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 伦敦蒙难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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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从事的反清革命，处处遍布着荆棘，时时充满着惊险。清廷暗探跟踪着他，一张张黑网对着他，一双双黑手向他伸来……

1896年9月某日，他在伦敦遇到了死神的考验……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到达香港。

两三天来，陈少白、郑士良在香港坐卧不安，饮食无味，忧心如焚。而且听说孙中山已经被捕，更是悲愤，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孙中山竟赫然出现在眼前，真使他们惊喜交加，连忙问道：“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孙中山放下行李，擦去额上的汗珠，喘过气来，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孙中山想到了他敬重的老师，便去向康德黎博士请教。

他向康德黎博士如实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香港是否安全。

康德黎博士愣住了。他在医学方面是专家，但涉及到法律问题，却是个门外汉。他沉思了好一会，最后介绍孙中山去请教他的友人达尼思律师。

达尼思律师详细询问了事件的始末，不住地摇头，觉得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翻阅了几本法律书籍，还是找不到类似的案例。最后，他只得劝告孙中山：“像这种事情，在香港还没有先例；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

孙中山鞠躬致谢，正要告辞，达尼思又把他留下来，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达尼思不愧是位有见地的律师。孙中山那时候虽然点头称是，但是，真正理解这点，还是以后的事。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中山、陈少白和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了。

他们找来报纸，匆匆一看，知道当天晚上有船开赴越南。这时候，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越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岂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叫“广岛丸”的日本货船，留有四个客位，而且明天便起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孙中山从汇丰银行里取出300美元，避开了警察的监视，上了船。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博士告别了。

果然不出达尼思所料，孙中山他们离开香港的第二天，两广总督谭钟麟便要求香港总督罗便臣交出被怀疑在香港避难的孙中山和其他四人。

罗便臣虽然交不出孙中山，也无法按照谭钟麟的要求办事，但在1896年3月4日，还是公布了对孙中山的驱逐令，规定五年内不准孙中山踏入香港境界，并且向广东当局保证：“孙文如来港，必驱逐出境，不准逗留。”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广岛丸”也像沸锅里的豆子一样，在风浪里翻滚颠簸，把孙中山他们害得连黄胆水也呕吐了出来。一连熬了14天，直到11月12日，才在日本神户港靠岸。

他们像是卸下了沉重的枷锁，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跟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陌生，真是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他们闲着无事，便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定眼一看，报上的一条大标题赫然写着：（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他们虽说不懂日文，但看了报中的汉字，也大略明白了报纸所说的意思。

“支那革命党？！这是怎么一回事？”古代印度、罗马和希腊等国都称中国为支那，近代的日本人也称中国为支那。这点，陈少白是知道的。但称他们为革命党，他就觉得奇怪了，忙问孙中山：“我们叫做‘起义’、‘造反’，日本人却称做‘革命’，这是什么道理？”

孙中山一时间回答不出来。他沉思片刻，突然击掌叫道：“好！好！从今以后，我们就说‘革命’，不说‘造反’。”

郑士良还是不理解，盯着孙中山问：“为什么？”

孙中山知道非要作详细解释不可了。他说：“‘革命’二字出于《诗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们党为革命党，意义很好，我们党以后就称革命党好了。”

古时候，只有帝王才配用“革命”这个名词。帝王“受命于天”，实行变革以应“天命”，因此把朝代更替称为“革命”。但在历代农民起义和民众暴动中，从来没有使用过“革命”这个名词，即使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只是称为起义、造反、暴动之类。所以，当孙中山看到日本人称呼自己的党为革命党，联想到“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句话，显得特别高兴，精神也特别振作起来。

他们在神户住了几天，就搭船到横滨去。这时间，他们想到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经济匮乏的困难了，想到抵达横滨后的居住问题了。

孙中山忽然想起，年初自檀香山经横滨回香港时的一段往事。

他经过横滨的时候，在船上对华侨宣传反清。商贩陈清到船上兜售东西，孙中山见他是个广东人，也同他大谈反清。陈清听了，觉得很新奇，立即回去对同乡说：“今天船上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他说要在中国造反呢！”

“世间真有不怕丢脑袋的人？！”那个同乡不大相信，很想看个究竟，就到船上去见孙中山。孙中山请问他姓名，才知道他姓谭名发，广东三水县人，在横滨开一间洋服店。两人谈了一会，谭发非常悦服孙中山的言论，不禁被吸引住了。依依惜别时，他对孙中山说：“我虽然是一个知识浅薄的商人，但我很想替先生出点力。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协助。”

想到这里，孙中山决定到横滨以后，试着去找谭发帮忙。

11月17日，船抵横滨。陈少白、郑士良留在船上，孙中山登岸找谭发。

孙中山按着地址找到了谭发，向他说明来意。谭发立即替他们租了一间小房。孙中山看了，倒也满意，就回到船上来。

陈少白、郑士良在船上呆了半天，还是不见孙中山回来，心里十分着急，以为又出了什么意外。孙中山回到船上，他们才安下心来，一同上岸。后来，陈少白回忆说：“那时候心里倒舒服起来。因为到了这里，中国政府已追究不来，而且在这个地方，又有了住宿的场所。总觉得那时候的舒服，真非言语所能形容了。”

一两天后，谭发陪同孙中山、陈少白到横滨山下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拜访商店主人冯镜如。冯镜如“生平行侠好义，热心爱国，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国人皆以‘无辫仔’称之”。早在年初，陈清将孙中山的话告诉谭发后，又告诉了冯镜如、冯紫珊两兄弟。那时候，冯镜如听了已经“大为倾倒”，立即让陈清邀请孙中山登陆商谈国是。孙中山对陈清说：“轮船即将启锭，未便登陆，我将《兴中会章程》交给你们，请你们广泛宣传，照章设立分会。广东不日可以大举，你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来。”现在，孙中山、陈少白访问冯镜如的目的，就是商量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的事。

