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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元贼谋取日本》,郑思肖)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风,也十损八九。“军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捡得一命后,元军诸将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逃命!“(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只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也就是说,元军虽被淹死万人,其实由于水营靠岸,剩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战,结果还真不一定。
诸大将虽然逃跑,元军士卒多有战心,推一名“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由于人多食乏,元军体力消耗很快。大家于是伐木造船,准备乘这种“临时”船逃回。
风息之后,日本人来了精神,特别是“神风”再临,小矬子们觉得天神青睐,挥着大刀嗷嗷冲杀过来。元军体弱力疲,大部分战死,最终剩下两万多人,皆为倭人所俘。
于是,这大群元军俘虏被押至八角岛依次甄别,凡是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皆就地杀头,只留下几千新附军,倭人认为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杀而奴之”,充当奴隶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将残军回合浦,上报忽必烈说途中遇风,数将不听节制,暂时回军,隐瞒大败的实情。
不久,被倭人俘为奴隶的江南汉人于阊逃回国内,尽报实情,忽必烈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万大军被范文虎等人皆弃于波涛狂浪之间,“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个人还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于阊、莫青、吴万五。
此役,日本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个大哑巴亏,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军发动对占城和安南的战争,内部儒臣派、财臣派内斗激烈,出现了阿合马被杀事件,使得元世祖暂时不得不放弃重新组织大规模的攻倭战争。至元二十年后忽必烈数兴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废。这种尴尬结局,正应了范文虎等人启航前翰林学士王磐的一番谏言:“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国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后并未受严惩,罢职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还让他“立功自赎”,在扬州整治军械操练人马。
日本方面,举国若狂。“神风”两次救了日本,倭人们的脑袋瓜里再次使“神国”的理念悲壮地扎下根,觉得他们的蕞尔小岛是“天照大神”最眷顾的“神土”。这种盲目的“理念”,让他们的头脑一烧再烧,直烧到丰臣秀吉时代敢于主动出击明朝的藩属朝鲜。二战最后关头,日本人把他们最后的自杀性攻击飞机也命名为“神风”,透露出绝望中残存的希望。
宋遗民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仍旧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此诗的前序简明扼要,除数字有出入外,简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实:
“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此诗开头,即讲明倭国乃远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飞宇。”在描述倭国道远国瘠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
