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_9—12

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41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7_9 大赢家

1938 年3 月29 日至4 月1 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3 月29 日上午8 时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开幕式，同日晚8 时移至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举行预备会议。在历时4 天的会议中，就政治、党务和军事等许多问题作了讨论。其中重要议程之一是决定撤销复兴社等党内各派系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决定对1935 年5 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 年9 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即党务、特务部，陈立夫任部长，戴笠、徐恩曾分任该部的组长）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3 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蒋介石规定，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军统局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这样，中统局局长由CC 系大头目、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军统局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当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徐恩曾、戴笠等人的资历太浅，超升太快，难孚众望，但蒋的内心则是不想让特工头目地位太高，以至位高权重，难以抑制。因此，徐恩曾直到1945 年下台也没有能当上局长，戴笠的局长职务是在死后才公布的。

可见蒋对特工头目戒备之严。

戴笠未能当上局长，对郑介民的安排倒颇使蒋斟酌一番。最后决定在军统内设主任秘书一职，由郑介民担任。郑介民不愿屈就这个幕僚长的官职，采取软抗的办法，借故不到军统局工作，一心扑在军令部二厅中将副厅长的职位上。戴笠知道郑对主任秘书一职不感兴趣，只好在军统局内设代理主任秘书，初调大特务张严佛担任，后由心腹亲信毛人凤接替。从此，毛人凤在戴笠的逐步提携下，成为军统的“内当家”和接班人。

在这次特工机构大改组中，真正的赢家仍是戴笠。一是戴笠的死对头、CC 系大头目陈立夫经戴笠多次向蒋密报攻击，这次被蒋削弱了对中统组织的直接控制权，使中统力量有所削弱。二是军统局的历任局长贺耀祖、林蔚、张治中，钱大钧等人都清楚蒋的一贯作风，无不自觉回避军统局的实际工作，放手让戴笠去抓。三是将郑介民由副职降低为幕僚长，戴在军统更是一手遮天，无人能敌其锋。

军统局局长编阶为中将，副局长编阶为少将。5 月份，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8 月初，戴笠正式就少将副局长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召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先对此人端详一番，然后便按此人名单上的情况略问数语，如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之类，并在那份名单上注上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便对全体人员作一番训示，要旨仍是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作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介石于此连说了几个“好！

好！”召见仪式便算结束。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两统互相火并，以至两败俱伤，影响抗战和对中共的斗争。于是，蒋为了使两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平，特对戴笠、徐恩曾面谕，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作进一步分工，强调中统仍然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继续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蒋具体规定，中统越界在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移交军统，军统在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亦移交中统。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却连这些表面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执行军事第一的方针，正是发展军统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确按分工去做，岂不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手脚。因此，从武昌珞珈山会议结束到成立中，军统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没有真正按中、军统的分工去做过。特别是当时在围绕流亡学生的争夺上，以戴笠为首的一批原复兴社高干发动了一场对CC系的凌厉进攻。

当时抗战初起，大批流亡学生、失业青年逃往大后方。这时，曾在淞沪抗战后担任前方办事处长、负责收容任务的大特务文强触景生情，认为如果能把这批青年学生召集起来，赋以战时短期训练，不啻是“团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此，文强写了一份建议书，派人送汉口面呈戴笠。戴笠接到文强的报告极为重视。学生训练问题，本归CC 系处理。但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大权从cc 系手中硬抢过来。戴一方面电召文强到汉口述职，进行深入讨论，一方面与胡宗南、康泽、桂永清等原复兴社高干交换意见，共谋良策。

