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难得姐妹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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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宋蔼龄在孔氏家族中的位置甚至超过孔祥熙。有人曾开玩笑说，孔祥熙当国民政府的家，宋蔼龄当孔祥熙的家。此话虽有点过分，却也不无几分道理。

当年的宋氏三姐妹可谓叱咤风云，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一个是蒋介石的老婆，惟独大姐宋蔼龄“屈尊”做了孔祥熙的妻子。所以人们说这三姐妹，一个爱国，一个爱权，一个爱钱。

爱钱不爱钱，反正宋蔼龄爱管事，爱出风头表现自己。别看来美龄、宋庆龄出面都比她风光，但她常常能影响两个妹妹的感情和意向，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不当家却爱做主。抗战初期她就成功策划了宋氏三姐妹赴渝行动和支持参与“工合”运动，从而和孔祥熙所谓的“经济改革”相得益彰，为孔氏家族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1938年5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在长江汉口的武汉关码头，孔祥熙送宋蔼龄上船，去庐山参加谈话会。“西安事变”后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户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成为所有爱国人士、所有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共同任务。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急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作出一种姿态，树立一种形象，以证明他们是抗战之中坚、民族之脊梁。因此庐山的这次会议虽然只是妇女界的一次集会，但意义深远，影响颇大。

因为参加会议的妇女都是知名学者、专家和党政军首脑的夫人。宋蔼龄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孔祥熙也全力支持。

宋蔼龄之所以想去庐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宋庆龄。

宋家三姐妹个个才貌双全，宋庆龄当时不顾全家反对，毅然和孙中山结合的壮举，使宋蔼龄不得不对这位平日里端庄娴静的妹妹刮目相看。宋美龄欲和蒋介石结合时，宋蔼龄极力撮合，宋庆龄却坚决反对。以后宋庆龄和宋家的裂痕越来越大，宋氏姐妹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特别是在1929年以后，宋庆龄公开宣布，如果蒋介石不回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上来，她决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后。此后宋庆龄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迅速恶化，以致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一直视为心腹之患，竟于1933年6月18日派复兴社特务暗杀了孙中山当年的秘书，亦即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

抗战爆发后，民族统一战线重新形成，宋庆龄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蒋介石对宋庆龄也是无可奈何。孔祥熙深知蒋介石的忧虑，于是和宋蔼龄商讨，能否利用这次机会做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回到国民党中来，起码不发表攻击国民党政府的言论。

宋蔼龄和宋庆龄为同胞姐妹，过去一同漂洋过海赴美国同窗苦读，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手足情深，历历在目。然而回国后不久，便都投身于政治斗争，又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至后来视为路人。现在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自然又有了共同的语言。宋蔼龄也是极想尽其所能说服宋庆龄的。

上海失陷后，宋蔼龄得知宋庆龄去了香港，便同宋美龄一首去了香港，三姐妹同住了一段时间并达成了谅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从今天开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始新的一页。但宋蔼龄知道，过去的事可以不提，但埋藏在心中的创伤却是很难熨平的。特别是杨杏佛的被害，使蒋介石和宋庆龄之间设下了一条不可能沟通的鸿沟。但即使这样，宋蔼龄也决心去沟通去谅解，因为这是上帝给她们送来了一次机会。

同年5月20日至25日，全国各界优秀女性云集庐山，会议如期举行。

会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史良和邓颖超等全国著名妇女活动家就抗战期间动员妇女民众、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改善妇女工作团体状况、战时救护和赈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当时会议的气氛民主而热烈，尽管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抗战的大目标一致，大家都能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

为了在宋庆龄面前做出一个姿态，宋蔼龄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能认识大家我很高兴。我虽然住在国外（香港），心却一直留在国内。我希望全国的姐妹们能真诚团结，努力工作。我表个态，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我将献出我所有的忠诚。”

宋蔼龄还说：“不论我们现在是什么党，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代表，只要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讨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一定能把全国的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宋蔼龄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宋蔼龄虽然有她自私、虚伪、贪婪的一面，但平心而论在抗战问题上，她还是热心的。早在“-·二八”淞沪抗战时，她就捐赠数十万元，建立了一所能医治近千名伤员的医院，被抗战官兵称为“救死扶伤的卫士”。在前线伤兵的提议下，宋蔼龄又担任了“伤兵之友”理事。随着战斗的深入，战争的扩大，伤兵也源源不断地送到后方救治，一时医院床位告急，资金缺乏救护药品不足。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宋蔼龄和几家大医院院长商议后，决定成立“伤兵之友总社”，统一指挥协调有关伤兵救治、转运的一切问题。孔祥熙担任了总社理事长，宋蔼龄任了理事。

上海沦陷后，宋蔼龄迁居香港，把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又成立了香港“伤兵之友协会”，自己任会长。为了使伤兵的治疗、住宿及出院后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宋蔼龄以“伤兵之友总社”的名义发起了征集伤兵之友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70万人参加了募捐，捐款100多万元。

不过，与其说是宋蔼龄的“诚意”感动了宋庆龄，还不如说是宋庆龄深明大义。困难当头，应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以解救民族之危亡。正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宋庆龄接纳了宋蔼龄。

