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不亲土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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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乡土观念和寻根意识决定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不愿葬身异乡，期望有朝一日魂归故里，在生他养他的地方陪伴父母长眠地下。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不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是随时敞开着的，祖国的大地和溪口蒋氏家乡的热土也随时准备接纳蒋介石这个特殊“游子”的灵枢，真正成为障碍使蒋介石难以魂归故里的是台湾领导人现在坚持的反共政策。这一点，世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蒋介石泉下有知，他多半也会主张将灵枢运回大陆，安葬在家乡的。事实上，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在家乡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开始，他打算把墓地设在慈庵母亲墓边。后来，他又看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于是改变了主意，选定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并且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可惜，时至如今，蒋介石辞世已20余年，其归葬家乡热土的愿望仍未实现。

溪口蒋家曾是望族，后来一度中落，到了蒋介石这一代，由于蒋介石的发迹，蒋氏家族乃成为旧中国的“天下第一家”。这样一个家庭，对修族谱之事当然是十分重视的了。著名学者，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曾负责重修《蒋氏宗谱》。他的回忆是极具史料性的，从今特摘录于下：

我曾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工作二十年，起初和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一九四六年以后，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武岭是奉化溪口的一座山），蒋介石不时召见、询问、指示，始有接触。正谱修成后，他还要我另编一本小型简谱。前后历时近三年。这一段历史，社会上传说纷坛，报章杂志，亦有虚构事实，渲染演化，编成传奇小说者。因此忆述始末，写此资料，以正视听，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旧社会重视宗谱，各姓各族大抵隔三十年纂修一次。《武岭蒋氏宗谱》自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纂修后，将届三十年续修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蒋经国派人从奉化故乡密携旧谱间道入赣州，再送达重庆，蒋介石就考虑重修问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蒋氏族众始具体等议，采取行动。蒋介石重视此事，亲自掌握。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他对旧谱所载先世事迹曾提出两点疑问，写条子交国民政府政务局长陈方查考史籍。当时我是教育部秘书，调到文官处每天半天工作（后来补上国民政府秘书），陈方将此事转嘱我代为查政。我到多图书馆翻检资料，写出答案。陈方上报时写明是沙某人查答的。蒋介石正好在物色修谱人选，见此报告，次日即派蒋经国到国民政府来看我，奉父命并代蒋氏宗族请我负责重修宗谱工作。我家四个弟弟和弟妇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或在解放区工作，二弟文求且已在广州牺牲，这一点蒋介石父子是不知道的。至于我自己在国民政府主要凭一套旧笔墨吃饭，不管“文案”。平日对史志谱碟之学粗有研究。既然有修谱机会，所以欣然同意了。

接着便由蒋经国向溪口蒋氏家族联系，在溪口开个会议，他和我都去参加。会后随即提取旧谱数种带回南京。我顾虑修谱应从几方面进行工作：第一，新谱凡例，由我着手起草，此是主要的。第二，安排纂修工作人员。第三，追查先系。从旧谱找出先世有联系的各地同宗，向他们借取家谱备参考。同时查阅当地的府县志。第四，蒋氏族人新生一代旧谱未经载入者，不论殁存长幼，依照凡例制订的项目，由各房推定人员分头进行采访。

关于纂修人员，我推举奉化籍的周军以自助。原蒋经国秘书上虞人黄寄慈熟悉溪口情况，也请其参加编纂，住溪口，负责联系当地采访工作。另外经各方推荐精熟小楷的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三人，担任日常具体编录校对等工作。周、张、二徐皆在南京随我工作。就国民政府内部腾出一间空房，给他们四人工作之用。

武岭蒋氏从宜兴迁来，旧谱及《宜兴县志》皆有记载。近来有人写史料，说我曾两次到宜兴访问调查。我实未去过。当年南京，上海各报刊登蒋介石父子往宜兴展谒汉函亭乡侯蒋澄基，敬献花圈，报上并附刊墓地照片。我于次日读报始知之。

