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枪弹·银弹·军阀重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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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于7月间日，把四位集团军总司令请到南京郊区的小汤山开谈话会，在会上抛出了《军事整理案》，企图采取整编、混编、调集训练等办法，达到同化异己军队的目的。这一企图当然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的反对，汤山会谈遂不了了之。

蒋介石之所以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目的是利用此次会议压服各派军事领袖，然后召开编遣会议，实现其独握兵权的目的。但是，这一计划终因各实力派领袖的反对而告流产。蒋介石不得不另辟蹊径，继续作他的独裁梦。

恰在这时，胡汉民、孙科等人回到国内，胡汉民还表示要与蒋合作，实施“五权宪法”。这一政治主张使蒋介石及各地方实力派均感到可以接受。于是，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孔祥熙在这一届政府中被任命为工商部长。

新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筹备主任，积极准备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但阎锡山躲在山西一步不肯离开。桂系的李宗仁守在武汉，白崇禧守在北平，黄绍宏一心一意经营广西桂系老家。只有冯玉祥，对蒋介石封给的官表示不放在心上，但对编遣会议很感兴趣。10月3日，冯玉祥先于别人到达南京。因为他要利用编遣会议实现他的裁军计划。

蒋介石看到只有冯玉祥一个人来开编遣会议，于是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大力宣传整理军事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是实行训政的先决条件，从事建设的前提，是“绥靖地方，革除人民痛苦”的保证，是“预备外交的后盾”等等。总之，把整理军事说成是解决国民党一切矛盾的惟一方法，呼吁各军事首领“在编遣会议上团结起来”，并要求全国都支持召开编遣会议。

蒋介石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支持整理军事。一些富商大贾，从有利于他们的生财之道出发，以申诉广大民众受兵战之苦为名，要求统一整编军队，打破军阀割据。各实力派的首领顶不住上下的压力，只好都跑到南京去开编遣军队的会议。

蒋介石知道编遣军队的困难重重，于是他就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与拉拢。蒋介石“热情地”单独邀请冯玉祥到汤山温泉洗浴，以闲谈的方式，挑拨冯玉祥与其他实力派作对，并假意尊重冯玉祥的意见，几次请冯先提出一个裁留标准方案来。冯玉祥禁不住蒋介石的诱惑，在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三有三无加齐全”为标准的编遣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枪械齐备者编，枪械不全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按这个标准，冯玉祥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这样一来，蒋、冯的军队编的最多，这引起了其他人的猛烈攻击。蒋介石对冯案不加可否，却在暗地里数次请阎锡山到家里吃饭，向间表示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阎锡山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阎锡山明知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成了最有实力的一派，但他考虑到不顺从蒋介石的旨意，也难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于是阎又写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至八个师；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与会者先对中山像作忠诚宣誓。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把冯、阎的两个方案同时提到会议讨论。他不表态，一任各派去争吵。同时他又在采取种种办法，争得多数人倾向阎锡山的方案之后，才以仲裁者的面目在会上表态，同意阎锡山的方案。并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十分感谢他。这样，蒋介石在编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更增加了实力。

最后，会议制订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

至此，阎、冯、桂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于是他们从相互攻击转为相互同情，并设法抵制编遣会议。在会议最后阶段，冯玉祥提出抗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先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阎锡山也提议休会。蒋介石看到一时难以使各派就范，也只好宣布以后再开编遣实施会议。吵吵闹闹的编遣会议，到1929年1月25日终告收场。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认识了，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会罢休的。他们不等宣布散会，即纷纷返回原地，积极准备力量，誓与蒋介石较量一番。于是，连年不断的派系混战又将开始了。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蒋介石。蒋介石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蒋介石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蒋介石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蒋介石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蒋介石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湘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蒋介石买通。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蒋介石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蒋介石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蒋介石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蒋介石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蒋介石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蒋介石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蒋介石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冯玉祥本想利用蒋、桂之战，抢先占领武汉。但被蒋介石所窥见，早有了防备。冯玉祥的打算落空，还增加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占领武汉之后，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准备进兵河南、山东，对冯系作战。

蒋介石为了铲除冯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数。首先，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收买。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进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立即答应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后来，蒋介石又用同样的办法，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西北军在蒋介石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要南攻蒋介石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挑拨冯、阎关系，使阎锡山半信半疑。再次，蒋介石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使西北军群龙无首。当时，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冯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迎击蒋军。冯军西撤之时，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在这之后，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各项文告中，称冯玉祥为“统一之梗”，“破坏革命”，“阴险成性”，“反复无党”，“勾结苏俄”，“背叛党国”，总之是“十恶不赦”。蒋介石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祥，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不敢贸然迎战，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衷。”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目的是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以保存实力，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但是，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冯、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媚蒋任冯，又拉冯抗蒋。媚蒋压冯，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他好称王北中国；拉冯抗蒋，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抬高身价，阻止蒋介石进攻晋系。蒋介石为了各个击破，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冯玉祥要想抗拒蒋介石，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这就是此时蒋、冯、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逼迫冯玉祥出洋，冯玉祥只“入山读书”是不行的。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随后，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入晋。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消除了冯的怀疑。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冯玉祥即决心人晋。6月ZI日，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于24日到达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

