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财神爷”的绝活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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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后，人们就不无椰榆地送他一个绰号：蒋介石的“财神爷”。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孔祥熙管理财政10余年，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他没有辜负“蒋介石的财神爷”这一称号，无论给蒋还是为自己都把钱财搂了个足足的。

1937年孔祥熙恰值57岁，接近“耳顺”的年纪，又正在携宠妻爱女在欧美周游。虽说有公务压身，但一路风光，又吃又喝又拿又要，着实在国外做了几天人上人。然而，命运终究不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六十甲子，不让中国太平。当时日军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终于酿成“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形势所迫也为自身的利益驱使，抗战初期，孔祥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生死攸关的民族抵抗战争中。

“卢沟桥事变”的最初引发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北举行军事演习。晚11时许，日军以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和一名日军士兵失踪为由，要夜间县城搜查。中国军队当即表示同意“先调查后处理”，由县长王冷斋领着中日双方各3人人城调查。结果城内驻军29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全体官兵经过检查，各种枪支不缺。在检查期间，日方失踪士兵也已归队。但日军发动侵略、妄图占领北平蓄谋以久，因此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挑起战事。所以，翌日晨5时，日军在事前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遂下令还击。于是，中日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7月8日，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宛平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军严阵以待，冒着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专题讨论了“卢沟桥”问题。此时法西斯分子已在日本内阁占了主动地位，因此决定向北平增兵。当即日本军部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从关东军派遣2个旅团，从朝鲜军派2个师团。法西斯分子向日本天皇狂妄叫嚣，3个月内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军长宋哲元提出：“限29军在24小时撤离北平城区，移驻河北省南部。否则，即以飞机大炮攻城。中国守军在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支持鼓舞下，奋勇抵抗，并在八宝山一线取得了局部胜利。后来，终因装备落后且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同月29日，卢沟桥事变的22天后，北平落入日军之手。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妄图全面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此时亦终于明白了不抵抗就没有出路的道理。

7月17日，蒋介石通过无线电波在庐山向全国发表讲话，正式宣布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更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孔祥熙回到南京，南京已是一片混乱。淞沪会战后，投降派甚嚣尘上，“再打必亡”的论调时时可以听到。蒋介石虽然在大会小会上讲要铁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发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正暗地布置迁都一事。

孔祥熙自然不能管军事方面的事。但他明白一点，日本的入侵已经把他和蒋介石以及他们一同创立的基业紧紧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中国，他的一切就全完了，他大概只能到国外过流亡生活了。因为，“卢沟桥事变”是一个标志，在这之前抗日是假的，在这以后抗日是真的。不仅是真的，还得竭尽全力。

孔祥熙回到南京后立即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中国亡，我们就亡了。中国存在，我们就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紧的，就是抗日。”

宋蔼龄在很多地方和孔祥熙想得不太一样，但在抗日这一点上，倒是想到一起了。早在“一二八”事变中，宋蔼龄就积极参与，出钱出力，显得很大方。她也痛恨那么矮小却蛮横无理的东洋人，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却要跑那么老远来占别人的地盘，抢别人的饭碗，实在太可恶了。

孔祥熙决心抗日，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却使他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们退到了武汉。

1938年1月，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时刻需应付紧急战事为由，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并提请孔祥熙接替此职。当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

当年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走马上任。此际，孔祥熙在权力的宝座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但孔祥熙很快发现，这个位置并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个吃苦受累、出力却不讨好的位子。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好事要算他领导有方，决策英明；出了错却是下属迟纯无能，执行无力。加之战时不像平时，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也极易激化。因此孔祥熙觉得，当行政院长等于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他私下向蒋介石表示，他愿望做行政院的领导工作，替蒋分忧，但还是请蒋恢复做院长，他当副院长为好。

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后，193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提出，“因战时需要高度集中，恳请蒋总裁自任行政院长，以使政治军事统一指挥，而利于全国的抗战建国工作”的建议。

这样，蒋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而孔祥熙则改任副院长。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和副院长外，还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首脑。