蒋介石平日住中央军校，随时要索阅谱稿，白天晚上不一定。侍从武官往往突然来个电话，并派车来接。我去时总携带手头稿件，一面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一面即向他请示。他特别重视先系问题。我订出几例之后。首先起草《先系谱》一篇。《左传》载：“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见也。”蒋氏是周公之后，没有问题。旧谱只追溯到五代时始迁明州（宁波地区古称明州）的蒋光、蒋宗霸父子。由此逆推上去，中世纪一大段世系，问题就多。我根据借集的各地蒋氏家谱，并参证地方志乘，逐步追查。最后由宁海龙山一支找到线索，更从临海、黄岩、仙居诸谱及郊且横山谱、奉化峨阳谱参互核核，居然得到衔接。虽然如此，毕竟年代太远，或有未可尽信。故于各人名下注出据某书或某谱，以明责任。至于宜兴，天台及临海诸谱详载西周以来一连串的世系名爵完整无缺，我以其“于史无证”，概不采用。

社会上对蒋母王氏里籍问题谣传甚多。有说她出生在河南，成年嫁到南方来，我不大相信。因为生活服装容易改变，语言不可能完全改变。我认识几个溪口人，从来未听说镇上有讲北方话的妇女。直到近年，有张明镐、何国涛等人详细写述文史资料，张文刊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何文刊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两书大量馨销，谣传遂熄。至于对蒋介石元配毛氏与宋美龄等在宗谱中如何叙法问题，社会上揣测更多，谣传也不少。如传说修谱时陈布雷、沙孟海二人对此无法动笔，只有请吴稚晖出主意云云，完全出于猜想。事实是这样的：新谱中关于蒋介石这一条，蒋介石亲自写成稿子交给我们，我们只照样编录，并不发生任何为难。世碟的原文是：

“周秦，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校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子经国、纬国。”

有关蒋介石妻室与子媳等，他自己叙录如此。大家知道，毛氏是离婚的，谱中不明说。两子是谁氏所出，亦未叙及。蒋经国生母毛氏没有问题，蒋纬国生母是谁，社会上有不同传说，我实在也不了解。修谱期问，蒋纬国向我探问，谱中有未写上他的母亲。我告知他，我们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三十年再说罢。”

一九四七年早春，蒋介石在庐山，也曾电话叫我搭便机去，我与国民政府另一秘书周宏涛同行。我住励志社，周宏涛住“行邸”，由他汇报。过几天，蒋介石约时间接见我，询问谱事进行情况。再过几天的晚上，在“行邸”设宴，宋美龄同做主人，宾客中主要是郑洞国。我往年曾游过庐山，此次天气又冷，很少出去游玩。留山上十多天，只有到庐山图书馆看书，也找到些与蒋氏先世有关的若干资料。

蒋介石最尊崇吴稚晖，宗谱卷首请吴稚晖撰写长篇序文，内外题签也是吴一人手笔。宗谱付印将竣时，照例卷首应列“纂修姓氏”，蒋介石指示，可题鉴定吴敬恒，总编纂陈布雷。我转告陈布雷后，即加拟一个编纂协纂名单：编纂四人，夏禹钧、沙文岩、周罩、黄寄慈。协纂三人，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陈布雷阅后对我说：“我是总编纂，你应该是副总编纂。”我说：“蒋族未与我联系之前，已邀请邻村畸山夏老，虽未着笔，但乡党尚齿，如列我为副总编纂，便难以位置更老。”名单报上后，蒋介石亦别无意见。只是蒋介石亲笔写成的《先系考序》，内云：“今岁戊子吾旅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郸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列名稍有异同。

《蒋氏宗谱》纂修告成，交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排印，大型线装，每部六大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溪口举行“进谱典礼”。宗饲各房都摆祭演戏，大张酒席，挂灯结彩，相当热闹。典礼循旧归由宗长主祭，各房房长陪祭。纂修人员例不参与，但被邀与宴。前方军事正急，蒋介石自己未到。

