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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招待叛徒用的是“千里香”酒,尽管陪客频频添杯,却不见醉意,独是“贵客”酒一沾唇,立即酩酊如泥,只见进门,不见出去。任弼时被捕后,敌人不仅用酷刑折磨他,还用电刑将他击昏,使他神经处于混乱状态,以便从他口中诱出口供。敌人用高电压将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坑,也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情况。
特科有名的传奇人物“老宋”(宋再生),是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派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在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以后,调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陈赓身边工作。
经过陈赓认真细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就同上海的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这年9月7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接着又令他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一天,宋再生在马路上遇到同乡陈大同,那人一见面就乐乐呵呵地对他说:“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宋再生陪着笑,诧异地问:“什么事?”
“熊天翼(熊式辉的宇)当了警备司令,他是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1陈大同对于自己的先知先觉十分得意怂恿地说:“只要一拜师,他就会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察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百把万元。”
“是啊,这倒是个肥缺,不过--”宋再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问道:“有什么条件没有呢?”
陈大同笑嘻嘻地说:“只需筹备1000元作押金,200元的酒席费,以后进帐三、七分--给他三成,七成归你。”
宋再生把手一摆,佯装犹豫,慢条斯理地说:“你先别忙,让我回头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行"
宋再生和陈大同分手后,一直琢磨着这件事,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回来就向陈赓汇报了。陈赓一听,喜形于色,就叫他利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争取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门生帖,拜在蒋伯器门下。果然,蒋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现款不久,就把他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老先生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了款待。等来再生从熊式辉那里转回来,刚一走进蒋伯器的客厅,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天翼已经来了电话,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很快领到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证件。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就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去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联系。他很快就结识了法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范广珍又名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先后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10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专门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的反蒋人物。班长是法国人马慕雅,范广珍是三个华籍探目中的一个。这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有来自叛徒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捕房眼线的。宋再生拿回交给陈庚后,再把组织上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交给范广珍。其后,宋再生又同英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名气越来越大。宋再生的弟弟宋启华(“小宋”),也是一个有名的传奇人物,经常充当“老宋”的帮手。
就在这年腊月底的一天,有个叫王铁挣的找到宋再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个姓黄的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再生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重复了一句。原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当时他在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同志之一。敌人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5万元。没等来再生再开口,姓黄的点了点头,忙又追问:
“你晓不晓得,捕罗赏格5万元有无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扬,淡淡一笑,说:“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稳。”
姓黄的哪个家伙拍着胸脯,神气十足地说:“完全保证。”
“那好"宋再生遂即与那个姓黄的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并应他的恳求,先付给他现钞30元,供他“过年急用”。
宋再生打发走那个姓黄的家伙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吗!到时候你把姓黄的果真弄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见面。”
宋再生把这个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康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窃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快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庚领着这个个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1陈康点头回答说。
顾顺章请他两个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即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这时端上来的酒叫“千里香”,尽管陪客的人频频添杯,毫未见有醉意,独是这位贵客,一经沾唇,立刻酩酊如泥。从此,再没有看见这位姓黄的走出门去。原来是顾顺章这位“化广奇”魔术大师施了魔法,那把酒壶正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能够因人“分别对待”的魔术道具。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碰见法界探目范广珍,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经过介绍,这年轻人姓顾,可是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宋再生并不清楚。然而当这个年轻人听说宋再生是个政治密查员后,如鱼得水,不肯离开,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来再生的住处。这个年轻人一路上大献殷勤不说,进屋就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当他听到“赏格5万’时,就求来再生带见熊式辉。第二天,这人到约定的地点会面,拿来一张李立三同志在外国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迅速查明:原来这个姓顾的是铁路工会秘书,同李立三朝夕见面,关系非浅!如今财迷心窃,竟要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了。
当时每逢共产党中央机关召开重要会议,都由情报科和行动科等有关部门配合,慎重地选择会址,周密地布置警戒。一般都是先由总务科从安全着眼选定会场,然后即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卫护,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商贩在房前、屋后和里弄口观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外围人员马上发出报警信号,在会场的人员分头行动,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负责同志转移。1930年初,共产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筹委会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如下周密布置: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帐房等职,负责接待、应付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康叫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屋走出大门逃走。会议开始的时候,即由行动科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巡逻、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屋转移出去。为此,陈赓等曾经多次到红楼来检查、筹划。事先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人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让外出。开会以前,这里按照普通医院的正常秩序: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的时候,方才进入会常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
