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周密筹划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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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筹划“远征”
举荐蒙托邦将军
任命冉曼和柯利诺为将军
法国“远征”军组成
英军总司令格兰特勋爵
英国“远征”军组成
朗东元帅训示
英方军令
法军出发
阿尔芒医生的热忱

1859 年 9 月中旬，一得知大沽惨败，拿破仑三世即责成海军大臣阿穆兰上将和陆军大臣朗东元帅为筹备对华“远征”打好基础。——“远征”应当基于四大支柱之上：

——组成陆路部队；
——组成作战舰队；
——运输和军需站；
——制定作战计划。

最初的考虑，是组建一支大的“远征”军，大约 1.8 万人。欧仁妮皇后竭力赞成展开大规模的对华“远征”。陆军部一度计划筹建4 个新的朱阿夫轻步兵团，以志愿兵为主，再加上千余名比利时士兵组成一支部队。但是，由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经济因素，尤其为了不使英国担心，法国在正式审议方案时把计划兵力削减了不少。事实上，英国人不会同意法国向中国派出大量的超过英军的兵力。其次，法国还明智地放弃了向中国派出战马，亦即骑兵队的计划。杜潘上校对此甚感遗憾，不过表示理解，他说道：“……与英国结盟的要求，使这些过于庞大的计划破灭……不过，既然我们邻邦极度的敏感性从此得到了尊重，我们因此可希望，英法间的友好协约将保持平稳了。”

伦敦和巴黎共同研究了军事“远征”如何组织并制定了作战计划。两军总兵力确定为 2 万人，英军 1.2 万人，大部分从驻印部队抽调；法军 8000 人。

在“远征”军筹组中，法国海军上校布热瓦起了重要作用。1859 年10 月，他由阿穆兰上将派往伦敦，负责预先与英方沟通，并与之一起筹备法英联军将在同一战场进行的联合行动。布热瓦上校代表海军部，里布尔上校代表陆军部，与英军代表研究了未来“远征”的各个方面，如：兵力配置、联军间的协调，人员与物资运输，后方基地，进攻目标等。对夺取天津的方式——取陆路或水路——也作了研究。至于夺取北京这一最高政治目标，联军当时尚在犹豫之中。

“远征”军总指挥尚待择定，挑选并非易事。朗东元帅最先想到1859年蒙蒂贝洛之战得胜者弗利将军，他曾率4000兵勇打退1.8万名奥地利人。拿破仑三世皇帝拒绝这一人选，认为他虽刚毅，鉴别力强，但他对人态度生硬，性格耿直古板，不适合与盟军灵活处理关系。

拿破仑三世倾向于年轻而敢想敢干的特罗绪，他是索尔费里诺战役的英雄，紧急关头表现得卓有见识、沉着冷静。皇帝很可能会提升他为元帅。特罗绪与出生地贝尔岛联系紧密。不过，他对主宰意大利战争的无序状况怀有不愉快的记忆，他要求同时拥有外交和军事全权，最后他以家庭原因为由婉拒此任。拿破仑三世的副官弗勒里伯爵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皇上曾对他谈到，“难以找到一位精力充沛、且能与英国人保持融洽态度的帅才管理者和组织者”。于是，他想到举荐蒙托邦将军，这一保举被接受了。弗勒里记得1837年他作为青年志愿者入伍赴阿尔及利亚，蒙托邦曾热情欢迎他加入由他指挥的驻奥兰的北非骑兵团。

任命一位骑兵军官统率一支几乎完全由步兵组成的法国“远征”军，定然令人大为吃惊，但这是很适宜的选择。其实，蒙托邦身上兼有士兵加组织者的优点，广受赞扬。大家知道，他刚毅过人，处事有方，然而一直手头缺钱。蒙托邦少将作为驻非洲老战士，大半生在阿尔及利亚度过，在那里享有盛誉，为此赢得过约 12 次嘉奖。最突出的战功，是在摩洛哥边界俘获埃米尔阿卜杜勒－卡德尔。

