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结张交吴”缘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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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秋，当孔祥熙携夫人宋蔼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其中交给孔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相机结交当时北中国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作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办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棋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率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

即便如此，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

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北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恐怕北京的北洋反动政府赖以支撑的军队就未必再听其摆布了。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后经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后又一度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一度“同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空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可谓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和当年的皖、直系军阀段棋瑞、曹锟等不同。这些军阀的形成和称霸，有其原有的反动政治地位的继承性。他们原来就在“北京政府”中任军政要职，以致后来他们的称霸是较为容易的。张作霖则不然。他“既无宦途履历，又与中央政府无因缘”。他的称霸除需要武力、需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这是旧军阀必备的基本条件）外，还靠他有一套比上述军阀更善于投机钻营的本领。这种特点，是他在向上爬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提起张作霖，人们往往以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其实不然，他是“长于权谋数术”的。张的亲信杨宇霆说：“张不是军事家，而是政治家。”有人说：“张是临机应变的泰斗”，“两只狐眼，机警过人”。张自己也有句经验之谈：“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这些都说明，张作霖是个“机略纵横”的军阀。当然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力、财力的支持，他想称霸东北角逐中原，是根本办不到的。

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而在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的时候，一些官僚、军阀都以讽刺的口吻称他为“胡帅”。不过，张作霖投入匪帮，绝非偶然。当年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对他影响极大。

他的祖先是河北河间人。道光初年，他的曾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在海城城西小洼村落户。他的父亲张有财，“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先娶邵氏为妻生一女，邵氏死后又娶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张作霖是第三个儿子，小名“张老疙瘩”，生于1875年。张有财因不肯务农，乃带领全家到海城驾掌寺开个小商铺。

张有财是个赌徒。在张作霖14岁的时候，其父在赌场与个姓王的结仇，被人打死。张有财死后，张家母子5人生活更为困窘，乃投奔镇安县外祖家中就食。

张作霖由于受他赌徒父亲的影响，从小即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出人赌场不务正业。进私塾念书，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念了不到一年，中途辍学。做小买卖，卖包子他馋了就吃，因而也常常赔本；当货郎卖些针线，他稍赚几个钱就到赌局，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最后他母亲托人教他学兽医，他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

甲午战争爆发时，正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中。因为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不久他就开小差回小黑山了。回家以后，因为有当过兵的资本，张作霖招摇过市自吹自擂，身价也就抬高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他不错，便把次女许配他为妻。不久，张作霖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当时，附近一带有些村镇已经成立了“保险队”。这些“保险队”好多是马队，常到他那里医马，因而他结交了一些“保险队”和土匪小头目。后来张作霖因当兽医赚钱少就不干了，也像他父亲那样，靠赌博和放赌度日。再后来他毅然离家去找巨匪头目冯麟阁，在冯的介绍之下，在广宁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张作霖当“胡子”之后，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亦即看守绑来的“人质”。后来，他感到干这种“绑票”、“看票”的事没什么意思，不久也便脱离了这个帮头。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张作霖求他的地主岳父和附近村屯有钱有势的大户议妥，网罗散兵游勇近30人，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后逐渐把“保险区”扩大到附近20几个村屯，张乃移驻中安堡镇。“保险队”打着保护地方安宁、维持社会治安的招牌，实际上是给有钱有势的人做“保镖”。

当上中安堡镇“保险队”头目的张作霖，与受俄军招募的“保险队”匪首金寿山发生冲突，张奔向台安县的八角台镇。

八角台是张景惠的“保险区”。张景惠不但认为张作霖够朋友，而且想把他留在八角台合作，并情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让他当“大当家的”。张作霖为回避“鸠占鹊巢”之嫌，故意推辞一番，最后还是接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

张作霖在当“保险队”头目的过程中，很快懂得了壮大自己势力的门路。他感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使自己有足够的粮饷，单靠坐地抽捐和四出抢劫是不够的；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他交结了不少地方“名士”。他们每月支给张作霖近3000两充响。因为有地主豪绅的支持，张作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在当时的众匪帮中，张作霖的特点是政治野心较大，热衷升官发财。他在当上“保险队”头目之后，积极勾结绅商“攀权结贵”，以便有朝一日当上清朝官员。

1902年2月，盛京将军增棋决定收编“保险队”，一来补充官军之不足，二来以加强地方之统治。张作霖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清政府收编，誓死效忠清廷。张作霖为了抬高自己身价，扩大实力，除了率原来所部约200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了其他匪股约100人加入，总共有300多人，被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从此张作霖由地主武装“保险队”头目，一跃当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

