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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善从16岁起随父兄驰骋疆场,一生中参加的重大战役就有二十多次。他早年从征哈达、辉发、叶赫诸部,论功封为贝勒。万历三十五年(1607),在与乌拉部作战中,他大显勇略,因此被赐号“古英巴图鲁”(蒙古语,意为“无畏的勇士”)。六年后,努尔哈赤乘乌拉部内乱率军进攻,代善再立殊勋。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溃乌拉兵,进据乌拉城(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孤身一人,窜逃叶赫城,乌拉部灭亡。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战,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为都城,论功封四大和硕贝勒,按年齿排序,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舒尔哈齐之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
“和硕贝勒”是崇德元年(1636)以前一个满族亲王所能享有的最高称号。
从天命三年(1618)开始征伐明朝起至天命七年(1622),代善作为两红旗的旗主(后来他把镶红旗分给了长子岳讬),在攻占抚顺、萨尔浒和沈阳诸役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天命六年,他和另外三位和硕贝勒按月轮流协助努尔哈赤执掌朝政。后来,代善又参加了皇太极时代对明朝的大部分征战(1629—1634)。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并加授“皇兄”称号。顺治年间,代善年事已高,不再统兵出征。
代善几十年披坚执锐,戮力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同样立有安邦定国的勋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两次拥戴新君,确保皇权交接。代善第一次拥戴新君在天命十一年(1626)。这年正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市)不克,他在归途中感慨:“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久,病死在距沈阳40里的叆(ài)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埃金乡)。
努尔哈赤生前曾两次立嗣失败,此后不再指定汗位继承人。他死时,在各拥重兵的四大贝勒中,二贝勒阿敏是太祖侄子,为人专横,残忍嗜杀,他父亲舒尔哈齐是被太祖所害;三贝勒莽古尔泰有勇无谋,脾气暴躁,他母亲富察氏衮代,因得罪太祖被逐,莽古尔泰为讨好父亲,竟一刀将母亲砍死,名誉因此扫地。这两人,都不具备继承汗位的条件。有希望继位的,只有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按年龄、阅历、实力,代善都比皇太极占优,手下又有岳讬等几个能征善战的儿子,似乎代善继承汗位的希望更大一些。
当时的邻国朝鲜早有人断言:努尔哈赤死后,“贵盈哥(即代善)必代其父”。但从实际情况看,却没有这么简单。父汗死后,代善不仅没有为自己争位,反而主动推举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代善为什么主动“让贤”?原因不外乎几条:
第一,代善因天命五年的控告案,被父汗罢去嗣君资格,在名誉上远不如皇太极。
第二,论心计,代善也不是皇太极的对手。有研究者推测,天命五年那起控告案的背后操纵者,很可能就是觊觎汗位的皇太极。主要根据是:受命调查此事的大臣扈尔汉是皇太极名下的正白旗成员,他的报告,明显对代善不利;小福晋代因察检举代善与大福晋关系暧昧,也可能出于皇太极的指使。当时的朝鲜史书记载,皇太极在汗位角逐中咄咄逼人,曾联合莽古尔泰,暗中商定“弑兄(代善)之计”。当大臣阿敦把此事密告给代善,代善大惊,完全没了主见,三十七八岁的人,竟哭着叩见父汗求助。皇太极、莽古尔泰当然不承认这件事,努尔哈赤也不愿深究,以免激化儿子们之间的矛盾,只是以“挑拨双方”的罪名将阿敦论处。阿敦是努尔哈赤的亲戚,开国功臣,结果却成了皇太极与代善明争暗斗的牺牲品。阿敦的死对代善是一个深刻教训,说明他在与皇太极的较量中难操胜算。他为了自保,转而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论威望、权谋、才干,代善也远不如皇太极。皇太极智勇超群,识文断字,而且善于笼络人心。像阿敏的兄弟济尔哈朗、莽古尔泰的兄弟德格类,甚至代善的儿子岳讬、硕讬、萨哈廉,这些有实力的王爷,都很信赖和敬重皇太极,成为拥戴他的中坚力量。
皇太极继承汗位,最初就是由代善儿子岳讬、萨哈廉推举的。岳讬、萨哈廉到代善府第,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合先帝(努尔哈赤)心意,众人钦服,应速登大位。”这时的代善,自知无力与皇太极争锋,于是顺水推舟说:“这也正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父子三人议定,首先提出拥立皇太极为汗位继承人,其他诸王自然无话可说,皇太极继位便成定局。皇太极受到推举,内心欢喜,但为了表示谦让,还一再假意推辞说:“父汗没有立我为君的遗命,怎能舍兄长而由我继位呢?”而后,代善等人一再敦请,皇太极感到时机成熟,才登位称汗。