即将以地形测量处主任身份参加“远征”的，对这一任命十分赞赏。他认为，蒙托邦除军人优点外，还有“非同寻常的性格，即集坚毅、机智却又随和、通融于一身；这在肩负与高傲而敏感的盟军融洽相处的使命中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后来看到的情形，却并非全都如此……对于蒙托邦将军的个性魅力，记者兼史学家德洛尔持保留看法，更多强调其机会主义的一面。“作为驻非老兵，非洲战争养成的优缺点他身上均有，而缺点多于优点。不过，他精明能干，才智横溢，平易近人；其军人习惯使之不越过阿拉伯办公室所划定的谨慎行事的界限，待人接物随机应变，故而能很好地与敏感的盟友相处。”

年已 63岁的蒙托邦将军，在贡比涅行宫受到拿破仑皇帝接见。和枫丹白露宫一样，这里也是皇家最喜爱的度假地，每年 11 月 15 日圣欧仁妮节起，皇帝喜欢在此理政。拿破仑三世问他，是否感到有足够力量经受得住可能持续很久的“远征”劳顿，以及可能炎热或寒冷的恶劣气候。蒙托邦满怀豪情地回答，他在非洲度过了 27 个春秋，从未生病，身体反而因战争劳累变得更结实了。皇帝从御桌上拿起一张中国地图递给他，随后让他去见哥士奇伯爵。哥氏是法驻华使团一等秘书，大沽事件时在场，被派回国向政府汇报这一惨败情况。这位外交官负责向蒙托邦将军介绍他对中华帝国人与事的所有知识。接着，蒙托邦以对华“远征”军总司令的身份，被介绍给了宫中达官显贵，以及欧仁妮皇后。11年之后，在 1870 年夏天那个悲剧性的时刻，已成为摄政者的皇后还记起蒙托邦其人……

受命担任对华“远征”军总指挥之际，生性谨慎、且惟恐失去其特权的蒙托邦将军非常关注并让政府为其详细说明任职的条件。1859 年 11 月 13 日政令明确了他的职权。按其要求，蒙托邦将军获得了全权。除法国“远征”军陆军司令外，他还担任海军总指挥，而且有权处理外交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拿剑之手，也应握笔”。人们将看到，此等广泛的职权，大部分不久就被收回了。

鉴于战区遥远，蒙托邦将军还拥有一些特殊职权，如有权任命上校以下的各级军官和授予荣誉军团四级以下的勋位。

然而，令蒙托邦不太高兴的是，他要求带一个科学家和艺术家委员会随军出征，并在“自从与路易十四（确切地说应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同时代的乾隆皇帝以来，欧洲人未曾深入到 中国内地去收集所有带来好奇的历史与艺术文物”。这一要求未得到满足。蒙托邦心中想的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随行的那个著名的由一批杰出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其非凡的业绩成为埃及学的开端。

说到委员会，只有一位学者，即洛图尔伯爵随军参加了对华“远征”。这是蒙托邦最大的不幸！他还曾要求带一名摄影师，竟被拒绝，实在遗憾。这样，联合“远征”中许多情景及场面，后来全由英军垄断拍照，并且主要归功于才华横溢的费利斯·毕托。

总司令之下配有两位副手：冉曼和柯利诺准将。第一副手冉曼将军在总司令不能分身时可代行其职。蒙托邦在《回忆录》中写道，两副将中，“前者性情沉稳，忠心耿耿，刚柔并济。后者军事才干和资质，属深受推崇的将领之一，性子火爆，且多疑，但非常直率。”不过，正如柯利诺所指出的，第二帝国众多将军中，自荐赴华者寥寥无几……

拿破仑三世还钦定身边副官之一的施密茨中校为“远征”军参谋长。而炮兵由本茨曼上校指挥。工兵部队则由蒙托邦将军亲信、当时在交趾支那执行任务的戴鲁莱中校带领。行政事务由助理军需官杜比负责，但他本人（在组建“远征”军时）无须从中国折回了！