1903年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经奉天巡防营务处批准，由民间筹响改为由政府发炯。从此张作霖身价逐渐抬高，他再不用担心被看成“胡匪”和“马贼”，而是地方官军的“堂堂”营官了。

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两年之后，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战场。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竟可耻地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张作霖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布的“中立”。不过，善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中立”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战争初期他看到俄军强大，为了应付和讨好俄军，就接受俄军贿赂的金钱和枪械，暗地帮助俄军搜罗粮草，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有时也抓住机会换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缴获些枪支弹药、粮袜柴草和金银细软。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当看到日军明显地转为优势，他又暗地倒向日本一边，干了不少为日军效劳和从中渔利的事情。

1905年，张作霖所部新民游击马队营扩编为三营。1906年，又奉盛京将军赵尔巽、新民知府沈金鉴之命扩编为五营，张作霖任五营管带。不久，赵尔巽设立巡防营务处，任命张锡銮为总办，整顿全省地方军队，编成八路巡防营，张作霖所部五营编为右路。另一个地主武装大头目冯德麟所部被编为左路。

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正式建省。任命北洋老官僚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上任不久就着手调动新军，整顿旧军以剿灭东北的“胡匪”。在“剿匪”过程中，使徐世昌最感头痛的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讨剿。

张作霖在受抚前，曾和杜立三有过冲突，杜当时曾要和张作霖决一死战。后来经过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的调解，张和杜都认“汤二爷”为“义父”，双方并建立“金兰之交”。为了向清廷效忠，张作霖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张作霖因灭杜“有功”，蒙赏银2干两，并被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19if年5月，清政府派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提高巡防营战斗力，在省城设讲武堂，轮训各营中下级军官。张作霖的老伙伴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都奉命前往受训。当他们起身时，张作霖谆谆叮嘱他们：要把省城情形随时写信告诉他。野心勃勃的张作霖羽毛渐丰，此时已经不甘心蛰伏一隅，想过问全省大计了。

19if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早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党和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即在东北特别是奉天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武昌起义后，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决心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此时正在黑龙江视察的赵尔巽急忙赶回奉天省城，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开会，磋商如何阻挠和防止东北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张作霖看准这是他巴结奉天最高统治者，实现个人野心的关键时刻，便率部星夜兼程向省城附近移动。赵尔巽面见张作霖后，在张作霖的武力支持下，赵尔巽宣布“保安会”正式成立，由他任总会长，其他内政、外交、财政等部都是旧官僚充任，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占了一个席位，任参谋部的副职。“保安会”宣布成立后，张作霖所部约2500人陆续开进省城，增强了省城的反动统治力量。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密令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张作霖也列名参加，开始干预全国大政。袁世凯为了笼络东北反动将领，鼓励他们更坚决地与革命作对，并特别赏给张作霖约值二千金的军需物品；张作霖也回敬袁世凯人参1支约值六千金。这样，取得奉天统治者信任的张作霖，又开始博得了大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赏识。

1912年1月中旬，赵尔巽与张作霖定计，对“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等暗下毒手，于是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革命党人，就这样被他们杀害了。

张榕被杀后，赵尔巽为嘉奖张作霖“专折特奏”清廷。当时已是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为表彰张作霖，任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二十四镇（师）。张作霖升赏受宠若惊，为报答皇恩，他曾在赵尔巽的策动下，主张“武装勤王”保卫朝廷。后来看到清廷即将瓦解，张作霖才摇身一变，转而赞同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当听到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通电致贺并表示对袁“效忠”。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告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被推下了历史舞台。

