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章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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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护法运动”

袁世凯死后，被袁废除的临时约法算是恢复了，被袁解散的国会也重新召集了，但这并不表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胜利，而且这两个作为辛亥革命遗迹的东西，不久又被废弃了。

重新召开的国会中有国民党的议员，也有进步党的议员。但这时他们已不自称为国民党和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组成为“宪政商榷会”，并没有明确的纲领，又分裂成许多小的派别。进步党人组成为“宪法研究会”，由此这一派人被称为研究系，梁启超仍然是他们中的主要领袖人物。研究系拥护袁世凯的继承人段祺瑞，如同过去进步党拥护袁世凯一样。国会重开后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在国会议员们为宪法条文进行着无穷无尽的争执的过程中，国会又一次被解散。

国会的这一次被解散是在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排挤的情况下发生的。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军系统的两个大头目，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掌握着北京政权；冯国璋在1916年10月由国会选为副总统，但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地位，仍留任江苏督军（注：这时各省的军事长官改称为“督军”。）而不到北京。黎元洪看到北洋军中冯国璋一派和段祺瑞一派之间的裂痕，以为可以利用冯国璋来排除段祺瑞在北京政府中的势力。1917年，发生了要不要参加欧洲战争的争执。段祺瑞在研究系议员们的支持下主张参战，黎元洪在研究系以外的多数议员支持下反对参战，南京的冯国璋也表示不赞成参战。5月里，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段祺瑞立即唆使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八省军阀宣告“独立”，并且自己到了天津，组成各省总参谋处，进行反黎元洪的活动。以冯国璋为首的江苏、江西、湖北三省的军阀虽然不附和段祺瑞的行动，却也没有积极支持黎元洪的表示。处境危险的黎元洪，求助于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张勋不是北洋军嫡系，他一向主张清皇朝复辟，这时认为他的机会来了，便以在黎、段之间进行调停为名带兵入京。他的军队到北京后，他宣称，必须立即解散国会，否则无法进行调停。这样，黎元洪在6月12日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

张勋并不想当黎元洪的保护神，而是打算实现复辟。抱着同样主张的康有为这时从上海到北京，成为张勋的密切合作者。许多清朝的遗老旧臣也簇拥到张勋的周围来。7月1日他们请出了住在故宫中的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

张勋进京路过天津时，曾与段祺瑞会谈，后者完全知道张勋的谋画，并不表示反对。他是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并把黎元洪赶下台，然后自己来享受一切成果。所以当北京城内的复辟丑剧上演时，段祺瑞立即在马厂（在天津、沧州间的铁路线上）宣布讨伐张勋。张勋的兵力不多，无法抵抗出于他预料之外的这种压力。7月14日段祺瑞的军队进入北京，张勋、康有为等复辟派纷纷逃窜。不到半个月，这幕复辟丑剧结束。段祺瑞就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黎元洪只能宣告辞大总统职。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资格继任大总统，8月1日进京。段祺瑞仍为内阁总理。

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这时一个成了张勋复辟的同谋者，一个则是段祺瑞出兵讨伐张勋的谋士。在段祺瑞重新组织的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司法、农商、教育各部都由研究系的政客担任，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研究系还为段祺瑞出谋划策，不再恢复由黎元洪又一次解散了的国会，而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为加强北洋军阀在全国的统治造成更有利的条件。

历史学家李剑农这样评论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梁氏相信国家要有一种中坚实力来维持，北洋派的武力有可以成为中坚实力的资格，很想和他们结合去改良他们；第一次想改良袁世凯，不成功；现在想改良冯、段。……”（注：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425。）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并不想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所想望的是依托北洋军阀的武力，实行梁启超历来所说的“开明专制”或“共和国体下之专制”，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国家稳定的局面，其实这种局面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面，无论怎样“改良”，是不可能稳定的。