于是不久后，香港成为姐妹二人活跃的舞台。宋庆龄积极为推进“工合”事业奔波劳碌；宋蔼龄也为“伤兵之友”日夜操心。恰在这时，宋美龄也来了。就这样，宋氏三姐妹在抗战的高潮中，又在香港团聚了。

说起来宋美龄此次赴港，还颇有些偶然因素。宋美龄原本没计划此时赴港，虽然宋蔼龄给她打过电话，希望她能及时赴港，使姐妹团聚。但当时抗战正酣，宋美龄被美国极有权威的《时代》周刊杂志评为世界第一夫人。宋美龄决心帮助蒋介石做点实事，为抗战做出贡献，为自己再添光彩，便驱车到前线。不料正遇日军飞机轰炸，宋美龄的汽车翻出了公路。好在没受致命伤，但也断了两根肋骨，随行人员劝宋美龄治疗休息，但宋美龄却执意不肯。她说，我要去前线的消息已通告将士，如不前往必将失信于官兵。于是她忍着剧痛来到前线，当晚便对官兵发表演讲，还连夜到医视察看望伤病员，第二天才回来治疗。因为延误了治疗，肋骨落下了病根，一到劳累过度或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当时宋美龄还主动请缨，担任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她到美国访问，商讨组建立空军事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回国后她积极参予了中国空军的筹建工作，甚至熟悉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飞行员。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能和飞行员的素质上也占有优势，因此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和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遭到严重损失。上海抗战前，中国空军能升空的飞机约有250架，而到南京保卫战快结束时，仅剩下6架。到1940年，由于日军飞机对中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的发展到了最低谷。宋美龄心急如焚。一方面请求蒋介石免去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一方面直接找当时负责中国空军建设的美军官陈纳德，要求美国立即提供500架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新机场和培训飞行员。

由于重庆屡遭轰炸，空军建设又一时没有实质性进展，宋美龄急火攻心以至旧病复发，每夜肋骨伤部剧痛，难以入睡。经蒋介石、孔祥熙劝说和宋蔼龄做工作，才动身来到香港。

宋美龄到香港后，住在了宋蔼龄的住所。这是坐落在香港沙逊街的一栋别墅。宋庆龄也因此搬了过来。从那天起，这栋房子里就常常传出三姐妹朗朗的笑声，真可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三姐妹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的情景。没有分歧，没有隔阂，没有戒备，没有争吵，用亲呢的上海话聊天。她们一同回忆往事，谈论起童年天真无邪的时光和赴美留学时的感受。那时她们豆蔻年华，天真活泼又胸怀大志和一腔热血，都发誓要做妇女解放的先驱……

同年3月8日，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一同出席了香港有关人士组织的纪念“三·八”妇女节茶话会。当宋氏三姐妹一同亲密无间地出现在茶话会会场时，新闻记者们立即发现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特别是宋庆龄的出现，绝对含着丰富政治意义。因为近10年来，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宋氏三姐妹从没有走到一起，更不要说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一位新闻记者在事后的报道中写到：“我相信她们俩人在那里，但没想到孙夫人也在那里。她从来不和她们在一起。这预示着，中国已团结起来，进行着一场保卫民族的战争。”

几天后，香港的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次抗日集会，邀请宋氏三姐妹参加，她们欣然前往。在那次集会上，宋美龄首先做了讲演，并公开赞扬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运动。宋庆龄、宋蔼龄也在集会上发言，宋庆龄还代表“保盟”向宋蔼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捐款。

就在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在国内在国民党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汪精卫叛逃了。

汪精卫逃到日本后，日本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说国民党内部如何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如何不合，中国抗日领导层各抒己见、形不成核心等等。由此引发日伪占领区的一些小报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甚至拿来氏三姐妹开刀。说这三姐妹逃避现实，害怕艰苦，在群众和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却跑到中立地区去过和平舒适的生活。

于是，宋氏三姐妹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启程赴渝。

宋氏三姐妹这次的四川之行正是汪精卫在南京的伪政权宣布就职的第二天，因此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确，当时正处于抗战的相持阶段，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投降、认贼作父，以及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使人民意识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都将存在。不少人因此为民族的团结和抗战的前途担忧。而宋氏三姐妹结伴返回四川并在重庆公开露面，无疑给重庆沉闷抑郁的空气中吹进了一缕新风，给人民带来一线希望和信心。

当天，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蒋介石特派侍从室主任张冲到机场迎接，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还专门致了欢迎词。张冲对宋氏三姐妹说，本来蒋委员长准备亲自到机场欢迎各位，因要主持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不能前来，请她们原谅。他特别请宋庆龄原谅。”

而后，张冲带领满载武装警卫的军车开道，宋氏姐妹的小车鱼贯而出，驶入市中心。3月的山城阳光灿烂，春意融融。远远望去，歌乐山苍茫沉静，像一个沉睡的巨人；近处路边鲜花盛开，翠柳吐绿，一片温暖一片春意。

