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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唾弃黄金可汗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武力震撼了整个世界：
苏丹被推翻、哈里发在没落，
而恺撒则在王位上惶惶不可终日。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
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耶律楚材，1237年
1210年，马儿年，是成吉思汗人生的第四十八个年头，也是他的新国家建立的第四个年头，一个代表团来到蒙古人的营地，他们宣布，金国的新可汗已经即位，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必须臣服于新君，因为蒙古是金的附属国。金朝（女真人建立的王朝）的首府中都，兴建于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125年，那里是现代北京的兴起之地，金王朝控制着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现今内蒙古的大部以及华北地区。由于自身源自于满洲森林的部落民，他们声称对所有的草原部落都具有统治权。汪罕过去曾效忠于他们，而今女真人看来又渴望重申自己对成吉思汗的优越感，因为作为草原游牧民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成吉思汗已经取代了汪罕。
女真人对草原的权威不是取决于其军事威力，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流入畜牧民众中的货物的牢牢掌控力，这些货物来自于整个中原的作坊和城市。草原可汗的地位，取决于他赢得战争以及确保稳定的商品供给能力。通常两者是相一致的，战场上的胜利，可提供劫掠战利品的机会。成吉思汗击败并统一所有部落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无意之中带来了结束劫掠的结果，但也因此窒息了货物的流通。由于所有的制造品都源于南方，成吉思汗要取得这些制造品的话，要么就作为仆从勇士，效忠于南方的某个统治者以获取货物；要么就去攻击他们，抢夺货物。
成吉思汗并不信任女真人。蒙古人与契丹人在种族和语言上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而今女真人已经击败了契丹人，并且统治着他们。由于意识到新蒙古统治者的权威，很多契丹人逃离女真人的领地，前去投奔成吉思汗，寻求庇护。1208年，四位女真朝廷高级官员投奔蒙古人，他们极力要求蒙古人攻击女真人，但由于担心这是一个圈套或是其他什么邪恶的阴谋，成吉思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210年，女真黄金可汗突然去世，其子不久即位，这给女真朝廷提供了一次弄清成吉思汗底细的机会，他们派出使团，向成吉思汗宣布君王的变更，并要求成吉思汗坚定地臣服新君。一位蒙古官员任职仪式的整个过程，保存在1878年《顺天府志》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满人——女真人的后代——的宫廷使臣所记录下来的，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臣服仪式的某种印象。年轻的蒙古人“谦恭地跪于地上”，“深表谢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低能的蒙古奴隶，完全无力报答以前数代家族所接受的皇帝恩惠，他郑重表明自己要克尽职守，竭尽绵薄之力。”接着，他“转身朝宫殿伏地叩首……感谢皇恩。”
成吉思汗十分清楚该如何叩头——他曾一次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上，向“长生天”表示敬意——然而在年届五十的今天，他不想再对任何人下跪叩头，也不再是任何蒙古人的奴隶。据说，成吉思汗刚一接到要其表明降服的命令，就转身朝南而唾，对黄金可汗（即女真人的新可汗）进行了一通报复性的辱骂，随后翻身上马，向北绝尘而去，留下瞠目结舌的使节，呆立在飞扬的尘土之中。成吉思汗对黄金可汗使臣的公然蔑视，无异于是蒙古人在向女真人宣战。成吉思汗对商品货物的需求早就给他提供了向女真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今黄金可汗对成吉思汗提出的臣服要求，又给他提供了发动进攻的籍口。
在短暂会见女真使臣之后，成吉思汗返回到建立在客鲁涟河岸的营帐中，并于1211年（羊儿年）的那个春天，召开忽里台。人人都清楚会议有重要议题要表决，因此人们可通过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来行使否决权；要是参加忽里台的人数太少，成吉思汗就将无法继续下去。通过组织一个长期公开性的讨论，共同体中的每成员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尽管士兵们在战场上应该要绝对服从命令，但即便是最低级的士兵也是被当成下级伙伴的，他们不仅要理解作战的目的，而且还具有自己的发言权。高级成员在大型的公开会议上聚集起来讨论问题，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与低级勇士们一起讨论。为使每位勇士都负起完全的责任，无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并且必须明白，他们正处在作战计划的什么位置上。
会议通过邀请包括来自结盟的畏兀儿国和西夏国的代表，成吉思汗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他发动侵略的时候，就无后顾之忧了。在本国，他也要鼓起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勇气，获得他们的理解。为达到这两个目标，成吉思汗利用部众的荣誉感，迎合了他们对女真人过去的错误行为实施复仇的要求，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机会，即从女真人城市的巨大财富中获取无限的财物。据《秘史》记载，一旦成吉思汗确认民众和盟友会坚定地支持他，他就会公开地从忽里台集聚的代表中退出，私下前往附近的山上祈祷。他除下小帽和腰带，在“长生天”之前跪下，并向神的守护者述说自己的情形。他依次数说了几代民众对女真人的不满，而且还详述了祖先被女真人杀害的痛苦。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想反对黄金可汗，也不是想引发争论。
在成吉思汗离开的时候，为了斋戒和祈祷，蒙古人分成男人、妇女和孩子三个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的蒙古民众不戴帽冠，忍饥挨饿，等待三个焦虑不安的日日夜夜，等待着“长生天”的决定和成吉思汗的命令。他们对着“长生天”，不分昼夜地喃喃低念着古老的蒙古祈祷语“呼累、呼累、呼累”。
第四天黎明时分，成吉思汗带着决定出现了：“‘长生天’已经允诺了我们胜利和复仇。”
蒙古军队启程南伐，兵锋直指南方壮丽城市的时候，极度自信的女真军队正在等待着他们，并且还在嘲笑蒙古军队的进军。一位中原文人记录了女真可汗针对成吉思汗所说的话，“我们的帝国如大海；而你们的帝国则是一盘散沙而已，”他这样问到：“我们怎么会怕你呢？”