冯玉祥到山西后，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却派人四处活动，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似乎阎、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这下可急坏了蒋介石。果真冯、阎并肩出洋，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于是蒋介石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

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6月27日，蒋介石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蒋、阎在北平经密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阎锡山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蒋、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这时，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一直要到蒋介石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价码才算要足了。

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从此，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

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

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

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噬脐莫及，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已知蒋、阎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声色，只想设法拆散蒋、阎的勾结，以寻出路。他在软禁之中，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蒋介石靠拢。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军饷无法解决。西北本属贫脊地区，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借助阎锡山了。狡猾的蒋介石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于是，他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冯的部将，供应军饷。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蒋介石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粥、熊斌、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亲自召见、宴请。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蒋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蒋介石，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采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宋美龄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反动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蒋介石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蒋介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指责蒋介石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蒋介石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复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介石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蒋介石袭击了改组派的联络机关，捕杀改组派的成员，封禁改组派的总部，也迫使他们寻找新的活动场所。这样，改组派上海总部的成员便于1930年3月转移到北平。

桂系将领胡宗锋，先在天津租界建立了活动据点，派潘宜之到阎锡山那里从事反蒋的串联活动。胡宗驿不断把蒋、阎关系的变化及时向香港的汪精卫通报。由于阎锡山在派系斗争中采取狡免三窟之策，与改组派的关系一直明来暗往。1930年1月中旬以后，蒋、阎关系恶化。胡宗择向改组派总部通报了这一情况之后，陈公博、王法勤分别由香港、上海北上天津。陈、王在平、津间开展活动，先后与阎部的重要首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市长张荫梧、师长王靖国等晤商。改组派主张以阎锡山为盟主，把各路反蒋诸侯军拉到一起，以改组派的二届中央相号召，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但是，经多次会商，阎优柔寡断，顾虑重重，不肯明确表态。他一怕与冯部的关系搞不好，二怕驾驭不了石友三、孙殿英部，三怕东北军入关助蒋，四也感到来自南京的压力太大，没有胜利的把握。在阎锡山的算盘上没有算出有大利可图之前，他是不肯下赌本的。

西山派首领邹鲁、谢持、傅汝霖也来到了天津，联络阎锡山反蒋。西山派是在南方受到蒋介石的沉重打击之后来到北方的。1929年福建曾经发生反抗南京政府的兵变，哗变部队是许崇智的旧部。蒋记中央以此为据，于12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十六次中央常会，通过决议：“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反动，危害党国，交国民政府通缉”。居正在上海也想策动熊式辉反蒋。熊式辉狡猾地设计逮捕了居正。西山派的头头们只好逃到天津租界避难，并积极与阎锡山打通关系，以求生存。天津租界与上海。香港一样，是在野的各派政治势力杂居的地方。这给改组派、西山派联络各方势力造成了方便条件。

冯玉祥虽然被困建安村，却冷眼观望时局变化，预测蒋、阎之间总有一天还得闹翻。他认为，要反蒋还得采取老办法，力促蒋。阎关系破裂，结成阎、冯反蒋同盟。为此，1930年1月初，他乘阎锡山赴河南指挥作战之机，密召隐居于天津的鹿钟麟潜赴建安村，委托他立即回陕西办两件事：一、重整西北军，准备再出潼关；二、招抚石友三、韩复榘等西北军叛将，以增强兵力；三、派人与蒋介石联络，并故意让阎侦知，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四、公开给间发报，要求送还冯玉祥，共同反蒋。鹿回到西安后依计行事，果然起了作用，阎锡山再次前往建安村，向冯陪礼道歉，言归于好。2月28日，阎、冯回返太原，3月10日，冯玉祥离开太原返回潼关。

冯玉祥回到潼关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反蒋部署。冯玉祥树起反蒋大旗之后，3月原第2、第3、第4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

在反蒋派与蒋介石的中央之间，张学良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蒋介石的代表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沈阳城，纷纷去争取张学良的支持。然而张学良都不动声色，严守中立。

1930年4月，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大混战开始了。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直指南京。蒋介石投人的总兵力大约近6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杂牌军。这样，反蒋派在实力上占有一定优势。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反蒋联军的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就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了讨伐令。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了他要同反蒋派拼杀到底的决心。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检查作战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作战。

