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_4 全国大“抢收”

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 多座支台、分台保持24 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挂着国民党地工人员招牌的军统特务，他们像一场夏雨后的蚯蚓一样，一夜之间，千千万万地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自命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迅速在沦陷区各个大中城市成立“最高”指挥部，发布公告，发表通令，竟揽大权，威风不可一世。趁乱接收、“抢收”终成“劫收”、滥收。以至有的军统特务因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出现了这类危险。

原因出在军统南京站长周镐身上。按戴笠的预定计划，周佛海在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立即委任周镐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并交代徐肇明从伪税警总团的军械仓库里取出汉司登手枪200 多枝，交给杨佐华（周佛海的妻弟），编成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派到南京由周镐指挥，借以加强周镐的力量。

在戴笠的本意，这些所谓的“指挥部”纯粹是“维持会”性质，维持到中央军进城就算“圆满”结束。对这一点，周佛海是吃准了的，所以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亦不敢多走一步路。但是周镐却没有理解戴笠的本意。也许他自认为是军统地工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出身不一样，“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再说，当初自己奉命深入虎穴，在日伪的“心脏”地带出生入死，战斗到抗战胜利，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许他认为日军投降，中央军未到，伪政府又在8 月16 日宣布解散，这时正是形势混乱之时，自己何不趁乱“揭杆”而起，向日伪组织受降，建立一个天大的功绩，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功劳。可见，周镐当时心态是既复杂又幼稚的。总之，不论周镐是怎样想的，他既得了个“南京指挥部指挥”

的头衔，就违背戴笠的指示，擅自大干起来。8 月16 日，周镐宣布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接着在未经请示戴笠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连续采取了几项重大行动步骤：一是决定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大报；二是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并控制了江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同时通知南京其它新闻机构，听命南京指挥部指挥，不许擅自妄动；三是封锁南京的交通路口和车站，并命令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同时由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主要汉奸的逮捕任务，其中的伪官有中央常委、工商部长梅思平、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陆军部长萧叔宣、南京市长周学昌、中央军校校长鲍文沛等，共47 人，全部关在伪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四是周镐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等等。试想，事关肃奸、受降、接收日伪产业等，是何等大事，就是戴笠也无权作出决定，而必须服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至于冈村宁次的投降仪式，则必须由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才可以受降，如果由周镐组织受降，以后何应钦的受降典礼还怎么搞？这岂不是打乱了蒋介石的统盘计划，损害了重庆政府的正统形象。一个军统地工人员，如此胆大妄为，这就触犯了戴笠的悬禁。偏偏周镐在逮捕汉奸过程中，因行动不慎，打死了拒捕的汪伪陆军部长萧叔宣。此举在汪伪高层汉奸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以至汪伪巨奸陈公博也坐不住了，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但是，周镐的行动是打着军委会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活动的，谁也弄不清周镐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军没有干涉，汪伪军不敢镇压。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周镐是直接受命于戴笠的军统特务，也没有阻止，因此周镐也就更加放手大干。然而陈公博认为周镐是周佛海的人，周佛海是8 月16 日由上海到南京参加解散伪府的最后一次“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的，而周镐的发难正是始于这一天，故陈公博认为是周佛海的指使，也就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陈皋率宪兵与周镐的力量公开对抗，使南京的形势一触即发，十分紧张。陈皋甚至派宪兵包围了周佛海的住宅西流湾8 号，扬言要干掉周佛海。

周佛海在这种情况下，情知不妙，当即急电向戴笠请示报告。戴笠闻报大惊，立即授意周佛海采取断然措施，便宜行事，并下令由南京先遣军司令任援道的部队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周佛海受命后，考虑到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已有相当力量，唯有假手日军，才可以采取行动。于是，经过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中佐密谋策划，由小笠原中佐于18 日下午通知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当场将周镐扣留，然后由日军将被捕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周镐的接管行动由此流产。