女真可汗将很快得到答案。
十三世纪，现今由中国控制的蒙古以南地区包含有很多独立的王国，而这些王国可能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女真王国有大约五千万人口，以占据的领土大小而论，在现代中国之内的为数众多的王国中，女真王国仅居第二位。最大和最重要的领土处于南宋政府的控制之下，南宋立都于杭州，统治了南部中国大约六千万的人口，是数世纪中国文明的继承者。一连串的游牧缓冲国家将蒙古高原与宋隔开，每个缓冲国都包含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的地区，这些地区被以前的游牧部落所统治，而这些部落为了更加有效地剥削该地区的民众，曾经一度征服该地，并且定居于此。从草原上冒出的新部落常常取代旧部落，因为旧部落已经逐渐衰弱，而且他们几代人都耽乐沉溺于舒适的城市生活之中。在长期形成的周期循环中，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突袭并且征服南部的农民和城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几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个劫掠的部落所征服。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统治部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规律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女真人的西面是西夏王国，再往西是畏兀儿，最西面则是处于天山山脉的哈剌契丹。畏兀儿已经对成吉思汗负有承诺，而他最近征战西夏，看来只是场战争预演。对西夏的征战发生在1207年至1209年之间，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袭击来进行的。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地针对更强大的女真人的战争预演，这其中包括跨越戈壁。西夏是由一位藏人在现代中国甘肃省境内的黄河上游区域所建立的一个农牧帝国，它占据了沙漠腹地内绿洲沿线的各脆弱环节，而这一沙漠地区却控制了从西部穆斯林世界到东部中原汉地的商品流通。这一通道就像是一条细薄、脆弱的带子一样，穿越沙漠腹地，虽脆弱不堪，但却在东西方伟大文明之间提供了唯一的联系纽带。对西夏的袭击促使成吉思汗掌握了一种针对围墙城市、城壕和堡垒的新战争方式。西夏不仅城池坚固，而且还有大约十五万人的军队，这几乎是成吉思汗所带领的出征军队人数的两倍。与在城市中长大和使用悠久围城战术的将领们不同，成吉思汗创造了自己的攻城战法。他很快地就掌握了简单的战术，例如切断敌人周边的后勤补给；并且不久他又试行了非常不合常理的战争方式，例如在进攻城池坚固的西夏国都时，引黄河之水灌城。由于在工程技术上缺乏经验，蒙古人虽引水成功，但水却冲垮了自己的营盘，而不是西夏的国都。不过，蒙古人经受住了危险的失误。成吉思汗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攻城略池。往后，蒙古人还将再度使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每次都更加熟练于此道，并且也使用得一次比一次成功。
1211年，带着跨越戈壁以及侵袭女真的决定，成吉思汗从事的不止是另一场中国边界的战争：他点燃的将是最终焚毁整个世界的熊熊烈火。没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不知道。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企图征服全球的野心，因为他每次都只进行一场战争，而对他来说，这次只是将要与女真人作战。然而，从这次女真战役一开始，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将要冲出高原故乡，侵占从印度河到多瑙河、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所有一切。转瞬间，仅仅三十年时间，蒙古勇士就将击败他们所碰到的每支军队、夺取所有的要塞以及攻陷所有的城池。基督徒、穆斯林信徒、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很快就将拜服在野蛮蒙古骑兵那沾满灰尘的靴子之下。
跨越广阔的戈壁，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军队出发前，小分队士兵要先行出去查探水源，以及报告草场和天气情况。有位中国目击者叙述了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先头部队是如何去侦察每个山头和所有地点的。他们想知道那一地区的所有民众和资源的情况，而且他们还往往要去寻找以备撤退的退路。
蒙古人非常适合长距离远行；每个人都精确地携带着他们所需的东西，其他的一点不带。他们除穿着直到脚踝的传统羊毛长袍——“迪尔”之外，还穿着裤子、戴着有耳扇的毛皮帽，并且蹬着厚鞋底的长靴。除带着在恶劣天气中起保护作用的衣服外，每位勇士还随身携带着生火用的打火石、一个装水和牛奶的革囊、磨利箭头的锉刀、一根用于围捕动物或捆缚战俘的套索、缝补衣服的缝衣针、一把用于砍削的小刀和短柄斧，以及一个可装所有东西的大皮袋。每个十人小班还带有一顶小帐篷。
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和阵形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他们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传统文明的军队。第一个因素是，蒙古军队完全由骑兵所组成，都是武装骑兵，没有一个步兵。与此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其他军队的主力都是步兵。在这次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大约六万五千名蒙古骑兵，要面对一支人数相当的骑兵部队，加上另外的八万五千名步兵，女真人具有两倍的绝对优势，但他们却没有蒙古军队的那种机动性。
蒙古军队的第二个独特特征就是，不同于那常伴士兵左右的巨大的马匹储备量，他们远距离行军，却没有一个军粮库或笨重的后勤补给线。前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它们作为食物，或通过打猎及抢劫以自给。据马可·波罗称，蒙古勇士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他们渴饮马血，每人都随身带着十磅重的干奶团，每天将一磅奶团放入一个保温皮革袋子的水中，作为一天的食物。勇士们随身带着数片干肉和干凝乳，可一边行军一边慢嚼以食；有鲜肉可又没时间煮的时候，他们就将生肉置于马鞍之下，这样很快就能使肉变软可食。