1938 年4 月，文强到达汉口。参加了原复兴社高干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戴笠主持，并说在座的都是同学，都是复兴社同志，要对校长负责保密。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CC 系、共产党争取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所谓为国储才是百年大什，等等。接着由文强介绍了他写建议书的动因和动机，并说“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不抓到手，必为延安所争取，也许被CC 系所掌握”。文强讲完后，胡宗南首先发言，表示同意文强的看法和建议，并提出“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请准校长批准非交我们来办不可，否则是办不好的”。胡宗南的结论性意见，得到康泽、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一定要争取时间，扩大地、有计划地来办。接下来在讨论上报校长的报告和计划书时，一致认为不可提与CC系争锋的事，而是与延安共产党争，要说得越厉害越好。善于制敌于先的戴笠已经准备好了上报校长报告书及计划书，大家一致通过。唯棋高一着地提出CC 系既抓党，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陈插手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最好是把要花钱的事，例如要继续升学的、全家逃难要救济的，都推给CC系去办。这样对蒋、对陈都有所交代。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后来，桂永清通过创办战时青年训练团，康泽通过设立青年训导团、队等机构，大肆招收青年学生。胡宗南的规模更大，先后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游击干部训练班、政工干部训练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将领”的招牌在西北地区到处设关建卡，拦截青年学生受训，扩充自己的势力。戴笠则通过大办特训班来贯彻他的意图。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受训的青年学生有成千上万，其确切数字，连军统人事处也没有彻底搞清过。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为两统之间的争斗作了无为的牺牲。

由于戴笠等人的抢先一步，既有蒋的批示，又有专设机构、专款专人来办，使CC 系在这个问题上大为被动。CC 系头子陈立夫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大发雷霆。1938 年5 月30 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宴请中央社会部的重要干部。陈立夫在宴席上就忍不住大发牢骚说：“现在各机关都派人组织民众，大发命令，权限不清，系统不明。如果说时弊，这就是时弊中的最大者！”

陈立夫最后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当前重大问题，曾提出计划，不但无法付诸实施，连拿出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至今还在档案里睡大觉”。由此可见，戴笠等人的这一手，确是戳到了CC 系的痛处。

戴笠联合黄埔系的中坚力量，确是与CC 系打了一场漂亮的进攻战。但说到底，戴笠对康泽、桂永清等人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发现黄埔系内部有机可乘，他也是毫不客气的。1938 年，康泽受到陈诚和CC 系的前后夹攻，处境维艰。戴笠见此也趁火打劫，就向蒋保荐郑介民的广东海南同乡、当时与戴笠关系尚好的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以康泽兼职过多为借口，升任黄为代总队长，把康赶走。康不肯罢休，伺机又重新打回去再任总队长，把黄赶跑，戴见无望，也才罢休。

CC 系老是被动挨打，当然并不甘心。他们了解到争夺青年学生的计划和行动，戴笠是始作俑者，加之复兴社表面上撤销后，CC 系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以戴笠为首的军统身上，更与戴势同水火，立意要伺机报复。CC 系特务经多方调查，掌握到进步色彩很浓的“东北救亡总会”暗中受到戴笠的指导和经费接济，决定借此发难，给戴笠一点“脸色”。

首先由负责监视“东总”的CC 系特务齐世英、韩韬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然后再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再由陈立夫将这个密报转呈蒋介石。蒋得报大怒，立批“严办”二字，并严厉申斥戴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中央党部事件”，限令戴立即查实具报。

戴笠是个心机极其缜密的人。他回到汉口办事处，对CC 系的密报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看出了诸多疑问和破绽，如果“东总”要搞暴动，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又是签名、又是盖章、又是形成书面记录和计划的做法，似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虽如此，戴笠却不动声色，他要借此进一步把“东总”推到cc 系的对立面，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5 月15 日，戴笠约见“东总”负责人之一王化一，一见面就用阴冷的语气说：“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年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

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因摸不着头脑，故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盛怒地抢白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把CC 系交给蒋的密报卷宗交给王化一看。王略为翻阅之后，就很快认定这是伪造，并指出三点明显破绽：一是记录有全体委员的签字，目前在武汉的委员不足半数，况有的签字根本不像，而且签字和记录都出于一个人的笔迹；二是按例从来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盖章的；三是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暴动，劫杀委员长更是捏造。

戴笠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于是用挑拨的口吻对王化一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

并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反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

