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蒋介石扶植陈果夫发财陈立夫赴美助杜威当选

尽管孔、宋竭力反对，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还是控制了农民银行，但到处伸手的二陈枉为四大家族，最终也未发了大财。

二陈早就想插手经济，其插手经济的最初意图是为了解决党务活动经费不足问题。1932年，CC干将刘不同前往南京，向陈立夫要活动经费，陈立夫颇为感慨地说：“临时约法制定了，而宪法终将出世。政权方式是个多党的，到那时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不能列为国家预算，我们必须自想办法。党员交纳的党费为数很少，且绝大多数不交。校长（蒋介石）原计划采取党内募捐方式筹集之，并且希望孔祥熙与宋子文二部长多出点，可是事实上，他们口诺而不行动。我们怎么办呢？只有自办企业。大家都成了资本家，党费还没办法么！”陈果夫也有类似的想法。1934年立法院公布了宪法草案初稿后，二陈觉得此事已迫在眉睫，所以操办的更为积极，一方面操纵在国民党中常会中设立了以孔祥熙为首的党费基金筹募委员会；另一方面，鼓动CC人员向经济领域渗透，自己创办企业，做生意。但在抗战以前，除了陈果夫以江苏省主席的身份操纵江苏省农民银行和全国农村合作社而外，二陈在经济方面未取得什么成就。

二陈在经济方面打不开局面，一方面是蒋介石让他们分管的是党务，不是经济；更重要的，经济方面早已有人，宋子文、孔祥熙对二陈坚决抵制，反对他们插手。陈果夫无奈，只能在自己任主席的江苏省，改组原江苏省银行，更换总经理，并将江苏省银行和江苏省农民银行分了工。江苏省银行以工商业为对象，江苏省农民银行以农村为对象，将二行紧紧抓在了手里。可是，这两家银行的眼务范围非常有限，满足不了二陈拓展党务的需要和大批CC分子发财的要求，而经济方面的肥缺早已人满，二陈只能向贫困、但尚未被孔祥熙、宋子文官僚资本控制的农村伸手。

二陈控制农村是从“合作”和“地政”入手的。

1928年12月22日，有学术性质的“中国合作学社”成立，由陈果夫任理事长。随后，陈将合作推向了农村经济，发动了合作运动。1933年10月陈果夫出任江苏省主席时、全国合作运动最为发达的江苏省有各种合作社三千多个，社员十余万人，股金58万元，已初具规模。但除江苏、浙江二省外，其它各省的合作运动实际上是处在有名无实的阶段。1935年冬，为把持全国合作运动，陈果夫以训练合作人才为名，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准予在中央政治学校内设立“合作学院”，招收学生，学期二年，毕业后分配各地主管合作运动。这样，合作运动便顺理成章地为陈果夫所掌握。按照陈果夫的解释，农村合作分为农村工业合作、农业合作、商贸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五项内容，实际上控制了农村合作也就等于是控制了农村经济。

陈果夫重视“地”的作用始于他出任代理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2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内设立地政学院。这些地政学院毕业的学员，以后大多去了江苏，但其它各省也有毕业生分去。1934年，陈果夫联合其他四人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提出“推行本党土地政策纲领”一案，获得通过。1936年，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内出任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修订“土地法”和“土地法实行法”。1936年11月底，陈果夫以导淮会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建立集团农场屯田的建议，蒋介石批准。以后，陈又草拟《实行移垦政策刍议》，向国民党中央建议说：“我国人口分布至不匀称。沿海各省人口过密，食之者众，生计进啬。西南、西北各省，人口稀少，荒地连绵，生之者寡，生产遂无由发达。如能移沿海过剩人口，补西南、西北之不足，前者因人口疏散，民生易于解决；后者藉增加人口，发展生产，诚一举而两利也。故国家此后一方面固当努力各种建设；一方面应实行移民垦殖。”

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大员中，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注重农村经济、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之一，其建议主张未尝不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在1940年10月，由于他办农村合作经济在各方面已有相当成绩，因而被推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

