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章同盟会初期（之二）

（四）1906年湘赣边界的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间，在同立宪派进行论战的同时，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首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在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力量主要是当地的旧式会党（哥老会组织），但有同盟会会员在里面起了领导作用。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哥老会的有些头目原是已死的马福益的部下，马福益曾与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合作而被官方捕杀（第二十章第二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蔡绍南回到湖南。他们经过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魏宗铨而同醴陵、浏阳、萍乡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建立了联系。魏宗铨家在江西萍乡的上栗市（在萍乡县城以北九十里，靠近湖南浏阳境），他是个富商的儿子，曾与当地哥老会交结，在明德学堂受到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刘道一和蔡绍南让他回家乡开设“全胜纸笔店”，作为联络哥老会的机关。他们把这一带的哥老会头目一百多人组织了起来，用旧式会党开山堂的方式成立了洪江会。

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农民出身的龚春台，当过炮竹工人，当过兵，不识字，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头。蔡绍南和魏宗铨留在上栗市帮助龚春台主持会务。刘道一则在长沙从事对外联络的工作。洪江会的组织完全按照哥老会的传统，分设各路“码头官”。入会的人饮雄鸡血酒宣誓，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入会的人还要宣读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又规定内口号是“同德”，外口号是“擒王”。对入会的人发给布票一张，票面横书“还我河山”，左边写“忠孝仁义堂”，右边写“第几路第几号”，中间写上本人的姓名。票底还有四句话是：“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注：均见《魏忠铨传》，载《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页1277。）这一套全是哥老会的语言，但是加上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依靠哥老会原有的底子，又吸收了许多贫苦农民参加，洪江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几个月内，除醴陵、浏阳、萍乡外，其势力不发展到萍乡以东的宜春、万载、分宜。萍乡的安源有大煤矿，那里很早就有人土法采煤，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张之洞和盛宣怀向德国人借钱，进行洋法开采，还聘请了德国技师。安源煤矿的工人这时约有五千人。在工人群众中除了秘密的会党组织外，没有别的组织。有个矿工领班肖克昌是哥老会的一个头头，也是洪江会成立时的成员。在安源煤矿中有半数以上的工人渐次加入了洪江会。

洪江会的领导人认为自己已有雄厚的基础，决定在当年阴历年底发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性，洪江会要造反的消息已在社会上流传。在浏阳的麻石镇（这里正当浏、醴、萍三县交界，是洪江会的中心活动点之一），洪江会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遭官兵追捕时跳水溺毙。重阳节，洪江会众一千人在上栗市为李金奇设醮超度，官兵又来查拿，捉去了一个头目。那时，为运输安源的煤，已经修筑了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在铁路线所过的醴陵县，群众加紧铸造刀矛等武器的情形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十月中旬，醴陵县署派兵进行搜捕，发现了一个收藏大批武器的地窖，捕杀了洪江会众多人。洪江会在醴陵的领头人李香阁，感到形势紧迫，不能不赶紧动手。十月十九日，李香阁率领所部杀了一名俘获的县署侦探“祭旗”，仓卒地发动起义。醴陵先期发动，使总机关非常慌乱。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立即在浏阳高家台深山召集各路码头官会商对策。许多洪江会分子闻风而来，形成了一个群众大会。蔡绍南、魏宗铨因为同长沙的刘道一联系断绝，无法得到军械的供应，对于是否立即发动起义，还在踌躇不决。码头官们认为，洪江会能号召的能众为数已很多，再把当地哥老会系统的其他组织发动起来，是可以打开局面的。会议通宵进行，得不到一致决定。这时，有个洪江会头目廖叔保，集合了二三千人，举起“大汉”白旗，到麻石镇宣布造反，麻石镇农民踊跃参加。在这种情形下，洪江会的领导者不能不向全体会众发出起义的号召。

起义群众迅速地在十月二十一月占领了上栗市。成立了军事领导机构，龚春台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都督，蔡绍南和魏宗铨为左右卫统领。他们以都督的名义发布檄文，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的事业。檄文历数清朝统治的“十大罪恶”，并且说：“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注：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77。）这个檄文用的完全是孙中山的语言，使这次基本上依靠旧式会党的起义，取得了新的面貌。