王化一回到明月桥“东总”会址后，经过研究，先由在武汉的“东总”

委员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并送给戴笠。戴笠当即从3 个方面进行核证，一是请一位银行的印鉴专家对签字和印鉴加以核对，结论确是相差很多；二是再派特务了解未签名的委员确是不在武汉；三是密令武汉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以防奸查户口为名，对齐世英和韩韬等人的办事处及寓所进行突击检查，果然查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

戴笠搜集了这几个方面的铁证，立即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阅后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并把陈、徐大骂了一通。

1 个月后，戴笠密派武汉警察局的军统特务方超也对“东总”进行了一番突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这才有所放心。事后，却派人向“东总”

通风，说此举是Cc 系的报复行动。

戴笠虽然借“东总”狠狠敲了CC 系一记闷棍，但心里尚不解恨。当时，他听到手下的特务密报，CC 系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经常与何应钦、陈公博、罗君强（军委会秘书处长）等人于深夜在租界的咖啡馆等处吃喝玩乐。戴笠当即在夜深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查访，果然数次碰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

于是，再次把这些情况密报给蒋介石。蒋得报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对罗君强撤职查办，算是按职论罪各得其所。

唯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的改组派大将，故网开一面，未予查究。

中、军统成立后，特工力量迅速膨胀，情报数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深感军政事务繁重，难以对中、军统送来的情报一一详阅，因此考虑在侍从室内增设一名情报参谋，帮助他对各个特务系统送来的情报进行综合、校核、整理、分析工作，以提高对情报的利用质量，并减轻他的工作负荷。并有意考虑从CC 系特务或军统中选调。戴笠从蒋身边的亲信人员中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绝不能让CC 系抢走，当即抢先一步向蒋推荐军统老特务唐纵出任这一职务。

唐纵于1936 年春夏间从德国奉调回国。蒋起初拟由他负责新兵补充事宜。唐纵因特工活动步步凶险，一着不慎，即招满身祸事，本意也不想再回特务处工作。但戴笠坚主唐纵回特务处，几乎是“三顾茅庐”，上门动员唐纵归队，并多次向蒋请求。蒋也考虑唐从德国学习了先进的特工经验和技术，让他去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也好，于是仍把唐派回特务处。唐于此只好硬着头皮“归队”，初任特务处书记长，抗战后调任武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戴笠赶在陈立夫的前头为唐纵抢到这个要职，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与CC 系斗争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CC 系也确为此懊恼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期之后，CC 系和戴笠都发现唐纵尽量在两统之间摆平，并没有公然袒护军统，有时甚至能在蒋面前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的工作。CC 系这才放心。戴笠也才发觉中了唐纵的韬晦之计，选错了人。但这时唐纵已受蒋的极端信任，被提升为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戴无可奈何，深悔当初过于轻率，没有缜密考虑。虽如此，戴笠在表面上仍然极力拉拢唐纵，以尽量取得在与CC 系特务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但是，唐纵毕竟出自黄埔军校和军统组织，在感情上与中统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军统的争宠中，唐也往往站得靠军统近些，自觉不自觉地帮军统谋一些好处。比如，中、军统同样的情报送到唐纵手里，唐按例把军统的先送上去，然后再送中统的。久而久之，蒋形成一个印象，中统的工作总比军统滞后一步，工作效率不如军统高。这就使中统吃了不少暗亏，戴笠得到的好处当然也是不必说的。

07_10 “壮汉子”与“病汉子”

作为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工头目，戴笠有比常人更清醒的头脑和敏感的神经，尤其是他的强烈的反共意识，使蒋介石分外欣赏。抗战以后，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阶段。戴笠公开的反共口号不喊了，但隐蔽的反共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经常对身边的军统大特务们说，要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仍然看到中共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把共产党消灭，大家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由于戴笠所从事的特工活动，使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堕落看得更为透彻，因而他对国共两党在未来的公开斗争中的处境更为忧虑，并处处不忘利用合作阶段对共产党处处加以限制和打击。