“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占城,中国古书中又称日南、林邑、占婆,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隋炀帝时,曾派大将刘方大败林邑国的大象军团,攻入林邑国都,吓得林邑国王梵志逃入海中。隋兵凯旋,缴获林邑国王家庙内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振旅而还。林邑国王待隋兵回撤后,忙上表称臣。唐、宋以来,林邑王对中原王朝很恭敬,贡献不断,每年都向中原帝王孝敬沉香、象牙、玳瑁、檀香、胡椒等土产方物。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种也传入内地,使得宋朝的粮食增产不少。
元朝灭南宋后,占城国王忙不迭上表称臣,贡献金宝,忽必烈遂设占城行省,并封其国王为占城郡王,授以虎符。占城王年老,其子补的(这名字真怪)专权,竟敢在中途扣留元朝派往暹国和马八儿国的国使船只。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七年底(1280年)派唆都率兵从广州出发,乘船进攻占城。相持日久,元军数次谕降,占城皆不听,并回信表示“刻期请战”。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间,元军大举进攻占城,击败占城象军,杀掉数千占城兵将。占城国王弃宫殿而逃,临行烧毁仓库,并杀掉一直扣留的元朝使臣数人。不久,出于缓兵之计,占城国王派其舅宝脱秃花一行三十余人,携金银布帛往元营请罪,表示国王病重不能亲自来营,世子补的三日后会亲自向元将道歉。一连数日,宝脱秃花均派人来借口拖延,元将不知是计,呆在原地傻等,丧失了一举歼灭占城王室的大好机会。后来,长期居于占城的南宋人曾延等人来报,说占城国王正在鸦侯山一带招兵买马,修整残兵,准备与元军再战。元将这才醒过味来,派兵追剿时,占城国王已经聚拢了两万多军马严阵以待。
元军派万户张颙统兵进攻,山寨险峻,易守难攻。元军撤退时,又在密林中遇伏兵,死伤不少。元军主将唆都见情势如此,只得率军回国。元朝江南行省不知情,仍旧派军队来助攻,由万户忽都虎率领。这只军队到达占城野眉莲港,见元军营舍在撤退前已自己放火一把烧尽,方知唆都已经撤军。占城王国见好就收,派人持书献与忽都虎表示向元朝附降。忽都虎让占城国王父子亲自入朝谢罪并入贡,这位南蛮王爷表示国穷无物贡献,并声称“来年当备礼物,令嫡子入朝”,狠狠地忽悠了元朝一把。后来,元军想借道交趾再伐占城,“不果行”。
至于爪哇,即今天印尼的爪哇岛,“其人则丑怪,情性语言与中国不能相通”。但是,大元威名,声震世界,爪哇王在1280年和1286年曾两次派使臣来元朝,很想大打一阵秋风。不料,元朝的忽必烈不是爱面子的汉人君王,他惦记的是对方孝敬自己宝物,绝不会让对方“空手套白狼”,严命爪哇王亲自来大都入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使出使爪哇,见其国王后言语傲慢,责其献宝、称臣、遣质子往大都。本来想捞钱的爪哇王大怒,命人把元使按在地上在脸上剌花纹以示污辱。
不用说,忽必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元廷命福建行省集千艘战船、兵士两万多人,出征爪哇。此次出征,福建、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皆出兵出船,在泉州集结后,大军扬帆直杀爪哇。不巧的是,爪哇王当时正与另外的葛郎国岛王对攻,并在战斗中被杀。爪哇王女婿土罕必者耶脑子活,忙派人怀揣山川户口来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国军队。元军大喜,立刻加入战场,葛郎国军队被杀、淹死近两万人,其国王也不得不出城向元军投降。元军“抚谕令还”,扣留了他的妻儿及百余人官属。
土罕必者耶见元军势盛,千恩万谢之余,表示说自己要回国都,准备正式的降表并搜罗宫内所有珍宝来献。元将不疑有诈,不仅马上放行,还派二百元兵护送他回城。不料,土罕必者耶狼心狗肺,边走边算计,一路派人秘密联络旧部,在半途中忽然变脸,杀掉护送他的元军将领数人,并掉转头带领爪哇军向猝不及防的元军发动进攻。元军这下亏吃大了,加上地形不熟,边打边撤,退到岸边后上军船撤退回国。
此次征爪哇,最倒霉的当属葛郎国,本来杀掉了爪哇王取得大胜,半截被元军横插一杠子,人马军资损失无数外,国王的妻儿百官还被元军在撤退时带走,真正倒了血霉。
于元朝而言,爪哇征战,也是无功而返。
除此以外,元朝在1291年还派数千兵去征战流求(今天的台湾),但最后只控制了澎湖列岛。1292年,元军曾有二百多人登上台湾岛,人生地不熟,三人中当地土人的毒箭而死。元将不敢多待,忙登船离开。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安南,乃古交趾地。秦朝统一时,势力范围已经从今天的广东广西延伸至安南。秦亡后,秦朝的南海尉赵佗对交趾发动进攻,“击并之”。汉朝时,交趾成为正式的郡。征侧姐妹叛乱,大将马援(马革裹尸那位爷)率军击灭之,并立铜柱纪功标界。唐朝时,交趾归岭南节度。至宋建国,敕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三世之后,其臣李公蕴纂位,宋朝做顺水人情,封李公蕴为交趾王。李氏安南共传八代,至李时,他的女婿陈日煚推翻老丈人的李氏王朝,自己为王,进入陈氏安南时代。