当时，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战，为了使平时的经济体制转为战时的经济体制；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与重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占稳脚根，孔祥熙确实动了些脑筋，为动员全国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有7条，都是孔祥熙亲自参与制订的。

这7条的内容是：

“十七、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鼓励海内外人士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整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后来一些经济金融学家评论说，孔祥熙及宋子文拟定的这个《纲领》，一方面提出了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帮助内迁工厂、战时重工业比重比战前增大，并在整个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提出扩大战时生产和各地手工业，鼓励轻工业经营，以发展战时经济。并要求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并增筑铁路，加辟航线，以反封锁开拓交通。这些对当时的抗战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如在纲领中提统制银行业等条款，对孔祥熙是极为有利的。孔祥熙、宋子文原来就控制了上海江浙一带的金融界，这次借抗战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为名，通过中央银行和四行联合会，进一步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从而控制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工贸组织。这就为他们日后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打下了伏笔。

另外，这个《纲领》在税收方面，只是笼统地提出“推行战时税制”，却回避了在当时对人民群众最为关键的苛捐杂税问题。以致后来以抗战之名行剥夺为实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

在对农村经济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口号，并提出了“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等项措施，这些措施如能顺利实行当然很好。但由于对农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垄断的地租问题一字未提，这就不可能使上述措施得到落实。因为当时只占15％左右的人口控制了约70％的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自身生存都极为艰难，根本没有能力再去进行扩大再生产。

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又通过了孔祥熙策划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战时经济体制的11条决定。

这＊条决定内容依次如下：

1．改进财政系统，制定国家与自治两大财政系统；

2．田赋直接归中央，施行田赋征实，以解决民需、军用粮食问题；

3．实施统治经济，务使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用途；

4．在行政院下设立贸易部（其后改在财政部下设置贸易委员会），以统制战时贸易；

5．确立战时经济体系；

6．举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求物价稳定和财源增力D；

7．实行土地政策，举办地价申报；

8．改进桐油统制，以求外汇增加；

9．发展边区交通文化经济，以求抗战长期之维持；

10．扩大水利，以求农产之增加；

11．战时计划经济之确立。

当时这种经济上的统制政策，根本上还是有利于官僚资本对人民的掠夺的。因此当时有人就指出：所谓统制实则是为少数官僚之垄断，于国无利、于民有损。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当时也指出：孔祥熙、宋子文是做生意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的制度。而正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等少数官僚资本的代表把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看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故利用抗战发国难财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特色之一。当时的这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人木三分。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孔祥熙还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行政事业机构，重叠臃肿，政出多门，分工不清，号令不一。比如主管经济的部委就有十几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些机构，如资源委员会等，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第四部（主管轻工业、农业、外贸动员）等。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战时需要，又设立了农产、工矿和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并于成立不久，在全国各重要地点设办事处。但由于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因与原来的经济领导机构权限不清，造成人浮于事，互相推倭，办事效率低下。

要是在以前，孔祥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从侧面探听一下蒋介石的口气。但现在不同了，日军自攻占南京之后，水陆并进直逼武汉，大有占领全中国、不把蒋介石彻底消灭决不罢休的架式。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国民党内部的高层领导不得不以整体利益为其制订政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决心向蒋介石“进谏”，改革精简重叠的机构，提高效率，以便能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对日作战的政府。

正好孔祥熙和蒋介石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精简机构，不丢掉一些人的饭碗，就可能迫使整体都丢掉饭碗，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一次首脑会议上这样说。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的规定，规定中指出：

“1．凡工作因战事影响，不能继续进行之机关，暂行停办或裁撤；2．凡工作因与战事无关，不必继续进行之机关，暂时停办或裁撤；3．凡某一机关之工作与另一机关之工作性质重复者合并之；4．凡工作有继续进行之必要机关加强之；5．凡工作有进行之必要，而尚无机关办理者创设之。”

于是，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根据上述精神对所属机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其具体的做法是：将原来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四部，以及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还有国民政府所属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水利部，一并纳人经济部；将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管辖的贸易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将农业调整处、四省合作事业办事处并人农本局；设立交通部，并将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公路部一并纳人交通部。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由三大块组成。行政机械为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长，下设财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监察执法机构为监察院，下设审计院；“立法”机构为立法院，下设财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同时将经济行政权集中于行政院。

