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西都督阎锡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内，新军官兵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早在1904年，武汉知识界即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名为补习科学，实则酝酿革命。后由于该组织同华兴会的联系较频繁，以至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时，科学补习所也受到了牵连，被清政府强令解散了。

当时，这个补习所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军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参加。所谓新军，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在任上编练组成的。当时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有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新军编成后，当时许多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纷纷投人进去，并在新军中迅速形成一股势力发展壮大起来。

后来，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开展活动。所谓日知会本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专供教徒阅读书报的一种机构，后于1906年亦为清政府强迫停止了活动。这样1908年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又以为群治学社名义，成立一秘密组织（后改为振武学社）。当时日知会和为群治学社（亦即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实际上在武昌地区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首先，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人，直接组织兵士，并且有些革命知识青年还直接当了兵，并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

其次，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先前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由于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

1908年，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并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试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后来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只得停顿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并开始进入新军中开展工作。

当时，在有着16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人了秘密的反清革命组织。

是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当时大家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微（复基）和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会议还决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定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会议原议定10月6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而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朝政府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被迫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刘、彭、杨3人在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二省）总督的审讯法庭上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被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凶狠的瑞徽在杀害3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相当于团）、各营和各队（相当于连），禁绝往来并全城戒严，四出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第二天，即10月10日晚上七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在巡查楼上营房里，发现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正在准备起义。当场他厉声责骂：“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答说：“造反就造反！”当那个排长命令士兵去捆绑金兆龙时，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了吧！”顿时，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把那个反动排长打死了，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士兵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朝政府颁发的肩章撕掉并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斗志昂扬地冲出营房，迅速攻占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

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奔向楚望台。晚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猛攻清湖广总督署。他们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到督置东辕门，仿佛一把尖刀一样猛插进敌人的心脏。炮队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督署前枪炮和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瑞徽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仓惶登上泊在长江上的“楚泰”号兵舰出逃。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在武昌的清政府势力已被基本消灭，革命军士兵于清晨胜利地攻克总督衙门，并于次日正午占据了武昌全城。其后又迅速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再过一天，起义士兵乘胜攻占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当即，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在各省领导下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普遍开展反清斗争。一时间，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第12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紧接着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也都纷纷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王朝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也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党方面。虽然，当时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但总的说来，起义各省均不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了。

山西省也不例外。武昌起义直接影响了山西，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二营管带姚以价在太原秋村大操场集合500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取得成功。不过，实际上山西太原起义的指挥和策划者都是阎锡山。所以太原起义成功后，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成员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并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号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字百川，又伯川，号龙池，乳名万喜。堂名为斌役堂。1883年10月8日出生。他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母亲叫曲月清。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素以“华北屋脊”著称的五台山巍然坐落在山西省的东北部。是与普陀、九华、峨眉齐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佛教文化早在隋唐时代就已名播四方。而五台县亦以五台山于公元606年得美名矣！

据阎锡山本人讲，他的先祖并不是五台县人，而是由“洪洞大槐树”下移民来到晋北的，开始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最终定居河边村。而就在距河边村不远的永安村，本世纪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这就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帅。

从阎锡山的曾祖父间兴泰起，阎家家道好转，基本脱离了贫寒状况。而当年阎兴泰的发家，并不是靠种地而是靠经商做生意。到了阎锡山祖父阎青云时，阎家有土地五六十亩，除自耕自种一部分外，与另一家合伙用一家佃户给他们种地，阎青云除了收取一些地租外，还做点小买卖。在当时属于当地的一个小地主，生活比较富裕。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除了继承父业外，后以500吊钱的资本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个“吉庆昌”钱铺并雇了一个小伙计，自己做起了掌柜。所以说阎锡山是出生在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家庭里。

阎锡山6岁时，他的生母曲月清去世。其父阎书堂续娶邻村（陈家营村）的陈秀卿为妻，过门时陈秀卿提出以不养前妻遗子为条件，因此阎锡山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因为阎锡山是阎家后代的独苗，又放在外祖父家抚养，从小就很娇惯。不过，阎锡山虽然异常顽皮，却很聪明，他念私塾时像《百家姓》、《三字经》、《大学》和《中庸》等等，基本都能大段地背诵下来。

