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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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们一夜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为清朝统治敲响了丧钟。

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为了发动起义而商谈合作，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他们“首先比力量，争领导”，（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26。）很难谈得拢。共进会方面，打着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党人的招牌，又有较多的经费，实际上是以合作为名想吃掉文学社。文学社方面，对此显然有许多顾虑，社长蒋翊武曾向同社的人说：“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注：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同上书，第一辑，页71。）

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这两个组织在宣统三年七月里（1911年8月）决定合并起来。八月初三日（9月24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六十余人参加，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一说其名义是临时总司令），孙武被推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在共进会单独准备起义时，曾预定刘公担任湖北省都督。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家庭富有，共进会在武汉的活动经费就是靠他提供的五千两银子。孙武，湖北省武备学堂出身，当过军官，参加过1900年唐才常的起义，又到过日本。他原名葆仁，在湖北从事活动后，改名为武。

实际的起义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也不是在预定的领导机构率领下进行的。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官方加强了戒备。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位于汉口俄国租界内的机关里制造炸弹，不慎起火。俄国巡捕闻声来搜查，炸伤的孙武和其他在场的人逃走了，机关内的文件都被巡捕搜去。同这个机关相邻的刘公住的房子也连带遭到搜查，刘公自己逃掉，他的妻子、弟弟和其他若干人被捕。俄租界捕房立即把搜查到的东西和被捕者送交清朝官方。在武昌的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负责军事的人当天知道了这个情形，十分紧张。他们感到如果不赶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派人分头通知各标、各营的同志，在当天夜里十二时听到中和门外炮声时发动起义。但是给中和门外炮队的命令没有传达到。炮声未响，起义也就没有能实现。就在这个夜里，蒋翊武所在的机关遭到军警的袭击。蒋翊武和其他若干人逃脱，但又有多人被捕。

在被捕者中间，刘尧澂（和蒋翊武一起投军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的骨干，在这以前，他曾到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彭楚藩（也是知识青年，进过宪兵学校，因而当了宪兵，他先后参加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并为共进会吸收为会员）、杨宏胜（出身农民家庭，由绿营兵士而进入新军第三十标，是文学社社员）这三个人当夜受到审讯，坚贞不屈，在十九日早晨被杀。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中和变节者的口供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广总督瑞澂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三十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澂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营的军官负责巡查。瑞澂在十九日向朝廷报告这次事件，说是“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即时扑灭”。（注：《辛亥革命资料》第五册，页290。）他没有敢报告新军中的情况，他以为起义的行动及其领导机关已经粉碎，新军中的兵士们的问题不难逐步解决。

清朝官方没有料到，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里，武昌城内外的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兵士们自己发动起来了。

张彪统率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一万八千多人。这时已有一部分兵力被调到四川（为镇压四川的保路军起义，清廷派端方入川，第八镇所属的第十六协大半为端方带走），又有一部分兵力分驻在湖北省外县和汉口、汉阳等地。在武昌的兵力有十四个营，分驻城内外，约七千人。其中参加文学社等组织的约有三分之一；有的营，如第八镇所属的第三十标的两个营，多半是满洲兵，革命力量很小。十九日白天，各营中纷纷传说，瑞澂要派巡防营到新军各营中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形势十分紧张。就是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们也感到有牵连受祸的危险。

到了这天晚上，驻在中和门内的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内首先发生士兵哗变。这个营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较多，他们以熊秉坤为首，把士兵群众发动了起来。有几个军官被士兵打死，其他军官不敢拦阻。士兵们夺取了营房中的弹药，一哄而出，到了附近的楚望台，这里设有储藏枪炮子弹的军械库。驻防楚望台的本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反对革命的军官逃走了，因此军械库轻易地为起义士兵所占领。起义的士兵有三百多人，其中多数本未参加革命组织，在占领楚望台后，他们议论纷纷，秩序很乱。熊秉坤虽然在革命组织中有营代表的名义，但是掌握不了局面。有人把事变发生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了出来。兵士们，特别是临时参加的兵士们要求吴兆麟当总指挥。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的干事，但以后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熊秉坤等人只得顺应多数兵士要求有一个军官来指挥的情绪。这样，吴兆麟就成了起义军的指挥。他命令一部分兵力警戒附近驻扎的与革命为敌的部队，同时派人去同其他有革命力量的部队联系。这时，在城外的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兵营和辎重兵营中也有一部分兵士发动起来，他们有七十多人设法进了城来到楚望台。接着，属于第八镇的城外的三个炮兵营的几乎全体兵士和城里的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各一百多个士兵，还有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近百人，知道了起义的消息也起而响应，他们都集中到了楚望台。特别是炮兵营的兵士们拖了三门大炮进城，参加起义，更使军心大振。（注：关于工程兵第八营起义的具体情节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主要根据熊秉坤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一文，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