应宋蔼龄的邀请，宋庆龄住进了孔府，这是宋蔼龄和孔祥熙精心安排的。一来可以使宋庆龄生活的安逸舒适；二来可以有宋蔼龄陪伴，不显得寂寞；三来也可以在客观上限制宋庆龄和左派及共产党人的交流。宋庆龄之所以同意住进孔府，也是从抗战大局出发，为了更好地做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并且希望能使姐姐蔼龄的思想发生转变，向好的方向转变。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聚首，立刻成为各新闻单位的热门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要求采访，社会各界也极注意三姐妹在重庆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宋庆龄，曾与妹夫蒋介石势不两立，一个支持共产党，一个要消灭共产党，甚至兵戎相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说：“孔夫人、孙夫人及蒋夫人3月31日联袂来渝，孔夫人及孙夫人尚系初次访问战时首都，彼等对于增强抗战力量，表现最大热忱，故此次利用蒋夫人赴港疗养返渝之机会，相偕而来。三位夫人同来后方，将共同从事抗战建国工作，致力于奠定新中国基础，发扬中国旧有的光荣。”

4月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对宋氏三姐妹联袂来渝及抗战以来所从事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短评说：“我们除向领导女运、积劳成疾且病后重新工作的蒋夫人，及初次来渝的孔夫人敬慰外，谨向久与我们阔别的妇女界领袖孙夫人，表示最热烈诚挚的欢迎和致意。”

短评中还指出：“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抗战爆发后，宋庆龄转赴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救亡运动，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努力，团结广大爱国侨胞，为祖国的抗战而工作。”

短评最后说：“宋氏三姐妹重新走到一起，对团结各族人民英勇抗战有着重要意义。相信重庆乃至全国各界妇女，在蒋夫人。孙夫人领导之下，能够使妇女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这必将会大大增强抗战的力量，促进入民所需要的民主实政，保证抗战的早日胜利。”

重庆《大公报》也对宋庆龄来渝表示欢迎，并撰文说：“我们欢迎孙夫人这次到内地来。因为自抗战以来，孙夫人还未到首都来过。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因为，敌人已走向败亡之路，我们已看见胜利的曙光。”

《大公报》的文章还说：“新兴的中国，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也正在孙先生的精神领导下而抗战而建国。我们欢迎孙夫人，更希望孙夫人帮助政府，使抗战早成，建国早成！”

宋氏三姐妹同赴重庆，以实际行动向海内外和全国人民显示了她们心系团结抗战和民族解放大业、抛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她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和理解。当时在重庆不论她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狂热的人群夹道欢迎，哪里就有数不清的群众致敬问候，以致她们不得不私下订了一条纪律：任何个人都不能接受私人的邀请，仅仅各个群团组织和委员会的特许招待她们才接受。为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当时宋氏三姐妹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

同年4月3日，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三人前往视察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与该会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接着她们又接见了“妇指会”高级干部训练班学员，与学员们共进午餐。当天下午，她们驱车同赴乐山，探望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的500多名难重。难童们对这三位“妈妈”的探望十分感激和高兴。难童们在保育院广场上举行了欢迎会，还表演了合唱“打倒汪精卫”。宋庆龄与一个其母在战区工作的女童合影留念。宋蔼龄也与一父母双亡的孤儿合影，并表示负责孩子的抚养。归途中她们又参观了“新生活运动”妇女工艺社，对妇女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第二天，恰是当时的儿童节，重庆各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宋庆龄、宋蔼龄购买了大量精美糖果计co00余份，分别赠送给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

4月7日，重庆蒋介石黄山官邸里，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宋美龄身着传统的紧平绒旗袍，在此邀请重庆党政军及妇女界知名人士，欢迎她的两个姐姐到这里聚会。下午4时整，聚会正式开始。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邵力子夫人、吴国帧夫人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夫人及180多位妇女界知名人来到这里。

聚会在房子前的草坪上举行。草坪上摆着长条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水果和茶点，桌子两旁摆放着一把把藤椅。

每一位客人来到的时候，都先到客厅拜会宋氏三姐妹。5时整三姐妹携手并肩，满面春风从室内走出，来到草坪上。顿时，全体来宾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首先致词，她说：“我不会演讲，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孙夫人和孔夫人，同时介绍她们和大家见见面。因为她们俩不仅是我的姐姐，还是全国姐妹的同志。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在香港也做了大量工作。最近，她又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请允让我代表全国妇女，请求我的姐姐--宋庆龄和宋蔼龄长住重庆，领导全国的妇女工作。”

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一提议。

接着宋庆龄也发表了热情扬溢的讲话。她说：“此时，我和在场的各位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又看到了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姐妹。这次我和蔼龄到重庆来，看到了日军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损失，看到了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但更看到了人民团结一心、共抗日寇的决心和令人鼓舞的抗日的场面。”

宋庆龄在发言中还说：“我们不要做表面文章，我们需要的是多做实际工作。我们应对广大妇女多做教育工作，提高她们的参政和民主意识，因为民主政治与妇女解放有着重要的关系，正在推进的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

宋蔼龄随后也发表了即兴演讲。她说：“孙夫人和我虽然是初来重庆，见些故交也结识些新知。其实我们的精神和心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国而奋斗。”