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的桂系、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战事初起，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行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些。到了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西北军的骑兵灵活机动，经常袭击蒋军的后方。有一次，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夜袭朱集车站附近的归德飞机场，击毁蒋军飞机十几架。此时蒋介石带二百名卫队住在车站列车上，列车又没接上火车头，蒋介石想跑跑不成，吓慌了手脚。只是因为郑大章的骑兵队急于转移，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行踪，他才得以幸免。

湖南战场的桂、张军6月4日攻人长沙，6月8日又攻克岳阳，蒋军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武汉吃紧。可惜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的东移，停止了继续南下武汉，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军的归路，蒋介石又调集了9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系和张发奎军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在南撤途中，又遭到蒋军三路夹击。桂、张军突围中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老本，桂、张军此次出师北上，前功尽弃。撤回广西境内后，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之后，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系作战。这时蒋介石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总想保全实力，双方配合不足，拆台有余。战争开始不久，阎锡山就断绝了冯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弹械奇缺，吃尽了苦头，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于是，蒋介石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8月5日将晋军逼退到泰安。阎锡山尝到了蒋介石的苦头，这才想起给西北军送去给养，请冯玉祥在陇海奋力配合作战，以解他在津浦线的挨打局面。阎锡山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山西盛产鸦片，官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枪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晋军将士精神不振。但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炮却在雨中能点着火，不停地轰鸣。晋军招架不住节节败退，蒋军于8月15日占领了济南。蒋介石于8月ZI日坐飞机到了济南，命大军渡过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并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6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他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人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大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待遇（其实蒋军并无此待遇），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这时，蒋介石已作好了在陇海路发动总攻的准备。

8月底至9月6日，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遂发动了总攻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开始向陕西撤退。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炮战了5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派在会场上舌战了5个月。大家希望呆在香港的汪精卫赶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汪精卫却想等桂系和张发奎战胜后重新在两广开府，建立基地。因此迟迟不北上。一直等到桂张联军在战争中失败，他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北平。遂于7月15日偕同夫人陈璧君及顾孟余等人转道日本北上，于7月23日到达北平。汪精卫来到北平后，为了结束党务问题的争吵，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协调各派关系，开谈话会、筹备会，拉人人伙，对权力分配讨价还价，终于在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会议选举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大联合了，但这时在中原战场上，阎、冯军已呈败局，阎锡山9月9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可是，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仅仅坐了9天。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9月19日奉军人关。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由北平逃到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垮台。汪精卫不久又从太原逃到香港，其他成员都作鸟兽散。至此，国民党改组派便宣告瓦解。

张学良在两派相争拉他人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张学良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已，内部未固；如参加内战引起内部分裂，家仇难报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会商解决分歧。但双方都把他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双方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这就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站到哪一边了。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决心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何处，蒋介石的人跟到何处。蒋先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等于把平津、河北地盘给了奉系，这些对张学良很有诱惑力。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如蒋以300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23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玩艺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和“诚恳”，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谈。使张学良感到冯玉祥与阎锡山对自己不够尊重。

由于张学良9月18日决定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军，张学良从此加入了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换取了占据华北的既得利益。他自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但事实证明，张学良犯了一个无法换回的错误。他倒向蒋介石的结果即东北军主力入关，给一年以后的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方便条件。他指望南京政府会保护东北利益，但蒋介石与美、英帝国主义勾结，拿东北主权同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交易。

1930年与1931年出现的两个“九·一八”，应该说都是张学良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采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部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回旋的余地。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就已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蒋介石只答应在改编晋军和西北军时，适当考虑不拆散他们的原建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蒋机不断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维县、汾阳一带驻扎。阎、冯的军事实力到此已经瓦解殆尽。

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学良于11月上旬在天津邀集晋军将领开会，决定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蒋介石委任西北军的孙连仲为26路军总指挥，但调往鲁西驻扎。冯玉祥的部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防清乡督办，指挥第22路军到淮阳、项城一带“围剿”红军。经过蒋介石批准，西北军的宋哲元部改由张学良收编为29军，委任宋哲元为军长。

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缉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人晋西，到他的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冯玉祥遂移居汾阳县内的峪道河。冯在这里表面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自己读书学习，同时开办了一所小型军官学校，训练骨干。有几个共产党员也秘密地参加了军校学习。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选择此地隐居，也为了防备万一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时，打算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苏区。

至此，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在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后，终于失败了。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大角逐中获胜，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钱是战争的命脉。蒋介石利用他所掌握的中央大权，不择手段地聚资敛财，加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大力相助，又得到了江浙财团和所有官僚买办的支持。这样，蒋介石手里又有金钱又有中央大权，在对反蒋军队进行收买时，可以一手给钱、一手给权（中央的委任状），所以很快就使反蒋联盟瓦解了。

二、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精心培植的代理人，在关键时刻，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全力支持他的反动政权，蒋有这样的“国际援助”，条件大大优于反蒋军事联盟，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内战。

然而，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却无法缓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因此，他仍然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困境，日子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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