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胡汉民转瞬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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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成功。但蒋。冯、阎、桂只是暂时联合，北伐一成功，蒋、冯、阎、桂便相互争斗起来。蒋介石在四个集团军中，实力最优，力图压制冯、阎、桂，冯、阎、桂当然不满意，于是联合起来倒蒋，蒋介石不能坐以待毙，遂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

在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打击阎、冯、桂三个集团之时，在党务领域，蒋介石依赖陈果夫也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打得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改组派、胡汉民派、丁惟汾派等异己力量落荒而逃，有的甚至一蹶不振。

在蒋介石的几个反对派中，西山会议派最早在国民党内搞分裂。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云集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国共合作，公开另立“中央”，形成了西山会议派。

那时候的蒋介石虽然不满国共合作内部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占优势，但他对西山会议派的做法也嗤之以鼻。认为西山派从国民党分裂出去，实际上是把国民党中央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因此他认为西山派“笨得可怜”、“分裂不宜”。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蓄意打击共产党。尽管事后蒋介石又是解释，又是自请处分，可西山派的人也并不傻，他们看出了蒋介石骨子里反共，这只不过是表示的一种姿态。因此致电蒋介石，嘉奖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同时为他出主意说：“祛恶必须彻底”，因此应该“努力为之”、“清理党籍”。

西山会议派在开完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内就不得人心，以至不敢再回广州，孤苦伶什地在上海另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看到广州搞得红红火火，他们心里一直想回去喷云吐雾，可就是得不到机会。这次看到蒋介石反共，他们本认为这回蒋介石可以和他们一起干了，一高兴，便把对蒋介石的看法说了出来，没想到这正打到蒋介石的疼处，等于是揭了蒋介石的底，恼怒之余，蒋介石立即发出通电，对西山会议派严词谴责。

“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望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

不久，蒋介石又对黄埔军校学生宣称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四中全会是“一种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

西山会议派兴冲冲地为蒋介石喝采，不仅未得到蒋介石的回报，反而弄得灰眉土脸。当时有人讥讽西山派，说他们是“热脸遇到了冷屁股”。西山派首领之一的邹鲁也承认这次西山派是大大地自讨了个没趣，说：“我们去电嘉奖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

以后，蒋介石仍旧看西山派不顺眼。西山派是国民党内最先，也是最坚决的反共派别，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革命叛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按说是应该和西山会议派联合的。可蒋介石不仅未和西山派联合，反而趁机查封了他们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的中央党部，简直是要置西山派于死地。

西山派终于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1927年8月，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联合威逼下，被迫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控制了南京政府。此时宁、汉政争正烈，共产党已成为互相攻汗的武器，西山派在国民党内反共的“先知先觉”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在宁汉双方互扣红帽子的同时，双方都开始拉拢西山会议派。这时冷落了几年的西山会议派一下子成了各方关注的中心。据当时的报纸称，西山派首领许崇智在上海的住所“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博泉（张继）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土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

此时的西山会议派，显然已经今非昔比，不仅要参加政权，而且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武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谭延闿等人的南京一起，平分政权。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虽然都握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却不高。要和武汉的唐生智抗衡，他们必须找出一位政治上可与汪精卫相匹敌的人来，这就使西山会议派走上了政治前台。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随后宣布宁。沪、汉三方联合特委会成立。特委会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推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李烈钧5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委；成立了由67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等14人组成主席团。但由于蒋介石下野，胡汉民在上海拒绝去南京，汪精卫也于9月13日下野，声称自己“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南京的特委会实际上是桂系联合西山派，何应钦、谭延阎、孙科和程潜所包办。西山派掌握了特委会的党权。

可好景不长，到1927年12月，在南京的各派别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纷纷请蒋介石复职。为对蒋介石表示安慰，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专门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让他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了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开始布置从南京赶走他所讨厌的西山会议派。

