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

李世民，是李渊次子。李渊长子是十年之前所生，相隔十年方又得子，相信他一定为这个孩子的出生而兴奋良久。

古时了不起的人物出生时几乎都有异相，李世民当然也是如此。唐书里写的是二龙戏于门外——其实就是有两条蛇从他家门前爬过。可是李世民出生时是隆冬时节，这两条蛇不去睡觉，却来给他家道喜，实在是好兴致。还有一次，李世民征讨刘武周的时候，外出探听情报，不心在树下睡着了。这对敌人来说，即使守株待兔都找不着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哪里想到又有一条精神极好的蛇，从李世民身边一个卫兵的脸上爬过，警告他们该起床了。自然李世民逃脱了被抓的厄运，不然他真要是这么被抓着的话，实在令人为之扼腕。两次都遇到不去冬眠的蛇，看来李世民当真与蛇有缘，简直有点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蛇爷爷……古时候，蛇是龙的原形，龙是蛇的神性显示。现代贵州一带还存在的一种贵州古傩（我没看过）戏，李世民的面具上有十三条龙，是龙最多的。说里还常写到李世民是真龙天子。不过这些只能作为谈资，至少我是不敢相信的。

十六岁雁门解围，通鉴、新旧唐书上当然都要这么写。但据说当时李世民所投的云定兴军的情况是只能自保……

随后李世民随李渊到了太原。从时候开始他基本上一直是跟着李渊各处奔走，这次全家当李渊就只带了他一个去赴任，而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全都留了下来。推测他这样做是因为隋炀帝喜怒无常，尽快地赴任以免夜长梦多，当然就不能把全家都带上。但一个人去的话又太孤单，所以带一个儿子在身边有个依靠。而带谁去则说明了他的偏爱——他的确是偏爱李世民的。在路上，李渊悄悄地对儿子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样的言行可不像是教育儿子要忠于朝廷，相反，这句话表达了李渊那若有若无的反意。

李氏家族是有野心的家族，乱世出英雄，这样的家族此时当然不会没有动静。看一个漫画杨广说过一句话：李渊这家伙生了一窝反贼。不错，李世民就是那窝反贼最积极的一个。他到处招兵买马，然后又劝李渊赶紧起兵。结果某一天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站在桌边，手握笔，满脸怒气；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立于一旁，稚气尚未脱尽，脸上兴许还有些许委屈……你这样说逆不道，我把你拿去交给朝廷。你要拿就拿吧，我不会辞死的。自然很难想像李渊真会这么做，也许李世民还真有些有恃无恐。

后来李渊因打突厥不利，隋炀帝千里之外派使者来将他下狱。李渊概后悔极了，要李世民赶快回河东找李建成起兵，李世民则流着泪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也就是劝李渊去做贼，真是有点可爱的天真，刘邦当年的做法当其时还能不能行得通，似乎欠考虑。其实我觉得太原起兵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浓的孩子气的，很有点像由德语转到英语的一个词：Naive。一场虚惊过后，得到释放的李渊则加紧了行动。最终在晋阳宫兵变成功地干掉了王威、高君雅，然后正式宣布起义。

那么晋阳起兵谁是主谋呢？起兵之事，李渊一定想到了，李世民也想到了。问题是究竟是李渊教导李世民，还是李世民劝李渊。如果说是前者，则李渊并未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要他去做什么。如果说是后者，则李渊并非完全没有想法。可以说他平时的一些言行无疑是播了野心的种子，那么他自己又怎会没有野心？有人说李世民是猜测着李渊的心思而后行动。其实李世民对于父亲想造反根本不必猜测，因为李渊经常把这个意思单独说给他听。李渊曾和宇文士及明确谈过起兵，这种事都能和外人说，自己的儿子又怎会毫不知情。只是李渊说的都是理论，而要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落实到行动，就要靠李世民出面了，因为李渊有种种不便不宜直接由他去做。父子二人配合得非常好，一个纵观局宏观调控，一个紧抓细节积极运作，终于成功地起义了。然而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后来的文人苏轼的注意：他看到李世民当时一味劝父亲起兵，却从未说过他的兄弟们该怎么办，觉得奇怪，猜测是他根本没想过他们，或许是故意的，想借刀杀人，免去日后之争。东坡先生的这个想法多半还是有点由结果推原因了，实际上当时只怕多半是顾不上这个的，而且也并没有完全不管啊，信还是发了的，不然李建成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上比较顺利，就是途打宋老生时有点麻烦，当时连日阴雨而且粮草也快用完了，害得李渊差点想回去。《起居注》和新旧唐书上关于这里的记载有些差异，《新唐书》上是李世民哭谏了一番之后，李渊让他去追回已撤退的左军，结果失道入山谷，弃其马，步而及其兵，着实辛苦；《起居注》则是李渊说了一番什么宋老生乳臭未干（由此可见宋老生也比较年轻，只是李渊自己的孩子就不是乳臭未干了吗？），屈突通胆子太之类的话后便出兵了。有人曾以新旧唐书上写得栩栩如生而推出造假的可能性不，的确是这样，毕竟编一个故事要比描述一件事难得多了。而且，写《起居注》的时候，温雅更多的应该是凭自己看到的事情来写，如果是李渊父子之间的话，如果他们不说，他也是不知道的。可李渊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功夫跟温雅说当初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比如李渊那次说要把李世民拿送朝廷的话，温雅就没记。李世民概也不会去和温雅说这些事情，所以在《起居注》就只能看到也许是已追回左军之后李渊对外的表现了。

