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姐弟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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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惟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内，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仁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一条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乌龟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下，旋即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宋庆龄上前打招呼道。

“二姐，冻死我了。”宋美龄搓着手。

“快上车吧。”宋庆龄挥手道：“刚刚开过一个碰头会，时间晚了一点。”

这是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整个武汉城在雪的覆盖之中。小车穿过几条马路，在一个不大的院落前停下来。

宋美龄挽着二姐的胳膊下了车，一种姐妹亲情在宋庆龄心中流淌着。然后，姐俩跺跺粘在脚上的雪，便进了屋。

卫兵小阚把一盆炭火端了过来，放在客人身旁。宋庆龄又忙去泡茶。宋美龄趁机瞧了一个屋内的摆设：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两排老式沙发，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整个房间显得整洁和恬静。只是那镶着孙中山遗像的镜框，使人看了不免有些沉闷。

宋庆龄把一杯清茶端过来，送到宋美龄手中：“小妹，快喝点，暖暖身子。”

“嗯。”宋美龄接过茶杯刚呷了一口，旋即叫了起来：“哎呀，好烫啊！”

围着炭火盆，姐妹俩畅谈起来，亲情家情，往事新事，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小妹，我想问妈咪怎么样？”宋庆龄理了理腮边的秀发。

“妈咪可想你啦。说起你来她就掉泪。”宋美龄望了一眼孙中山的遗像道。“这次来，也是妈咪催我来的，再说我也想二姐了。”

“前段听子文说妈咪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宋庆龄抚着美龄的秀发问。

“唉！还不是那老毛病，心脏不好，再加上着凉患了感冒。”宋美龄答，“现在一切都好了。请二姐放心。”

“妈咪有病你在跟前吗？”心细的宋庆龄又问。

“你们都不在家，我再不在跟前，你说能像话吗？”

“唉--”宋庆龄联想到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叹口气道：“妈咪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问：“大姐经常回去吗广

“反正，比你回去的多。”宋美龄毫不掩饰地回答。

“是啊，我们三姐妹中，我是不孝之女了。”宋庆龄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小妹，听说你和蒋总司令的事定下来了？”

“没结婚就不能算定下来。”宋美龄知道二姐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话就故意没有全部讲出来。

“我的事已经给老人添了乱，想起来就觉着对不住老人家。你的事也要多听听妈咪的意见。”宋庆龄不无遗憾地说：“蒋介石这个人能力强，北伐中也出了力，但野心太大。本来说好的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知为何他变了卦，非要设在南京。”

“政治上的事，我不管。”宋美龄说到这里，又感到话说得太绝了点，马上又补充道：“不过，二姐需要捎话的时候，我可以转达，决不贪污。”

“不用了！”宋庆龄若有所思：“我只怕你结婚后，就会把二姐忘了的。”

“二姐，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的两位姐姐中，你对我的关心更大些。这一点，小妹一辈子也忘不了。”显然宋美龄是在指在美国留学那段时间。

“那就谢天谢地了。”

“前些日子，大姐和妈咪议论你再婚的事，不知二姐是如何想的？”宋美龄笑问。

“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再说我也不想考虑。”

说着说着，已近开饭时间，宋子文也推门进来。

“听说我们的小妹来了，是不是要我来请客？”宋子文幽默地说。

“你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当然应该由你请客。”宋美龄到哪儿嘴都不让人。

“小妹是咱家的掌上明珠，你说吃什么，开个菜谱，我包了。”宋子文看了二姐一眼说：“不过，二二姐是我的上司，新当选的中执委员。此事还得经过她点头。”

宋庆龄笑了：“你也别请了，今天我来请，你来陪小妹。”说完宋庆龄站起身，对门外的警卫道：“多加两道菜，把饭端到屋里吃。”

接着，她们又谈了起来。尽管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分裂的危局，但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亲情永远是神圣的，她像一只无形的手，既能拂平人们的创口，也能揭开旧的伤疤并使其血流不止……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共合作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事频频告捷，革命军一直打到长江以南。当时为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及时召开了“二大”会议，选举新的机构，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取得的政治上最高职位。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生政权，可新生政权又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一场冲突又开始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国民党并把他们交给了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一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则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宋庆龄还要求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在同年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想来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直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

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亦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只是，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并未因此好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派出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并血洗宝山路。其后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和特务，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当时中共的主要牺牲者包括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萧楚女。邓文辉等一批著名的革命家。据说当时宋庆龄也在密令谋杀的名单之中，只是后来蒋介石出于自己与宋美龄的姻缘而被推迟下来了。