法军骑兵指挥官雷布尔被派往英军任特派员；而英军弗利上校则来蒙托邦将军身边任联络官。还有一批无具体职务的额外军官随同“远征”，一旦需要……即顶替正式任职者……

杜潘上校以行家眼光强调指出了实施这类“远征”所带来的各种困难。他写道：“组建用于远征的舰队和军队是一件比人们通常的想像更为困难的事情。将领的选配，士兵的素质，发布清楚准确的命令以便控制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避免冲突，规定卫生预防措施，需要运送的各种军需辎重的数量和质量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由战斗力评估和特种军需组成的整体，若要使这个整体配合得好，就要有很强的分寸感，尤其要靠丰富的经验。”

授职仪式一结束，对华“远征”军总司令即走马上任。蒙托邦将军有两个月用于准备；其实，时间很紧迫。当时已 9 月底，12 月份首批部队就要离法。在此期间，他要对克里米亚战争和意大利战争的不足进行总结，做出结论。他知道，此次到世界另一端肩负使命能否成功，大半取决于准备的充分与否。由皇上指定的有效班子，朗东元帅和弗勒里将军会大力协助他。

一种与英国人竞争的强烈情绪主导着备战，而且在整个“远征”进程中依然继续着。英国人一向以办事严谨老练、有条不紊而著称。法国人决不能被人家看成缺乏准备、办事轻率或粗枝大叶。这关乎法兰西帝国的荣誉和名声。

自 11 月 7 日陆军部长将征募志愿兵的通知发到各军区起，大概四分之一以上的部队都报了名。据夏尔·德·米特雷西伯爵称，“由于军中各团报名的军官、士官和战士众多，陆军部难作决断”。对这种报名热情，杜潘上校认为应打个折扣：虽然士兵们踊跃应召（因为有特殊待遇吸引，如提高军饷，“远征”回国后有 1 年假期等），但在军官中热情没有这么大，而高级军官中响应者更少。

对于“远征”部队，无论军官、士官，还是普通士兵，挑选都相当严格，只有最强健的军官和最壮实的战士才被选上。正如德拉格朗热中尉报道的，“所有体弱者，统统被淘汰”。被选中者，有许多是意大利战役老兵。可以说，这支对华“远征”军，皆由精锐部队组成。

作战部队包括 2 个步兵旅，属于不同兵种，共 5600 人，其中有 1600名海军官兵。第一旅由冉曼准将指挥，包括四个步兵营（两营轻步兵）、第 101 步兵团和 2 个工兵连 320 人）及 1 个工程排。第二旅由柯利诺准将指挥，也包括 4 个营，其中有奥马莱上校率领的第 102 步兵团，瓦索涅上校率领的第二海军陆战营，和 4 个炮兵中队（1200 人）以及 1 连架桥兵与1 排引信兵。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远征”军中没有骑兵，仅有一支50来人的轻骑兵小护卫队，负责跟随总司令和外交代表一行。蒙托邦将军还可依靠法国现代化的海军及一支适合的舰队（已有钢铁船体、蒸汽机与螺旋桨结合一起的军舰）。拿破仑三世上台以来，在海军经费上并不吝啬。海军部长阿穆兰上将则忙于集结必需的部队运输船，同时从英国购置 3 艘快速蒸汽巨轮（即“日本”号、“欧洲人”号和“威悉河”号），加速造新船，包租商船等。法国舰队共有 42 艘螺旋桨船，6 艘轮船，13艘帆船，以及 87 艘用于运输的租船或包船。

当然，不要忘记已有的 21 艘战船，其中 16 艘炮舰均能越过白河沙洲，并溯河而上。这些铁件可拆卸的炮艇配有30厘米口径有膛线的大炮。火力强大而且机动，它们将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可是，必须指出的是，海军的实力在复核时可能被削减了。从法国各港口出发的舰队将与已在中国海的舰只会和。