重视家族、看重亲情，有“报恩”思想，但也不乏炫耀的动机，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

蒋介石的外公王有则于1982年、蒋介石出世前数年就故去了。但自蒋介石幼时，蒋母王采玉常常“举公之言及其行事以诏中正”；并将外公遗物传给蒋介石，让其珍藏。蒋母的叙述中，免不了有对其父王有则的溢美之处，蒋介石目儒既久，自然对外公故事多有了解，并产生肃然起敬之情。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姑牛岭亲撰《外公品斋王公传》，称“如我外公王父者，岂非古之贤者哉！”

蒋介石的外婆姚氏活到69岁，于1905年去世。蒋介石童年常到葛竹村去看外婆。外婆也常到溪口与女儿、外孙团聚，并住上一段时日。因此，蒋介石对外婆了解较深、感情更笃。1932年，蒋介石为外婆写家传。

蒋介石还为其外公、外婆分别修了两座故墓。现在位于离葛竹村1．5公里的东家坑山上的王有则墓，仍完好如故。墓碑正中刻着“外王父有则公之墓”，上首标注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名“外孙蒋中正敬题”。两边有一幅柱对，右边是“精神不灭，外王父王千古”，左边是“数泽常存，外孙蒋中正敬书”。碑的上方扇形应栏上刻有“仁慈”两字，落款为“美龄敬题”。

此外，蒋介石在他的外公家、王氏宗词，都送有匾额。王家堂前挂匾，上书“乡国望重”，落款为“外孙蒋中正”。词堂里那块挂匾，中问题“音容宛在”，落款为“蒋中正”。王家祖宅，今虽破旧不堪，但屋形尚存。

王采玉的三个异母兄长均早年故去，两个胞弟贤矩、贤裕均属平庸之辈，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用提携，但在家乡却备受蒋家的关照。

王贤臣生于1868年；王贤裕生于1872年。兄弟两个性不同，贤矩生性好赌，不务正业，似乎没有干过正当职业；贤裕读了几年私塾，能背诵唐诗几十首，年轻时，在明坑、北溪等处当过小学教师，但脑袋不灵。他们的生活，平时常靠大姐王采玉照顾。及至蒋介石宫居要职，则按时按节提供这两位舅爷以衣暖食饱的中等生活，但从未介绍他们担任公职。

陈志坚，曾在蒋家担任家庭教师多年。据其透露：“我在蒋家任职期间，常见葛竹两位娘舅到丰镐房小住。大娘舅叫贤矩，塘痢头，期貌不扬；小娘舅叫贤裕，有点神经病。但蒋门上下对他们都很尊敬。”

唐瑞福，曾于30年代至40年代后期两次出任蒋家帐房。他曾谈到，在蒋宅已无本房主人守持时，蒋经国对他反复交待：“我不在家，别人来作客可以毋须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来溪口时，请他们住下，多办些小菜招待他们，按时按节送钱作他们日常开销，平时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凭把支取。”

贤矩不常来溪口作客；贤裕则常由族人抬轿，手执尘拂，到丰镐房一住一两个月。他有点神经失常，常自言自语背诵唐诗。有人问他老先生今年多少贵庚？他回答说：“今年十五岁。”人问其故，他说：“去了六十甲子，不是十五岁吗？”其实是年已七十有五了。

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年底，给贤矩、贤裕各送去大洋百元。贤矩则取以买田，历年来购置田地五六十亩，1949年解放后，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贤裕不知道积蓄，雇人挑浅滩以通溪流，路上发现鸡粪狼藉，随时扫去，终日疯疯癫癫，不知所为，吃喝用光，未置田地，以后被划成份为中农。两人于1950年先后病死。

贤矩有二子，长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泽，之江大学政治系毕业，被蒋介石升为福建浦城县长，历时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调他去台湾，未赴任。回到浙江，调任新昌县长。贤矩的次子良穆，随蒋介石去广东充侍从副官，北伐军抵达南京，良穆贪污了一笔公款，逃回葛竹家中，蒋介石未加追究，1933年在葛竹设立武岭分校，王良穆被任为分校主任。

