，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典当，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笠与杜月笙是拜把兄弟，交谊非浅，便怂恿戴去向杜借贷。当时，杜月笙已成为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财源不断，尤其是因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有功，被蒋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戴笠受大家怂恿，找到杜月笙门上，言明来意。杜月笙笑笑，只问戴需要多少，戴笠开口50 元，杜月笙命人如数点给。戴回到胡家后，几个人公推由许忠五经办伙食，好歹捱到胡靖安回来。

不料许忠五拿了这笔款子，心想胡靖安走得，我便走不得？没有几天，也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笠、成希超、东方白等人再次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没有办法，戴只好再次到杜月笙门上，告贷50 元，好歹度过难关。戴笠受此捉弄，自此对许忠五恶感很深。

02_4 联络参谋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并，乱杀一场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等杀得精疲力竭、几败俱伤，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以自重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于1928 年1 月复出后，交替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先后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人，至1928 年3 月7 日，他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党政军大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痛定思痛，总结了8 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能及时制止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制敌机先。于是，蒋介石决定建立情报组织，充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28 年2 月23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中央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20 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曾留学美国。调查科是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以后发展为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齐名，并称“两统”。

在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蒋介石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

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其工作都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持其事。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除了蔡劲军、胡靖安等老牌特务外，又增加了不少新人，其中有两人对蒋介石今后数十年的特务统治影响极大。一个就是戴笠，因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颇有成效，加之胡靖安力荐，蒋破格提升戴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另一位是郑介民。郑是广东海南文昌县人，少年家贫，出走南洋打工。1924 年回国报考黄埔军校，一期不中，发愤攻读，再考二期得中，毕业后由蒋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8 月回国时，因蒋氏下野只好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当总队长的黄埔一期同学潘佑强，由潘安排在军校任政治教官。这次，一并被蒋任用为侍从副官。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两广方面的关系，搜集桂系及粤系部队的情报。郑介民后来成为戴笠的首席助手，配合戴搞特务活动达15 年之久，戴、郑二人在性格、气质、作风、经验等方面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成为特工活动中的一对“黄金搭档”。

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后，提出要重新整顿和建设国民革命军的口号，目的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驾驭派系林立的新军阀。1928年初，各派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是蒋介石、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系。

但当务之急，蒋认为是要整顿好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一军，是蒋氏起家的本钱，蒋视之如命根子，并一直交给何应钦率领。但8 月“逼宫”事件暴露了何应钦拥兵自重的野心和与蒋离心离德的倾向，这是蒋深感痛心和绝对不允许的。于是，蒋认为重新整顿建设国民革命军，首先必须惩治何应钦，重整他的嫡系第一军，夺回他对第一军的绝对控制权。为此，蒋于1927 年11 月任命戴笠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把他派驻徐州前线，调查和掌握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和动向，重点了解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对蒋的忠诚程度，以便决定取舍，牢牢控制该军。

1928 年2 月9 日，刚刚开完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带着少数亲信随从悄然前往徐州前线，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撤销了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然后派人将蒋的决定送交在外打猎归来的何应钦。接着蒋又以军纪废弛为名，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而将何应钦调任总司令部任参谋长，何应钦从此失宠。黄埔系中的第一人何应钦尚受此打击，从此黄埔将领没有人敢对蒋怀有异心。

蒋介石的徐州之行，戴笠以联络参谋名义作为随员，经历了蒋氏重整第一军的全过程。为了加强对第一集团军的控制，戴笠继续奉蒋命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名义，在第一集团军中从事情报活动，调查了解各级部队长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映，并注视第一集团军内原何应钦亲信将领的动向，随时密报蒋介石。

蒋介石在徐州将第一军重整完毕，即提出“二次北代”的口号，消灭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1928 年3 月31 日，蒋介石再次到徐州，将第一集团军改编为四个军团，分别部署在向北进攻的位置上。4 月7 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4 月10 日，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攻击令，总攻开始。

