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之变(2)

当宫门打开后，来到的官员们才知道，依然响着的漏壶滴水声，还有整齐站在那里的仪仗卫队都只是一个平静的假象。平静过后，这个黎明“热闹”了起来。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跑出来，宫里宫外顿时一片混乱。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皇帝已经走了，自己也该有所打算。于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忙着四处逃命。有些山野里的村民，争着进入皇宫或是王公贵族的府第宅院，盗取金银财宝，甚至有的骑着驴就跑到了那曾是肃穆无比的大殿中——或许昨天还是一派庄严的景象，而今日却被人骑驴蹈踏，实在有些幽默，冷的幽默。玄宗为了满足叛军贪婪、减轻百姓苦难而故意留下来的左藏大盈库，也在这时被放火焚烧了。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募人来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里想说说边令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前面介绍高仙芝时提到的那个宦官。在众多宦官中，边令诚似乎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若干次监军，而最后又由他掌管宫殿的钥匙。但玄宗出逃时却没有把他也带上，不知是忘了或是来不及去找，抑或本就有意如此？在玄宗前一天任命的三人中，只有魏方进跟着一起出逃了，另两人都被无情的甩下。看来玄宗就是拿他们来稳定人心（崔光远是稳定百姓之心，边令诚则是稳定宫人之心），也就是说，多半玄宗本意就是不想带他们走。如此说来，这二人也挺悲惨的。后来边令诚把钥匙交给了安禄山，最后又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那时已即位的肃宗的身边。可他的运气不好，被杀掉了，原因多半就是钥匙。但面对安禄山的威胁，边令诚有办法不交出钥匙么？怕是没有，安禄山杀了他之后照样可以拿到钥匙，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苛责边令诚。但这个下场对边令诚来讲也有些罪有应得，不管怎么说，高仙芝、封常清确是因他而死，我们就当是肃宗为高仙芝、封常清报仇吧。

二、试看今日之宫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玄宗这么快就西去避难，大大出乎安禄山的预料。

这时，安禄山又犯了第二个失误，就是没有即时派人去追，估计是对于能够攻打下来潼关这件事，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吧，所以都没有为胜利做好准备。他让崔乾祐留兵守潼关，十天后（玄宗早跑的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于是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干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

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二十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的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八十三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怏怏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忽然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在讲到王维的时候，提起了周作人，本来从未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经过老师的点拨，细细品味，觉得有些心痛，因为确有相似之处。促成周作人最后“落水”的，是一桩至今仍无定论的刺杀他的公案，而安禄山招待王维的，也是刀枪之类的东西。二人都是敌人来犯时，没离开所在地，周作人是没离开沦陷的北平，当时北平沦陷，胡适、叶公超，还有鲁迅笔下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了，最初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尼采的问题，最后竟至那种地步，实是出人意料）”梁实秋，都撤离了，周作人本有机会一起离开，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人们才得知，周作人“落水”了。那么，“王维”们呢？王维，或者说大部分唐朝的官员，似乎是来不及从长安撤退。然而，安禄山六月十日占领潼关，十日后进占长安，玄宗则是六月十三日逃走，这之间有七天的时间，离开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也许对于有着一群儿女、若干亲戚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易，但王维几乎就是一个人，逃走按说也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走？但王维和周作人毕竟有所不同，周作人最后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真正的保护，而王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装病的人的当中一员，以前曾打趣的说，他装病装的不是地方，文人本来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嘴了，而他喝喑药装哑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王维写了一首《凝碧池》（原题目相当于一段小的记叙文，太长，不写也罢），其政治态度相当明朗。唐朝的大部分官员，确实是非常无奈的做了伪官，事实上，他们并未泯灭良心，即使不能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助纣为虐、主动投敌，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