那天的拜访显得十分神秘。当年只有十三四岁的冯自由，事过多年之后，还追忆说道：“一日，有久未剃头，发长逾寸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余父引之至楼上客室，密谈多时乃去。余后始知来客姓名为孙逸仙、陈少白。”

经过商谈，他们决定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

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是冯镜如，会员有冯紫珊、赵明乐、赵峰琴、谭发等20多人。会所设在横滨山下呼一百七十五番。他们刊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和《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两篇，作为鼓吹反清革命的宣传品。

当时，日本华侨的革命风气还很淡薄，愿意赞助革命的更是不多，孙中山看到在日本工作一时难有进展；而且，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与日本恢复了邦交，估计他们的行踪不久就要遭到驻日本公使的查究，便和陈少自、郑士良商量，决定郑士良归国收拾余众，重新部署，以待卷土重来；陈少白仍留日本，考察东邦国情；而孙中山则“断发改装，重游檀岛”，到美洲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这时候，孙中山从香港带来的钱差不多都花光了。他不得不向横滨兴中会商借500元作赴檀香山的旅费。但会员多以“有心无力”为由，不肯借与，资产颇富的赵明乐、赵峰琴更是“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会所”。冯紫珊见是这样，十分寒心，亦十分气愤，独筹500元交给孙中山。

孙中山给陈少白、郑士良各留下了100元的费用，自己则身着西服，手提皮箱，由横滨乘轮船前往檀香山。

孙中山到了檀香山，立刻往茂宜岛探望大哥孙眉，告诉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孙眉不愧是位有胆有识之士。他豪情满怀，尽力慰勉孙中山：“这不算一回事，还应该继续干下去。”

这对刚刚败阵而来的孙中山来说，该是多大的鼓舞啊！

更使孙中山放心的，是陆皓东的侄儿陆文灿已奉孙眉之命，护送母亲杨氏、妻卢慕贞、儿女孙科、孙娫到了茂宜岛，与孙眉共同生活，相处甚欢，解除了孙中山的后顾之忧。

兄弟刚一见面，孙中山即向大哥要了500元寄给冯紫珊。旅日侨商知道了这件事，都称赞孙中山信用卓著。

广州起义的失败，在檀香山兴中会中产生了两种反应：“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檀山新报馆设兴中会联络点，“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组织会员进行军事操练。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还是进展不大，收效甚微。孙中山以为“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

出发前夕，一天闲着无事，孙中山漫步火奴鲁鲁街头。他贪婪地凝视着这里皎洁的海水，蔚蓝的天空，碧绿的青草，怒放的鲜花，不禁陶醉得流连忘返。

突然，一辆载着数人的马车“嘚嘚嘚嘚”地朝着孙中山方向驶来。孙中山不由仔细一看：啊，车上坐着的竟是康德黎夫妇和随员！他乡遇故，喜从天降。孙中山乐得跳了起来，不顾一切，像风一样飞跑过去，纵身一跃，跳上了马车的踏脚板。

正陶醉于这里碧涛映红霞、银浪掩金沙、海鸥高翔、帆影参差景色的康德黎夫妇，给这位“不速之客”吓呆了：光天化日之下，难道竟有拦路抢劫的暴徒？！

同车的日本保姆，看来者像是自己的同胞，忙用日语问道：“先生，你要干什么？”

“我是孙逸仙！”孙中山满脸是笑，来不及擦汗，也不待喘过气来，就操着英语朗声问候，“老师，师母，你们好！”

简直是从天而降的人物呀！康德黎夫妇定限细看，果然是孙逸仙！只不过剪掉了发辫，留了胡须，穿了西装。

他们转惊为喜--正是：多时记挂心头上，一旦相逢道路中。半年以来时刻悬念的学生，现在竟突然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了！

康德黎博士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天真的小孩：“我离香港前两天，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在檀香山，真没想到今天竟不期而遇。”

一番详谈之后，孙中山才知道康德黎博士是回国路经这里，船停而登岸浏览风光的。孙中山也将自己即将启程赴美，再转英国的计划报告老师。康德黎博士一听，立刻将自己在伦敦的地址告诉孙中山，再三叮嘱。“届时务必到我家里做客。”

孙中山自做向导，陪同康德黎夫妇游览胜景，直等到他们登船而去，才依依惜别。

历史是生动活泼，有时甚至是“巧妙”的。谁能料想到，当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生命濒于危急的时刻，他们在火奴鲁鲁街头的奇遇，竟发生了重要作用。如若没有这次巧遇，孙中山以后在伦敦被囚，就很难脱离险境，那样，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这正如孙中山所说：“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则吾尚无由知彼之归国，彼亦无由知吾之来伦敦也。”

精力旺盛的孙中山在美国穿梭往来：从檀香山到旧金山，成立了旧金山兴中会分会之后，接着横越大陆，经芝加哥抵纽约，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但是，孙中山的美国之行，虽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说：

“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

此种情况，是孙中山未曾预料到的，但更为严重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清王朝在世界各地广布“眼线”，一直牢牢地跟踪着孙中山，直至要把他拿获处死。一张危及他生存的网正在其活动的地方悄悄撒开。

不错，孙中山对此还是有所防备的，他断发改装就是为了隐蔽自己。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曾以自豪的口吻，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及自己断发改装的事情：

“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以后，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我从小蓄留的辫子剪掉了。有好几天不刮脸，在上嘴唇顶边留起了胡子。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当我穿戴好了，往镜里-照，一见面目全变，不禁吃了一惊，但也为此而感到放心。……这种情况使我受惠不浅，不然的话，在许多危险关头我是难以逃脱的。即使是日本人，也常常把我看成是他们的同胞。有一次，正当我在一处公共场所被盯上梢时，有两个横滨人走过来和我说话，遗憾的是我连一句日语也不懂，但我在好几分钟中装出一副懂得日语的样子，以便把跟踪的密探摆脱掉。”

