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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 蒋家王朝之后的宋美龄
想当年，宋美龄如花似玉，得到豪门贵族的呵护，曾经红极大上海的交际圈；西安事变，“美人救英雄”传为美谈；声色倾倒华府，赢得大批美援；开罗会议，穿梭于操纵世界命运的政治巨头之间，……而如今，孤独一人颐养天年。人世间，红尘滚滚，风流终被风吹雨打去，剩下的是什么？
一、手足凋零多感慨
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后，赴美前发表《力勉全体国人》一文，开篇便说：
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文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未行，造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
世事沧桑，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宋氏家族的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宋美龄等就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或纵横捭阖、或联外援内、或指点政津。可是，历史虽将其载人史册，却不会对他们加冕。多少威风、多少激昂都定格为历史，那些活生生的日子，随着宋家人的凋亡，渐渐远去了。
1．先兆
宋氏家族第二代中较早离开这个世界的是孔祥熙。大陆解放前夕，这位山西富商、民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带着一大笔巧取豪夺的财富，领着一家人逃到美国，静观政局变化。1952年，他曾有意去台湾岛立脚刚稳的蒋介石政权中担任“副总统”，但遭到蒋介石父子的拒绝。1962年，孔祥熙在长期寄居异邦之后，回到台湾。据说，他想在国内颐养天年，不想再当寓公了。
但当局并未因为他的所谓“德高望重”而重新起用他，仅安排了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委员。这个职位显然不合孔祥熙的意，在台湾住了3年，未免有些失落，于是1965年2月28日，孔祥熙在女儿孔令仪的陪同下，去了美国。此次离台赴美，他连“中国银行”董事的头衔也不要了，与夫人宋蔼龄住进纽约长岛蝗虫谷菲克斯巷的一幢新房子。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纽约一家医院，时年88岁。
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第五街马布尔联合教堂举行。宋美龄闻讯，偕蒋纬国带一行5人护旗队从台湾赴美国参加葬礼。在葬礼仪式上，中外来宾数百人与孔祥熙啼嘘告别。居住在美国的宋子文没有参加葬礼，人们猜测，宋子文与孔祥熙大陆时期结下的积怨仍没有化解。孔祥熙的棺材埋在纽约市北郊哈斯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墓地。
孔祥熙的死是宋氏家族开始衰亡的征兆。大陆时期，曾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孔祥熙，也躲不过死神的索命。岁月是无情的，谁能永立潮头而不倒呢？孔祥熙的去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悲凉气氛再也无法消除了。
1969年2月25日，时任广东银行（在香港）董事长的宋子安，因脑溢血病逝。3月5日宋子文由美国飞抵香港，6日在香港坚尼地道口的基督教堂，举行了宋子安的安息礼拜仪式。
2．宋子文之死
1971年4月，宋子安去世以后两年，宋子文与妻子张乐恰去旧金山访友。4月24日晚，他们的老朋友，广东银行的爱道华·尤在旧金山家里设宴款待他们。宋子文在进餐时，因食物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猝然去世，终年77岁。4月27日，台北《中央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宋子文的遗像，报道了他在旧金山去世的消息，并对宋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故院长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勘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垓坫，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
宋子文在青年时代，曾是宋氏家族的优秀代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热情投入国民革命，但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后，他却以政治丑角、侏儒的角色下台、消逝。
1949年1月21日，由于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矛盾尖锐起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为了逃命，宋子文于1949年贝月24日，辞掉了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同他的妻子张乐怡逃往香港。当宋子文夫妇在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一脸的沮丧、失败的情绪溢于神色。张乐恰披着一件貂皮大衣，戴着一副墨镜，以免人家看到她那双哭肿的眼睛。
宋子文在香港停留了近4个月，其间，人民解放军彻底摧毁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宋子文知道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彻底覆亡已指日可待，就于5月16日，携眷属离开香港飞赴法国，同年6月9日选择美国作为最后的定居地。至此，曾在中国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宋氏家族代表宋子文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退出政治舞台并不意味着宋子文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宋子文在美国继续应蒋介石之命，作为其私人代表向美国乞援，伺机反攻。他曾要求陈纳德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乞求美国派一个正规军事代表团，以望作最后一搏。但落花流水春去也，所有这些努力全都失败了。
在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前，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也都先后飞赴美国。孔氏夫妇由于贪污中饱，在政界名声不佳，到美国后，便借口身体状况不好，谢绝一切社会活动，闭门作了寓公。杜鲁门在选举中获胜的消息，无疑更让这个充满悲哀情绪的家族雪上加霜。他们明白白宫不会再像从前那么慷慨解囊了。非但如此，杜鲁门还指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宋、孔家族在美财产进行调查。
初到美国的宋子文曾对蒋介石提出的“反攻大陆”积极支持，并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增加台湾的军备装备。不料，这一要求立即遭到美方的拒绝，本来美国人就对其资产大兴调查，宋子文还赶在这当口要援助，岂不是自找没趣！美国舆论界对国民党当局不断要求资助的态度，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抨击。
1950年5月1日《华盛顿明星晚报》的专栏作家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台湾的中国政府与其请求美国国会的援助，不如动用中国私人存美的资产。蒋总统目前所急需安全金融、建设经济的款项共约3亿美元，实在可由孔祥熙与宋子文两氏私人借款，不必再向美国纳税人民乞求。因为根据美国官方确切可靠的统计，孔宋两人在美国的银行存款达5亿美元之多，从这中间借款3亿美元给蒋介石将军，决不会使他们两人当真“贫穷”起来的，何况以他们和蒋总统的亲戚关系，过去都曾先后拜膺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的高官巨职，荣辱同当，患难安乐共尝，于公于私都有贡献援助之义。省得蒋总统的政府为求一点有限的美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美国政府和国会申请，多方活动，还不断遭受到误解和抨击。所以由孔宋等豪富来“援助’冲国的政府和他们的至亲蒋总统，实在是天经地义不过的。
孔宋豪门“捐献助国”的话题一经打开，在新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和香港报刊纷纷就孔宋财产问题发表评论。台湾国民党中央也电召宋、孔来台“共赴国难”。对此，宋孔都装聋作哑，不肯出面解释。
宋子文似乎遭受到这次挫折后，更加心灰意冷，从此，深居简出，交际圈子大大缩小。虽然私产亿万，但生活十分乏味，愈来愈觉孤独、凄凉。只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知相聚打牌，美国社会尽管热闹繁华，远远弥补不了宋子文思乡的创痛。他不愿去台湾，更不敢回大陆。
1958年12月，宋子文以“看朋友”、“度一个圣诞节”的名义，在香港住了20来天。当地记者采访了他，他表示，他来香港是为了看朋友、过圣诞节的，没有政治使命。记者提了一系列尖锐、敏感的问题，宋子文只是以一句“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作为所有问题的回答。彼时，宋子文苍老而消瘦，头发已经灰白，对世事完全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与昔日政坛上的风流倜傥不可同日而语。及至1963年2日，蒋介石夫妇邀他到台湾小住了几天，并请他为争取美援再为蒋介石政府出把力时，宋子文拒绝了。
1971年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举行了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宋氏遗孀张乐怡、三个女儿、宋子良、顾维钧、刘锴等五百多人参加了仪式。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表示哀悼。
宋美龄没有出席葬礼。台湾官方解释说，宋美龄原定4月30日上午飞赴纽约，参加翌日举行的殡仪，但由于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可能派宋庆龄赴美，“立即决定取消此行”。
原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决定，通过热衷于为中美建交而奔走的美籍华裔政界人士出面，分别电邀住在北京、台北和纽约的宋氏三姐妹参加宋子文的葬礼。
4月27日电报发往北京后，当天即收到北京方面的通知：宋庆龄副主席将赴美参加宋子文葬礼，因无直达航班，现正通过英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拟经伦敦转飞纽约。同时，尼克松也得知，宋美龄已由台北乘专机启程赴美。夜宿檀香山，翌日直飞纽约。
1971年，中美之间关系面临解冻，台湾方面时刻关注中美的政治风向。蒋氏父子听说宋庆龄也赴美国，便通知在檀香山的宋美龄“避免误人中共统战圈套，停止飞赴美国参加葬礼。”张乐。抬随即也得到了孔家的电话通知：宋蔼龄临时决定不参加胞弟葬礼。美国方面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失望。尼克松只得依基辛格的建议，立即通知有关部门，电告蒋介石，说明宋子文的葬礼是宋家的私事，与中共无涉，出于人道主义，希望宋美龄女士能应邀来美出席其胞兄葬礼。
电告并没得到台湾方面的理解，两天过去了，台湾方面仍没有动静。4月30日，中国方面通知美国，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副主席不能应邀赴美参加其胞弟的葬礼。到这时，尼克松束手无策，只得将宋庆龄不能来美奔丧之事通知蒋、孔两家。无奈为时已晚，宋美龄乘飞机回台湾去了，宋蔼龄还在犹豫不决。为了等她，葬礼也推迟到下午举行。宋氏三姐妹因为政见的不同，又一次失去了相见的机会，这种遗憾终生的事情让三姐妹心中隐隐作痛。
宋美龄没有出席哥哥的葬礼，悲痛心情难以名状。想当年，在美生活、学习时，长兄如父，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今日，竟因种种原因，不能诀别送葬。回到台湾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郁郁不乐，借助每天为宋子文在天之灵的祈祷，排遣心中的痛苦和压抑。宋子文的去世是宋氏家族的一大不幸，宋代家族老成凋谢，没有人能改变得了自然的生死代谢规律，日出日落，谁能阻止生命的轮回呢？
3．第一个离开“蒋家王朝”的“国戚”
1973年10月19日，85岁高龄的宋蔼龄，死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院。作为宋家的主心骨，宋蔼龄为“宋家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生前，宋蔼龄足智多谋，腰缠万贯，从1912年任孙中山的秘书开始，到她辞世，她的政治生涯长达60年。由于她的撮合，宋美龄与蒋介石联姻，蒋宋两家族统治中国达20年之久。宋庆龄曾对她的大姐作了这样的评价：“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有人说，宋蔼龄在金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世界最富有的女人，她的财富全靠她个人狡黠聚敛而来。