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倾轧，并由于南方几个省的地方军阀和北洋军阀的矛盾，段祺瑞的包括研究系人物的内阁只存在了四个月就下台了。虽然到了1918年3月段祺瑞重整旗鼓，再任内阁总理，但这回的内阁中研究系已没有份。段祺瑞以他所更加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并在1918年8月制造了一个国会。由于这个国会是以安福俱乐部的成员占多数，被称为“安福国会”。受段祺瑞的逼迫，大总统冯国璋辞职退位。安福国会另选了个前清老官僚（也是袁世凯的老伙伴）徐世昌为大总统。这样，在北洋军阀系统内部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段是安徽人）和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是直隶人）（注：冯国璋在1919年病死，曹锟成了直系军阀的领袖，曹锟也是直隶人。）的对立越来越剧烈，以至后来在1920年发生了两系军阀大火并（直皖战争）。

在皖系和直系的后面有外国帝国主义做后台。段祺瑞是一心一意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冯国璋从1913年底起盘踞江苏，和英、美帝国主义关系较深。当欧洲列强都卷入世界战争时，在远东还能同日本抗衡的只有美国。1917年2月美国参加世界战争，开始曾想把中国拉进战争。英、法、俄、意四国这时与日本秘密成立谅解，承认日本在战后可以占有山东的权利；日本又给段祺瑞政府一亿日元的贷款，段政府答应将三个兵工厂交给日本代为整理，并请日本军官来练兵。美国看到段政府将由于参战而更深地陷入日本控制下，便转而主张中国暂不参战。这是冯国璋和黎元洪反对参战的国际背景。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8月14日，宣布参加对德战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段祺瑞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求在国内实现武力统一；日本则企图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并且把中国军队用做进行反苏战争的附庸军。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这年5月间段祺瑞和日本政府订立秘密的“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注：包括陆军和海军两个协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页1365-1369。），保证日本军队可以在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进入中国境内，并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1917年到1918年之间，段祺瑞从日本得到了一笔笔巨额贷款，总数在五万万日元以上，这些贷款都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当时日本的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在下台后曾自夸说，日本从这种巨额投资中所得的利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1918年，欧洲战争结束，英、美重新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皖系势力有矛盾的直系军阀，就成为英、美所利用的工具。

在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时，又有南方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起而与北洋军阀抗衡。他们主要是在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中的头面人物陆荣廷和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的势力这时已伸张到广东，他部下的一个师长陈炳焜当了广东督军。云南的唐继尧不仅控制贵州，还有军队插手四川。所以他们是南方两个重要的实力派。张勋复辟时，他们宣布反对，但是段祺瑞捷足先登，他们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张勋复辟被推翻以后，段祺瑞企图用武力统一南方，使南方实力派感到受威胁。于是陆荣廷、唐继尧联合谴责北洋军阀解散民元国会，破坏民元约法，否认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这样，就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也宣布反对北洋军阀的政府。他在1917年7月从上海到广州。海军总司令程璧光这时率领海军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表示追随孙中山。南方的小军阀也愿意借用孙中山的威望。所以程璧光的海军和陆荣廷、唐继尧的地方实力成为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孙中山在到广州时发表演讲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能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在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鄙人密察大势，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无以贯彻其救国救民之宗旨。”（注：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的演讲。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页1072。）

总结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后形势发展的经验，孙中山提出了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的问题。但是究竟如何实现真共和呢？在反袁斗争中，中华革命党以“秘密团体”来搞革命，没有什么成效；进步党人依靠地方军阀力量占了先着。这时，孙中山实际上沿用了梁启超用过的办法。陆荣廷、唐继尧也正是梁启超两年前反袁世凯所依托的力量。