贤矩的独生子良辰，也有先天性的神经失常。良辰之子忠熊，神经病仍未断根，1978年死在葛竹。

在蒋介石母系中，直接得到蒋介石恩泽的，还有王采玉的两个堂兄王贤甲、王贤东及其后代。

王贤甲是王有金的长子，生得相貌堂堂，蓄长须，绰号小汤果。据说，蒋介石在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当年，因被北洋军阀政府缉捕甚急，曾到葛竹躲避，由精明能干的嫡堂舅父王贤甲，领他翻山越岭，到幽僻的四明山的四亩岩隐匿，他在石室枕岩而眠，自谓得一履险如夷、旋即飞黄腾达的佳梦，此后经历，果然应验云云。王贤甲的冒险相救之恩，日后得到了蒋介石的重报。王贤甲曾于1914年捐资在葛竹兴办凤窈学堂，得到浙江省民政长颁发的银质奖章。

王贤甲有六子：良森、良朔、良季、良就良裕、良汉。其中，良汉最得蒋介石宠。良汉又名震南，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曾任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司长、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在葛竹建造有一所规模颇大的住宅，缘山而筑，气派有过于溪口蒋宅的丰镐房。1939年，王贤甲死，王震南夫妇在重庆，不能回来治丧。蒋介石胜利后，王震南回葛竹给其父出丧，十分热闹。蒋介石自抗战后来葛竹扫墓，常住在王震南新建的住宅里。

王贤东是王采玉嫁到蒋家的介绍人，又长期为蒋家管帐，深得蒋氏好感。王世和是王贤东的侄孙，又名忠森。王贤东年老回乡时，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管帐，王良鹤托蒋母向蒋介石请求带其子世和去广东从军。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威货店当秤手。蒋介石为当面看他举止如何，叫王世和送一篮咸货来。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命他吊在屋柱钉子上。王因人矮，取凳垫脚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认为他做事小心，就面允带他去广东，初随蒋充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毕业之时，家乡曾敲着12面铜锣向王良鹤报喜。1939年，王世和充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1944年俞济时接掌七十四军，调任王世和为副军长。再进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王世和因嗜赌如命，常常误卯不到，曾两次被蒋革职闲置；但一遇时机，蒋又将其起用。如西安事变后，蒋孝先被东北军枪击殒命，蒋又任用他为侍卫长，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唐瑞福为经理，后由王世和自兼。

蒋介石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受业老师也很尊重，有好几个人以后被罗致做他的幕僚，礼遇有加。如毛思诚，奉化岩头人，是蒋介石就读岩头时的老师。毛思诚在执教中、对蒋介石的作文多有赞誉，对蒋的影响很大。蒋介石也感念老师的教导之恩，以后对毛思诚一直十分敬重。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毛思诚在浙江省立第四学堂任学监，蒋介石写信叫毛思诚来粤，委以秘书之职。1925年3月，东征军克复潮汕，当时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委任毛思诚为潮阳县长。然而毛感到自己是个文人，不宜当官，故上任3个月，就上书蒋日：“吾性好酒，而才非庞土元，百里侯非吾愿也”。蒋读后大笑，应允了毛的辞职。北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毛思诚被委以总司令部文书科长，并被选为监察委员，居住在南京。西安事变后，毛辞职回乡，于1939年病逝。毛生前著有《蒋介石大事年鉴》，编有蒋介石的《自反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周枕琴，是蒋介石曾就读的奉化风麓学校校长周枕棋的弟弟，他本人虽不是蒋介石的直接先生，但因周枕棋的关系，蒋也认他为老师，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曾一同在上海交易所买卖股票。后来，周先后担任过江浙盐运使冲央第一编遣区经理处处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军需署署长等，是蒋介石掌管财政的亲信。蒋周两家，在下一代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在台湾蒋经国政权中凋枕琴的侄孙周宏涛，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职，一直是幕中要角。