代善拥立皇太极,一方面赢得了让贤的好名声,另一方面也化解了以往的恩怨,使自己与皇太极的关系明显缓和。更重要的是,使关系国家命运的汗位继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皇太极年富力强,谋略出众,具有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他即位后消除弊政,改革制度,提倡文教,使国家迅速发展,为清朝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从这点来看,代善推举贤能,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好处,诚为“识时务”的俊杰。
代善第二次拥戴新君在崇德八年(1643)。这一年,皇太极突然病逝,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因而在诸王间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斗争。当时争夺皇位的,一是代善的弟弟多尔衮,一是他的侄子豪格。在诸王大臣的会议上,两黄旗大臣首先提出立豪格,代善附和说:“豪格是先帝长子,当承大统。”接着,阿济格、多铎提出立多尔衮,代善也表示可以接受。总之,代善在这场针锋相对的争斗中态度比较暧昧。后来,他看到争执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越来越浓,就以年老不预朝政为由起身离席。代善当时名列诸王之首,他临时退席,其实就是一种表态,难道血雨腥风同生共死几十年的亲骨肉,真值得为了皇位大开杀戒吗?代善离席后,现场顿时陷入静寂,争执双方的头脑很快冷静下来。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一致同意拥立6岁的福临即位。
这样,在皇太极和他儿子福临的即位问题上,代善虽态度平允,其功实不可没。
宽容忍让,谨守臣节。皇太极初登汗位,更像是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因为他只是从其他三大贝勒手中分得了一部分权力。在继位典礼上,皇太极在接受诸年轻贝勒的效忠宣誓后,随即转身向三位兄长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鞠躬。在朝会行礼时,这三位兄长列坐皇太极左右,一同接受年轻贝勒、大臣们的朝拜。更令皇太极难堪的是,他身为一国之君,每到年节,却要向三位兄长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种情况与皇太极独掌大权的初衷显然格格不入。
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首先以作战怯懦等借口将阿敏下狱。次年在围攻大凌河战役中又寻机非难莽古尔泰,莽古尔泰随即勃然大怒,抽出佩刀,恐吓皇太极,德格类上前制止了他。这场意外的冲突,再次给皇太极提供了机会,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商定,将莽古尔泰从和硕贝勒降为多罗贝勒。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代善开了一句玩笑,他嘲讽三大贝勒与汗平起平坐,好比“三尊佛”,主动要求放弃自己的特权。正是在他的坚持下,会议最终同意将代善和莽古尔泰的座位低于皇太极,分别坐在他的左右。这一做法始于天聪六年(1632)初。第二年,莽古尔泰病死,使皇太极有可能再向集权制前进一步。
代善作为皇太极的兄长,有拥立之功,行事却一向小心谨慎,所以得到皇太极的尊重。崇德元年(1636)四月五日,代善带领众贝勒大臣,手捧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表文,步入盛京崇政殿,请上尊号,称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改“汗”称“帝”,同时把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
代善晚年,似乎从未替自己谋取过权力。崇德八年(1643),他召集议政王会议,委任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在福临未成年期间共同摄政。顺治元年(1644),清朝迁都北京,并逐步确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在此期间,代善始终是统治集团最受尊敬的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皇族事务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入关后的第五年,代善在王府病逝。除了他的家庭得到一万两而非通常的五千两银子赙(fù)仪,以及为他立碑纪功外,代善死后并未得到其他特殊的荣誉。但他对清朝和皇室的功劳备受后来诸帝的赞许。康熙帝用八个字概括他的平生“忠冠当时,功昭后世”,追赐谥号“烈”。代善死后葬在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正红旗村,这里是他的世袭领地。
代善的王府位于皇城西安门外东斜街酱房胡同口,占地一百多亩。至今,这座王府仍是清代王府保护较好的一处。北京故老相传,清代王府之大者为礼王府和豫王府,流行有“礼王府房,豫王府墙”的谚语。房喻其多,墙喻其高。在王府内先后生活过包括代善在内的12位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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