早在1946年下半年，宋蔼龄就在上海对孔家家族的财产进行了最后的清理，并在美国的里弗代尔独立大道购买了一幢新的住宅，作为自己流亡海外的居住地。1947年初，宋蔼龄在最后告别她生长于斯的故土之前，先到南京看望小妹宋美龄。在南京期间，宋美龄陪伴大姐，或作竟夕长谈，回忆几十年来未氏家族的兴衰沧桑；或游览名胜，对名山大川作最后的惜别。最后，宋蔼龄巡游北方的一些城市，先后访问了北平、天津、太原、青岛等地。从此以后，宋蔼龄、孔祥熙终生再没有踏上中国大陆一步。有人说，从前宋氏家族中，宋蔼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而催生了“蒋家王朝”。如今，宋氏家族中又是宋蔼龄第一个离异了“蒋家王朝”，漂洋过海到美国。的确，宋蔼龄的离去为蒋氏在大陆覆灭及早地涂抹了一笔悲剧色彩。
来到美国后，宋蔼龄初在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居住。之所以选中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比较偏僻，一幢幢楼房隐蔽在绿树丛中，很适宜喜欢神秘生活的宋蔼龄隐居。
不久，她又挑选到一个更好的隐居地点，纽约长岛蝗虫谷的菲斯克巷。这里风景优美，地价昂贵，安静偏僻，是豪富们聚居的地方。宋蔼龄和宋美龄合资在这里购买了37英亩土地，兴建了一组庄园式豪华建筑。这对于渴望欢聚的姐妹来说，真是无人打扰的胜地了。
经年累月，宋蔼龄在蝗虫谷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她与任何外人都不来往，也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除了孔氏家族成员与宋美龄等至亲外，没有人能得到她的邀请。她喜欢做的惟一事情就是扶助子女们在国际经济圈于里大显身手。
宋蔼龄无声无息地死去了，生前，人们关心的是她口袋里的钱；死后，让人们感兴趣的仍然是她遗下的钱袋。
4．国之瑰宝
在宋氏兄弟姐妹中最受世人尊敬的莫过于宋庆龄了。宋庆龄在国际上是有重大影响的人士。她早年留学美国、出居日本，流亡欧洲，先后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和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她出访过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为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长期的国际活动，使她受到广泛的尊敬，被世界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写下了生命最光辉的篇章。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不幸因病逝世。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沉痛地向世界宣告：
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宋庆龄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
同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决定：
一、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央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各方面的负责人、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以及外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国际友好人士，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二、6月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追悼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追悼会的实况。
三、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新华门、天安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6月3日举行追悼会的当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北京参加丧礼。这些亲属包括妹妹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与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
但是，台湾电信局受命拒收这些电报。住在台北的孙科夫人派人送了花圈，上面写道：“沉痛悼念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花圈摆在棺前。其他到场的亲属也献了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于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对大陆拍来的电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向安静的蝗虫谷这时也为世人注意起来，大批记者蜂拥而至，挤满了宋美龄宅前院后。记者们想知道宋美龄会不会前往北京奔丧，或派人去奔丧，但是，宋美龄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举动。有人说，蒋经国曾派人到美国阻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政见胜关山，这才是姐妹至死未能相见的主要原因。
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的手足之情是很深的。虽然表面上看她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事实上感情联络很亲热。
在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给宋庆龄打电话，每次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一阿姐吗？”宋庆龄那边也说：“美龄吗？”H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常常谈得亲热、投机。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角。宋美龄要想同宋庆龄见面，事先就打电话同宋庆龄联络，如果宋庆龄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处。有的时候，姐妹二人会相聚在大姐宋蔼龄家中。
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朱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们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意……”美龄马上说：“我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因为是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干脆回绝。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个人的政治立场鲜明对抗，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就强烈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作法不以为然。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宋庆龄去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从您的亲戚和妹妹那里得到的消息知道，您妹妹是想着您，并想找机会看您。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信中还说，宋美龄得知里根的信使到中国后，“她表露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大卫·金”就是宋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
如果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这就证明宋庆龄未去世之前，姐妹二人至少有过鱼雁往来，或者直接电话联系。按照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但光凭孔令侃一个人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能决断，自然要经过宋美龄的授意。这说明在宋庆龄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开始想与自己的亲属联系。1979年，她给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的妻子婷婷（指朝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
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先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
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就同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在一封信中写道：“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其后，在给理查德·杨的另一封信中，宋庆龄询问宋子安的两个儿子做什么工作，并关心张乐怡，“听说劳拉（张乐怡）得了帕金森氏症，这种病很难治，”……在宋庆龄的心中，亲人们从未淡忘。
据中国福利会前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回忆：
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这话传给宋美龄：她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
台湾去传这个口信。
宋庆龄生前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左边。1981年6月4日，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上午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安葬。当日上午宋庆龄的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宋庆龄父母之墓位于宋氏墓地中央，立于1932年8月的墓碑上刻着宋庆龄父母以及她姊妹兄弟的名字。遵照宋庆龄的遗言，她的墓穴安置在她父母的东侧。
二、白发人送黑发人
中国人总结人生有三大不幸，其中有一大不幸，即老年丧子。宋美龄晚年接连丧子、丧孙，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悲惨情景可想而知了。
1．大厦将倾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不断升迁，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权力支配者。随着蒋介石的辞世，他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最后也躲不过缠绵于病榻的命运。
自1978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大概早在60年代，蒋经国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氏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到士林宫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蒋经国会有一天走在宋美龄的前面。
为了控制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值，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
8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原因仍是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无所顾忌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饮。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的无法入口，便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医生明知吃冰淇淋一定会提高他的血糖指数，因为经常被蒋经国骂，都不敢阻拦。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发生了病变。最严重的一次，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使之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左眼的视力也因此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得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尽管消炎的功能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
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西医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蒋经国听人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有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并没有起色。