这次“远征”还配备了一个医术很强的医疗队，由首席医生卡斯塔诺带领，包括 40 名军医和 8 位药剂师。另有宗教处，有随军高级牧师特雷加罗神甫，同时也有一位新教牧师朱雅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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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英国军队相当僵化，几乎没有战斗力。虽然自1815年以来，英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军队在处于赫赫有名的统帅惠灵顿勋爵一成不变的控制下，自滑铁卢战役以来实际上并无进展。甚至可以说管理非常混乱，指挥无能，军需很差，医疗勤务更是缺乏。总之，官多懈怠，兵无斗志。不过，英军的全面恢复活力却是迅速和彻底的。

根据剑桥公爵的提议，对华“远征”军总指挥权托付给了霍普·格兰特中将。格兰特将军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古老的家族，经历丰富，尤其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数次印度战争。在镇压印度大叛乱中，他恰好刚刚立下卓越战功。

英国“远征”军由一批享有盛名的团队组成，其主体部分同样是 2个师。第一师由米启尔少将（相当于当时的法军准将）率领，辖两个旅11 个团（其中印度团 3 个）。第二师由拿皮耳少将率领，辖两个野战炮兵中队，1 个攻城炮兵中队，它们是经埃及从英国派来的，配有新式阿姆斯特朗大炮，用炮闩架射。3 个炮兵队由克罗顿准将（相当于上校）指挥。另有 1 个女王工兵连和骑兵队，由巴特尔准将调遣。

英军骑兵有 1340 人（军官 40 名，英国士兵 400 人，印度士兵 900人），包括 2 个“女王卫队龙骑兵”队，2 个非正规的印度锡克骑兵团，分别由范纳和普罗宾少校带领， 两个少校后来在“远征”中可谓出尽风头。普罗宾少校指挥的锡克骑兵第一团全由志愿兵组成，驻扎在印度中部勒克瑙。该团 18 天内急行 600 英里，再乘火车赴加尔各答，从那里上船开往英军聚集地香港。

正如英国纪实作者吴士礼、塔洛克等后来着重指出的那样，英军特别注意设立管理和医疗服务处。只有从开普敦来的一个辎重营略为欠缺些。对于英国人来说，筹组“远征”军较为容易。他们在印度及开普敦驻扎着许多部队，步兵骑兵皆有，可以比较容易地经香港派往中国大陆，其辎重运输问题同样减少了许多。他们在开普敦买了许多马，装在厩船上送往战地。

英军在中国海域已有一支舰队，由海军上将贺布率领。上将强攻大沽要塞负伤，现已养好。英远东舰队继续加强，有 61 艘螺旋桨战船，其中多为炮艇，10艘轮船，16 艘大帆船。其次，英国包租的商船数量庞大，有 135 艘之多。在总兵力上，英军明显比法军多，约为 1.26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印度。另一些人的估计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如果相信英史学家米切尔·曼的说法，英军数量甚至高达 1.65 万人。在陆军兵种配备上，英军比法军协调更为严密，因为后者无骑兵。英国人预计，战斗打响后，在初期可投入的实际兵力约 1 万人。

同克里米亚战争时派去的 6 万兵力相比，英法对华“远征”军才 2万人，只能算一支小军队。不过，如果相信英军营地军需助理吴士礼中校的话，英国从未像现在这样，一旦开战就派出组织得如此周密、又如此有效而精良的部队。就连涉及士兵医疗卫生与舒适所需的一切都没有忽视。他甚至敢说，这次“远征”准备得“十全十美”。

然而，额尔金勋爵却认为，这次“远征”代价巨大，与其目标极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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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年 12 月 15 日，蒙托邦将军接到朗东元帅的训示，他认为训示“太简单”，其实却很明确、审慎而且全面。这六点训示很有意义。朗东元帅首先强调，这不是一次“平常的征战”，故对“远征”军司令有“特别”的指示，包括下列 6 个方面：