后来兵分两路，按理应该让稍长的儿子自带一军，但李渊似乎更相信李世民的能力，倒是李建成要由自己来带。可以想见，李世民一直在李渊身边，平日里耳提面命，其能力如何自然清楚，而李建成则是平日在家里守家，又能守出什么本事来？李世民那边一路上招降纳叛，就是这时遇到了他姐姐平阳公主的人马。现代的人总是能从平常的记载里看出什么东西（尽管我也有点这样），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里说李世民是用阴谋吞并了他姐姐的部队……这个不符合逻辑，因为平阳公主和李世民当时都带的是他们父亲的人马，而且平阳公主也不存在什么野心要自成一派掌握兵权，所以此时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疑问。　　李渊建国后，史书上记了这么一笔，说有人劝李渊立世民为太子，李渊也这样问过李世民，结果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好像很多人都对此质疑，说如果有人这样建议，为何不书特书云云。以我的猜测，首倡此议的人，会不会就是刘文静呢？他是首当其冲被李渊干掉的。也许当时的情况是，他首先这样提议，然后有些人随声附和。但随声附和到底只是附和而已，而且又是家一块说的，有法不责众之说，因此李渊也不会真把附和的人都记清楚或确认为是李世民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太原过来的，对李世民更拥戴一些很正常，何况李渊当时应该是有心立世民，所以对此也不会过多在意。而日后想起此事时别的概都记不清了，但是对那个带头的人却印象格外的深刻，所以刘文静后来的被杀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就是杀一儆百的那个被李渊记得最牢的一。当时的新生王朝尚未有太子，没有太子时立一个比有太子时废一个再另立简单得多。看牛致功的《唐高祖传》里（牛先生可是很拥护李渊的，而且也有些倾向于李建成），在此书他认为李渊此时要立的是李世民，理由是：从时间上讲，封世民为尚书令在前，封建成为太子在后——问过世民之后，他不同意，所以封他做尚书令以为补偿，过了几天才立建成为太子。无疑这是说得通的。

那么唐朝立国，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一般一个朝廷初立封王时，多用这些古代国的国号，到了后期则因为这些都用完了，所以只能用其他的字，于是什么王都有，典型的像太平天国，什么补王、对王、畏王、就王、顶王、听王、梯王，按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他们认识的汉字几乎全都用上了。相对而言，李世民的封号秦王是很威风的，不禁令人想到那个扫六合吞八荒的秦，那个雄视六国独霸天下的秦，再加上后来李世民的玄甲军也用的是黑色，和秦朝崇尚的黑是一样的，的确有一番秦王的味道。暗暗想到李渊的用意会不会正是如此呢？看他给元吉的封号齐，是战国时仅次于秦的国。不过齐王在唐朝比较倒霉，凡是齐王基本上都不得善终，李元吉是一个，李祐是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李倓是死后加封的齐王，也算是一个吧。但是岐王就好了很多（唐末李茂贞也曾被封为岐王，但那时唐已无力控制局，加之李茂贞并非皇室成员，因此不在考虑之列，不过，他本人倒也是善终，年六十九岁而卒。这里指玄宗的弟弟李范），不但平安过了一辈子，而且还颇有好客之名，杜甫、王维就常出入岐王宅府，李范死后还被追为惠文太子，可谓命好矣。看，虽然同音，但字不一样，差别居然就这么。