后来，又有人献策，说吃鹿筋可治脚病，于是，人们又忙着给他找鹿筋，吃了若干日子，还是没有效果，鹿筋治疗又告失败。
由于经常服用类固醇，蒋经国食道过敏，甚而导致全身过敏症状。
奇怪的是，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在礼拜三。礼拜三为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日期。蒋经国对中常会非常介意，认为出席中常会就意味着他仍掌握权力。所以，每次会前，他都作充分准备，把它当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看待。
由于太慎重，导致身体反应也相当强烈。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眼泪，一面恶心呕吐，只有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一段时间，蒋经国几次连续好几次没法出席主持中常委会议，再不去的话，恐怕外界出现动荡的局面，于是只好硬撑，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进行中他就体力不支，中途退出。为此，曾有一次，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问蒋经国的侍卫：“你看主席怎么回事！头歪倒一边，眼眼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听开会的发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要忍痛出席中常会，否则，一旦大权旁落，比死更可怕。
1987年8、9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介石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输了500CC，才将病情稳住。
这次蒋经国人院被检查出大部分内脏功能都已明显衰退，有的已出现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离死期不远了。这事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了稳住人心，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车里是空的，蒋经国人躺在医院里。
1988年元旦前后，蒋经国的病情加剧，服侍他多年的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了若指掌。一般每个礼拜二晚上，蒋经国就开始心情烦躁，因为明天要开中常会。
蒋经国开始焦躁时，没有人知道他在烦什么，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候他火气上来了，或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怕惊扰到隔壁的蒋方良，闹一会就平息了。
元月12日晚上，又是礼拜二，蒋经国依然烦躁不安，从他的表情判定，蒋经国又将难熬此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夜。
七海官邸一片寂静，在他幽暗的房间里，侍卫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死神作最后的搏斗。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只有隔壁房间躺着患病的妻子蒋方良。儿女中蒋孝勇在台湾经常陪侍身边，长子蒋孝文由于生活奢靡，饮酒过度，加上糖尿病病变，导致意识丧失，俨然成了一?鋈狈σ馐兜摹爸参锶恕薄４巫咏⑽湓谛录悠鹿ぷ鳎づ⒄略诿拦肀呷鄙僮优幕ぐ黾恿私墓露榔嗔骨樾鳌?
第二天早上，秘书王家骅很早就来了，经过一夜折腾的蒋经国显得疲惫不堪，他吩咐了王家骅几句，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后，蒋经国粒米未进，不停地上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将他扶上床，扶下床，整个上午都在重复这组动作。
蒋经国很快就向侍卫说明自己的胃不舒服，那天官邸里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而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的，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告诉他肠胃。但是，姜必宁不是肠胃专家，忙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不巧的是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到外地去了。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才同罗光瑞联络上。
此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疼痛，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侍卫们除了安慰他外毫无办法。蒋经国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样子十分痛苦。
到了11点多钟，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视，之后，他告诉侍卫门，他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蒋孝勇没有想到这是自己同蒋经国最后一次告别。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还是不舒服，他找副官翁元进去，问：“孝文呢？”翁答道：“在餐厅外面用餐”。蒋接着问，“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在新加坡。”蒋“哦”了一声，又躺回床上。
大约11点40分，蒋经国开始呕吐。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全都是诸黑色的血。官邸里一阵忙乱，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护士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12点50分他再坐起呕吐，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冒了出来，就在侍从及医师们惊慌措乱之际，蒋经国倒卧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病床边只有心电图还在显示蒋经国的心搏，医生说，那是蒋经国心律调节器的声音。医师们不敢停手，因为心律调节器制造着生命现象稳定的假象。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猝然离开人间。
中午1点钟，蒋孝勇赶回七海官邸，他冲进卧房，望着医师们急救已无声息的父亲，蒋孝勇没有哭。然后他跪下来，磕了3个响头，告诉尚在急救的医师们，“好了，不要再救了”。
蒋方良得知消息后，坐着轮椅，带着氧气袋进来，到蒋经国身边抓着他的手，边哭边唤着他的名字，但蒋经国再也不能应声了。
当时，宋美龄正在士林宫邸。蒋孝勇随后前往官邸向祖母宋美龄报告父亲的死讯，并陪宋美龄到七海见蒋经国最后一面。
蒋经国曾在身体状况遽然恶化之后，指示儿子，母亲毛氏生前，他未能在膝前尽孝，所以他适当时机，希望能迁葬在母亲坟旁，永世陪伴母亲。
1988年1月13日晚，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
蒋经国的去世，使宋美龄的感情世界及生活圈子又少了一角，蒋家王朝的大厦彻底开始倾覆了。
宋美龄从来就对蒋家的男人无可奈何，生也罢，死也罢，宋美龄已是耄耋之年，在权力上也不想多争什么了。蒋经国丧期，宋美龄也身着黑色旗袍，佩戴白花，为儿子戴孝。
2．孝文、孝武离世
紧随蒋经国之后，1989年，54岁的蒋孝文因喉癌过世。
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那段艰苦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对蒋孝文，夫妇俩情有独钟。可是他们倾注了大量心血，收获却有限。
蒋孝文自幼聪明伶俐，颇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喜爱，但也正因为过分受宠而养成了他胡作非为、吃喝玩乐的习性。上中学时，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有好几门功课每学期都亮红灯，不仅如此，他还常常撒谎哄骗家长和老师。见此，蒋经国对蒋孝文的管教非常严格，所以蒋孝文也最怕他。即使这样，蒋孝文仍恶习不改，住在长安东路时，蒋孝文经常深更半夜在侍卫的帮助下，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路上，为的是怕吵醒蒋经国，然后，才敢发动引擎，开车去和狐朋狗友们聚会，吃喝玩乐。
一次，蒋介石率众去高雄西子湾打猎，蒋孝文也一同去了。他在侍卫的陪同下，来到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找猎物，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蒋孝文又极要面于，没打着猎物似乎很难为情。侍卫们就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蒋孝文在数步之远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得意洋洋地回到住处，向蒋介石炫耀一番。
由于蒋孝文生长在“天下第一家”，自幼受到太多人的恭维、纵容和拍马屁，虽有蒋介石、蒋经国的苦心培养，仍不能阻止他的堕落。在台湾，蒋孝文无法学习下去了，蒋氏父子又把他送往美国，入加州柏克莱商业学校读书，学习企业管理。在美国留学期间，蒋孝文继续恶习难改，放荡不羁，险些入狱，美国移民局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蒋孝文从美国返台后不久结婚，可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有一次他酒后驾车回家，把门牙全部拉断，最后只好装上了假牙。
60年代，蒋孝文在台北统一饭店喝酒以后发酒疯，将饭店所有可以摔的东西都摔烂、砸坏。餐厅的主人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控诉蒋孝文把他的店全砸了。老板不客气告诉蒋经国，蒋孝文三天两头来店里白吃白喝，还要打人、砸店，如果蒋家不赔偿损失，他以后就撤回所有投资回侨居地。
连夜，蒋家就派人去清算蒋孝文到底砸坏了多少东西，蒋经国按原价赔偿无误，这才平息了一场几乎要演出“国际”纠纷的风波。宋美龄听此类似的传闻，越听越多，总是无奈地摇摇头，有时便口中喃喃念道：“唉！蒋家的男人！……”这种事，蒋经国作父亲的都管不了，何况一个非嫡亲的祖母呢！
蒋孝勇曾说，父亲为了劝他大哥戒酒，想到身教重于言教，自己首先戒酒，然而为长子费了那么大的劲，蒋孝文却仍闹出事故。
蒋孝文在35岁那年一次醉酒之后，因为血糖过低而昏迷醉宿在外。他昏迷了两天两夜，才被人发现，送医院急救，医院都不愿收。以后勉强救活了，大脑受到严重损伤，从此，蒋孝文的举止有如4、5岁的孩子。
蒋孝文昏迷后不久，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他。看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禁不住悲痛万分，不停地对爱子喃喃呼唤；“爱伦！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愧疚的是蒋孝文患了蒋经国从毛氏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天命如此，谁人能抗拒得了呢？蒋经国再次慨叹命运捉弄人。1989年，蒋孝文在他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也撒手西归，到九泉下伴随疼爱他的祖父和父亲去了。
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1945年生于奉化老家。蒋介石也想让二孙子学武，但由于一次意外事故受了伤，最后选择了政治学。他毕业于前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与汪长诗结婚后回国。
蒋经国让他担任“官兵退役辅导委员会”顾问一职。不久又当上了中央政委会委员、组织工作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与此同时，这位二公子还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等职，在文化宣传界崭露头角。
从1976年起，蒋孝武涉足情报工作，心战、情治汇报、反统战的“中央固国小组”，他均参与其中，并担任“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他的管辖范围，涵盖党务、军特、文宣等重要系统。当时在蒋家第三代中，蒋孝武一度政治行情被人看好，曾被风传为“蒋家王朝”的“接棒人”。但好景不长，先是因“江南事件”的牵连，后又因蒋经国过世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非蒋化”彻底封绝了蒋孝武的崛起之路。
“江南命案”给蒋孝武的政治生命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他出国避风头的主要原因。蒋孝勇对此评论说，他哥哥对政治一直蛮有兴趣，如果不是被别人利用的话，他可能还在传播界。兄弟二人曾经失和，原因是，蒋经国死后，弟弟没有通知哥哥，哥哥回来后质问弟弟父亲可否有遗言，弟弟又回答不出，于是兄弟发生矛盾。
宋美龄在兄弟二人中，一直喜欢蒋孝勇，有人说“江南”案是宋美龄、蒋孝勇联手整垮蒋孝武的，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从蒋孝武的人生经历来看，如果他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消声匿迹的。