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受戴命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到上海关押审查。周镐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后来在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始被释放，才有人告诉周镐，戴笠所以要囚禁他，一方面认为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大张旗鼓是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一方面怀疑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南方大学法律系大学生）思想左倾，可能是共产党，并且他们在结婚时场面很大，违反了军统纪律等。戴已认定周镐是个不安分的人。尤其是戴笠当时执行蒋介石的接收部署，首要目的是要利用日伪军和汉奸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城，等候中央军大部队到达后，才能相机组织对日军的受降，适时将伪军改编。南京是国民党旧都，蒋、戴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绝不能落入新四军之手。因此，蒋一方面命令南京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的新六军到南京接收。当时，对于蒋、戴来说，南京的形势确是十分危险，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距南京仅100 多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距南京更近的芜湖被围，南京郊县六合告急，新四军华东纵队的游击队部队迫近市效，出没于汤山、钟山一带，市中心新街口到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守城的日军黄昏后即不敢出城，并不时遭到袭击，防御极感困难，更有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投共后，南京更是一夕数惊，岌岌可危。因此，蒋、戴深知在新四军未到之前，南京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防御，方能阻止新四军前进。

然而周镐的肃奸、受降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但直接影响南京的顺利接收，而且对全国的受降接收亦有很大影响，戴笠岂能任其发展。

周镐受此次打击，自认为逮捕汉奸，受降日军，接收伪产等等，本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正义之举，却身陷囹圄，何罪之有？他由此对军统、对国民党产生了怨恨和反抗心理，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徐楚光引导争取，毅然脱离军统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是戴笠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以军统少将以上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主动弃暗投明，成为中共党人，继而又成为革命烈士，周镐大概是唯一一例。

戴笠在淳安期间，虽然以主要注意力指挥对京、沪、杭等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分出精力指挥军统组织加强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收活动。

在日军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得到戴笠的电报，在宋梅村的监督下宣誓就职后，又派总部宣导局长邵青携带华北地区伪军实力状况，兵力驻地以及有关八路军在华北地域内概况等文件，乘美军飞机经西安到重庆，找到军统局布置处长马汉三和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直接晋见蒋介石，蒋指示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门致中按照蒋、戴的指示，积极进行部署，阻止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前进，要所属伪军加强固守，等待国军接收。结果门部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胶东平度县附近的1 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部分。

华北、中原是伪军相当集中的地方，并且诸如门致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所以蒋介石派遣曾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令部次长熊斌到华北策反。但熊是官僚出身，不知道策反工作中秘密通信的重要性，结果熊斌到陕西汉中后，因无秘密通信渠道，始终与各伪军将领无法联系，所谓策反自是一场空话。熊斌没有办法，又跑到西安找胡宗南请求帮助，但熊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与胡的关系一向不好，后被胡用黄埔同学祝绍周将其挤走，胡怨恨未解，对熊爱睬不睬。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已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熊斌才想起在重庆临出发前与戴笠见面时，戴说过军统在华北敌后主要城市早有布置，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有所帮助。于是，在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的这一天，熊斌的随员找到文强，邀其见面商谈，希望越快越好。此时，戴笠虽在淳安，但想到熊斌的华北之行，将有诸多困难，于是通过毛人凤指示文强，尽力协助熊斌完成任务。文强按戴笠指示，当晚就与熊斌在西安玄枫桥高桂滋住宅见面会谈。熊斌说：“这次的任务艰巨，在汉中耽误了十多天，不料日本投降这样快。今日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百多万伪军武装力量控制到手，就可打击和牵制八路军的行动，这是争天下的一着要棋。”又说：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星散，或者倒向八路军一边。

如今到了千钧一发之时，也无妙策。问题是蒋主席的命令难以立刻传到，汉奸头头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印信，靠报纸是不会相信的。“在重庆与戴局长商量过，要我到西安找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迅速的办法与伪军将领取得联络？”熊斌指着一大堆加盖了关防印信的空白文书对文强说：“可以权从发表伪军将领的临时头衔，大大小小一律称为‘先遣军’。这不但为汉奸摘了帽子，也可以利用他们去打共产党。委员长委派我为‘华北宣抚使’，一切以华北宣抚使署对外。委员长真是‘英明’，过去人家不愿听‘曲线救国’这个名称，而今有验，非高瞻远瞩，焉能有此。希望你多多协助我。”文强说，我已接到戴局长来电，一切听次长指示办理，并当即向熊斌提出3 条解决办法：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并令孙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星夜送达，愈快愈好，另由文强电嘱孙部军统情报组长李守静妥慎处理。二是由文强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星夜兼程送达，以作孙部转送电令的佐证。三是从广播中广为宣传。

