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打老虎”与“骑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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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加速崩溃。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迅速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新。的政令：

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

这是蒋经国自1937年回国之后领受的又一次“对党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蒋经国就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晋升为中将，后来又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所辖青年军多达10个师。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曾以江西省代表的身份出席。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随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进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并且数次与斯大林直接会晤、交谈。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因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家乡奉化。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至1950年2月，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政，以政辅军。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数额加以限制。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旧班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枪的土匪有何两样。”“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延滋长的。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基于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他强调指出，过去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结果使以前所有解决经济危机的尝试不可能不碰壁。因此，他把在上海的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指是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可是，当他和这些财神们举行会谈之后，所得印象。和老百姓交谈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样。他说，从个人来说，资本家对他友好和善。“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达官贵人的关系却十分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结果，他只好依重于两个和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勘建大队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维持统治的。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勤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会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因此，勘乱建国大队的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王升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城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到10月，第六大队的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两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人蒋经国麾下的准备工作。这样，蒋经国在上海的部队就将达到了万人之多。

勘建大队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例如，他们要参加对囤积货物的各类仓库进行调查。他们还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告发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但是，勤建大队的队员无权自行拘捕人犯，这种权力属于正式的执法机构。

对蒋经国的抱负给予支持的第二个组织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这是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很多方面与三青团很相似。实际上，它也是勘建大队的外围组织，归王升指挥，接受勘建大队的训练。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于1948年9月9日，它呼吁“上海的青年组织中那些为真理而热血沸腾，为平等而奋勇前进，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人踊跃参加到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中来，让我们紧密团结拧成一股劲，我们就可以彻底清除时代潮流中的残渣，努力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9月25日，在宣告成立的纪念大会上，参加的人数越过了12000人。

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完成最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按照王升的说法，青年服务总队的宗旨是：“（1）打倒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恶势力；（2）不存特权的念头，而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忍受别人不愿忍受的艰苦，对立法院委员和国民大会的代表不图非分之想；（3）援助贫病交迫的同胞兄弟；（4）为克尽我们对国家的千斤重任，要甘当无名英雄。总而言之，我们志在消灭两种组织，一是黑帮恶势，一是共产党。前者就是那些堕落分子、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

这样的一个计划，旗帜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又雄心勃勃，表现了蒋经国踌躇满志。必欲有所作为的决心。蒋经国初到上海，立即给上海的商人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上海的所有传媒工具不件其烦的宣传蒋经国的“新经济政策”，宣传蒋经国的那篇名噪一时的演说词《上海何处去》。当时，蒋经国麾下的“戡乱建国大队”喊出了一个十分响亮又颇得民心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而被上海人称为“打虎队”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则喊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做艰巨的工作；尽最大的义务”的口号。这些口号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当时上海广为传诵的格言。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虽然只是俞鸿钧的副手，但实际上，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角却是蒋经国，俞鸿钧“不过是摆摆样子的”。

在上海，蒋经国干得最热闹的一场是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把物价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褒贬不同的评价，赞扬的理由是，上海的物价比其它地方稳定的时间更长；咒骂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经济趋势的任何企图最终肯定要失败。

在紧急处分命令公布后的70天里，上海有几百人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人因经济犯罪而予以处死。这些人大都被指控为哄抬物价，倒买倒卖或囤积居奇。例如8月25日，也就是命令实行有效后的3天，经济警察抓获了2名推销蔬菜和肉类的小摊贩，控告他们的超过了8月19日的物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更有数十人沦人囹圄。其中罪大恶极的都被送到了特别刑事法庭。但是，大多数在那只是关上几天，就很快被放了出来。

当然，蒋经国不只是把两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猪肉，一包香烟上多收几分钱的小店主们。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用上海话来说，这些人是“大老虎”。在他的日记中，从9月1日开始，就记下了他准备一露锋芒的决心。1日，“下午，我决定开列一个大囤积者的名单，以便采取行动。”2日，他记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希望尽快查处有关违反经济法令的案件，并要求严厉处置大投机商。……今天，我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不法商人。”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声望的名流如：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被指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令查封之后，居然还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荣家的头号人物荣鸿元犯有非法套汇外币的罪行，荣家的资产横跨棉纺、面粉业，而且还是南京“国大”代表的一员；其他一些人，象烟草公司的经理黄以聪，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也都被科以囤积居奇、拒不按政府牌价销售货物的罪名。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被逮捕的王春哲也宣判了死刑。对此，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事情对改变上海人民的心理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上海的物价基本上保持了平稳。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繁殖。粮食贩子在私下卖出了他们精心挑选过的货物，当然价钱也远远超过政府的最高限阶；而按官方牌价卖出的东西，则质量低劣，以致顾客抱怨说现在的肉全是骨头，母鸡一看便知道再也不会下蛋。但是尽管如此，驻中国的印度大使还是下了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四个多星期来，上海已经从狰狞可怕的模样变得和蔼可亲了。”

