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文纬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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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叱咤一生，雄踞中国政坛几十年，然而他退出大陆政治舞台时留下了什么？惟有破碎的山河、行将崩溃的经济、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郁结于人民心头的怨愤而已。

蒋介石一生当中“明煤正娶”的老婆就有4个，除开“第一夫人”宋美龄婚前有约，不愿生养孩子之外，其余三位夫人总共只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千亩良田一根苗”，就是蒋介石的大公子。曾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的蒋经国。

世所共知，蒋介石名下有两个儿子，长为经国，次为纬国。但纬国的身世至今仍是难解之谜，“官方身份”，他是蒋介石的二公子，但私下里，蒋纬国却又自称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长戴传贤之子，真正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洲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只是他的“义父”。

依据这个说法，所以只能说蒋介石有一个儿子--蒋经国。据1988年1月14日香港《大公报》的新闻资料，蒋经国的生平概略如下：

蒋经国乳名建丰，1910年4月27日生，浙江省奉化县人。

蒋经国为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小学、中学阶段分别在奉化、上海、北京三地完成。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联期间，曾加入共青团、共产党。1935年在苏联结婚，妻原名芬娜，后经蒋介石改名为方良，俄罗斯人。

蒋于1937年返国，此后数年一直在江西省活动。1937年 8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1940年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自任主任，并兼任赣县县长。1943年底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年底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蒋经国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委。1950年到1954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至1973年6月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1954年至1967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6年至1964年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至1969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4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1月升任“国防部”部长。1967年2月兼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8月兼任“行政院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978年5月起任“总统”，并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在国民党内，蒋经国于1950年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1952年“七大”起，他一直当选历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在 28日举行的十届中委临时全会上，通过由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当上国民党主席。《大公报》的这个“生平概略”的确也“略”得太多了些，甚至把他1978年2月当选“总统”的事也略去了。其实，蒋经国一生无论做了多少事，建立过何等“丰功伟业”，也都比不上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宝座那般“辉煌灿烂”。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地位和意义不可轻忽；从家族遗脉的角度上说，他登上“总统”宝座，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父业子承，使蒋家王朝的“香火”得以延续。蒋介石若是“在天之灵”有知，得知此讯也该瞑目了，因为他的长公子终于不违父愿，成功地“复制”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1910年春季的一天，江南大地一片柳绿花红。在溪口丰镐房蒋家祖宅内，降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蒋介石与其发妻毛福梅所生的蒋家嫡传之子--蒋经国。

蒋经国出世时，蒋介石还在日本，丰镐房内只有蒋介石的高堂老母和发妻毛福梅，婆媳二人形影相吊，每日以诵经礼佛打发岁月，蒋经国的出生，自然使婆媳俩欣喜欲狂。从此，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这个延续蒋家香火的“命根子”。

蒋经国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悉心照料下，平安而又幸福地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1916年3月，他6岁时，始人奉化武山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的第一位开蒙老师是当地的乡贤周东。1917年，蒋介石延请自己幼年时代的老师顾清廉为经国授业，正式拜顾清廉为业师。顾清廉后来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天资虽然不高，然颇好诵读”。

就在蒋经国入学开蒙的那一年，他忽然又有了一个弟弟，这就是蒋纬国。蒋纬国乳名建镐，与乃兄的乳名“建丰”搭配，正是蒋氏祖室“丰镐房”的名称，这丰镐的称谓源于西周时期两个皇帝的都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由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两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至于“经国”、“纬国”则更深有寓意。许敬宗的《宗庙乐仪》中说：“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蒋介石以“经、纬”二字命名其子，寄望于他们将来成为“经天纬地”的杰出人才，其望子成龙之心昭然于世。

既是“经文纬武”，前贤之言不可不遵，蒋介石在培养两个儿子时，也是刻意遵循着“一文一武”的路线的。

“生子肖父”这是每个为人父者本能的愿望。蒋介石自也未能免俗。蒋经国幼时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乃父当年的翻版，甚至连所读书目都大抵相同。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中曾说：“蒋先生当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本人也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录提示出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塑造”蒋经国的方面的确用心良苦，他要求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中国之政治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蒋介石脑子里的“嫡传”思想在无形中左右着他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式和培养方向，对于“嫡传亲子”的蒋经国，他要将其培养成“政治家”，也就是项羽所说的“万人敌”式的人物；而对蒋纬国，显见因为并非“嫡出”，则只须将他培养成“一人敌”式的人物可也。所谓“文治武功”，最终还是要以“文”。以政治手段“治天下”的。

1921年，蒋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学校就读。当时他只有8岁，其母毛福梅放心不下，曾特意搬到县城陪儿子读书。转年，蒋介石又不顾毛氏的激烈反对，把经国接到上海，先人万竹小学，后又考入浦东中学。至此，蒋经国算是结束了旧式的传统国学熏陶，开始接受新的正规学校教育，逐步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的巢臼。这时，蒋介石因为在广州“干革命”，所以只好委托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负起经国在上海的临护与督导之责。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经国的培养，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其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除了经常修书“示儿”之外，蒋介石还要求蒋经国勤于写信，他在给经国的信中叮嘱：