令中原汉人极为诧异和憎恶的是，蒙古勇士可在长时间中行进，而且仅需少许食物和水就可生存下来；据某人的记载，因为他们无需生火做饭，整个军队扎营住宿，毫无烟火。相较于女真士兵，蒙古人显得更加健康和强壮。蒙古人有规律地食用肉、奶、酸奶酪及其他的奶制品，而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则以各种谷物制成的稀粥为主食。农民战士食用的谷物，阻碍他们的骨头发育，腐蚀他们的牙齿，并且使他们变得虚弱而又易于生病。相反，最为穷困的蒙古士兵所食用的大部分是蛋白质，因此使得他们牙坚齿利，筋骨强健。不同于大量依赖含糖类食品为主食的女真士兵，蒙古人不需任何食物就能轻易地行军一两天。
传统的军队是以长纵队方式向前行进的，带着大量食物的人，则以相同的路线行军，紧随军队之后。相比较而言，蒙古军队则是遍布在一个辽阔的区域上，这给牲畜提供了充足的牧场，也给士兵增加了打猎的机会。成吉思汗居中前行，右翼军掩护西侧，而左翼军则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则护卫后方，因为后方有蒙古人的后备牲畜。成吉思汗军队的十进制组织，使其军队变化多端，极为机动。每支万人部队就像是成吉思汗主营的缩小样板一样，发挥着作用。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行，并且他还按其所需，配置有其他九支部队环绕四周。成吉思汗不是在建立一种军队等级制度，而是在将他的士兵组织进一组同心圆之中。
尽管蒙古人频繁地迁移军事营帐，但每支部队的中央主营却以一种精确的固定模式来加以布置，以便使新来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楚，该到哪里去报告，以及如何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每支蒙古千人部队都有自己的医护部队，这些医护部队通常是由汉人医生所构成，他们负责看护病号和伤员。帐篷以特殊的形式被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名称及用意，甚至帐篷内部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精确地加以布置。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或打猎之后，部队扎营露宿时，将领处在中央营地，四周由卫队和其他士兵守卫。夜间，马匹保持战备状态，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在营地的边缘，还设有环形的防御带。
与结构完整而又布置巧妙的中央营地比较起来，夜里，大多数普通的勇士被分成一个个小群体，遍布在乡间，安营露宿。他们会选择黄昏的时候燃起小火，那时天色不昏不暗，近处看不清燃起的火光，而远处又无法看清冒出的烟幕。就着火，他们快速地准备一天唯一的一顿热食。饭后，他们并不闲逛或在火边睡觉；而是分散成更小的群体，三五人一群，睡在遍布整个地区的隐蔽凹穴中。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开始仔细侦察前后左右。
成吉思汗的士兵遍布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区域之中，通信变得非常重要，又十分困难。传统的军队以大型纵队的方式来行军和扎营，指挥官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可彼此轻易地进行沟通。对蒙古人来说，部队太分散，而且连军官也都是文盲。各级所有的通信都不得不通过口头而非书面来加以传达。命令是通过士兵口头传达的。口头传达系统的问题在于消息的准确性；消息不得不被人一次次地加以准确地复述，然后又要准确地记住和表达。为确保准确的记忆，军官们用韵律来发布自己的命令，这种韵律利用的是一种每个士兵都熟悉的标准系统。蒙古勇士利用一套固定的悦耳音调和诗歌式样，按照消息的含义，可临时编造出不同的词语。对士兵来说，听消息就如同是在学习一首已知歌曲的新诗篇。
士兵们常常在他们的小群体中边走边唱，就如草原上一群群牧民那样，直到今天仍在边走边唱。蒙古勇士除歌唱他们经常所歌颂的有关家乡、女人和战斗内容的歌曲外，他们还歌唱已被编成乐曲的法律和行为规则，以便人人都能熟悉它们。通过记住法律和经常练习“消息—歌曲”形式的方式，所有人都可通过一种便于复述的新诗歌形式，来随时掌握新的消息，并且可把它带到所指定的地方。
尽管在异地作战，与敌军相比，在部队兵员上又处于劣势，但成吉思汗却有从一生征战中吸取教训的优势，而且他又非常熟悉自己的部队和将领。他与这些将领中的很多人一起征战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有少数将领，如博尔术和者勒篾，与他一起征战将近四十年。在远离成吉思汗视线的漫长征程中，他确信自己可以信任他们。成吉思汗同时也熟悉每个将领的强项和弱点。哲别，他的将领之一，作战迅猛，能在战争中抓住时机，并激发起部下毅然决然的勇气；而另一位将领木华黎，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则能承担长久而又艰巨的任务。
不管蒙古人的训练如何有素，纪律如何严明，或意志如何坚决，他们也不能通过传统的战争来征服设防的城市。面对女真人，成吉思汗使用早年在草原战争中所用过的基本策略，在第一批箭射向战场对面之前就设法赢得战争，先通过引起混乱，并随即灌注恐惧摧垮敌人意志的方式，来击败敌人。由于蒙古人最初是缺乏摧垮厚重城墙的武器或知识的，因此他们就在城市周边的乡村中引发灾难，并迅即消失，在城市看来是安全的当口，他们又出其不意地再度出现。
成吉思汗利用敌人内部社会的混乱，或他所能确认的社会裂痕，试图进一步削弱敌人。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他最初的努力是将契丹人从他们的女真统治者那里分化出来，同时，浇灭南宋民众认为女真人能击败蒙古人的信念。在巧妙的宣传战中，蒙古人进入女真人的领地，他们宣称自己是作为致力于恢复古老的契丹皇室的一支解放力量。在女真人推翻他们的一个世纪之前，契丹皇室曾统治着契丹。在战争开始之前，许多契丹人就逃奔蒙古人，他们被看作是操相同语言的亲戚。在最初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哲别随同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一起，统率一支蒙古军队，沿辽河直扑契丹旧都。蒙古军队得到契丹人的热情支持，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前契丹皇室耶律家族的后裔。次年，即1212年，作为蒙古帝国内的一个附属国，成吉思汗正式恢复契丹君主国。诚然，蒙古人并没有征服全部的女真领土，但通过建立附属国的方式，他进一步分化了女真人，并且吸引了更多的逃亡者到蒙古一方。
在整个战役中，成吉思汗发现很多旧契丹贵族成员渴望帮助他，了解其所侵占的土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来自契丹皇室，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引起蒙古人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占星术方面的修养，以及对深厚肩胛骨的辩识技能，这种技能是通过认读祭祀用的羊肩胛骨烘烧出来的裂纹，来占卜未来的。由于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契丹人，又会讲契丹语，因此他能轻松地与蒙古人交流，而且他还通晓汉文化。因为他们懂蒙古语和汉语，而且又熟悉书写和律法以及定居民的传统，契丹士人在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显得非常有用，因此成吉思汗更加注意吸引和俘获各种各样的士人，尽力采用他们对帝国有益的知识。从那以后，每到一处，他都要询问带到他那里去的此类人员，以了解他们有何技能，以及他们的技能可应用到帝国的什么地方。