1938 年1 月，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康泽上任后，邀请“东总”负责人、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参加拟订计划，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有的所谓组训民众办法作为蓝本，进行研究，意在对动员民众问题加以限制，设置障碍。这个计划受到在政治部内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批评，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也对这个计划极力加以批评。一天，戴笠设宴招待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吴瀚涛、田雨时等东北人士。

席间，阎宝航再次批评康泽的这个动员民众计划与抗战精神背道而驰，对动员民众问题除了取缔限制，还是限制取缔。善于逢迎讨好、意图升官的吴瀚涛危言耸听地接上去说：“我们今天不能再来个双十二，张学良已经铸过大错，我们不能再铸个大错，一切都应听从中央。”本就对阎宝航有所戒备的戴笠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地对阎说：“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着他后腿，不让他跑”。宴后，颇谙人情世故的戴笠自觉席上对阎宝航态度粗暴，于是又个别委婉其辞地对阎抚慰说：“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虽如此，戴笠关于“病汉子”“壮汉子”的观点，倒是多少对国共两党的状况说了老实话。

为了有效地与“壮汉子”进行斗争，戴笠从各方面调整部署，充实人员，要用所谓“看不见的力量”进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尤其重视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斗争，吹嘘要在中共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周围筑一条无形的封锁线，紧紧地把延安困在里面，然后再派出大批特工打入延安，里应外合，彻底破坏中共组织，实现蒋介石用几十万军队在西北无法达到的目的。

戴笠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虽早有布置，但收效甚微。1936 年，戴笠曾指示马志超办了一期“特警训练班”，这是军统历史上最早的专以打入边区为目标的训练班，并从南京派遣有对共斗争经验的特务骨干娄剑任队长，用半年时间训练了五六十名学生。期满后，挑选了小部分高材生混入延安，但很快因无法立足，只好撤回，戴笠原打算通过这些潜伏特务建立延安组的计划只好放弃。西安事变后，特务处在陕西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暂时停顿。

1937 年初，“西北剿总”撤销，成立军委会西安行营，蒋调军政部次长顾祝同任行营主任。戴利用这个机会，派大特务王天木随顾祝同入陕，重建西北区。1937 年夏，又调原西北区第一任区长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张严佛第二次入陕不久，就与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觉五等人针对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密谋策划，在西安建立了“特种会报”制度，联合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这个建议由西安行营新任主任蒋鼎文批准，于1937 年11 月正式施行。“特种会报”每星期举行1 次，参加成员分别是西安党政军警宪特的最高负责人，内容就是座谈关于中共问题、进步党派、青年学生等各方面的动态，商讨研究对策。

西安“特种会报”制度经西安行营和军统局西北区分别上报蒋介石和戴笠。蒋、戴都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国共合作时期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好办法，应转发各省施行。戴笠对此评价说，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互相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分散了，对消了。久而久之，成了一个病汉子。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他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用“特种会报”的办法来防共，确是“病汉子”对付“壮汉子”的一着高招。

西北区重建后，戴笠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能直接派人打入边区或延安，建立延安站或潜伏组的问题。1938 年3 月，西北区通过陕西省电政管理局局长顾德明的关系，派遣西北区无线电支台台长汪克毅任延安电报局长，以便借此站住脚跟，再逐步发展组织，开展活动。戴笠接到张严佛的报告后，满心欢喜，称赞张这一手干得漂亮，一心等汪克毅能在延安干出成绩，好向校长报功。岂知，仅过了两个多月，汪克毅终因站不住脚，就从延安逃了回来。

这使戴笠非常失望，汪克毅从此被晾到一边，不得重用。

直接派遣特务难以打入延安和边区，戴笠指示张严佛运用小商小贩进入边区活动，搜集情报，认为这些人流动性大，不引人注目，即使失败了，于本身也没有多大损失。此举经西北区多次努力，因边区外的行商难以进入边区，边区内的行商只跟共产党走，收买不到，结果这个办法也只好作罢。