为了确保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即8月19日的限价，也为了如期收兑金、银、外币，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决心首先向上海的投机商人发难。

第一个被蒋经国的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这位身居要职的公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泄露经济机密，串通不法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经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这只“老虎”被蒋经国抓住，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陶启明被枪毙。

紧接其后被“打虎队”逮捕的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科长张亚民、稽察处第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此外还有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王春哲等。这一时期内，被捕入狱的有上海工业、金融业的“巨头”共计64人，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上海名流、蒋介石的老朋友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居奇的大户、玩股票的行家们纷纷失手跌足，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受到严厉的检查登记。通过采取高压政策，蒋经国的“铁腕”总算起了作用，把上海市场上的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勉强守住了“八·一九”阵脚。这在当时的上海是殊为不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蒋经国也因此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喝采，被誉为“蒋青天”、“打虎将”。“打虎英雄”等等。甚至还有人把蒋经国比喻为“雍正皇帝”，说蒋经国是“包公再世”。在沪的外国记者们形容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在整顿市场，维持经济秩序的同时，“币制改革”也收效显著，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等总共价值3．73亿美元。可惜的是，这些黄金美钞都来自上海的普通市民，而真正手持大量黄金、美钞的富商巨贾都几乎未受触动。

蒋经国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投入大牢，在这位“太岁”头上动了土，杜月笙却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他不动声色，只在背地里悄悄吩咐手下人向蒋经国的“戡乱救国大队”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是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储银，密请“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处。

杜月笙这一招的确老辣，因为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时任杨子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抛出孔令侃，就是要给蒋经国一个难堪--你敢抓我杜家三公子，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蒋经国的姨表兄弟！

蒋经国倒也并不含糊，接到密报，当即布置行动，带领他的“打虎队”直奔扬子公司，当场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资。这一来，还真让杜月笙吃了一惊，看来这位太子是动真格的了。

事实上，蒋经国虽然凭了一时的血气之勇，查封了扬子公司，但他也确实尝到了“骑虎难下”的滋味。对蒋经国来说，他倒不怕孔令侃，而真正担忧的是宋美龄插手。万一孔令侃打出他的姨妈宋美龄的旗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没准就功败垂成了。

当时，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蒋太子与孔公子，都想看看铁腕人物“打虎英雄”蒋经国如何处置表兄弟孔令侃。

孔令侃驰骋商场，有恃无恐，万万没想到一个跟头折在蒋经国手上。损失些钱财倒还不算什么，当务之急是要寻求脱身之道。他先去求助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而老谋深算的吴国桢正乐得坐山观虎斗，哪里肯出头？他以“不过问经济管制这件事”为理由，表示对孔公子的处境爱莫能助。

眼看着风声日紧，孔令侃的父母当时都远在美国，远水难救近火，何况随着父亲孔祥熙的下台和在蒋介石面前的日益失势，孔家门庭冷落之象已露，这种时候，没人落井下石就是好事，又怎能指望有人出面干预呢？更何况对手是蒋太子经国，哪头冷，哪头热，不懂事的孩子都看得明明白白，谁敢在这种时候强出头？

万般无奈之际，孔令侃只好祭起了宋美龄这最后的一个法宝。一纸急电，送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宋美龄收到电报，立即飞赴上海，找到蒋经国，严令他立即将扬子公司这件案子撤销。

蒋经国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他硬着头皮顶了回去：“阿妈，我奉父亲之命而来，如果撤销了此案，如何能服众？阿爸的威信又如何能维护呢？”

宋美龄毫不退让：“你只管放人好了，阿爸那边我来解释！”

蒋经国据理力争：“这不仅仅是向阿爸解释的问题，这件案子涉及到整个计划管制的成败，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的前程广

宋美龄愕立当场，她想不到蒋经国会如此不给面子：“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么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宋美龄说完，转身离去。她并不离开上海，而是径直来到孔公馆，亲自保护孔令侃。

