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动·反思·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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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旦，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生当中最为惨淡的一个新年。江山易手，众叛亲离，耳畔是中国共产党庄严而又冷峻的声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眼前一派南国冬日黄昏的凄凉，愁云散淡、残阳如血。蒋介石无心过年，在蒋经国的陪伴下来到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老人孤舟，秋水独钓。忽然，蒋介石手中的鱼竿一颤，他连忙收竿，一条长约5尺的大鱼跃出水面。“‘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陪侍的船夫恭维地说：“好！好！”蒋介石愁眉微展、欢颜顿现，他一向迷信得很，如今岁末年初得此好兆，是不是预示着“党国”命运的“否极泰来”？

当时，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在台湾安营扎寨。新年伊始，台岛便陷入了失败的恐怖气氛中，富商大贾纷纷逃离台湾。军事上初遭惨败，使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如惊弓之鸟，海、空军徒有虚名，亦不足以为恃。昔日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坐拥江山，兵多将广，如今只剩老蒋一家，独木难撑，风雨飘摇了。

宋子文没有陪妹夫在大陆坚持到底。中共公布的重要战犯名单，宋子文赫然在列，国民党内的政敌又说他侵吞巨款，要他交出全部财产的一半。在大陆呆不住了，他便于1949年1月24 日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偕夫人张乐恰，经香港转赴巴黎“治病”。6月10日，他又去了美国。但他声称，这次完全是为了“家庭事务”，这当然，因为宋子文在美国确有大量家财要料理。从此便一去不复返。

孔祥熙这位山西票号商的后代，蒋介石的连襟，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第一号聚敛之臣，早被宋子文联合CC派而挤下了财政部长的位置，从1948年起，就在纽约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过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

孙中山长子、前行政院长孙科辞去所任职务后，举家迁往香港，后又曾到法国寄居，尔后才定居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做过东北方面的“封疆大吏”的熊式辉和后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以及非嫡系的国民党要员张发奎、龙云均滞留香港；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被陈诚取而代之后，举家寄居巴西。另有许多党政要人逃得不知去向。

至于掌握国民党党权权柄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人，随国民党党部一起迁来台湾。此时的陈果夫因患肺病，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其弟陈立夫精力仍颇旺盛，还想继续操纵国民党中央权力，这次，陈立夫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不得不倚重“陈家党”来对付其他林林种种的派系，以维系“蒋家天下”。而如今台湾岛上下只剩下蒋氏父子，卧榻之侧，岂容得老谋深算的陈氏兄弟酣睡。于是，蒋介石决意将CC系从国民党中连根拔掉，而把党权交给自己的骨肉至亲蒋经国。1950年8月，陈立夫便离台赴美，在纽约长岛聊度残年。左右国民党中央权力长达20多年的CC派至此销声匿迹。

蒋介石独自支撑危局，举步维艰。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态度，蒋介石心中已有所料，而他至为关注的是美国将如何对待台湾，这才是他心目中视为生死存亡大计的关键。他望穿秋水，等待美国表态。不料，1950年1月4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插手台湾事务。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于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存心坐视蒋介石政权自生自灭了。

在大陆时代，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中国政局，到了“台湾时代”，便只剩下“老蒋”一家了。为了确保最后赖以偏安的“一席之地”，蒋介石重新开始粉墨登台了。

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虽在年前12月8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上是“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当时，李宗仁赴美就医，“医病”为其名，滞美不返为其实，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介石虽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但究竟“名不正言不顺”。

为了重登“大宝”，蒋介石一面指使亲信上“劝进表”，一面又开始逼李宗仁退位了。1950年1月13日，“国民大会”召开会议宣布：“国危至此，中枢不可一日无主”，故请蒋复“总统”职。同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向李宗仁发出通电，令其迅速返台。1月20日“监察院”也电催李宗仁返台。

在台方的再催促下，李宗仁复电台湾“监察院”，以生病为由拒绝返台。

李宗仁拒不返台，正中蒋介石下怀。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限李三日内返台，否则便算其放弃“总统”职权。由于李宗仁未能遵守蒋介石的时间表--23日尚未到台。当日，国民党中常会诀议：请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4日，“立法院”召开会议，33名“立法委员”也一致通过了请蒋介石恢复“总统”职的决议。

至此，蒋介石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又有“法律程序”，再无推托之必要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在美国新泽西州做寓公的“代总统”李宗仁立即通电，斥其荒谬。李宗仁援引“宪法”第49条的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李宗仁指责蒋介石的要害之处是：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国民大会”来补选“总统”你蒋介石“复职”是根据哪条宪法？