就在这时，人群后面突然人头攒动。旋见人群自动分开闪出一条市道，一个身穿黄呢子军服的人走了进来，后面则跟着他的随员。

“蒋介石！”不知谁说出了声来。

蒋介石原本知道这个茶会，无奈近日来日军空军连续轰炸重庆，给重庆带来很大的损失。蒋介石也非常恼火。因此这天上午他约好去见美国驻华大使，商讨请美国尽快帮助提供更多的飞机，在空中打击日军以保卫重庆的安全。尔后蒋介石又要参加一周一度的国家总动员例会，抽不开身。开会期间又因为物资分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感到十分头疼。这时孔样熙在一旁提醒蒋介石，反正议题一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先回去参加宋美龄举行的茶会。

蒋介石一想也是，宋庆龄来重庆以后，一直没同她见面，这次正好是个机会。而且这个茶会，还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孔祥熙当下说：“委员长尽可放心走，这里由我主持，没问题的。”

蒋介石这才急匆匆赶回官邸，此时茶会已进行过半。

蒋介石的到来，使茶会的气氛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而对着十几个记者的话筒，蒋介石侃侃而谈：“孙夫人和孔夫人到重庆来，不仅使全国姐妹们欢喜，也是全国人民都欢喜的事。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欢迎你们。”

的确，宋庆龄为了抗战大局，抛开了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怨来到重庆，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巨大支持。但宋庆龄想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为了抗战，她个人的委屈实在算不了什么。她不是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她就坚决反对。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凭借自己的手腕和野心，一步一步地爬上了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但他背信弃义，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并和黑暗势力的军阀妥协，又干了多少坏事，手上沾了多少人民的鲜血。特别是1933年暗杀了杨杏佛，就如同在宋庆龄的胸口上捅了一刀，至今还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但想到孙中山的教诲，想起孙中山的胸怀和气度，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大总统可以不当；为了救民众于水火，他拖着病残赢弱的身躯乘船北上和段棋瑞、张作霖谈判，最后病死在北京。想想孙中山先生，宋庆龄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德国记者王安娜曾有幸目睹了那一次历史性的场面，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到：“蒋介石微笑着，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而不停。而宋庆龄身着一套黑色套装，头发平滑光亮，双眸安然自若，宛如一尊雕像。”

这时，宋蔼龄提议四人合影留念。宋美龄开玩笑说：他（指蒋介石）老是那么严肃。”蒋介石也笑了，说：“我不是在笑吗？！”

深谋远虑的宋蔼龄挽着宋庆龄的胳膊站在了蒋介石的身旁。于是只有在抗日战争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特殊影像随着照相机快门“咔嚓”一响永久地留下了。

而后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走到宋庆龄身旁，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欢迎你到重庆来，欢迎你到家里来。”

宋庆龄则不卑不亢地说：“谢谢！希望在你的领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取得全面胜利。”

茶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在他的住所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晚宴，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孔祥熙、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及夫人、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麦克唐纳和英大使馆参赞等人。这又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宋氏三姐妹及他们的丈夫蒋介石、孔祥熙，还有宋子文代表了中国当时最显赫的家族，是当时上层社会最有实权的人物。尽管他们因政治观点、经济利益的矛盾以往有很多冲突和磨擦，但为了抗战他们抛开分歧，重聚一堂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和睦友好的家庭气氛。这无疑预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给了汪精卫和日本宣传机器污蔑中国内部分裂以有力的回击。

当月的1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了表示其团结抗战的决心，又以招待苏联驻华大使为名宴请宋庆龄及各国驻华大使。

15日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盛大茶会，欢迎宋庆龄来渝。同时出席的还有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英、法、美。苏四国驻华大使及妇女界领袖等中外知名人士300多人，从而把欢迎宋庆龄到渝活动推向了高潮。

就在孔祥熙，宋蔼龄在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的时候，100多架日军轰炸机开始呼啸着从武汉、孝感、应城的三个空军基地依次飞向天空，开始执行代号为“一零一号作战”计划。

为了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拉拢分化国民党上层人上，策划扶持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出台，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军事上的进攻，做为全面进攻的准备。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日军把这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一零一作战”。而“一零一作战”的首要目标就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庆。同年4月上旬至7月下旬，是重庆地区上空雾少、能见度高的时间，利于空军飞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

15日傍晚，日军飞机飞抵重庆上空，立即对重庆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半小时后轰炸的日军飞机除了两架被防空炮火击落外，其余的均完成任务返航。刹时间，重庆的部分地区陷入了浓浓的火海之中。

宋庆龄住在孔祥熙和宋蔼龄的范庄住所，此次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只是弹投偏了点，只炸中了几间偏房，而且由于提前都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空袭警报解除后，宋庆龄想了解日军飞机造成的伤害和人民群众的情绪，便不顾宋蔼龄的劝阻走了出去。只见远处有几处冒着浓烟胭柱倾斜着涌上蓝天。近处有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和焦臭味。几辆被炸坏的卡车歪斜地躺在公路上，街上除了少数穿军装和警服的人穿梭忙碌外，几乎看不见一个老百姓。宋庆龄心中不由升起团团怒火。