这时，浏阳有一个会党头子姜守旦没有参加洪江会，自号洪福会。他率领所部响应龚春台的起义，但他另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檄文中表示，目的只在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也是大家所拥护的，（注：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见《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79。）这就完全是旧式会党的口吻了。

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群众，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从地方团防局抢得了二三千条枪，此外只有大刀长矛。虽然他们只占领了几个县的农村地区和若干集镇，但是所造成的声势使得这两个省的省会感到震动。洪江会的军事行动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考。据清朝官方文书说，他们预定在十二月起事后“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注：同上书，页492。）这可能就是他们预定的计划。但是行动的时间在仓促中提前了，领导力量又很薄弱，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对于姜守旦那种另立旗号的部队，洪江会固然指挥不了，就是在洪江会旗帜下的力量，也因为是以组织散漫的哥老会为基础，并不能在统一指挥下拧成一股绳子，而是在各地分股活动。这种情形是这次起义没有能得到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事先，清朝官方非常担心安源煤矿发生动乱，所以这里防范甚严。起义发生后不多天，官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他杀害。虽然有一部分矿工跑出去参加起义，但是整个煤矿并没有能发动起来，否则，起义的声势还会更大一些。

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蓂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甚至直隶总督袁世凯还派出了步兵四营、骑兵一营远来助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到了十二月初旬被镇压了下去。

在这次起义中，死于官军屠杀下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起义的领袖人物，蔡绍南在战争中被敌人捕去，魏宗铨在部队打散后，躲在萍乡亲戚家中，也被官军搜获。他们先后都被杀。龚春台则在危急时逃出了部队，此人以后流浪江湖，在辛亥革命时又出现于一支起义部队中。参加起议的哥老会的许多头目，如上面提到过的醴陵的李香阁，浏阳的廖叔宝，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另立旗号的姜守旦，也死于此次起义中，他的部队攻打浏阳县城，没有成功，反而被敌人包围击攻。

起义初发生时，湖南巡抚报告朝廷说，起义的“会匪”有“革命先锋军”的名目。（注：《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500。）江西巡抚也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注：《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508。）这些情开使官方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全匪”行动。在起义地区以外，官方又拿获了不少同盟会会员，知道这次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更感到事情的严重。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在总结事变经过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汶（指孙中山——引者）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注：同上书，页496。）

在长沙的刘道一本想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但用密语写的电报都被扣发，他随即被官方捕获杀死。在湖南被杀的还有个有名的同盟会员禹之谟。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湖南办过毛巾织造厂和学校，由于积极参加1905年的抵制美货和争回铁路权的爱国运动而成为学界和商界知名人士。他在这次起义前四个月已被官方借故加以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监禁在靖州。官方怀疑他是这次起义的策动者，加以种种酷刑，终于把他绞死。

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出一些会员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各省，企图组织力量，响应此次起义。但这些回国的人几乎都在各地被官方查出来了。他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儿，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多数英勇牺牲，如杨卓林，他是小贩出身，又当过兵，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这次回国后想联络江苏、浙江的会党，却在上海结识了两个由端方派出的冒充会党头目的密探，他被骗到扬州遭捕后，表示宁死也不放弃革命立场，因而被杀。

这次历时两个月的起义，是在同明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领导的第一次起义。在这次失败的起义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虽然表现得很英勇，而且努力从下层群众中寻找可靠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是艰苦地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仍然只能依靠现成的旧式会党组织，在这点上，这次起义在以后同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中是有代表性的。

（五）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六次武装起义

1907年到1908年间，在孙中山的策动和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进行了六次武装起义。孙中山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这十次中不包括上一节所说的1906年在湘赣边界的起义。在他领导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失败，指1895年和1900年的那两次，第三次到第八次就是同盟会成立后1907年到1908年的这六次。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6月间），孙中山在广东的黄岗和惠州的七女湖发动的两次起义，完全是依靠当地旧式会党，三合会、天地会的力量。

