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攻陷大沽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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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交火
攻占塘沽
果敢的施密茨中校
格兰特将军观望
8 月 15 日皇帝节
悬赏缉拿额尔金
两司令严重不和
21 日：夺取大沽炮台
毕托拍照
柯利诺立功
巴夏礼劝降
恒福总督
暴雨倾盆
格兰特得胜
英国人向蒙托邦算账
吴士礼：战争已经结束
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8 月 13 日

云梯呢？云梯在哪里？法军营中突然发觉，忘记把这些攻夺炮台必不可少的攀墙工具带来了。其实，工兵队早已备好了这些木梯。据说曾向总司令报告过，想不到竟将云梯落在北塘了。于是，13 号至 14 号夜里，急忙派 60 来个苦力飞快跑回，才把云梯取来。贝齐亚上尉叙述了这个故事，也奇怪当时为何这般疏忽。

8 月 14 日

英法联军向防守森严的塘沽城进发。右侧，英军走上沿河新路线；左侧，法军取道通向中央城门的主路。英兵遭到河对岸船上发射的炮火袭击，可是很快，那大炮就被打哑了。联军 36 门大炮，即法军 4 匹日本马拉的来复线山炮和英军 8 匹马拖的阿姆斯特朗重炮等，在距离清军营垒 1500 米处架好。半小时密集炮轰之后，联军炮兵迅即向目标推进。到400 米左右时，原来射程达不到的清军炮火弹片，现在从联军士兵头上飞过！清军还击很快就停止了。

本茨曼上校指挥的炮兵轰击敌营之后，轮到施密茨中校率领的突击队行动了。这位参谋长数日来因发烧生病，原留在北塘，蒙托邦将军见他飞马而来，很是惊喜。“军功当仁不让”，该他指挥攻坚兵冲锋了。他一马当先向前冲，可不慎跌入壕沟，险些淹死，幸被两个士官救起；但他又冒着枪林弹雨，冲杀在前。他命令轻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向城门冲锋，架云梯翻越城墙；督促工兵坑道兵用斧头砸开城门。霎时，施密茨中校飞身城上，挥动着法兰西三色旗。联军一阵欢呼。两军步兵同时冲进炮台。他们站在墙上，望着清军步骑落荒而逃，纷纷躲进另一座炮台。上午 11 点，战斗结束。

塘沽炮台内，可见联军炮火造成的杀戮惨状。一个身着金线绦子服饰的军官脑袋搬了家；而漂亮的军帐下，横躺着两具大官尸首，显然是自刎身亡。联军缴获了 24 门大炮。法军约有 30 人负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1 人阵亡。英军只有 3 人受伤，不过拿皮耳将军坐骑中弹倒地，而他率的部队被派留守炮台。连格兰特司令都承认，那天的英雄当数施密茨中校。

其实，清兵也很善战。埃里松曾引用蒙将军的这一说法：“本人不知道这场战争，我们还会遇到什么。但我想，他们这些人要是武装精良，将会怎么打。而我们一边打他们，一边也在教会他们打仗。”贝齐亚上尉赞同这种看法，驳斥欧洲普遍存在的论点，即认为中国人属可鄙视的懦夫，软弱疲塌，不堪一击。相反，贝齐亚向中国精忠义勇的士兵表示敬意，称赞中国人很有智谋，刚毅，不怕苦难，视死如归。他认为：“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民族只缺少个好领导，并需讲点科学。”

蒙托邦想要继续作战。天气晴朗，地上坚实，且士兵不累。他建议乘清军溃退、躲进左岸第一座炮台之机，从速前去攻打，但是，格兰特拒绝，推说部下白天还未吃饭！甚至说想要让他们休整四五天……

蒙托邦不理解英军同僚的态度，认为对方是个果断的人，竟这么缺乏勇气。为充分利用时机，他提议袭击敌营是顺理成章的。柯利诺也觉得：“要是不在此处停下来，我们也许可以推进到大沽要塞，并乘清军慌乱不堪而取之。”

埃里松的讥讽和挖苦反映了法国人的看法：“英国人想饱餐一顿！而且他们要求至少要用 3 个小时，以完成这次非常有益、令人肃然起敬的行动。此外，他们的主帅还想要休息一下……”对英军司令如此尊重“午餐”传统，米特雷西同样气愤地说：“乘胜前进中突然击鼓归营，系严重错误，使夺取白河要塞延迟数日，又增加伤亡人数。对丧失斗志、四处逃窜之敌，要穷追不舍；要乘胜向前，不给清军总兵以喘息重整旗鼓之机……”