此时宋蔼龄也忐忑不安，回重庆前，她便想让宋庆龄住在自己家中。开始和孔祥照商量时，孔祥熙不同意，说蒋介石最烦宋庆龄，宋庆龄总和蒋介石对着干，不给蒋介石一点面子，还爱和共产党搅在一起，你让她住在这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但宋蔼龄自有道理。她对孔祥熙说：“那是过去，这次她同意来重庆，就是来还蒋介石的面子。你想想，重庆是国民党的首都，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主席，她肯来不就是面子，不就是表示承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宋庆龄住在这里，是为了控制宋庆龄。从表面上看住在姐姐家里会显得自由，实际上是限制了宋庆龄的自由。孔祥熙不禁佩服宋蔼龄在某些方面毕竟高他一筹，既买蒋介石的好，又买宋庆龄的好，自己则能从中得到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看不到的种种好处。把宋庆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等于在官场上又多了一张王牌，妙哉妙哉。于是孔祥熙同意了宋蔼龄的建议，专门给宋庆龄准备了一幢房子。

但宋蔼龄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宋庆龄到重庆没几天，重庆就两次遭受日机轰炸。这一次日本飞机还把炸弹投到了孔府，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宋庆龄会不会以此为借口要搬出去？这些天来，虽然总的来讲姐妹三人团结和睦，在公众场合也能统一口径，步伐一致，似乎有了默契。但在骨子里，宋蔼龄却隐隐地感到宋庆龄和她的不同。宋庆龄不那么贪图财富和虚荣，宋庆龄不爱打麻将和在交际场上应酬，除非是抗日的需要。宋庆龄对蒋介石和孔祥熙态度仍然是有保留的热情、打了折扣的亲近。因此宋蔼龄担心弄不好鸡没抓成反而蚀了一把米，反而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利用。

就在这时，宋美龄打来电话，询问日机轰炸的情况，并告诉宋蔼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她们三姐妹对美国公众演讲。当得知轰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时，宋美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对宋庆龄外出未归感到担忧。

宋蔼龄告诉美龄，宋庆龄不会走远，她现在就去把宋庆龄找回来，并一定说服宋庆龄到中央电台演讲。

宋蔼龄原来预料宋庆龄对到国民党中央电台演讲可能有顾虑，或提条件。没想到她对宋庆龄一提起这事，宋庆龄就爽快地答应了。原来宋庆龄目睹了日军飞机的暴行后，正义愤填膺，想如何通过宣传媒体向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的真相。

第二天早8点，3辆轿车分别载着宋氏三姐妹来到国民党中央电台。路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屋还在燃烧，个别地方还不时传来一两下爆炸的响声。

在电台负责人的带领下，三姐妹来到播音室。为了迎接她们的到来，播音室地上铺上了地毯，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两旁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

这次播音主要是对美国听众，所以必须全部用英语。按照事前的安排，宋庆龄第一个走到了麦克风前，用她那女性特有的充满魅力的声音说到：

“民主国家的朋友们，中国人民艰苦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很快就要满3年了。日本借着它拥有的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已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33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宋庆龄抛开讲稿，完全凭着自己激荡的思绪慷慨陈词。以致她讲完后，心情十分激动。宋美龄爱怜地扶着她到休息室去休息。

第二个演讲的是宋蔼龄。她的语调比宋庆龄平缓，但也字正腔圆。她着重讲了中国抗战的团结问题，愤怒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无耻行为。她说：

“……那所谓‘政府’也者，完全是一个笑话，这是人类智慧上的一个侮辱。它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政治污水中的渣滓。这些日本利用的工具，是中国人民所咒诅的叛徒。世界上任何具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会加以唾弃的。中国各将领间，是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他们充满了异常坚强的继续抗战的决心。”

宋蔼龄在表述了中国不仅没有被打垮，而且越来越有战斗力的时候继续说：

“我们在财政经济上，也已经有抗战到底的计划和准备，在中国西部，我们已经建成了人力物力的储蓄所，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取出来应用。在保证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最值注意的就是，全国妇女界的活动和全国民众对于士兵观念的转变。以前大家把士兵看作佣人，地位很低，现在却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国民军，军队和民众一起工作，民众也和军队一起工作。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可以击败敌人的。”

宋美龄是最后一个进行演讲的，她讲的时间也最长。她曾多次访问美国，并被美国刊物评为“第一夫人”。因此，美国人认识她、了解她，她也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并且相信美国。

宋美龄首先用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述了在太平洋彼岸的进行的抗日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日本称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对美国的威胁，宋美龄批评美国部分人持有的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绥靖政策。渐渐地她的语调开始激昂有力起来。

“美国朋友们，早安。我只用不长的时间，对孔夫人、孙夫人的话做几句补充。我们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即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近3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法律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下列两件事选择其中的一个：或是对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为，也就是对日本禁运石油及其它战争原料。

“坦率地讲，我们是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甚至有放弃斗争的可能性。但是在艰难困苦之中，我们仍继续战斗着，为着自由而继续抗战。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是否想到，如果中国被日本武装征服了，将发生何等的情形。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将保有它完整的军事实力，并可以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人力资源来和民主国家为难。日本会将他的侵略魔爪伸向印度支那，伸向马来群岛，甚至伸向澳洲和新西兰。