陈果夫接受任务后，立即回到自己的老巢“中央党务学校”进行布置。

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全市党员大会，当讨论到《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与会者发生激烈争执。赞成议案者指责反对者为共产党徒，反对者则指责赞成者为西山派的走狗。争论正烈之时，受陈果夫暗中怂恿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竟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为非法的理由，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结果黄杰等四名闹事学生被大会捕交公安局。第二天，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又在陈果夫的默许和支持下，用汽车高挂打倒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标语，以党务学校校旗开路，结队在南京市中心游行，又到南京党部捣毁市党部牌额。并赴国民政府请愿，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11月22日，南京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讨伐唐生智是由特委会决定的，按理说这次大会不应有反对特委会的言辞、举动。但大会一开始，陈果夫的人--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就在会场散发反对特委会的传单、标语，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而陈果夫的干将、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尤为卖力。会后，大会组织了游行，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陈果夫的默许下，居然暗藏手枪前往。游行的队伍行至秀山公园门口时，遇军警阻拦。游行的学生遭阻，交涉不成，遂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游行队伍大乱，结果有大盛布店学徒郑廷贞。新沂园浴室工人范世林当场死亡，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不治而死，轻伤者75人。这就是“--·二二”血案。

血案发生后，西山派健将、国民党中央秘书叶楚伦急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健时到场劝说，结果葛健时成了替罪羊。陈果夫指示手下的人在南京四处张贴传单。标语，指控西山派的谢持、邹鲁、居正、罩振、傅汝霖等10人为血案幕后主使者，而葛健时为一手策划者，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

西山派至此才明白掉进了蒋介石、陈果夫所设的陷阱里。尽管他们先后发表声明，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诬，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事实真相，均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只好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也被迫辞职。

蒋介石对陈果夫的这一“杰作’”颇为欣赏。事后，桂系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见蒋介石，诉说受“血案”牵连之苦，蒋介石轻松地回答：“那个惨案是我当时政治上一个运用，现在时过境迁，不必介意。”

陈果夫所策划的这些事，狠狠打击了西山派。在此之后西山派虽然还存在，并在冯、阎、桂的反蒋斗争中穿插往来，但已是日薄西山，不成气候了。

较之西山会议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就难对付多了。虽然汪精卫多次遭蒋介石的排挤、打击，但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后，汪精卫的改组派又倾巢而出，与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内一决雌雄。

三全大会前夕，为保证蒋介石对党权的绝对控制，陈果夫用圈定、指派大会代表的方法，把大批忠于蒋介石、忠于陈果夫的人拉进了大会。此举遭到丁惟汾、汪精卫的坚决反对。但在三全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丁惟汾已被蒋介石、陈果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只剩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在孤军奋战了。

改组派一方面指使所控制的地方党部抗议蒋介石、陈果夫圈定、指派代表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动员了所有的喉舌，如《护党》、《青年呼声》、《民意周刊》、《光明周刊》等，高喊“要求党内民主”、“反对一手包办三全大会”，全力攻击蒋介石、陈果夫。

在国民党三大召开的前四天，改组派的头面人物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个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北伐胜利之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以为地盘已得，权力在手，遂避难就易，抛弃本党主义。·违反民众要求，吸引党外之反动势力，以朋分自北洋军阀手中夺来之政权。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生命、财产及自由，毫无保障，一与北洋军阀时代无异”；指责蒋介石、陈果夫指派、圈定三全大会代表，“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表示“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决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则号召力极大的政治宣言一出台，各地改组派及国民党各级党部便群起响应。

3月12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各区党部代表。陈果夫本以为，南京市党部为自己亲信段锡朋把持，不会出什么问题，不料，选举结果竟使陈果夫大吃一惊，在当选的60多位代表中，改组派竟占有了30多个，改组派真可说是大获全胜。获胜之后的改组派颇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反对圈定和指派代表的决心。

3月14日，也就是三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以改组派分子、国民党中央大学学生吴健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发动全市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问题。

随后，在改组派的组织与策划下，南京全市＊个区党部，除第三区党部外，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请愿开始前，南京市党部并未得到消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在旧夫子庙贡院内大礼堂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

大会由吴健主持，开会的第一项内容，由谷正纲致开幕词。谷正纲是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本是陈果夫的手下，在反对西山派时，为陈果夫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原认为凭此当上三全大会代表毫无问题，不料竟未选上。失望之余，便又投靠了改组派。