同年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没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当时的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径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两政府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时期。

当时的那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耀如去世后，宋蔼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和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基本形成共识，一致赞襄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系来氏家庭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但是，此时的“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了左派与右派的纷争，也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来形成的协调、平衡和友爱的局面，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宋蔼龄与宋庆龄两个姐妹之间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政策；而宋蔼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维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及其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两姐妹的政治对立，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同时也再一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革命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她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特别是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反本的险恶形势下，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当时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同时也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蔼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则越来越鲜明。宋蔼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蔼龄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加之那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舵手，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到前台表演。于是一部人向左转，一部人向右转。宋蔼龄从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很自然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共同语言。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镜的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宋蔼龄亦是墙头上的草，哪边风大哪边倒。

从另一方面来说，宋蔼龄不惜抛弃血浓于水的姐妹之情，转而支持与宋氏家族素无渊源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这也是当时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从性格上看，宋蔼龄并不是一个传统与保守型的人物。但是，从思想气质上看，她又是一个过分注重现实利益的市侩人物。当年宋蔼龄考虑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然而也十分管用；这就是看谁更有实力、谁的政策更符合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她就支持谁。当时，宁汉对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一介武夫，政治上又是个暴发户，声誉不佳，但是由于手握重兵而成为国民党内实力型人物。汪精卫虽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又因雄辩而能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是当时颇受世人景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与左派革命领袖。然而，汪精卫又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是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萝卜。在当时宋蔼龄看来，蒋、汪斗法孰优孰劣，孰胜孰败，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宋蔼龄决定支持蒋介石，与右派联手打击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宋蔼龄当时做出这个抉择，虽多少带有赌博的味道，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当时蒋汪斗争的手法来看，蒋介石制变机先，抢先一步把宋蔼龄、孔祥熙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不但是蒋介石转败为胜重要的一步，而且也是导致宋家分裂的重要因素。当时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舆论宣传工具，揭露。指责与打击对方。但是，在当时那场宁汉大战中，南京政府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蒋介石是“民贼”。这是蒋介石当年极为害怕和忧虑的。

从当时孙夫人在党内的地位来看，虽然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但是她在政治上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是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的同志，是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由此，蒋介石十分希望能把宋庆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但是，孙夫人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断然拒绝态度，又使他感到又恨又怕。暗杀虽曾也在计划之列，只是始终没敢动手。

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当时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然在政治上不居于重心，但是却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当时宋子文也是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面跑，不肯与蒋介石合作。

虽然宋氏家族的两名重要成员都与南京政府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于危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宋氏家族的大阿姐宋蔼龄。他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对大局的许多想法，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早在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并驻庐山枯岭的时候，就曾经秘密派人到汉口送信，邀请宋蔼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相助。宋蔼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但是宋蔼龄并没有下船，而是差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并与蒋介石作了24小时的长谈。

蒋介石和宋蔼龄后来都没有公开披露那次会谈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个人倒是记住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因为她就是那一次蒋宋会晤的第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蒋介石当时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她在近年来披露的《陈洁如回忆录》中说：蒋介石与宋蔼龄会晤后，孔夫人返回汉口，蒋介石则回到他们当时在南昌的临时住宅袁宅，并一五一十地将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陈洁如。蒋介石说，在那次谈话中，他请求宋蔼龄能对他给予援助。

正如蒋介石事先预料的那样，宋蔼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灵活狡诈且野心勃勃的女人。蒋介石深知这个女人最热衷的就是金钱和权势。为此，蒋把反败为胜的全部赌注与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结果并没有使蒋介石失望。在会谈中，宋蔼龄首先帮助蒋介石分析了他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宋蔼龄告诉蒋介石：

“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结束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将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说完这番令蒋介石毛骨惊然的话，宋蔼龄接着又帮他剖析：“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和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的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

说到这里，宋蔼龄见蒋介石面色惨白，神情悲哀而凄惨，已知自己的一番说词击中蒋的痛处，当下话锋一转，开始接触此次会谈的核心问题。宋蔼龄说：“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作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勇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才得继续北伐。我们的交换条件，首先是你同意娶我的妹妹宋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的丈夫孔祥熙担任阁首，我的弟弟宋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对于宋蔼龄当时开出的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这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呢。于是，其后他在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

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或者不理汉口，继续进行北伐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以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来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为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人太深，特别是与其三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亦表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可能被捕似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宋夫人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反水，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当时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访煌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镰，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其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于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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