顾清廉，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就读时的老师，对蒋的思想影响较大。蒋介石自认从顾清廉学习，受益非浅，因此对顾十分敬重，发迹后长期延揽顾于幕中掌管文犊，待为上宾。

蒋介石发达后，没有忘了宁波，奉化的一帮同乡故友，其中不少人得到了蒋的提携。和萧王庙人孙星环、孙洞环兄弟，是蒋介石的幼年之交。孙星环一度与蒋在浙江武备同学，二次革命时，蒋在陈其美手下沪军团长，孙星环为该团一营营长，是蒋早期的得力助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孙一度出任南京宪兵团团长，后改任镇海要塞司令及浙江省政府委员。其弟孙洞环，为留日学医官费生，是蒋的结拜兄弟，北伐时蒋曾任他为总司令部军医处长，未到职，后一度任陆军医院院长，因吸鸦片，蒋与他逐渐疏远，后来只任少将高参闲职。

再有萧王庙人孙鹤皋，与蒋介石相交颇早，曾留学日本学经济。蒋在上海交易所的买卖生意，多数委孙鹤皋为代理人，两人关系颇契。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蒋委孙鹤皋为武昌海关监督。宁汉分裂后，孙随蒋回南京任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旋又调任为津浦铁路局长，又升交通部铁道司长。因染上吸鸦片嗜好，为蒋所弃，不予起用。后投身金融界，抗战时为重庆四明银行总经理。

蒋介石在奉化城内凤麓、龙津两校读书时，结识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跟蒋做事的有江怀清、张硕卿、陈泉卿、俞镇臣、俞飞鹏。朱孔阳等人。江怀清，奉化棠泰人，本人早死，其子江庆格曾做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张硕卿，奉化剧界岭人，担任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港议，其子张纪云担任过总司令部秘书等职。陈泉卿，奉化封责人，早年加人同盟会，此人绰号“刘山王”，其子陈式正，做过国民党军队师长，解放后去台湾。朱孔阳，号守梅，商人出身，北伐时任军需处副处长，后任军需署长及浙江省政府委员，朱在任职期间囊括极多，在奉化城内兴建宅第，称为“梅园”，蒋介石以后有所闻，乃不再信任。俞镇臣，又名作屏，曾到广东，东征时曾任蒋的秘书，又为蒋委为海山场场主任，不久提升为揭阳县长，在任身死，其次子俞国华，后去台湾，官至蒋经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俞飞鹏，则被外人视为奉化人中最得蒋介石宠信者。俞年轻时做过体育教师，由周枕琴、张硕卿等人介绍，被蒋接纳，以后官运享通，做到兵站总监，交通部长等要职。其族侄俞济时，黄埔一期生，原任八十八师师长，后来做蒋的侍从室侍卫长，又做军务局长。在蒋的身边，陈布雷和俞济时两人，是一文一武亲信人员。

奉化畸山下人夏兰卿也是蒋的老朋友，此人热衷乡村教育工作，没有跟蒋去做官人。奉化选“国大代表”时，蒋曾推荐夏兰卿列为候补“国大代表”。

跟蒋发迹的人，奉化城里人比溪口人多，故溪口人自嘲说：“雷响溪口，雨落城里”。

蒋介石在宁波的早期朋友，后来同时留学日本的，有陈方之和林绍楷、林绍桶曾兄弟。陈方之跟随蒋介石当过多年的军医处长及侍从医官。林绍楷于1927年任宁波工务局长，林绍桶曾任台湾官员。

另有陈云汀，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的同学。知心朋友。俩人曾在文昌帝君前叩头发誓，互换兰谱。以后陈云汀跟随蒋介石，曾任宁波洋广税务局长，旋调任为镇海船货局局长，最后于海口第七区营业税局局长任上卸职后，与蒋疏远了。但蒋每年还饬令军需署送他一笔年节，直到1948年陈在宁波病死为止。