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护法”，就是维护继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又加以废弃了的民元约法。在他号召下，原国会的一部分议员来到广东，8月25日开始集会，因为人数不足，叫做“非常国会”。非常国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以孙中山为军政府的首脑，称为大元帅，而以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通电否认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北伐。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这回的护法运动形式上是孙中山领导的，但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不到一年，1918年5月，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准备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为此，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回到上海。辞职通电中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瘏口哓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注：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电。同上书，页1085。）不久后，他在致友人信中谈到在广东任大元帅职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解职以去。”（注：孙中山致港商陈赓如函。见《总理全集》，函扎页176。）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之所以失败，因为，第一，护法运动虽是反对篡窃民国的北洋军阀，但所提出的具体口号不过是恢复民元约法、民元国会，而且还表示承认黎元洪是合法总统，要求他复位，这些要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号召力的。第二，军政府所依靠的是南方的军阀势力。这些地方军阀所想的只是如何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对他们不过是个幌子。北洋势力中，段祺瑞倾向于用武力对付南方，冯国璋则倾向于同南方军阀讲条件，谋调和。唐继尧和陆荣廷一面表示赞成北伐，一面同北洋势力暗中往来，随时准备在适当的条件下妥协。正因此，孙中山不得不慨叹：“南与北一丘之貉”。

梁启超和孙中山虽然先后与西南军阀合作，但前者是通过反袁世凯而投身到段祺瑞门下，后者却在“孤立无助”中失败。陈独秀在1917年已曾这样评论进步党和国民党说：“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惟愚之评论进步党人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段祺瑞为把持北京政权而组织的各省军阀，当时称为督军团——引者）。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注：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又一次失败，虽然表明他这时找不到革命的出路，但这是由于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而失败，是他的荣誉而不是他的耻辱。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后，广东的护法军政府改行七总裁合议制，由非常国会推举岑春煊、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七人为总裁，而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注：七总裁中，伍廷芳和唐绍仪没有兵权，是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旧官僚。林葆怿是海军的首脑（程璧光已于1918年2月被人暗杀）。岑春煊是反袁的护国运动中的军务院的首脑，已见前。）孙中山没有就职，并在不久后辞去总裁这个空名。岑春煊既与陆荣廷的桂系军阀关系密切，又为国民党中称为政学系的一派人所拥戴。国民党这时四分五裂，政学系是其中的右翼，由曾参与欧事研究会的一部分政客所组成，他们的政治色彩实际上同北方的研究系差不多。以岑春煊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政客所支配。

以后，到了1920年，由于陈炯明的军队把桂系力量赶出广东，孙中山又回到广东，仍然在护法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的武力是孙中山1918年任大元帅时为对抗桂系力量而培植起来的。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不久，陈炯明又勾结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发动政变，使孙中山再一次无法在广州立足，护法运动遭到彻底失败。

吴玉章（他在护法运动期间作为民主革命家而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工作）的回忆录说：“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页109-110。）

这些是当时孙中山和其他有志于改造国家命运的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

（二）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由于战争，西方各国不可能继续以大量商品输入中国。虽然日本货的进口并不受到影响，反而更增加些，但进口货的总额减少是显著的。1912年（民国元年）进口额为四亿七千三百万两，1913年增加到五亿七千万两。到了1914年，欧战爆发的一年，是五亿五千七百万两，比前一年已减少了一些。以后几年，直到1918年，即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每年进口额都比1913年少，最少的一年是1915年，降到四亿五千四百万两，比1913年减少一亿一千多万两。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出口额一般的没有减少，这是因为战争中的各国需要从中国输入农产品、原料和面粉等等的原故。所以，在战前几年，中国每年入超数字达一亿两至二亿两，而在战时的1915年到1918年，入超降到二千六百万两至八千三百万两。

有些原来由于受外国货排挤，营业不振，甚至连年亏损，无法维持的私人资本企业，到了欧战期间，一变而为取得厚利。以纱厂来说，“1909年所建的无锡振新纱厂，经营七、八年，并无重要发展，惟到了1919-20年，股东红利曾高达六分之多。又同年所建的宁波和丰纱厂，战前本难于维持的，但在1919年该厂竟以九十万元的资本获净利达一百二十五万元。江阴利用纱厂，一向出租出去，1915年始由原股东收回自办，其后六年内以七十二万两的资本，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二枚纱锭，获利达三百余万元之多。……总之，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全能获得意外的厚利。”（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页185-186。）别的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华侨资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6年创办于香港，十万元的资金曾亏蚀殆尽。1915-1916年间，该公司业务大为发展，1918年它的总公司移到上海，除在上海设厂外，又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厂。1919年公开招股，成为一千五百万元的大公司。（注：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页1003-1005；参看龚骏编《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页226-227。）