然而，这毕竟是真正开战的第一天。

不过，中方外交积极主动起来。英法联军登陆还不到 1 个星期，直隶总督恒福就致信额尔金特使，向对方表明惊讶心情：既然他们两国声称和平，何以要在此部署敌对兵力……他提议双方会晤，以便友好商谈。其他书信也接踵而来，额尔金概不答复。的确，他没有弄错，中方所以主动起来，旨在争取时间，尽可能拖延英法联军推进。额尔金态度坚决，大沽要塞不攻下，谈不上商讨中方议和的建议。

拿下塘沽炮台，已为联军夺取大沽要塞打开了通道。他们去年攻打大沽炮台，惨败而归。大沽要塞，实际包括 5 座炮台：河左岸（北侧）有2 座，其中 1 座大炮台；河右岸（南侧）有 3 座，其中 1 座大炮台。

于是，法军回到新河营地。而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竟然无意中发现当地的当铺存有大量羊皮袄和其他裘皮服装等，军需后勤处决定攫取这批珍贵毛皮。自“快帆皇后”号沉没损失军装后，法军现在终于有了过冬衣服。另在新河镇，联军还弄到一些马匹和骡子，而且还弄来一批船只，用以架搭过河桥。

8 月 15 日

这天是法国皇帝节。1804 年，圣 - 拿破仑日成为官方节日，8 月 15日为拿破仑一世诞辰。此时，在法国，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而在新河的法军营地，感觉就像在夏隆军营那样①。二十一响礼炮鸣响，部队群情振奋。骄阳当空，弥撒举行，将士们排成方队高声齐唱《感恩曲》。随后进行阅兵，演奏演唱会，以及游戏，如赛跑、套袋赛跑等，优胜者可奖几块皮阿斯特钱。法军尽情欢乐，英军吃惊不已。然而，向来行事得体的英国人，中午也鸣放十二响礼炮，真是恰如其分。

①自 1856 年起，每年逢此节日， 拿破仑三世都到位于巴黎东部马恩省夏隆军营巡视，接见军队将领，出席或指挥军事演习。

借节日机会，蒙托邦将军在职权范围内为施密茨和利韦两中校晋升一级军衔，他还向一条腿被炮弹炸掉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授勋。埃里松曾记述这个“可怜鬼”负伤时的情景：

“啊！上帝啊！上帝啊！”他疼得喊叫着。

蒙将军正好在他面前停住，俯身摸着他的手枪皮套，关切地说道：

“瞧，朋友，勇敢些！十字勋章会使你忘掉这个。”

“娘的！我不希罕这……勋章，还我的腿！”他气馁地回答。

将军没有作声，走开了。埃里松带着苦涩的幽默感补充道：“由于只在马戏场或跑马场见过打仗，我原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用那条健全的腿站起来，高呼皇帝万岁！”

8 月 16 日

额尔金勋爵前来拜访蒙托邦将军，向盟军介绍中方议和的有关建议。同时，他也通报从塘沽炮台自刎的清朝大官身上找到的文书部分内容。其中有一咸丰皇帝通谕②，号令所有臣民，不论满汉，要以各种手段，如杀野兽那样“消灭夷寇”。擒贼先擒王。额尔金作为“元凶”，人头悬赏 1500 皮阿斯特（约 1.2 万法郎）；联军两主帅，人头各值 1000 皮阿斯特（约 8000 法郎）。

②通谕内容详见附录。——编者注

另外，文书之中还有清军将领上呈北京的奏折。从中看出他们谎报军情，颠倒黑白，把清军惨败说成大胜，把联军打赢说成大败。英法将领们不禁在问，北京朝廷对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种种事件，究竟准确而真实地了解多少？……

8 月 18 日

英法联军，特别是法军，正在白河上游距塘沽要塞 5 公里处加紧架设浮桥。事实上，蒙托邦将军坚决要在河右岸展开军事行动。他派利韦上校带一个工兵连前去那里侦察，任务是占领新河对面的一个村庄，以控制白河两岸。他们遭遇了一支清兵，战斗进行激烈，法侦察队请求支援。炮兵中校富隆 - 格朗尚指挥山炮轰击，清兵被迫撤退。冉曼将军亲率劲旅，在白河右岸扎营。