但是，1896年的孙中山，毕竟还不是一位十分成熟的革命者。到了旧金山，他忘却了敌人无时不在的魔爪，曾经轻易地摆好架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也就轻易地落到了清公使馆手里。这样，曾经给他带来愉快和信心的改装断发，也就失去作用了。

清王朝对于“政治煽动者”孙中山恨得要命，甚至求助于书法上的把戏，不惜在“孙文”的“文”字边上加了“三点水旁”旁，企图把孙中山说成是“货真价实”的山角水涯的草贼。

这点，孙中山是知道的。他自己也预感到，如果被捕，“将会有怎样的命运落到我的身上：首先他们将用老虎钳把我的踝骨夹紧，再用铁锤敲碎；接着是割掉我的眼皮；最后把我剁成碎块，使任何人都无法认出我的尸体”。

但是，在孙中山往来日本、檀香山、欧美大陆的时候，北京总理衙门与驻外公使馆有关跟踪、捕杀他的秘密函电，恐怕孙中山自己是不曾知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秘密的史料终于得以公诸于众了。请看：

1896年4月8日，总理衙门致函驻美国公使杨儒：“本月二十三日（指农历，下同）准粤督电称‘嗣据线报，孙文、杨衢云逃窜新加坡，腊底回香港，正月至澳门。线人亲见孙文已断发洋服，出入必与洋人偕行。近闻又至上海。请与英使商办’等语。……正月初七日朗西函称‘前数日孙文乘公司船经横滨往檀香山，伊弟在檀，故相就’等语。计算时日，该犯于年前已往美国，与粤线所云正月尚在澳门之说两歧。檀香山三合会党最盛，与美之金山纽约声息相通，不难得其踪迹。拟请台端密饬领事商董访查该犯孙文，暨其弟确耗，即行示复，当再筹商办法。”

6月18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几天后，清驻旧金山总领事冯泳营就将孙中山的行动，详报杨儒：“孙文……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陆，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官……是否孙文同党，尚难臆断。惟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706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并闻有沿途联合各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

杨儒接到冯泳貌的报告后，于6月27日致密电总理衙门：“金山领事访悉孙文现偕二洋人到金，日内将往欧洲，乞筹办法。”

翌日，总理衙门复电杨儒：“孙文将往欧洲何国？偕行洋人系何国人？附搭某船？希确查密电龚使酌办。英能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固妙；否则，该匪若由新加坡潜结党恶内渡，应先电粤预防。新加坡领事果认真查访，当有实际。”

9月23日，孙中山在纽约登上“麦竭斯的”号轮船赴英国。

25日夜间，杨儒已经密电龚照援：“现据纽约领事施肇曾探悉，孙文于9月23号，礼拜三，搭 White Star Line，Miestic轮船至英国黎花埠（利物浦）登岸。”

龚照援接到密电应即派遣英人、二等参赞马格里爵士前往英国外交部婉言试探：可否依照香港、缅甸引渡条款，协助缉拿孙中山。

英国外交部答复说，香港、缅甸引渡条款不适用于英国本土。

龚照援的侄儿龚心湛提议：由马格里委托司赖特侦探社窥探孙中山行踪，然后再作决定。

龚照援采纳了这个办法。

9月30日中午，孙中山到达利物浦。当晚9时50分，孙中山乘火车到达伦敦，住在赫胥旅馆。

孙中山一到英国，就左顾右盼，注意是否有人窥伺。他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更没有看到鬼鬼祟祟的中国人，他坦然了。

但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他的一举一动，被一位碧眼高鼻的侦探尽收眼底。

10月1日，司赖特侦探社给马格里的第一个报告已经送到清驻英公使馆，内称：

依照你的指示，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到利物浦去侦查一个从白星轮船公司的来客，名叫孙文。我们现在报告你，这个中国人合于所说的形状的，已于昨日中午12时在利物浦王子码头上岸……他带了一件行李，上火车站设备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上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方才动身，于晚间9点50分到伦敦圣班克拉司车站。于是他从行李房里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旅馆……他现在在我们的监视之下。若是工作有结果的话，我们再告诉你。

龚照援接到报告后，马上召集使馆英文四等翻译邓廷铿等数人，向他们宣读了总理衙门关于相机缉拿“逃犯”孙文的电示。

10月二日，孙中山一觉醒来，便匆匆前往波德兰区军文街46号，拜访康德黎博士。师生重逢，分外亲热。康德黎夫妇特地为孙中山租定了靠近自己寓所的葛兰旅店。

翌日，孙中山移居这家旅店。

与此同时，龚照援密电总理衙门：“粤犯孙文到英，英外部无在本国交犯约，不能代拿。现派人密尾行踪。”

初到伦敦，孙中山的日子还过得悠闲自得。他或游览博物院，或参观古迹，或在街上散步，所见所闻，很有感触。他说：“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

孙中山每天都到康德黎寓所，在康德黎书房看书，也常在他家里进餐。

10月4日，孙中山与康德黎夫妇共进午餐，气氛轻松愉快，康德黎博士笑着问孙中山：“中国使馆离我家很近，你是否想去拜访一番？”

孙中山也以笑回答：“我没有这个打算。”

康德黎寓所与位于波德兰区的清公使馆相距不远。师生的交谈也只不过是彼此之间幽默的玩笑。康德黎夫人却误以为真了。她登时放下手中的刀叉，瞪着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严肃地告诫孙中山：“你可要特别小心，千万不可走近，使馆官员看见你，一定会逮捕你，把你解送回国的！”

其实，早在10月1日下午，孙中山拜访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任教务长孟生博士，并应邀在其家晚宴的时候，孙中山就曾经问过孟生博士：“假如我去使馆访问，你以为明智吗？”

“不。”孟生博士毫不含糊地说，“你连中国使馆的门口也不要走近石则会堕入虎口！”