1990年“总统”大选前夕，李登辉任命蒋孝武出任“驻日代表”。在日任职期间，蒋孝武密切注视岛内政治动向。因“总统”、“副总统”选举发生党内政争后，曾致函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信中对“非主流派”进行了批评，并声言：“我将终生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衷心呼吁中国国民党领导同志捐弃一己之私，尽速推动党的第二次改造，为创建统一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1991年5月，蒋孝武请辞“驻日代表”返抵台北。7月1日，因急性心率衰竭，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46岁，留下汪长诗为他生的一双女儿——蒋友兰、蒋友松。
蒋孝武逝世期间，蒋家老少都到“荣总”料理后事，惟有宋美龄没有去，但据说她对孙辈之死表现得“相当坚强”，虽然精神又受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蒋孝武之死，“间接向人宣告，掌握台湾政局长达4D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了。”
岁月无情，短短几年时间，让宋美龄承受了这如此之多的亲人罹丧的痛苦。有人说蒋家的人即使一时仍未彻底从台湾政治上消失，但是人脉势力已逐渐散去，仍想要以强人政治的姿态“再起”，恐怕是永远不可能了。
3．宝贝孙子西归
在蒋氏家族的孙辈中，最得宋美龄宠爱的是老三蒋孝勇。这位昔年深得祖父蒋介石宠爱的孙儿，在宋美龄心目中依然是别人不能替代的。蒋氏家族中如果有什么讯息需要转达时，蒋孝勇是惟一的最佳传讯使者。宋美龄迁居美国后，蒋孝勇几乎每年都要前往纽约，拜见祖母一次。据说，在宋美龄眼里，蒋孝勇仍然被视为当年可以坐在蒋介石办公桌上撒尿的小孙子。
而蒋孝勇对宋美龄的感情也很深挚、独特，他曾把祖母宋美龄与母亲蒋方良作了对比：
母亲和祖母的教育背景完全不一样，我母亲可以说是个农村妇女，我待母亲也就是对待一位农村母亲，你没法跟她谈问题，她只要你在就好，就是纯粹的母亲，她是不理会政治之类事情的，对我而言，母亲给我的，就是母亲。而祖母则不一样，她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不单和我谈信仰，也教我哲理、观念、做人处事等等，等于是个有高深学问的祖母。所以她俩的差距在于：一位是农村的母亲，一位是哲人的母亲。
不仅在感情上，蒋孝勇对母亲与宋美龄的不分轩轻，甚至，在对两人的态度上，蒋孝勇可更敬佩宋美龄。
从小，蒋孝勇就深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宠爱。长大后，每到逢年过节，蒋孝勇一家必定到官邸去与祖父母一起用餐。与蒋介石用餐时，必然要讲究许多规矩。蒋孝勇很小就被教会了用餐的规矩，如大人放下筷子，孩子们也必须一起放下筷子。蒋介石、宋美龄喜欢蒋孝勇，每每吃饭的时候，总给他夹满一碗菜；让他尽情吃。可蒋孝勇回忆，那些美味也有来不及品尝的时候；小孩吃饭慢，大人吃完了，他们也得跟着放下筷子。美食虽说没吃到，但宋美龄的种种至爱关怀还是难以忘怀的。
有一次，才3、4岁的蒋孝勇，在官邸饭桌上，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允许，喝了一杯酒，喝完就发了“酒疯”，逗得蒋介石、宋美龄开怀大乐。
蒋介石对这个孙子是抱着不少期望。他曾带着这位幼孙去视察部队，也曾亲自教过小孙子读书。在日月潭的行宫，蒋介石在那里单独教蒋孝勇《四书》，一句一句地教，详细解释句子的意思。
蒋介石一直认为，他的后代应该努力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如王阳明哲学、《四书》等，如此才能对治国理念一以贯之。他希望蒋孝勇能在这方面打下牢固的基础。
蒋孝勇相当聪明。但他在小学及初中的成绩差强人意，这是因为他并不太喜欢上学。有一天，天真的蒋孝勇问蒋经国：“爸爸，什么叫做应酬？”蒋经国想了想回答：“应酬嘛，就是心里头不想去，又不得不去的，就叫做应酬。”蒋孝勇就对爸爸说：“那我读书就是一样的。”
1964年初中毕业之后，他选择了陆军军官学校，打算步爷爷和叔叔的后尘。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儿子读军校，对军校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军校每年在招生之前，总会做一番宣传，蒋孝勇在预备班读书，顿时成为宣传的重点。当年《新生报》记者随军中访问团到陆军参观，记者特别访问了蒋孝勇。在专访中，蒋孝勇侃侃而谈读军校的抱负。他打算于预备班毕业之后，继续升为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蒋孝勇的想法其实就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愿望。蒋介石非常希望他的三个孙子中，至少有一个读军校，以后在军中发展，蒋经国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比蒋介石少。只是天不遂人愿，蒋孝文、蒋孝武都没有读完军校，蒋孝勇才读了一年就出了意外。
在陆官一年级下学期，有一次军校进行野外单兵攻击练习，他跳进一条干沟，干沟里都是石头，一不小心，脚踝扭伤。这次意外发生后，蒋经国先请美军一位对足踝手术很有经验的医师动手术，那位美籍医师认为蒋孝勇年纪轻，软骨应可重新长好，于是只修掉旁边伸出关节的软骨。但手术过后，蒋孝勇依然无法正常步行，只好二度进行手术，这回由“荣总”医师主刀，把整个硬化的软骨取出，改以两根钢钉固定。这次手术之后，蒋孝勇的足踝只能上下动，不能左右动。两根钉子辅助他行走一辈子，也使得他失掉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
蒋孝勇足踝动手术，这对蒋介石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宋美龄也曾数度前往探视。蒋介石为鼓励蒋孝勇写下如下一封信：
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健全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的忧虑，乃非言语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到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
切记毋忘。
五十八年二月四日祖父母示
同年3月4日，蒋介石夫妇收到蒋孝勇信后，又写第二封信：
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高兴。昨闻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孝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以医院为佳易念也。余不多言，望早痊念。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由此可见，宋美龄对孝勇关爱至深。然而，经过评估，蒋孝勇显然已不适合留在军中，最后只好在三年级时转学。蒋介石所梦想的蒋孝勇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能统帅百万大军为“光复国土”作贡献也成了泡影。
依蒋孝勇的意愿，他被安排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理论组二年级。多年后，蒋孝勇回想这段学习经历，觉得这是上苍的安排，如果他成为一名军人，历史也许又要重新改写了。
毋庸讳言，蒋孝勇当年能够从军校转学到台大政治系读书，完全是家庭背景因素所致。1972年，蒋孝勇自台大毕业，翌年，与恋爱8年的方智恰结婚。
蒋孝勇的婚礼简单而隆重，就他的三兄弟而言，只有他的婚礼曾对外发布新闻。方智恰如今回想，深觉自己比她的妯娌们——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及蒋孝武的前妻江长诗与再婚妻子蔡惠媚，幸运得多：她和蒋孝勇是蒋经国子女中，在台湾成婚的惟—一对，只有他俩的婚姻，不单公婆亲自参加了，而且结婚当天还按蒋介石、宋美龄的意见，依家乡之礼俗见面并且合影。
婚礼是在1973年7月23日上午10时举行的，参加婚礼的都是双方的至亲，人数并不多。婚礼一结束，一袭白纱礼服在身的方智怡就与蒋孝勇匆忙赶到“荣总”拜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到了“荣总”，除了礼俗上一对新人要向祖父母致敬外，还有一个目的——和已经久未露面的蒋介石合照。蒋孝勇仍然穿着结婚礼服，方智抬则被要求换上旗袍。旗袍在前一天就已经准备好送到了“荣总”。小夫妻俩才到“荣总”六号病房，侍从武官就非常紧张地频频催促：“快点！老先生及夫人老早就坐在那里了！”方智怡换过装，然后和蒋孝勇到客厅依家乡习俗向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行跪礼并且奉茶，宋美龄则很自然地向她招手：“来来，照张照片！”
方智信站在宋美龄后面，但宋美龄笑着拉着孙媳妇的手，把她拉到旁边来，这对新人就这么和蒋介石夫妇合照了。
宋美龄很喜欢方智怡。早在1968年，蒋孝勇还是陆官二年级学生，因足踝扭伤到“荣总”二度开刀，方智怡到病房陪他，临时突然接到通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要来看孙子。不多久，蒋氏夫妇就到病房，蒋孝勇先把方智怡介绍给蒋氏夫妇。
宋美龄一眼便喜欢上了方智恰，看着方智恰圆圆的脸庞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圆’小姐。”这么一逗，方智怡的紧张情绪也化解了，蒋介石似乎对方智怡也很满意。
蒋孝勇幼年及少年时，由于父亲太忙，他几乎是跟着祖父母过的，到了成年后，与父亲倒是愈来愈像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蒋孝勇成了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情感甚至是信息沟通的桥梁。
蒋经国于1978年上台，到了1985年以后身体渐差。由于蒋孝勇个性谨慎、细腻，对蒋经国夫妇非常孝顺，在生活细节上，尤其照顾得周全细致。蒋方良过生日，蒋孝勇会先把蒋经国要送给蒋方良的礼物准备好，放在蒋经国的书桌上，连包装纸都用心选择。礼物内容事先都想得好好的，正是蒋方良所喜欢的。对蒋经国，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小自穿衣，大至关心父亲身体健康状况，可谓凡事都全心投入。有一次，蒋经国的脚后跟被热水袋烫出水泡来，不能穿鞋，蒋孝勇就开始动脑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想出办法来，把一双皮鞋的脚后跟部分切掉一块，这样鞋子就不会磨到起泡部位了。
蒋孝勇后来所以能够得到蒋经国的信任，就因为他平时细心周全，对父亲之事全力以赴，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被外界戏称为“地下总统”。
蒋孝勇的嘴巴很甜、反应快，又颇得宋美龄欢心，为宋美龄传递口信，通常是蒋孝勇的长项，逢年过节，他会殷勤随侍蒋介石、宋美龄身边，蒋介石、蒋经国过世后，他仍然与宋美龄保持密切的往来，共同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变化。
蒋经国辞世时，宋美龄正住在士林宫邸，蒋孝勇亲自前往官邸向宋美龄报告父亲的死讯，并陪宋美龄到七海见蒋经国最后一面。对于外界怀疑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心存结隙的事，蒋孝勇从来都予以否认。他曾对台湾《远见》杂志总编辑王力行发过愤慨：“祖母历年来至少跟我讲了不下十次——她说：“孝勇啊，我自己没有生小孩，即使我有小孩，也不可能和经国一样！’外面的谣言中伤，可恶至极！”对宋美龄，蒋孝勇极尽维护其形象之能事。他还多次公开谈到宋美龄于两蒋逝世后的际遇及对政治的态度。
蒋介石于1975年辞世后，严家淦继任“总统”，国民党面临谁来接任总裁的选择。蒋孝勇也承认，当年“孔家”曾有拥立宋美龄接任党领袖的意图。他对宋美龄对蒋家的忠诚非常得意，“祖父刚过世，‘孔家’天天坐在床旁边磨着她，不断地劝进，但是祖母坚决反对。当然了，能够在她身边提建议的，没有几个。那时没有两个礼拜，起码也有十天，但祖母从头NO到底！”
他还声称，当时宋美龄房间里面“孔家”在劝进，他及其他人待在房间外面则是紧张到以“打颤”形容，“然而祖母真是位难得的女士，她那时候身体很好，头脑也很清楚，她就是坚持不肯。”
蒋孝勇还说，蒋经国去世后，“一方面孔家也的确想要重施故伎，但我祖母也是不肯。另一方面，祖母的惟一的立场是，推举党主席，应该要有党的应有秩序，这是她的一贯立场。”
至于蒋孝勇所谓“孔家”指的是谁，显然是孔令侃。当时，蒋介石辞世期间，孔令侃人在台北，蒋经国过世之后没多久他也抵达台北。
对于孔家，蒋孝勇始终疏而远之。孔令仪、孔令伟在世的时候，他们之间更是彼此保持着距离，这恐怕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但是，也有记载，蒋介石刚去世时，宋美龄俨然以权力的继承者自居，并想借蒋介石的遗孀的地位，替孔令侃在台湾谋个重要职位。孔令侃想得到的“行政院长”这个头衔，但为蒋经国坚拒。孔令侃还想在群龙元首之际争捞一点好处，这个打算就是将“官邸派”大将秦孝仪送到上层。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连夜奔走于各政要之间，紧急会商如何能挡掉这件事而又不伤害宋美龄的尊严。最后，决定将国民党总裁一职空起来，由“副总统”严家徐提名，另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代理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难题。为此，宋美龄负气出走美国。
究竟这里的明争暗斗有多激烈，或者真如蒋孝勇所述宋美龄主动退让，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不过，宋美龄终究在蒋介石死后，不再在政治舞台上频繁表演，由辉煌归于孤寂，不能不说这里没有无可奈何的成分。