溪口人毛颖甫，毛大昌酒店的老板，与王泰盐店是溪口镇上的同业。毛颖甫比蒋介石大一辈。蒋在留日期间，曾得到过毛颖甫的多次资助，以后蒋介石就提拔毛颖南的长子毛庆祥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后又升为军委会机要科长，成为蒋的亲信。毛颖甫本人是宁波政学学堂出身，也当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家坐享“清福”。大陆解放前夕，毛庆祥携带家属十余人先在香港做寓公，继而到阿根廷开办大农场，其子毛盛节，是台湾航空人员。毛庆祥胞弟庆善之子节夏，是美国医学博士，在美国一家制药厂当工程师。

前文提到曾为蒋介石修《蒋氏宗谱》的沙孟海先生，蒋介石也多次予以照拂，欲委以实际职务。只因为沙孟海先生是一位学者，对为官之事不感兴趣，多次逊谢，蒋介石的“报恩”之情才收了回去。

蒋介石的家乡观念极重，早年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在世的时候，蒋介石东渡时学习军事，便每每怀有“不孝之孤远离膝下”的歉疚，当时这种情感还只是限于母子之情。

王采玉辞世后，随着蒋介石逐渐发迹，他的桑榟之情更浓。在大陆期间，除特殊情况外，蒋介石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一两次。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但不是清明、不是生日的时候，他也曾多次回溪口。这种情况，更多地包含着一种寻根情结，当然有时也时以溪口为其政治斗争的避风港。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于当年8月离开南京，回到溪口。这次回乡他从苏州带了次子纬国回来，当日在丰镐房住了一晚，与毛氏会了面，并吃了毛氏为他做的家乡菜。次日，辞驻文昌阁，祭扫蒋母墓后，又再移驻到雪窦寺。

雪窦寺是四明山区有名的古刹，群山万壑，自北向南倾泻，在雪窦山的前坡，形成一个大壑。有溪水两道，从山顶曲折而下，流到前面汇合成一荷花池。池边一峰横陈，恰好像锁住这个大壑口一样。这座古寺，建筑在两溪之间，面对横峰妙高台。寺始建于东晋。至今寺内有大小两株白果树。有四个人合抱那样粗。传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迄今约有两千多年了。寺的规模不大，有20多间房，十来个和尚。蒋介石及其大哥蒋介卿对这个寺是熟悉的，小的时候也都来过。庙里的和尚，对溪口蒋家当然也是熟悉的。

蒋介石这次回来，好象真的要解甲归田的模样，每天宽袍便服，携纬国至千丈岩观瀑，临碧潭观鱼，畅游名胜古迹，晚上，听雪窦寺太虚法师讲解《心经》。并且与蒋介卿计议在妙高台建一别墅，要把千丈岩瀑布、妙高台奇峰、三隐潭石笋这些风景点联成一气，将崎岖山路扩建成石阶，以便游人上下。后来，蒋介石又移驻蒋母故庄“慈庵”。

蒋这次下野实际是以退为进，虽隐居溪口，但却频繁接待来访的客人。此间，来溪口坊谒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不断，如张群、王柏龄、刘峙、吴忠信、张静江、蒋鼎文、卫立煌、杨虎这些拥蒋的人物都来过，上海的闻人帮会首领杜月笙、王晓籁也来过，这自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拜会。