当天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在楚望台的炮声响起来后，武昌新军各标、营中更多的士兵参加起义了。新军的营级以上的绝大部分军官都感到自己部队内部不稳，为保全性命，各自离营躲避。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开始时还企图组织镇压，并且亲手杀死了一个进行联系的革命士兵。到了楚望台炮声响起来时，他看到自己在武昌的部队有的已经起义，其余他也控制不了，就躲到一个参谋的家里去了。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军部队都参加了起义，有一部分仍在反动军官控制下，有一部分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直到天明时，参加起义的部队为数共约二千人。湖广总督瑞澂，新军第八镇统制兼巡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等官员听到兵变后，立即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且组织可靠的兵力保卫督署，会剿造反的士兵。

起义军队由于缺乏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吴兆麟实际上只能指挥工程兵第八营），进攻督署开始时遇到挫折。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开炮击中督署。吓破了胆的瑞澂和铁忠等官员携带家小细软，打破督署后墙，出城逃上了长江上的一只兵舰。张彪仍然在他的司令部里继续顽抗（第八镇司令部与督署相邻）。起义士兵经过三次反复进攻，终于在天明前攻占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渡江逃到了汉口。藩台的衙门也差不多同时被士兵占领。

这样，经过一夜，到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早晨，武昌已经在起义的士兵们掌握中了。

但是，这些取得了胜利的士兵们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的人都不在现场。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在十八日脱险后离开武昌往西向京山、天门方面跑走了，“参谋长”孙武负伤后在汉口的一家日本医院里。还有刘公，这个预定担任都督、总理的人也躲藏在汉口。蒋翊武是在武昌起义的士兵们取得胜利后的第五天回到武昌，刘公和孙武甚至更晚一点才出头露面。

没有多年间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的斗争，不会有10月10日（注：这以后记月日，都以阳历为主。）的武昌起义；但这一夜间的胜利是革命士兵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取得的。他们独立地取得了胜利。为了保持这个胜利，他们面临着更严重的考验。

（二）“谋略处”的领导及其演变

在当时的革命士兵们的心目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革命就是要以一个新的政权来代替清朝统治。既然已经夺得了湖北的省会武昌，就应当建立一个向清朝宣布“独立”的湖北省的政权，以促进其他各省的响应，而达到全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目的。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来建立这个政权。

躲在一个参谋家里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在11日早晨被起义的兵士们发觉了。兵士们强迫他到楚望台。在楚望台担任指挥的吴兆麟以对待长官的礼仪迎接他。当天下午，革命士兵中的骨干分子们发起在谘议局召开会议，来解决建立新政府的问题。黎元洪在士兵们的枪口的威胁下来到了会场。革命士兵们所以选择谘议局做会场，是因为他们把谘议局看做是一个能代表“民意”的“新”的机关。谘议局的绅士们这时还不敢出头，在士兵们几次催请下，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和其他几个议员才不得不到会。汤化龙被推为会议的主席。这个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绅士面对着刚从战场下来的兵士们，不能不表示赞成革命，但他说，清廷一定会继续用兵，他不是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大家筹划，他是一定尽力帮忙的。在这次会议上，吴兆麟提议，由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他的建议得到了谘议局的绅士们的赞成，也得到了到场的士兵们的赞成。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早年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中供职。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之战中覆灭后，他成了张之洞的部下。张之洞很赏识他，曾派他到日本学习，逐步把他提拔起来，在1905年成立第二十一混成协时任他为协统。他是一个和革命毫无关系，而且从来敌视革命的旧军人。

当时参加起义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说，在参加起义的部队中，“非革命分子而临时同情革命的占多数”，“在谘议局开会推举都督的时候，新参加的人数超过革命党人”，（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159。）这的确是给了黎元洪上台的机会。多数的兵士们，由于习惯势力，总认为要成立政府，就要有黎元洪这样地位高的人来带头才象个样子。就是革命党人也没有能摆脱这种习惯势力，他们想依靠黎元洪、汤化龙的“声望”来号召群众，因此至少并不反对。而且共进会和文学社虽说是合并了，但门户之见仍然存在，他们并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原来商定的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负责人蒋翊武、孙武、刘公都没有在起义的过程中露面，他们中任何一个即使被提名，也不可能得到一致赞成。

在产生了都督的后一天，10月12日，又在谘议局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府下所属四个部的人选，汤化龙被邀请担任民政部长。

那末，是不是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政权立即就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呢？事情却也不是这样简单。这是因为，至少在武昌起义后最初几天里，黎元洪和汤化龙还不相信革命真能胜利，他们还不敢马上来享受奉送给他们的政权。

扬汤化龙后来说，他最初有过出任都督的打算，但其他立宪派绅士认为，“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所以劝阻了他。（注：李廉方编：《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出版，页103。）在起义者给了他民政部长的名义后，他没有推辞，但也不就任。他和他的朋友们还要观望一下。

如果汤化龙可以暂时采取超然态度的话，黎元洪在被安上都督头衔的时候，感到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实际上是被士兵们软禁在谘议局里，——当时，都督府就设在谘议局。他担心他的脑袋可能搬家：或者由于附和造反的罪名而被清朝政府砍掉，或者被认为不顺从革命而被士兵们砍掉。他在谘议局里采取不言不语的办法，既不敢拒绝担任都督，但也不出任何主意，对于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告不发表任何意见。