1940年左右，国统区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物资匾乏，物价飞涨，主管战时经济的孔祥熙受到各方面猛烈抨击，财政有崩溃的可能，蒋介石对孔祥熙管理经济渐渐失望。此时宋子文正在美国联系美援，分身无术，不能回国主管经济，而在国民政府内既懂经济，又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人不多，蒋介石把目光逐渐投到了还算懂点经济的陈果夫身上。1940年，蒋介石任命陈果夫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命考试院高等考试专考财政金融人员一批，交给中央政治学校训练。同时，又命陈果夫负责的四联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制订扩大农业贷款，统一农贷的计划。

此时可办理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蓄汇业局和农本局等，十分混乱。陈果夫经过几年的整顿，将农村金融业务全部统一于中国农民银行，并取消了农本局。

陈果夫继续巩固他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1943年2月，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成立，陈被推为理事长；同年，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复兴农村法》，还在1940年提出“改善合作金融案”。

陈果夫在经济方面咄咄逼人的气势，引起了孔祥熙的不安，当1944年蒋介石准备任命陈果夫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时，孔祥熙以陈果夫未从事过金融事业为由，出面反对。为了使陈果夫不节外生枝，孔祥熙提名早年曾在金融界浸淫多年、颇精金融业务，但已脱离金融界多年的陈果夫的三叔陈其采出任常务董事，而以陈果夫为普通董事。孔祥熙此举，相当高明，既把陈果夫排除出了常董之列，而陈果夫又不好反对，只能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而且此时陈其采年事已高，活动能力和精力都相当有限。为了继续贬低陈果夫在中国农业银行中的地位，防止其参予具体经营业务，孔祥熙在诸位董事就任那天，在介绍各人情况时。对陈明褒暗贬，说陈果夫“是办党特别有研究的人，”其潜台词仿佛是在说别看陈“对金融不懂”。陈果夫在答词中声明，“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二十年之久”，说出了其过去在上海金融界的阅历。

孔祥熙虽然成功地未让陈果夫当成农民银行的常务董事，但由于陈刻意研究农村问题，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已形成了陈了解农村的印象。再加上孔在经济部门控制的太多，蒋介石有意让陈果夫也发点财，所以到1945年，陈果夫由普通董事一跃而为董事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取代了孔祥熙。1946年，CC大将李叔明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同年，作为统筹全国合作事业的专门机构“中央合作金库”宣告成立，这样，陈果夫便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和农业、农村金融机构。

在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之后，CC势力在经济界迅速扩展。1946年五月，陈果夫在重庆发起组织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自任董事长。4月，将原中央电影摄影场与接收敌伪的部分有关电影产业合并，组成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1946年互月，陈果夫联合吴稚晖、居正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议，将中央党部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陈果夫推荐戴季陶为董事长，而实际上由自己负责。1946年11月，陈果夫出任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党营文化与经济事业之业务，均受财务委员之指挥监督”。1947年1月，陈果夫出任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出任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

在陈果夫的带动和大力扶持下，CC分子向潮水一样涌向了经济部门，刘振东出任烟酒专卖局局长，骆美奂出任花纱布管理局局长，寿勉成出任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此外，在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的司长、帮办、科长中，各省财政厅中，也涌入了大批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徐恩曾不再满足于当特务头子的走私和贪污，竭力巴结蒋介石和吴铁城，想取代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陈立夫也觉得教育部是清水衙门，有意经济部。徐继庄抢占了邮政储蓄汇业局总经理的位子，赵棣华当了交通银行总经理，吴任沧出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所谓的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除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而外，基本上都受二陈势力控制。

在CC上层插手中央金融大权的同时，一些CC二流人物也趁抗战胜利，接收了大批敌伪公司、企业。骆美奂把天津的恒大卷烟公司，还有面粉业、酿酒业等，都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下，组织了华北企业公司；齐世英组建了东北企业公司；李先良负责青岛的接收，他抢占了青岛啤酒公司和冰厂等，组建青岛企业公司；任维峻被陈果夫派为台湾接收大员，控制台湾专卖局；上海由吴任沧负责，包括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房地产业、出版业、大大小小几百个工厂，几乎全被抢占。