蒋在溪口住了一个多月，即赴上海去日本一个半月后回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遂即踌躇满志地去南京重新上台。从蒋介石与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上看，也可略知蒋的性格的一面。宋美龄之前的妻妾姑且勿论，蒋与宋美龄，确是真心的，这一点，孙宗宪曾有记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起初，两人的生活习惯，志趣爱好，各有不同。比如：蒋惯于吃中菜，宋却喜西餐，吃饭时各吃各的；有时意见不合，引起争吵。因蒋杀害邓演达事，两人闹得最烈。宋美龄每每一气之下，就驱车走上海。每次都由宋母或姊蔼龄（孔祥熙夫人）对双方进行劝解，促宋回去或电蒋来接。以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和睦，同吃中菜，宋母死后，相处更为亲呢，互称“大令”（洋人夫妇间的爱称），宋对蒋的生活起居，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犹如护士，蒋有胃病，不宜饱食，宋加以限量，每餐二小碗，有时蒋还是想添，宋每劝止；蒋办公之后，宋常为之整理案头文件。公余时联袂散步于官邸（军校内）小花园。一次假日，宋高兴地提出去野餐，蒋欣然赞同，就命准备简便炊具、餐具和必要的食物、调味品，驱车到中山陵园，搬石架锅，宋亲自煮菜。因火太猛，鸡蛋炒得焦黑不堪，宋向蒋表示歉意说：“我不会烧菜，鸡蛋炒得不能吃了”，不愿拿过来。蒋说“好吃的”，一定要她拿来吃。于是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还连称“好吃，真好吃”，竟一扫而光。我们在旁看了，不禁暗暗好笑。

蒋介石夫妇的膳食费，每天三元，包括男、女佣各一、厨司一在内，有一处理私人信件的钱姓女秘书伙食自理，招待客人时另加。菜肴之中，每天有新鸡一只，做汤吃两餐。蒋不吃点心、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茶和牛奶咖啡，渴时喝白开水。每晨四时起床，做体操，洗澡；晚上十一时洗澡就寝；中午睡四十分钟，睡起喝鲜桔水一杯。宋的生活也并不特殊，当年上海小报载她用牛奶洗澡，我们无人知道有其事。

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九号，有三间二楼小洋房，后面有小花园，是宋美龄经手买的公馆。平时由副官蒋富寿（蒋本家）看管，宋常去小住，并从其兄弟宋子安或宋子良家接宋母来同住。去时，由侍卫长王世和派我等九人便衣带枪随往保护。宋美龄对我们生活待遇，颇为优握，每人每月补贴伙食费九元，还常到厨房看看，关注过问。小花园的花木，她有时亲手培植，徘徊观赏。

起初，宋曾向蒋提出“最好用几个女卫士”。蒋笑笑指着我们对她说：“他们都年轻活泼、有文化、又会打枪，不是很好吗？”宋也颔首，不再提了。

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发脾气，一不称心，就要骂人打人，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是常挨骂挨打的对象。按军规，长官打时，只有挺胸而挨，不准退避。一次在打竺培基时，宋美龄进来，对竺说：“你为什么这样呆，还不快走！”从此以后，竺见蒋发怒要打，拔腿就逃，并顺手把门带上，蒋也就罢了。别人也相与效法。

大家知道，宋在的时候，蒋很少发火，因宋经常向他规劝：“像你这样的身份，还能随便发人骂人打人吗？”平常，侍从人员听到蒋的喊声，进去时不免心悸，见以宋在，就如有了保护。她对人的态度和蔼，甚为大家尊敬。

还有孔二小姐（孔令俊），打扮得不男不女，怪态可憎。起初，因宋美龄的关系，她来时，门岗向她敬礼，后来有意给她难堪，不再敬礼，她气愤地去告诉宋美龄，不料家的回答是：“你不是政府官员，何必向你敬礼？”反而讨了个没趣。

一次蒋去湖南，先向侍卫长王世和告诫：“你们到了那里，切勿大吃大喝，叨扰何云樵（湖南省主席何键）先生。”何招待我们的菜肴丰盛，中餐从十一时吃到下午三时，接着就是晚餐，吃到九时才结束。真是山珍海味，我至今难忘，当时未被蒋所知道。临行前，何键还送给我们每人洞庭湖的水鸭绒被一条，枕一对，蒋微有所闻，就向王世和追问，命他向何婉谢退还。

再有一次，蒋夫妇到杭州澄庐休假，浙江省会公安局长何云，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以六大盆的佳肴招待我们。正在进膳时，蒋夫妇来了，蒋介石一见大怒，用手杖打碎了几个菜盘，对何大骂一通。