现在，看见康德黎夫人那个认真的模样，幽默的师生不禁哈哈大笑，惹得康德黎夫人恼怒地瞪了他俩一眼，接着又不由跟着笑了起来。

生活本身也是会开玩笑的。谁能想像到，没过几天，这个玩笑竟成了严峻的现实！

10月6日，司赖特侦探社向马格里报告孙中山1日至5日的行踪。

孙中山并没有听从老师的告诫。他多次路经清使馆门口，还跃跃欲试地要到清使馆去。

10月10日，当孙中山又路经清使馆时，遇见一个名叫宋芝田的留学生。孙中山询问他：“使馆中有没有广东人？”

“有。”宋芝田带领孙中山进入使馆，并把他介绍给邓廷铿。

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孙中山“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称“陈载之”，向邓廷铿打听在伦敦的广东华侨的住地，还和邓廷铿约定次日上午再来使馆，一同赴海口探望粤商。

交谈中，邓廷铿发现“陈载之”的手表上刻着英文拼音的“孙”字，便立即起了疑心。待孙中山一走，便急忙密告龚照援。卧病的龚照援马上与马格里密商。马格里认为“陈载之”就是“孙逸仙”。他以为“华人之赴公使馆，即出自其人之本意……即使指控他，怀疑他，拘留他……外人实无干涉之权”。提出明天上午孙逸仙来使馆时就予以拘留。

10月11日，星期天，上午10点30分，孙中山依约来到使馆。邓廷铿满脸堆笑，迎了上去，邀请孙中山吃过午饭，又“热情”地引导他参观了一楼，接着，带着他到二楼职员李盛钟卧室坐谈。这时候，一位须发皆白，官气十足的洋人走了进来。邓廷铿对孙中山说：“请您到我的卧室坐坐，好吗？”孙中山不知是讣，说：“很好。”便跟着邓廷铿登上三楼，走近一个小房门口，邓廷铿伸出手来，对着孙中山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说：“这是我的卧室，请进！”

孙中山踏入房间，见室内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再也没有其他陈设，心里不免疑惑。这时候，马格里正式登场了，他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对孙中山说：“对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你到了这里，等于到了中国。”

孙中山愕然了。要想逃脱，已不可能了：两三个大汉堵塞在门 口，灯笼似的眼睛虎视眈眈，仿佛随时可以扑将过来，把他撕碎吃掉似的。

马格里坐了下来，又问：“你是孙文吗？”

这时候，孙中山知道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干脆地回答：“是的，我是孙文。”

马格里显得很得意：“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来电，说你乘‘麦竭斯的’号轮船来英国，要求我们扣留你。”

“为什么？”孙中山沉着地问。

“不久前，你曾经上书总理衙门。现在总理衙门正需要你，你必须留在这里，等待总理衙门的复电。”

孙中山明白了自己险恶的处境。他灵机一动，问：“我被扣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的朋友知道？”

“不能！不过你可以写封信，让这里的人为你取来旅馆里的行李。”马格里非常狡猾，妄图趁机搜索孙中山的行李，取得机密文件。

孙中山看穿了他的诡计：“我并不住在旅店。”

马格里马上追问：“你住在哪里？”

孙中山将计就计：“孟生博士知道我的住处。你可以为我交一封信给孟生博士吗？他会把我的行李捎来的。”

马格里眨眨眼睛：“行，我们可以为你办这件事。”他吩咐仆人，把纸、笔取来，交给孙中山。

孙中山写道：“我被监禁在中国使馆里，请转告康德黎君，把我的行李送来。”

马格里看后连连摇头：“不！我不喜欢‘监禁’这个字眼。”

“那我该怎么写？”

“简单地写上‘把我的行李送来’就行。”

“他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是不会把行李送来的。”

孙中山又用一张纸条写道：“我在中国使馆，乞告康德黎君，将我的行李送来。”

要害还是‘中国使馆”这几个字。狡猾的马格里明白，孙中山实际上是要给孟生、康德黎通消息。他又改口了：“你可以写信通知旅馆，不必托友代取。”

孙中山仍坚持说：“我没住在旅馆，除了孟生、康德黎博士，没有人知道我的住址。”

“发出这信之前，我必须请示公使。”马格里拿着孙中山的信走了。自然，他根本不会为孙中山送出这封信。

龚照援“计擒”了孙中山，马上责成邓廷铿连同兵勇和英仆二人轮流看管，“毋任漏泄消息，乘间遁逸”。紧接着，他又密电总理衙门：“孙文到英，前已电达。顷刻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公法，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暗解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窦使知，并请电粤督。”

总理衙门立即复电：“能按公法扣留，英不问团好。解粤应设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粤。望详商律师，谋定后动。毋令援英例反噬，英又从而庇之，为害滋大，切望详慎。”

清朝总理衙门和驻外公使频繁而剑拔弩张的电文，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对孙中山何等重视和畏惧。但孙中山为什么没有听取老师的告诫，竟然主动到清使馆去活动呢？

这是历来使人们大惑不解的问题。

我们认为，一方面可以从他在（伦敦被难记）的一段话中得到解释。他说：“予生平每经一地，如日本，如火奴鲁鲁，如美利坚，与华侨相晋接，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殆无一不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而创行代议政体也。”

另一方面，他是过于自信，以为驻外的中国公使馆，因为有所在国法律的约束，奈何他不得；也过于自信断发改装，改名换姓的功效。

现在，清驻英公使馆不顾一切，还是把他扣留了。

孙中山身遭幽禁，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呢？此刻，他必须迅速作出选择。

作为一个勇猛的斗士，孙中山显然不会坐以待毙的。

失去了自由的孙中山，马上察看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房子不临街道；通风的小窗被四五根铁条拦住；从房门钥匙孔可以窥视到两个毫无表情的卫士。