在把黎元洪推举为都督的那一天，还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共十五人，（注：当时人的记载和回忆录中所记谋略处的组成人名单大体相同，惟有一、二人有出入。综合各种较可靠记载，共得十二人，即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好几种记载说，一共是十五人，但都未提供完全的名单。）为首的是蔡济民(1887-1919)，新军中的一个排长，是日知会、文学社的成员。在10月10日夜里的起义中，他是二十九标中的革命士兵的带头人。其余我们所知道的人，除几个排长外，都是士兵。他们是文学社或共进会的成员，并且大多是在第一夜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在最初几天里军政府的一切大事都由谋略处决定。虽然军政府还成立了四个部，但都有名无实。谋略处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核心。可以说，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谋略处手里。革命幼苗刚刚出土，它是否真能成长起来，不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官，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甚至连革命派中的那些原来的领袖人物都还觉得没有把握。在这时候，扶育幼苗的工作落到了代表革命士兵的这些年青人手里。组成谋略处的十几个人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不自觉地掌握着革命的政权。他们在最困难的阶段把革命幼苗扶育起来，完全没有想到革命的果实立刻就会为反革命和假革命所吞噬。

武昌虽然说是光复了，许多在起义的夜里没有参与行动的新军兵士们也来参加革命了，但是长江上还泊着三艘清朝的兵舰（逃走了的湖广总督瑞澂就在兵舰上面），汉口方面还有张彪及其残部，武昌城内外也还有潜伏的反革命兵力。就在11日下午，逃匿蛇山上的原第三十标的百余满洲兵，在反对革命的军官率领下，突然偷袭谘议局，虽然他们立即被革命士兵所歼灭，但足见武昌的局势并不稳定。第二天，盛传清军即将大举反攻的谣言，满城风雨，军政府内有些办事人员悄悄地跑开了。在这种情势下，谋略处这个核心的存在，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分散在武昌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实行了镇压，并且在13日布置炮兵阵地，对长江上的三艘清朝兵船进行了炮战。革命的炮兵打得很好，清朝兵船受了伤，不得不远远撤退。这时，汉口和汉阳，由于驻扎在那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发动起义，也光复了。汉阳由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亚东担任知府，李亚东是日知会会员，1906年被捕，已经坐了五年牢了。汉口在光复后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由詹大悲和何海鸣分任正副主任，他们两人也是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张彪手里只剩下两个营，退到汉口郊区的刘家庙。

武汉以外，湖北各地也动起来了。10月13日共进会的刘英等人在鄂中的京山、天门间起兵，占领了这一带地方。刘英是共进会预定做湖北省副都督的，他所依靠的是会党的力量。同一天，群众武装占领汉川，推举从汉川狱中出来的日知会会员梁锺汉为总司令。16日，黄州、蕲春一带也由革命党人宣布光复。到了18日，驻宜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起义，迅速地获得了胜利，属于文学社的年青的士兵唐牺支被推为司令官。这样，武汉的两翼，长江的上下游都有了保障。

谋略处决定扩充军队，成立四个协。武汉城乡群众报名参军的人极为踊跃，五天就已足额。新军的兵士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四个协的各级军官。四个协统是吴兆麟、杜锡钧（原三十标的一个营长，是起义胜利后投诚的）、林翼支（原四十二标的一个兵士，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原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社员）。在这四个协成立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五协，协统由发动武昌起义的工程兵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代表熊秉坤担任。

旧的衙门打倒了，群众是高兴的。新产生的政府和军队一开始确也有些新的气象。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军官和军政府办事人员一律每月“仅支车马费二十元”，兵士的待遇则有些提高，“兵士每月支十元，头目十二元”。（注：曹亚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资料》第五册，页157。）军队的纪律很好，兵士们意识到自己应当和旧军队有所不同。社会上有了讲平等的空气，不许唤“老爷”、“大人”，不许坐轿。汉阳兵工厂正常地开工，工人们积极地生产枪械，供应民军。商会为军政府代筹经费。

军政府没有能在军事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他们本来可以占领汉口往北直到武胜关的铁路线，把武汉北方的大门守起来，但是没有这样做。清朝政府派出的讨伐造反者的部队的前锋，在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开到汉口附近。谋略处部署民军阻击。新编成的军队虽然缺乏训练，但是他们一般地打得很勇猛，并且得到了农民和铁路工人的支持。10月19日把敌人逐退到离汉口四十里的滠口以北。初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武汉的军民。

看到武汉的军政府有可能站住，有些原来新军中的比较高级的军官出来投效革命了。由于民军中缺乏军官，他们受到录用。其中有的人不但是投机，而且起破坏作用。还有些和黎元洪有关系的官僚政客也跑出来了，他们包围着黎元洪，给他出坏主意。