武德年间基本上一直忙于统一事业的李世民，是李渊的一张王牌，是绝对的嫡系部队。不过这里不想多说他的胜利（前面乱世群雄那里说过一些），说一下他唯的一次败绩，就是征薛举的第二战。这是唐朝的开国第一战，也是开国第一败仗。败的原因最一条是李世民病了。他当时得病应该是真的，如果不病，应该不会轻易改变策略。只是他这一病，刘、殷二人掌管事务，改变了既定方针，最后也就败了一次。但很难想像他们真的会先斩后奏，事前一点儿都不告诉李世民。而李世民也概觉得战胜是板上钉钉的事，也就没再坚持：打就打，你薛举已经是我手下败将了，怕你不成？……这场开国败仗，李渊丝毫没有追究李世民的责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对自己的儿子总如春天般的温暖。李元吉丢太原也是一例。丢了太原和败给薛举对唐朝当时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事，所以李元吉的责任也不一定比李世民重到哪去。相比较而言，李渊对李元吉起码还做做处罚的样子，而对李世民连样子都懒得做了，干脆省去，直接把责任推给了刘、殷二人。他二人的罪名是什么呢？看看差点成李元吉替罪羊的宇文歆，李渊给他的罪名比不听号令败而归如何？要不是李纲，宇文人就这样被李渊冤枉地杀掉了。刘、殷二人居然还能活下来？当是李渊自知理亏，没法杀他们，抑或是李世民求情，毕竟他是主帅。由此也可想见真正的罪魁到底是谁了。

不过以他那样的年纪成为唐军主帅，有些老人难免看他。比如洛阳的王世充，就称李世民为童子。《说唐》里李世民有个别号唐童，概就是源于此。然而那些比李世民很多的人后来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千百年来，以二十多岁的年纪而平定天下，李世民不是唯一的人，但能够坐稳天下，他却是独一无二的。

只不过那天下本来不该由他来坐，这就是家非常熟悉的玄武门之变了。

武德年间的秦王，很像开皇时期的晋王杨广——不必奇怪，李世民和杨广很相像，这一点现在基本上是公认的事情。不过不同的是，李世民没有一个宠爱他的母后做后盾。

兄弟相争的起因，可以说是错综复杂。首先，李世民自己是有野心的——即使没有野心，后来都不见得能保平安，何况他本身就胸怀志呢？房玄龄曾无意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守藩端拱则怎么怎么样，必欲经营四海，则怎么怎么样。这句话便露了玄机——李世民是不甘于做一介藩王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关于他的野心的最早记录。若说是白纸黑字的记录，可能是最早；但是李世民的野心一定比这还早。或许少年时就有了。这倒不是说他是什么天生野心家，但是他那个含义为济世安民的名字，他的时候，不会没问过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吧——我们好像都愿意知道父母给我们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依此类推而已。起兵太原，应该不单纯是为了避祸，其也有雄心在作怪呢。

