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正义难敌

政协会议上，蒋介石被迫实行“宪政”，陈立夫与周恩来等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企图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地盘，结果却让周恩来说服了。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经过多天的谈判，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承认民主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 但是，国民党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至未能达成协议。 10月11日，毛泽东返延安，周恩来则仍留在重庆。 《双十协定》签定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着手将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的新四军撤往江北，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 可是，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10月13日向全国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手令。 面对内战阴云密布的险恶形势，中共代表为维护国内和平，于12月27日提出了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条建议，国民党也提出三项办法作为对中共提议的答复。 这时，美国政府采取了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并派陆军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到中国，参加国共停战谈判。 经过商议，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月10日，又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时停火。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早在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了基调： “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之。” 他准备在政协会议上，不惜一切手段，以达其目的。退一步讲，即使会议不按他的意见去办，共产党拒不交出政权和军队，他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大权在握，不会受共产党的制约的。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陈果夫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亲自到蒋介石那里，就写了一封信，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信中道： “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重。” 陈果夫在病榻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犹豫再三才写的这封信，面对政协会议即将开幕，他忧心仲忡，坐卧不宁。 蒋介石间完陈果夫的信，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无疑，陈果夫的话对他对党而言，确是忠臣之言，然而，蒋介石明白“整天在病床上呻吟不止的陈果夫，又怎能了解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国民党有8个名额，这8位成员是陈立夫、孙科、张群、吴铁城、王世杰、陈布雷、张厉生、邵力子。 中共方面有7个名额，成员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举行。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 会场的气氛也显得格外轻松而热烈。 蒋介石穿着整洁，最后一个走进会场。今天他是开幕式的主角。 以往，凡是公开场合露面，蒋介石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以表示其威严。 今天的蒋介石却满面春风，笑容可掬，显示出少有的随和与谦恭。 蒋介石一到，会议主席便宜布开幕。 例行的仪式完成以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 蒋介石一讲话，马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威严，他以训斥的口气告诫与会代表： 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 第二，要大公无私，顾会国家利益； 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 蒋介石的下马威，把与会人员给弄蒙了。 蒋介石仿佛知道代表们要听些什么，只见他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道：“乘此机会，我要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几个重要事项。” 代表们肃静。 蒋介石宣布了四条： 一、确保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有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确保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 三、实施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所有政治犯分别予以释放。 蒋介石的话刚落，场内响起掌声。 不少代表为蒋介石的真诚所感动，认为这是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好兆头。 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 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 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 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 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 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 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 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入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的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 1月31日，政协会议举行闭幕式，蒋介石致闭幕词：“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神，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完的事业。” 政协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 陈立夫把政协会议的有关情况向陈果夫作了汇报，病床上的陈果夫气得发抖。 的确，政协会议的结果，令二陈沮丧。 尤其是陈立夫，开会前他曾踌躇满志，自命不凡，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国民党的势力，他根本没把“民主协商”放在眼里，更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他自认为政协会议无非就是国民党大会的另一种形式，没想到共产党的代表个个都那么厉害，也没想到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站在共产党一边，提起来，心里便觉得有些憋闷。 陈果夫更是忧心忡仲，他抚今思昔，怅然长叹：“因党的组织不加入，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 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明白国民党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更不知道该如何医治这些问题。 陈果夫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迫之以政，齐之以利也。” 陈果夫的弦外之音是：光靠武力镇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陈立夫却与陈果夫的主张不同，也许他还年轻气盛，他根本不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仍然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动用武力消灭，他根本不把什么民主放在眼里。 国民党中央召开讨论政协决议的会议，CC派干将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给蒋介石发难。 “国民党完蛋了！” “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了。” “国民党投降共产党了！” “共产党犯上作乱了！”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太软弱无能了。” “先总理创下的革命业绩，就要毁于一旦了！” 有人还指着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孙科破口大骂，骂他出卖了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陈立夫听了大家的牢骚怨言，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面对这场闹剧，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竟听之任之，以往的威严，此时此刻，已荡然无存。 一直到谷正纳等人发完牢骚，蒋介石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对决议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显然，蒋介石也和谷正纲等CC派一样，对政协决议十分不满，但他又表示，现在对此事已经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