及至李登辉上台，蒋家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面对现实，蒋孝勇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父亲一过世，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了。我晓得台湾要变，会变得和父亲在世时不一样，所以我决定要出去。我的心愿是，蒋家涉足政治，要到我这代结束，不要再让下一代有这个包袱，蒋家过去和中国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有个结束，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是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不愿意我的小孩跟我有同样的遭遇。
1988年，当蒋孝勇受到民进党“民意代表”的攻击之后，即向加拿大当局提出全家移民申请。
准备离境前，蒋孝勇带着两个儿子到士林宫邸，向宋美龄辞别。宋美龄告诉两个曾孙：“你们要出去，我绝对赞成，但是出去要记得两件事——第一，不要忘记你们姓蒋；第二，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
蒋孝勇的家安在蒙特利尔市郊的半山坡上。房子不算大，约百坪左右。离开台湾之前，家里有管家、佣人，方智怡甚至没有下过厨。然而一家人到蒙特利尔之后，生活由绚烂到平淡，身边再无佣人服侍，只有两个儿子，四人“相依为命”，富贵之气断然不如台湾那么茁旺了，一切都得靠自己。蒋孝勇甚至还帮儿子缝扣子。
加拿大虽然远离台湾，可并不能因此而抚平蒋孝勇心中的不快。当初他为了避开政治争斗及商业纠葛而来到加拿大，由紧张忙碌的生活进入节奏缓慢的悠闲岁月，不能不让蒋孝勇有些失落。远在加拿大的他，不能忘怀台湾的一切，时刻关注台湾的政治动向，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是每日的必修课。蒙特利尔当地有华文《世界日报》，也可以收看华语电视台，这为蒋孝勇提供了更多了解故园风雨的机会。
1990年，蒋孝勇夫妇意外得子友青，这样蒋孝勇一家成为五口，长子蒋友柏、次子蒋友常。在加拿大的生活了三年之后，蒋孝勇全家取得加拿大护照。
1993年，因长子蒋友柏高中毕业法语不过关，无法就读英文大学，蒋孝勇一家搬到旧金山，住在东湾一个紧临高尔夫球场，风景优美的社区。
在旧金山，原来蒋孝勇主持的中兴电工在此成立了分公司，由蒋孝勇担纲。这样一来，蒋孝勇一家在美国生了根，与宋美龄的接触就更多了。
自从蒋孝勇全家移居加拿大后，全家每年过圣诞节都赶到纽约与宋美龄一起过。当初蒋孝勇移居海外时，宋美龄曾说：“这样好，回家更方便了。”有人认为是指回大陆方便，但更准确的可能是说回到宋美龄那里更方便了。
在信仰上，蒋孝勇和宋美龄是很好沟通的。基督教，是蒋家三代不少人的宗教信仰。究其渊源，蒋家信仰基督教起于宋美龄。蒋介石、宋美龄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两子蒋经国、蒋纬国也称自己信奉基督。
蒋孝勇从小就随蒋介石上教堂，10岁时就应蒋介石、宋美龄的要求，在凯歌堂受了洗礼。
蒋家的宗教信仰并非完全是基督教。蒋孝勇的大哥蒋孝文终其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大嫂徐乃锦则是天主教友；二哥蒋孝武虽然小时候和他同时受洗，长大之后却皈依佛教。只有姐姐蒋孝章，是虔诚的基督徒。
宋美龄对蒋孝勇的宗教信仰影响是深刻的。蒋介石辞世不久，有一天晚上蒋孝勇陪着宋美龄。窗外，微风拂动树叶，摇曳起伏。宋美龄说：“上帝就像这风一样，你看不见风，你只能看到风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太多挫折的蒋孝勇无法完全明白宋美龄这番话的道理，若干年后，当蒋孝勇不再以蒋家三公子的身份操纵世事的时候，才明白，上帝的力量超出人类的想象，谁能预测蒋家王朝的兴衰荣辱呢？恐怕只有上帝了。
1995年12月16日晚，蒋孝勇在旧金山家中用晚餐，先是觉得不舒服，后到盥洗室去呕吐，结果吐出一口鲜血，妻子方智怡打电话给远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彭芳谷认为不能等闲视之，最好住院详查。蒋孝勇则打电话给“荣总”加护病房副主任陈云亮。陈云亮曾长期照顾蒋经国遗孀蒋方良，与蒋孝勇关系甚厚。陈对蒋孝勇直言不讳：“毫无选择，立即做胃镜检查！”蒋孝勇当时回答，他们一家已经预定要在纽约陪老夫人宋美龄过圣诞节，所以要到圣诞节假期过后才回台湾检查。
元月4日，经过“荣总”医院医师们的检查，确诊蒋孝勇患食道癌。10月，“荣总”医师王良顺为蒋孝勇做了晚期食道癌手术。依王良顺的诊断，蒋孝勇的晚期食道癌以手术切除来完全治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看得见的肿瘤组织固然切除干净，但是还有许多看不见的癌细胞不知潜伏在何处，必须再辅以化学治疗。
1996年6月，早已返回太平洋彼岸家中的蒋孝勇颇感一丝兴奋，台湾政坛，中生代夺位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总统”选举之后“内阁”重组，由“副总统”连战兼任“行政院长”，“台湾省长”宋楚瑜推荐入阁的人马纷纷落选。蒋孝勇在台大政治系读书时，系主任是连战，并且还在他大三时教过他“西洋政治思想史”这门课。蒋孝勇特别喜欢历史课程，同学认为，这与他的家世有关。对于连战，蒋孝勇不会有恶感，老师的情分，他还是十分念及的。因此，连战入选“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蒋孝勇并未表示反对。
时逢次子19岁的蒋友常中学毕业，要赴纽约就读纽约大学。蒋孝勇带着全家飞往纽约，在中央公园旁的寓所见了宋美龄。蒋孝勇大致地向祖母说明了自己的病情，他对宋美龄简单地叙述了自己如何发现罹患了食道癌，作手术、化疗。虽然蒋孝勇明显消瘦，不过讲起话来仍然中气十足。
宋美龄最是关切蒋孝勇的病情，对于她来说，蒋孝勇是最后一个孙子，也是最讨她喜欢的人，如果病魔就此夺去蒋孝勇的生命，未来的岁月岂不更加孤寂？
身为虔诚基督教徒的宋美龄仍然以上帝的教义宽慰蒋孝勇，要学会交托：“要对上帝有信心，把一切交给上帝，你要随时祷告，上帝会照顾的。”
蒋孝勇向宋美龄汇报了自己准备带着一家人前往大陆的想法。此行大陆有两个目的，一是这场病下来，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有限，大陆对癌症治疗的经验也相当丰富，他准备到北京寻医；另一方面，父亲蒋经国生前有遗命，死后安葬在母亲毛氏夫人坟旁，生前蒋经国未能在毛氏膝前尽孝，所以希望过后世的某一天，大陆准允他移灵奉化溪口，生生世世陪伴毛氏。在大陆故乡探访，应该是蒋孝勇最重要的动机。
宋美龄对蒋孝勇的行程打算并不反对。早在1995年，她即把自己百年后的安排对蒋孝勇做了交待，宋美龄告诉蒋孝勇，她过世后要葬在何处，要视蒋介石未来奉安何处而定。
蒋介石生前亲选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为墓址，并先建正气亭为标志。宋美龄说，如果未来蒋介石能够葬于正气事，因为紫金山先后葬了孙中山先生及蒋介石，不是一般人可以随着安葬，所以她希望能葬于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如果大陆方面未能让蒋介石葬在紫金山，而归葬浙江省奉化溪口家乡，则她愿与蒋介石一起葬在溪口老家。
1996年7月14日傍晚，蒋孝勇偕长子蒋友柏搭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方智怡和次子友常及三子友青三天后抵达香港。为了避免记者的追踪，他们在香港滞留10天之久。7月25日，蒋孝勇一家分成两批，搭机飞赴大陆。
此行大陆，对蒋孝勇而言，极具历史意义。踏上祖父、父亲曾经风光、下半辈子却未能再回来的大地，各种滋味齐涌心头。特别是到北京还要找医生医治体内的病癌，倒让他认真思考生命可能即将结束的问题。
由北京直奔家乡，他们一家五口先在宁波落脚，以免被外界发现行踪，到了次日，才雇车前往溪口，在溪口该看的都看了。剡溪依然，人已全非，在“蒋母之墓”，蒋孝勇一家人献了花，行了礼。“蒋母之墓”经过修茸，气派非凡。而祖母毛福梅的坟墓，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除了褐色的花岗石墓碑及坟家之外，再无其他。蒋孝勇心生凄凉，难怪父亲生前交代身后要葬在祖母的坟旁，这座孤坟实在太寂寞了。
1996年12月1日晚上9点多钟，蒋孝勇又住进台北“荣总”思源楼—一七房。思源楼起初楼名中正，是为了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蒋介石而建，但是尚未完工，蒋介石即已辞世。以后十一楼靠北的一一七病房，对蒋家别具意义，除了蒋经国生前曾在此住院外，第三代的蒋孝文、蒋孝武都在这间有着客厅、侍从室的宽敞病房离世。
蒋孝勇住进思源楼一一七房，这是蒋家第三代的宿命之地，但也是蒋孝勇夫妇的选择。蒋孝勇曾经考虑，要把人生最后一段路交给旧金山，但以后还是决定返回台湾，对母亲的顾虑是个主要因素，另外就是希望“荣总”能起死回生。
人生的最终阶段，蒋孝勇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后一次回旧金山，该办的事情都已办妥，他也在家中渡过最后难忘的日子，除了祖母宋美龄及母亲蒋方良两位难以割舍之外，其他的已不容他多想了。
仍有政界人士来探视蒋孝勇。宋楚瑜夫妇、连战夫妇都来看过他，只是与李登辉之间的怨隙使他不能平静。对于李登辉，他想，李登辉不喜欢他是应该的，“因为，他挡下了李登辉太多的事情。”1994年李登辉把蒋介石的办公室搬到中正纪念堂；1996年又把蒋经国的办公室搬到桃园大溪头寮宾馆去了；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答应宋美龄，大溪档案暂不公布，然而就在1996年，国民党把整个大溪档案交给“国史馆”，准备公之于众。无疑是对宋美龄的毁约。李登辉不会再把政权轻易拱手送给蒋家，对蒋家的种种顾虑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这对蒋孝勇及宋美龄不啻是沉重的打击。
1996年12月22日下午，孝勇病情恶化，逝世前，方智怡的双亲、姐姐，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都到了，三个儿子围绕床前，最后弥留时刻母亲蒋方良带着氧气管来到儿子床前，她深情地注视着她最后的这个儿子，安慰儿子安心前往天堂。强心针已不起作用，蒋孝勇——蒋家第三代最后一名男丁，默然自世间隐去。宋美龄听说孝勇去世，悲不自己。
至此，蒋家一门六寡，何其不幸！
在台湾有人说，蒋介石、蒋经国二人浮厝，对后代不好。也有人说蒋经国的头寮陵寝后面是断壁，表示没有靠山，很不好，因此而引发了蒋家要移灵大陆的争论。
宋美龄则表示如果允许蒋介石移灵大陆，如百年之后就选择大陆作为最后的墓地，否则，她将考虑安葬在纽约市郊的哈斯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大墓园里，那里安葬着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和儿子孔令侃、女儿孔令伟等人。
4．孔二之死
在孔家随着孔祥熙、宋蔼龄的去世，其子女孔令侃、孔令伟也步属其后离开了人间。尤其是孔令伟的死对宋美龄打击很大。1994年11月18日晚，躺在台北振兴医院半年，已经昏迷多日的孔令伟，终于结束了她神秘的一生。
孔令伟之死，早在振兴医院医生的预料之中，人们似乎早就在等着这一大。孔令伟已经昏迷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医生几乎已经要宣告放弃治疗，宋美龄的台湾之行，本打算是为孔令伟送终的。9月10日，宋美龄四台当天的行程本来是先到慈湖谒陵，再到医院探视孔令伟，随后就回官邸。没想到当宋美龄踏进孔令伟的病房、一讲话之后，不醒人事许久的孔令伟居然睁开了眼睛，这个奇迹似的现象，不仅令医护人员目瞪口呆，宋美龄更是惊喜万分，稍后，她便决定暂时不回官邸，留在振兴医院陪孔令伟，以期她的病情好转。宋美龄不知孔二这是回光返照，还以为是医生们有回天之术，一时心血来潮，说是要把医生的薪水加到“荣总”的标准。
由于宋美龄陪伴身边，孔令伟的状况持续好转，为方便抽痰，医疗人员为她施行了气管切开术。那几天，只要宋美龄跟孔令伟说话，孔令伟似乎都能听到，而且也有一些反应。而在这之前，孔令伟的状况相当不稳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高烧不退，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泌尿系统……宋美龄的到来，也使令伟的治疗有很大起色，这不仅让医务人员惊异，更让人们对孔令伟与宋美龄之间的深厚感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原先，宋美龄没有回台的打算，最后决定回台是突然决定的。在宋美龄回台湾前的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副院长宋怀锟曾到美国向她报告孔令伟的病情，宋怀锟告诉宋美龄，孔令伟的情况很不好，她听完心情相当难过，但并未表示回台探视，一直到朱怀锟回台一星期之后，美国方面才突然来电说，宋美龄要回台湾探视孔二小姐。
宋美龄要回台湾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忙坏了“总统府”的要员们。秘书长蒋彦士立刻到振兴医院探望孔令伟，而此前，几乎没有政府人员前来探视，除了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蒋纬国等少数人外，医院里人普遍认为，孔令伟的病情倒不是蒋彦士关心的，他到医院主要是了解宋美龄返岛的状况。
振兴医院的董事名单中曾列有李登辉，因为孔令伟对李登辉没有什么好感，便把他从董事中除名了，于是，李登辉对孔令伟也颇有看法，“总统府”的人自然要巴结李登辉，孔令伟难免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振兴医院一般的员工对孔令伟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她专横、脾气大，她身边的护士对她更是又怕又恨。但孔令伟也为振兴医院做过好事，就是把“三总”的换心权威魏锋医师，延揽到振兴医院，并且花了两亿元采购了心脏手术方面的器材。
振兴医院的医师们都认为，孔令伟个性孤僻、自以为是，又喜欢自己当医生，是她自己把自己医死了。1992年，孔令伟因为肚子痛，在美国就医，结果美国的医师告诉她是肠梗阻，必须开刀，自认对自己健康很有把握的孔令伟很不以为然，没多久就搭乘“华航”的飞机返台。
回台后，孔令伟就住进振兴医院，振兴医院的医师们对其进行全面检查后，认定造成肠阻塞的因素很多，必须先验血，结果，发现她的直肠癌指数很高，医师们便推测孔令伟可能得了直肠癌。但孔令伟坚称她的肠阻塞是以前动盲肠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固执地请来中兴诊所心脏科的俞瑞璋帮她开刀——要医师当成因盲肠手术造成的一肠阻塞来开。