（一）嘱其谨慎对待“海军”指挥官的敏感性。

（二）要求特别注意与英国人协调一致。嘱咐他务必与英军司令融洽相处。保持与“盟军将领日常交往中”的和谐，丝毫不能疏忽大意，以确保作战时看法统一、齐心协力。

（三）出征目标已确定。要突破 1859 年两使节行程受阻的地方，即大沽炮台；要进驻距北京最近的“坚固且具威胁性”的阵地——天津。训示明确要求，“最适当而重要的是停在天津驻扎固守，决不后退”。朗东元帅认为，一旦拿下天津，盟军的存在“将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起重大作用，可能足以促使其决定按我们所强加的条件讲和”。当然，必要时向北京挺进的可能性也作了考虑。不过，在陆军大臣心中（甚至在拿破仑三世心中），这不是最可能的假设。届时将由蒙托邦将军来确保“这次新进攻的决定性成功”。

（四）关于作战方式，训示要求最大限度利用舰队作为后方基地（军需仓库和医院等）。

（五）“远征”军总司令同负责与中国人和谈并起草条约的外交官之间应当保持的关系也被作了认真考虑，因为这种关系必然难以处理。

（六）至于与英军统帅的关系，希望法方将军（和英方将军）表现出“对共同事业忠心耿耿、互相提携的精神”。最后，训示要求法军将领“慎之又慎”，切勿考虑“可能出现的个人问题”，以便不给“如此遥远的征战增加困难”。

这些最新嘱咐，并非徒劳无益。正如蒙托邦将军后来致陆军大臣的信中所承认的，有好多次，他都竭力克制自己，严格服从训令。

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这场军事征战的结局，法国陆军大臣表示乐观。在他看来，“敌人并不可怕”。“攻占皇帝钦定的阵地，是你们赴华使命中最轻而易举的部分……中国军队尽管上次取胜，但算不上可怕的敌手；不是小看他们，我们有把握攻击之。他们的力量在于在自己土地上为保卫家园和信仰而战的全体人民，而他们在对其起保护作用的气候条件下作战，而这种气候对其敌人却往往是致命的”。朗东元帅觉得，困难主要来自气候条件。

帕麦斯顿首相对英国“远征”军只下达总的指示。具体训示则由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给英军司令格兰特将军下达。格兰特将军接受的训令，和蒙托邦将军的类似。训令中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的目标，旨在获得对“白河口侮辱事件的正式谴责和道歉，随后保证批准《天津条约》”。（关于与法军的关系）训令以一种表现出优越感的口气嘱咐英军司令，在任何情况下给予法国盟军“以各种支持”，并“真诚坦率地与其将领们联合行动；这是对于远征成功必不可少的英法协约的最可靠的基础”。

当蒙托邦将军带着军事与外交全权即将离法之时，英国政府却还在考虑是否要请额尔金勋爵重返中国。

法国“远征”军应从海军运输船只集聚的军港土伦启程。在部队上船之前，蒙托邦将军认为必须亲自前去查看出发准备情况。视察后他很不满意。“军官安顿太差，士兵挤在太窄的空间里，而直至好望角的航行中途是不停靠的”。如此不舒适，他甚感不安。他强调说，习惯航行的人迫不得已时可能挺得住这些条件，而陆军肯定不行。他有言在先：“若坚持那样，到了上海，我手下与其说是一支军队，倒不如说只剩了一所医院。”

他向朗东元帅表示了对阿穆兰上将的不满。皇帝即派身边副官之一卡斯特尔诺上校前去土伦了解情况，后者确认了蒙托邦将军的担心与批评在理。为此抽调了更多运送船只，出征官兵在船上的活动空间有所扩大。其次，船队预计中途在加那利群岛、好望角、新加坡和香港停靠，然后抵达上海，完成第一阶段征程。

蒙托邦将军关心部队福利，值得推崇。在 19 世纪的军队中，人们还不习惯于为此类问题操心。克里米亚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时期的士兵可以为此作证！其实，关心部下福利，也是要保证他们健康平安抵港。蒙托邦对这一做法颇为自许，他毫不犹豫地断言，靠了这些措施，部队虽经长途跋涉，但到达上海仍精神抖擞，“即可投入战斗”。