其次，要想夺嫡，就要有父母的宠爱。母亲一方是没问题，但问题是母亲死得早，就是支持也没用。而李渊，前面曾说过，他是偏爱李世民的。早年的一些事已经可以体现，而武德五年攻下洛阳之后，李世民风风光光地献俘太庙，比李建成回京时的简单记载是强了不少。当时李渊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写了一份诏书，着实夸了李世民一番，意就是夸李世民为自己解忧，是个好孩子等等，当然原话可不是这么没水平，但意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此外《全唐诗》还有一首诗，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其世民是一语双关的用法。然后李渊又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十二卫等，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来他此时应该是有废立太子这种想法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扶植李世民。刘蓬春教授的一篇文章认为封天策上将和领十二卫是改立太子的前兆，但有不同观点说这是他官职不能再进一步的象征。我更倾向于前者，至少后者的理由不能让人很信服。另外李渊也不是不能打破传统，不会一直认死理地坚守立嫡以长的规矩，比如他破格令平阳公主下葬时前后有鼓吹就是一例。禁军，一直都是敏感部位。禁军的统领权不是一般皇子能得到的，就算是太子好像也没几个。汉代的巫蛊之祸的主角刘据动用汉武帝的禁卫军也不是通过正当手段。当然，唐朝后来能掌管禁军的只有太子，的确也是受了唐初斗争的影响，可唐之前已经就是如此了。所以无论怎么看，李渊把禁军交给李世民都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此外，有一次李渊带着李世民到后花园去玩，还捉了条白鱼——这件事记在《薛收传》里，原因是捉到白鱼后让薛收写了篇什么文章。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是找不着了，但这件事却说明了李渊常带着李世民到处游玩。可是这样的话，那刘文静的被杀又做何解释呢？真的像某些人所说是为了打击李世民吗？我觉得刘文静此人性情褊狭，他气不过李渊重用裴寂冷落他，很可能转而一心辅佐秦王为帝，而且以他那样的性格若是表现在实际言行也不足为奇。此时李世民在李渊眼无疑还是个好孩子，而孙伏枷的上书说要给太子诸王慎重择友之类的话，很可能提醒了李渊，要想让孩子不变坏，像刘文静这样从生事的人绝不能留。再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又是十分亲密，那李渊更不能让刘文静的馊主意腐蚀自己的爱子，所以他杀刘文静更多地像是一次为儿子慎重的择友行动。说实话我对刘文静倒没什么好感。李氏一家起兵之初，他就建议他们称臣于突厥。这可以说是行事不拘节，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李世民就是被他教唆的。安国寺的事件实际上可称作一次要挟行动，主谋应该就是刘文静。李渊对他印象不佳实在也怪不得李渊。由此可见，刘文静也绝不是什么道德高尚之人，当他有怨气之后，很可能真的会教李世民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教他不能甘心居于人下，或许还说过李建成什么，很可能是说他是个废物怎当得起太子，挑起了李世民取而代之之心。从李纲劝李建成的话，我们可知当时两兄弟已有了实质上的冲突，没准也是受刘文静影响。兄弟不和，这是刘文静存在的重要结果。李渊当然知道这些，他绝不能再容忍这种行为，这就决定了刘文静的命运是必死无疑。求情时李世民自然还不清楚父亲的想法，所以难免心有些不满。总之，正是有了李渊的偏爱，才会使兄弟之争成为现实，否则单是李世民自己有野心，而李渊从未同意的话，李建成还怕什么呢？　　

但是这事却是不能急的，偏偏李世民捺不住性子，在李渊还未完全决定时就做了几件傻事。我也倾向于杨文干事件是李世民从作梗，至少，没起到好作用。李建成当然也并不纯洁，否则事后为什么对东宫的惩罚更重呢？李渊最终得知真相，而且气极了，对双方都做了处理。痛心之下，他看到李世民并不是他想的那样，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好孩子了。杨文干事件差不多就此改变了李渊的看法、想法、做法。从此之后，我们很少看到李渊对李世民还有什么奖赏，说明他逐渐倾向于李建成。至武德八九年，李渊概不再想要改变什么，所以加封李世民书令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封赏，或许是为了抚慰他、补偿他。李渊种种补偿的措施，难道没有根源吗？不然何必如此呢？刘蓬春认为这说明了他此前的确答应过李世民易储。个人觉得这种说法还是能令人信服的。

加封书令本是安慰李世民，没想到他竟利用此职之便，弄出了张亮一事。李渊心里一定想过：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但李世民自走上夺嫡这条不归之路，又怎能回头？还怎能再乖乖听话呢？

事变前的天象预言，我原先也看过很多人论证这是李渊逼李世民自杀。起初不认可——他为什么没下诏书让李世民自杀呢？不过想想也对。杨广当初曾把心疑惧说给李敏（就是那个名洪儿的人，说总写他是个孩子，实际上他是个成人了，官拜将作监），其意就是如此。李渊的做法与杨广如出一辙，所以其意不言自明。这种办法适用于无罪的臣，而李世民则是有功的皇子，更应该照顾一下面子。所以那诏书不到不得已之时是不能下的。反观李世民的回话，什么臣今枉死，永别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云云，悲愤之极，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正常情况下说的。电视里差不多某人将死之前，总要说些我死了怎么怎么样的话，和这几句很是类似。但李世民决不会自杀的，他回话实际上就是想要挽回，不过心却受了不少的惊吓，何曾经过这种阵势？李渊好在也并未下定决心让世民死，否则挽回就难了。这样李世民争取到了喘息之机，第二天就果断地发动政变——他的确不能再等了，再等只有死路一条。其实长孙无忌他们此前怎么劝都是白费，只有等到了这时李世民才真正下定决心，在玄武门前一搏。