不久，军委会天水行营政治部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去延安，戴笠再次派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随同考察团前往，来回半个多月，然后郭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再加油添醋地形容一番，写成一份报告，报给戴笠。戴看了很满意，认为这是军统特务第一次成功地在延安搜集到的有较高质量的情报。由此，调郭子明到局本部党政处中共科任第一任科长，主持对中共的斗争。

戴笠在抗战初期反共活动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指使军统西北区密谋暗杀了八路军的著名将领宣侠父。

宣侠父自从与戴笠、胡宗南在镇江三江营分手后，由蒋超雄直接带到南京引见给蒋介石，蒋手令宣为军委会少将参议，派驻淮阴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后宣侠父因反对梁部到江西围剿红军，再一次叛蒋而去。1937 年10月，中共中央在西安后宰门七贤庄1 号设立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宣侠父以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常驻西安，与西安国民党各方面的高层负责人进行联络。

宣侠父有两次叛蒋经历，蒋极为痛恨。戴深知这层关系，密令西北区特务对宣侠父严加监视。经西北区以设点监视、流动跟踪、网络控制、建立内线等办法，广泛搜集宣侠父在西安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戴笠汇报。从1938年初开始，戴笠先后数次向蒋介石密报了宣侠父在西安的活动情况，激起了蒋的杀机，5 月，西北区长张严佛调职武昌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戴笠又详细听取了张在西安监视宣侠父的情况汇报，再次向蒋作了密报，最后向蒋进言说，宣在西安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由此坚定了蒋的杀心。

7 月，蒋介石正式向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下达了“密裁”宣侠父的命令，由蒋鼎文在西安直接指挥军统西北区执行，同时，戴笠也电饬西北区代区长徐一觉在蒋主任领导下完成“密裁”任务。

8 月间，军统西北区代区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人经反复秘密策划，由蒋鼎文于夜间用电话将宣侠父诱出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在半路设伏绑架后，用绳索在车里勒死，投入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附近的一口枯井内，上用泥土复盖，事后，分别由蒋鼎文和戴笠向蒋介石复命。

在西北地区，除了军统西北区以外，戴笠还从各方面配合胡宗南开展反共活动。

1937 年11 月，胡宗南率所部17 军团撤出淞沪战场，二次入陕，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张反共王牌，屯兵西北。戴笠先后派大特务江雄风、俞墉、赵龙文等人到胡部工作，加上主动投奔的梁干乔，在胡部形成一个能力很强的特工人才小集团，深受胡的器重。为了保护胡宗南的安全，同时协助胡宗南的特务系统与军统西北地区的特工组织的关系，戴笠于1937 年底选派浙警校特训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组长、随从副官、侍勤处长等职，唐深受胡的赏识，成为胡的亲信特务头目。以至到后来，唐之于胡，有如戴之于蒋，到了荣损与共的地步。

西北地区几乎成为戴笠进行反共斗争的第二个大本营。

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保卫战时期，戴笠虽然反共的劲头很足，却屡屡不能奏效。他深知，一方面这是他过去擅长的动辄绑架暗杀的手段难以经常使用，手下又缺乏中统长期培养蓄积的反共理论和专业人才，军统虽然也集中了一批中共叛徒，但这些人过去在中共的地位不高，理论水平也有限，因而难以与中共进行有效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工作的张国焘有意脱离中共的消息后，十分高兴，急电军统在西安的组织，全力配合蒋鼎文、胡宗南拟定接应张国焘到武汉的行动方案。

1938 年4 月7 日，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奠的机会，钻进了胡宗南所备的专车，4 月11 日到达汉口。6 天后，张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组织，4 月22 日国民党《扫荡报》发表《张国焘声明》，5 月6 日发表《张国焘告国人书》。

