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 辞职不久的两次演讲

“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这是刚辞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在武汉欢迎大会上演讲时的一句话。

这句话博得了与会者的欢呼；名流章太炎称赞道：“讲得好！讲得太好了！”

我父亲陶德琨（1882--1970），字仲涵，湖北省襄阳县人，1910年由美国回国。在美国时，他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点参加了同盟会。因此，他回国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民主共和的革命活动。可他是前清王朝派去的留学生，鄂督张之洞当时给他的任务是去美国研究财政、经济、币制问题，回国后进行改革。因此，他在美国就有两重任务，一是合法的学习，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完成了他的报告（上度支部改革币制意见书），后由张之洞的继任者、鄂督瑞做转了上去，包括改革的具体办法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就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意志进行革命活动。

先父回国后，同盟会给他的任务是，在武汉联络各会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那时最大的两个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共进会成员多为日本留学生，文学社多半是下级士兵中各帮会的人集合起来的。这两个组织之间矛盾较大，所以先父去后首先是调解这两个会之间的矛盾。直到辛亥革命发生那一年，经协商决定，两个组织才合作分了工，共进会作为政治处，推刘公（先父的亲表兄弟）为政治处总理，并定为革命时的都督；推文学社的蒋翊武为总指挥，到起义时指挥作战。这样一来，两方面对先父都有了好感。

孙中山在辛亥武昌起义后回国，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把在湖北的先父等人召到南京，了解那边的情况。先父到了南京，向中山先生作了汇报，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不久，武汉方面由黎元洪出面，邀请中山先生赴武汉参观，中山先生本人也有这个意愿，于是，在1912年4月带了一些随行人员前往。

武昌起义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参加，却以不到一百人发动而取得了成功，而孙中山在国内领导的多次起义均未成功。鉴于以上原因，孙中山决定去武汉一行，调查起义史绩，了解情况；凭吊忠魂，抚慰生众，宣扬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滋长了革命为了做官的思想，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一种趋势。不少在前线拼命的士兵能写二三百字的文章，也算是小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如此。这部分人很复杂，中山先生当年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多是靠联合三合会、哥老会等各种帮会进行的。武昌起义时，他们多为下级士兵和低级军官。对此，孙中山是非常了解的，但他也知道。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非得有这些人不可，今后也要靠这些人为事业出力，这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和组织。因此，中山先生去武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针对这些“功臣”灌输革命思想。

孙中山先生去武汉前，武汉的形势是险恶严峻的。虽然起义后成立了军政府，但守卫三镇的武装力量全是二十一混成协的人，协统是黎元洪。在汉口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外国租界（英、日、德、法、俄），租界中有领事、领事团，租界外面的江面上还泊有外国军舰，火力很强，陆地上还有它的陆军部队。北洋军阀也正在调集军队攻打武汉。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形势下，革命党人不能不找一个有实力的军人出头，原来定好要当都督的刘公，现在也把位子让给了黎元洪。

武昌政府设在阅马场的省咨议局，俗称“红楼”。并置总监察署，内设军令、参谋、都察三部，由总监察刘公负责。刘公把策动起义的共进会总部迁到武昌黄土坡我的家中，许多秘密会议做决定也在我家进行，然后再到抱水堂和红楼去执行公布。这些会议严禁侍从人内，茶水服务则由我担任，使我得能了解其中情况。革命党人把黎元洪抓来后，刘公马上待为上宾，让他出面与外国使团打交道，但他一个星期不问事，不签字。黎在那时还留了一个猪尾巴一一辫子，他说，你们造反是要灭九族的，我是不能跟你们一起干，你们敢拼命，我可不敢。在卫队长方定国的叛乱中，黎元洪趁乱跑出了红楼。但各城门封锁很严，黎跑不出去，又被抓了回来，方定国当场就被革命党镇压了。我当时在武汉上小学，听说黎元洪被抓了回来，都跟着去看热闹。黎元洪被押到了红楼前，吓得要命，浑身直抖。张振武令士兵们拿来剪刀“‘咯吱”一下就剪掉了他的长辫子，黎元洪顿时号啕大哭起来说：“害人啊，你们害人啊！”接着他就被软禁起来，革命党人对他进行软劝硬逼。到中山先生去武汉之前，黎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军政人员即以黎为首打电报邀中山先生前往武汉。

当时，武汉街道很破旧，交通工具只有小轿子，最新式的是铁轮子人力车，走起来在石子路上咣当吮当响，中山先生没有乘车也没坐轿，而是步行经过了我家门口前往会场的。

我家当时就住在黄土坡的上半坡，会场就在黄土坡上的一个广场上；是个很大的菜园子，我小学时经常走这儿过。军政府把这一片空旷的地方用芦席围了起来，并临时搭了个主席台。会场大门由松柏枝级花扎搭而成，上方迎面悬有红色长布幅，书有“欢迎孙大总统莅鄂宣抚大会”。主席台后壁的正中交叉悬挂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在它的上方是红布横幅，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会场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线，一般人轻易进不去。当时，在军政府的红楼前也插着十八星旗，革命后中山先生到了南京，就把十八星旗改作为陆军军旗，五色旗改作为国旗了，即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会场两边的台柱上还有白布和白纸写的标语，中间横幅是“欢迎中山先生”。到会的人多是军政人员，大约有三四百人，场内不很拥挤。主席台上有几条长板凳，台下的人都站着。会议是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名义主持，许多当时在革命中卖命二十一混成协的下级军官士兵也参加了会议。这时他们起码都升为连长了，在辛亥起义中放第一枪的熊秉坤这时已由士兵升为团长了。