他知道：逃走是不可能的；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与否”。

被囚禁不过数小时，英仆柯尔奉马格里之命，搜了孙中山的身，将他的钥匙、铅笔、小刀取走。幸好，孙中山暗口袋内的钞票和几张名片没有被发现。

柯尔开初对孙中山并无好的印象，使馆人员都七嘴八舌地传说着孙中山“是个很坏的人”，“他喜欢买很多枪刀杀人！”“皇上非常痛恨他，急于取得他的脑袋！”柯尔听到这些，甚至认为孙中山可能是个疯子。况且，马格里告诫过他：“不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任何一张纸条，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

接着，柯尔和莫乃尔又走进国室来，一声不哼地洒水、扫地，升炉火。孙中山请求他们帮助送信，他们却又哼哼哈哈，急忙退走。

傍晚，英仆霍维太太来四室给孙中山铺床褥。她也是一言不发，只是朝孙中山打量了几眼。

孙中山正陷入痛苦的思索，也没心思理会这位中年妇女。

伦敦的10月之夜，寒气袭人。孙中山盖着毛毯，和衣而卧。他的心在燃烧，眼睛呆呆地瞪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寻思着脱险的办法，以至彻夜不眠。

翌日凌晨，柯尔走进国室，给孙中山送煤、送水和食物。孙中山询问他们是否将信送了出去。柯尔没好意地回答他：“我不能出公使馆，不能为你寄信。”莫乃尔则眨着狡桧的眼睛，嘲弄地说：“你的信我已经寄出了。”其实，他们早已把信交给了马格里。

被囚禁后，平素十分整洁的孙中山，再也没有心思注意衣衫的修饰了，光洁的头发变成了一窝秋草，眼圈隐隐发黑。但他并没有消沉、失望，而是努力地挣扎着。他用纸条裹着硬币，朝小窗外的街道掷去，企望路人捡到，按纸条的字去通知康德黎博士。但这些纸团太轻了，有的只是抛到了邻舍的屋顶，有的却落在使馆墙里边的地面上。

求救不成，反而招来了更加严密的防卫--他们干脆将窗户关闭。

孙中山几乎是插翅难逃了。马格里正忙着和他熟悉的格来轮船公司商讨，包租一艘轮船押送孙中山回中国去。

龚照援知道：在英国逮捕孙中山是违反英国法律的。他拟订了“购船押回”或“否则释放”两个极端的方案。“购船押回”会碰到许多困难；至于“释放”，不单不甘心，又怕孙中山援引英国法律反噬。面对着这两个极端的方案，他发现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就是要取得孙中山自己到来使馆的文字根据。这样，无论执行哪个方案，都会顺当得多。

14日，邓廷铿又出面了。他说：“前几天扣留你，公事公办，不得不这样做。今天我来看你，却是尽朋友的私情。你在这里，正处于生死关头，你知道吗？”

“为什么？”孙中山问他，“这里是英国，不是中国。按国际交犯条例，你们必须将逮捕我的事告诉英国政府。我想英国政府未必肯速从你们的做法。”

“我们不必告诉英国政府。现在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妥当，轮船也已经雇定。届时堵住你的嘴，把你捆绑起来，装入箱子或袋子里，在夜间运上船。一到香港口外，将你移交给停泊在那里的中国炮舰，再送到广州审讯。”

孙中山不愧是位身陷绝境而仍不甘罢休的斗士。他倔强地说：“那是一个重大的谋害事件，对英国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在船上也许能得到一个机会将消息传出去，让人们知道这件事。”

邓廷铿不由咧嘴笑了。这微微一笑，既是嘲笑孙中山的无知，也是对公使馆的做法有绝对的自信：“你不会有机会这样做。我们在船上就像在这里一样把你锁在房里，更不会让你在船上和任何人交谈。”

“船中人员未必都与你们串通一气，也许有人同情我，援助我。”

邓廷铿摇摇头：“那个轮船公司和马格里爵士交谊很深，当然会遵从他的嘱咐，决不会帮助你的。这星期，未必启程。等到下星期，就会把你解回中国。”

“你们的计划，恐怕办不到吧。”孙中山还是很镇静。

“使馆就是中国，在这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邓廷铿慢慢说着，话中既露出杀机，又像是对孙中山有所关照，“如果使馆不能把你运走，就会在这里杀死你，将尸体加以防腐，再送回中国”。

“为什么要这般残忍？”孙中山不由侧着脑袋问了一句。

“这是皇上的命令。皇上要不惜任何代价捉拿你，不论是死。是活。”

“你们把我囚禁在这里，或许招致外交交涉，也未可知。你与我有桑梓之谊，我的同党在广东很多，将来他们替我报仇，不单是你危险，就是你的家人也跑不掉。”孙中山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气势雄伟，仿佛有千百名战士，正向邓廷铿一伙袭来。

邓廷铿不由打了个寒颤，额头上猛地冒出冷汗，语气也变得缓和了：“我只是按着公使的命令行事，这次来也不过为彼此私情，使你知道前途危险而已。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像朋友一样帮助你的。”说罢，走了。

当夜12点，邓廷铿又走了进来。孙中山劈头责问他：“你说你要像朋友那样行事，却没有帮助我。”

邓廷铿并没有动气。他轻轻打个躬，又轻轻走近孙中山，耳语着说：“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我已密令匠人特制两把钥匙，开此室和使馆前门。”

“什么时候可以出走？”孙中山瞟了他一眼，显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星期五清晨2点钟，我或许能乘隙而来，请你做好准备。”

孙中山姑且点点头。尽管邓廷铿如此说来，孙中山却并没有放弃其他途径。

15日，即星期四上午，柯尔循例来四室升炉火，孙中山将预先写好的字条交给柯尔，请求他秘密送往康德黎家里。柯尔照例是一声不吭，随手把字条接了过来。

下午，邓廷铿又来了。这次，他匆匆而进，而且显得有些激动：“你的字条英仆已经送给了马格里；他为此大骂了我一顿，说不应该将使馆计划告诉你。”接着，他伸手、叹气，又说下去：“你看，我虽有心救你，而你却破坏了我的计划。”

孙中山问：“还有一线希望吗？”