革命党方面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出来了，但他们一般地没有起好作用。蒋翊武从逃亡途中回到武汉后，据当时和他接触的张难先回忆说，他所担心的不是黎元洪当都督，而是黎元洪不肯承担这个职务。（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页274。）从上海来了居正，他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共进会的领袖人物，还来了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他们都是革命党中的知名人士。他们一到武汉，就和汤化龙一流人相结合。刘公、孙武也相继到了武昌。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黎元洪当都督是适当的，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把黎元洪是否真正愿意当都督看成似乎是成败的关键。

黎元洪逐渐变得“积极”起来了。在居正等人推动下，10月16日演出了由黎元洪登坛祭告黄帝并誓师阅兵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革命人物开始放下心来，黎元洪到底真正当起都督来了。这时，居正和汤化龙一起编制了一个《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页10-14。）。根据这个条例在17日产生了各部部长，算是正式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根据组织条件成立的军政府称为都督府。都督是军政府的首长，被赋与了很大的权力。都督府设四个部，司令部总长由都督兼任。另外三个部是军务部、参谋部、政务部。被任为军务部长的是孙武，副部长是蒋翊武和张振武（共进会的一个会员）。参谋部长是杨开甲（原新军第三十标标统），副部长是吴兆麟、杨玺章（新军中的一个营长，起义胜利后投效的）。政务部部长是汤化龙，政务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个局，都由原谘议局的议员们主持。由此可见，这个新政府的政务部完全归立宪派的地方绅士控制，参谋部交给了旧军官，只有军务部是在革命党人手里。

立宪派绅士们也积极起来了，一切混入革命的旧势力都积极起来了。由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谋略处从10月17日起不再存在了，由谋略处实际上当政的短暂的时日（一个星期）过去了。组成谋略处的成员们一般地不再在武昌军政府中起什么重要作用。他们中有些仍在军界活动的人，在民国初年先后直接或间接地被袁世凯、黎元洪杀死。

湖北省军政府到了10月26日又作了一次改组。根据这一天颁布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注：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1948年刊本，页46。），司令部改称军令部，原来的政务部下所属七个局，除文书局外，都改成部（内务、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编制），再加上原有的军务、参谋二部，共为九个部。由政务部分化出来的六个部仍由立宪派绅士们把持。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是黎元洪所亲信的原新军的一个营长。参谋部也仍由旧军官担任。这样，革命党人所掌握的仍只是军务部一个部。这个条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规定了军政府的都督的“僚属”中有秘书、顾问和稽查员这三种人，并且规定：秘书和顾问“由都督自行任用”，而“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命”。就在这个稽查员制度的基础上不久又成立了一个总监察处。总监察处设总监察一人，下分稽查、参议二部。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注：同上书，页74-76。）中规定：“总监察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选，呈请大总统亲任。稽查、参议二部人员，亦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举，会同总监察呈请大总统加扎委任”。这个总监察处是干什么的呢？“本处系奉全国大总统之令，监察鄂军政府各部用人行政而设”；“本处有监察军政府全体之责，虽都督有负职等事，亦得禀请大总统核办”。这里提到的大总统，是指全国的大总统，但当时还没有全国的政权，简章中的这种规定，显然是为了表明，总监察处的地位很高，它不由都督任命而是有权干涉都督的。简章还规定，湖北军政府的各部正副部长都要由监察处“公议推举”，然后“商请都督委任。”

其所以在《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规定了稽查员的制度，并且进一步成立了总监察处，看来是因为革命党人发觉作为都督的黎元洪的权力太大的原故。他们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资格而取得对都督和以都督为首的军政府实行监察的地位。总监察处是成立起来了，共进会的领袖之一的刘公担任总监察。但是总监察处显然并没有能起它的简章所规定的作用。这只要看参与当时军政府的人的回忆录极少提到这个机关就可知道了。不少人把它的名称误为总监察部，以为它是同军政府各部相并列的。事实上，总监察处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机关，丝毫不能扭转政权、军权逐步完全落到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的手上的趋势。

（三）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十二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起义的潮流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这些省分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朝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方面。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复杂情况将在下一章内叙述），但总的说来，它们都不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存在了。

为了应付武昌起义所造成的局势，北京的朝廷紧急地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发出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后一个措施往往否定了前一个措施，后一道谕令往往同前一道谕令相矛盾。这种情形充分表明面临末日的清皇朝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下令抽出北洋六镇中的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经河南南下，“赴鄂剿办”（注：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93。）。只隔了两天，即14日，又有一道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注：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94。）。

武昌新军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叛变对于清朝说来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在各省的新军都有可能出现同样情形。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是它最可以指靠的兵力，但是在这六镇的官兵中袁世凯的潜势力很大。而且袁世凯在各省的督抚和立宪派绅士中也很有影响。因此在朝廷中立刻就出现了起用袁世凯的呼声。摄政王载沣在两年前把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赶出朝廷，是不甘心看到他东山再起的。但是皇族内阁的总理奕劻，多年来已为袁世凯用贿赂买通，竭力为袁世凯说话。奕劻还有一条重要论据：“东交民巷（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区——引者）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出版，页108。）。这就是说，只有袁世凯，才是帝国主义信得过的人。