有个广东潮安人许雪秋是新加坡侨民中的商人，他的父亲因商致富，留下遗产很多。他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在1904年就回国联络潮汕一带的会党头目，企图发动起义，而未成事实。他重到南洋，在1906年见到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看到他有很多会党的关系，能够发动他们的力量，就授他以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的名义。他又到汕头活动，在他认为事机成熟时，孙中山派了一些同盟会员去协助他。这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初的事。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潮汕的起义应当等到惠阳和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等地起义准备也成熟时一起发动，互相配合，但是许雪秋控制不了他已经号召起来的会党力量。四月十一日，黄岗的以余丑等人为首的会党自行行动，占领了这个小城。黄岗属于潮州府的饶平县，地当广东、福建间的孔道。在会党占领黄岗后，清朝地方当局派兵来争，十四日双方在黄岗以西进行了一次激战，互有杀伤。会党力量退回到黄岗后，认为自己方面“械劣弹乏，粮食不足，久守无益”，也并不作打出去的打算，就自行宣布“解散”了。在汕头的许雪秋等人得到这个消息，也就停止了在附近各地组织响应的工作。许雪秋在这里经营了几年的联络会党力量组织起义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孙中山又命曾在香港、新加坡营旅馆业的商人邓子瑜在惠州依靠当地会党力量组织起义。起义部队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在归善（今惠阳县境）和博罗二县之间，同惠州官方的巡防营交战了十天后自行解散。据说这是因为同盟会接济的军械未能按计划运到，而清方用来进攻黄岗的军队正在转移到惠州这边来的原故。——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三、第四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有一个记载说：许雪秋失败后向孙中山说：“土炮不敌洋枪，为黄岗一役失败之主因”。（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页202。）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说来，要总结失败的经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同年（光绪三十三年）的七月（1907年8、9月间），孙中山在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地区（现在这个地区属于广西省）进行了一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孙中山给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头衔。王和顺是1903年到1905年的广西的会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那是一次单纯的会党起义，另一个领导人陆亚发已死，王和顺则于失败后流亡到香港和越南的西贡。孙中山在1907年初到越南，吸收他参加同盟会，并委以军事行动的责任，想利用他在会党中的号召力量。这年夏天，钦州、廉州的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反抗苛征糖捐并反对在灾荒时高抬粮价。钦州的那黎、那彭、那思这三墟农民以刘思裕为首组织了一个万人会。两广总督派统领郭人漳和标统赵声率兵前来，会同地方部队对农民实行了血腥的镇压。郭、赵二人都和同盟会有联系，孙中山派人到他们的军中，说服他们打起革命的旗帜。他们表示在革命军起来后，可以响应。但是等到王和顺率部发动后，他们却借故推诿，不采取任何行动。王和顺在七月下旬率所部二百余人袭取了钦州的防城县。这一行动虽然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但他并没有把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包括刘思裕的万人会组织起来，而只是一心企望郭人漳和赵声的“反正”。这种企望既然落空，王和顺孤军奋战，进攻钦州以北的灵山，没有成功。八月十日左右他解散了他的部队，自己跑入越南境内。这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五次失败。

在钦州、廉州方面遭到失败后，孙中山又向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称友谊关）进行活动。受孙中山的指派，曾在清朝军队中混过的黄明堂、关仁甫等人通过会党关系，买通了镇南关的一些守兵。十月二十七日（11月2日），他们一举占领了镇南关的三座炮台。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领袖曾到过炮台上面。他们回到越南境内正在张罗筹款购买枪械，以便加强兵力，从镇南关向北进攻的时候，炮台失守的消息已经到来了。这是第六次的失败。

镇南关之役后，清朝官方向法国交涉，不让孙中山再留在越南。孙中山离开越南时，又布置了在广东钦州和云南河口的两次行动，这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第七次、第八次的失败。

