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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还要继续吗?不!太宗要一个治世。他力求息兵,致力于偃武修文、建制垂范。他深知,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同时,他更不希望,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是太宗自己,有意压制了过去关陇贵族重武重军功的风气。他以这种不言明的规则结束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这也是天下乱久归治的必然趋势。否则,以李靖的才华,出将入相,功盖华夷,为何却不见旗下有一批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之类的人物?李靖单重军功不重人才吗?他不知道培养将领的重要吗?是他谨慎到了带兵不带将的地步吗?说到底,是太宗,不令他的将军们带将,是太宗,对他的将军们不能完全放心。
其实,太宗此举无可厚非,毕竟,他已经做得够好。他成功地驾驭着手下的将领,令他们忠心于大唐,忠心于他这个大唐天子。李靖那么大的军功,曾经,太宗不无紧张。但是君臣之间,还是谨慎相处,互不伤害。太宗有理由为自己骄傲。而太宗也确实常常得意于自己的帝国,有着四海混一的包容度。即使是契何力这些蕃族将领们,在大唐的事业中,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在太宗的潜意识里,从未能够忽略掉将领们的出身,他未曾让任何一个蕃将独立领兵。他对这些异族将领,也同样是不能完全放心。
可事实是,大唐帝国和太宗,离不开武将,离不开武备。贞观十几年来,大唐征突厥、平吐谷浑、和亲吐蕃,现在,又征辽东,哪一日敢懈怠养兵练卒?当时的国际风云,固然是不进则退,而太宗亦绝非守成之君,太宗所冀望的大唐帝国,亦绝非守成之国。太宗虽然有意做一代治世之主,他也真正开创了一代治世。但他的雄心伟略,何曾忽略过四疆?正是这样,抑制武将与开疆拓土,将领缺乏与急需人才,才形成了解不开的结,成了不得不面对的矛盾。
现在,更因李治被选为太子,使得这个问题愈加紧迫。太宗深知,九子李治性情相对温弱,李治继统,乃是权衡抉择之结果。但李治将如何继续大唐的功业?太宗并无清晰的概念。东西南北,辽东、吐蕃、突厥等等,归服的未归服的,关系都须经营。更远的,朝鲜半岛、倭国、大食等,友好还是紧张,关系皆须处理。太宗留给李治的基业太大,但唯因家业大,李治的担子十分沉重。
辽东一直未平。出兵辽东,总是迟早之事。
但当此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急于把这一件事付诸行动,亦不无更隐秘一层的考虑,即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辽东,减轻以后李治的负担:最后的紧迫感!
但上一代人若企望为下一代人做事,助益注定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是李治自己要会治国。治国须人才,李治的治国之才原本不如太宗,要拓展太宗留下的大唐基业,他该比太宗更需要人才。而太宗现在能够留给李治的最有价值的财富,恐怕也莫过于人才。太宗权衡再三,把李治托付给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以李绩之自爱又不乏忠心,太宗为李治拉拢他,也算费了心思。但太宗仍然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他晚年所面临的将才匮乏的问题,也将随着庞大的基业留给李治。
此时,太宗对人才的饥渴,相对于当年,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宗想起刚才薛仁贵受宠若惊又竭力按捺内心激动的情境,心里道:“薛仁贵啊薛仁贵,你只知邀功求赏,哪里明白朕的心思?”太宗一再优待推重李绩,李绩固然不会不明白用意何在。而真正明白太宗更深忧虑的人,恐怕只有李靖。此时若能再出一个或几个李靖,即使此行打不下辽东,太宗也大可放心回师。太宗突然很想李靖在身边,可以和李靖谈谈兵法,太宗还想对李靖说,“朕打辽东,是为自己,为大唐,为太子!”这话除了说给自己,就只能说给李靖,才有意义。或许,还可以谈谈薛仁贵。虽然,一个薛仁贵的出现,比起武德年间群雄竞出的局面,显得太过冷清和惨淡。并且,这个河东人薛仁贵,是否是一个将才?若把期望放在薛仁贵身上,薛仁贵是否有能力承担?毕竟单纯的英勇善战不等于谋略过人,更不等于就有超人的眼光、御军指挥的才能。而这些都是一个将才所必须。太宗只是期望,期望新生一代的成长。
雨过天晴,群星不知何时已布满夜高空。
太宗对星空叹息。一个帝国啊,千端万绪。从即位到即将老去,去冬霜雪刚过,今夏雨水又多,作为天子,一事刚了又有新事来,每年有每年的忧虑。
这个夜晚,有多少人思绪万千?在另一个军帐里,李绩同样难以成眠,虽然李绩在此前的出征之议中婉曲地投了赞成票,但是身处战事中的他,很难完全乐观。他不敢保证战争的最终结果,唐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获胜?