蒙哥汗时,忽必烈带领众将平定大理后,留大将兀良合占“攻诸夷之未附者”。这位元将能战,见所遣信使未返,便在1257年秋发大军进攻安南。时值蒙古兵盛锐之时,双方甫一交手,“交人震骇”,水陆军大败。蒙军杀人无算不说,又缴获大量战船,一鼓作气,直入安南国都。国王陈日煚篡国在行,打仗不是很行,撒丫子就跑到海岛上躲避元军。蒙军入城后,发现先前所派的两个信使被安南人关在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其中,一个人已经被折磨至死。蒙古人最不能忍受“杀使”之辱,马上做出他们最本能的反应:屠城。大杀九天后,“以气候郁热,乃班师”。行前,又派二个信使持信招安南国王归降。
陈日煚回到国都,见满城死人,宫殿尽毁,悲愤至极。不过,他再不敢杀使,只是派人把两个元使捆上遣送出去。
经过这次打击,陈日煚受刺激不小,转年即传位于自己的独生子陈光昺。陈光昺知道蒙古人不好惹,主动派人向蒙古纳款。
忽必烈即汗位后,马上派出使臣往谕安南,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并准许其“三年一贡”。果然,时隔三年,忽必烈十分“惦记”安南,降诏其国,让安南国王每三年都要晋献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犀角、象牙等物品,并要各选儒士、医人、巫师及“诸色人匠”各三人。同时,忽必烈又派讷剌丁佩虎符充当“达鲁花赤”去监察安南。陈光昺惊畏之余,派人带大量方物贡献,但上书请求忽必烈免索儒士土匠等人。忽必烈“答诏许之”,随即想出更为苛刻的“六事”:一、君长亲朝(国王亲自入都朝见);二,子弟入质;三,上呈编民户籍;四,出军役助蒙军攻伐;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除此而外,忽必烈还要安南进献巨象数头。
安南国王很恼火,受诏时只是一揖而受,并未跪拜。同时,他采用一个“拖”字诀,除贡献土产外,“六事”之中其它过分的要求一概敷衍,并声称象奴恋家,故而大象也不能及时贡献给元朝。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时蒙古人又忙于攻伐诸国,安南人事情能拖就拖,东西能不给就不给,并于至元十二年上表,“请罢本国达鲁花赤”。
忽必烈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严诏安南依“六事”行事。
圣元十四年,安南王陈光昺病死,世子陈日烜继位。元廷知悉后,马上遣使臣来。
陈日烜态度很恭敬,亲自到驿馆奉迎国使,拜读诏书。元使柴椿很不客气,对他说:“汝国内附大元二十余年,六事从未毕从。如果你不入朝面君,马上修城整军,以待大元天军来讨!”陈日烜很会装可怜,哀乞道:“先君弃世,我初继位,闻皇帝诏书来,喜惧交集。我生长于深宫之中,不习乘骑,不谙风土,如果上路往朝皇帝,恐怕会病死在路上。希望您回京转达,我们一定按时贡献异宝奇珍。”柴椿不听这套,严斥道:“宋主(被俘的宋恭帝)年未十岁,亦生长于深宫,如何能亲至京师!我等此事,只为召你入京,非为珍宝而来!”
陈日烜学他老爸,又用“拖”字诀,派三个大臣随柴椿等人还大都,“兼贡方物及二驯象”,他自己装病,上表忽必烈哀求说:“孤臣廪气软弱,恐道路艰难,徒暴白骨,致陛下哀伤,而无益于朝之万一。伏望陛下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也。”
忽必烈平生见硬口刚强的不多,这种“可怜”装孙子可是见多了。见到安南使臣后,他丝毫不为所动,认定陈日烜是“饰辞托故,延岁引时”,并表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话虽严厉,满含威胁,实际上也做出了让步,只要派子弟工匠带着与安南王身量一样大的纯金人来献,就饶你可以不亲来大都。
陈日烜当然不来,也不敢来,但胳膊又拧不过大腿,便派自己的叔叔陈遗爱来朝,自己在国内装病。
忽必烈不高兴,宣诏立陈遗爱为安南国王,准备发兵讨安南。
但安南并未明叛,元廷就以讨伐占城为名,要安南出兵出粮助战,还要“借道”安南。
占城是安南的附庸,陈日烜当然不干,他一方面上表元朝哀求皇帝大慈大悲放过占城,一面暗中派两万兵及二百战船帮助占城抵抗元军。见安南如此“执迷不悟”,元世祖决定用兵。不久,陈日烜的弟弟陈璨向元朝荆湖行省写信,“自愿纳款归降”。元朝的荆湖行省右丞唆都也上奏:“交趾(安南)与占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兰三道屯军镇戌,因其粮饷以给士卒,庶免海道传输之劳。”
元军由忽必烈儿子镇南王脱欢率领,在至元二十一年向安南进发。当然,元军声称是借道安南攻占城,并要安南提供粮草支援。安南王不傻,下令其堂兄光道王陈峻提兵在边界戒候元军。元军两道进击,安南人也调兵拒守丘温(今琼山北)、丘急岭等隘路险关,元军过可离隘,在油板隘大败安南军,杀其大将。不久,元军又分六路攻击,陈峻不敌,慌忙遁逃,元军追至万劫,攻破诸隘,直逼富良江(今红河),并缚筏为桥,大败安南水陆军。安南军抵抗一阵后,不敌,皆败走。元军乘胜,直抵其都城升龙(今河内),安南王弃都而逃。
这位安南王也很有意思,败逃之余,他先自称“大越国王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又改名为“陈威晃”,接着,他做惊人之举,自称太上皇,禅位于自己的儿子。而且,陈日烜还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许安南人投降。由于元军一向残暴,安南的百姓投降者甚寡,倒是王室宗亲及南宋败逃到这里的汉官有不少人入元营投降。