自此，张公开投靠了国民党。

张国焘到武汉后，蒋介石十分高兴，他初嘱戴笠照料一切，由戴安排张住在武昌小洋楼，并令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继而又决定交给中统运用，由陈立夫具体找张国焘密谈。这使戴笠极为嫉妒。他掌握到负责接待的中统特务、军委会特检处长丁默邨有贪污招待费的劣迹，就向蒋密报，蒋大为震怒。不但决定追究丁默村的责任，而且决定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把张国焘以军委会中将委员的名义交由戴笠运用。蒋的这一决定使戴笠兴奋得几乎不能自己。他连续几天惊喜得睡不着觉，每遇一些密友或手下的大特务时，总是得意地说：“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戴笠认为张国焘此举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如果能利用他过去在中共的显赫地位和声望，对中共开展打进拉出的活动，即使不能彻底整垮共产党，至少可以对分裂中共组织起决定性作用。

戴笠还以能作张国焘的长官而感到自豪，把张作为得意的部属。在武汉时期，张国焘几乎成了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戴每次请客，准备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用很骄傲的口吻告诉其他被邀请的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张国焘被交给军统后，戴笠安排各个特务组织轮流找张国焘谈话，索取中共党组织和军队方面活动的情报。张国焘对此十分卖力，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并积极为戴笠的反共活动出谋划策。不久，武汉形势吃紧，戴笠把张国焘秘密送往重庆，准备作为手中的一张反共王牌进行充分运用。

07_11 大输家

1938 年8 月18 日，戴笠接到福建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的特急电报，谓该站副站长兼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枪决。戴笠一生与人争雄，屡战屡胜，鲜有失败，何曾受到如此蔑视，现忽闻自己的爱将被人砍头，不觉痛心疾首，当即决定从汉口过江到武昌珞珈山，向蒋介石告状。

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因心狠手辣，很受戴笠器重，并极力加以培养为心腹亲信。陈仪是政学系的核心干部之一，尤与政学系的领袖张群关系密切。

1934 年闽变之后由军政部政务次长调任闽省主政。他与戴笠原无宿怨，但由于有政学系这一层关系，他因而被戴笠取为监视对象，并密令张超执行这一任务。

张超自恃有戴笠这层关系，也就胆大妄为。他在闽北闽南等地招抚土匪，暗地发展军事力量，这就引起了陈仪的注意。陈仪知道张超是戴笠的人，还极力加以容忍。然张超不但不把陈仪放在眼里，而且密谋策划倒陈活动。由此触怒了陈仪，密令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多方搜集证据，伺机捕捉张超。

闽北站站长严灵峰获此消息，多次报告戴笠，但戴笠迟迟未采取措施，待张超在闽已不能立足，这才下令调张超出闽，另行任用。

张超倒陈未成，自己倒被赶出闽省，心中自是不甘，于是决定在临走之前大闹一场，把陈仪搞臭，使陈仪在福建也不能立足。张超将平时搜集的有关陈仪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整理出陈的十大罪状，派人到处张贴。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条是揭露陈仪老婆古月芳是日本间谍，陈仪通过老婆与日本政府勾勾搭搭，因而有汉奸之嫌。这一记无疑是打在陈仪的痛处，陈仪几无退路可走，当即下令李进德逮捕张超。陈仪是有胆量的，他一旦下手，也就不再手软，并且不待戴笠援手相助，就将张超以煽动闽人自治、破坏抗战等罪名，立予枪决示众。

陈仪毕竟是政学系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久历宦海风波，深知政治上制变机先、先发制人的道理，也就不等戴笠告状，先期密派心腹李进德携带张超在福建擅自建立武装、鼓吹闽人自治、暗杀谢荫德、为邝汉鸣冤以及进行倒陈活动的种种罪证，用专机密送武昌，再打电话给政学系首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请张群亲自陪同李进德晋见蒋介石，把张超的罪行和罪证全部呈送蒋过目。