六月初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射向李建成的那支箭射出去了，李元吉则死于敬德之手。李渊此时在干什么？正在船上逍遥？真是匪夷所思。难道前一天定下的审问是要在船上进行？如果是李渊见他们没到，也不该马虎过去，应该派人催一下才是。因此，他可能此时已没有自由了，被监禁了。玄武门之变，可能就是先看住李渊，再去截杀那两个人。但前者是不能写出来的。

就这样，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不久，李世民晋升为太子，又在两个月后，从李渊手接过皇帝的玉玺，执掌天下。

但这个皇帝却真不好当。李世民也算一个够倒霉的皇帝了，刚登基突厥就攻到了长安边上，乘人之危，简直是成心给他好看。不知当时李世民心有多气，那个更倒霉的突厥使者，于是成了他的撒气筒——扣押使者，除了李世民、军事上、政治上的独到考虑外，概也有泄愤的成分吧。有人说长安城当时空虚。其实不然，里面还有量珠宝之类的东西。记得前两年看《汉天子》时刘彻的长安就被围过，情势也是十分紧急，刘彻说城在人在。尽管这是编的，但还是挺欣赏这句话——欣赏有骨气的皇帝，比如说崇祯，不管他曾否想过逃到南方去，毕竟他真的是以身殉国了，怎么也比做了俘虏的北宋二帝强，虽然他本身当皇帝实在不成功。

不知面对突厥来犯的李世民会不会也有这个决心誓保长安。反正李渊是肯定不会的，此前李渊在建成元吉的鼓动下差点迁都，当时反对的就是如今面对更糟情况的李世民。无疑，能否处理好这件事具有重要意义。李世民刚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皇位，李渊一党（这党人数实在太少）、太子党、齐王党的人还不会真的心服口服，就算承认李世民成为唐的新主人，但是从道义上不见得真的支持他。还有就是，李世民能否成为一个可靠的天下的主人，需要一件事来证明他是能够带给他的臣民们安全的。道义上李世民无疑先输一着，如果再不能得到家的信任，以后的事情就很难办了。

可是，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别的不说，单说他敢于亲自上渭桥就很了不起——而且他身边一直就只带了六个人，还多是文士（虽说唐初文人也都会武，可是两者兼长者总是很少。房玄龄家不反对吧，还有萧瑀，据说射箭很不怎么样）。之后他又独自留下来与颉利对话。其实他做秦王时就常单枪匹马地面对敌军主帅，这倒是他的一贯作风。反观隋炀帝被困的时候，就只有抱着孩子傻哭。同样是面对突厥的兵强马壮，可是如今早已江山易主，情景也为不同。有人说执失思力其实是来告秘的，所以李世民才敢这么做。又说武德七年那次也是因为提前有什么协定……其实这很玄虚，都是猜测，而且根据很站不住脚，简单得就一句话即可推翻，突厥不会为了一个秦王不一定能实现的诺言而出这么的力。另外对王、窦作战时，李世民也是这样做的，以对窦建德那次最为精彩——他只四个人就到人家门口晃来晃去，唯恐他们不知道，还要特地告诉他们他就是秦王。难道他与窦建德也有君子协定？幸亏他干脆利落地抓住了窦建德，不然按那些怀疑他私通突厥的人的逻辑，这岂不更说不清？真正成了《唐双龙传》里写的私通外敌了。另外，执失思力为什么来告秘，背叛自己的国家对生活在突厥的他有什么好处？而且那样的话，李世民应该很重用他才对，可是在重用的番将的名单里，没有这个人。

好容易打发走了突厥，平平安安地改元贞观。不知老天是不是有意要为难他，连着三年都不给他好脸色看。又是洪又是旱，还有蝗虫跟着捣乱。加上突厥的那次进攻，天灾人祸，样样齐全。换了一般人自信心恐怕都要受挫：难道天命当真不在我？