这时期抵制日货的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了各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情。有人以牙粉和伞为例，说明抵制日货的效果：“从前中国人惯用舶来之牙粉，如日本之金刚石牙粉到处风行。其后无敌牌出而应世，外货势力遂削。”无敌牌牙粉是上海的一个笔名为天虚我生的文人陈栩园在1918年创办的家庭工业社的出品。“以前我国用伞多来自日本”，1918年，杭州的旧式作坊孙源兴“改良纸伞，减轻重量，制造弯伞柄”，由此杭州的制伞工场逐渐增多，所制丝伞、布伞在市场上渐次代替了进口的日本伞。（注：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页98。）

在欧战期间，发展得最快的是棉纺织业。这可以从下列关于华商棉纺织厂的统计数字看出来：（注：《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编印。原注：“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统计”。）

年份　　　　　　厂数　　　　　　纱锭（枚）　　　　　　布机（台）
1915　　　　　　22　　　　　　　　544,010　　　　　　　2,254
1919　　　　　　29　　　　　　　　659,721　　　　　　　2,650
1920　　　　　　37　　　　　　　　856,894　　　　　　　4,540
1921　　　　　　51　　　　　　　1,238,902　　　　　　　6,650
1922　　　　　　64　　　　　　　1,593,034　　　　　　　7,817

1919-1922已是战后时期。因为筹组新厂和从外国购置机器需要时间，所以由战时有利条件激起来的建厂潮流到了1921-1922年才达到顶点。在战前由经营面粉业发家的荣宗敬，1916年和1919年在上海办了两个纱厂，1921年又在无锡和汉口办了两个纱厂，（注：这四个厂即申新一厂到四厂，以后荣家还在1925-1928年续办了申新五厂到七厂。）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业资本家。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由于他的两个老厂在1915-1916年获利甚丰，就定了新建九个厂的大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1921年他在江苏海门办了个新厂，以后在1924年还办了个新厂。从上表中可以看到，1915年到1922年八年间，私人资本的纱厂，厂数和纱锭都增加了近二倍，布机增加且不止二倍，除了棉纺织业外，缫丝、丝织、针织等业这一时期都有显著发展。因此，这几年被认为是民族纺织业的“黄金时代”。

面粉在战前有少量出口，但进口是大量的。1913年和1914年的入超都在二百万担以上。1915年起的六年间一变而为出超，1918年到1921年每年出超二百万担到三百万担。在这期间，各地纷纷创办面粉工厂。战前全国面粉工厂只有四十多家，到了1920年、1921年间，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包括少数外国资本的工厂）。面粉工业也是在欧洲战争期间民族资本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

除了纺织业、面粉业以外，火柴、水泥、卷烟、榨油、造纸、制糖、制皂、制烛等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间也有些发展。总之，利用这时机发展的主要是轻工业，是日用品制造工业。民族的私人资本也只有力量发展这种较易于兴办，能较快取得利润的轻工业。

当时的军阀政府并不利用这种时机兴办工业。袁世凯、段祺瑞的政府从外国得来的大量借款都用于军政费用，特别是用以扩充军队。当权的大小军阀、官僚手中积累的财富，或用于购置田产，或用以从事商业投机和高利贷剥削，或存于外国银行。他们一般地对于办工业是没有兴趣的。但是社会上仍有相当数量的游资在寻求出路。有个作者这样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内则军阀干政，干戈迭寻，外则列强环伺，压迫有加。实业供其朘削，民生坠于涂炭。建设事由，无由发皇。民间资金苦无出路，壅塞于外国银行。在外商银行全盛时期，国人存款，多数无息，且有收取保管费者。”（注：洪大里：《民元来我国之工业》。见银行周报社编印的《民国经济史》，页237。）这些“苦无出路”的“民间资金”的拥有者大多是卸任失势的官僚军阀和较大的商人。在看到办工业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转而投资于工业。此外，有许多中小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也乘机经营新式的工业，他们所能办的当然只能是规模很少的企业，他们以及某些中小地主也成为较大企业吸收股金的对象。