早在2 月份，戴笠即受到蒋介石的秘密召见，要他先期出发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的动态和奉张集团的部署情况，以供决策。

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报告。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郑太铁路分途进攻的战斗部署下达后，戴笠再次奉命赶在东路北伐军前面先期北上，潜入敌境，打探敌情。行前，蒋介石亲书：“艰苦卓绝”四字赠戴笠，以示勉励，戴如获至宝，自此，他时常自诩得校长真传，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膺者。

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后，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各奉张军阀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戴笠原以为此行凶险难测，命运殊难逆料。岂知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中的各级将领大都是老粗，文盲多，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讲江湖义气等，利用老军阀这些弱点，戴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戴由此受到蒋的器重。

02_5 “跑单干”

戴笠发迹以后，回忆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曾戏谑地自称“跑单干”。

因此，他常常埋怨这份工作是没有衙门的苦差，不是人干的，其辛酸苦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味的。当时，戴笠最大的苦恼，是由于地位不高，人微言轻，辛辛苦苦搜集到情报，却不能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中。以戴笠一个上尉联络参谋或少校副官的身份，不用说难以见到蒋面，就是蒋的官邸或办公室也往往进不去。蒋身边数十名侍从参谋或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也比戴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打流人员，颇有些不屑一顾的神态。不但是黄埔老大哥轻视戴笠，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佣仆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戴笠，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听到这些话，戴笠虽引为奇耻大辱，但为了打开通往蒋介石身边的大门，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去巴结他们。

经常用一些小恩小惠去进行贿赂收买，从警卫、勤务兵、司机，直到门房、厨师、娘姨等，戴笠一见面无不点头哈腰，极力奉承，送上一点小礼品。有时他们起哄，大敲戴笠的竹杠，戴笠常常被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口袋里连吃晚饭的铜子也不剩。直到戴笠发迹以后，仍不敢对这些人怠慢，经常在暗中赠金送礼，巴结奉承。这样，戴笠但凡有了情报，就从官邸后门送到厨房，交到厨师或勤务兵手中，由他们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戴笠巴结最力的要数毛庆祥。毛庆祥又名宗骧，浙江奉化溪口人，曾赴日本、法国留学。北伐时，由其父介绍给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与多方联络通信，各方面递送的情报资料或情况反映等，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于是就拚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功夫。旦凡毛庆祥有所暗示，戴笠无不尽力去办。开始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也懒得转呈，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做事极勤奋，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毛庆祥有所感动。加之戴的情报确有价值，也就肯代为转呈。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

因而戴的情报放在蒋的办公桌上总是十分及时，往往要比别人的快半拍或一拍。蒋看了也就格外青眼有加，不但对戴笠送的情报仔细审阅，而且如果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戴笠的情报，还要向毛庆祥查问。戴笠听到蒋对自己送的情报如此重视，也就更加不敢掉以轻心，一定脚踏实地地去做。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始终与戴笠作对的，便是王世和。王世和亦是奉化溪口人，他与毛庆祥、蒋的侍卫组长蒋孝先、侍从室出纳兼会计蒋和畅4 人，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王世和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粗坯，其父亲王良鹤原是蒋母王氏的族人，早年就追随蒋介石，当过贴身马夫、勤务兵，忠实可靠。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世和被其父引荐给蒋，在广东先给蒋介石的小星陈洁如当了一段时间的勤务兵，然后进黄埔一期，毕业后留在蒋身边，代替其父任随身侍卫，负责警卫、接待、传令等。戴笠要见蒋氏或进入官邸，必先经过王世和这一关。王世和以黄埔一期老大哥和蒋的心腹自居，历来看不起戴笠的打流出身和鬼鬼祟祟的行迹。加之戴笠囊中羞涩，难以有让王世和看得上的孝敬，只得转而求其次，在蒋的门房、勤务、厨师、娘姨等佣仆人员身上下功夫，绕过王世和这一关，这就犯了王世和的大忌。王本是瞒上压下，专横跋扈之人，现在“小瘪三”戴笠居然敢在他眼皮底下弄手脚，自是怒不可遏。故王世和每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并命人将他赶走。