为了管理接收到的企业，CC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专设有党营事业管理处，由陈果夫负责。所有党营企业，都以民营企业名义注册，如华北企业公司，就由骆美奂名义注册出面经营。企业组织，一般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每个厂、号、店填写若干股票，这些股票都存放在中央党部党营事业管理处内。股东的名字，大都是编造的，有的甚至把蒋介石给写上去，如上海《申报》的股票，写的就是蒋介石，以便亏损破产时赖帐。

陈果夫为首的CC分子抢占了一些经济金融部门后，经济收入果然不同。陈果夫本人，颇有节制，出任中国农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合作金库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财委会则一文不取。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份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已经难能可贵了。

陈果夫虽然颇能自制，但他手下的那帮喽啰们，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阔了，一时佳肴美酒，一掷千金。因为有了钱，骆美奂自己在南京也设了办事处，豪华淫奢，极尽排场，以至引起了蒋介石的反感，最后不得不出走美国避难。这时，陈果夫也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有的指责陈为官僚资本家，有的指责他贪污腐化，《经济通讯》还将陈果夫所能支配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加以公布。CC内部分化更加严重，一些未捞到实惠的人公开倒戈，一些知道内情的人也大加揭露，再加上美国舆论也指责陈果夫应对经济形势恶化负责，这使陈果夫不得不约束他的部下的行动，“我的财委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的事业的方针。”陈果夫自己也承认，他手下的喽啰们在接收中已捞足，“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

CC派在金融界的为非作歹，在国民参政会上也引起了反响，1945年7月19日，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指责说：“中国农民银行违反本身事业，贷放大宗商业款项，影响市面。”“中国农民银行运油售油固粮，有营私舞弊之嫌疑。”

宋子文也用行政手段对中国农民银行进行打击。1946年11月，宋子文下令所有军政存款以后都要存在中央银行国库局，其它各行不得办理。陈果夫对此大为不满，因为这等于是切断了农民银行的大宗存款来源，他马上在农民银行行务会议上说：“我们国家银行，除军政存款外，实无法吸收其他存款，各国银行都是如此，也不独本行为然。但自本月起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政府规定所有军政存款以后都要存在中央银行国库局，不能再作我们的大存户了。这就堵住了银行存款的来源。”没有存款，银行就不能生存，因此他提出要“向中央银行争转抵押、转押汇，洽商透支一千亿元”。由于CC大员掌握一部分党政机构，再经过和宋子文的讨价还价，最后取得了转抵押、转押汇、透支等权力，这使中国农民银行的业务不仅未萎缩，反而因为特权在手，业务直线上升，在1946——1947年间，陈果夫“为农行增加资产不少，可与其它国家行局并立。”以至陈果夫高兴地说：“蒋主席在四联理事会上特嘉奖农行，而且三中全会通过改革方案，特重农业金融，四联340次理事会更通过巨额农贷”。陈果夫得意洋洋，颇为自信，自称：“本行前途，比中国、交通两行还大，因农事包括加工运销、农田水利、森林土地等项，本行前途实未可限量。”农民银行总经理李叔明甚至想和宋子文平起平坐，当面对宋说：“我们中国农民银行的经理，并不在中国银行之下，凡中行经理可为之事，农行经理亦可优为。”

除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为CC完全掌握之外，CC还掌握三家地方银行，即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省银行，安徽省银行。一些次要的专业银行，CC也能插足便插足，甚至旧式钱庄也不放过。1949年12月，陈果夫去台湾养病，农行董事长和其它一切职务，全部辞去。