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将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张为中将师长。他的亲信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分任该师的旅长、团长；并命张作霖所部驻防省城。从此张作霖掌握了东北地区最凶悍的一支反动武装，成为左右奉天军权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1915年至1916年上半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涨作霖见有机可乘，又进行了一番投机表演--对袁世凯企图称帝的举动先捧后压。果然不久即得到回报，于是张作霖终于当上了奉天督军。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后，大肆论功行赏，封爵晋位。当时大省的上将军授公爵或侯爵，小省的将军则授伯爵和子爵。巡阅使授男爵，中将级师长和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等。张作霖则以师长资格，被袁世凯封了个二等于爵。在袁世凯看来这已是破格笼络。但素抱“封侯爵当督军”大志的张作霖，听说只封他个二等子爵便大失所望，甚为不满。他询句左右：“子爵是怎回事？”左右有人回答说：“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作霖不悦说：“吾何能为人作子？！”逐立即“递呈请假”以示反抗。袁世凯后又以调虎离山的手段来对付他，调他作绥远都统，张作霖索性一口拒绝。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全国的反对，同年12月底，蔡锷于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兴师反袁。此后西南各省相继称兵独立，全国一致要求取消帝制，处罚段芝贵等12名元凶。连原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英等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张作霖目睹全国的反袁形势，深以为是。但他对袁世凯要他带兵南征，却“拍胸愿为前躯”，目的在骗取饷械。当饷械到手后张作霖“突然变了脸”，立即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开始驱逐段芝贵，并乘袁垂危之际伸手夺取督军大权。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只好发布命令，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军务帮办。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北京政府颁令各省把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于是张作霖又任了奉天督军兼省长。至此，张作霖终于在全国反袁的形势下，乘机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当上奉天督军的张作霖，后来也被称为奉系军阀。这是因为他也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部下，所以奉系也是北洋军阀的一支。

孔祥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和张作霖建立起密切联系的。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一封张作霖的亲笔信和一份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在函件中，张作霖特意对孔祥熙吹捧了一番，他说道：“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倘蒙荷台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处交，必有莫大稗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孔祥熙非平常人，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张作霖明知这一点，却还要打孔祥熙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想当前国内军阀割据，国家在短期内没有统一的希望。自己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何况现在身为阎锡山的参议又怎能弃近求远呢。他以为，还是张大帅的条件不够“优厚”。

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其转告他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接着就向这位专使大肆吹嘘了自“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取得的伟大成就。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在信使回到东北以后，向张作霖作了汇报并说明了孔祥熙的情况，张作霖听后闷闷不乐，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孔祥熙的真实思想，对孔祥熙作进一步的拉拢，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虽说已近“不惑之年”，但羽毛并未丰满，需要在军阀中间找一个比较可靠的靠山。他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况且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交北方的军政要人，和张作霖往来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大有种益的。

于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带上准备好的高级礼品，亲赴沈阳会晤张作霖。

孔样熙被张作霖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并仍劝孔祥熙三思。张作霖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话已至此，张作霖也不好再作强留。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的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后来孔祥熙在沈阳充任中俄交涉督办驻奉天代表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同时张学良也把孔祥熙视为知己。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先想到孔祥熙并专函孔氏以请求出面“明示”的举动。可以说，孔祥熙与张家也算是父子两辈的交情了。

当时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还在孔氏临回太原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对此孔祥熙自然客套一番之后，照单全收完事。孔祥熙此行返回山西之后，自是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就当孔祥熙与张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后，另有一位当时也是北洋军阀中的袅雄人物吴佩孚，也开始出面极力拉拢孔祥熙为其臂助。当时，吴佩孚正担任着北洋第三师师长的职务。吴、孔二人虽未直接谋面，却建立后来世人所谓的“神交”。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4月22日生于山东蓬莱。据说，他出生那天，其父梦见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是就取戚继光的字“佩念”来给吴佩孚命名，即名佩孚，字子玉。

后来吴佩孚得势后，曾多次夸耀自己的身世：“我家是吴泰伯的后裔，祖居江苏延陵郡。吴泰伯有24个儿子，其中有1个东渡到日本，现在的明治天皇是泰伯121代嫡裔，我也是泰伯121代嫡孙啊！”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杂货铺的店主，做小本生意。母亲张氏除帮助丈夫照料小店外，晚上还纺线织布，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吴佩孚弟兄三人，他是家中的老二。由于长子夭折，吴可成便将厚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吴佩孚6岁时，家里便把他送到私塾中读书。没有桌子，母亲只好每天将他抱到石磨上，让他骑在磨脖子上读书写字。

吴佩孚14时，吴可成患病身亡。也就是那时起，吴佩孚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每日除了发愤读书，还要为母亲分挑生活的重担。

不久，吴佩孚到登州府水师营里当了一名学兵，每月可得二两四钱的银饷。望子成龙的母亲怕荒废了儿子的学业，省吃俭用，攒下几两银子，买了礼品亲自带着吴佩孚去拜师。吴的老师叫李丕森，字汉卿，是登州府有名的饱学宿儒。在他的门下，出过不少秀才和举人。

清贫的家境和紧张的生活，使少年吴佩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文才武略的人。

甲午战争中，日军进攻威海，吴佩孪在长山岛亲眼看到了日舰、听到了炮声，这些给21岁的吴佩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吴佩孚成了一个领兵的将领时，回首往事还曾填写一首《满江红·登蓬莱阁》以抒其志。