结果，刀一开就发现直肠附近有一垛东西，医师们判断可能是直肠癌就立即缝合，拖了几天才由“荣总”的周良骐医师二度开刀，把癌细胞切除。由于孔令伟当时的癌症还属早期，再加上手术相当成功，因此，医师们判断她大约能再活5年。
手术后，本应该进行化学治疗，但孔令伟认为没有必要，随后又飞往美国替宋美龄祝寿，没多久，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孔令伟再度飞回振兴医院。
回台后，医师建议使用化学治疗，但孔令伟坚持要照钴60，奇怪的是，她的癌细胞已蔓延到左右两边的肺，孔令伟却只愿意一边肺照钻60，最后，一边肺的状况好转，另一边的肺则日渐恶化，癌细胞从肺转移到肾脏、泌尿系统、淋巴腺……终于导致不治。
在孔令伟过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经很糟，不仅呼吸、血压都靠药物维持，人也完全昏迷，随时都可能死去。振兴医院向宋美龄报告，孔令伟的病情相当危急，并询问她是否准备回台看孔令伟最后一面？回答是，宋美龄年事已高，不适合密集长途飞行，不能再回台湾，请孔令伟的姐姐孔令仪回台料理后事。
孔令伟的丧礼为1994年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在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城著名的堪贝尔殡仪馆，“孔二小姐”孔令伟安详地躺在沉重硕大的铜棺里。
银白色的铜棺，下半部缀满了鲜花，上半部棺门打开，躺着传说中达官贵人都怕三分、喜作男子打扮的“孔二小姐”，只是此刻的她，俨然一位中年贵妇，深蓝色的长袍，头发松松地向后梳拢，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脸上完全没有皱纹，丝毫不像七十多岁。
孔令伟的灵堂设于这家著名的殡仪馆四楼，这一层楼有三间灵堂，孔二小姐所占的是梅迪森北厢房。这一中型大小的灵堂四周摆满了花牌，90％的花牌下款都是英文，中文的只有几面，上书“总经理……”几行字。
据说，在蒋介石官邸，上上下下都尊称孔令伟为“总经理”。而这位女总经理，即使在白宫作客，也着男装，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即直呼她为“Boy”。
由于事先殡仪馆职员就向媒介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丧事”，严禁记者进入殡仪馆，那些风闻宋美龄要前来吊唁，苦苦守候在此的记者们，只得在大门口望穿双眼。由上午一直等到了下午6时，“第一夫人”始终没有出现在视线内。
16日上午9时，孔令伟的灵柩移至到附近的方砖教堂，安置在讲坛上，四周布满香烛花牌。10时10分左右，3O多位亲友先后抵达教堂，包括孔令杰、蒋纬国夫人、蒋孝勇及“协调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小丹等。宋美龄则于11时前，在随侍挽扶之下，步入教堂。
当时，只有一两位记者被准进入教堂，参加了这次历时20多分钟的追思礼拜。据述，宋美龄开始时，尚能自持，但到了牧师祈祷时，对孔令伟“视同己出”的宋美龄，曾一度失去控制，掩面哭泣。
孔二小姐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发引灵柩，送葬车队在寒风飒飒的初冬，向北方的上州疾驶。大约50分钟之后，抵达了威斯彻斯特哈斯岱市附近的芬崖公墓。孔家墓园是一个室内墓园，位于一座专门安置灵柩及骨灰的大厦三楼。
记者们先行抵达，在大厦门口守候，宋美龄乘轮椅进门时，大家纷纷举起镜头。但这时哀痛已极的宋美龄表示她不想拍照，记者们也很尊重地停止动作。
在三楼的孔氏家族室内墓园，典葬牧师行礼祈祷之后，银启色的铜棺被嵌入第四层，下面依次是其兄孔令侃、父亲孔祥熙。母亲宋蔼龄。
葬礼后，宋美龄要求众人暂离，让她单独在墓前哀悼。众人离去时，惟留这位白发苍苍的90多岁的老夫人，站立墓前，极尽哀思。宋美龄完全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之中，让所有同行人备觉凄凉。
三、老干新枝不结果
蒋经国去世，预示着蒋家王朝的结束，人们对宋美龄这样的元老，再也是提不起兴趣了。传说宋、李不和，二李（李登辉、李焕）打败了蒋纬国，宋美龄只能望位兴叹了。
1．政治“余温”消失了
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飞逝如梭，1988年，蒋经国去世了。宋美龄悲痛已极，连续4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会时，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从电视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她哀戚满面。
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大陆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对此评论道：
蒋介石死时，其后事已完全安排就绪，故有蒋经国顺利接棒。蒋经国因病逝前对后事虽已有部署，但远未完毕，岛内政治革新和大陆政策的调整还仅仅是开始。再一方面，蒋介石死时，台湾全岛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反对势力还不成气候。如今，党外反对势力已羽毛渐丰，有了一批政治骨干，出现了10多个有组织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同时，岛内的台独思潮和台独势力的举动有所蔓延和发展。这一切，对于国民党，正像港报所说那样：“已从潜在性危险演变为现实性威胁。”其三，蒋介石死时，台湾社会基本上是安定的，但如今，随着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民众参政意识的加强，社会问题丛生，冲突有增无减，尤其是解严、开放党禁与报禁之后，长期受压抑的各种矛盾越来越激化与表面化，社会不安因素增加。其四，蒋介石死时，中国大陆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美国等国仍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联系，台湾当局日子较为好过，今日，情形则大变，大陆政权在国际上地位日益巩固，台湾则益加孤立。
上述四点道出了国民党当局在蒋经国病逝后面！临的形势比蒋介石在时更加艰难，更加复杂。副“总统”李登辉就是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势下接棒的。
蒋经国病逝当晚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
（1）全体国民党员烙遵蒋经国遗嘱；
（2）由李登辉继任“总统”；
（3）立即展开治丧事宜。
会后7时30分，“行政院长”俞国华在国民党总部发布蒋经国病逝的消息，三家电视台和各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节目。随后，台湾最高当局宣布哀悼期为30天，此间不得举行聚餐、集会、游行及请愿活动。台湾军方也宣布，从1月13日晚8时始，台湾“三军”部队一律停止休假、加强戒备。晚8时8分，李登辉依“宪政体制”继任“总统”，并举行宣誓典礼。“司法院长”林洋港监督，李登辉的宣读誓词：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
忠职务，增进入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
弗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谨誓。
李登辉继任“总统”后，立即向民众发表谈话，宣称将继承蒋经国遗志，推行“民主宪政”，坚守“反攻复国”决策，早日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
对于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台湾各种政治势力不以为意，各界关注的焦点是由谁来当国民党主席。事实上，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如果蒋经国在生前安排一位副主席，今天就不会有这个麻烦。蒋经国在生前有足够的时间与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件事，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原来在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经过调整，形成了“官邸派”与“开明派”。“官邸派”属于保守营垒，主要是沈昌焕与国民党当时“第一文胆”秦孝仪。《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呈、“行政院长”俞国华等，他们获得了宋美龄的支持。而“开明派”的关键人物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副秘书长宋楚瑜，及中常委、《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他们获得了“副总统”李登辉的支持，两派斗争激烈。
宋美龄虽已年老，但政治嗅觉依然敏感，她看出台岛内外和“开明派”台前幕后的各种行动，想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想借李登辉夺“官邸派”的权。而“官邸派”碍于“宪法”规定，知道要阻止李登辉继任“总统”是不可能的，他们想推出俞国华与李登辉争夺国民党主席职位，若争夺失败，再拥宋美龄在党内充当党魁。在此新旧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李登辉显现出他娴熟的政治手腕，全力向国民党主席的位子发起冲击。
首先，他在继任总统后，立即向国民党元老执弟子礼，上任第二天，他先拜访了宋美龄；第三天，李登辉前往“荣总”探望严家徐，就当前国事恳切交谈，严称：“团结合作，互助互信，是当前国人应有的共识，惟有如此才能胜利成功。”16—17日，他又分别登门请教张群、陈立夫等6位国民党元老，表示自己多年追随蒋经国，今后将遵循蒋介石、蒋经国遗愿。与此同时，李一有时间就往蒋经国灵堂致敬，由于李登辉的多方努力，他获得了国民党忡央日报》的高度评价：“谦和、勤政。”
其后，李登辉策动少壮派写拥戴书。蒋经国病逝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暂不推举党主席，在国民党十三大召开之前，将维持由国民党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常会的做法，以便确保过去领导中心的稳定运作，但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形势瞬息万变。1月18日，以少壮派赵少康为首的39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联名签署了拥戴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代主席的声明，表示：
“推李登辉为代理本党主席，以维护全民信心，并维护本党形象。”
随后，“国大”代表，不同党派“监委”分别联署签名推举李登辉任代主席，以赵少康等人的主张及出身看，李登辉很难脱掉策动拥戴的干系。
随后，李登辉拉拢李焕、宋楚瑜等开明派。在李登辉接受国民党中央主席一职问题上，李焕、宋楚瑜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来，李焕也主张到国民党十三大时解决党主席人选问题。赵少康提出推戴书后，李焕作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接见了赵少康。李焕表示：赵少康在此时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国民党主席到十三大召开时，自然会有结论。同时，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也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民党中央主席的人选问题仍留待7月份召开的十三大来解决。原定明日召开的中常会讨论是否推举主席之事已取消。
但由于问题的重要性，李焕和副秘书长宋楚瑜等人代表国民党中央自1月20日起，陆续分别拜访国民党中央常委、元老派及部分中央委员，听取他们对继任主席问题的意见。据台报报道，征询意见的结果，党内意见分歧颇大，但以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的人数较多，认为李兼任主席“可收党政一体化的统合领导之效。”于是，国民党决策机构方面初步决定，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并立即进行意见协调，如果顺利，可望于27日的中央常会中提出讨论。
经过连日来李焕与宋楚瑜等人正式向所有中常委及中评委展开征询与沟通之后，逐渐消除歧见，保守势力知大势已去，于是初步取得一致意见，决定由中常委推举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职务，待7月7日举行十三大时，再循党章规定程序选出党主席。同时还决定由俞国华提案，其余中常委联署的方式在27日的中常会提出，以显示安定团结的表现。
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上，原协调中常委俞国华领衔联署推举李登辉接代理党的主席提案，竟然未列入议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据台湾权威人士透露，27日常会召开前夕，宋美龄对推举代理主席时持有不同意见，她认为国民党十三大决定此事更为合适。26日晚，她写信给李焕，表达了上述意见，信由蒋孝勇传递。
另据《民进周刊》载文说：元月26日，以宋美龄为首的“夫人派”及“官邸派”集会研究，宋美龄力主由李焕取代李登辉，担任代理主席，以免出现台湾人“总统”兼台湾人党主席。宋美龄本意是拥立俞国华充当党主席，不料俞国华本身形象太差，不是李登辉的对手，在民意及舆论的压力下，节节败退，形成李登辉的优势，“夫人派”一度打算由宋美龄披挂上阵，但宋已年过九旬，如果出马，恐怕阻力太大，而且也不易获得党内一致支持，于是退而求其次，致支持形象、声望俱佳的李焕出任代理党主席，但被李焕拒绝。