自戴笠出山以来，地方封疆大吏敢于直接下令枪杀军统的重要干部，陈仪是第一人。素以争强好胜著称的戴笠，岂能容忍陈仪开此悬禁。但他在较量政治手腕方面毕竟难敌政学系的这一批老官僚，结果告状晚了一步，非但告状没有获准，反遭一顿臭骂，蒋怒斥说，张超有什么冤？他在福建搞闽人自治、反对陈主席、动摇地方抗战大局，铁证如山，死有余辜。你竟然口口声声为张超喊冤，真卑鄙，真无耻。直骂得戴笠汗颜满面，几无地自容。到了这步田地，戴笠才知自己小觑了陈仪，以至铸成大错。但事到如今，戴笠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扑通”一声在蒋面前跪下，痛哭流涕地诉说，张超千错万错，自有“团体”纪律制裁，他陈仪要抓便抓，要杀便杀，如果校长不能给我作主，以后我也无法再干下去了。于是，戴笠一股傻劲上来，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哭。蒋介石横竖不开口，他就横竖不起来。

蒋介石的坏脾气和他的独裁一样，都是一流的。平时，只要听到不同意见，马上就要用坏脾气去对付，何曾遇到今天像戴笠这样用泼皮手段对他进行要挟、纠缠，蒋介石一时无计可施，不觉也惹发了当年在江湖上练就的一套流氓脾气，抬起脚用皮鞋对戴笠一阵猛踢，嘴里不停地大骂戴笠“下贱！”

“没有人格！”戴笠剧痛之下，锐气不减，仍然强辩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戴笠见蒋介石还是不肯答应，进一步申诉道，报告校长，学生无能，并非无耻。我领导无方，现在呈请校长准予辞职。

当天，戴笠回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 号之5 寓所，果然写了辞职报告，当即呈送上去。

蒋介石一看戴笠动了真格的，不觉心软下来。蒋想：戴笠当然是不能走的，否则从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心腹杀手？陈仪自然也不能处分，否则，今后何以号召政学系这批官僚为我卖命？看来，鱼和熊掌要兼得，只有和戴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让他了解我的处境和难处，打消辞职的念头。

8 月19 日，亦即戴笠呈送辞职报告的第二天，蒋介石把戴笠召到武昌珞珈山官邸，训示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话锋一转，蒋介石用一种难得的爱抚、亲切语气进一步开导说，陈仪的问题，不是一个陈仪，他是政学系的人，内有张群、翁文灏、魏道明、张嘉、何廉这些党国中枢，外有熊式辉、吴鼎昌、吴铁城、沈鸿烈这些封疆大吏，还有蒋廷黻这些驻外大使，都是和陈仪有关系的。他们中不少人过去为党国的反共事业出过大气力，帮过我的大忙。今天又有不少人是学者从政，我正要借重他们改善政府的形象，为党国的事业效力。自从他们的头子杨永泰在武昌被人打死后，这些人一个个都心存疑虑，战战兢兢，自相惊拢。我正要对他们多加抚慰，使他们安心供职。决不能为了一个张超，再惊动他们，动摇大局。你是我的好学生，就要体谅我的一番苦心。至于李进德，我现在就下令撤销他的警察局长职务，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你也回去好好想一想，张超之事，不许再提了，辞职之事，也不许再提。

戴笠听了蒋介石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极为感动。自从戴笠于1927 年跟随蒋介石搞特工活动开始，戴笠已记不清蒋介石和他见了多少次面，讲了多少次话，但从没有哪一次见面像这一次亲切、随和、爱抚，也从没有哪一次谈话像这一次知己、恳切、充满感情。戴笠真切地感受到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心腹亲信那种无话不可谈、无心不可交、无密不可泄的知己地位的满足。当即，戴笠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地回到寓所，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12 个字。并以此训示手下的特务们说：“我们的一切，都以这12 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神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从此，这12 个字成为戴笠标榜自己的座右铭。

07_12 忠与奸

八一三战起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战场上的规模越打越大；一方面与日方秘密进行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入。在这之间，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奸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璟。陈恭澍奉戴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郑诒逼矫涸冢猿顺敌惺坏耐蹩嗣羰敌芯鸦鳎蹩嗣艚鍪芮嵘耍胨档娜毡竟宋噬奖救僦稳幢坏背〈蛩馈Ｊ潞螅渭泳鸦鞯男卸匚窭甲哟骸⑿熳愿槐蝗毡鞠鼙叮罄丛獾缴焙Α?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箓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忧虑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落水维持局面。