“隐居”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以“足疾”尚未痊愈为理由拒绝出任湖广总督。这时荫昌带领南下的军队以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由荫昌自己兼任第一军统领，而由冯国璋任第二军统领。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根据袁世凯暗中的指示有意放慢军事行动。袁世凯的计划是要让清朝朝廷更多地受到革命火焰的熬煎以至不得不向他交出更多的权力。朝廷在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日）派出袁世凯的老朋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这就是：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六个条件的基本内容是要清皇朝向他交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力。从这六条中，又可看出，袁世凯是想用武力以外的办法来对付革命势力。

清朝朝廷不得不逐步地接受袁世凯的这些条件。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另一个亲信大将，这时担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奉令到湖北，冯国璋改任第一军统领，段祺瑞任第二军统领。接着在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清廷下令召回荫昌而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由他统率水陆各军。

袁世凯这时仍然留在彰德不出来。但是按照他的指示，冯国璋的第一军向汉口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民军方面错误地任用了一个旧军官，原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前敌总指挥。由于这个总指挥怯战通敌，冯国璋在10月28日迅速占领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大悲即时处决了张景良。黄兴于29日到了武昌，担任起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挽回民军失利的形势。11月1日（九月十一日）北洋军完全占领了汉口，民军退到了汉阳。袁世凯之所以发动进攻，既是为了向清政府证明只有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也是为了向革命阵营显示一下他的力量。

北京朝廷想以立即实行宪政来逃脱革命危机。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以六岁的小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书责备自己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注：“路事蒙于佥壬”是说在铁路政策问题上受了奸佞的人蒙蔽。这里是指盛宣怀，九月初五日清廷革除盛宣怀邮传大臣的职。），则动拂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政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36。）同一天，又根据资政院提出的“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的请求，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构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要求他们“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注：同上书，页338。）这是向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一切君主立宪派人士，以及一切看到清皇朝的船即将沉没而转上了革命的船的黎元洪之类的人所发出的呼吁。资政院按规定于阴历九月初开会，它奉命急忙制定一个君主立宪的宪法。但是等不到宪法条文制定出来，11月1日（九月十一日），朝廷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命令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但湖北前方的军队仍归袁世凯节制。（注：同上书，页339。）

袁世凯提出的六个条件实际上完全实行了。他在10月31日从彰德到信阳督师，然后又到了汉口。但他并不急于按照朝廷的要求立即回京，而且对总理大臣的任命表示“谦辞”。他要先向革命阵营进行一些试探。象黎元洪在武昌的革命政府中当权并受到革命派拥戴这样的事实，当然是袁世凯满意的，这使他相信既可以利用革命来迫使清政府向他交权，又可以从革命阵营中找到他自己的人，从而由他来摆布革命。他向朝廷奏请停止用兵，同时派人和黎元洪联系。他的幕僚刘承恩，代表他写信给黎元洪，建议“和平了结”，并且要求革命方面承认君主立宪。黎元洪11月11日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凯派来的代表。由于黎元洪周围有着认为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实行民主共和的力量，由于革命已经得到各省的响应，声势愈来愈大，黎元洪表示不能同意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立宪。但是黎元洪又表示希望袁世凯来赞助共和，要他相信这样做比继续支持清皇朝是对他更为有利的。在黎元洪以他自己和“同志人等”的名义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注：这封信的日期不详，见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页281。）另一信中还推崇袁世凯是“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注：这封信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日，即阳历11月12日。《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页72，载有据原件的文本。该刊编者说，“经几位老先生按笔迹判断”，原件是汤化龙手书。）同时，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他的才能，并且说，只要他参加起义，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注：《黄兴致袁世凯书》（九月十九日即阳历11月9日）。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页71。）

黄兴之所以这样推崇袁世凯，是和汪精卫有关系的。已经为清朝的肃王善耆所收买的汪精卫在武昌起义时仍在狱中受着优待。不久他被释放。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在北京活动，很懂得这个有名的“革命家”的用处，立即为他的父亲加以收买。这时，汪精卫写信到武昌，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朝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革命党一致行动的。从此，汪精卫成为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工具。袁世凯在到了北京后和他直接联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毫无对于内奸的警惕，汪精卫放肆地在京津间的秘密革命组织中活动，并且竭力把推戴袁世凯的思想输送到南方去，以后他又带着这种思想到上海、南京活动。（注：李书城的《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说到汪精卫这时期的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200。参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版，页82、87等处。）