1896年吴佩孚应童子试，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县试、府试并进入院试。结果他竟一鸣惊人，中了第三名秀才！可是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吴佩孚生活的道路。有一天蓬莱电报局局长作寿请来一个戏班子，男女混杂，同台演戏。吴佩孚认为这件事伤风败俗，十分气愤，闯入寿堂兴师问罪。惹恼了正在吃酒的县太爷，立即下令缉捕吴佩孚，吓得他连夜逃离家乡。

吴佩孚来到北京城，投奔了父亲的朋友孙庭瑶，后通过其堂兄的介绍，到天津投武卫军去了。

吴佩孚最初做了一名勤务兵，又到营里文案郭绪栋那里听差。郭绪栋得知吴佩孚是蓬莱宿儒李丕森的门生后，自愧不如，于是提议二人结拜成了兄弟。吴佩孚得势虎踞洛阳时，果然将郭绪栋请去做了他的师爷。

1899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吴佩孚第一次看到了打仗。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聂士成战死，武卫全军土崩瓦解。吴佩孚只好躲在郭家。几天后吴佩孚出门一看，繁华的天津已是十室九空，景象凄惨，目不忍睹。看到这一切，吴佩孚决定出走。吴佩孚来到了离唐山不远的一个小镇开平。这里有一所武备学堂，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地方。后来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棋瑞。冯国璋都是这所学校的早期学生。武备学堂吸引了吴佩军，他想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便投考了开平武备学堂。

后来袁世凯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改为“北洋武备学堂”，并规定开平武备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一律到北洋武备学堂当教官或队长；没有毕业的，可以直接去军队，也可以随着去北洋武备学堂，但要从头学起。吴佩军决定去当兵。由于他没有毕业，不能当军官，只好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当一名正目（班长）。此时年届26岁的吴佩孚仍然是还是光棍一条，只好和老把兄郭绪栋朝夕相处了。

在陆军警察队做事，吴佩孚作事认真，很快就升为二级初等官。后来，吴佩孚弄了一张文凭，又进了陆军速成学堂。1904年吴佩孚被派往天津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一员。

1906年吴佩孚被派往保定第四镇服役。当时第四镇由段棋瑞任统制，吴佩孚只是以原身份（上尉）充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候差员。对此吴佩孚并无异议，整日无事正好借机读书，埋头研究中外兵法，并自觉大有长进。当时吴佩孚的专心读书引起了段棋瑞的注意，他感到这个青年人学习刻苦、品行端正，是个可用之才。于是段让吴佩孚去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当了管带。不久吴佩孚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叫张福来。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张福来也成为吴佩孪的手下大将。

1907年吴佩孚又跟随曹锟出关剿匪。

驻防长春市时，他的房东叫赵尊贤，是长春商务总会的头面人物。他的妻妹张佩兰，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住在姐姐家中。由于张佩兰和吴老太太十分投缘，很快就认了干妈，每天呆在吴家。不久又十分关心起干哥哥吴佩孚来了。后来，吴佩孚依照母亲的意思，娶张佩兰为侧室。从那时起，张佩兰和吴佩孚休戚与共，相随32年，并在他后半生的事业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由于吴佩孪剿匪有利、有功，曹锟对吴也从起初的不重视到后来的另眼相待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后各省相继起义，到11月底有14个省宣告独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覆灭了。

山西独立后，新军第二标标统阎锡山做了晋军都督。当时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前去镇压。吴禄贞本是革命党人，遂暗中与阎锡山取得联系，准备合兵进攻北京。耳目灵通的袁世凯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在正太车站杀害了吴禄贞，然后派曹锟的第三镇前往山西镇压。

第三镇第一协担负镇压山西革命军的任务。第一协协统是卢永祥，吴佩孚为炮三标的管带。吴佩孚上了第一列火车，其顶头上司刘标统也在这列车上，火车深夜开动。按原定计划，火车应在某站停车。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在某站呼啸而过，吴佩孚心头一惊，火车再往前走，就该到娘子关前的平地了。吴佩孚叫醒身边的张福来，带一些士兵前去找刘标统。

刘标统本来同情革命军，与山西有秘密联系。这次曹锟入晋，他早已通知了山西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姚以价。姚在娘子关上设下伏兵，单等曹锟入围。本想夜间行车不会被人发现，偏偏让吴佩军看出了破绽。