刚才,皇上召见了一个无名小卒,李绩从属下口中听来这样一个小插曲。他或许没有时间去在意这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但是现在,他不免陷入这件小插曲所激起的思绪涟漪中。当年和秦王、和他李绩一起战斗过的将领们,如今都哪里去了?在孤独感日益加深的这些年里,即使豁达如李绩,也无法不感叹岁月的无情。当今的天子,必定有着比他更深的感受……
思绪太乱,李绩从战争的形势想到自己的孤独感,又从自己的孤独感想到不完全乐观的形势。思想纷乱中竟渐渐入了梦去,带着未能排解的担忧。
李绩的担忧在次日醒来前暂且留给了周公,但战事的进展却未能超越他的担忧。安市之役持续几十天,伤亡有,战果亦有,但安市城迟迟未能攻下。战势不容乐观,太宗理智地决定结束安市之役的第一轮战斗。
战后,太宗更名北山为驻跸山。大赏军士后,七月五日,营地移往安市城东,开始再一轮战斗。
太宗一面令张亮帅海军围攻位于辽河下游、辽东半岛西北部的建安,一面令陆军继续进军安市城。他同时派人示威性地送了一副御弓给大权独揽的高丽权相泉盖苏文,希望对方不战而服。但太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期望又一次落空。
安市城抵抗颇为顽强,每次太宗旗帜出现,安市人便在城墙上喝倒彩。太宗大怒。而薛仁贵只是有一种迫切感,迫切要杀这帮安市人。李绩提出城破之日将城中男子杀光。这一建议或许有助于平息太宗怒气,于大局却难有助益,反而更激起安市人守城决心,横竖是死!太宗命李道宗筑土山于城东南角,土山高过城墙,但土山根基不稳,未等攻城,已经倒塌,把城墙亦压崩了。压崩的城墙缺口为高丽兵所占,唐军又功亏一篑。
太宗又将士卒分成几批,轮流进攻。但是日复一日,转眼间九月来临,天气转冷,士兵疲累,粮草短缺。
太宗终是不得不抱憾班师。
正值九月,辽东已是草枯水冻。班师那天,太宗望着安市城,这座耗了几个月仍旧未能拿下的城池。萧瑟秋风中,太宗的表情有种虚无飘渺的复杂。李绩顿时生出深深的遗憾,未能助天子成功的遗憾。
太宗感慨道:“朕今功未成而班师,虽有遗憾。但大唐有李绩、程名振、契何力诸将,又有薛仁贵这样新秀涌现,朕亦可感安慰。朕固知百年之后,可以无忧。”
唯有经此一战,亲眼看过大唐将士力量,太宗才能安心。
十月,军返营州(今辽宁朝阳)。太宗召见薛仁贵。薛仁贵自从被太宗封为游击将军、云泉府都尉,不久又从张士贵旗下调任北门长上,成为太宗警卫部队的军官,并得到牲口和十个奴婢的赏赐。他虽是抱着求显达的美梦入了军旅,但当梦成真时,薛仁贵依然难以置信。或许他的梦本不具清晰轮廓,或许他以自己的一穷二白之身,亦根本无法期望太多。这次,他带着惶恐的快乐急急应召而来,太宗意味深长地说:“朕诸将皆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阃外之寄,是对将领的期望与信任。
推重如是!薛仁贵再度受惊,有不堪承受之感。扑通跪下,语无伦次:“陛下圣明,仁贵不才。但有忠心,必以身效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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