将军秘书兼翻译莫里斯·埃里松敬佩地赞扬司令的组织才干，说他一切都要预作准备，细致周到，关心士兵生活。在他看来，蒙托邦将军并不属于“设法应付派”，即意大利战役中那些有办法的人。他进而断言，“远征中国堪为组织工作的奇迹”！出征伊始，将军脑海里已有全面计划……“并筹备各种要素，甚至治疗发热病人的奎宁”。

当年 12 月，法国远“征军”大部（陆军步兵）从土伦登上 9 艘蒸汽运输船：“敢闯”号、“山林女仙”号、“汝拉山”号、“涅夫勒”号、“卢瓦尔河”号、“卡尔瓦多斯”号、“加龙河”号、“莱茵” 号和“伊塞尔”号。翌年 1 月初，“快帆皇后”号（向民间购买）、“杜佩雷”号（老帆船，在中国海面当医院用）和 3 艘运炮艇的蒸汽船“威悉河”号、“欧洲人”号及“日本”号，也驶上了开往好望角的航道。第二轻步兵营搭乘“罗纳河”号从布雷斯特出发；另一个轻步兵营和一个海军陆战团也聚集在大西洋岸边洛里昂、瑟堡和布雷斯特等港口，准备登上三桅驱逐舰。

总共有16艘军舰和百余艘运送食品、煤炭和作战物资的商船从法国港口启航。

卡斯塔诺医生叙述了部队出征时的心情：“出发时的喜悦，与这场无先例的远征的难料结局所引起的忧虑感交织在一起，这从所有人的脸上都看得出来。因为就要去冒险天涯，却不能肯定将要展开的战斗能否成功，甚至不知道能否回国，这自然令人忧虑。”这位军医补充道：法军士兵也带着这样的想法出发，即他们“进行光荣的远征是为了复仇并重竖法兰西的旗帜”。

另一位随军医生阿尔芒在记叙开头这样写道：“我们为能够参加对华远征深感荣幸，20 年梦寐以求的旅行就要实现了。远洋航行的吸引力，途中观察研究各种气候变化，法国军队将要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最遥远的征战，尽管前景未卜，但一切全都汇集起来诱惑着喜欢冒险的人。今天，我们在鼓乐号角声中满怀激情地出海，船员和部队官兵不停地高呼，皇上万岁！法兰西万岁！”

1859年11月19日，蒙托邦总司令从巴黎向出征部队发出第一号命令：“在拿破仑三世皇上和法兰西国家的庇护下，你们应召进行一场遥远而光荣的征战。

你们的使命，不只是要为已使法兰西享有盛誉的所有征战添上新的一页。你们要以严明的纪律，向众多民众表明，你们并非他们所想像的那些夷人；同时要以尚武的激情，向他们证明你们的勇敢。我国国旗第二次与英国国旗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将是胜利的保证，正如两个民族结盟是全世界和平的保证一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是伟大而美好的。而成功取决于你们对皇上和对法兰西的忠诚。待回到祖国的那天，你们将自豪地告诉同胞们，你们把国旗插到了不朽的罗马在其全盛时代也从未想过派兵深入的地方。

皇帝陛下赋予本人统帅之职，我感到荣幸之至。我深受恩宠，只能以尽心尽职、时刻关心满足你们的需要予以报答。战斗打响之日，你们靠我，我靠你们：我们要高喊着‘皇上万岁！法兰西万岁！’去夺取胜利。”

巴赞库尔男爵和米特雷西伯爵一样，在引述蒙托邦将军这道命令时还补充一句：“愿上帝保佑这支小军队，飘洋过海，远离故土五千海里，去为基督教与文明的神圣权利而复仇吧！”

朗东元帅向蒙托邦将军庄严地宣布：“现在请接过法兰西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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