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维经斯基眼中的孙中山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帮助中共建党，经共产党人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结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这位有幸者记下了两次会见的情景。

那是1920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q（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

我高兴地接受了陈同志的建议，因为我也一直很想认识孙中山博士。此外，我知道，他近日要动身去南方，到其追随者、国民党员陈炯明将军的军队掌握的广州去。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45岁到47岁（实际上他已经54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我国的革命情况。不一会儿，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如何企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来复辟帝制，而孙中山本人又怎样在东京经过朋友们的斡旋对当时任外相的加藤施加影响，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与袁世凯断绝联系。有趣的是，孙中山几乎很有把握地说，日本政府和袁世凯之间那个有名的条约即（二十一条》，并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才签订的。孙中山认为，这简直就是袁世凯本人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或向其暗示的，即只要日本方面协助复辟帝制，他就签约，后来果然签约了。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惌或满洲里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

不久，孙中山到广州去了，他和总司令陈炯明之间的摩擦开始了。孙中山想要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利用在南方的胜利，把革命运动发展到华中和华北。陈炯明坚持主张停止所谓的北伐，他建议把广东这个南方省份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按照他的观点，这个范例能促使人民在全国建立南方式的制度。

孙中山离上海到广州以后不久，我也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广州，并且和陈同志一起拜访了陈炯明将军。陈炯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位将领，他早年是新闻记者，是秘密组织成员和国民党员。陈炯明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就其谈吐和举止看，他是一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孙中山和张作霖（应为陈炯明--编者）之间的纷争，其结果对孙不利--因陈炯明发起叛乱并占领了广州，孙中山只好于1921年秋（应为1922年秋--编者）逃离广州。

孙中山再次逃亡上海，他从那里领导拥护自己的将领进行反对陈炯明的斗争。1923年春，孙中山又返回广州，此后他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去年（1924年）夏天在广州，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他住在珠江彼岸的一所大宅院里，从城里去只能乘渡船。

我和孙中山的热烈拥护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一同前往。

仪仗队排列在住处大门的两侧。我们登上二楼，走进一间宽大的陈设朴素的房子。孙中山预先知道我们要来，已经在等候我们了。他的衣着和5年前一样，但穿的不是草绿色卡叽布服，而是灰色制服。这次孙中山向我提出了关于俄国的许多问题。孙中山好像从遥远的，但又与中国很“亲近”的国家找来了我这样一个使者，孙不仅想听到对他的问题的回答，而且还想把这个来自苏联的人的声音、服装和风度做一番研究。

令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我们的经济如何得到恢复和我国的农民怎样生活。听说我们在工业领域没有达到战前产量，他不太愉快，感到吃惊。但当我们谈到国民教育情况和正在成长中的世界上最自由的我国青少年一代时，他又喜形于色了。

我拜会孙中山之前的几天，我国和中国北京政府在北京缔结了条约。南方政府里甚至有些国民党员对此都不满意，他们感到这个条约的缔结对孙博士的南方政府是不完全忠诚的举动。广州和北京处于敌对关系之中，而我们却和北京缔约。

当时他们不明白，我们对全中国都持友好态度，与北京政府缔约，正是为了以此来减少对南方政府的威胁。现在全中国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了，但是当时担心许多人会不理解这一点。

我谨慎地探问了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他深刻理解苏联和中国政府缔约的目的，以及该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意义。

孙中山接着又详细询问了列宁逝世后苏联的国内状况。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

孙中山对中国解放运动发展的看法是乐观的。他相信帝国主义之间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使中国人民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开展一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

看来，至临终前他一直抱有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基础，写人遗嘱留给了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