其意图何在？十分明显，蒙托邦仍然要优先攻打南岸。但是，跨河桥一直未能建好。在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设置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无济于事。吴士礼认为，要占领白河右岸是个错误的主意，虽然这个说法会让法国人不悦。

8 月 19 日、20 日

联军两主帅会晤商定下一步行动，即攻夺大沽要塞。这次会晤，大局攸关，因为蒙托邦和格兰特对进军路线未能取得一致。联合征战，面临风险。

蒙托邦始终主张，凭借炮舰的支持，首先夺白河右岸大沽主炮台。邓恩等爱说别人坏话的英国人妄言，蒙将军是要争大功，争个人之功。在蒙托邦看来，主炮台一旦陷落，将使左岸其他炮台一并不攻自破。故攻打主炮台，除军事意义本身，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去年正是在大沽主炮台前英法部队大吃败仗。现在要向中国人表明，报仇时刻已到！

格兰特断然反对法方计划，认为这“太冒险”。他指出，要到达那些炮台，先得过河，这将带来诸多困难，而渡河又有延长北塘交通线的不利。其次，要冒险经过一个水淹地段，军队右翼暴露于敌军骑兵打击之下。再者，他还解释说，大沽主炮台就算失守，其他炮台的兵力与防御力量仍然还在。

格兰特试图说服法军同僚，白河左岸最北面的炮台统领着其他所有炮台，夺取这座炮台，所有炮台就会陷落。在格兰特看来，事情十分简单，他本人的计划易于实施。吴士礼责怪说，由于法国人的过错，攻夺大沽要塞之战发起太迟；主张攻打南岸炮台，会拖延开战日期。可是，时间紧迫得很……

简直徒劳！当时，柯利诺将军也赞同按英军统帅意见攻打北岸炮台，蒙托邦司令仍然坚持个人立场。他甚至强调，攻打左岸（北部）炮台，在他看来完全无益。不过，蒙托邦表示，如果格兰特决意实施其计划，他会和对方并肩作战。但他觉得必须提出一份书面抗议！

果然，第二天，格兰特收到蒙托邦一封长长的函件，陈述个人理由。蒙托邦在函中解释道，在如何攻打大沽炮台的方式上，英方提出的作战方案与他的主张相左；但为表示参与联合作战的愿望，他仍会派法军“与友军协同行动”。在函件末尾，蒙托邦补充说，他的这些看法旨在开脱本国政府将承担的军事责任！这一态度，英军人颇瞧不起，英国一些史学家也不以为然。

格兰特当天即予以答复，对蒙托邦的论据一一提出质疑。格氏只强调，他惟一关心的是，鉴于季节已经很晚，必须尽快拿下大沽炮台，并且要把部队伤亡人数压到最低限度。这位英军司令真的下了大赌注！他不是不清楚，倘若大沽要塞前再吃败仗，将使其军事生涯就此完结，而且也会敲响英法联盟的丧钟。更有甚者，这会导致伦敦政府倒台。他和额尔金一样清楚，对华战争在英国很不得人心。

谁错？谁对？两位将领谁能夺得最优秀战略家称号？明天21日便见分晓。

8 月 21 日

整个大白天。新河之后，塘沽；塘沽之后，大沽。

20 日夜晚，柯利诺纵队与 102 步兵强攻团一起，开到塘沽炮台下宿营，以便次日凌晨开始行动。而英军工兵，则连夜在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渠上架设桥梁或搭建过道。借着中方火光，架桥兵和坑道兵加快搭建进度。曾当过工兵军官的拿皮耳将军负责监督完成架桥工程。凌晨 4时许，炮兵在前，大部队离开新河。由于地形状况，不宜部署大的兵力，英军调集 2500 官兵，法军出动千余人和 2 个炮兵连。额尔金由《泰晤士报》记者鲍拜陪同，登上一座寺庙屋顶，就近观战。天气沉闷，一片寂静。