一到孔公馆，宋美龄立即给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打了个紧急电话。当时，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支大军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华北局势也很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紧急军事会议，与傅作义等人商议偷袭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事，正在这时，蒋介石的侍卫官进来报告：“先生，有夫人的电话。”

蒋介石接过电话，话筒里传来宋美龄焦急中又有几分恼怒的声音：“你必须马上到上海来一趟，十万火急！否则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一惊，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你的大公子把今侃的扬子公司给查封了，他打老虎打到我阿姐的头上来了，这件事只有你亲自来上海一趟才能解决。”

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现在有重要军务在身，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谈！”

“不行！这件事已经威胁到我们蒋家与孔家的关系，如果不及时处理，令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令，他对我们家的底细一清二楚。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宋美龄的警告提醒了蒋介石，他反复斟酌之后，将北平的军务托付给傅作义，急急忙忙登上飞机直奔上海而去。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抢先登上了飞机，同蒋介石密谈了一番，然后才在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的陪同下乘车直驱市内下榻处。

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龄领到南京“保护”了起来，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处便对在场的官员们说：“我认为，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须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一听这话，蒋经国沉不住气了。因为蒋介石看似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就等于宣布了经济管制的失败。他脸色一变，正待开口辩解，不料却被宋美龄以“总裁长途南来，身体疲乏”为由给止住了。

等迎接的大员们都告退之后，蒋介石才极不满意的对儿子说：“未免太过火了！”

蒋经国满腹委屈地反驳：“我不过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

在一旁的宋美龄摇了摇头，把一份电文递到蒋经国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蒋经国接了过来展开，那电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目--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宇）。”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放下紧急军务不顾，仓惶飞赴上海的主要原因--蒋宋夫妇二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委托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关键时刻突施这一招“杀手”，正中蒋氏夫妇的要害。因为，一旦他们的私人存款数目被公开，那么不但蒋介石夫妇个人的“政治形像”受损，而且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对蒋家王朝的态度。蒋介石打内战，靠的就是美援，如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援华”的美元都成了蒋氏家族的“私房钱”，一旦中止援助，则蒋介石在大陆上恐怕就连一天也支撑不下去了。这一点，蒋介石夫妇心知肚明，蒋经国也是深晓其中厉害。在孔令侃的“杀手”面前，老蒋和小蒋总算达成了“共识”。事后，蒋经国沮丧地对同僚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好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立志不可谓不坚，行事不可谓不果断，一开始，确也十分认真地贯彻了“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枪决张亚尼、戚再玉等，甚至还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抓起来判了8个月的徒刑。可惜，蒋经国的“励治图新”精神再强，决心再大，也终不过是在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掰手腕”，较真也好，较劲也罢，较到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要想使经济状况“起死回生”，就必须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作彻底的决裂与斗争，否则，“新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一纸空文。逮捕杜维屏、查封扬子公司，使蒋经国从“打老虎”变成了“骑老虎”，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此外，所谓“限价”和“收兑金银”的行动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骑虎”。当初，蒋经国选拔了一万两千多个青年人组成“打虎队”到街上去游行。携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甚至居民住宅，到处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人们兑换金元券。虽然收兑的数目可观，却丝毫未曾触动拥有巨额外汇和大量金银的四大家族以及江浙财团，真正受损的不过是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的升斗小民。在“限价”的严令之下，上海的商人们采取了一个对策：把七百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须品藏起来，物价虽然稳定，却是有市无货，所有的贸易行为都转入黑市，致使黑市物价猛涨，市场萧条、工厂停产，百业凋敝，抢购之风如排山倒海。面对如此形势，蒋经国是“有心打虎”却无奈“身在虎背，双手被缚”，若不是老蒋出面帮忙，恐怕他连“下台”的退身之阶都找不到了。

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经改”，取消了“限价”。商品上市了，物价也随风猛涨起来：金元券飞速贬值，几乎成了废纸。升斗小民们这才发觉上了国民政府的当，用黄金、白银、外汇从国民政府手里换回来的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废纸片！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曾描述说：

“经国在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里，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当初壮志凌云，一心要挽救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场烈烈轰轰的“经济改革”就以失败而告终。“老虎”一个没打着，只落得拍死了几只“苍蝇”！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在京沪报纸上发表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开放议价”，并愤而辞职，不再问事。以后，他又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请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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