蒙古人的战法是传统草原体制的结晶，这种体制已在蒙古发展了数千年之久。优良的武器，最终并不能解释蒙古人成功的原因。武器技术并不能长时间保密，而且仅经几场战役之后，一方所有的武器产品都很容易被敌方所用。蒙古人的成功源自于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凝聚力和纪律是游牧民数千年来在较小的群体中所形成的，此外，成功还源自于他们对首领坚定的忠诚。
几乎所有地方的士兵都被教导要为他们的首领而死，然而，成吉思汗却从不要求他的士兵为他而死。最为重要的是，他是怀着保存蒙古人生命的战略目的，来发动战争的。与历史上其他将军或皇帝轻易地要求无数战士慷慨赴死不同，成吉思汗从来不愿牺牲一个士兵。他为军队制定的最重要规则就是要关注士兵的伤亡。在战场上下，蒙古士兵禁谈死亡、受伤或失败。他们只是会考虑到，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即便提及已死战友或其他已死战士的名字，也会构成一种严重的禁忌。每个蒙古士兵都不得不像个勇士一样生活着，带着自己可以不朽的信念生活着：没人能击败他或伤害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毁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一切已归于失败而又希望不再的时候，蒙古勇士定会抬头仰望，大声呼唤“长生天”的名字，作为自己最后的尘世之词，召唤自己的命运。在草原的战斗中，游牧民会在战场上留下已死士兵的尸体和他们的物品，让动物吃掉或被自然腐化。
在远离故土的农耕土地上，蒙古人担心尸体无法被自然腐化，而且还担心当地民众可能会亵渎尸体。在对女真人的战役中，草原战斗的正常模式在发生另一种转变，蒙古人开始将死亡士兵的遗体送回草原故乡安葬。战俘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运送死尸，大概要将尸体缝装在皮革袋子里，然后放到骆驼上或用牛拉的小车中。如果上述做法无法实行，蒙古人就将尸体带到草地附近，与他的所有物品一起秘密安葬。随后，他们又将牲畜驱赶到坟墓上方来加以遮掩，以防农民找到它，并且掘走墓中的物品。
蒙古人并不是在战争中获得荣誉；而是在胜利中赢得荣誉。他们在每次战役中都只有一个目标——完全的胜利。为达此目的，使用什么手段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或如何避免挨打，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通过狡猾的诡计或残忍的手段而获得的胜利，也是一种胜利，并不会给战士的英勇带来污点，因为战场上有许多其他展现勇敢的机会。对蒙古士兵来说，要是战斗失败，就没有个人荣誉之类的东西。据说，成吉思汗这样讲到，除非完成任务，否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蒙古人处处显示出其聪明才智，而在将女真人的最大资产（即大量的人口）转变成他们最大债务的能力方面，蒙古人明显地更富有创造性。在进攻一个城市之前，蒙古人就会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他们会通过扩大十进制军事组织的方式，强有力地征募当地的劳力。每个蒙古士兵都必须驱集到当地十个劳力，供其驱使；要是他们中有人死了，就必须找到代替的劳力，以便总有十个人供他差遣。作为军队的扩大部分，这些俘虏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找到供给牲畜和士兵的食物和水，还要搜集用于填满即将围攻城市的护城河所需的物资，如石头和泥土。这些被征募的人还要操作各种围城武器，用木制的或石制的投掷武器来捣毁城墙，另外，还要去推移用于突破城墙的移动塔楼。
对蒙古人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女真人的领土上满是民众，然而牲畜却如此之少；这与蒙古迥异，在蒙古，通常每个人都有五到十头左右的牲畜。于蒙古人而言，农田就是草地，就是花园，农民就像是放牧着的动物，而不是食肉的真正人类。蒙古人用指称牛羊的相同词汇，来指称这些吃草的民众。众多的农民就如同是许多的牧群，而当士兵去把他们围捕起来或赶走他们的时候，士兵们也会使用围捕牦牛一样的词汇与情感，来围捕农民。
这个时代的传统军队，将村庄视作为掠夺的资源，而将农民视作是被抢夺、被杀戮或可用任意手段来加以摆布的讨厌鬼。相比之下，在人数上少于他们所侵入地区的蒙古人，却对大量民众大加利用。蒙古士兵修改传统的草原策略，即利用围捕敌人牧群，并将它们驱赶到敌人战线或家园的策略，在士兵们迅速进攻之前，制造大混乱。在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蒙古人采用了这种针对成群小农的策略。蒙古军队分成小部队，去攻击未设防的村庄，纵火焚烧，驱赶居民。受惊的农民四处奔命。他们阻塞要道，给女真人的军需物资运送造成困难。在这场战役中，超过百万的难民绝望地逃离乡村，涌入城镇；他们消耗了大量的食物储备，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造成大混乱。
对此时代的军队来说，难民潮紧随军队之后并不具有典型性。难民是被置于蒙古人之前的，而且蒙古人还通过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将农民当成防护盾牌，并将他们当成活生生的冲击撞锤来撞击城门。只要能保住蒙古人的性命，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敌军伤亡的。战斗中死去的俘虏，其尸体被用来填充护城河，形成跨越敌军防御工事的通道。女真人和他们的民众被困城内，粮草断绝；在很多城市，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满情绪渐渐滋长，而且反对女真官员的城市兵变和农民起义也在爆发，他们无力保护、供养和控制大批的难民。在最严重的一次起义中，女真军队杀戮了大约三万自己的农民。
与行动缓慢而又沿着特定前线前进，或在特定战场作战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不同，蒙古人是跨越整个领土作战的，相继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使得蒙古人可以施加各种阴谋诡计。有一段小插曲，蒙古人俘获了一支前去大定城解围的护送队和一名高级官员。一位蒙古人穿上这名女真高级使臣的衣服，带着官方文书，乔装进入敌军城市。当他到达的时候，按照预先安排，蒙古军队就解除包围并且撤走。一到城内，这个蒙古冒充者就哄骗当地官员们相信，他们刚刚打败蒙古人。蒙古冒充者随后检查辛苦拆除的城市防御设施，并且监督城内军队的撤离。在解除武装几周之后，他就通知了蒙古人，他们如闪电般杀回，轻易地就夺取该城。
蒙古人不仅利用这样的诡计，而且还无情地使用宣传手段，在敌军中散布谣言，引发焦虑和恐惧。蒙古人散布虚假的信息，在敌军中造成忧虑，要是女真守军愿提供给他们大量的猫和鸟作为战利品的话，他们就会答应从被围城市撤军。据载，饥饿的居民急切地搜集了这些动物，并把它们交给蒙古人。在得到所有这些动物之后，蒙古人就在它们尾巴上系上点着的火把和旗帜，随后便放了它们，于是，受惊的动物又迅速窜回到城里，焚烧城市。这则轶事提供了一份戏剧性的战争宣传。
