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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广州军港,大海仿佛停止了喘息。透亮如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此时已作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此时,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了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发令,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 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一时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不久“基督将军” 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 贿选出来的“总统” 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棋瑞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当时“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正红火,能否请他人伙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的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北上之约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宋庆龄还能说什么。她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的自有一番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他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彼时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再作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我只是希望先生再想得周到些。” 宋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并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此舰也称孙中山的“救命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4天4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上海的停留,主要是想休息一下以缓解途中之劳。宋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就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4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那一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 11月24日又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她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宋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声中,宋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中山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映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仍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当月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先生陪同宋庆龄到达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顿时欢声雷动。当时,先由孙中山先生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当时她的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曾在现场亲耳听过那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的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年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可以看作是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她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 生活。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先生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4个字刻为石牌,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当时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 3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禁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宋庆龄轻步走上前来:“先生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扰的啊!”孙中山先生哈哈大笑,殊不知此时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当年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2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当时在那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情描写到: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宋庆龄)。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令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突发高烧并且肝病暴发,实令宋庆龄不安。孙中山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后,病未痊愈便于12月31日乘火车到北京,当时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不是为争地位,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却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那一天,夕阳西下,像滴遗憾的叹号,融入了北京城的西山。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辉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经治疗后的孙中山先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宋庆龄急问大夫。
“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925年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当时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亦明显显出消瘦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到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宋庆龄拉到隔壁房间进行劝慰说:“中山先生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倍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中山先生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恐怕还到不了今天这个时候呢。”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宋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色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又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还有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棋瑞还在继续作恶,外崇国信,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笔账我们要记在心里!” 何香凝当时像是安慰宋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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