大 沽 要 塞 炮台，僧格林沁近期进行了加固，由 3条 放 满 水 的 壕 沟环抱，相互间则靠布 满 障 碍 物 的 防御工事连接，中间设 有 各 种 陷 阱 和数 行 深 埋 地 下 的交 叉 木 桩 组 成 的绑缚网等。炮台围墙高 5 米，各雉堞胸墙窗洞架着多门大炮。炮台中心建有内堡，起扩大 望和射击范围的作用，上面安置的 3 门重炮，通常向河中射击，而此时已被指向陆地。右岸各炮台，炮弹射程可达对岸各炮台附近，战斗中可向其提供火力支援。而左岸第一座炮台较小，呈边长 100 米的正方形。

清晨6点钟。法军炮兵首先向靠近河边的第一座炮台的右侧开火，紧接着，英军炮兵用臼炮和榴弹炮攻击。清军立即还击。英军出动的 47 门大炮，和法军一起，密集炮轰那座炮台。为钳制对方，琼斯和巴热两将的炮舰也越过白河沙洲，轰击最下游的一座炮台。7 时许，一声巨响，可怕的爆炸震撼第一座炮台。12口径的重炮弹击中炮台火药库，使之爆炸。对当时的场面，吴士礼中校这样描写道：“一团浓烟，犹如火箭一样凌空爆炸，随后，夹带泥土与木块的暴雨，纷纷落下。”霎时间，炮台仿佛不复存在，空前沉静。而不久，浓烟消散，炮台还在！

过一会儿，又一巨大爆炸声在下游炮台震响。同样情景再次出现。但是，这次无疑是法军炮舰击中炮台。联军炮火齐鸣，越来越靠近目标，步兵发动进攻。中国守兵还击不力，射击不准，弹片多在进攻士兵的头上飞过。柯利诺指挥炮兵猛轰对岸炮台，使之再无还击声息。7 点半钟，冲锋发起。

一场白刃战，肉搏战！布隆戴尔将军认为，简直像中世纪战争。戴遂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清军抵抗的场面:“好比古战场那样，清军守兵也很英勇。弹药打光了，抓起敌人打来的弹片投掷过去。然后赤手空拳与我强攻队拼斗，最后全都战死，有的军官则拔刀自刎……”

此时，英军集中全力攻夺炮台正门。他们试图在 3 道壕沟上搭桥，正好成为清军守兵的理想射击目标。搭桥未成，伤亡众多。援军赶到。走运的是，碰巧发现围墙有个洞，是炮弹穿开的；将洞挖大，人可钻过去。于是联军从洞口冲将进去，杜潘上校第一个，其他官兵跟上。进入炮台院内，与守兵拼刺刀。而在炮台另一端，清兵还在射击。法军旗帜在壁垒上飘扬。英兵也破门冲入炮台，并在最高处插上军旗。

临近 10 点，炮台守兵节节败退，竞相逃窜。但他们在外防线受阻，其中一些落入尖桩绊马陷阱。约 400 人战死，百余人逃脱。阵亡者中有最高守将，佩带花翎，着红顶军服，第一座炮台就这样陷落了①。

①这座炮台属北岸三炮台中最小的石缝炮台。阵亡将领为 直 隶 提 督 乐 善 ，皇帝谕旨：“久历戎行，战功垒著”，“从优赐恤，并著在海口建立专祠， 以慰忠魂。”

英国人公认法国人打得漂亮；法国人也承认英国人同样打得好。格兰特向友军致意，赞扬说：“法军将士，怀着第一个把军旗插上炮台高墙上的决心，表现得勇敢顽强，和我军官兵同时从缺口冲入炮台，为他们的伟大国家争了光。”柯利诺将军肩章被子弹打穿；拿皮耳将军非常骁勇，只有 5 处挫伤，不算负伤。

但是法英双方到底谁第一个把军旗插上炮台呢？按格兰特的说法，是年轻旗手查普林。他尽管身上 3 处受伤，仍高举所在的 67 团军旗勇猛冲在前，先于法军上到炮台最高处，挥舞军旗。吴士礼也称，曾见证那一“美妙的”时刻。

夺取第一座炮台，可谓大获全胜。刚刚早上 9 点钟，中方谈判代表就以赶来。他们要见英法两特使；答曰特使不在。他们要求休战，以便抬走伤员；要求获得同意，但时间仅到下午 2 点钟止。不过，清兵拒绝投降。联军两帅、额尔金随即跟来，一同步入刚刚陷落的炮台。他们看到令人震惊不已的场面；处处尽是死伤守兵，臭味难闻。