所有的侦察、组织和宣传活动结束之后，在进攻最终来临的时候，蒙古军队会设法给敌人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和大破坏。最普遍的一种进攻形式是“乌鸦群集”或“流星”式攻击，类似于“灌木阵形”。用鼓作信号，或在夜间燃火，骑兵们就会立即从四面八方飞驰而至。用那个时代中国目击者的话来说，“他们从天而降，而又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敌军被突袭和迅即消逝的行动所扰，身心俱疲，伴随一波呼啸而来的嘈杂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片死寂。在敌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蒙古人早已远去，留给敌军的是流血和困惑。
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已经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从远处使用大量的石头来捣毁城市。汉人已经研制出许多那样的装置：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燃烧液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弹射器，以及抛石机，它们是通过沉重平衡物的下落而产生能量的一种石弩，它们抛出物体的速度，要比转矩的弹射器还快。弩炮（即古代投石器）是一种发射大量箭的机械装置，所发出的箭能破坏处于其射程范围之内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消灭所有的人畜。尽管围城战史非常古老，但这些武器对蒙古人来说是全新的，而且它们很快就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的永久组成部分，他很重视武器性能以及武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成吉思汗不仅仅要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还获得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工程学知识。蒙古人奖励那些投诚的工匠，每次战斗之后，他们就仔细地从俘虏中挑选工匠，强征他们到蒙古军队中服役。成吉思汗使工程部队成为蒙古军队永久的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每一次新的战役和征服，作战器械在复杂性和效能方面，均会得到发展。
于蒙古人而言，围城器械发挥出了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们可使攻击者安逸地呆在城外，远离他们所厌恶的直接短兵接触的危险。在某个时候，蒙古人遇到使用火枪的女真人，火枪是一种塞满黑色火药的竹管，当它点着的时候，就会缓慢地燃烧，从枪管尾部喷出火花、火焰以及烟幕，就像是喷火器一样。这种武器是从爆竹发展出来的，过去常用于点火或作为迷惑敌人和敌军战马的一种装置；后来经过改进，蒙古人将其加以改装，更多地用在军事用途上。
当成吉思汗无法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时，他就试图施以计谋，例如佯装撤退，诱使敌人从他们的要塞里出来，就如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哲别围攻辽阳那样。在称为“狗斗”策略的运动中，他佯装撤退，命令部队留下大批的装备和军需品，好像他们是在非常匆忙地溃逃一样。守城官员见状，就派兵出去搜集战利品，但由于他们的疏忽，使用大车和牲畜运送全部物资，结果阻塞住了大开的城门。就在士兵们处于旷野，而城门又大开的时候，蒙古人发起了进攻，迅速穿过洞开的城门，占领整座城市。
作为终生的游牧民，蒙古人早就学会在运动中作战。对于半兵半农的人而言，逃跑意味着失败，追赶则意味着胜利。定居民的士兵要把攻击者从他们的领地中赶走。游牧民要消灭敌人，无论在进攻或撤退的时候，都该消灭他们。对蒙古人来说，两种趋向都象征着战斗，逃亡后撤的征服与驻军占领的征服是一样的。一旦蒙古人将对手诱出围墙城市，他们就会使用自己已掌握的、操控大群牲畜运动的手段。最为平常的是，他们或拉长追击者的战线，因为战线越长防备就越弱，只要蒙古人一将敌人诱进圈套，就易于攻击；或者逃亡的蒙古人会分成小分队，这样就把追击者也分成了更加容易对付的小群体了。
即便是在被死敌所击溃或追击时，蒙古人仍会使用更多的保存自我的计谋。要是他们在巡逻中被突袭或被追赶上，他们通常会随身携带一些贵重物品撒在地面，以便逃亡。敌人总是会解散队伍，取回物品，而且他们自己之间还经常争斗，抢夺物品，这就使蒙古人得以逃脱。在其他时候，为遮掩他们的行动或使追击者认为蒙古人比实际的人数还要多，他们会将泥沙抛向风中，或在他们的马尾系上树枝，扬起灰尘。
在对女真战役的第一年之后，很明显，对蒙古人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战斗，而是来自气候的不适。纬度较低以及靠近大河和海洋，使得空气湿润，夏季的炎热和潮湿对蒙古人和他们毛发浓密的马匹来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在农耕区和城区，他们屡次汇报了各种可怕疾病的滋生。在夏季，战事几乎完全停止，大批蒙古人以及大量的马群，就近撤回到纬度较高以及较为凉爽的内蒙古草原。
1214年，成吉思汗最终包围了位于中都（今北京）的黄金汗宫廷。宫廷已发生过政变，新黄金可汗经受了如此多的内部斗争，再也不愿面对长期的围攻，他同意与蒙古人和解，以换取他们的撤军。他献给蒙古人大量的绸缎、金银以及三千匹马和五百童男、童女。为确定这一协议，黄金汗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附庸，并将一位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做妻子。
作为回应，成吉思汗解除中都之围，并开始长途跋涉，朝戈壁北端的外蒙古方向返回。契丹人收回了大部分领土，皇室也得到了恢复；女真人允许他们保持一个自己的小王国。成吉思汗表明了自己并无统治这些地区或设立一个蒙古政府的意图——只要他能得到自己所想的货物。正如他让畏兀儿人和西夏人掌管他们自己的领土一样，只要女真人和契丹人继续臣服于蒙古人并且纳贡，他就乐意让他们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王国。
由于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承认成吉思汗是他们所有人的最高君主，他没有其他理由继续呆在他们的领土上。夏季刚刚开始，但炎热和干燥就已使他的军队无法跨越戈壁，返回家乡。于是，他们就在位于戈壁南端一个叫多伦泊（七湖）的地方驻夏。等到秋日凉爽的时节，部队就可纵情狂欢、宴饮，欣赏他们已俘获而又正要带回家乡的乐师和歌伎们的精彩演技。
然而，蒙古人刚从新近征服的领土上撤走，女真朝廷就开始违反协议。由于怀疑自己的民众秘密支持蒙古入侵者，保留了王位的黄金可汗撤出首都中都，整个朝廷南逃开封，他们认为那里会很安全，蒙古军队无力突破。对成吉思汗来说，黄金可汗的出逃是一种背叛新盟约的行为，成吉思汗认为这是叛乱。尽管成吉思汗已经离开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间的家乡三年多，但他还是准备返回女真领土，再度征战。他组编了用于第四个年头作战的军队，从内蒙古挥师而下，返回到仅数个月之前他和他的军队曾经突袭过的首都。