这些改革虽不大彻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克服了机构设置紊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对建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体制和酉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我们应看到，尽管当时从总体轮廓上看，政府机构部门精简了许多，实际上仍很臃肿。因为裁减不仅涉及个人利益，也涉及派系利益，谁都不愿将自己这一派的人裁减出去。所以形成了机构改革后的头小肚子大的情况。

如行政院下属的经济部，由原来的几个部门合并而成。为了尽可能地安排位置，该部的行政单位竟有十司七处三厅一署共计21个之多；此外还有专业单位九局七会四所二处，共22个。加上孔祥熙、宋子文等手下都有一批亲信，亲信手下又有亲信，层层裙带，又都视经济部为肥缺，想方设想安插进来。所以，虽然1938年进行改革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却始终未能摆脱冗员过多的情况。以致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总结抗战工作时不得不承认：

“多年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最大弊害，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人事与政策不配合，机构庞大繁多与法令纷歧抵触，以致责权不清，减低效能，亟待调整，分别有废。”

除了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外，当年孔祥熙还直接领导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便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还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时，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听到炮声，生怕中国守军不敌日军且上海会立刻沦陷，所以即刻到银行提款，以致形成后来的挤兑风潮。那时孔祥熙还在国外访问，听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回国，在国外遥控指挥“战斗”。

当时孔祥熙急令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上海、南京各银行先停业两天。

然后就在这停业的两天里，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办法》。当年8月15日，该《办法》经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规定，因抗战爆发，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

与此同时，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于8月17日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统一协调处理外汇储备、现金流量及突发的事件。

同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孔祥熙随即将“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授予其更高的权限，即作为“战时全国金融枢纽”，统一负责抗战中一切费用的预算和支出。这一举措对于当时稳定金融、阻止资金外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9月，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改组了“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

从此以后，“四联总处”实际上成为蒋介石手下的有关经济。金融的办事决策机构，其工作范围和职权都大大加强，成为蒋介石、孔祥熙决定战时财经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大本营。

当时，孔祥熙不仅控制了金融财经业，还插手其他行业。如在对农业、矿业、商业管理等方面，他均有干预或参与。

抗战爆发不久，孔祥熙就参与制订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后不久当他担任行政院长后，又对该《条例》进行修改。以经他修改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为例，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对燃料、金属及其制品、水泥、酒精、橡胶、电器、粮食和药品等重要的战略物质，军事委员会有权对其生产、销售进行监督。必要时有权干预这些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以服从战争和全局的需要。这就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战时的全面统制。

外汇历来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方面，孔祥熙当然不会放手。他参与制订了《购买外汇核请办法》，对外汇严格控制。从“七七”事变开始到“八·一三”事变止，国民党政府共售出外汇750万英镑。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还让财政部宣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为防止资金外流，还为银行订立了“君子协定”，要求各外商银行对投机与逃资购买外汇者，不予供给。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只限制了一些中小资本家和投机者，像与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人却利用战时的特殊政策大发了一笔国难的横财。这又是后话了。

当时，为了保证战时经济体制正常运作，孔祥熙在积极参与行政机构、金融机构的改革时，针对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国家财政人不敷出等严重局面，又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实行“公库法”。

所谓“公库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一切收入，都必须集中于公库，不得私自截留或存留；二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分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三级，“公库法”要求减化层次，将三级财政体制改为两级财政体制，即县和中央级两级，即将原来省这一级的财政管理职能直接纳人中央级。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二是增加税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收入是税收，主要税收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含香烟、粮食、棉纱、水泥的出厂税）。如1937年，这三种税收占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77．2％。

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落人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的收入因此受到极大影响。1938年的税收，尚不及上一年的一半。因此，增加税收对孔祥熙当时来说，已成了当务之急。

但怎样增加税收，其中却有不少奥妙。孔祥熙推出的办法是以新三税取代旧三税。

所谓新三税，就是指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三种。

货物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又一次合并同类项，增加了一些矿产税等。新三税里主要增加的则是直接税。