冲锋过后，刚刚夺取炮台，极度兴奋的随军摄影师毕托就摆好相机，对这些“绝妙的”战争场面，要从不同角度拍下。据芮尼医生说，他请求在完成拍摄之前，丝毫不要动现场，不把尸首抬走。历史上的摄影师们，凡出名者，都要展示战争的残酷性与野蛮性。

已到总结战果时刻。法军士兵 15 人阵亡，129人负伤；军官 2 人阵亡，11 人负伤。140 名伤员已全部送进设在新河当铺的战时医院。埃里松失去一位战友布朗凯，这位出身名门望族的中士长，是和杜潘上校一起攻占炮台时身中数弹牺牲的。英军伤亡人数和法军差不多，17 人阵亡，162 人负伤，其中军官 22 名。

而据卡斯塔诺医生统计，法军有40 人阵亡，170 人负伤。他还告知，联军医生们也曾为四五百挂花的清兵治伤，但这些不幸的人在接受初步处置后，随即把绷带除去。

休战结束，联军又向不到 2 公里远的北岸其他炮台推进。但是，联军的战旗换成了白旗。一片寂静。格兰特将军派巴夏礼前去喊话，叫对方缴械投降。但只得到一位军官的一阵咒骂：“不过就1个炮台陷落罢了，还有 4 个固若金汤呢。我们将像第一炮台那样要坚决保卫！”

格兰特和柯利诺协商攻打方案。可是，就在格兰特调动英军炮兵之时，法军等不及，竟向沿河涌去，冲向炮台。对强攻的情形，德洛尔这样描述道：

“法军迈开赛跑般步伐，向随时能发出弹片将他们击倒的炮台冲去。海军陆战队率先冲过第一道壕沟，强击步兵匍匐越过横跨壕沟的梯子；越过第二道壕沟，他们便冲到第三道、即最后一道壕沟。就在跨越之时，强击兵们从墙垛之间看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刺刀，原来他们已经从朝向白河的炮台入口冲了进去。他们试图放下吊桥，可是大门打不开。凭借战友递给的粗绳，他们飞速爬上炮台，只见墙后 4000 清兵跪着求饶。”其实，炮台守兵未作任何抵抗，全都把枪扔在地上或架起来。他们集中在炮台一角，不出声地等着，有的坐在地上不动，有的像是在哀求。

这便是柯利诺将军及海军陆战队所见的出人意料的一幕。接着，蒙托邦和格兰特两主帅进入炮台，并问清兵俘虏他们的首领在何处。俘虏们回答“不知道”。但三个无明显特征的清兵上前解释说，他们的都统，大概是僧王之弟①，已在第一个炮台交战中阵亡，故部下丧失斗志，不能再战了。没有皇上钦定，谁也不敢取代指挥肩负重责！三人还说，第一座炮台陷落，任何抗击都徒劳无益了。他们乞求放一条生路，以便能去右岸。

①实为直隶提督乐善。

俘虏实际有两三千余人。该怎么办呢？令战俘万分惊讶的是，他们被允许从容离开。杜潘上校曾指责这种宽大做法，认为是个“错误”，担心这些人回到僧格林沁军中，又将会在以后的交战中与他们遭遇。而布隆戴尔将军，在对华“远征”正式报告中，则肯定了这一做法。他指出：“出于人道而采取的这种措施，确实有一个弊端，即他们将被敌人再度利用，与我们作战。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因严重缺粮，对这些丧失抵抗能力的俘虏已无别的选择，要么放了他们，要么杀了他们。”

在炮台内，英兵发现一些大口径的大炮，上面刻有英文“Moore-Woolwich”（摩尔 - 伍尔维奇）字样。原来是去年英国海军败阵时丢下的……这些大炮后来被运回到英国。

巴夏礼和罗亨利遵照英军主帅命令，举着白旗马上去到白河对岸西口村，与直隶总督恒福谈判。法军三名军官：康普农少校、柯利诺将军副官昂德库和科尔斯，请求陪同前往。一到右岸，联军代表先遇见一位姓王的中国通译。这位年轻官员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在美国驻上海使团受训，后赴英美游历。1858 年和谈时，他曾是协助威妥玛的中方译员之一。他这次是来向额尔金特使转交恒福总督的信件的。巴夏礼认识他，却粗暴而咄咄逼人地对待他，声称对方最好直接去见英军主帅。而巴夏礼要到西口衙门见总督大人。