袁世凯对武昌政府的和平试探虽然没有立即收到成效，但是他开始摸清楚了革命阵营中的政治脉搏。

根据资政院的奏请，朝廷在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发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当时资政院的奏文中说：“伏查革命举动，业已四方响应，逐渐蔓延四川、广东、湖南、江西、陕西、山西、湖北等省。全国糜烂，时势日非。欲济时艰而平国乱，只有改良立宪之一法”。但是因为时间匆促，所以只能先提出一个宪法的纲要，这就是所谓《宪法信条十九条》。按照这个“十九条”，国号称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十九条》中规定，成立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长官”（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40-341。）。这样的立宪当然不足以消弭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潮流，但是对袁世凯却是有利的，因为这使他出任全权的总理大臣，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内阁，有了合法的根据。“十九条”中还规定在国会没有成立以前，它的职权由资政院代行。资政院在九月十九日举行了个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手续。袁世凯不再推辞了，他在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由汉口到达北京。三天后他组成了一个内阁，其中除了他所亲信的旧官僚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君主立宪派的绅士和名流，张謇被任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被任为法部副大臣，不过他们并没有到任。

这时，清皇朝已经把袁世凯看做唯一能够指靠的救星。袁世凯利用革命的形势而使清皇朝逐步地把权力移交给他的目的开始达到。

袁世凯之所以迅速地上升到权力的中心，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10月12日，武昌起义胜利后新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应付之赔款或外债，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这个照会同时也声明：“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于此次照会之后，清政府如与各国立有条约，无论何种，军政府概不承认”。（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08-309。）这个照会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同盟会预拟的“对外宣言”（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革命派本来以为由革命军政府发出这样的宣言，就可以争取各国来同情革命以至“承认”革命政府。武昌起义后最初的日子里的事实就已证明这不过是个幻想。

俄国人是最早知道革命派的这种对外政策的，因为武昌起义前在汉口俄国租界破获的革命派机关的文件中就有这个照会的底稿。俄国驻北京公使立即通知在汉口的领事：“如果革命者有任何正式宣言，拒绝答复”。（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329。）英国驻北京公使在接到驻汉口的领事的有关报告后，也立即通知“该总领事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65。）在10月18日，驻汉口的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这五国当时在汉口都有“租界”）发出一个布告，其中说：“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中华书局1930年版，页110。）这个布告使革命阵营方面的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所谓“严守中立”解释为列强已“承认”他们是与清政府有对等地位的“交战团”。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英国公使朱尔典11月8日在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就说明，革命军方面“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42。）原来列强把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租界”当成是“国中之国”，它们的所谓“中立”，实际上不过是指租界的地位而言。

在武昌起义后六天，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兵舰相继驶入长江，停泊到已为革命军占领的武汉江面上的有十三艘，四天后又增加到十六艘，其中有一艘还开往举起了革命旗帜的宜昌。京汉铁路上的法国工程师“命令将所有的机车及车厢预先调到北方，致使车辆没有落入革命军之手”。（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中料选译》，页335。）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在武昌起义后八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在无法平定“叛乱”的情形下“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1900年时它所做的一样”。（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341-342。）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代办也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489。）

清皇朝这艘船在革命的风浪中迅速地沉没下去，这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是出于意料之外的。他们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的权益，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中竭力寻求对他们有利的机会。沙皇俄国认为这是它在东三省北部和蒙古、新疆加强自己地位的时机，它和日本约定，如果满洲发生革命，两国共同出兵干涉，它还乘机派兵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勾结那里的王公活佛，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也曾考虑对中国局势实行武装干涉，它向列强探询，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国，以“保护各国在中国的权益”。英、美等国反对这种做法，它们认为，如果必须进行武装干涉，就应当由列强协商一致，共同行动。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革命。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这些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对辛亥革命武装干涉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国内形势方面。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因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的出场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欢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美国推动清皇朝起用袁世凯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在袁世凯前往汉口途中时报告他的政府说：“袁此行形式上虽系军务，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欲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18。）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欢迎袁世凯，就因为他们企望，他能够起拯救清皇朝而使革命软化的作用。在袁世凯已经受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英国外交大臣致电朱尔典说：“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14。）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新”政权。依靠袁世凯来收拾革命造成的危险形势，甚至为此在必要时可以完全抛开清皇朝那匹老马，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导的政策。

一个美国作者在1912年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中说，当袁世凯到了北京时，“他立即成为这个帝国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欣慰。”（注：A.J.Brown:The Chinese Revolution，页173。）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一切内外反革命势力，包括侵略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面临末日的清皇朝以及混在革命阵营中的黎元洪这类的人，共同寄以希望的中心人物。

（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以黎元洪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在内部篡夺武昌政权，袁世凯则从外面来和他配合，给他协助。

当时汉口有一个军政分府，以刚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主任和副主任，其余的负责人也多半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称为“军政分府”，表现了他们对于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武昌军政府的不信任。（注：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说：“各同志见都督（指黎元洪）态度不明，议组汉口军政分府”。见该书，页272。）面对着袁世凯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军政分府首当其冲，它支援前方战争，守?篮嚎冢�起了很大作用。黎元洪出于忌恨，曾想取消这个军政分府，而只给以“驻汉鄂军支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义。（注：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3。）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自己手里没有军队的詹大悲、何海鸣离开汉口，逃到九江方面去了。据汉口军政分府的成员之一的温楚珩说：黎元洪与詹大悲矛盾很深，詹如不走，必被杀。（注：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页63。）北洋军的攻占汉口，起了帮助黎元洪消灭对他不利的汉口军政分府的作用。