阎锡山16岁时，遵父命在春天的一个吉日良辰，与和他同庚的建安村徐一敬的长女徐竹春（字友梅）结婚。

婚后不久，阎锡山便到五台县城里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在“吉庆昌”他很快就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和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阎锡山18岁时因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赔本，父子俩两手空空狼狈回家，一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下去。当时，一些债主追到河边村讨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告别了父亲到五台山去当兵。只是，当兵也并没有给阎锡山的前途带来转机。他只是在军队上当了一名马夫。阎锡山认为整天的喂马遛马、担水铡草、清理马圈的活计“不是人干的”，于是他在军队没干多久，就开了小差又跑回家里。

后来阎氏父子又跑到太原，去投靠魏仰微（魏老五），因魏老五年轻倒运的时候，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曾救过他一命，阎家是魏老五的恩人。

当时，阎锡山拜魏老五为干爹，“干爹”把“干儿子”安排在繁华的钟楼街柳巷“裕盛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

阎锡山每当在“裕盛店”闲下来的时候，就到处走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距“裕盛店”不远处有一家陕西人开的“四海店”。一天阎锡山串门进了“四海店”，由此而结识了两个青年，一个叫张瑜，一个叫黄国梁。因为三个年轻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三人举杯盟誓“桃园三结义”，拜为换帖兄弟。也就是这次结拜，由此而改变了阎锡山的一生。

1902年，山西恢复武备学堂，招生时三兄弟一同前往应试。当时应试题目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没过几天，他们就接到了武备学堂录取通知书，阎锡山、张瑜、黄国梁拜把三兄弟都被录取。当即他们又备了一壶酒，举杯庆贺。后来人们才知道，阎锡山的论文写的并不好，他所以能考取，全凭他的口试。口试时阎锡山对答如流，没得挑剔，而且精神状态好，很有点军人风度，当场深得考官们的赏识。这样一来他就被录取了。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了两年。1904年他做为武备学堂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里学习了两年，后转人日本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然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深造。

阎锡山在日本第一批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成为准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中的一员。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意培养山西的一批革命青年。因为同盟会把革命任务分为江北。江南两部分，举事的地点定在江南。因江南离北京较远，革命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易集中反击，而且江南有海口，易于运输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革命热情也比江北高。当时按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当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应革命军北上。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的重视。

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对阎锡山和赵戴文等山西的革命骨干进行过一次考验。当时阎锡山和赵戴文一同回国度假；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两人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经上海海关时因检查甚严，阎锡山把二人所带炸弹都集于一身，并且对赵戴文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担之，汝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人。”检查时阎站在前列，赵站后列。赵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说：“后列有怕检查之嫌。”故阎锡山仍在前列。经检查果然是检后列比前列更为细密，二人遂得渡此难关。

后来，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的实践证明，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了山西省陆军小学的教官，3个月后升任监督。到太原起义时，阎锡山做为八十六标标统领导并指挥了太原起义，并在太原起义成功后被推为山西都督。所以说阎锡山虽然比孔祥熙小3岁，但就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来看，要比孔祥熙大得多。当孔祥熙对武昌、太原起义不甚明了时，阎锡山已威风凛凛地坐在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上了。

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后，山西军政府也很快成立。接着阎锡山召集了重要的同盟会员和起义有功人员，研究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扩充武装力量，光复全省；尤其应当派兵防御清军的反扑。于是军政府决定都督之下成立四个标，任命张煌为第一标标统，苗文华为第二标标统，刘汉卿为第三标标统，张瑜为第四标标统。又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率张煌第一标前往娘子关防御清军进攻。以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北上攻占雁门关并向大同进军。以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南下河东光复平阳和运城。

当时，阎锡山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在辛亥革命太原起义中所作的一切，直接加速了清廷的覆灭。为此清政府十分恐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急忙调兵遣将，并于1911年11月4日派北洋陆军第六镇（相当于师）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人曰。

吴禄贞字寿卿，湖北云梦人，由湖北武备学堂选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打人清军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当时，他看出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派其带兵人晋扑灭革命烈火的阴谋，便给同盟会会员亦即他士官学校同学、太原起义的实际领导者阎锡山亲笔致函，联络共同革命行动。函件开头一句便是：“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吴禄贞此函件大意是革命的障碍是清奴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人京。袁若人京，无论忠清与反清，均不利于革命。希望山西的革命军，尽数开来石家庄，共同组织革命联军，并由吴、阎分任燕晋联军正副都督。阎锡山得此函甚喜，但其幕僚提醒阎锡山防其有诈。当即阎锡山激动地说：“吴公亦为同盟会盟友，岂有骗人之吴寿卿乎？”阎锡山当即复函吴禄贞，约好娘子关会见，共商北方革命大计。