巴夏礼要求总督下令右岸各炮台，连同大炮及兵械库，统统投降。会谈或密谈花去许多时间，约 4 小时之多。双方各执一词，毫无结果。虽经上午的惨败，恒福仍寸步不让。他很清楚，交出炮台，对于他意味着失去官位，甚至会冒死罪。而巴夏礼在向恒福告辞时，显示了他的谈判才能。

巴夏礼问总督大人，是否全城百姓都已撤离大沽。

“没有，他们为何要那样？”恒福吃惊地反问。

“天哪！”巴夏礼也惊讶地说，“叫他们赶快逃命吧，一刻也不要耽误。炮火弹片将像暴风骤雨一样落到那个地方，谁也休想活着出去。我们不愿伤害无辜的居民，妇女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您有义务敦促他们尽快逃离。我们只针对军队和官员，我们要消灭他们。”

想不到几句话，竟然产生大效果。恒福一听脸色大变，显得十分紧张。随后，他下定决心，对巴夏礼说道：“好吧，那请下马！我们就此好好商谈。”

就这样，天黑时，南岸炮台投降达成协议。条件是，全城百姓得到尊重，财产受到保护。恒福还获准派人去找回第一炮台战死的主将尸体。这位英勇保卫炮台的将军阵亡，使其他防御阵地丧失了抗击士气。

军事行动刚刚结束，一场可怕的暴雨猛降战场，淹没平原。官兵们冒着倾盆大雨，艰难地向后撤，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塘沽营地与新河营地之间 8 公里的泥泞路上。他们回到全都淹在水里的营地，根本不可能生火。士兵们整个白天什么也没有吃，只得嚼点饼干之类的……一个凄惨的夜晚等待着他们。英军炮兵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把深深陷在泥里的两门围攻重炮拉回基地，只好作罢，无可奈何地躺在大炮旁边过夜。

一连数日，平原淹在水里，到处变成沼泽。仅差几个小时的工夫，反复无常的天气就会改变这个决定性的一天的进程。杜潘认为：“如果暴雨早来数小时，那我们的炮兵将难以动弹，夺取大沽炮台则不可能。”埃里松也指出：“那一天，要是早几小时遭遇大雨，将使远征中国一败涂地。”英法联军真走运！

杜潘上校对当天的战斗作了个小结：“就这样，5 座炮台，我们武力夺取 2 座及 2 个敌营，缴获大炮 518 门，其中 110 门为铜制，还有大量军需物资。白河从此可以自由通行，联军供给变得充裕。这便是当日战果。另外，我们击毙清兵 2000 余人，包括炮台主将。”巴夏礼非常满意地说：“大家应当庆贺的是，仅用一天时间，花了很小的代价，就迫使 5座可怕的炮台投降。”

当天的英雄，非柯利诺将军莫属。他始终一马当先，非常勇敢机智，深得英军赞扬。蒙托邦主帅夸他行动冷静，指挥有方。跟随他去攻占炮台的强击兵和海军陆战队，个个都是好汉。广东苦力也受特别表彰。他们按规定只运送爬墙云梯，但也冲在阵前，参加战斗。格兰特向他们致谢，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

“这证明我提出攻打炮台的方案对头，必胜无疑。”格兰特将军带着得胜的口吻说道。按他的解释，岸北那座主炮台，即第二座，临海一面防御十分严密，后边朝陆地方向防守则显薄弱，仅有一堵护墙。而且，一旦攻下第一个炮台，主炮台便直接处于第一个炮台的炮火攻击之下。

吴士礼向格兰特将军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写道，对于士兵来说，随便褒贬顶头上司，本属无纪律的表现，但他发自内心要表达“远征”军的普遍意见，那就是：“当时，谁也不如霍普·格兰特大人那样坚定和自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显得高人一筹。如果他能听到 8 月 21 日晚上英军兵营人人都向他祝贺，那他定会感到，尽管决心下定时不免有所担心，自己最后总算得到广泛回报。”