直接税是以前没有的，它是直接向纳税人或依其财产价值征收税款。直接税为五种：印花税、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

孔祥熙当时推行的新税制，确实为国民党政府开辟了财源。比如1940年至1942年，仅三年的货物税就占其税收总额的24％，食盐附加税也异常沉重，抗战后期几乎占了整个税收的一半。

新税制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收入，但却坑害了群众和中小企业商业主尤其是广大农民。在抗战后期，由于各地官员中饱私囊，乱开税种，使广大人民群众叫苦不迭。如新开了竹木税后，一把扫帚要征1元的税，一个粪箕也要收5角，一把锅刷竟要收3角；在四川的一些地区，竟连一只鸡、一个蛋或一棵白菜都要征税。

三是举借内外债。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第三招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赤字财政。

孔祥熙曾洋洋得意对宋蔼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

他还说，这几招里借债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

做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这就像一个家庭过日子，借钱买大件，能长久得了吗？你将来总要还吧。

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到时候还了再借，借了再还，新债还旧债，管他以后呢，把眼前胡弄过去再说。

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这里略举一二，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赈济公债”等等，不计其数。

抗战爆发后，广大人民出于对抗战的支持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开始认购公债还比较踊跃。后来慢慢发现，战争越打越糟，国民党节节败退，通货膨胀愈烈，购买公债所得的本息不及原来的本金，以及不断传来的在公债中徇私舞弊现象，公债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便一落千丈，也再没有多少人去买公债了。

但孔祥熙不怕，内债不行他就去借外债。抗战期间孔祥熙频频和英、美、苏等国来往信函；或亲自出访，大讲中国战局对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以寻求支持。

美、英、苏出于战略考虑，也确实慷慨解囊，在本国面临战争考验、急需经费的情况下支援中国。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借给中国大约7．5亿美元。苏联则借给中国一共3．6亿美元，英国借给中国1．23亿英镑。

此外，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还给了中国不少借款。这些借款，对缓解国民党战时的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是大量发行钞票，大搞通货膨胀。

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即增加了大量法币发行，到“七七”事变前夕，约发行了14．07亿元，比币制改革前的4．39亿增加了2．05倍，由于币制改革后大量银元退出流通领域，增发的法币代替了这部分银币的流通，所以法币虽有增发，流通还是正常的。到1937年门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张群、张公权、周作民、唐寿民等人开会，决定增发纸币的总方针。这时，走通货膨胀的道路，就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

当时孔祥熙说：“战争紧急之时，正常的收入来源不能满足需要，就要利用政府行为，用发钞的办法来筹措资金，刺激生产。他还为通货膨胀制造理论依据，美其名日“为了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会上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孔祥熙当时滥发钞票的方针。于是，国民党政府不管人民死活，借口战时财政困难，积极开动印刷机，使法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比1938年底增加了5．5倍以上。物价在1940年后上涨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法币发行的速度。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民党政府垫支财政亏空、任意增发法币的金库。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平行的机构，按国际上的通例，中央银行提供财政垫款给政府，必须先履行一定的手续和保证条件，如垫款的限额、期限、追加预算案的成立，偿还办法等等。但在国民党政府，人的关系可以高于一切，宋子文和孔祥熙作财政部长时都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两个机构的权力集于一身，在事实上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此，在国民党政府1939年制定一个由行政院长用“支付命令”拨款的办法后，财政部只要一接到紧急命令，就立即通知中央银行国库局拨付，也不管其当时有无库款。由于国库的存款不够，就只有发票子来应付需要。随着紧急支付命令的越来越多，法币也越发越滥，使得法币迅速贬值，物价跳跃上升。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l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5年为10319亿。数字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8倍的钞票。

由于国民党中央最后确认了孔祥熙用增发法币的办法解决。

由于滥发钞票．法币一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合抵1936年的6角，到1939年只值2．8角了。到了1940年，只抵1936年的8分，到1943年，只合0．5分。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则只值5毫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600元才合抗战前的1元。