“如果美国继续帮助日本，如果美国对日本采取纵容和姑息迁就的态度，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不认识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而只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援助，对贵国和民主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将成损害。因为日本的野心是要称霸太平洋。所以我呼吁一切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应该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军队使日军陷入中国的泥潭而动弹不得，然后最终将他们消灭。到那时，世界将会发现，中国对于人类有怎样伟大的贡献。”

宋氏三姐妹的演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尽管日本施用了干扰手段，但由于中方早有准备，实施了反干扰，使大洋彼岸的美国听众清晰地听到了宋氏三姐妹的广播。据说三姐妹演讲的第二天，美国纽约就有数千名大学生集会并上街游行，声援中国抗战。有的国会议员还向国会递交了要求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意见书，美国国内的舆论明显向支持中国抗战一边倾斜。

同年5月1日，国民党元老派冲破了重重阻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国府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宋庆龄集会。由于这个会是专为宋庆龄准备的，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国民党元老派大都不在一线执政，而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以出席会议的百余名元老中大都是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了欢迎词，称赞宋庆龄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所作的贡献。

宋庆龄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她对国民党元老们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对到重庆后作见所闻感到满意。宋庆龄还揭露和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

宋氏三姐妹到重庆时，正值大雾弥漫的天气刚过，晴空万里的春天来临。日军利用天气晴好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日子里，正是日军轰炸的高峰期。但为了给全国妇女同胞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为了鼓舞全国同胞的抗日决心，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都冒着危险，在重庆及成都各地视察，看望伤员、慰问孤儿院。

一天，设在重庆的第五陆军医院被安排接受宋氏三姐妹的视察。

当时，为什么宋氏三姐妹视察第五陆军医院呢？说起来还有个插曲。该院院长是个40岁出头的二流大夫，仅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来经人点拨，也学会了弄虚作假的那一套，悟出了官场上“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真谛来，于是一个劲地向上面吹牛弄景儿。上面一来检查，好吃好喝地供着，临走时土特产往车屁股里一塞。果然不出一年，第五陆军医院成了样板，他也被晋升为中校。

这次听说宋氏三姐妹要来视察，急得此人像屁股底下着了火。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是什么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好了一步登天，弄不好一次玩完。可现在医院里问题成堆，由于缺少经费病房里没有暖气，医疗设备和抢救设施陈旧落后，药品特别是奎宁等抗生素奇缺，需要输血的伤员又找不到血源。特别是近日来日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伤员剧增，每个病房都是满满的，到处是垃圾，遗弃物和一股股难以人鼻的味道。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宋氏三姐妹来到陆军第五医院。她们身后拥簇着一群记者和随从。

当下那位院长跑上前去，“啪”地一个立正，睁圆了因熬夜布满血丝的眼睛，提高嗓门说：“第五陆军医院院长前来报到，请夫人吩咐。”

宋美龄向他挥了挥手说：“我们先到病房看看吧。”

宋美龄一头卷曲的黑发，自然地梳向后颈，在后面挽成了一个发髻。她一身深蓝色的旗袍，没带任何装饰物。

宋美龄明白，她到医院视察决不只走走过场，让记者们拍个照片发个消息以捞点政治资本。她已不需要这种廉价的资本了。她是第一夫人，她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蒋介石的威望。前方的战事正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伤员就是对前方将士的鼓舞，就是在提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群众中的威望。另外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她始终是在和宋蔼龄、宋庆龄同行。她时刻要给舆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宋氏三姐妹是团结的，她对两个姐姐是尊重的。

宋蔼龄到医院来则纯粹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她和宋庆龄、宋美龄不同。在政治上她无法和这两个妹妹匹敌，她时刻有一种危机感。一方面她借着这次姐妹同行提高自己的身价，像月亮靠着太阳发光一样；另一方面，她也要做出一些实际的事情，以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出众的妇女领袖。

此外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宋蔼龄也很想了解各大医院目前的实际情况，所面临的不足。她知道医院有时也会成为焦点和热点，在这上面小投入一笔就像放出一个鱼饵，可以换成一名大鱼。

走在最前面的是宋庆龄。同宋蔼龄、宋美龄相比，她显得朴素、大方、高贵而又平和。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没戴任何首饰。每逢记者拍照时，宋庆龄总是谦逊地站在一旁，让宋蔼龄、宋美龄走到镜头前，而且很少讲话。

宋蔼龄当然注意到宋庆龄的这些细节，并想办法把宋庆龄向前推。说起来三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挺微妙，宋庆龄是国父的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都被称为“第一夫人”，而宋蔼龄又是大姐。所以当行进时她们三个总是几乎并排前行，照相时总是一字排开。特别是宋蔼龄，她极力想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她们三姐妹是亲密无间的。她说服宋庆龄到重庆来，她要宋庆龄住在自己家里，她要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在黄山专门为宋庆龄修建一幢名为“云峰楼”的别墅，以供宋庆龄消夏之用。在回渝的全过程中，她随时注意宋庆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从宋庆龄这方面讲，她当然明白宋蔼龄的用心，但生活中有时需要作出一些让步。大敌当前，国家需要团结统一，汪精卫的分裂活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少口实，不能再做亲痛仇快的事。她对蒋介石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但为了抗战，她还是来到重庆。她来重庆本身，就是向世人说明了她对蒋介石抗战的支持。另外她来重庆以后，一直致力于演讲、视察，口径一致地是如何唤起民众打败日寇侵略，决不发表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言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正表现出宋庆龄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