明眼人不难看出，吴士礼中校对格兰特司令的称赞，显然意在否定蒙托邦将军！

诺利斯上尉 1875 年把格兰特将军《征华日记》整理出版，书中也提到蒙托邦将军关于攻夺大沽要塞的态度。在他看来（也可视为在格兰特看来），蒙托邦曾经坚决反对英军参谋部提出的攻打计划，仅同意派遣400 法军士兵及一小队的炮兵参战。诺利斯声称当时认真了解情况并得知可靠的消息，蒙将军头天曾答应派两个炮兵队参战，而当天却只派一个队出动。再者，柯利诺当时率的炮兵队榴弹炮出故障，不得不求助于英军。

这种说法也由杜潘上校加以肯定。杜潘认为，蒙将军在攻打大沽要塞首座炮台时明显有错，即将三分之二的炮兵力量闲置，致使柯利诺向出动2500人的英军借用两门榴弹炮。另据诺利斯所言，蒙将军只是在战斗接近尾声，即攻占左岸第一座炮台之时，才出现在战场上，而且竟然没有带剑在身！

和吴士礼一样，诺利斯也赞扬格兰特将军敢于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他回忆说，对华“远征”在英国很不得人心，一旦遭受失败，反对派必然会把法国在这次征战中曾持保留意见拿出来做挡箭牌。格兰特日记出版者曾写道：“值得记取的是，在 1860 年，人们认为法国人的打仗本领与学问远超其他国家……”关于这次征战中最危险的此次战役，他得出结论说：“结果好才是最好。”他赞颂格兰特将军具有洞察力，以军事行家的眼光，判断出大沽要塞北岸首座炮台防守弱点所在，而其他炮台又依赖于那座炮台。

关于蒙托邦将军的抗议，诺利斯后来毫不客气地写道：“法国盟军的合作给胜利制造的障碍，比清兵的抵抗还要大……蒙将军在行动中想把自己的责任洗得一干二净，拒绝参加他认为注定失败的进攻，尽管最后时刻出于谨慎盘算决定派出400步兵，以表明法军参战。”诺利斯还告诉我们，蒙托邦见事实证明他确实有错，便要求收回自己的抗议。

8 月 22 日

中国守兵混乱不堪地撤离各座炮台，扔下 500 多门炮和数量惊人的各种军需。他们后撤到天津一带。而僧格林沁由 150 名骠骑护卫，也同样撤离，肯定是踏上了回北京之路。

英法军队越过白河，毫无困难地进入右岸各炮台。他们在主炮台中发现清军统帅当作指挥部的木板屋，陈设舒适，墙上挂有军事地图。而两国海军则把堵住河口的各种障碍——铁链、竹排、树栅和突堤等，全部清除。舰队开入白河。

英法将领们评估新的军事态势。由于首战告捷，对华征战似乎走上坦途。即使清军庞大骑兵完整无损，天津已唾手可得。这座重镇距大沽约 55 公里，而离北京仅 100 来公里。前去天津，可取道旱路（白河两岸均通行）或水路。新河和大沽均为后方基地，而白河成为交通和供应要道。事实上，尽管河道蜿蜒曲折，炮舰一天足可开到天津。

因而，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蒙托邦将军毫不迟延，特派身边第一副官德希安赶回巴黎，负责向拿破仑三世呈递大沽要塞投降和约。而格兰特将军认为，随着大沽炮台攻陷并签署投降书，白河水路开通，对华征战业已结束，或基本上结束。吴士礼也写信告知母亲：“第三次中国战争已经终结。”

第二轻步兵营少尉博瓦西厄却深感失望，写道：“战争结束了，所有炮台都落入我军手中。我们刚开了个漂亮的头，远征仗打得太少。这不值 6 个月的海上颠簸。”而同营的另一个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则高兴地写道：“天朝外交果然比军队更有本领，必将很快给予我军将士其他报偿和战果。”

米特雷西伯爵强调，这是继 1793 年马戛尔尼、1816 年阿美士德和1858年额尔金与葛罗之后，欧洲人第四次深入白河。他乐观地指出：“而这一次，在幸运的 1860 年，这后两位使节终将直抵北京，在天朝都城签订一个条约。该条约将在这遥远的国土上增强两大盟国的实力，并长期建立向全球各国开放的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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