第七次军事行动由黄兴领头。他从参加前一年的防城之役和镇南关之役的会党分子和越南的华侨中集合二百余人，用孙中山派人设法买来的枪械武装了起来。二月二十六日（3月28日）这支部队越过中越边界，向钦州方面出发。一路上遭遇到清朝的一些零星的地方部队，打赢了几仗。这时，郭人漳的部队仍驻钦州，他前一年曾在王和顺起事时约定“反正”而悔约，那时黄兴是作为同盟会的代表到郭人漳那里去联系的人。这回，郭人漳又和黄兴事前讲好，要接济他弹药并相机反正。但是等到黄兴的队伍进入钦州后，郭人漳又一次违背诺言，而且凭他的优势兵力围攻黄兴的部队。黄兴的部队在四十天里转战数十乡镇，打不开局面，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黄兴自己重入越南，其部下则多数散入十万大山。

第八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是原来的会党头头，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他们也是上述第五次、第六次军事行动中的主要角色。他们这次行动是在云南的河口，这里和越南老街相邻。三月二十九日（4月29日）他们率部百余人偷袭河口，因为事先已买通清方守军中的一些官兵内应，所以一举占领了河口城。清军仍驻守着当地的四个炮台，也被起义的部队战胜。由于招收了一些投降的兵士，起义部队数目大增，但组织性和作战能力很差。他们虽然分兵沿铁路向蒙自方向和经新街、蛮耗向个旧方向进攻，但都在中途停止下来，没有多少进展。清方除由云南总督锡良派出军队外，还从广西方面调兵来围攻。在四月下旬，清军各路军队都开到，起义队伍中有些降兵又反水过去，余众退集河口。他们曾想向东转移入广西，没有成功，都退入了越南。法国人缴了他们的械，并把他们遣送出境。此役先后历时一个月。同盟会方面认为此役的失败，第一个原因是在于没有能干的军事领导者。黄兴在同盟会中是被认为最擅长军事的人，他曾到河口企图指挥起义军队迅速实行进攻。由于几个会党头头领导的部队都不听从他的指挥，他返回越南境内，另组部队。但是他没有重到河口，却跑到新加坡去了。第二个原因是经费没有筹足。胡汉民这时在越南担任河口方面的支援工作。他给孙中山写信报告占领河口后的情形，极力申说，由于有哥老会的力量可用，又有许多投降官兵，云南的形势十分乐观，但是一定要有大笔款项以保证供应粮饷和补充弹药，否则军心不能维持。（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页217-218。）他所认为必需的款项没有能够筹足。

1908年这两次起义，在钦州寄希望于早已靠不住的清朝将领，在河口靠花钱来收买会党和清朝投降官兵，这都是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的行动。

（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

1904年成立的光复会（见第二十章第五节）的多数会员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他们实际上仍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1907年光复会会员策动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人物是浙江的秋瑾和安徽的徐锡麟。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7-1907)，出身于地主家庭，因父母之命而同一个富绅家的纨袴子弟结婚。在她的丈夫花钱买得个小京官的职务后，她虽随他入京住了几年，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和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于是下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她后来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吾自庚子（1900年）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注：《致王时泽书》。《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页47。）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非常行动。她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成为在日本留学生界中的活跃分子。她还参加了洪门组织。1906年初回国，先在上海和一些光复会会员一起活动，参加办学校，并创办《中国女报》杂志。她在这个杂志的发刊词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注：《秋瑾集》，页13。）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是“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她写道：“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拨么？”（注：同上书，页14-15。）

由于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的介绍，秋瑾和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了不少联系。在湘赣边界的起义发生后，在上海的光复会会员们集议如何起兵响应。秋瑾回到她的故乡浙江绍兴，企图以浙江为据点发动军事行动。在绍兴有个大通学堂，是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1905年创办的，他们利用这个学校交结浙江各地的会党，还在学校里暗藏了一些枪支弹药。秋瑾这时成为大通学堂的主持人。由于湘赣边界的起义已经失败，她决定独立地发动起义。她奔走浙西各地使许多会党组织答应参加起义，并接受她的指挥。秋瑾规定了“光复军”的组织系统。光复军的统领由那时还在安庆的徐锡麟担任，她自己任副统领。其军事行动计划是首先在金华发难，并以绍兴方面的会党配合，袭攻杭州。如果杭州打不下来，就把浙江的各路军队集合起来，由浙西打出去到江西、安徽。秋瑾最初是想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间起兵，因为准备不及，改为五月初，再改为五月二十六日。但是许多地方的会党跃跃欲试，放出了就要发动的空气。五月中旬，绍兴府的嵊县已有一部分会党部队集合起来，树起了革命军旗帜，遭到清朝官兵的进攻。五月二十六日起兵的命令下来时，武义、金华等地社会上谣风更甚，愈加引起官方警惕，在这些地方都有预定参加光复军的会党分子被捕杀，这种情形使起义很难如期举行。秋瑾派人去安庆把这种情形通知徐锡麟。