4月10日这一天，风和日暖，天朗气清。我虽年方弱冠，但对中山先生夙怀虔诚敬慕之情，在我的要求下，由先父以及革命元勋们提携来到了会场。一路上，民众夹道相迎者不可胜数。场内的人都怀着景仰心情等待着中山先生的到来。一会儿中山先生来到了会场，他穿着长袍马褂，戴顶呢帽，显得容光焕发。中山先生很客气，进了会场就脱下帽子，一直登上讲台。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讲台。在讲台上的随从不少都是原南京临时政府来的。因台子不很牢固，故在台上的人不多，有胡汉民、廖仲恺、谷钟秀、刘成禹、居正等人，章太炎穿着长袍马褂也站在中山先生旁边。黎元洪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之后，即请中山先生讲话。

中山先生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声音宏亮，节奏比较快，很能吸引人。他首先谈什么叫国民革命，什么叫天下为公。这个讲话很有针对性，因为国民革命胜利了，但清朝皇帝把国家弄得很糟糕，所以为国为民，人人有责。他又针对军政人员指出，你们是领导人，又是有功之人，但不要居功。中山先生这话是以自己撤销了南京临时政府，辞去了大总统职务这样的身教来说明问题的。他还说到，我不当大总统，撤销了临时政府，外边就说我是功成名就，功成身退，沽名钓誉。而实际则不然，身退诚有之，可功成则未也，更有何名可言？走向国民革命和民主国家的路途还是遥远的，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由一人的专制变成民主共和以至天下为公，再走向世界大同，这才能达到真正中华国家的强大。革命者的任务不能因为起义成功就完了，众多万端待举的大业仍须我们去努力，我们革命党人要有为人民办事的公仆精神。他着重送给大家两句话：“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这时全场都轰动起来，章太炎又插了几句话说：“讲得好！讲得太好了！”章是有名望的学者，他这一插话，全场更加轰动。我当时对这些印象很深，但对这两句话的真谛，当时我是不大懂的，以后才逐步地加深了理解。

孙中山还说了这么几句话：“在职为国，卸职为民。”意思是，我现在尽管辞去了职务，但还是要为人民工作的。对这几句话，我当时还是能理解的。

中山先生的演讲很吸引人，有时就像拉家常，有时很庄重严肃，扣人心弦，我当时只是感到很激动，对它的深远影响是体会不到的。开会时间不算长，约个把小时，会后，大家欢呼着送走了中山先生。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袁世凯为了当总统，包围了参议院，强迫选他为大总统。同时袁又以自己的意志，让黎元洪做了副总统。他在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排挤中山先生和跟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为自己今后做皇帝作准备。同时，又邀请孙中山赴京，孙中山于8月下旬抵达北京。当时的舆论对袁的做法是不满的。参议院的议员受了袁的压迫，不得不投他一票，他们本身是内疚的。很多议员虽然组织了许多党派，如共和党、民主党等，而早期他们许多人是同盟会会员，如刘成禹、时功玖、张伯烈、郑万瞻、谷钟秀、周珏、彭先彝、刘崇佑、陈家鼎等人，他们既是代表各省的参议员，又是各党派的成员。他们想利用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迫于袁的压力，不得不投他一票。另一方面，从内心来说，他们原来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之一，他们决定开欢迎会来表示对中山先生的慰藉，并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应主张良心公道。

这次欢迎会的与会者主要是社会名流、学者等代表性人物，由各省参议院召集各省在京人士参加入数有近千人，比武汉要多得多，有点全国性。会议地点在城南虎坊桥湖广会馆，这是个旧戏楼子。会馆大门前扎有松柏级花的彩牌坊，上面悬挂着“全国各界热诚欢迎孙大总统莅京大会”的红布条幅，明显地表示出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山先生的愿望。进入会场，就见主席台上交叉挂着五色国旗，上方还有“民主共和”四个大字，这是对袁世凯施行强权政治的讽刺。会场没有座位，参加会议的人都站着。这么多人的会议当时在北京是空前的了，在民国初年也是少有的。大会气氛很热烈，与会的人员有各阶层人士，很广泛，还有外国记者和使馆人员参加。

先父当时随南京临时政府携眷北移，并作为中国财政经济学的学者到北京主讲财政经济课。我又得以荣幸地与父辈们一同前往湖广会馆。

中山先生坐着马车到了会场。一听说中山先生到了，里面的人一下子拥了出来，一直夹道迎到会场里面。中山先生穿着四个口袋的短装，戴顶礼帽。我也挤了进去看中山先生，并跟着大人一起向前走。中山先生一进场，就脱下了帽子，边走边挥向大家答礼，一直走到戏楼子上落坐，会场的欢呼声才慢慢静下来。看上去，中山先生兴高采烈、神采奕奕。

会议由刘成禹等人主持，接着，各党派负责人致欢迎词，还有工商代表、学者代表讲话。之后，中山先生用广东语调的普通话答礼致词。我记得，中山先生的表情很坦然，并没有因没当上大总统或副总统而沮丧，他十分平静安祥地向大家讲了话。他谈的内容主要是勉励大家继续为国民革命奋斗。他说，国民革命是民主共和政体的民众革命，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事，人人都有份，不做官也要革命。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主张兴办铁路、航运、纺织。制造、钢铁等实业，兴办教育等，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做高官，照样可以干这些事，其目的就是使中华民族兴盛起来。中山先生这种诚挚的话语和无私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讲话一再被欢呼声所打断。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中山先生的讲话占了一半多的时间。讲完后，中山先生离开了会场，人也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我还在会场上流连，迟迟没有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