元军“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陈日烜和他爸一样,不羞逃跑,反正安南水阔林密,往来走匿,和元军捉起了迷藏。最后,陈日烜的弟弟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其妻子官吏来降”。
表面上看,元军形势大好,屡战屡胜,其实处境非常不妙。时至夏季,大军深入,久战兵疲,给养困难。安南兵“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特别是当地的地形,“蒙古军马不能施其技”,崎岖湿滑,昔日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根本不能施展。于是,诸将集议后,元军放弃升龙,渡江北岸,开始撤军。
回撤途中,安南军一路追堵截杀,元军或被杀、或溺死,损失惨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狼狈撤退中,元朝名将李恒、唆都二人皆丧命。李恒是为了保护镇南王脱欢,自告奋勇率兵殿后,被安南人用毒箭射死。唆都不知元军主力回撤,领兵趋奔乾满江附近时,为安南军邀击,力战不支被杀。
李恒本西夏皇族,七岁时城陷被俘,被蒙古宗王收为养子。后来,在灭南宋战役中,李恒数败宋将,特别是在江西等地,追杀文天祥一部宋军不遗余力,并在厓山充当张弘范副手最终灭亡了南宋,可称是蒙古人的最得力鹰犬。李恒在安南撤退时,只是腿部中箭,但安南人使用了环保的“生物武器”,使得这位元将在思明州(今广西宁明)毒发身亡,时年五十。
唆都乃蒙古扎剌儿部人,骁勇善战,禁卫军出身。他在元朝平宋过程中获功不小,曾大败宋将范文虎的舟师,并随伯颜一路攻城掠地,直杀到临安城下,也曾当过主要负责监视文天祥的“馆伴”。张世杰在福州等地抗元,唆都在福建大肆杀人,兴化、漳州等地的居民全部被他屠杀一空。而后,他又率兵攻打潮州,城陷后故伎重施,遍屠当地居民。后来,元朝攻占城,唆都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把号称有众二十万的占城兵杀得大败,首战得捷,“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百战良将,凶神恶煞,竟然也在仓皇撤军途中遭遇安南兵,浑身被捅成血窟窿。
从这两个大将之死,就可见出此次元军安南之役的损失之大。
本来,忽必烈已经设立征东行省,准备派众将三征日本,正是因为安南失利,忽必烈才不得已取消此次征日行动。元朝吏部尚书刘宣也力谏:
“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阿里)海涯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需、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安南)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脱欢)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致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授,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
安南之役的失败和刘宣一席话,其实也是一轮“神风”,又一次使倭国列岛免于灭顶之灾。
元军各行省军在潭州修整后,为报“奇耻大辱”,在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大举南伐,下命镇南王脱欢和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安南后,扶投降元朝的陈益稷为安南国王。
六月,元朝大军一入境,安南王陈日烜“复弃城遁”,逃跑成习惯。
由于太子真金的病亡以及卢世荣被杀后元朝财力的捉襟见肘,忽必烈对安南之征心存犹豫。为此,吏部尚书刘宣又上言,指出:
“安南臣事已久,岁贡未尝愆期,往者用兵无功,疮痍未复,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且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不免陆运。兼无车牛驮载,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需,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
元朝的湖广宣慰司也上奏说民力已尽,不胜其困,希望“俟来岁天时稍利”再南伐。思考后,忽必烈同意,下诏止军,暂停伐安南。