1911年11月5日，阎锡山与吴禄贞在娘子关前会面。俩人商量的结果是立即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山西出兵两营车运石家庄，听从吴总司令指挥并共同作战。吴禄贞申明已与滦州张绍曾及山东靳云鹏约定日期会师北京，扫除清室，以使革命早日完成。当时大事已决，吴禄贞又说：“闻袁世凯野心勃勃，近来大肆活动，他若到京就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碍，等他过石家庄时杀之，以除此害。”

吴禄贞可算是孙中山先生手下的猛将之一。他回到石家庄便对铲除袁世凯作了完善的布置，预备在石家庄车站接送袁世凯时，借保护为名，暗伏下手枪连和机枪连一齐动手。然而可惜的是，吴禄贞将军事不机密，暗杀袁世凯之事，被打人其内部的清廷密探所侦知。遂以3万重金买通了吴禄贞旧部周符鳞。周符鳞原为第二十协统领，因曾被吴禄贞撤职而仇恨在心。接受行刺任务后，他便去找他的东北老乡、骑兵第三营营长马恩田，马恩田在一大堆金银财宝面前，亦决定刺杀吴禄贞。

马恩田曾当过吴的卫队长并颇受信任。当时吴禄贞的参谋何遂觉得马恩田行迹可疑，向吴禄贞做了报告。但吴禄贞却说：“不要紧，卫队长马恩田是靠得住的。”

那天夜间12点多，吴禄贞正在石家庄车站附近一座小院的办公室里的批阅机密文件，马恩田突然出现在吴的面前。马进门便说：“我来向大帅贺喜。”行跪礼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吴禄贞一击，吴禄贞当即绕案躲避并谕以大义，并未持枪还击。但马仍追击不已，后吴禄贞破窗而出，马向院外奔去引吴进击。吴不知是计，追击中不幸中了伏兵的袭击，当场头部中弹而死。叛贼周符麟和马恩田刺死吴禄贞后，将头割去向袁世凯去献功了。

吴禄贞一死，燕晋联军娘子关会商的进攻北京、扫除清室的计划，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1911年11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曹锟第三镇开往石家庄，准备攻破娘子关并向山西开进。

娘子关一战山西民军失利，阎锡山被迫撤回太原。不久，由于民军内部发生矛盾，自行其事，阎锡山和赵戴文各骑一头小毛驴行动。取道保德，攻入绥远，占了包头，阎锡山才算生存下来。

这时的北京政府，有不承认山西、陕西的革命之说。而孙中山先生从辛亥革命中已认识到了山西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了阎锡山等山西同盟会员及“铁血丈夫”团组织成员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孙中山先生给袁世凯打电报23次之多，一再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表示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和议破裂也在所不惜。袁世凯迫于无奈，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先生从石家庄出发，正午时分抵达山西境内的岩会车站。当时，都督阎锡山身着军礼服在车站仁立恭候。然后陪孙中山前往太原。访问太原是孙中山一生中的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抵达太原时，阎锡山仍然按国家元首的规格迎接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太原逗留两天三夜，他的访晋十分成功。临行前，孙中山特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办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当年，阎锡山的确曾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即便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留下《总理遗嘱》后，阎锡山曾下令此后每星期一上午为“总理纪念周”，所有省政府官员逢这一天都要在总理孙中山遗像前举行纪念活动，并且阎锡山要到会讲话。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阎锡山在山西无不受到北洋军阀强大势力的压迫，山西的革命烈火有随时被扑灭的危险。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为了自身的生存，阎锡山在做了山西都督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访晋之后，采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视”之方策，并以此和北洋政府相对抗，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

在民国初年，阎锡山对山西的国民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定了“宏伟”的计划。可以说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先生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阎锡山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提出民德、民智、民财三大目标。所谓“民德”即以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所谓“民智”即推广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所谓“民财”即改良农业，提倡工业，以利民生。的确，当时阎锡山在山西大抓各项建设，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军工生产成绩显著。这样才有力量抵御北洋各派系的武装进攻。

正是阎锡山在山西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才为孔祥熙在辛亥革命中及以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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