李焕等人决定按原计划进行。27日中常会由余纪忠（《中国时报》老板）任轮值主席，除严家淦、谷正纲因病，李登辉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外，其余力位常委均出席会议。由于会议议程并未列入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的提案，列席此次会议的国民常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即席发言，他表示外间对主席继承问题议论纷纷，诸多揣测，为党国利益，实不能再拖，应在此次会议讨论原定议程。
余纪忠表现了会议主席的应变能力，先是准宋楚瑜提议放到会议桌上讨论；然后见形势可为，请原提案人俞国华表态，俞本来想按宋美龄意旨行事，至少也要拖一拖，但此刻大势所趋，被迫提议李登辉任代理主席。俞是与李登辉争夺最激烈的对手，提议时不免百感交集。待俞国华表态后，其余中常委也声称李登辉任党代主席。中常委发言完毕后，余纪忠表示，为示慎重，请所有中常委以起立方式表示同意，在与会27位中常委一致起立鼓掌之后，正式通过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至此，国民党内围绕主席一事的权力角逐暂告一段落。
对于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评论颇多，但意见较为一致。据台报报道：蒋纬国在列席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时说：“虽然我只是列席，不能举手，如果我也能举手，当时我一定会举双手同意，由登辉先生出任执政党代主席。”他还声称：李登辉出任党代主席是众望所归。蒋孝武也声称党政一体化制度好。
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声称：李登辉是国民党领导人中最理解台湾的人，他表示欢迎李就任“总统”和国民党代主席。但他又声称，民进党仍坚持历来主张与目标，“在应该同国民党对抗的情况下进行对抗。”学术界对李登辉出任“总统”与国民党代主席深表赞同。军界三度声明支持李登辉。此一行动稳定了台湾局势，并避免了党内分裂。报界28日纷纷发表文章，认为李登辉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是民主与民族团结在最后一刻“取得的胜利”。《联合报》发表文章说：“李登辉能够以虚心坦诚的态度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台湾时报》的一个标题这样写着：《李登辉的时代已经到来》。
可见，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恶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权威，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在“中常会”举行的同时，李登辉在“圆山忠烈祠”向蒋经国遗体行礼致哀，由于心挂“中常会”，李登辉神情凝重，心情不佳，拒绝摄影记者进入灵堂摄影。侍卫人员表示，李登辉今天心情不好，希望记者不要接近。
李登辉获知“中常会”通过他的职位之后，并没有欣喜若狂。在“十三全大会”之前，李登辉的假想敌除了俞国华之外，又多了一个重量级的李焕，加上“官邸派”及部分台籍政客的掣肘，李登辉是举步维艰。
自1988年在国民党“十三大”上以微弱的声音问“各位同志，你们好吗？”并由李焕代读一篇《老干新技》的讲话稿之后，宋美龄就没有公开露面。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虽然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却无比落寞。她的政治影响力既已消失，她也就只好呆在士林官邸颐养天年了。
2．宋李不合
据说，宋美龄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星期中去官邸的小型教堂祷告或阅读圣经要占用2小时，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并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当星期三和星期日，蒋纬国及“孝”字辈的家人，都要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这是宋美龄最开心的时刻。
宋美龄经常祈祷，她最喜欢的祷文是罗盲拉（1491—1556）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所作的。她常常反复祷诵：
哦！主啊！请接受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了解和我整个的意志。所有我的存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赐予我的。现在我愿将它还给你，凭你的意志处置。只要将你的爱和你的仁慈赐给我，有了这些，我便足够富有，我不再奢求其他。
除了在教堂外，透过电讯传真机立即传送的几份美国当天报纸，亦属宋美龄每天的“必读”课程。著名的英国维氏新闻社（VIS）通过人造卫星传送给台湾三家电视台播出的国外重大新闻，宋美龄也每日必看。此外，她还利用晚饭后的闲暇时间观看“精简”过的台湾电视新闻。至于台湾报纸，宋美龄则仅看“剪报”而已。英文《新闻周刊》和《时代论坛周刊》也都是宋美龄心爱的读物。
几年来，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变化很大，对宋美龄越来越不利，不断的批评与翻旧账，给她的身心造成很大压力。当初，民进党的“监察委员”和一些“民意代表”要进士林宫邸，去调查官邸的产权等问题，还带了些人去抗议。“行政院”根本就不出面抵挡。按照台湾岛内的法令规定，宋美龄是“老总统”的遗孀，她有资格住士林宫邸，可是没有什么人出面解释，伤透了宋美龄的心。
1989年4月间，为了参加蒋介石去世14周年忌辰而专程回台的孔家兄妹，曾劝宋美龄回到纽约去住，以免去身心上可能受到的困扰。可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的建言，并未发生应有的效力，宋美龄及其侍从仍然留在士林宫邸，丝毫不为所动，并没有在适当时间内离台的计划。
宋美龄不愿再兴师动众离台远行，有人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健康的因素，坐在轮椅上远走异国，不胜其烦；另一个是旅行事务的因素。蒋家已经不当权，李登辉恐怕无法为她拨专机、拨专款，以及支付官邸内费用等。宋美龄为此曾经会晤李登辉，向他询问自己的养老金问题。李登辉迫于压力，应承下来。
如果有一天出去的宋美龄要回来的话，是否会有“归不得”的情况发生？因此，“官邸派”智囊考虑的结果，仍以不走为宜。宋美龄也确实不想走，“这是我的国家，我为什么不能长住。”这句话常常挂在她的嘴边。
政治的玄妙，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味它的多种滋味。1989年6月岛内举行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时，有人预测，宋美龄可能再以“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露个面，这样也给李登辉面子上好看。可是，结果并未如报纸上的所料，在“二中全会”5日闭幕当天下午，会议通过了一封向宋致敬电文，让始终未出场的宋美龄，来个风光的下场。
宋美龄虽然未曾出席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但是却在这之后的半个月时间内，先后两次公开露面。她给人的印象是，除了步行稍稍困难以外，健康情况看起来良好。有人猜疑她为什么对国民党“二中全会”这么重要的集会不参加，反而参加两个完全属于私人事项的集会呢？也许是为了报复，给李登辉难堪。
原来，1989年2月中旬才从“荣总”出院的宋美龄，曾指示侍从电邀党政大员到士林官邸祝寿，宋美龄还曾乐观地估计说：“士林宫邸很久没有热闹过了，这也好，人多一点总是有面子。”为了不浇“老夫人”的冷水，侍从逐一打电话给党政机关，请大员们务必参加，否则“老夫人”会不高兴。
侍从的电话也打了，据悉上至李登辉以及军方将领都是他们函邀的对象。可是宋美龄的估计过于乐观了，22日前来官邸祝寿的人士，除了沈昌焕、黄少谷等极少数“夫人派”之外，现任党政军的要员几乎不见踪影，顶多只送来了花篮和喜幛，李登辉也只是派人送上寿屏一个。这使得宋美龄震怒不已，把侍从人员教训得体无完肤。一位官邸人士曾就此感叹：“老夫人现在是寂寞的老人，3年前她回国定居时，谁不把她捧得高高在上，如今蒋经国一死，当年对她马首是瞻的人却一个个退避三舍，这真是政治的现实与无情。”
彼时，岛内还掀起了“批蒋”的风潮及污辱蒋介石铜像的作法，蒋介石的铜像不是被破头，就是被泼油漆。在高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的操场上，有五十多个蒋介石铜像摆在那里，景象可能是世上绝无仅有的。这些事情，让宋美龄耳不忍闻。有人就顺势喋喋不休地批评李登辉没有魄力，让异议人士于取予求，置当局的威信不顾，实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还有人认为，李登辉一上台后，不只是“外交”违反基本“国策”，许多政治走向也都在打蒋家的耳光，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有人拍胸脯断言，凭其在“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必定要使1990年3月的“总统”大选，让李登辉栽个大筋斗不可，即使拉不下李登辉，也要叫李登辉在得票数上极为难堪。由此，国民党内一项“反李拥蒋”的运动悄然酝酿。
1989年10月15日，以军系“国代”滕杰为首的“国代”及“立委”组成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贤能人士竞选委员会”，正式揭开了1990年台湾第八届“总统”选举战的序幕。
据台湾《民进周刊》透露，“中贤会”的幕后策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想重建“蒋家王朝”的宋美龄。她为了取信于办事者及显示“复辟”的决心，还特地从美国汇回20万美金，作为“中贤会”的活动经费和“总统”选举时贿选之用。
滕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否认这个组织是为“总统”选举而设，它只是一个助选运动，目的是要集合“国会”中资深的“国代”的力量，用行动来援助具有同样理想的外省籍人第二代、第三代参与选举。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中贤会”成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针对1990年“总统”大选而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展现实力，逼李登辉接纳他们的主张。二是如果李登辉不顺他们的意，他们也不惜推出人选，和李登辉决一死战。
“中贤会”的打算一共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仍然支持李登辉当“总统”，而“副总统”由外省籍人出任，理想人选就是蒋纬国；第二方案则是根本推翻李登辉，而另行推出“总统”与“副总统”。后者又分两个方案，或由外省人（蒋纬国）搭配本省人（林洋港）；或顺应本土化潮流，由林洋港搭配蒋纬国，与李登辉针锋相对。
面对这种情势，李登辉的回击办法，除了通过国民党的系统极力疏通“国民大会”之外，并拉拢“行政院长”李焕，有意以李焕作为“副总统”人选，借重李焕在“国民大会”中的力量。对此李焕倾力相助，在“立法院”公开表示服从李登辉领导。
“二李”联手，蒋纬国自然不是对手，败下阵来。随着蒋家在台湾的日益没落，使宋美龄的身心深受打击，决定改变以往的主意，到美国“长期休养”。
四、曲终人散
夫死儿走，孙不争气。昔日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无法忍受孤独，决定到美国安度晚年。美国蝗虫谷多了一位孤独的老人。
1．归宿在美国
1991年9月21日清晨，一架“华航”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升火待发，这架飞机就是接送宋美龄赴美国的“总统”座机。
当时台北《时报周刊》关于此消息的专题报道是这样写的：“带着九十余箱托运行李，宋美龄挥别台北，直飞美国纽约。”
宋美龄这次飞往美国，并非像以前那样由“总统府”安排，而是由孔二小姐孔令伟负责一切事宜，载送宋美龄的飞机，当天上午6时50分，就由“华航”董事长乌钺亲自坐镇指挥，从桃园中正机场飞到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华航”为送宋美龄，将头等舱改装卧铺，并精选7名优秀空服人员随机提供服务。
当天，受邀到机场送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上有李登辉，下至“副总统”李元簇、“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五院院长”等各级首长夫妇，“行政院长”李焕等人因为迟到，被挡在松山机场门外，吃足了闭门羹。
李登辉等人曾在松山机场贵宾室和宋美龄略事话别。10时18分，飞机飞离机场，直入云霄，台湾报刊比喻说，宋美龄带走的将是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片云！
在美国的蝗虫谷，宋美龄依然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似乎比从前更不关心政治了。
自从蒋介石死后，宋美龄断断续续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她所居住的地方是长岛蝗虫谷一座庄园式的房子，这幢房子是她当初与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合买的，1976年她刚来时，与孔令侃四姐弟相互照应，比邻而居，并不觉得太寂寞。加之，这幢位于拉丁镇的古老住宅占地15公顷，距纽约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很适合老年人居住。在孔氏姐弟在世时，宋美龄为了排遣寂寞，也时常到第五大道孔令侃、孔令仪的另一处住宅中作客，偶尔也到得克萨斯州孔令杰的庄园里走走。有时，她还到曼哈顿参观画廊和艺术馆。
而这次回来，由于老迈衰暮，亲人离去，故旧日稀，日常生活更显平淡。她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新闻界也不大报道她的消息。平常除了读书、看电视外，空闲的时间多半用来看自己喜爱的《圣经》。