也许李世民不曾这般怀疑过，但是他很在意上天的警告。贞观八年那次彗星扫过南天空，他就做了半天自我检讨，连平时总给他提意见的魏征都安慰他没什么做得不好的。李世民满怀自信地带领着唐子民走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当然这是要身体力行的，比如为了坚定家对抗蝗灾的信心，他有一次抓住了几只蝗虫，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然后就把蝗虫吃了下去。这件事，几乎成了他很会做秀的典型案例。我却觉得他这样做真心多于演戏。刘威演戏好不好？可是看他演唐玄宗吃蝗虫时（唐玄宗应该没吃过，史书没这样写。概是借用太宗的光辉事迹）表情很是勉强，而且还透着几分无奈。连演员都没法演好。想想也是，刚刚还活蹦乱跳的蝗虫，突然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好像很是凶险，岂能不拼命挣扎？我有时在想，李世民究竟是怎么把它们咽下去的……要我来的话必吐无疑。而且，蝗虫在古时被人们视为神物，要不怎么都不敢捉它呢，就眼睁睁看着它们吃掉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更遑论吃？!得罪不起呀。太宗身边的人也劝他不要吃，说会生病。实际上可能是不敢都说出来，所以才用了生病这个概念。看李世民说的话也满吓人：宁食吾之肺肠。这要在今天概觉得挺可笑，谁都知道蝗虫非食肉动物。可是这却不该笑，因为那是在唐代，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人们眼的蝗虫就是这般厉害。李世民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了。既然如此，当然是家被感动，然后就度过了灾情。　　

李世民不但很好地处理了这些事，更主要的是他在半年之内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历史上不乏像他这么做的人，可是最后都输在稳定局势上。这当然与李世民的威望名声有关了。下层百姓对于宫廷斗争肯定了解不多，他们听得更多看得更多的是战场上秦王的节节胜利。乱世时人们更关注的当然是战场上的英雄。因此李世民的确是百姓们心值得依赖的领路人。可见，安抚百姓倒不一定多难，再加上除山东外部分地方相当于秦王的封地（看李世民的职位：陕东道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还有雍州牧，凉州总管……基本上都是他的地盘。还当真有点秦王的意思），只要在山东下点功夫，其他的也不必费很多事。

费事的是如何安抚知道内情的旧太子党。从李艺、李瑗的身上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并不十分放心——这倒不奇怪，要是不怕的话，那倒值得研究。比如李艺无故殴打过秦王手下，为此李渊曾把他下狱——就算李世民当时已经不听话了，可到底是李渊的儿子，怎能任人欺负，不然，李渊的脸也没处放。李艺这么做实在是不长眼眉。但出狱后的李艺对李世民似乎更加仇视，猜想营救他出狱的应该就是李建成。然后李艺就被李渊调到外面去了，理由好找，对付突厥。这里想插一句，李渊应该明白李艺的立场，他要是偏心建成的话，就不该把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对太子的人调走。情势严重时李渊也曾想杀掉尉迟敬德，可是李世民一求情就把他放了。我觉得多少也和此前李渊把尉迟恭定为谋反有关，试想，如果敬德罪名成立，那么作为敬德的顶头上司，李世民难脱干系。李建成等人定会就此进一步陷害他，这可能也在当初他们的计划之内。不知是父子情打动了李渊，还是李世民分析了一番，李渊终于没有杀敬德，而且还无罪释放。可见李渊在整个事情当的态度绝不是一边倒地倾向于李建成的，要是那样，他何不采取更绝的手段让李世民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何苦打草惊蛇后还放虎归山？被外放的李艺仍然暗支持着李建成，正因为如此，李艺是很害怕的。比较来说，李瑗的惧怕就有点多余。李瑗倾向于李建成是真的，不然也就不必怕了。可是他没有做什么坏事，和李世民也没有的过节，而且还是正宗李家人，和李艺性质不一样。他的惧怕更多是因为担心李世民会报复（事实未必如此），再加上旁边有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出馊主意，这下李瑗可惨了。本来不一定会死，还是可以做做悠闲王爷或者县公的，但一造反却是死定了。

好像家都认为魏征是报着必死的决心？我不这么看。以他的刚烈，要当真是这样的话，就该骂李世民一番，至少话语不该用先太子一词。如果以一个李建成死党（就是能为他死的党派成员）的观点来看，李世民根本就是非法太子，太子只能有一个，就是李建成。而魏征用了先太子，说明他承认了李世民的现任太子地位，这已经是背叛李建成了。他那句如果先太子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后面写魏征时还会分析，这里不多说了，其实是已经有些服软了）。李世民也不再难为他，笑着赞了他一番，算是给足了面子。不过，以后魏征对李世民的有些进谏，简直就像是在报复他……李世民平时很听这个倔老头的话，但有时顶得急了也会有点恨，恨起来的时候不知他后悔当初放了魏征没有。像魏征那个样子，真的很少有皇帝能容忍他，忍了十七年的李世民也真的很不易。但李世民毕竟很度也很气，在魏征的刚正之外看到了他的妩媚之处。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地问道：这个羊鼻公究竟喜欢什么？有人说魏征爱吃醋芹，于是他专门让人做了这道菜看着魏征吃。看着看着，李世民笑着说：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感觉太宗此时就像是个抓住老师把柄的学生一样坏坏地对老师这么说。不想魏征正了正色，又将太宗教训了一番：如果君主没有什么作为，只想探索这些无聊事，那我们作为臣子的，也只好就喜欢'吃醋芹'这种平凡的事了。太宗对这位羊鼻公还有些怕，尤其是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不过魏征也挺坏，有一次老远看到太宗手里拿着一只鸟在玩，也知道他看到自己来了把它藏了起来，所以故意说个没完，最后竟把那只鸟闷死了。这要到现在只怕会落个虐待动物的罪名。但李世民对魏征的话并不是完全无选择地听从，当他认定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底。比如迁移突厥以及设立安西都护府两件事，很明显作为政治家李世民的见解更加符合实际。