吴佩孪推开刘标统的车厢一看，刘标统和一些人都自穿崭新的革命军军服。对北洋军和袁世凯忠心耿耿的吴佩孚立即逮捕了他们，并马上命令火车退回井隆。这下吴佩孚可立了大功。曹锟和卢永祥都十分感激他，曹馄当即说：“子玉，这炮三标归你带了！”于是吴佩孚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爬上了标统（团长）的位子。后来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但要求袁世凯去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又一手导演了“北京兵变”，并在北京宣誓就任总统一职。

北京兵变中，曹锟立了大功，不但被允许在北京、河南招兵补员，而且被任命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担任师部副官长，后又被保荐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统领6000人马，成为北洋系中数得上的一员大将和猛将。

1917年6月，辫子军大帅张勋率领辫子军马、步、炮兵10个营，约5000人，开进北京上演了一幕复辟丑剧。

大总统黎元洪坚决反对复辟，于当天写了一道起用段棋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段棋瑞接到命令后，于天津南的马厂成立讨逆军司令部。段棋瑞本人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以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发表讨逆檄文，发兵攻打北京。

吴佩孚的第六旅作为先头部队立即出发，不久进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随即攻下丰台。

很快，上演了12天的复辟丑剧草草收场。“大总统”黎元洪亦因此被迫辞职。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棋瑞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

1918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并号召北伐。段棋瑞则要以武力统一的手段，巩固其反动统治。

1918年3月中旬，担任第三师代理师长的吴佩孚率兵大举南下。每次开战他都冲杀在最前面，靠着他内心想当湖南督军的野心，其所部连克岳州、长沙、衡阳。这样一来，本来属于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同行们都称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

可是结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段棋瑞将督军的位置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只授给吴佩孚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名。吴佩孚大失所望愤怒至极，一气之下公开发表“罢战求和”通电，与段棋瑞反目相向。在私下场合里，吴佩孚说：“这叫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

或许孔祥熙看到了吴佩孚主张的可取之处。认为这是自己和吴佩孚建立友好关系的大好时机。当时孔祥熙主观地认为吴佩孚“爱国忧民，敢做敢为”，就立即亲拟了一封电报公开发表，吹捧吴佩孚为“有识之士”。

拍发电报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通过这份电报公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想同吴佩孚这位“有识之士”建立关系。

吴佩孚在堆积如山的响应推崇电函中，发现了孔祥熙的电文，竟大喜过望。吴佩孚平生尊孔，对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闻，知道这位阎锡山的高参并非凡人。当下他便提笔复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孔祥熙则仍以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待吴佩孚。他回信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

吴佩李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也就没有再加勉强，只又复了一封信给孔祥熙，信中说了一大堆客气话，对孔祥熙兴学救国的理想与抱负表示“钦佩”，并誓与孔祥熙结为“神交”。看到这些字句，当时的孔祥熙真是心里甜滋滋、脸上乐融融。

就是这样的鱼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后来曾被某些人赞誉的所谓“神交”。

不过，后来二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孔祥熙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坛的显赫人物，“四大家族”之一，许多小军阀都拜倒在他的门下。而吴佩孚虽称霸一时并继冯国璋、曹锟之后，成为直系军阀的头子且统兵几十万之众，但终于在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中败北，吴佩孚先是避居四川后又隐居北平，直至1939年一命呜呼。

在吴佩孚隐居期间，孔祥熙每逢路过其所居城市，必定抽空拜访，有时还赠送大捆现钞和礼品。尽管这些款项都由孔祥熙的亲信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开支，孔祥熙并不出分文，但吴佩孚对孔祥熙的情义还是感激涕零且每每回赠的。于是，这位大帅穷兵黩武所掠取的大量珍宝古董，有不少又悄悄地转到了孔祥熙的手里。

在吴佩罕死后，孔祥熙还撰祭文将其大肆吹捧了一番：

“赫赫吴公，能武能文，嘘气寒天，上薄浮云，手握韬铃，取威定霸，虎视中原，暗呜叱咤，役驱风雨，嘘嗡雷霆。玄女之诀，握其之经，孙吴镇直，以逮壮缨。说礼敦诗，是式是鹊，读综诸教，贤圣佛仙……”

通篇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由此亦可见孔祥熙与吴佩军当年的交情之深。

从以上孔祥熙与张作霖、吴佩孚交往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比较复杂且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褒贬的。尽管后来的结果在今人看来，已少有积极意义。但起码孔祥熙当初与北方军阀接触及至交往的初衷还是应该肯定的，即当初他的确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来北中国开展军界要人的争取工作，以扩大力量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中国革命作准备。这一点在最初，孔祥熙的确是忠实执行了，包括后来他对冯玉祥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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