孔祥熙当家理财的这几招，以这一招最损。因为直接受害的是底层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业主，包括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下层职员、公务员和银行、公司的职员、店员，还有各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等。他们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为生，俸给有定额，增加有定时，但物价上涨却是直线上升，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只能逐年下降。

有人做过统计，重庆国立大学的教授，1937年上半年最高为400元，到1944年5月，其最高收入，包括正薪、生活津贴、平价米补贴及研究费等等，全部加起来不过8700元，仅为战前的22倍。但同时重庆的物价上涨幅度却是战前的400倍。

工薪阶层尚且如此，受战争影响逃难的难民就更是痛苦不堪了。后来董必武对他的子女谈到抗战时日军进攻湖南和难民逃亡的生活时曾说：“湘桂、黔桂等省有铁路交通，集中在这里逃亡的难民有四五十万。政府对难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听任难民纷纷扰扰地乱窜。抢到铁路车箱上去的，原只有一层坐人的，变成五层人，车箱顶篷上一层，车箱内放东西的一层，坐人的一层，坐位下的一层，车箱底至铁轨间还有一层。上下两层出事的很多，死人也不少。在车箱内的人不敢离开占有的地点，大小便就在车内方便，甚至闷死了人，一时都拖不出去。还有的抢不到车上去的，便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白天买不到吃的，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是无医无药。

当时有一家两夫妇带着小孩逃难，丈夫逃难途中走散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两个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没办法，拿出1000元摆在路上，要求过路人把他的两个孩子抛到河里淹死，就拿这1000元做报酬，她自己好去寻死。

总之，当年在外有日寇侵略、内有通货膨胀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店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痛苦已到达了极点。

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改革”、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抗战初期，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新税制、金融管理法、统制、专卖等等，把很多本属于正常市场和民间的商业交易行为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少数官僚手中，这就为官僚资本的膨胀创造了条件。1936年，官僚资本在工矿业资本中只占15％左右，而到了1945年则占了50％。

官僚资本垄断工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金融垄断，强制吞并民族工业。如在1937年9月，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工矿委员会，规定其管理工矿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协助厂矿资本不足筹措资金；二是对厂矿采取政府入股的办法，由政府统筹或共同经营，赤裸裸地要吞并民族工业，还美其名日为了抗战。

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农工商管理条例》。该《条例》中宣称：为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要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和合办等形式经营。

这些规定，为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借抗日之名兼并民族工业提供了所谓合法依据。

当年的孔祥熙等人代表的官僚资本如何吞并民族工业，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膨胀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1932年11月宣告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是蒋介石以准备长期抗日为名，联络知识界、金融界和产业界并以此和德、英、美3个国家加强联系，从而牵制汪精卫亲日派而成立的。1935年，蒋介石把这个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从名义上放弃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把它归属经济部，由孔祥熙直接控制。但幕后的老板仍是蒋介石。蒋介石经常以手令的方式指挥这个委员会，使它能在各方面享有特权，从而在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矿企业的官僚资本机构。

再比如在1935年，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领导机关，没有一个企业。到1937年，它开始拥有了11个小企业。而到了1941年，它所支配的企业已达到78个了。到了1945年竟增至128个。其中，包括冶炼、机械、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电业、水利工程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工业领域。

当年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有过统计，蒋介石直接写条子从该行提取的特别费用，1939年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2．39％，1945年则竟占整个政府支出的38％。

于是孔祥熙也上行下效。1938年10月和1939年2月，他先后写信给中央银行，要银行拨给他秘密费用各20万元。1942年他又以财政部长的名义要中央银行拨给他任董事长的中国兴业公司现金600万元。

除了资源委员会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制和领导的部门也吞并了不少民族工业。如刘鸿生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资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职权向公司贷款，并控制了该公司的大部股份。当时所赚的利润当然多数也流人了孔祥熙个人的腰包。刘鸿生后来对人讲，在上海时我是大老板，到重庆我变成了小伙计。在上海时我为自己赚钱，在重庆我为别人赚钱。

孔祥熙不仅掌握了经济大权，还用手中的大权大力发展自己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商业企业，以及为自己的亲属、亲信创造条件。这就为他在抗战期间徇私舞弊，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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