“孙夫人，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药品，很多伤员因为药品不足而延误了抢救……”院长一边走，一边对宋蔼龄喋喋不休地讲。

“需要什么药品，你列个清单，我们争取给你想办法。”宋蔼龄回答说。

说话间她们来到一个病房，碰巧看见一个腹部受枪伤的士兵，由于伤口感染停止了呼吸。

宋庆龄从人丛中走上前来，将一束鲜花放在死者的床头，并用白被单慢慢蒙到了死者的面部。

周围有人忍不住哭出了声来。

宋蔼龄也被这沉痛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在与其他重伤员一一握手后，她说我要让这里的每位受伤的官兵出院或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装、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宋蔼龄说她所领导的“伤兵之友”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募捐，募捐到的钱将全部作为伤兵退伍后的补贴。

宋氏三姐妹又来到手术室，并现场观看一次手术，被手术的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他腿部中弹，而且已经感染，手术大夫原来想为他截肢。

宋庆龄对大夫讲：“能不能不截肢，设法保住他的双腿，今后他还能有希望。”

宋蔼龄在一旁说：“要多给他输血，钱由我来付。”

宋美龄也说：“一定要想法保住他的腿。”

主刀大夫在她们的鼓励下，开了几处难度很大的伤口，把里面的弹片碎片-一取了出来，并做了严格的消毒和缝合，看来这个小伙子的双腿是有希望保住了。

安排完重庆的日程后，宋氏三姐妹又决定去成都。当时成都和重庆之间又没有铁路，并且恰逢日军连日轰炸，坐飞机更不安全，于是她们决定乘汽车去。

孔祥熙曾为宋蔼龄她们担心，考虑是否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往成都。要路遇日机轰炸躲避不及，岂不因小失大？一席话说得宋蔼龄有点拿不定主意，便去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听后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应该去看看。我们去会对那里的军民产生很大的鼓励，他们觉得政府没忘记他们，打日本抗战会更有信心。

宋蔼龄又打电话给宋美龄，宋美龄也决定去。她在电话里笑着对宋蔼龄说：“在上海我就被日军飞机炸过一回，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

的确，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汪精卫叛变投敌，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有一些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国民党内部则有人高喊要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时间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不少人对抗战能否取胜忧心忡仲。而这时宋氏三姐妹的视察和“出访”，确实能起到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宋氏三姐妹终于安全抵达成都。两天来她们躲过日军的一次空袭，沿途看见了逃难的人群，以及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更激起她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动员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

宋氏三姐妹由重庆赴成都，也引起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一位外国记者在重庆《大公报》这样写到：

“她们（指宋氏三姐妹）在中国旅行就要投宿于当地的客栈里，这样不仅床上有臭虫咬而且天上还有飞机追赶，但你别指望，例如孔夫人，会很自然地适应这种环境。她看起来似乎还是呆在城市中自家舒适安全的房子里为好，那才是她这种人住的地方…… 但是，她吃苦耐劳，三姐妹个个能吃苦耐劳。面对空袭，她们面带微笑，旁若无事，谈吐自然。”

寥寥数笔，真实地记录了宋氏三姐妹旅途的艰辛和她们坚韧不拔的毅力。

4月25日，宋氏三姐妹前往中国合作社成都事务所。数百名女工集合在广场上为她们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发表了即兴演讲。

宋蔼龄说，我们在前往的路途中看到了日寇的暴行，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看到了人民奋起抗战的决心。

宋美龄在演讲中着重谈了合作社的工作。她说：“正因为有了你们，纺织女工们，不懈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工作，前线的将士才能英勇无畏地去战斗、去杀敌。合作社的工作要进一步发展，社员要进一步扩大，现在合作社有5万社员，要增加到50万。要让每一个有工作能力、有爱国热情的成年妇女都参加，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由于连日旅途疲劳，宋庆龄正患牙痛。但全场女工一再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来庆龄讲话。

宋庆龄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工合社事业，就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使总理遗旨早日实现。”

三姐妹演讲完后，即由合作社领导陪同下，参观了展览台。

三姐妹兴致勃勃地参观展品，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并细心地询问展品的生产过程以及工人的生活情况。当她们来到毛纺班参观时，恰有一些女工正在工作，赶制军衣。宋美龄也挨着一名女工坐了下来，亲自动手缝制军衣。随同的美国摄影师抢拍了这一场景。于是，宋美龄坐在缝纫机旁，聚精会神地为抗日将士缝制军衣的照片，不久就登在了全国各大报刊上。

宋美龄还别出新裁，由她做东在成都的一个励志社举行集会，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首次来蓉视察。实际上这主要是为了宋庆龄。1927年以后，宋庆龄和蒋介石积怨甚深，和宋美龄、宋蔼龄也基本断了联系。虽为同胞姐妹，却视为路人。这次好不容易说服宋庆龄到四川，宋美龄和宋蔼龄都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感情投资”，以设法弥合（至少在表面上）长期以来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造成的裂痕。