这句话，正中邓廷铿下怀。他喜而不露，低沉着脑袋，像在苦苦沉思，过了好一会，才慢吞吞地说道：“生机还未尽绝，你可以致书公使，请求宽容。”

“这信该怎样写？”

邓廷铿踱步，沉思，又是好一会才轻轻说道：“你必须极力表白，说你本人系良民，并非逆党，只因地方官诬陷，致被嫌疑，故亲至使馆，意在吁求伸雪。”

此刻，孙中山祈求自由的愿望犹如一炉暗暗燃烧的炭火，扇子稍往灶口一扇，便又兴旺起来。“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孙中山不由焦虑地思索，“我写这样的一封信，会带来什么效果呢？”他简直是坐立不安了，干脆站了起来，朝窗门方向走去，企图透过小小的窗口，看到一线光明的景致，呼吸到少许清新的空气。可是，当他抬起头来，才意识到：窗门早已死死钉闭。他只得紧紧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思索下去，“这也许是一线希望；这样写，也是可行的”。

孙中山觉得自己的思考成熟了，便转过身来，对邓廷铿说：“这封信，我可以写。”孙中山写了信，折叠之后，又按照邓廷铿的意见，写上收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

邓廷铿见目的已达，内心异常高兴，连虚伪的礼节也忘却了，拿着这封信兴冲冲地走下楼。

孙中山觉得异常疲乏，不知怎的，心里总是不踏实，整个人也像悬在半空。他躺在床上，正要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却突然醒悟过来，从床上跃起，大叫一声：“不好！我中了邓廷铿的奸计！”

啊，这真是一场斗智斗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在残酷的斗争中，孙中山又一次被敌人愚弄，这使他懊悔至极。

与此同时，清使馆以7000英镑的价钱，雇定了一艘2000余吨的轮船，并密电总理衙门，或解或释，请速指示。

16日，总理衙门复电：“购商船径解粤，系上策，即照行。7000镑不足惜，即在汇丰暂拨，本署再与划扣。惟登舟便应镣铐，管解亦须加慎。望甚筹周备，起解电闻，以便电粤。”

奇迹多在厄运中出现。

苏东坡说得好：“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

纵使屡遭挫折，危在旦夕，孙中山仍然“决计再尽人力”，不肯坐以待毙。

奇迹终于出现了！

10月16日上午，柯尔循例人四室送煤和食物。

孙中山闷闷不乐地责备了他一句：“你出卖了我！”

柯尔没有想到孙中山竟会责备自己。他转过头来盯着孙中山，惊诧地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孙中山还有什么顾忌的呢？他声音虽然不高，却显得十分义愤：“你告诉我，说已经把我的字条掷往窗外了。但邓廷铿昨天告诉我：你把这些字条都呈送给马格里先生了。”

柯尔不由感到羞愧了。他对邓廷铿的行为十分气愤。而且，经过几天观察，他看出孙中山不单头脑清醒，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柯尔，本质正直的柯尔，低沉着脑袋，默默不言了。

孙中山真诚地问他：“先生能为我尽力吗？”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柯尔直盯着孙中山，仿佛要把他看个透彻。

孙中山平静地说：“我并不是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被迫流亡海外。”

“什么是国事犯？”啊，文化水平不高的柯尔，连这个名词也不懂。

善于宣传的孙中山问他：“你听过亚美尼亚人的事吗？”

柯尔点点头。

当时，土耳其苏丹国王大量屠杀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英国人纷纷谴责土耳其苏丹的野蛮行径。孙中山因势利导，慢慢向他解释：“现在中国皇帝要杀我，正如土耳其苏丹要杀亚美尼亚人一样。土耳其苏丹仇视亚美尼亚人的基督教徒，所以要杀害他们。中国皇帝仇视中国的基督教徒，也要杀害我们。我是一个中国基督教徒，而且曾经尽力谋求改革中国。凡是英国人都同情亚美尼亚人，所以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让英国人民知道，也一定会同情的。”

柯尔显然被感动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英国政府能不能帮助你？”

孙中山显得更有把握：“英国政府一定乐于相助，这是不用说的。不然中国使馆只需要求英国政府逮捕我，交给中国政府便可以，又何必幽禁我在这里，而且害怕外人知道，加以封锁呢！”

这是多么易懂的道理。柯尔点点头，内心十分赞同孙中山的分析。

孙中山满腔热情地说下去：“我的生命，实是在先生手里。先生如果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我的生命就能保存；否则，只能任其杀害。请先生再三想想：我们尽职上帝为重，还是尽职雇主为重？维护正义为重，还是袒护腐败的中国政府为重？请先生再三深思。”

轻易许诺的人，也必然容易失信。柯尔默默无言，离开了四室。这件事实在太大了，他还要再三斟酌。弄得不好，甚至连一家人的饭碗也要打掉的。他遇见管家贺维太太，便把孙中山求援的事告诉了她。正直、善良的贺维太太，很同情孙中山的不幸遭遇，她回答得很干脆：“乔治！假如我是你，我就会帮助他。”

柯尔得到鼓励，他开始行动了。17日早晨，他拿着煤箩走进国室，用手指指煤箩，示意孙中山注意。

孙中山待柯尔走出，马上拨开煤炭，发现一个纸团。他匆匆打开，只见上面写着：“我将为你送信。但你切勿在桌子上写，因监守者柯察极严，会从钥匙孔中窥见你的行动。所以望你伏在床上写信。”

啊，黑暗的囚室中，终于露出一线希望之光了。孙中山十分激动，赶紧掏出两张名片作为信纸，伏在床上写着：“致罩文街46号詹姆斯·康德黎博士：

“我在星期天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将要从英国偷偷运回中国处死。祈尽快营救我！

“中国使馆已租下一艘船，以便把我递解回中国，而整个途中我将被关锁起来，禁止和任何人联系。唉！我真不幸！

“请照顾目前这个帮我送信的人；他很穷，将会因为替我效劳而失去他的职业。”