徐锡麟(1873-1907)，少年时由自学而精通数学，曾任绍兴府学校算术讲师。1904年去了一次日本，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参加了光复会，仍在绍兴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曾集议花钱买官职，以求深入清朝官场，掌握军权，从官场内部闹革命。徐锡麟实行了这个计划，筹款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并经过他的姻亲、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关系进行活动，竟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在安庆成了巡警学校的主持人，继又被任为警察会办。他在巡警学校中虽然受到许多学生爱戴，但并没有组织起足以发动起义的力量。1907年得到秋瑾的消息后，他决定实行一个冒险的计划。五月二十六日巡警学校有一班学生毕业。巡抚恩铭和其他省里的官员照例要到学校来进行检阅。徐锡麟在靠近恩铭案前作报告时，拔出手枪打倒了恩铭。和他合作的只有二十六岁的陈伯平和二十四岁的马宗汉二人，他们是在秋瑾和徐锡麟之间来往联络的人。他们这时也持枪在现场，和徐锡麟一起动手。除恩铭外，还有几个官员被打死。其他在厅堂内的官员们都逃散了。集队在厅堂外的学生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徐锡麟号召他们随他一起革命，但跟从他的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徐锡麟原来设想，在杀死所有主要官员后，他就能掌握安徽政权。这个设想没有能实现。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率领少数学生到军械局，虽然加以占领，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可用的枪支弹药。他们凭借军械局的房子同进攻的巡防营官兵，作战了几小时，终于被攻破。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他们都被处极刑。

清朝官方从徐锡麟住处搜出了光复军告示，知道这次行动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做背景，并很快就发现了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秋瑾这时仍在绍兴大通学校，知道了安庆的事件后，她还在学校中与前来联系的会党分子相约重订起义日期，改在六月十日发动。四日省里派到绍兴的军队已来包围大通学校，有少数学生开枪抗拒。和秋瑾一起被捕的有教员和学生六人。在敌人刑讯前，秋瑾坚定地拒绝答复任何问题；第二天就被处斩。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在杭州的有名绅士汤寿潜当时曾怂恿清朝官方杀死秋瑾。汤寿潜是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见一章第二节），浙江巡抚向他征询如何对待秋瑾时，他说：“这等人，不杀何待？”（注：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页41。）在这个立宪派绅士看来，这个出身官宦人家的妇人，居然昌言革命，同江湖上的强盗来往，是理应杀死的。

牵连到这次光复军起义计划而被官方杀死的革命党人和会党分子有百余人。在秋瑾死后的几个月内，在绍兴、丽水、金华等地有些预定参加光复军起义的会党分子，自发地零星地发动暴乱，但都只是闪烁的火花了。

徐锡麟和秋瑾被害后的第二年（1908年），受他们的影响，熊成基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

熊成基(1887-1910)，江苏甘泉（今江都）人。十九岁参加新军，（当时清朝编练的新式军队），在安徽的武备学堂和南京的南洋炮兵学堂学习。毕业后担任江南炮兵排长，不久调任安徽炮营队官（连长）。他在新军中，接受革命思想，立志要推翻清朝政府。改革腐败的政治。徐锡麟在安庆牺牲后，他不胜悲愤，决心继承徐锡麟的事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他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人心惶惶的时机，率马炮营新军一千多人起义，进攻安庆。革命军同清军激战一昼夜未能得手，不得不向集贤关退却，改变战略，拟取庐州为根据地。在清军追击下，熊成基率部抵抗，但部队到庐州时，已不满百人，其中还有通敌，企图谋害熊成基的。年青的熊成基（这时只有二十一岁）缺乏经验，掌握不了局势，只身逃走，起义失败。参加这次起义的军士学生被官方拿获杀害的不下三百人。1910年，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遇害。