宋美龄的这一安排有点出乎宋庆龄预料。她对宋美龄说，“咱们三姐妹历经风险来到成都，一起看望抗日将士，慰问后方姐妹，本来已情投意合不分彼此，怎么突然又要开这样一个会，还分什么主客？！”

宋美龄笑着说：“姐姐莫要多心，小妹心里一直有姐姐，只是这许多年来实在不便联系。这次你肯来四川，我真是十分感动，借成都的茶表表心意，也算是借花献佛吧。”

宋蔼龄早已明白，便插嘴说：“咱们姐妹三人，早年一同留美，四年寒窗手足情深，都是那些男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你争我夺，害得咱姐妹天各一方。现在好了，咱们有机会相聚于此，是要好好地祝贺一番。”

宋庆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三姐妹便一同出席茶会。

不料这个会比在蒋介石家里的那个还大，成都各界近500人出席。这也难怪，宋氏三姐妹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特别是宋庆龄，第一次来四川，大家都想一睹三姐妹的风采。所以尽管人员一压再压，还是突破了400人。

三姐妹既然有客有主，发言自然就要遵循各自的角度。宋蔼龄、宋庆龄自然是表示感谢，同时都强调了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庆龄特别强调了抗战工作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妇女应积极参与。

宋美龄在致词中鼓励各界妇女要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不要辜负两位夫人的希望，并对出席会议的抗战将士的家属表示感谢和慰问。

宋氏三姐妹的四川之行是整个抗战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热点。被大量报道以致后来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外广泛放映。当时此事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国内外有识之士看成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特别是宋庆龄，她和宋蔼龄一同回重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人民认识到，虽然汪精卫集团从中国分裂了出去，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阵营却更加巩固和纯洁。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和宋美龄一起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自然而然地来到重庆。特别是宋蔼龄，利用和两个妹妹结伴而行的机会，大出风头占尽了便宜。当然，我们尚不能说这里没有真情实意。然而从宋蔼龄这一方讲，确实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宋庆龄在重庆、成都等地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要返回香港，又使宋蔼龄觉得懊丧。岂止是宋蔼龄，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料到宋庆龄着急要回去。宋美龄曾明确地希望宋庆龄能长住重庆，指导全国的妇女工作。蒋介石也带来口信，希望宋庆龄长期在重庆住下来，不想住想什么时候走或走后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但宋庆龄还是决定回去。宋蔼龄发现，她这个外表柔顺的妹妹骨子里还和过去一样，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把她劝回来。

当年孙中山虽为革命领袖，也为军阀憎恨，他们几次妄图对孙中山下毒手。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等于把自己献给了漂泊。危险而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执意要回香港，宋蔼龄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宋庆龄出于团结抗战的目的，和宋美龄、宋蔼龄同来重庆。但她并不喜欢重庆，特别是不喜欢重庆弥漫着的官场气氛，那种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和拉拉扯扯、那种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那种等级森严消磨个性的礼仪和规定，以及迎来送往的客套。

还有，宋庆龄这次来重庆，所以同意住在孔府，就是想和孔样熙有所接触，以求得孔祥熙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孔祥熙虽然只认蒋介石，但碍于情面总能多少对“工合”运动有些帮助。即使他不出钱，只要能出力，出席“工合”组织的活动，也会在商家和企业界中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孔祥照对“工合”的态度令宋庆龄失望。他总是口头上表示支持，而实际上缺少行动。好在宋蔼龄对“工合”运动极为热心，使“工合”运动在重庆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宋庆龄为“工合”运动发展来到重庆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再无久住之理了。

再则，宋庆龄住在宋蔼龄家里，名义上安逸舒适，实际上处处受到监视和限制。她知道这也许正是蒋介石、宋美龄和宋蔼龄为防止她自由活动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宋庆龄回香港后说：“在那里，我当然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去。但实际上，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着。”

宋蔼龄、孔祥熙借口避免打扰，对宋庆龄进行变相封锁，只允许宋庆龄按他们安排的计划行动。所以宋庆龄感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她。虽说出人自由，但想去见什么人、或什么人想见她，都要由孔府事先约定。一切来往信函、电报都要先经宋蔼龄过目。更有甚者，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前来拜访，宋蔼龄竟不通知宋庆龄而擅自代宋庆龄会见冯玉祥，还说孙夫人身体不好，不能见客。

如果说，在孔祥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能见到宋蔼龄的影子。那么在宋庆龄住在孔府的这一个多月，就处处能见到孔祥熙的影子。尽管他表面上对宋庆龄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宋庆龄犹如一根扎在国民党政府心脏里的刺一样。

宋庆龄回到香港后，即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对记者谈及了她对大后方的印象尤其此次四川之行的感想。当时她说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抗战，就必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日军虽占领我沿海各省，但中国仍将有广大自由地区，人力资财仍无比富厚。而且抗战3年来，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在文化落后的偏僻农村，也有很多青年应征人伍，以执戈保国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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