黄金可汗留下部分士兵守卫旧都，但士兵和百姓们知道他们被抛弃了。成吉思汗前一年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各阶层，尤其是在那些被黄金可汗所抛弃的人之中，激起了一阵支持的浪潮。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战争的胜利属于那些上天所青睐的人——他的成就在日益增加，对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而言，成吉思汗明显拥有天命，如果反对他，那就是在冒犯上天本身。黄金可汗的很多女真和其他部落战士，也认识到成吉思汗是一位真正的草原勇士，就像占领以及定居在城市之前的他们自己的祖先那样。比起这些腐化堕落而又不顾他们死活的统治者，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与成吉思汗有更多的共同点。女真将领们带领整个军团，一起投奔蒙古军队。
成吉思汗与新近并入的盟友一起，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中都。然而这一次，他不会再给败北的女真人以纳贡的机会；这座城市将遭毁灭和劫掠。蒙古人将获盟械囊磺小Ｒ坏└贸羌唇ハ莸男问票涞妹骼剩杉己咕徒詈蟮墓セ魅挝窠桓肯氯ネ瓿伞Ｓ捎谌淌懿涣讼募狙兹龋⑶矣痔盅岫ň由畹奈刍啵杉己估肟卸迹祷匚扯雀摺⑻炱稍锒恋赜指涌湛醯哪诿晒拧Ｋ善醯そ旃ǎ↘hada）和他的军队劫掠该城，因为他们习惯于管理城市，而且还非常熟悉如何榨取财富。蒙古官员们呆在一定距离的城外，等待着带给他们的并又登记在册的掠夺物。成吉思汗期望使用蒙古人常用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洗劫，因为他曾用这一方式击败过塔塔儿人。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士兵们将搜集起来的掠夺物，视作为他们在群猎中的猎物收获一样，在全体蒙古人中间，按照他们的等级进行分配。直至最后一粒黄铜扣或最后一粒银，所有的一切都得按照精确的方案进行分配——从可汗得百分之十的份额，到孤儿寡妇的特定份额。
然而，蒙古的新盟友或是不了解这一分配制度，或是简单地拒绝遵守这一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契丹人和汉人，曾受到压制，并且又对女真人深感不满，他们渴望复仇和摧毁敌人。他们认为每位士兵都有权保有他所夺取的东西。他们从宫墙上拆走黄金制品，撬开镶嵌的宝石，抢夺装满金银的箱柜。他们把贵金属装载到牛车上，将一捆一捆的绸缎绑到他们的骆驼背上。
成吉思汗将抢劫视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务，因此，他派遣蒙古人的首席法官失吉忽秃忽前往中都，指导有条不紊的掠夺和编造详细的财产清册。然而，失吉忽秃忽看到的却是混乱状况，而非有序的过程。蒙古官员，包括掌管皇室膳食的高级官员都处于城外，他们收受了作为贿赂品的用金丝镶边的绸缎，使盟军士兵得以持续地进行无序掠夺；而当失吉忽秃忽抵达该城时，也有人给他提供一份私人礼物。他严词拒绝，并返回成吉思汗那里，向他报告了这一不当的行为。成吉思汗非常气愤，严厉谴责契丹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物品，但是处罚的具体记录并没有保存下来。
当蒙古士兵撤离这座女真人的城市时，他们还要给这片土地施以最后一项惩罚：他们驱离了那里的居民，并且焚毁村庄。万一他的军队需要返回，成吉思汗想留下一片广阔空旷的地带作为大牧场。农田、石墙以及深壑，延缓了蒙古铁蹄的进军速度，阻碍了他们在这一地带纵横驰骋的能力。同样，这也阻碍了蒙古人喜欢猎杀的羚羊群、驴群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当蒙古人结束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时，他们用马蹄来踩踏农田，翻起身后的土地，打算将该地退还成空旷的牧场。他们想确保农民不再回到他们的村庄和田地。这样，内蒙古保留了放牧地带，蒙古人在游牧部落地带和定居农民的田地之间，建立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和森林缓冲区。草场茂盛的大草原作为马匹的牧草储备地，使他们在未来的袭击和战役中更便于使用，而退耕的草原也提供了以野生牧群为主的肉类储备，这些野生牧群一旦在农民与村民们被赶走后，就会返回到这些退耕的草原上。
整个1215年（猪儿年）的前半年，蒙古人带着成队的民众、牲畜及货物，慢慢地开始从焚毁的中都前往干旱的内蒙古高原。他们再次聚集在多伦泊，成吉思汗一年之前就曾在那里停驻，徒劳地等待返回家乡。他们得等到夏季过后，才能冒险跨越戈壁。成吉思汗已多次显示出他在战争中取胜的能力，而今在草原可汗的历史上，他又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他将大批物资带回给家乡人民的空前能力。
一条辉煌的丝绸巨流逸出了中国。这仿佛是成吉思汗变更了“丝绸之路”所有不同的翘曲路线，将它们汇成一条巨流，并且还改变其流向，使其向北散出，横跨蒙古草原。一队队骆驼和牛车商队运载了大量的贵重织物，蒙古人用丝绸来捆扎他们的货物，或将丝绸用作包装的材料。他们丢弃生牛皮绳索，改用丝绸的双绞软线。他们包起一捆捆的长袍，这些长袍是用金银丝线来镶边的，上面饰有盛开的牡丹花、展翅高飞的鹤、汹涌的波涛以及神兽等各种图案，并且装满缝制有小珍珠的丝绸拖鞋。蒙古人的马车上装满了绸制的地毯、墙帷、枕头、软垫及毛毯，还有绸制的肩带、编织物、饰穗及丝带。他们搬运成卷的生丝、丝线以及衣料，这些衣料可制成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各式衣服或装饰品；而在衣料的用色方面，蒙古人无却法用他们的语言来加以区分。
除丝绸、缎子、织锦及薄纱之外，包裹里还装有蒙古人所喜欢的以及所能搬动的所有物品，包括漆具、纸扇、瓷碗、金属盔甲、青铜刀、木偶、铁罐、铜壶、棋盘游戏以及雕刻的马鞍。蒙古人带走一壶壶的香水和由赭土、黄铅、靛青、花精、香蜡、香液及麝香所制成的化妆品。他们得到了由贵重金属、象牙或龟甲等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头发饰物和珠宝饰品，它们上面点缀着绿宝石、珍珠、红玉髓、珊瑚、天青石、翡翠以及钻石。货车上装载着一皮囊一皮囊的酒、一桶桶的蜂蜜和一块块的红茶，其间夹杂着熏香味、药味、壮阳药味以及许多特制桶装着的朱砂味、樟脑味和檀香味。
一长列一长列的办事人员不辞辛劳地编目，并且反复核对每个骆驼和牛车商队的货物。商队前进的时候，乐师们就在边弹边唱，以取悦于捕获他们的人。商队每次停顿下来的时候，走钢丝的演员、柔软杂技演员及魔术师就要表演，而年轻的女仆们则要收集干粪生火、挤奶、做饭，以及提供其他可能的任何要求。男仆要照看牲畜和抬起重物。牲畜之后跟着的是连绵不绝的行进中的俘虏——成千上万，他们之中有王子和牧师、裁缝和药剂师、译员和书记员、占星术者和宝石商、画家和占卜者以及魔术师和金匠。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连同那些仅仅是吸引了某位蒙古人（无论这个蒙古人出于什么动机或爱好）注意力的人，都被集拢到了一起。