但是,转年正月(至元二十四年,1286年),元朝“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又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千,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费拱辰、陶大明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并设征交趾行尚省,由镇南王脱欢节制。
此次元军十万左右大军进攻安南,准备充足,水陆并进。除在思明州派人留守辎重外,脱欢自率一道兵马由东道女儿关入击,程鹏飞等人领兵从西道永平进攻,并令阿八赤率万余精兵为前锋军,直杀安南境内。元军水军从海道出发,在安邦口遭遇安南水军四百多艘,首战克捷,斩首四千多,活捉一百多,获敌船百余艘。获胜后,直趋安南。程鹏飞一军连夺老鼠关、陷河关、茨竹关,十七战全胜,杀伤安南军甚重。镇南王脱欢一军进逼茅罗港,安南的兴道王陈峻慌忙逃遁,元军攻克浮山寨。
脱欢稳扎稳打,留程鹏飞率兵二万守万劫,在普赖山至灵山沿线修筑木栅工事。然后,他下令乌马儿与阿八赤率元军水陆两军,直趋交趾都城。陈日烜当然故伎重施,带着世子等人脚底抹油,弃都而逃,跑到敢喃堡固守。不久,元军攻克敢喃堡,陈日烜父子又乘船遁入茫茫大海之中。元军诸军齐追,在天长海口扎营,“不知其所之”。见追不上安南王陈氏父子,军粮马上要吃完,元军只得还军升龙,并派出乌马儿率水军出港迎接张文虎等人的粮船,同时,派数股部队入山,杀人搜粮。其间,元军各个击破,攻克个沉、魏寨、磨山等多个安南军战略据点。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脱欢自己率军往万劫方向回军,命阿八赤为前锋,又破三江口,夺取安南屯兵据点三十多处,斩首万余级,获船二百多艘,得米十余万石。乌马儿水军在海上遇安南水军千余艘,突前冲击,打破对方,并获米四万多石。但是,元朝水军并未接应到张文虎等人的运粮船,只得掉头返回万劫。其实,张文虎那只运粮船队,在绿水洋(今越南广宁)遭遇大批安南水军,只得沉粮于水中,遁回琼州。费拱辰粮队也在惠州出发后遇大风,漂往琼州。而徐庆那一只运粮船队,同样是遇海风不得进,被吹至占城,最后也只得去琼州靠岸。由此,元军的补给基本无望。
至此,元军在战争中虽获军粮十多万石,屡战屡胜,但进入安南的元军人数太多,人吃马喂,粮草后勤很快就成了大问题。更可怕的是,天气渐热,安南的气候对于蒙古人、北方汉人等兵士来讲是最大的敌人,很快疾疫流行,元军减员严重。与此同时,“诸蛮复叛,所得险隘皆失守”。
在这种情况下,诸将不得不向脱欢直言:“交趾无城池可守,无仓庚可食,张文虎等人粮船又不至。天时已热,恐粮尽兵疲,不能久支。为避免朝廷蒙羞,宜全师而还。”
镇南王脱欢很郁闷,老父忽必烈这次给自己第二次机会来攻安南,正是想让自己戴罪立功挣回面子,殊不料又无功而返。审时度势,他也只能下令退军。于是,四月间,脱欢命乌马儿率水军先还,并派程鹏飞等人将兵护送。他本人率军从陆道往回撤。
安南王陈日烜此时来了精神,集散兵三十万守御东关,控扼元军归路,“诸军且战且行,日数十合”,元军撤军路上危险重重,安南兵又在暗处,挖陷阱,放毒箭,元军死伤无数。脱欢运气好,最终从单已县走小路逃往盝州,最终得还思明州。但是,乌马儿一部水军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他们在白藤江正中安南军队的埋伏,又遭火攻,元军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烧死,命好的掉入江中淹死得全尸。乌马儿等将领也在交战中被杀,几万人的水军全被安南人包了“饺子”。
虽然取得大胜,安南王陈日烜也怕元军第四次重来,他得便宜卖乖,“遣使来谢,进金人以代己罪”,总算让忽必烈面子上稍稍过得去,有台阶可下。
损兵折将不说,耗费钱财无数,大元朝的脸面丢得精光。蒙古自起兵以来,灭国无数,驰骋无敌,偏偏在安南这小河沟一而再、再而三翻船,确实让忽必烈震怒不已。特别是对儿子脱欢,更是恨他不争气,“令出镇扬州,终身不容入觐”。
其实,安南这只“耗子”之所以能击败元朝这只“大象”巨无霸,无非是地形、气候起了决定性因素,与战争性质的“正义”、“非正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此外,元军残暴的声名也最终使安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抗鞑”,最终阻止了元军征服的步伐。
老皇帝忽必烈对安南之败耿耿于怀,一直想伺机报复,并在1292年部署兵力,准备四征安南。诏令未下,忽必烈病死,安南终于躲过大劫。
忽必烈死后,元成宗即位,罢征安南。当时,陈日烜已死,其子陈日燇在位,遣使入贡,双方关系保持得还算可以。安南使臣也胆大,趁朝贡期间私自绘制元朝宫苑图样,暗中购买元朝地图与禁书。到元仁宗时代,安南人更加放肆,数万军队进攻镇安州,“杀掠居民,焚烧仓廪庐舍”,大掠而去。不久,安南王世子亲自带兵进犯养利州,又杀掠两千余人。此时的元朝早无昔日威风,特别“讲理”,最终双方在外交层面“解决”了问题,元朝吃下哑巴亏。但无论如何,从名义上,安南一直以元朝藩属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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