宋对一般的畅销书根本看不上眼，她喜欢读历史、传记之类的作品，而阅读的速度很快，几天就可以读完厚厚的一本。此外，她还练习书法、绘画，有时养花种草，消磨孤独的时光。她擅长画兰花、山水，这与她追求平静、淡泊的生活情趣有关。
据《联合报》报道，宋美龄在美国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十分良好，尤其罹患已久的过敏毛病，比在台北时有明显好转。她每天不但定时阅读各种报纸、杂志书刊和《圣经》，还经常接见一些来自美国当地及台北的访客，闲时常在护理人员和家人陪伴下，到花园或草坪散散步。她的家庭医生说，以宋美龄的高龄来说，能有如此的体质、精神及健康状况，非常难得。
1994年5月，海外忽然传播宋美龄在美国因癌症病逝，其随行人员因处理财产问题而发生内江的小道消息。消息传得很盛，后来因宋美龄公开露面而不攻自破。这一年，台湾煤矿不断发生灾变，宋美龄在美国除发表关切的声明外，还汇巨款慰问。同年，她的外甥孔令杰花了数千万美元在美国德州兴建了一座大防空洞，给宋美龄避核弹之用。
宋美龄每天作息时间均有一定规律。早晨6时起床，梳洗后即用早点，而后休息片刻，接着阅读各种英文报纸、杂志及《圣经》，偶尔也看看台湾方面的通讯，了解岛内政情的发展变化。宋美龄对台湾的政情也仅止于关心，一些前往长岛寓所的客人和她见面时都不谈及敏感的政治领域，只是叙旧和问候。
宋美龄的小字辈中时常来见她的只有孝章一家及蒋友梅、友柏等“友”字辈。此外，虽然身边有三十余位侍从人员侍候她，这些人大部分也是由台湾派来的，其中不少是蒋纬国的亲信，但他们与宋美龄并非血缘关系，貌合神离，不能给她多少温暖和关怀，也有许多人不想留在美国侍候她。为此，她真正尝到了“人去茶凉”的滋味。试想，假如老“总统”在世，谁不以侍候她为荣？
2．随从不愿随同
曾经为了宋美龄要去美国“治病”，士林官邸内部人员掀起了一场骚动。问题起因于要派什么人去美国为这位卸任的“第一夫人”服务。在一般的台湾政府机构，职员只要听说可以放洋，谁都乐得赶快私下活动争取，但在士林官邸一听到出国，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
在宋美龄美国官邸人员要比在台湾辛苦得多。从侍卫人员本身来说，到美国其实和在台湾时的任务大相径庭，毕竟美国不是台湾。尽管早期宋美龄和孔家，与美国政坛关系非浅，而宋美龄1975年出国时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之间还有“外交”关系，安全工作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帮忙打点。例如，宋美龄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有美国警车为其座车开道，在宋美龄的宅邸，还派了便衣警察布哨保护。侍卫人员根本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去世的4年后，美国已经和台湾“断交”，尽管宋美龄的地位已非从前，但“断交”之后的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所以，宋美龄的侍卫还是非常轻松的。
又出国，又没事做，为什么还没有人愿意出去呢？
有过官邸工作经验的人说：“不管你是侍卫或副官，如果每天的三餐饭吃饱了，除了在一个小房间内只能盯着一扇门看，其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而且两星期才放一次假，绝大多数的时间全部在官邸，与世隔绝，你会作何感想，你会喜欢这样的放洋吗？”
开始，每隔2周放2天假的方式，侍卫们还觉得新鲜。一两次以后，他们就觉得跟当年在台湾新兵训练时一样了。美国宋美龄宅邸侍卫们的作息几乎同部队里别无二致，放假采取分批方式，放假时，放假人员便在门口集中起来，等候由“大使馆”派来的旅行车接他们出去，通常“大使馆”方面负责派一名司机，官邸负责由一名武官之类的官员随车接送。
因为官邸的侍卫人员有一大半不会英语，十有八九是从军中或士林官邸外围或是情报局等单位的退休人员，经过聘雇签约两年志愿服务手续来美国的。这些人多半年纪一大把，年轻时代因战乱没有好好读过书，文化层次不高。年轻人不愿来美国，有不少人明明被上面挑选上了，指定要去美国为宋美龄服务，可是，这些人为了躲避这份差事，不是借故托病，便是提前办理退休或退伍，及早脱离宫邸的势力范围。于是，官邸选来的人大半是这些老兵，没有退路，只有跟着宋美龄来。因为有不少人最后不想去美国工作，当初美国官邸服务人员的挑选工作，很让官邸费了些周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士林官邸方面只有通过“总统府”三局和“联指部”的系统，向情治单位和军方要人。最后有人认为，不如找一些已经退休，以往记录又不错的官邸老人，抵这些空缺。
宋美龄的用人心态非常传统，自认为只要是官邸的人，哪怕是只待一天，如果上面指派到美国去，就应该没有二话，马上整理行李准备上路，假如胆敢在临行前提出辞呈，就是不忠。
有一位厨房里的工作人员，因为不愿离开台湾去美国，就在去后不久，向宋美龄的总管孔二小姐提出请辞。哪知，孔令伟跟宋美龄一个鼻孔出气，冲着此人就说：“蒋家哪一点亏待你，你竟然如此不忠心！”
一阵怒责，这位厨工大概还是不愿屈服，执意要离开美国，吵着回台湾。后来，孔二小姐气愤已极，便告诉了宋美龄。最后这位厨工在台眷属，立刻接到限期搬出公寓宿舍的“命令”。这似乎在强烈暗示其他同仁，这就是不够忠诚的“下场”。
因为不愿在美国或者中途想离职，陆续又有不少人被处分。但是，当时尽管蒋家的势力曾经如日中天，可是民主气氛比从前多了些。尽管宋美龄、孔二对某人十分不满，后来顶多也只能把此人调差，或者干脆叫某人走路，还不至于受到什么不测。这样一来，一些在台湾原本就有美差的官邸人员，就竞相设法走路，离开宋美龄的身边。
也有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宋美龄和孔令伟对这些人绝对给予适当的回报。许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人员，多半经过官邸的引介，到台湾一些公家金融单位，做做闲差事，坐领金融机构的高薪，这就是为宋美龄官邸工作的人，等着熬出头的最高代价。
在官邸，有一些尽职尽责为宋美龄服务的人维护着官邸秩序，也会得到宋美龄及同仁的喜欢。深得宋美龄宠信的空军武官宋亨霖就是这样一个人。
每周放假时，官邸的大多数放假人员不会讲英文，出门连地铁都不会坐，宋亨霖每逢同仁放假，便要随着“大使馆”的交通车出去，到了地铁站，再向放假同仁一一解说如何搭车。
在异国他乡，闲着无事，或因皮肤病夜间难眠，宋美龄常常挥毫作画，以消磨时光，客厅、卧室挂满了自己的杰作，偶有客人光顾，宋美龄就向他们炫耀一番，客人们连连称道，这些画也确实画得不错。除此之外，对于耄耋之年的宋美龄来说，她还能做什么惊人之举呢？
3．难得风光一回
在美国平淡无奇地生活了几年之后，1995年7月26日，宋美龄却不畏骄阳，进行了她人生旅程上的另一次“历史性华府之旅”。她应美国国会之邀，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而为她举行的敬酒会。
98岁的宋美龄，重临旧地，风光程度虽不比1943年2月18日应邀分别向美国国会两院演说的“中国第一夫人”，但人们从布置在国会参议院罗素大楼致敬会场及双橡园的历史镜头里，仍可一睹她当年的风采。
她从步出专机的那一刻起，就展现了过人的体力，在平地上她时不时地从轮椅上站起来，向致敬的人们招手致谢。步出户外，她在当时尚在世的孙子蒋孝勇及外甥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高声向美国各地侨界及台湾来的听众问安，并不时含笑挥舞手帕，还以飞吻致意。
下午2时左右，宋美龄进入双橡园休憩，并进午餐。刚接受七百多侨界人士夹道欢迎的她心情特别好，胃口亦佳，吃完一份牛排。
下午5点，宋美龄在别人的扶持下步入会场，她身穿枣红黑底条纹旗袍，外罩黑白相间的披肩，胸前别着蝴蝶形翠玉，搭配翡翠耳环与手镯，神情愉快。美国参、众议员及来宾们列队向她致意，她坐定后，先由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趋前向她致敬。
致敬会主人赛蒙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很荣幸能在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时，有机会向二次大战硕果仅存的重要人物致敬。他说，宋美龄的光临让大家得以重温历史旧梦。
距离上次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已经52年，此次宋美龄在国会致敬会上的致词“返璞归真”，没再使用当年令美国新闻记者都得去翻字典的晦涩用语。
致敬会现场的一位美联社的资深记者说：“我觉得她的腔调及咬字比撒切尔夫人的演说还要吸引人、有力。”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女翠西亚在夫婿陪同下，也参加了致敬会。
翠酉亚回忆大约30年前，尼克松出任美国副总统时，宋美龄曾在她家拜访。当时她大概只有9岁，她请宋美龄在宾客签名簿上签字，宋美龄特别在上面写上了“给我的小朋友翠西亚”。
7名热爱中国的飞虎队成员，26日也出席了国会向宋美龄的致敬会。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兴致勃勃，曾任14航空协会会长的当年美国空军上尉副官黎满伦，在会场拿着宋美龄当年给的中文名片献宝。他还带来飞虎队队员给宋美龄的纪念牌。
宋美龄在华盛顿这一天，并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场面。不论在国会大楼外或是双橡园内，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敬爱她的黄埔、“妇联会”、官邸旧属及支持台北执政当局侨社的人士及他们的下一代，台湾新党也发动了上百位群众加入了欢迎阵营。
傍晚，宋美龄出席国会山庄的致敬会后，再回双橡园，一向被认为很神秘、老是避开群众的宋美龄此刻又走向了群众。
台北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楼底人口处铺设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以便宋美龄能在前往欢迎的侨胞及新闻界视线所及处，由礼车有后门下车，接受鲜花。但宋美龄却选择从礼车左后门下车，在孙女蒋孝章及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走向一妇联会华府分会”的代表。
来自美国侨界的代表和台湾来的故旧们来到双橡园。“妇联会”秘书长章严悼云、“中国国民党如工会”主任林澄枝和“黄埔同心会”代表、分赠礼物、纪念品给宋美龄。她接过这些礼物，非常开心，直说不敢当。
国会山庄和双橡园的热烈气氛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似乎也相当节制，没有对历史上的确记载并扬名于国际的“二次大战中华民国第一夫人”作任何负面评论。
美国国务院曾表示，行政部门将不会有任何官员参加这项致敬活动。实际上，若干在战前出生的华裔美国政府人士，曾以个人身份出现在国会致敬现场。克林顿政府也已作出决定，不反对来自台湾的民间人士，以战时盟友的身份应邀参加9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
宋美龄返回纽约寓所后，特别交代孙子蒋孝勇代她向国人及旅居美国的侨胞诚恳致谢。蒋孝勇事后说，宋美龄很感动，内心非常欣慰，并由衷祝福大家。
美国的媒体一直对宋美龄很关注。这次“历史性的华府之旅”是一个例子。在此之后，在宋美龄101岁生日，看破红尘的宋美龄不想把生日搞得太隆重，不想引起媒体的注意，婉言谢绝了很多人为她祝寿的提议。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些报纸上还是出现了介绍宋美龄的文章，透露了她鲜为人知的一面。
有一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数学大师丘成桐希望宋美龄能够捐款，成立科学发展基金。
丘成桐透露，他曾向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私下提议，希望能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艾伯特去专程拜访宋美龄，请她向这个科学交流基金会捐款，目的是鼓励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并由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给优秀人才颁奖。
然而，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丘成桐遭到了人们的嘲笑。美国和台湾的媒体说，丘成桐只知道宋美龄腰缠万贯，拥有数不清的钞票，但他不知道这位“百岁寿星”却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
一位熟悉宋美龄的记者说，她过去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所花的钱，并不是从她的腰包里掏出来的，也不是从她的银行账户上提出来的，而是花台湾当局的钱。
宋美龄也许不像法国历史上的玛丽·安东尼王后那样刻薄，但士林宫邸过去的侍卫官翁元说，宋美龄是个小气的人，巧克力在冰箱里存放不知多少年后，才对下人说：“这些糖你们拿去吃吧。”
不久前，美国老作家、画家兼杂志发行人弗洛尔·考尔斯女士出版了一部《交友录》，谈到了她的老朋友宋美龄。但在封面图片和书内所附的数十帧友人照片中，却独独把宋美龄漏掉了。
宋美龄和弗洛尔过去关系非常密切，她曾为弗洛尔取了个中国名字：梅花，并送她一个刻有“梅花”的印章和一幅国画。弗洛尔在1978年曾出版《朋友与回忆》，书中专门谈到了宋美龄，然而，时过境迁，《交友录》已把宋美龄遗忘到一个角落。很多书评家认为，弗洛尔这样安排，或许是因为今日世界已很少有人知道“蒋夫人”了。
弗洛尔的社交面很广，她把朋友分成10种类型，把宋美龄与菲律宾的伊梅尔达、阿根廷的庇隆夫人和印度的甘地夫人等女强人相提并论，说她属于“权力型”的女人。
不管宋美龄的过去如何，历史究竟不能更改了。蝗虫谷风景依然，林幽草绿。经过60年波谲云诡的国际国内风波后，如今一切都平静下来。
不管别人怎样说，总有一天，生前身后事都得交付历史。林泉多新鬼，老迈故人稀。风烛残年的宋美龄，活像一只风中摇曳的蜡烛，说不准哪一刻就被上帝招了去。瞻念前程，故国情、故土情，多么的愁煞人心啊。随着她101岁诞辰过后，人们会把她同政治越来越分开，人们关注的焦点将是她如何度过日趋衰迈的岁月，为蒋家划好最后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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