戴笠虽对王世和恨之入骨，恨不能生啖其肉，但在当时如何敢与王世和作对，只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里咽。每见到王世和，便避之如见瘟神。

戴笠在这一段跑单干时期，如在南京做特务工作，则每天一清早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然后又连夜把每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请曾在上海一起打过流的黄埔六期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由戴笠校阅后定稿。然后，戴笠草草睡一会，天不亮再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这时戴笠如有钱，那就花上一两块大洋租一辆车去官邸，如没有钱，则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每到官邸门前，戴笠心中总是默默地念叨，千万别碰上王世和那个凶神。只要戴笠能比较顺利地把情报交到毛庆祥手中，只要情报的内容比较重要，则能很快转到蒋的手上。蒋如看得有意思，需要继续补充或跟踪调查，则批给戴笠一些活动经费。戴拿了这些钱，照例抽头给蒋身边的人一点好处，然后再雇人帮助搜集调查。这样，他的情报更多，内容也更充实，蒋看了也满意，便亲自召见予以嘉奖。到后来便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

戴笠有了这笔较为固定的经费，便开始布置眼线，雇请助手，情报工作也更为活跃。蒋也常常直接向戴笠交代任务，在蒋心目中戴笠的地位逐渐突出，开始受到倚重。

戴笠如在官邸门前恰被王世和撞上，那就苦了，只能远远地离开官邸，在清晨的寒风中苦守蒋的汽车从官邸里出来，然后上前拦车递过情报。这时王世和即使在车上也无可奈何，因蒋看到戴笠拦车，照例是要停车的。王世和心中则恨得牙根痒痒，对戴笠怒目而视。戴则佯装视而不见，迅速向蒋敬礼后离开。一次，戴笠陪同一个客人去晋谒蒋，从官邸出来时，恰被王世和看见，王当着客人的面对戴破口大骂：“戴某人，我下次看到你私闯官邸，非把你关起来不可”。戴被王世和一顿痛骂，虽狼狈不堪，却不置一词，默默地离开。但心中却种下了伺机对王世和报复的种子，多少年以后，戴笠终于把王世和赶下了侍卫长的宝座，报了当日的一箭之仇。戴笠后来经常借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对特务进行训示：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说，其所不能也要动心忍性使得他能。我们担任特种任务的人，要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忍字像一把刀插在心上，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做人做事，智深沉勇，外圆内方，但却不是泄泄沓沓，随俗浮沉，更不是同流合污，日趋下流。

02_6 内战先锋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目的是借机削弱冯玉祥的西北军集团，阎锡山的晋军集团，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桂系军事集团，李济深的粤系军事集团的实力。此举使蒋与实力派的矛盾再度激化起来。

由于桂系首先发难，暗中开展倒蒋活动，蒋介石因此下了铲除桂系的决心。在军事上、政治上积极进行部署的同时，暗中先派侍从参谋郑介民利用与李宗仁弟弟李宗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潜入武汉，打入桂系内部进行策反活动，结果桂军土崩瓦解。桂系问题解决后，蒋把郑介民看成是和戴笠一样难得的特工人才。

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搞垮了桂系，下一个目标即对准冯玉祥。他决定亲自赴北平会见阎锡山，以拆散冯、阎联盟，孤立冯玉祥，搞垮西北军。