提起纳谏，忽然想到李世民自己其实是很有口才的。一次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李世民问他那人的才能如何——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日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这段文言不是很难，应该可以看懂，如果看不懂的话，只要看到来来回回说了好几个回合，然后就是杜淹对答不上来就够了。但是为了能让臣下进谏，李世民也只好改一改爱和人争论的习惯，而且还得展开微笑攻势来听别人提意见。这对于本性有点刚愎自用的李世民来说无疑有点痛苦，然而本性更是忍酷的李世民硬是忍住了自己的脾气。为了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为了证明给当初不信任他的人，甚至就是给他的父亲，还有那些认定他是杨广第二的人，他将这一切都忍住了。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自此，他辛勤地处理政务，一丝不苟。李世民似乎精神十分旺盛，无论哪个领域，几乎都有涉足。他极擅长骑马射箭，从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来看，似乎他也会乐器，从他对于琵琶的特殊喜爱来看，多半就是会弹琵琶（李渊就会弹琵琶，说不定是家传），而且看他自信的样子，技艺应该不错。贞观四年（630）灭突厥后那次宴会，太宗则是当众起舞，不禁令人遐想他的舞姿……在文学上，他明智地拒绝了别人想给他出文集的提议，但他的作品并未因此而遗失。太宗喜好书法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他是第一个以行书刻碑的人，他还善长写飞白，还有那个盗兰亭序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另外，据说高祖太宗都会画画…… 　　唐代繁华的长安街市

经过几年文治，贞观朝达到了一个盛世。经济上强盛，唐的开元通宝在这二十年内无疑是世界上最稳定值钱的货币；政治上清明，唐太宗的纳谏例子不用多举了吧；文化上发达，对外来文明更是兼容并蓄，来到长安的景教教徒概是不会想到迎接他们的是唐皇帝派来的当朝丞相房玄龄；在法律上，唐律也堪称后世典范。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就是唐律不允许诬告，如果证明所告是诬陷的话，那么诬告人是有罪的。这就很了不起，有些朝代是鼓励打报告的，而明朝更是有专门的特务机构。除此之外，贞观时法制上的确做得很好，柏杨先生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就说：贞观之治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其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冤狱，或很少冤狱!仅就人性尊严的观点，国虽有其他太平盛世，也只有贞观之治，才算是黄金时代，我们为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庆幸。

除了文治，太宗还有赫赫武功。贞观三、四年李世民灭了东突厥，当时很是快人心，同时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不的震慑作用，因为天可汗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各族拥戴他做的。东突厥在当时曾强极一时，能打败他们当然更强了，所以唐一下子就确立了其强国地位。李世民更可贵的是，无论对待战败国的百姓还是来投奔唐的人民，他都以其宽广的胸怀接纳。以德服人，不单纯靠武力，在军事的基础上加进了政治的砝码，这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李世民杰出的地方，因为这两者他是真正地兼有而且兼强。