徐锡麟、秋瑾的光复军起义，主要靠会党力量。熊成基所依靠的却是新军中的士兵。当时的革命派渐渐感到以旧式的会党作革命的主力是不可靠的，于是转而从新军中寻找革命力量。熊成基是第一个依靠新军士兵来发动一次起义的人。

（七）个人暗杀行动

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

孙中山说：“由黄岗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注：《孙中山选集》，页205。）军事起义的多次失败至少在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中造成了悲观绝望的情绪。以在《民报》上写政论而著名的汪精卫就是抱着这种情绪转而采取个人的暗杀手段。他到北京意图进行暗杀，被官方抓住后可耻地投降了。——那是1910年的事。

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有些人以为暗杀是最好的手段。1905年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吴樾，就留下一篇题为《暗杀时代》的文章，文中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715。）这是以为还没有足以发动革命的群众力量，所以只能使用个人暗杀手段，并且以为可以靠暗杀引导出革命来。《民报》有一个作者在1907年说：“若乃事之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者，今世惟爆裂之弹而已。”这个作者以为，无须劳师动众，只要准备几颗炸弹，就能成功，所以是最简易可行的。（注：运璧（黄侃）：《专一之驱满主义》。《民报》第十七期，页22。）

1900年，二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兴中会会员史坚如（他是广州格致书院学生），在广州暗设炸弹炸毁巡抚衙门，企图杀死巡抚兼署总督德寿，他被捕就义。他是想用这一行动来配合孙中山、郑士良在惠州发动的起义。以后在1904年，上海有万福华枪击舆论指斥为卖国贼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又有王汉在河南彰德车站枪击朝廷派出的专员、户部侍郎铁良。他们都没有成功，万福华被捕，王汉自杀。虽然万福华是黄兴、刘揆一的朋友，王汉同武汉的革命分子有联系，但他们的暗杀行动都是独立地自发地进行的。这几次暗杀行动都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当时最著名的暗杀者吴樾也是个独立行动的人，他的炸弹是在同盟会刚成立时响起来的。

同盟会成立后，会员刘师复1907年在广州计划施放炸弹暗杀水师提督李准。这个计划得到同盟会组织的支持，当时正在准备发动潮州、惠州的起义，他们以为杀死李准可以有助于起义的成功。但刘师复的计划没有实现。他在寓所装配炸弹时发生爆炸，他自己受伤，并因而被捕。两年后，他的朋友把他营救出狱。他到香港，约集了若干人成立了个支那暗杀团。这时，他的思想已沉溺在无政府主义中。这个暗杀团成为同盟会以外的一个小组织，在它存在的两年期间，参加者先后一共只有十二人，他们策划过几次暗杀的行动。

可以看到，进行暗杀的，主要是这两种人：一种是游离于革命团体以外的人，刘师复的暗杀团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情形；另一种是经受不住革命的失败，铤而走险的人，汪精卫是个代表。总之，对个人暗杀手段的崇拜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找不到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表现。

崇拜个人暗杀的人对于俄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产生的民意党很感兴趣。以暗杀沙皇为宗旨的民意党人的活动，在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版物中受到歌颂。例如《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苏菲亚·皮罗夫斯卡雅是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第二。她成了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青年所膜拜的偶像。他们不知道，民意党人的活动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并不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

同盟会，作为一个革命组织，是不把个人暗杀作为主要手段的。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没有产生象民意党这样的组织。这是同中国长期的农民革命的传统有关系的。在农民群众中，暗杀从来只用于个人报仇，例如在同治九年（1870年）张文祥用一把短刀刺死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当时轰动社会的案件。张文祥是个江湖好汉，他因为某种原因而和马新贻有深仇大恨，所以才蓄谋暗杀。当农民群众起来夺天下时，却从来不指望靠个人暗杀手段，而总是聚众结盟，揭竿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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