在北洋军政入汉口时来到武昌的黄兴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物，在湖南湖北尤其有很高的声望。武昌起义后，曾有人提议请黄兴来当都督。他到了武昌，立即过江到汉口，指挥仍坚守市中心区的民军，组织反攻。民军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但没有能突破具有优势兵力的北洋军的包围。北洋军的统领冯国璋下令放火焚烧汉口街市，使残余的民军无法立足。这样，汉口终于完全被北洋军占领。但是汉阳仍为民军所防守。黄兴作为总司令继续在汉阳同北洋军作战。

革命派中有人主张，黄兴的名义应该是“南方民军总司令”，对湖北省都督黎元洪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削弱黎元洪的地位的主张为立宪派绅士汤化龙等极力反对。他们说，为了团结一致，黄兴只能是黎元洪委任的“民军战时总司令”。加上“战时”二字，带有暂时的含意。已经和立宪派一鼻孔出气的有些革命党人如居正，完全赞成这种主张。居正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志有不以委任为然者。余曰：军政府须有体系，非委任不可。但当慎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注：居正：《梅川日记》。转引自上书第二辑，页225。）于是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搭起了“拜将台”，举行由都督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总司令的仪式，据说这是仿照汉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事。这种可笑的仪式好象是推崇黄兴，其实是为了抬高黎元洪的地位。

黄兴率领下的民军，其中包括从湖南开来援助的两个协的军队，在汉阳同北洋军隔河对峙。黄兴的计划是以全力渡过襄河（即汉水）收复汉口。11月17日，汉阳的民军按照黄兴的命令发动进攻，但因各路部队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在敌军的反攻下全线溃退。这时袁世凯已经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为了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屈服，汉口的北洋军从11月21日起向民军发动猛烈的攻势。黄兴率领全军死守汉阳，经过七天的激战，汉阳终于被北洋军占领。11月27日，民军残部和总司令黄兴本人都过江到了武昌。

退到武昌的黄兴在军政府集议时宣布战败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官兵不用命，第二是军队未经训练，第三是缺乏机关枪和野炮。他主张放弃武昌，到长江下游去攻打南京（那时江苏、浙江等省都已经独立，但南京仍为清军防守），以后再来收复武汉。他的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黄兴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

有些亲身参与当时的汉口和汉阳战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指出：武昌军政府方面本应以必要的兵力沿京汉铁路线和汉水上游扰乱敌军的后方，这样至少可以使敌军不能全力进攻汉口和汉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武汉外围，还有不少自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武装力量，武昌军政府方面也没有很好地领导和组织这些力量来从各方面扰乱和打击敌军。北洋军是久经训练的兵士所组成，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也比民军强。包括黄兴在内的军政府方面的指挥员，眼中只看到武汉三镇，只知道在狭窄的地区内用阵地战来抗御优势的敌人，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是他们战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回忆录的作者还指出，军政府内部有许多矛盾，当黄兴担任总司令时，不但黎元洪不给以支持，而且军政府内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和由旧军官组成的参谋部也同黄兴有矛盾。这些矛盾使民军方面不能有真正统一的指挥。这些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回忆录的作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经验，所以他们还指出，当年的革命党人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说，“武汉人民拥护和支援革命的事情，我们是熟视无睹的。既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就不能依靠群众发掘他们的潜力。”群众在战争中只能从旁呐喊助威，而“革命党人……不知进一步组织民众从多方面来支持战争，以致使人民拥护革命军、反对清朝的热情无从变为强大的力量。”（注：李作栋和辜仁发的回忆录。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185页；第一辑，页192。）他们对于战争失败的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黄兴当日的看法要深刻得多。

北洋军打败了黄兴，使他灰心失望地离开了武汉，这实际上是又一次帮了黎元洪的忙。

由于汉口和汉阳失陷，武昌城里谣言纷起，好象北洋军就要打过江来。11月30日（即在黄兴撤出汉阳的第四天），北洋军从汉阳的龟山炮轰武昌城，进行威胁。军政府各机关中的投机分子大多逃散。12月1日，龟山打来的炮弹落到了作为都督府的谘议局里。黎元洪这时已看清楚大势，是一定要“革命”的了。但是为了躲避风险，保全性命，他仓皇地带领少数亲信，溜出武昌城，跑到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立宪派绅士的头子汤化龙则已在汉阳失守时跑到上海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局面的是革命党人。原来的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继黄兴之后，出任护理总司令（代总司令）。他们又以总监察刘公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宣布由刘公代行总督职权。在危难中，他们的表现同混进了革命队伍的人还是有所区别的。