中午，柯尔来拿信。孙中山拿出暗藏的仅有的20英镑，塞给柯尔。柯尔也一声不吭，接了过去。

好几天了，康德黎夫妇未见孙中山来访，很是纳闷；康德黎夫人特地到葛兰旅店去，也没有见到孙中山。他们开始感到情况不妙，十分焦急。

17日，晚上11点30分，纳闷而又毫无办法的康德黎博士已经上床就寝，忽然听到门铃声，连忙披衣起身，打开门来，不见人影，地上却有一封信。

他连忙捡起来，拆开阅读：

“你有一个朋友，从上个星期日起，被囚在中国使馆。他们打算把他送回中国，到中国他们一定会把他杀了的。这个可怜的人，真是惨极了。除非立刻有办法，他是要被解走，并且不会有人知道的。我不敢签我的名字，但是这件事是真的，请你相信我所说的话。你能尽什么力就立刻尽，不然来不及了。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孙逸仙。”

这封匿名信是从门底下的缝里塞进来的。直到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送信人是贺维太太。

康德黎博士大惊失色，不顾夜深，立即投入营救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我一听见他的踪迹，就到梅尔蓬巷的警察署长那里去，又从那里到苏格兰场总警察厅去。现在主要的困难，就是怎样能够使人相信我的故事。苏格兰场的警察，都说这件事与他们无关；并且说我报告过他们以后，我的责任已经尽了，我应当回家去，不要做声。我去见他们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点30分。”

18日，恰巧是星期天，照例是政府机关人员休息的日子。但这一天，却是康德黎夫妇最紧张的一天。

他们分头行动。

康德黎夫人到葛兰旅店，将孙中山的书札文牍之类全部取来，付之一炬。

康德黎博士多处奔走，不得头绪展找孟生博士商量。

康德黎博士刚到孟生家门口，恰巧遇见柯尔。

原来，柯尔到了康德黎家里，才知道康德黎博士走访孟生博士去了，便又匆匆赶来。他向两位博士说明了情况，交给了孙中山手书的名片，并将孙中山赠与的20英镑转交康德黎博士：“这是孙逸仙的钱，请你代为收存。”

孟生博士毅然表示协助康德黎博士从事营救工作。

康德黎博士叹了口气，说：“假如马格里爵士未下乡，这事会好办些；不幸他又不在，我们应该向哪里求援？”

原来，昨天深夜，康德黎博士不单到警察署报案，还到过马格里家里，企图向马格里求救，只是听说马格里下乡去了，只好作罢。

柯尔一听，大吃一惊，连忙告诉他们：“马格里根本没有远出。他无日不到中国使馆。幽禁孙逸仙，是他的主意；让我严密看管孙逸仙，是他的要求；租船押走孙逸仙，也是他出面去办的。”

这使两位博士大为惊愕。他们知道：马格里既是主谋，营救更加困难，势非英国政府出面不可了。

而且，时间刻不容缓：两天之后，中国使馆便要押解孙逸仙回国。

这时候，孙中山的生命既危如累卵，又充满生机。这真是生死难卜的时刻呀！

黄昏，柯尔赶回使馆，把康德黎、孟生博士的名片藏在煤箩里，送进了四室，以目向孙中山示意。

孙中山等柯尔走出，在煤箩里搜出了一张名片：“勉之！毋丧气！英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

孙中山不禁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十分疲乏了。他自被幽禁以来，衣未解带，食不知味，夜难安眠。

这一夜，孙中山美美地睡了一觉。

清使馆的高墙外，孙中山的思师和挚友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孙中山。

康德黎、孟生博士到苏格兰场警署报案，警署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回事，又是没有结果。

他们又到外交部报告。可是，外交部也不予重视。

这时，阴沉沉的黑网直把他们笼罩住。想到孙中山的处境，更使他们不寒而栗。天色已经漆黑，时间已经不多了。假使中国使馆今晚押解孙中山上船，岂不糟糕。使馆所雇的如果是英国轮船，即使离开了英国本土，还可截留；更可忧虑的，如果是外国轮船，则英国政府也毫无办法了。

怎么办？怎么办？这两位老人焦急得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

他们决计分头营救。

康德黎博士到泰晤士报馆去，争取舆论界的声援。

孟生博士前往中国使馆，单刀直入地警告中国使馆，企图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行动，孙逸仙被使馆拘留的事，英国市民已经知道，英政府和伦敦警署也已洞悉。

结果是，狡猾的邓廷铿礼貌地接待了孟生博士，但却竭力否认说：“此种消息，纯属谬妄。”一时间，连孟生博士也迷糊了，竟也怀疑起孙中山被囚使馆的事是否确实。

结果是，以“审慎态度”办事著称的泰晤士报馆一则怀疑事件的真实性，二则认为不必小题大做，决定保持缄默，不发消息。

两位博士奔走终日，竟毫无结果。他们更担心事情弄巧成拙：中国使馆既知事已外泄，连夜押解孙中山上船，或移禁他处，这样，即使英政府实地调查，也会查无实据了。

他们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怎么办？？

他们决定当夜守候在使馆门口，同时雇用私家侦探，监视使馆的举动，防止他们连夜把孙中山转移。

是夜，使馆灯火通明，人影憧憧，显得忙乱不安。

19日早晨，柯尔循例走进囚室，乘隙问孙中山：“你满意了吧！”

孙中山微笑着表示感谢，请柯尔再送一信出去。信中，孙中山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出生于香港，四五岁时才回到中国内地。把我当做一名合法的英国臣民，你能不能用这种办法来使我脱险？”

柯尔点点头，又贴着孙中山耳旁轻轻叮嘱：“你可要特别小心，我想我可能已经被人注意了。”