抗战以后，陈果夫插手经济，在几年之内使农行业务空前发展，其业务能力和实干精神确实非同寻常。因此，二陈在几年之内，便脐身了四大家族行列。但是，就个人所能掌握的财产来说，二陈个人钱财与其“四大家族”名号颇不相符。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私人股份非常之少。陈果夫担任职务虽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而且二陈树敌颇多，无风尚且起浪，不用说行为不轨了。再者，陈果夫虽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他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得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作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我管过很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往往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三十一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的收入，除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费了，从1928年起，他出过好多书，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生活、卫生、礼俗、幼儿读物等无所不包，以至胡适先生在谈到陈果夫时，非常钦佩地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当然，由于陈果夫的地位，他的稿费是相当高的。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道》、《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67200元，《医政漫谈》30000元。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临行前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钱用，都被他拒绝。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四千美金，也被他拒绝。到台湾后，他居住的是借台中市长的房子，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出不起房租。因为医药费太贵，他平时又不重储蓄，到台中以后竟至无钱买药，迫不得已，写信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陈果夫入不敷出的情况传到CC大将洪兰友耳中，洪乃向蒋介石汇报，蒋立命俞鸿钧从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作医药费，才解决了困难。陈果夫入不敷出，和法币大幅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但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六、七千万元的法币只值金元券十几元，而随后，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立夫身边也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时赠了他5万美元。到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来源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特别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可是坐吃山空，终于入不敷出。为了补贴家用，免于饥馁，陈立夫自办了一个小养鸡场，最多时达6500多只鸡，鸡场只由陈立夫和他的夫人孙禄卿两个人经营，陈立夫负责加饲料、清类和其它杂务，孙禄卿负责捡鸡蛋和管理家务。十年前的国民党大员，此时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1959年，陈立夫的老友蒋匀田到陈隐居的美国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莱克坞镇去看他，走近陈宅时，看到陈立夫正在掏鸡粪。孙禄卿说：“现在总算不错了，已经买了部车子，以前到镇上去买鸡饲料，都是他自己扛来扛去的。”此时陈立夫已年近六十，如此操劳。其生活艰辛可见一斑。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也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族资产所证实。建国后，曾专门在四川、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的，几乎没有。二陈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机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职，即无所留。

1948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可谓热闹非凡，先是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当了副总统，随后蒋介石派陈立夫携巨款去助杜威当选。结果蒋所反对的杜鲁门获胜，他以后几乎抛弃了蒋介石。

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后，其在远东的最大目标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尽快打败日本。出于此战略目的，为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扩大了对中国经济、军事援助的规模，并支持蒋介石参加国际事务，出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了使中国军队增加战斗力，在对日作战中做出更大的贡献，美国除支援中国大批作战物资外，还派在美国陆军中已具一定声望的陆军中将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协助蒋介石指挥和训练部队。

此时中日战争已历四年，在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虽已抵住日本的进攻，日本再增加军队，也不会取得什么大的进展，但中国也已经打得精疲力尽，只能勉力支撑，很难发动大的反击行动，中国战场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正处于相持不下的最困难的阶段。

可是此时，盟军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之后，突袭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日军进攻进展迅速，东南亚盟军已难于形成有组织的抵抗。由于此时美国军备薄弱，海军在珍珠港一战又损失严重，无力增援；英国一方面要对付希特勒德国可能举行的跨海进攻，同时在北非又和德意联军展开激战，无力东顾。东南亚地区英国有巨大的利益存在，散处各地方军事力量也有一定的规模，象马来西亚、香港、缅甸等都为英国殖民地。为振奋远东英驻军士气，使之不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尽管英国军事力量早已捉襟见肘，丘吉尔还是抽调英国皇家海军的最新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型巡洋舰“怯敌”号开往远东，作象征意义上的支援。但是该两舰刚刚开人南中国海海面，即为日本海军一举击沉。丘吉尔希望看到的该两舰开往远东会振奋远东英军士气，不仅未成，反而因该两舰的被击沉，士气更加低落。英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向蒋介石发出请求，要求中国出兵缅甸，支援英军，以避免日军攻入印度和东南亚战场盟军的彻底失败。

蒋介石派远征军于1942年出兵缅甸，意图有三个，一是扼制日军在东南亚的攻势，确保中国运送物资的国际通道的畅通；二是响应丘吉尔、罗斯福的要求，稳定东南亚局势，以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争取更多的物资援助；三是援助英军，以避免英军的彻底崩溃。蒋介石出兵的目的是：以确保中国战场的利益为核心，在达到稳定东南亚战场目的的同时，避免引起重大失败，以避免引起岌岌可危的中国战场的波动。因此在出兵后他力主中国军队应主要控制在缅北，缅南作战，应由英方负责。但罗斯福和史迪威都是从美国的全球利益出发，不管中国付出多大的牺牲，只要能牵制住更多的日军，都在所不惜。所以，在缅甸战场史迪威都尽量使中国投入的军队更多、战场规模更大，至于说在缅甸耗尽了中国非常有限的预备力量，日本着在中国战场本身发动进攻，怎么应付，他不想想。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使用中国军队，就象是拿着别人的孩子作诱饵去打狼，即使丢了孩子他只能打狼一木棒，他也不心疼，不会觉得得不偿失。与罗斯福、史迪威使用中国军队那种慷慨大度，毫不吝惜的态度相比，美国给的美援就要吝啬得多了。享受“租借法案”物资的其它大国苏联和英国，都有权自由支配，唯独中国不行，要由史迪威掌管。