熊斌当即同意文强所拟办法，一夜之间，即将要办的电文发出，第二天就得到孙殿英复电，称克日就职视事，并将其他电令，着专人星夜分送。熊斌见此果然高兴，一再向蒋汇报。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8 个之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先遣军”司令、纵队、支队等名称，多如牛毛。熊斌也因招降汉奸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特别市长。

军统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以广州为中心进行的。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加之军统局光粤站长何崇校将老资格的伪军将领、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因而策反工作颇见成效。并在1945年初，何崇校与招桂章就详细拟定了在抗战胜利时如何确保广州，阻止广州附近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中共武装进城的行动方案，并上报局本部。何崇校还向戴笠建议，为了不使到时匆遽忙乱，请先委发招桂章一个适当名义。

戴笠经报蒋介石批准，即于1945 年2 月中旬复电光粤站，批准该站报的方案，并以蒋的名义正式委任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蒋、戴委任的第一个伪军将领。但何崇校接到戴笠的委今后，认为一个“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又擅自加上一个“总”字，成为“先遣军总司令”，送给招桂章，招果然很高兴。日军宣布投降后，广州先遣军司令部很快于8 月19 日正式成立，并于20 日即与进攻东莞的东江纵队发生战斗。这期间，军统局通过光粤站转发了大批以军委会名义委任的伪军将领。中美所别动军蔡春元支队，也奉戴笠命令于8 月20 日赶到广州，并伙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闯进市区“抢收”，给广州秩序造成极度混乱。

在广东方面，戴笠最关心的就是巨奸陈壁君和褚民谊的动向问题。广州邻近香港，抗战胜利后，陈璧君的侄子和一些亲信纷纷逃往香港，陈壁君、褚民谊因存一丝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去了一份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意在进行试探。戴笠认为广东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应即设法对陈、褚二奸进行逮捕，以防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震荡，戴笠于8 月20 日从淳安给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发出电令，指示他用诱捕方法对陈、褚二奸拘押听审。

郑鹤影接电后，即以奉蒋介石、戴笠指示，以“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为名，就“商”于陈、褚二人，是否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暂住，从而取得陈、褚同意，郑接着又伪造蒋的电令，称重庆已有专机到穗，接陈、褚到渝面叙，陈、褚不知是计，于8 月26 日随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中美所第1 纵队第1 支队司令蔡春元到达广州市郊市桥，被软禁在已被军统接收的伪军长李辅群的一所两层楼房里。9 月12 日，郑鹤影又将陈、褚押回广州市区，囚禁在广州市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寓所，10 月14 日，被戴笠派专机解往南京关押，陈、褚也成为战后军统最早逮捕的两个汪伪高级汉奸。

广州先遣军总部于10 月5 日结束。在这前后，因何崇校组织策反和接收有功，确保广州未落入中共武装之手，经戴笠申报，蒋介石发给何崇校云麾勋章1 枚，这是一般军统特务很少得到的“殊荣”。

戴笠系统的军统特务、中美所武装及各公开机关的接收活动，一般来说比国民党中央军到达各接收地点，平均要早10 天至半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利用所谓策反的伪军汉奸人员一方面确保城市安全，阻止中共武装人员进城，一方面搜集、了解当地日伪军驻地、番号、兵力等情况，迅速报军统局汇总，为国民党大军的抵达作好接应准备。1945 年8 月15 日上午，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冈村宁次大将，指示日军6 项投降原则，并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8 月16 日，蒋介石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建议，将主持受降工作的陆军总部推进地点由拟议中的江西上饶改为湖南芷江，8 月17 日，陆总前锋人员到达芷江，筹备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于8 月21 日到芷江受领投降事宜的活动。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自受命任受降主官后，一方面要主持对日方的受降事宜，一方面又要按蒋命，迅速划分中国战区的各个受降地区，指定受降主官，将国民党主力部队由大后方星夜推进到沦陷区接收，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争夺地盘。但是，由于何应钦在这方面毫无准备，在出任受降主官后，手头甚至连一份侵华日军驻地、番号、人数等详细名册都没有，临时请军统帮忙，直到何应钦准备去芷江前，在白市驿机场才等到由沈醉送到的这份东西。戴笠因有此功，故向何应钦提出在陆总及各战区设立办事处，自处长以下工作人员全部由军统推荐，此建议得到何应钦同意，于是顺利实施。

在指挥各地军统特务组织接收过程中，戴笠特别重视接收日军情报机关的资料，其中尤以接收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历年作战方面的资料最为重视，并由此受到蒋介石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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