李宗仁说：“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他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的身份，“我至少亦应作诛除叛逆的表示，得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得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更换李宗仁主政时期的人事安排，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记”独家经营。要论忠实可靠，当然莫过于他的儿子蒋经国。但是，蒋介石此时却不便一下子把儿子摆在太显眼的位子上。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选中陈诚自然有蒋介石的道理：陈诚是蒋的心腹爱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资望甚高；他对老蒋和小蒋都忠诚不二，既能帮助蒋介石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当然，还有别一层关系，那就是陈诚不仅深得蒋介石宠信，同时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处得好，同宋美龄的关系也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誉的谭延阎的女儿。陈、谭二人结为秦晋之好，是蒋夫人宋美龄亲手撮合而成，谭祥并拜宋美龄为干妈。这样看来，陈诚也是自家人。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就非陈诚莫属了。

陈诚出组内阁，陈的台湾省主席位子由吴国帧递补。

陆军总司令一职，用了非嫡系的孙立人。

“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提任。周至柔不仅仍掌“空军总司令”兵符，还兼“参谋总长”一职。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则纷纷打人冷宫。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宿怨是路人皆知的，他在台湾后的处境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位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不免令台湾的同仁们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

何应钦也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在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其他如顾祝同、汤恩伯也靠边站了。

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人事布局安排既定，于是，蒋氏一家便拼命要力挽狂澜。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大台湾”。

蒋介石虽然重新打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但蒋氏父子的“生存危机警报”并未解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竟降临了转机。这个转机到来的是如此的及时、那般的突然，致使惶恐中的蒋介石如久旱逢甘霖。这个转机便是来自朝鲜半岛上的炮声。

1950年6月25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朝鲜半岛上的宁静，也震动了全世界。

美国立即对朝鲜半岛的事态作出反应，杜鲁门政府宣布武装干预朝鲜战争，并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时，华盛顿又宣布任命蓝钦为驻台使节，翌年将驻台湾“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

朝鲜战争的爆发，确实使蒋介石喜出望外，台湾终于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尽管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爆发，但蒋介石仍然是朝鲜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台关系也从此由冷转热，到艾森豪威尔时期，总算迎来了双方关系的“蜜月期”。从此以后，步人“山重水复”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保护下，开始有了几分“柳暗花明”之色。

风雨飘摇的局势既已初步稳定，政治焦点便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终于出台，到1952年10月“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时落下帷幕，历时2年零2个月。2年多的‘？改造运动”，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改造运动”的第一成就便是，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组织，稳定了国民党的内部，并相对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其次，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其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共抗俄、把台湾建立成为“复兴基地”的思想体系。退台初期弥漫全党上下的失败主义情绪已渐渐烟消云散。并初步确定了台湾今后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国民党“改造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却是削弱了国民党内几大老派别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的蒋的一批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购等32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一批失去权势的党国元老如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人则被安排进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元老派没落的同时，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却在滋生，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乘“改造运动”逐渐崛起，成为台湾政坛上最具有潜力的政治集团，这也是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最大成果。它为日后蒋经国的上任并实现蒋介石的“家天下”，铺平了道路。

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台湾“防务”、开展“改造运动”的同时，蒋介石有鉴于在大陆的失败，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崩溃的原因有以下七点：

（1）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2）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

蒋介石当面指责受训的高级军官说：

“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3）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蒋介石非常沉痛地说：

“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

蒋介石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8大缺点：

1 “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汗，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

2 “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

3 “消极被动，推倭责任”；

4 “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5 “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6 “因循守旧，得过且过”；

7 “迟疑犹豫用E徊却顾”；

8 “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还提出：

“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败、不崩溃呢？”

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

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面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里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

造成上述状况的另一原因是：

“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知识。原因是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介石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

“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选，通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4）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指出：

“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你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针对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予以“纠正”。如何“纠正”呢？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介石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5）军事失败的原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蒋介石将战略上失败的错误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

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6）历史定律失败论。在蒋介石头脑中有一失败的定律，即：

“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

蒋介石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却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

蒋介石还认为：

“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

（7）国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

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欲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的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进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以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剿共’事业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

第二、蒋介石认为“勘乱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他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中说：

“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

“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致命伤”，就是因为党的“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时称：

“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的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

“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

“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军民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认为，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趋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多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共复国”基础，蒋介石今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

第六、蒋介石认为，“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用较大篇幅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时说：

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以恢复“日本 1904年对俄背信攻击所取得的俄国前有权利”作为他对日作战的条件。苏俄无权提出这一要求。蒋还认为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立场是错误的。美国的妥协立场助长了苏俄的侵略行动，同时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俄妥协。

国民党之所以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认为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

蒋介石还说：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成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承认外蒙独立还由于外蒙已为苏俄所控制，中国对外蒙领土已名存实亡”。且“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蒋说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一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

蒋介石还认为：在外交方针上过分信赖美国导致了“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介石则又能立即捐弃“前嫌”，仍倒向美国的怀抱。

第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并且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时，蒋介石提出：

“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省”。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神话”。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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