孙中山不禁一怔，惊愕而敬佩的眼光直望着柯尔，也只是默默点头。

当天，柯尔将孙中山的信送到康德黎家里，并自附了一张字条：“我于今晚深夜当有一个绝妙的机会，可使孙攀缘至邻居屋顶，借以出险。君如以为此计可行，则请商得邻居主人同意；并派遣一人在屋上等待，借资援手。并望赐复以定行止。”

康德黎博士接到这字条，立即前往苏格兰场警署请求援助，但警署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康德黎博士又只好作罢。

可是，新的转机毕竟来了。就在同一天，英国外交部经过查询，得悉清使馆确有订雇轮船的事。他们才大吃一惊，一面请康德黎博士将此案始末写成文字，一面派了六个侦探在清使馆四周守候，并密饬警署加意防守。

康德黎博士的奔走呼吁，也得到了反应。22日，《地球报》根据康德黎博士的口述，用“可惊可愕之新闻”、“革命家之被诱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其他各报也接连刊载。

消息震动了伦敦舆论界，引起了英国市民对清使馆的极大不满，使馆门前，聚集着数以百计的群众，一再挥拳高呼“释放孙逸仙！”

群众的抗议、社会舆论的压力，使龚照援、马格里十分恐慌。

社会舆论的压力，使得英国外交部也在22日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23日下午4点30分，四室的门打开了。两个人走进来，毫无表情地通知孙中山下楼去：“马格里爵士在楼下等你。”

一时间，孙中山还捉摸不透：是转移到新的监禁地，还是有了生机？

他忐忑不安地走到楼下。当他第一眼就瞥见了康德黎博士的时候，孙中山知道自己已获释了，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康德黎博士上前紧紧握住孙中山的双手，轻轻说道：“你恢复自由了！”

在康德黎博士身旁，还有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和苏格兰场的侦探长。

马格里当着众人，将搜去的各种物件、便条和硬币交还给孙中山，又对外交部官员和侦探长说：“今天我将孙逸仙交付你们。我这样做，是使本公使馆的特别主权及外交权利两不受损。”

“你现在恢复自由了！”马格里真不愧是君子国的爵士，他苦笑一声，朝孙中山伸出手来。

孙中山走出使馆，只觉得阳光耀目，空气清新。而眼前渭墨街头的人山人海，热情洋溢的英国市民向他挥手致意的场面，却是孙中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真使他感动万分。

侦探长排开纷纷向孙中山伸出手来的群众，挽着孙中山的手臂，和康德黎博士、外交部官员一同登上一辆四轮马车。路上，侦探长板起面孔，居然教训孙中山道：“顽童，此后务必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了！”

一时间，孙中山无言以对，只得苦苦一笑。

到了苏格兰场，孙中山将伦敦蒙难经过陈述一遍，由警官笔录，并当面宣读，孙中山签字认可。孙中山确认：10月11日，他是计划随同康德黎博士到礼拜堂祈祷，在赴康德黎博士寓所的路上，被清使馆官员邓廷铿一伙软硬兼施诱骗而被囚禁的。

这使清使馆大丢面子，吃了苦头。

直到东归以后，孙中山才向一些同志披露了事实的真相。

当晚，康德黎夫妇设家宴招待孙中山，一家大小举杯祝贺孙中山胜利归来。是夜，求见孙中山的人士络绎不绝，直至深夜。

翌日，上午9时，在甜梦中的孙中山被小孩跳跃、吵嚷、欢呼的声音惊醒。他侧耳细听：原来是康德黎博士的子女正在演戏。

康德黎博士的长子坎思对弟妹说：“柯林，你扮作孙逸仙。奈儿，你扮作马格里。我是援助孙逸仙的侠士。”不一会，喧闹、震动的声音把本来十分宁静的楼房，变成了一座吵吵嚷嚷的剧院，一阵激烈搏斗之后，“马格里”被摔倒在地，“孙逸仙”被援救出险了。接着，胜利者鼓声咚咚，笛声鸣鸣，欢呼跳跃，合唱着《布列颠之前锋队》之歌。

这出幼稚的活报剧，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因为它幼稚，却恰好证明正义、真理的业绩永留人间吧。

10月24日，孙中山在伦敦各报上发表致谢英国政府及报界书表示：

“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悲喜剧谢幕了。清王朝本来要不惜一切代价置孙中山于死地，反而使孙中山从此名声大震，一跃而成了世界名人。这点，不但清王朝没有预料到，连孙中山也没有料想到。

清使馆虽然被迫释放了孙中山，但总理衙门和使馆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还是要千方百计捕杀孙中山，扑灭革命的火种。

孙中山对清廷的一切阴谋诡计的回答是：战斗！

1896年11月，孙中山复函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允为翟理斯所编纂的《中国人名辞典》撰写自传。他在复函中指出“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乃“应天顺人之作”；表示自己“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的革命决心。

年冬，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伦敦被难记》，记述了自己早期经历和伦敦蒙难经过，揭穿清廷的阴谋“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

孙中山脱险后，决定暂留伦敦，过一段读书、研究生活，“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

康德黎博士对孙中山的这段读书生活，作了生动的叙述：

“孙逸仙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如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造船、采矿、农业、牧畜饲养、工程、政治经济学等，都引起他的注意，并且仔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在追求知识上达到他那样的范围。”

孙中山居留英国期间，不仅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多次往宪政俱乐部调查访问，到爱尔顿农业馆家畜展览会、李勤街工艺展览会参观，考察英国社会状况，观察资本主义制度。

他对英国作了深刻的研究，发觉“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英国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征收容易，故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湖口，工业却全给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算计，每年冬间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的1／4，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

他又亲眼看到伦敦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到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

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社会革命在欧美是决不能免的。

在中国，又如何及早地预防上述社会问题的产生呢？

孙中山不断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他显然受了在英国颇为流行的美国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学说的影响。他设想通过一些办法“改良社会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萌发了民生主义思想。孙中山后来曾自述：他在伦敦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他在探索中前进。对他来说，学习是为了更好地革命。这只革命的雄鹰，又要为振兴中华搏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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