1929 年6 月25 日，蒋介石到达北平。戴笠奉命以参谋名义随行，以调查掌握北方实力派的情报。在北平期间，戴笠使出浑身解数，与阎锡山手下的幕僚人员接触，企图打开一个缺口作内应。岂知阎锡山多年来在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外人极难与其手下人接触。戴笠钻研多天，无功而返，不得不承认阎锡山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山西九尾狐。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驱逐白崇禧，曾起用被赶下台的湘军将领唐生智，封唐为讨桂第五路军总指挥。桂系垮台，唐失去利用价值，蒋决定收其兵权，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免去第五路军总指挥职务。于是，唐又同蒋决裂。1929 年冬，在改组派的联络下，唐在郑州，石友三在浦口，桂系李、白等在广西，宣布参加反蒋拥汪的“护党救国军”。唐就任第四路军总司令。为此，蒋介石一方面联合阎锡山的晋军东上，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共同围剿唐生智；一方面预先派戴笠潜入河南开封、郑州等地，调查了解唐生智的兵力部署和内部状况，准备进行策反收买。

戴笠奉命只身于12 月份潜入豫境，由开封、郑州而达信阳，一路在唐军中大肆活动，不料由于事机不密，此事被唐生智发觉。唐下令在河南全境搜捕，以10 万元赏格通缉戴笠，形势非常危急。唐生智的宪兵营拿着戴笠的画像到处设关设卡，对戴笠一路追捕。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猛然想起唐部的宪兵营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同学，遂秘密入见。戴分析天下大势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群雄并起，军阀林立，战乱不断，国无宁日。民心思合乃大势所趋。蒋校长继承孙总理遗志，顺乎天道民情，决心铲除列强，统一中国，攻必胜，战必克，将来之中国非校长莫属。你我辈都是校长最忠实的学生，正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拥护校长打天下，坐天下，建功立业，为天下先。一番说词，果然打动了周伟龙。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还按照戴笠的提议，结拜为兄弟。然后周伟龙亲自掩护戴笠脱离险境。

1930 年1 月，唐生智部在蒋军和晋军的联合围剿下溃败，唐生智通电下野。不久周伟龙按约弃官到南京找戴笠，由戴笠引见给蒋介石，蒋给以嘉勉。

戴对此引为美谈，频频告人。周从此成为戴手下资深的大特务之一。这一年，戴笠因功被蒋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

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在中原大地爆发，双方投入军队约130万人。蒋仍然采用军事压迫和内部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使得反蒋联军力竭不支。冯、阎、桂等各实力派决定邀请汪精卫北上，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和西山派，组成新的联合阵线，共同对付蒋介石。戴笠得到消息后，经蒋批准，再次派出自己雇请的情报助手王孔安赴北平秘密参加汪精卫于8 月份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上各派的政治态度，由戴笠随时密报蒋介石，制订安抚收买的策略。

9月18日，奉军首领张学良易帜，宣布拥护蒋介石，东北军主力入关，向反蒋联军进攻。这时，蒋利用戴笠搜集的反蒋联军内部的情报进行收买策反工作也收到成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张学良，反蒋联合阵线发生动摇；接着是晋军将领见大势已去，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过枪头向反蒋联军开火。结果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7 个月后，在蒋的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

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盟后，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权重一时。为进一步拉拢张学良，沟通与张部的经常性联系，同时也为了掌握张部的内部情况，蒋介石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戴笠受此重任，深感殊荣。他到北平后，不急着去见张学良，却先对张学良身边的人事关系考察了一番，了解到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年方19 岁，其父吴俊升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为此张学良与吴泰勋结拜为兄弟，意在照拂。因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张吴关系也就不同寻常。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戴笠先拜见吴泰勋，疏通融洽关系，然后再请吴把自己引见给张学良。张学良知戴笠是蒋的代表和心腹亲信，也格外推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张、吴、戴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戴为了搞好与他们的关系，特提议与张、吴结为把兄弟，张学良与吴泰勋慨然应允。

戴居长，张行二，吴居三。此后吴泰勋曾向戴笠推荐很多人到特务处当特务，如裴级三、李志一、吴安之等，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马弁。戴、吴的关系在西安事变后继续保持。戴则通过吴泰勋掌握到东北军内部许多内幕情报，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从此，蒋基本上把对付东北军的工作交给戴笠处理，极大地加强了戴在蒋心目中的地位。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