谷正纲在开幕词中，极力指责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高喊“反对独裁”、“反对圈定代表”、并鼓动说：“这样搞下去，国民党就要亡了。”他的开幕词博得了参加大会者的阵阵掌声。

午后3时，参加会议的改组派分子忽然提出了一个《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陈果夫手下的人本以为第二天三全大会就要召开，这群人只是撑饱了没事干，发泄怨气而已，不料竟有此风波。震惊之作，他们在会场大骂起来，大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共党”，并乱扔石块，打碎了主席台上悬挂的廖仲恺遗像，打得主席台上的改组派分子东躲西藏，足足闹了十几分钟以后，才呼啸而去，向陈果夫请示机宜去了。

大会经此骚扰，仍没散场，在谷正纲主持下，继续讨论提案。经过2小时的激烈争论，提案竟获通过。陈果夫的爪牙方觉慧、施裕寿、李永懋率领打手再次蜂拥而来。冲人会场，围攻大会代表。他们赶前追后，拳打脚踢。改组派不甘示弱，也奋起抵抗，举起桌腿凳脚为还击武器。一时间；双方打得头破血流，正当双方酣战之时，蒋介石调来黄埔学生围打代表，龚大风、金亦吾又率卫戍司令部宪兵参加，一场恶战下来，方党慧、谷正纲都受了伤，尤其是谷正纲，身受重伤，不省人事。会议代表们抓住了龚大风，要求放出被捕代表，惩办凶手。陈果夫的干将，南京市党部的段锡朋、洪陆东等在恶战之后假惺惺地出面调停。当晚，党员大会的代表在市党部的诱骗与军警的强迫下乘车到了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训话，指责改组派的行为，并宣布撤销谷正纲的职务。

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代表大会确实给蒋介石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为此，国民党中央常会专门举行紧急会议，谷正纲和方觉慧都向常会控诉，结果常会决议解散南京市代表大会。南京市代表大会也不甘示弱，当即以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全市代表大会的名义，在《民意》周刊上发表《南京全市代表大会呈文》，声称：

“呈为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全市代表大会会场被毁，代表受伤，廖仲恺先烈暨总理遗像均被暴徒捣碎，请求迅赐严惩，以维党权，而申党纪国法事。窃南京特别市于本月14日遵照总章呈准中央开全市代表大会。本市党务进行之方策，与夫党内一切问题之讨论，正赖斯会以决定。不料惨变之来，起于俄顷，所经情形，确足证明暴徒事前为有计划之捣乱，绝非偶然。当大会通过开会期间及选定提案审查委员会开始讨论‘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一案’之始，即有少数蓄意破坏大会之代表，举动既不守会场秩序，而发言以不依民权初步之规定，任意叫嚣，继而乱掷石块，廖仲恺先烈遗像，于此时被捣立碎，始呼啸而去。旋由大会主席，出面维持，重行查点人数，计96人，仍足法定，大会仍继续开会。在场代表，全体起立，静默为廖先生遗像被毁致哀敬之诚。而当时呼啸而去蓄意捣乱分子，亦仍蜂集，大会宽其既往，未加深究，亦冀其自悔改，不致有妨进行。讨论前案，左2小时之久，始付表决以大多数通过。而该捣乱分子，如龚大风、金亦吾、四载龙等，益复肆意妄为，竟举坐凳向人丛中抛掷，是时总理遗像，遂以被毁。会场四周玻璃窗户，顿变粉屑，在场代表不得不四散暂避。当是时，市党部执委兼大会主席团主席之方党慧，拍桌喝打，旋即驰去。未已，即由外率宪兵人场，持枪装弹，如临大敌，而市党部之候补监委曹之瀛，亦率武装警士多名蜂拥而人。方曹二人，并指挥军警，声称奉总司令命令，逮捕大会主席，及在场代表。而龚大风、金亦吾、田载龙等，亦忽携来贾伯涛，及身背皮带之形似军官者多人，向大会主席谷正纲同志云，蒋介石总司令叫汝去，谷正纲答去就去。乃谷正纲同志之答语甫毕，即被贾伯涛等将谷正纲同志按倒在地，撕去谷正纲制服上之证章，并将谷正纲上衣剥脱，拳足交加。金亦吾则将会场凳脚拆下，排殴谷身。当时代表（系党校学生）有目击不忍者，以身翼蔽。金即舞动双手所持凳脚，追击穿党校制服之代表。故当时受伤者甚多，并有大呼打倒中央党校之声浪。而方曹所指挥之军警，则乱捕代表7人，拘禁于市党部门房中，凡3时之久。时市党部执委段锡朋、洪陆东赴大门调解。暴徒及形似军官之辈，亦将其两手反缚，用拳拳背。市党部执委刘纪文，职兼本市市长，有指挥警士维持治安之权，对此次事变，竟袖手旁观，不发一语，实有用消极方法以伤害代表之嫌。其他列席于大会之执委，如萧吉珊、叶秀峰、勒鹤声等均先后兔逸不知去向。混乱至下午3时余，始稍宁息，然尤禁人出人，至7时余方始解严，当是时，四象桥一带，则军警密布，行人均受检查。对于妇女，尤肆戏侮，关于此节，附近市民目睹者众，均相传述，似此以上事实，发生在中央所在之首都，而被捣毁者，乃为本市最高权力机关之全市代表大会。若无适当解决，党权何在。载请党史，耻辱局极！为此权同受伤各代表之伤单一纸，仰析鉴核。对于违纪负党责之辈，分别依法惩处，万勿纵使漏网，党国幸甚。谨。”