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此一拍就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效劳，乘机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汉口都十分关注。从杜月笙来说，他深知黄金荣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唯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况杜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设若张翻脸不认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杜在上海的地位和利益。但这时杜顾虑到与张结拜兄弟的名声，还不想对张立下杀手，以免在江湖上引起非议。从戴笠来说，他深知张啸林的恶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也有一批门徒。如果让他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很艰难，甚至会被完全挤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考虑对张啸林应有个对策。但这件事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于是，戴笠于1938 年5 月利用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的机会，电邀杜月笙到汉口。

在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并邀请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种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戴笠要设计对付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等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这在戴笠来说，本是看透了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久经江湖历练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讲究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现在有陆、汪等人在场作证，可见得将来传闻出去杀张之谋出自戴笠，与杜无关，而杜却可以从中协助。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席间只剩下杜、陆、汪3 个人。于是戴单刀直入地对杜说：

杜先生，大帅（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杜则谨慎地回答，这也谈不到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杜的语气重在替张作辩解。戴笠听了杜的话，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双手拍拍杜的肩胛，说：“杜先生，你要大义灭亲！”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杜则似乎很激动地说，我的人决不杀他。杜的话已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目的，于是把话题转了方向，直接对从上海沦陷区赶到汉口开会的汪曼云说，曼云兄，你回上海对他们说，要再是这样搞下去，别说我要他的脑袋。汪听了只好随声唯唯。在归途的汽车里，杜有意对陆、汪两个人说，听雨农今天的话，我替隔壁很担心事哩！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笠已经暗中布置上海区对张啸林拟订制裁方案，并伺机实施。

在布置对张啸林采取行动的同时，戴笠对原北洋军阀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下达了密杀令。唐绍仪本不至死，但是因上海区得到唐绍仪正与日方专使拙井接触，意图出山主政的情报，戴笠极为重视，曾通过杜月笙电邀唐绍仪到香港，但遭唐拒绝。戴笠由此分析唐绍仪已经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准备出山搞维持会，于是下令周伟龙给予制裁。周伟龙组织军统特务，于1938年9 月30 日上午，在福开森路唐宅的客厅里，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死。

不料唐绍仪被杀，却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他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出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5000 元，并用国民党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蒋介石遇事惯骑两头马，即使在中日关系这样的国家大事上亦然。一方面炮火连天，兵戎相见；一方面唇枪舌剑，信使往还。打是真打，谈也是真谈。这在蒋的如意算盘则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

仅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与日方和谈的渠道就有3 个。

第一个与日和谈渠道通过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由孔派出自己的亲信学生、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与日本大亨、民间人士萱野长知秘密接触，宋美龄曾亲临指导。第二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侍从室二处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香港、上海、东京等地，与日本军方特务影佐祯昭进行接触。第三条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戴笠的军统特工渠道与日本军方代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在香港、澳门多次进行会谈。这就是被日方称之为“桐工作”的谈判路线。这是因为日方当时对其他渠道的和谈能否迅速有效地直通蒋介石身边，表示怀疑，因而在香港积极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直通蒋介石的谈判捷径。这个消息被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得到，张治平是留英学生，军统香港区通讯员。于是张将此消息通过香港区长王新衡密报戴笠。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迎合日方的愿望，密派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长相十分相似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进行会谈。戴把这项工作交给军统国际科敌伪股具体承办，并指定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其它任何方面、任何人不得与闻。所有来往电报，由译电科直送戴笠，由戴亲自面呈蒋介石。戴笠并为此秘密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

最后，双方商定由蒋介石、汪精卫、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三巨头举行会谈。

板垣征四郎是日本政府内著名的强硬派，原先对蒋介石持坚决的排斥态度。

在“桐工作”中，板垣指令今井武夫对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蒋难以接受，结果“桐工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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