在抢劫和贸易的全部岁月里，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货物数量，是没有哪位首领能比得上的。然而，数量虽如此巨大，但民众的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当他离开这场战争返回家乡的时候，他的所有商队都载满了贵重货物，但每支商队的装载物又激起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每个蒙古人都可坐在自己帐篷内用丝绸盖着的漆具上；每位少女都可喷撒香水、涂脂抹粉以及穿金戴银。每匹骑乘的马都可装上金属装备，而每个勇士也都可配备青铜和铁制武器。为生产他们的手工制品，数千新工匠需要更多的原料——从木材、粘土和布料，到青铜、黄金和白银等所有的一切。为供养这些工匠，源源不断的大麦、小麦以及其他食品，不得不跨越阻隔放牧草场和南部农田的辽阔荒漠，进行拖运；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俘虏越多，他所必须获得的供应给他们的食物和必需品也就越多。新奇的物品成为必需品，而每个商队运载的货物则又激起了更多的欲望。他征服得越多，就越需去征服。
草原不再被隔绝。成吉思汗不得不建立供给线，维持生产，以及规模空前地协调货物和民众的流动。开始于对戈壁南部城市的丝绸和新奇小物品的快速抄掠，已变成为世界历史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最为广泛的战争。成吉思汗将倾注他人生的下一个十五年来横扫整个亚洲，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场战争遗留给子孙后代，为把战争扩大到新的国家并且针对新的民众，这场战争要持续两代人之久。
在女真战役之后，大汗直接返回到位于桑沽儿河（Tsenker）与客鲁涟河之间的阔答阿岛（Khodoe Aral）草原上。与他以前所行一致，成吉思汗很快就开始把累积的战利品分配给他的将领和官员们，他们又转而在自己的部下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然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拥有太多的战利品和物资，以至于无法分配，因而他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管理和贮藏到要用它们时为止。为解决这个大量富余的问题，成吉思汗允许修建一些建筑物。他把建筑物修建在曲雕阿兰小溪（Avarga Stream）的附近，稍微靠近草原边缘，那里有条泉水喷涌出地面。据传说，孛儿帖就是用这条泉里的水，来给她的小儿子窝阔台治病的。全部建筑物都被命名为“黄宫”，它们主要当作从战争中带回来的货物的仓库用。由于两面有河，中部又有一小群小山，因此这个地区易于保护，而要发动突然袭击，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长期外出之后，成吉思汗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不仅在他自己的民众之间有问题，而且在与北方的西伯利亚部落和南方的畏兀儿农场主之间，也存有问题。其中有些是西伯利亚部落——1207年术赤入侵期间，他们曾初次臣服于蒙古人统治。利用成吉思汗长期在外与女真人作战的机会，他们停止向蒙古人供奉毛皮、森林产品以及年轻女子。然而，当一位蒙古使臣前去查问时，他发现他们现在有一位女性首领，唤名孛脱灰塔儿浑，这一名字的大致意思就是“大”而“残忍”。她非但没有向蒙古人上交三十名少女，而且还俘虏了蒙古人。当使者迟迟不见返回时，成吉思汗最后派出了另一位交涉者，但也一样被她俘虏。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派遣一位亲信将军，带着一支精兵特遣部队前去查探虚实。蒙古人习惯于在开阔的草原和农田作战，但在浓密的森林里却缺乏作战和行进的经验。通常，蒙古人是通过在一条广阔线上加以展开和前进的方式来跨越草原的。可是在森林中，他们不得不按照狭长纵队的方式前进。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很早以前就听说他们要来，当他们到达她的领土时，就像任何有经验的森林猎人那样，她设下了圈套来对付他们。她派出一支小分队把纵队后面的人包围起来，以防他们逃走，而她则在前方进行伏击。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大获全胜——而且在战斗中，她的士兵还杀死了那位蒙古将军。
这样的损失是非常罕见的，它激怒了成吉思汗。起初，他扬言要领兵亲征，向得胜的女王报复，但他的谋士们很快就说服他不要那样做。他们计划进行一次大远征，而这一次蒙古人决意要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赢得这场战争。一小分队的蒙古士兵作为诱饵开始行动，他们佯装守卫蒙古人与女王领土之间的边境小道和关隘。与此同时，蒙古军队的主力则从另外一个方向，秘密地开辟了一条穿越森林的新路。蒙古人使用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斧子、扁斧、锯子、凿子以及其他所有的工具和武器，不辞辛劳地清理出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沿着“红牛”——或许是大红鹿或麋鹿——所走过的路来开辟的。在完成这条秘密通道之后，蒙古士兵就迅猛扑向女王的指挥中枢，其速度之快，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通过帐篷的烟孔顶部”突然而降的。
得胜的蒙古人解救了他们的使臣，并把这个部落的人囚禁起来，将他们分为蒙古人的奴仆和妻妾。成吉思汗将孛脱灰塔儿浑女王赏赐给第二位使臣为妻——她可能早就将这位使臣当作丈夫对待了，因为她一直把他囚禁起来而并没有处死他。
相较于沙漠绿洲中畏兀儿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来说，森林部落给成吉思汗造成的仅仅是一次注意力的短暂转移。沙漠绿洲中的畏兀儿人在他的臣民中间是最忠实的。他们如此强烈地支持成吉思汗，以致远居天山山麓西部——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所——的其他穆斯林畏兀儿人，也希望推翻他们的佛教统治者，转而支持成吉思汗。来自喀什噶尔（今天中国西部新疆的一个边贸城市）的、穆斯林民众的一些使节来到了蒙古国。十三世纪初，这些民众被另一个源出中国东北的契丹集团所统治；但他们被女真人逐出东部，移居到天山山脉。为了与原来居住在东部的契丹人相区分，蒙古人把他们称为“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因为“黑”表示他们的血缘关系疏远，而尤其是因为这种颜色象征西部。
然而，虽已有许多畏兀儿人自愿地加入到蒙古人之中，但仍有其他的畏兀儿人尚处于黑契丹的控制之下，黑契丹现在为屈出律所统治，他是成吉思汗往昔的敌人，即乃蛮塔阳可汗的儿子。在失去自己的民众之后，屈出律逃到南方，在那里，他娶黑契丹统治者的女儿为妻，随后篡夺了权位。尽管屈出律起初是个基督徒，而黑契丹人信仰的是佛教，但他们都不信任穆斯林畏兀儿民众。作为新近获得国王地位的统治者，屈出律通过限制穆斯林民众宗教活动的方式，开始迫害穆斯林。他禁止集众祈祷，而且还禁止公共礼拜和宗教研习。当屈出律离开国都八剌撒浑出征的时候，他的民众随即关闭了他身后的大门，试图阻止他返回。为了报复，他包围都城并占领它，随后又将其夷为平地。