在给国民党中央呈文发表的同时，南京国民党代表大会还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文书除详细叙述了打架经过而外，明确表示反对指派和圈定代表。

虽然改组派闹得气势汹汹，但他们在南京并没有太大的势力，所以在折腾了一番之后，受不了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迫害，改组派的人马被迫向上海转移。谷正纲糊里糊涂地替改组派的人挨了一次打，成了改组派的大功臣，而CC分子和黄埔学生们却恨他人骨，发动了许多人去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严办凶手”。当谷正纲从中央党部被放出时，他们甚至想把他架走处死。改组派也组织了一批人，和他们又混战一场，才把谷正纲救出，隐藏起来，并派人连夜将他送到上海。从此，谷正纲便成了改组派的干将。

但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放过改组派。蒋介石、陈果夫操纵三全大会决议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

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授意下，国民党三全大会又通过《党章修正案》，内容增加了对付改组派的条款，规定“党员不得有小组织”、“不得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党内问题“一经决议，即须绝对服从”等。

不久，蒋介石又以国民党部中央党部名义，发表《检举改组派通令》，说改组派“发之党亡国亡言论，争取政权”，“罪大恶极”。“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要求各地“严密检举该反动派之行动言论，随时呈办，以凭核办”。

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政治攻击下，改组派只好放弃了通过党内斗争来倒蒋的方法，改走拉拢、策动地方实力派军事倒蒋的道路。在中原大战中，改组派游说于各地军阀之间。但改组派手中并无实力，各地大小军阀并看不起他们。因此，中原大战之后，各地大小军阀听命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改组派也无形消失了。

丁惟汾派被挤垮，西山会议派被打散，改组派被赶走，党内反蒋的势力只剩下一个胡汉民派了。

三全大会前后，蒋介石、陈果夫为了利用胡汉民的威望，让他当上了立法院院长。但胡就职之后，不仅直接控制立法院，对国民党党务、政务方面的事也十分热衷。胡汉民说：“我留居南京的几年中，我一方面是尽忠职守，努力立法，同时对于党务政治，也尽力设想，设法改进。”

“我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同志来专门讨论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得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易放过。”

本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握，派人到地方党部充当党务指导员也是陈果夫的特权。但胡汉民却组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不是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市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并派自己的人去掌管各地党务。

胡汉民还经常严厉训斥官员，连蒋介石的亲信心腹都经常训斥，陈果夫、陈立夫有时也不能免。这些心腹亲信受斥之后常跑到蒋介石那里诉苦。

有一次，蒋介石对胡汉民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也太过。这些人都不自安，对于胡先生印象恐怕也不好。”