蒋介石在中国国内要预备一部分力量反对共产党，他不可能不顾利害去把老本拚光，这就不可避免地和罗斯福、史迪威的花最少的钱，不惜把蒋介石榨干让他干最多的活的想法产生激烈的冲突。为迫使中国就范，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竟恶劣到想炸毁蒋介石座机的程度，可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1944年，罗斯福更以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把中国全部军队的指挥权让给史迪威。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和美国临近大选，这时和中国关系破裂会影响罗斯福重新当选，罗斯福才对蒋介石让步，将史迪威调回。

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的激化，除了中美战略利益分歧这一主要因素而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一批“中国通”认为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贪污腐化低能。在对日战争进行时，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将这一因素解释为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不利的原因。对日战争结束以后，苏联上升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头号敌人，而中共接近苏联，国民党接近美国，在中国美国利益的具体维护者便成了国民党。可是，美国深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低能，而共产党却蒸蒸日上，因而确信如果保证国民党不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1948年4月，美国支持的李宗仁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在美国，支持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政府腐化堕落的主要是执政的杜鲁门政府。杜鲁门在1945年因总统罗斯福逝世，以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三年来几乎处处和蒋介石作对，很多事情不让蒋如愿。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处境不利的形势使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党人杜威在反共上虽然不象后来的麦卡锡那样歇斯底里，但也是非常坚决的，不象杜鲁门那样有缓和余地。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象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控制很紧的对蒋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会结束，大批美援会源源而来。再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约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美金四百万美元，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蒋介石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他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吩咐。”可是，蒋介石终于打错了算盘，在大选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杜鲁门神话般地扭转了局势。1948年11月7日，杜鲁门在美国大选中击败杜威，当选总统。

而在此时的中国，三大战役正在进行中。国民党政府军事失败，人心离散，美援又迟迟不来。陈立夫因去美国活动，帮助杜威选举而大受指责，有人说美援不来，正是陈立夫此举所致。在情急无奈的情况下，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决定由宋美龄出访美国，以协商美援事宜。12月10日，杜鲁门夫妇约见宋美龄，宋向杜鲁门提出了再提供3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回答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朗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随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蒋介石急需得到的美援没有盼来，却于12月30日收到了白崇禧发自武汉的通宫电报，1949年元旦，蒋介石宣布下野。

杜鲁门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确实厌恶已极，在逼蒋下野以后，一方面支持李宗仁和谈；另一方面，为保住其在中国的影响，避免中国倒向苏联，甚至不惜抛弃南京政府，和共产党建立正常关系。因此，当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仅未随国民党迁往广州，反而留在了南京，以其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中共的黄华的师生关系，试图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建立关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由于公众舆论莫衷一是，美国国务院无法决定，最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等等再看的政策。

国民党撤往台湾以后，杜鲁门更一度采取放任中共进攻，或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对台湾问题声明，宣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此后不久，美国开始从台湾撤侨。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杜鲁门竟表示不承认。他在华盛顿和李宗仁往来密切，互相以“总统”相称。杜鲁门为和李宗仁会见事，还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到杜鲁门以何种礼仪接待李宗仁时，杜鲁门答道：“我以代总统地位邀请之，我以代总统地位招待之。”当记者又问：“蒋介石不是已复任总统了吗？”杜鲁门竟答：“我与他并无往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宣称是“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29日，第七舰队所属的2艘巡洋舰、6舰驱逐舰和1艘运输舰侵入台湾海峡。不久，中国北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抗美援朝上，渡海作战便搁置了下来。这样，朝鲜战争使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避免了覆亡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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