但在这次会议前不久,要在上海开会的事曾被国民党特务侦知。有一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找去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苏维埃议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指蒋介石)至为关切,传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犯万元。”
委座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他要宋再生找人伪装“摊贩”,布置便衣,进行侦察。还说: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功劳其大无比。宋再生马上找到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继续了解敌人的意图和情况,同时在老问捕房探长尤阿根的俱乐部对面的东方旅社开了几个房间,派人就近监视敌人的行动;还在会场周围作了周密部署,使得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了1929年底,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我们党的计划、命令,陈赓都能通过杨登瀛及其他分布在敌人各种内部的联系及时得到。每当遇到有人告密,敌人准备抓人的时候,也大都能够化险为夷。
1930年4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就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方以及他的联络地址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派人找他接头。然而,首先看到这类自首信件的,照例是蒋介石的陈立夫。蒋介石批给陈立夫办,陈立夫批给徐恩曾办,徐恩曾交给杨登瀛同黄第洪接头,并且告知接头的办法: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双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杨登瀛闻得此讯,便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刘鼎,刘鼎一听,感到事关重大,便一面要杨登瀛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一面报告陈康转报中央。周恩来接到报告,便指示特科要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进行深人的调查,了解是否确实。虽然黄第洪这个叛徒十分狡猾,杨登瀛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但是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对党进行大破坏,完全属实。中央即决定将叛徒黄第洪秘密处决,为党除了大害,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9年9月末的一天,任粥时一早出去开会。外面下着大雨,他在离开家门的时候告诉爱人陈琼英说: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从中午起,陈琼英就开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没有回来。陈琼英非常焦急,又整整等了一个夜晚,仍不见人影,心想准是出事了。第二天清早,她就赶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那里打听消息。
罗迈一见陈琼英,就向她证实:弼时昨天被捕了。同时安慰她说,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陈赓从中央特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打发杨登瀛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探听有关情况。
原来,任弼时去开会的地点早被敌人发现。他去参加会议的那天,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巡捕房在屋内埋伏了便衣侦探,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报警信号,任弼时已经在骤雨中急步走上台阶扣门。门开了一半,他发觉不对头,因为屋内出现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正想转身走开,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两臂,想挣扎已经不可能了。敌人逼着一个住在这个机关的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这女同志望了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可也没办法。但在这个时候,她的小孩(才三四岁)一见到任粥时就扑过去。敌人不由那女同志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这时,他乘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当被押进西牢后,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详细地址。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陈赓后,立刻把详情转告江苏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时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个门牌号。敌人按照这个地址去调查,根本找不到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早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于是,告知陈倧英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罗迈还告诉她,敌人若来查问,应该怎么回答。
果然,不几天,敌人就来查问了。陈倧英便按照组织上帮她编造的那一套去应付。随后,在巡捕房审问任粥时的时候,她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敌人的法庭上旁听公审。
敌人对任弼时用严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就轮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逼他开口。由于刑讯而发着高烧,他身体极度虚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在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用手去挡,鞭子一下打到那个“法官”头上。惹得那个家伙如同一头丧失人性的野兽咆哮起来,不仅更残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那个长着黄头发的法官知道,这种酷刑能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当受刑者受不了时,可能吐露真情。于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电闸之前,极力逼问任粥时到底是干什么的。任弼时照旧只字不吐。当电闸一合,他只觉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乱箭猛刺,脑壳发胀,眼珠外突,立刻仿佛大地失去了平衡,物体在旋转,房屋在倾斜……敌人连续使用这种酷刑,使他多次昏厥过去。然而,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制了敌人的逼供。哪知敌人并不以此罢休,反而惨无人道地不断升高电压,直到两个电极在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出了皮肉烧焦的腐臭味才收常但是,不论敌人怎样拷打,任弼时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没有讲出任何情况,没有一点口供。过了几天,敌人没有从任弼时嘴里得到任何情况,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张月票。几经调查,也都被陈倧英妥善地应付过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判了较短时间的监禁即行释放。
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也在上海被捕,还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陈庚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掠过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情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1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些引进学术研究资料,从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视,对他判刑也较轻。押了不到1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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