胡汉民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胡作非为，擅离职责，国家体统何在？这批人还不该受我的教导吗？”

蒋介石又说：“胡先生责备他们还不如责备我吧。”

胡汉民一听便暗含讥讽道：“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过你，可惜你不能听受转而发生其它感想罢了。”

蒋介石拉拢胡汉民，只是想利用他，并不想让他管这么多事。于是命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加强特务组织，对国民党中央和国府官员进行监视，要这些人全心为蒋介石服务，否则随时加以杀害。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胡汉民及其手下人的言行。

在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蒋介石也常常让自己的手下掣肘胡汉民，使胡汉民主持的政务常常难以执行下去。

一次，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会议，决议了某个案子。案子议定后，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而此时，蒋介石尚在前线指挥作战。胡汉民听陈立夫这么一说，站起来就准备走，连圆滑的谭延闿也感到难以忍受，说道：“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做准，又何必提出来呢？”胡汉民不满意于身为军事领袖而常插手党政的蒋介石，乃挖苦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不无小补。”

蒋介石的专制令胡汉民十分反感，而蒋介石对胡汉民“多管闲事”也极不满意。这样，两人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三届四中全会上公开爆发出来。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之前的两个月，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死了，蒋介石立即兼任行政院长。此时，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已取得决定胜利，他踌躇满志，以为他“统一”中国的万世功业就要完成，以为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政府就要建立。因此，大战尚未最后结束，他即于10月3日在河南开封前线指挥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他希图在国民会议上依“合法”手续，通过“选举”，当上能专制一切的总统。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了6天会，吵了6天架。在致开幕词时，胡汉民讲了一个故事，对蒋介石进行影射。他说：

“欧战时法国有一名高级飞行员，这个飞行员飞行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中多次击落德国飞机，因此他回巴黎时，巴黎人对他十分钦敬，在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准备了一辆迎接他的汽车。他以为开发动机总是他的拿手好戏，便要求开车。结果横冲直撞，撞死了五六十个欢迎者。”

“我们看看过去实际的党务与政治，若负党务、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有很多犯了飞行家开汽车的毛病。”

蒋介石并不理会胡汉民的暗地讥讽，一意孤行，要实现总统梦。胡汉民在会上争不过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仍反对制定约法，因为约法要把五院院长置于总统控制之下。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迫使胡汉民同意了召开国民会议，虽没有达到全部目的，但也捞了不少好处。

为了应付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又命陈果夫、陈立夫帮助料理。

此时的陈果夫由于忙于帮助蒋介石在党内发动大战，非常辛苦，以致得了肺炎，发高烧，吐血不止，正在莫干山疗养。但蒋介石既有命令，陈果夫也只好带病出山。

1931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总事务所电令全国各省市，限4月20日前推选出国民会议代表。为了保证各省市推选出来的代表都是忠于蒋介石的分子，陈果夫在莫干山遥控，陈立夫坐镇南京，亲自挑选出特务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身份，去各地监督代表的选举。

然而陈果夫、陈立夫的活动却没有多大成效。各地党部很多人因不满于蒋介石的专横跋扈，不愿意选蒋介石当总统，而多数倾向于胡汉民，陈果夫、陈立夫派往各地的特务回来汇报说，除蒋介石系控制的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外，绝大多数选票蒋介石都控制不了。如果投票，蒋介石只可得32％的选票，而68％的选票将属于胡汉民。

吴稚晖被蒋介石请了出来去出面劝说胡汉民“休养”。胡汉民勃然大怒，痛斥吴稚晖是无耻之徒，吴稚晖如丧家之犬惶惶而归。

软的不成，蒋介石就来硬的。2月28日夜，蒋介石以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部，无端指控胡汉民的种种错误。随后胡汉民被10余名兵警押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由国民党的“老前辈”沦为“阶下囚”。直到10月份陈济棠起兵反蒋，胡汉民才被蒋介石释放出来。

就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协助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铲除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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