民族工业繁荣的好景不长。1918年世界战争结束。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迅即上升到超过战前的水平。1919年的进口额为六亿四千六百万两，已高于战前1913年的五亿五千七百万两，但因这一年出口额还较多，所以入超只有一千六百万两。1920年进口额增为七亿六千二百万两，出口额却有所减少，这一年入超高达二亿二千万两，打破了战前的纪录。1921年进口额剧增为九亿两有余，入超高达三亿两。与外国商品的进口剧增同时，外国资本也大举重新侵入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期繁荣既然只是利用了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间隙，所以当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民族工业向前发展的趋势立刻就被打断了。受到打击最明显的也就是曾经发展最盛的棉纺织和面粉业。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而致产品销路呆滞，资金周转不灵，有的只能停产歇业，有的被外国资本并吞或因举借外债而受人操纵。

经济史研究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中国棉纺织业的繁荣景象，维持到1922年而完全消逝，接着就是长期的慢性萧条”。（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202。）另一作者说：“惜我国工业基础未固而欧战即已告终。民国九年（1920年），中国国外贸易为先前未有之巨额，然查其进出口货，进口增六分之一，出口反减少六分之一。外货又来，经济压迫又来，经济压迫之幕又开。国人居此恶劣环境之下，不知振刷精神，亟谋补救，反于此时争设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等投机事业，想谋意外之财，置本业于不顾，结果皆遭惨败。停厂者有之，杀生破家者有之，遂酿成民国十年（1921年）之经济恐慌”。（注：《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页132。）这所说争作投机事业的现象，是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下没有出路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商业高利贷资本统制工业资本的落后本质”（注：《中国棉纺织史稿》，页190。）的表现。许多工厂经营者特别在遇到困难时，就转而从商业投机中找出路，这种情形反过来更增加了工业的危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繁荣景象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繁荣景象的暂时出现及其迅速消失，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中国的国民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当时有些人因为看到政治黑暗无望而提倡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但是在军阀统治下根本谈不到发展教育。实业救国也同样只是一种空想。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间，中国思想界处于很混乱的状态。

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梁启超在1915年这样写道：“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注：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页80。）梁启超这段话透露了他一向抱有的对民主革命的反感，但是确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面对辛亥革命后混乱局势的悲观情绪。

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的思想。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前清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人员，康有为不但参加他们的行列，而且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蠢的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互相交织起来，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而仅仅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网罗。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冲决这种精神网罗的斗争。《新青年》杂志开始时名为《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起的半年内连续出版了六期。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从此它在青年群众中的影响，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扩大。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文化思想运动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以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而得名。开始于1919年前三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启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随着五四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

《新青年》创刊时表示这个杂志的宗旨不是“批评时政”。但杂志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思想工作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当时的政治问题，而要追求政治的一种根本改革。但他们也有些文章直接议论政治问题。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在1918年撰文痛驳康有为对共和的攻讦。康有为把民国成立后六年来的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现象都归罪于共和，也就是归罪于辛亥革命。为反驳这种说法，陈独秀指出：“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并不是“共和本身之罪”，而是由于受到“阻力”；“武人”象“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学者”象“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就是最强的阻力。“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亦古今中外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因此陈独秀指出：如果来讨论酿成“反动时代之黑暗”的原因，“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注：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陈独秀和《新青年》其他作者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就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们在反动势力的攻击面前，以坚定态度为辛亥革命作勇敢的辩护人。

初期《新青年》（注：《新青年》杂志一直出版到1926年。它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开始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这里所说的初期《新青年》是指直到1919年的《新青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它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这样做，所以民主共和只是个虚假的形式。他们就来着手从这方面做起。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新青年》的作者们针对着当时正在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猛的斗争。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同上书，第六卷，第一号。）根据历史和现实生活，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这些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说的话。戊戌时期维新派在中国近代第一次用向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新思想进行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冲击，但是正如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一样，他们的思想其实是半新半旧的。他们抬出孔子作招牌，并没有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决裂。辛亥时期的革命派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传统表示否定。他们推翻了两千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度，也就使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发生动摇。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的批判，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妥协也反映为对封建思想的妥协。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运动是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其斗争的彻底性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