然而作为政治家，他也不乏阴谋。对薛延陀的那次悔婚无疑是政治至上的例子。这也对，难道明知道那样做有利却为了一个死板的信字而放弃吗？宋襄公就是这样子，宁愿吃亏也要遵从道义，因此在道义上绝对他是对的。可如果李世民也这样做了，谁知那些说他无信之人会不会反过来笑他是宋襄公式的仁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许婚，不仅是由于皇帝嫁女，更因为它政治意味十足，根本就要以政治眼光来看。高丽之征，几乎成了李世民又一个污点，之所以会这样多半是因为没有把它灭掉，而并非是因为人们不同意战争本身，不然为什么后来唐高宗灭高丽就没人说不好呢？据史书记载，当时唐朝其实是节节胜利的，最后就败在那一座城下，而且主要原因还是天气恶劣，功亏一篑，可惜可叹!不知怎么就成了一个贬低李世民的口实？的确是没有全拿下来，可是给高丽重创了一番，我们的损失还是少的呢。但李世民对此也有不满，概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过去几乎全胜的记录让他受不了这个结果。如果这要放到宋太宗身上的话（宋太宗征辽的惨案家还清楚吧，不但完全处于劣势，而且从此开始了宋朝进贡的生涯，这么说也许喜欢宋朝的人会不高兴，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宋朝的臣们还不知道怎么称赞赵光义呢。但是放到唐太宗身上，的确是有点失败，使他的战神记录画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还有一点，好像李世民秦王的名声更胜于唐皇帝，且不说流传天竺的秦王破阵乐，使得玄奘还得解释一番怎么唐的皇帝就是秦王的来历，再看看征高丽一个高丽老人的话：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西游记》乌鸡国太子也说：……你想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心尚未足，又兴过海征伐……虽说后者是编的，但是并不过分，唐子民实在应为此骄傲。虽然征高丽是有点受挫可是西域却是经营有方，唐朝的势力到达了亚地区的葱岭。此外，黑黑的昆仑奴，在唐朝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有一次看央十台的节目里说那其实都是抢来的奴隶。

那时唐朝真的是威名在外、威风凛凛，连一个使者都一呼百应。王玄策在天竺的那番作为十分了不起。虽然现在有人指责国当时是侵略，不过我倒觉得有些自豪。事实上唐朝真的没有侵略他们的心思，不然他们又怎能抗拒的了呢？一来王玄策的使命只是通好，打仗也是临时的决定，难道任人欺负不成？二来当时也在贞观末年了，李世民实在没有精力去弄这些。假如再给他十年，不用说西突厥、高丽什么的，天竺应该也在他的计划内吧。这次事件应该让他看清了天竺的实力，而且他让玄奘写《唐西域记》焉知没有这个目的？

然而天不假年，李世民五十就去世了（公元599年至公元649年），而当时他的好多战友好多旧臣还没死呢，有的差不多是看着他成长的，可是如今他却先走了一步。

可是如果再给他十年，贞观之治会变成什么样子？高宗时征服西突厥和高丽没有花多长时间，那么在贞观朝花的时间只有于或等于这个，也就是说，其余的好几年他还可以继续征伐，目标是谁就不一定了，反正离得近的国家都有危险。这样的话，他也许也要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开疆拓土，的确是一时之痛，但是却是后人享福之事。太宗自己也这么说：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只有越强，才有更强。

当然太宗也不是完人，他也有着缺点。比如后期在纳谏上的确不如原来，而且修建的宫殿也相对多了起来，还有就是杀刘洎、张亮这些事情。本来他对功臣是极好的，但是经过侯君集的造反一事后，太宗也开了杀戒。有一件事，就是他看了《起居注》（是当时史官所写的今上起居注，古时的规矩是不允许皇帝看的），这的确不好，但一来太宗并不是第一个看的，也不是最后一个，用这个来批评他是苛责了。

作为唐的风云人物，李世民少不了后人的，赞者有之，贬者亦有之。两派都各有趋于极端的理论，基于这两种理论的说和电视剧都很有意思。把各个版本的李世民综合起来，实在是有些人格分裂。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生活总是最真的。真正的李世民却恰恰就是这两种写法写出来的形象之和：秦王时期的他（尤其是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心狠手辣，更像是传统概念不择手段阴谋夺位的野心家；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宗皇帝却给人以仁慈博爱的感觉。有时我甚至觉得很难把626年前后的他统一成一个人。令人想起周作人心的两个鬼，实质上就是他的矛盾的两面。其实谁都有这两个灵魂深处的自我，只不过差别不一定这么。还有，太宗文皇帝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更文质彬彬一些，但秦王时期的他无疑更偏于武。毛泽东曾评价过他是最会打仗的皇帝。然而很多说都把他写成很文弱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厚诬古人了。

唐太宗是历史上一位很杰出的人，如果真要细写的话，即使写一本书都写不完。这里只好收笔了。最后说一句，正是有了太宗的贞观之治，才使得唐奠定了其强盛的根基。而能够像李世民这样，前面自己领兵平定天下，后面又治理天下弄出一个盛世来，确实可谓独步古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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