袁世凯不想损害黎元洪在武昌的地位。一个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府是对他有利的。北洋军虽然隔江炮轰武昌，但并没有发动过江进占武昌的攻势。11月26日，即汉阳为北洋军攻占的时候，袁世册在北京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表示愿意同武昌方面在双方满意的条件下求得停战，并要求英国人把这意思设法转达黎元洪。朱尔典立即电告英国驻汉口的领事葛福。（注：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28。）葛福在同冯国璋商议后，派了个英国商人带了停战条件在12月1日晚上来到武昌，黎元洪已经不在武昌。刘公、孙武、蒋翊武等人认为停战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就按照英国人的要求，也就是袁世凯方面的要求，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在停战条约上面盖章。这个条约规定停战三天，在这三天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而且规定在此期间，民军方面的兵船“不得行驶，并将机关卸交驻汉英水师官收存”，北洋军方面的火车，“不得往来作军事上之运动，由驻汉英水师官监视”。（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386-387。）

黎元洪对于这个停战的协议，是十分满意的。英国人和袁世凯方面都认定他是成立和议的对手，这就大大加强了他不仅在武昌政府中，而且在整个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武昌的革命派中虽然有人认为黎元洪在紧急时擅离职守，应加以谴责，但是这种意见被否决了。革命党人没有勇气不要黎元洪，因为失掉黎元洪就意味着必须和袁世凯继续作战。他们重新把黎元洪请进了武昌城。由于不少立宪派人士跑掉了，军政府人员作了一次改组。内务部长、财政部长等换上了革命党人在起义前预定的人选。但是这并不表明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地位加强。

三天的停战期满后，仍在英国人的斡旋下，又继续停战三天，接着又停战十五天。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包括全国各省。袁世凯承认黎元洪有权代表所有起义各省成立这样的协议，是进一步提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事实上，从此，在武汉和武汉外围再没有战争了。随着黎元洪的地位的巩固和革命派内部的涣散，在武昌政权中，革命派的力量当然不能有所增强，而且他们只能毫无抵抗地被黎元洪逐一地收拾掉。

这里应该指出，在当时的革命派的心目中，文学社、共进会以至同盟会这些革命组织的作用只是为了发动起义，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虽然如前所述，从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可以看到，革命派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名义把自己结合起来，在政权中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他们有时也以这种名义集会，共商大计，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共同政纲，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相反的，他们中不少人在开始感到胜利在握的时候就各自争夺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同旧势力沆瀣一气，并且在自己内部互相倾轧，互相排挤。当战事实际上已经停止的时候，旧官僚，旧军人以及君主立宪派的绅士们，以黎元洪为中心加倍地积极起来了，而革命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更紧张起来了。这样就决定了革命派的彻底瓦解。

武昌军政府中一直由革命派掌握的机关是军务部。军务部的三个部长，就是　原来的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原来的文学社的蒋翊武，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武。三武之间互争雄长，各不相下，“如委一军官，三人都要委派，平均势力。”（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287。）共进会的刘公主持下的总监察处和三武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蒋翊武在汉口、汉阳失守的情形下担任总司令，对稳定局势起过一定作用，但在和局已定时，刘公的总监察处召集会议，决定蒋翊武不应再任此职。黎元洪当然接受这个意见。从此蒋翊武连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也失去了。后来在1913年，由于参与反袁世凯的斗争，蒋翊武在广西被杀。另一个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也因和孙武相互倾轧而不能立足，由黎元洪以购置军火的名义派到上海去了，到了1912年8月，黎元洪借端把他杀死。军务部部长孙武则同黎元洪的亲信相勾结，巴结黎元洪而擅权跋扈，引起了革命派中许多人对他的愤恨，1912年4月，一些军官，其中主要是原来的文学社社员，为反对孙武发动了一次武装政变，当时人们甚至称之为湖北的“第二次革命”。但是这其实说不上是革命，不过是一部分新的当权者中的内部冲突。利用这次政变，黎元洪杀死和赶走了在军队中的一些文学社社员，同时也解除了孙武的职务。孙武此人，一往不返地堕落下去，后来，袁世凯在准备做皇帝时，他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与的“义勇侯”的封号。至于刘公，1912年初黎元洪任他为驻襄阳的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这样就把这个似乎很有权力的总监察赶出了武昌。当时所谓“北伐”不过是空谈，在这左翼军总司令官麾下，“兵不满千，官多械少”。（注：《武昌开国实录》下册，页58。）刘公虽然还想在襄阳招兵买马，但是不久，黎元洪就以他并不是“军事专门人员”而是“政法专家”的理由要他交出了军队。他被遣送到北京成了袁世凯门下的“高等顾问”。（注：《武昌开国实录》下册，页59。）

革命派的人们虽然拥戴黎元洪，至少不反对他，但是这些人以革命首义有功的资格在他座位前指手划脚，仍是他所厌恶的。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的地位终于在起义后不到半年间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跑开，剩下的也同反动势力同化了。革命派没有能力保持住经过他们的奋斗而夺得的政权，只能听凭由他们自己扶上宝座的黎元洪来摆布他们的命运。

这时，黎元洪反过来摆出了国家栋梁的功架，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而大肆攻讦说：“不意专制政治尚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尽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注：《致中央及各省消除私念》电，见《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一，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页35。）照黎元洪的说法，第一步应当是“革命党消”，第二步应当是“革命军消”。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是不足怪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果实落到他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手里。但是应当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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