“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走出课堂，参加上海全市各阶层人的反帝示威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同年6月，蒋介石把他送到北京吴稚晖主持的外语学校补习。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2周。

蒋经国结束了旧式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进入上海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各种新思潮冲击着人们封闭、禁锢着的旧传统、旧道德；而正处于求知欲十分旺盛。思想可塑极强时期的少年蒋经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两次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大游行，虽然不能说明他已具备了先进的革命思想，但至少可以说他是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

蒋介石对儿子的“不轨”行为并未加以训斥，相反，他心里认为儿子是对的。蒋介石自己在求学时期也曾闹过“学潮”，曾被同学们称为“红脸将军”。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蒋介石还曾当堂反驳日本教官，这种行为，在蒋介石求学的那个年代也是一种被视为“不轨”的行为。因此，蒋经国的“过激”行为，非但不是“不逆不道”，相反倒是对乃父的一种“继承”，是蒋介石青少年时期的“原版复制。”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处在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为了对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表示纪念，特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大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当时的进步学生无不以赴苏留学为荣。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被父亲送往北京学习俄语，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留学苏联。

蒋经国从北京警察局释放后，来到广州，向父亲提出了赴苏留学的要求。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任校长，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关系密切，他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对儿子赴苏学习的请求自然不便拒绝，他只能同意让蒋经国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学习锻炼了。

1925年10月19日，一艘载着22名中国留学生的苏联巨型客轮驶离广州黄埔港，从此，蒋经国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这批总计22名的留学生中，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还有冯玉祥的公子冯洪国、女儿冯丽芬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和另外21名同学编成了一个班。学校为每一位中国留学生取了一个俄罗斯姓名，蒋经国被命名为“尼古拉”。

当时的课程设置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冻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此外还有经济地理、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科学等。

苏联在莫斯科开办的中山大学，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的共产党干部培养基地。因此，这所大学与一般高等学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的教学方法，主要的课目不是文化科技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及思想改造--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

蒋经国一入校，立即和其他同学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按实际年龄计算，这时的蒋经国只有15周岁，还是个孩子。启程赴苏后，因轮船在上海有几天的停留时间，蒋经国曾抽空赶回溪口与母亲毛氏作别。毛福梅见小小年纪的经国就要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去学习，自然流了不少眼泪。蒋经国对她百般安慰，同时表示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回国报效国家，也好侍母尽孝。

在第一期的学生中，蒋经国的年龄最轻，对共产主义学说接受较快。开会发言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常常写文章、出墙报，长篇大论地谈革命道理。所以，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的第8个星期，便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多后又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他一起的中国同学，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共两党的要人。如在国民党中任职的谷正纲、邓文仪、皮以书、白瑜、韦永成、卜道明等；在共产党中任职的有廖承志、杨尚昆、乌兰夫等。此外还有生前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屈武。和蒋经国同坐一张凳子的同学是乌兰夫。

正当蒋经国狂热地投入学习、不断地追求进步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发生了！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情哗然，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在学校发起的声讨大会上，蒋经国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并义正辞严地宣布：“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塔斯社当时曾将声明全文予以发表，传达到世界各地。

蒋经国的声明原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晓喻天下后，他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如是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那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

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不久，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留学生离境。然而，苏联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因蒋经国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而迁怒于他，反而安排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他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

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给母亲的信》，于1935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像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从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

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从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

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的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作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10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地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的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4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220卢布，今年增加到310卢布。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权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记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那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

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

这封公开信曾被苏联的媒体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此后，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曾转发或摘发了这封公开信。蒋氏父子从断绝关系到反目成仇，表明了这10年间父子二人所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蒋经国写了这封公开信，抒发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父亲的“仇恨”，在世人面前树起了一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形象。可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表，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相反，他在工厂里担任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了，党员的资格也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在“反蒋公开信”发表之后，蒋经国又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可是，有关部门却未予答复。蒋经国感到沮丧，更觉得难堪--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公开把生身之父臭骂了一顿，结果好心没得好报，反而遭到“无产阶级当局”的冷遇。然而，对这封公开信最感难堪的还是蒋介石。蒋介石早年曾对蒋经国和蒋纬国这小哥俩有过评语，谓日：“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寄予了无限希望。结果，正是这个被赞为“可教”的“经儿”居然公开写信与乃父绝裂，而且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从政治立场到人品道德，把生身之父说得一无是处，这怎能不令为人父的蒋介石难堪！

当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跌扑翻滚了近20年的蒋介石也明白儿子这封信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并不一定代表儿子的真情实感。他更明白的是，经国毕竟是自己的骨血，当年把他送到苏联，为的是让他学点本领回来辅佐自己的“革命大业”。虽然儿子已经娶了个苏联老婆，而且有了孩子，但他的根在中国，他必须得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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