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且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个重大功绩。《新青年》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文体的这种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新青年》的作者们说，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这虽然表现了他们还只能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库藏中寻找武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想武器是发挥了战斗作用的。从个人有独立自主权利的观点出发，他们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他们提倡的文学革命也贯彻了这种精神，主张写文章不应摹仿古人，写“八股文”，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这些呼声反映了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求，引起他们的共鸣，激起他们的斗争的热情。

《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来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比孙中山的国民党所进行的护法运动强大得多的生命力。

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运运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道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更是远远超越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两个时期的思想运动。

中国的知识界接触到社会主义并不始于五四时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人们已经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己的“弊病”而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已经谈论社会主义，有些刊物上还讲到马克思主义。但是那时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不过是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由于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免地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越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免下一步引起更“可怕”的社会主义革命。梁启超有的文章中表示他赞成社会主义，所指的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不必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可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采取某些措施，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他们把某种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案看成就是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虽然赞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反对发展资本主义，惟恐因此损伤小生产者的利益，因而主张建立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社会，这其实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陶成章一派人大体是这种思想。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还有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一般地只能发出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喧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除了接触到无政府主义以外，还接触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这种“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同某些知识分子很能投合，因此也有人接受了这种思潮。（注：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专号，其中有的文章表示赞成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激动，尤其是先进分子由此开拓了眼界，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辛亥革命究竟为什么失败？爱国志士们的救中国的目的究竟为什么达不到？为这些问题苦恼的先进分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解答。《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到1919年间开始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在1918年到1920年间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他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当时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很少的。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勇敢地投身入炽热的实践斗争中。他们的理论准备不够多，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四）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

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这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老官僚徐世昌，实际掌握北京政府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他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贷款喂养的所谓“参战军”。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退出后，由以岑春煊为首的军阀官僚所把持。南北两个政府1918年底宣布停战，并且在1919年2月开始举行议和的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也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加。

巴黎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会演说提出了“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并且表示，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次和会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可以利用这机会争得中国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反映人民的愿望，表示他们在这次和会上要做到：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界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战后，西方列强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和在战争期间得利最大的日本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尤其强烈地表现于美国和日本之间。中国代表团的官员中虽然有亲日派，但多数是亲美派。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特别对日本不利的要求，也同美国的怂恿有关系。但是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绝不愿自动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州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方面说，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终于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在讨论过程中，美国还提出了由五国共管的主张。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注：《每周评论》的这篇发刊词署名“只眼”，即陈独秀。）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注：见《每周评论》第二十期的《随感录》，也是陈独秀写的。）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注：章宗祥在“五四”时任北京政府驻日本公使。陆宗舆也曾任驻日本公使，“五四”时是币制局总裁，又是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的总裁。）。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游行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注：许德珩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在北京》。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211。）

《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底，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然杂陈于青年面前。青年学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跃。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社团组织。其中有出版《国民杂志》的国民社（上述的学生救国会的成员所组织），出版《新潮杂志》的新潮社，在城乡居民中进行通俗爱国宣传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一些由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青年组织的社团。这些社团是五四游行示威中的骨干。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和赵家楼的示威虽然带有群众自发性，但是整个行动比较有组织，而且在这一天行动以后能够坚持下去，就因为有这些社团的原故。这些社团和参加这些社团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他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推动运动的发展外，还和许多进步学生密切联系，参加了学联会的工作，并且组织学校教职员支持学生的运动。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游行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到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

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行的爱国斗争。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6月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渐渐平息了下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度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他们所遏制不了的。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荡。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渐渐地退出了斗争，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新青年》杂志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五四”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在仅仅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之多。这些社团和刊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但除了明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外，也几乎都不能不议论社会主义，议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议论马克思主义。

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20年1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的信上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瀰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注：《关于五四运动》。《孙中山选集》，页482。）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众起了先锋作用。占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卷入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特出的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二年，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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