没有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愿意给他们提供保护，八剌撒浑的穆斯林转而求助成吉思汗来推翻他们暴虐的国王。尽管蒙古军队驻扎在两千五百英里远的地方，但成吉思汗还是命令哲别——这位恢复契丹君主国的将军——统率两万蒙古士兵横跨亚洲，前去保护穆斯林。成吉思汗不愿御驾亲征，表明他先前所占的这些地区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不重要。他的世界是在蒙古，他想与家人一起呆在客鲁涟河沿岸的曲雕阿兰营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遥远的沙漠绿洲城市和山脉，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此次特别的入侵，顶多只是给他提供了一次最终处置旧敌屈出律的契机。
由于蒙古人是应畏兀儿穆斯林的请求而组织这场战役的，因此他们并不允许抢劫、毁坏财产，或者危及平民的生命。相反，哲别的军队击败了屈出律的军队，对他的罪行施以适当的惩处，并在现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交界的边境附近的平原上，将其枭首示众。处决屈出律之后，蒙古人派了一位使者到喀什噶尔，宣布停止宗教迫害，以及在所有群体中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用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喀什噶尔的民众颂扬蒙古人是“仁慈之主和神的恩赐。”
尽管波斯以及其他穆斯林的编年史家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秘史》却仅用一句简单的话，扼要地描述整个战役。“哲别追击乃蛮可汗屈出律，在黄崖将其抓获，处死了他，然后回到家乡。”在蒙古人看来，那大概就是事情的全部。哲别完成了任务：他消灭了敌人，胜利还乡。这场战役检验并且证明了蒙古军队跨越数千英里成功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次行动远离大本营，并且又没有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
这场战役不仅使成吉思汗获得新的臣民，而且作为受压制宗教的保护者，还博得了不少的声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胜黑契丹，使他完全控制了中原汉地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丝绸之路。如今，他在西夏、畏兀儿、黑契丹以及北部的女真土地上已有附属国；尽管他既未控制主要生产区的南宋，也未控制中东主要的采购地区，但他控制了链环的中间部分。由于控制了大量的中原货物，他意识到，与中亚以及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1219年，伴随着许多军事与商业成就的取得，成吉思汗已年近六十。正如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他带来了完全的和平、安全与宁静，他实现了极度的繁荣与安宁；道路安全，骚乱减少。”他似乎满足于在安宁中度过余生，享受家庭与骑马的乐趣，沉浸于给民众带来新繁荣的快意之中。
他现在拥有远远超过他可能使用或分配给民众的货物，他打算利用这一大量的新资源来刺激贸易。除亚洲生产区的传统货物源源不断地供给之外，来自西方中东国家的其他更遥远而又更奇异的商品也不时流入。处在世界另一部分的穆斯林民众，他们能制造出各种最好的金属制品，华丽的、闪着微光的钢制品。他们拥有棉织品和其他优良的纺织品，而且他们还熟悉玻璃制造过程，这是不可思议的。从现今阿富汗山脉到黑海的这个广大地区，处于突厥算端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之下，他的帝国被称为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需要这些异域商品，为此目的，他寻求与遥远的算端建立起贸易伙伴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克鲁瓦这样阐释当时成吉思汗的地位：“……这位君王不再担心亚洲东部和西部，也不再担心亚洲北部，他致力于与花剌子模国王发展真诚的友谊。因此，他在1217年年底，向后者派出三位带着赠品的使者……去问……他们的民众是否愿意一起进行安全贸易，通过一种彼此理想的同盟关系，获得休养生息和繁荣富裕，这对任何王国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算端派去一位特使，由特使传话给算端：“我极为渴望与你和平共处。我愿把你当自己的儿子那样看待。对于你那边，你并不知道我已征服中国的北部，并且已控制了北方所有的部落。你知道我的国家兵如蝼蚁之众，财富如银矿之丰，我无须觊觎他人领土。在彼此臣民间促进贸易，我们就有共同的利益。”
带着些许的怀疑和勉强，算端同意了协议。由于蒙古人自身不善经商，成吉思汗转而求助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商人——他们已经在他新近获得的畏兀儿领土上经商；成吉思汗从他们中间召集了四百五十名商人和扈从，派他们带着一支装满白驼布、中国丝绸、银锭及白玉等奢侈物品的商队，从蒙古出发前往花剌子模。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以一位印度教徒为特别代表，向算端传达另一种友谊的讯息，欢迎与他们进行贸易，以便“从今往后，通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协议，祛除我们之间的邪念之瘤，并且除去阴谋和反叛之毒。”
商队进入到位于现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境内，即讹答剌省西北部的花剌子模时，傲慢而又贪婪的守将抢夺了货物，并杀死商人和他们的扈从。守将完全未曾想到这将会带来如何剧烈的反应。正如波斯史家志费尼所解释的那样，这位守将的攻击所消灭的不仅是一支商队，它还将“夷平整个世界。”
听到这一事件，成吉思汗派遣使臣前去交涉，要求算端惩处发动袭击的当地官员；然而，算端却反而用他所知道的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他处死部分使臣，并毁伤其他人的面部，将他们送回到成吉思汗那里。指责之语仅在几周之后便飞越草原，传到蒙古朝廷，在那里，按照志费尼的说法，“暴怒的龙卷风将尘埃吹进了容忍而又仁慈的眼内，而怒火则突然发出驱走眼泪的火焰，只有通过流淌的鲜血才能将其扑灭。”在愤怒、蒙羞和挫折中，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顶，在那里，他“脱去帽子，脸朝大地，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道：‘我不是这一纠纷的制造者；请赐予我严正的复仇力量。’” 随即，他从山上下来，筹划行动，准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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