还有在汉口，住于恰和村，是租用教会的房子。津汉铁路局长何竞武，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送来一卡车的西瓜，屋内无处放，卸在门外。蒋回来一见，问知是何送来的，马上打电话把他叫来，大骂道：“我只要你把事办好，谁要你送东西……”，也把西瓜打破了好几个，命他立刻运走。

在与闽冯战争时，蒋坐镇开封指挥。一天傍晚，他穿长衫，戴礼帽，坐了铁路的手摇车出巡，部分随从另坐一部在后。离站不远，有某师的上士班长（排副）与几个士兵也坐手摇车迎面而来，我们喊他们抬出车轨让路，他不但不让，还手舞足蹈的高喊要我们让。当两车相近时，蒋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还高声回答：“是某师某团的排副。”蒋含笑说：“我指挥百万军队，倒还没有像你这样神气。”那班长听了，已看出是蒋总司令，吓得慌忙跳下车来，与士兵把自已坐的手摇车抬出轨道。蒋一笑而过。

在一般情况下，蒋介石每年清明要归故乡祭扫祖先、父母和祖父母的坟墓，并游览名胜古迹以及探亲，溪口上游的剜源，有前、中、后三川，他外婆家在后川葛竹，岳父家在前川岩头，连襟宋孟固家在中川华驻，都可行竹筏，在急流中，其疾如飞，惯坐者为之快意，偶坐者未免惊骇。1932年，他与宋美龄同游雪窦山回来时，从后川的亭下坐竹筏顺流而下，当竹筏飞驰簸荡时，宋吓得连呼“大令”。蒋哈哈大笑，招呼她不必害怕。

这位孙宪宗是奉化萧王庙大埠头人，曾做过蒋介石的带枪内卫，他的回忆，当是十分准确翔实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最初确是一种政治的联姻，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是，婚后的感情有所发展，直至相互爱慕厮守不离的情况也是世间常有之事。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情况看，就属于这一种。连当初激烈反对蒋宋联姻的宋庆龄女士也于“西安事变”后感慨地承认这一对政治夫妻“开始有了爱情”。

另外，从孙宪宗的回忆中亦可看出，蒋介石的桑榟情重，除了源于对故乡的眷顾之外，也有私心目的。蒋介石自从经历了“东坡楼”事件以后，深恐再发生类似的刺杀事件，所以，他挑选卫士，多以奉化籍同乡军人中选拔，对于贴身内卫，蒋介石更是亲自点名询问年籍和家庭状况，这种做法就不能说是重视乡情乡亲了，而应视为一种政治的安全的考虑--从感情上讲，蒋介石毕竟还是比较信任“同乡”的。

1934年蒋介石回溪口过生日，前三天就通知丰镐房，到各村去布置赛会，这是奉化民间习俗上的一种灯会，有龙灯台阁、旗锣鼓伞等杂艺表演。通知并且说，老龙要多要几条。蒋介石童年是欢喜盘龙灯的，溪口武岭学校师生和丰镐房执事人等，就大忙起来了，除准备灯会外，特派人赴宁波定购油包馒头，蜡烛，以便在蒋生日那天夜里，玩个通宵达旦。

生日之夜，溪口前面的一个溪滩上，10多条滚龙盘来滚去，煞是热闹。蒋介石和宋美龄坐在文昌阁台阶上凝神观看，甚为满意。耍毕，蒋叫副官每条龙赏洋10元，宋美龄在旁说了一声：“也颇吃力哩！”蒋马上又传令每条龙加赏10元，合20元。蒋每逢回乡过生日，对同族五服以内的贪苦年老穷而无靠者，每人给10至20元，博得们老恤贫的赞誉。溪口武岭农场的水蜜桃很有名，蒋这次回乡，特吩咐送一些水蜜桃罐头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分给正在受训的学员吃，以表示他对部属的关心。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0多年，除特殊情况下，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或省亲、或走访亲友、或稍息小住。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总代表，他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已有定评，无须多论；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可以说：蒋介石是一个很传统又很“老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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