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节 素朴的天道观

一、“皇天无亲”

在中外历史上，大多数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往往又是哲学家、思想家。这不是说他们主观上要使自己对哲学有所建树，而是客观实践提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释，或者说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原则，首先要找到其理论依据，从而证明其正确性。这样，那些大政治家、军事家的思想不能不进入哲学的广大领域，接触到诸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等哲学的基本问题。清太宗的一生，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与军事实践，而且又处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激烈斗争的时代，他所产生的战略与策略思想不能不求诸于理论即哲学的帮助。因此，他在制定每项政策或策略时，总是从理论上给予阐发，显示了这位政治家的深邃的思想。

问题还得从“天”谈起。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天”从来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同“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不断探讨对“天”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哲学上经常争论的命题。对“天”的种种不同解释，是区分唯物和唯心两种思想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

满族人对天是很敬畏的，有拜天祭告的风俗习惯郑天挺：《探微集》，《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太祖时，“拜天”活动已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太宗时，更加推崇上天，把“拜天”当成一项制度而严格遵守。在太宗看来，“天”是有意志的，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它有权知道并监督一切人事。他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天下各国都是受天的命令建立起来的，各国统治者都是天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代表天意行使统治权。因此凡节庆、建国、新君即位，首先必须“拜天”，表示敬意。出征前，要祭告天知道，求其“护佑”；打了胜仗，凯旋归来，要“谢天”，感谢天的庇护。国家遇有重大事件，如孔有德、耿仲明率众来归、获元朝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子额哲举国投顺等，类似这样一些喜庆事，也都通过祭告的形式，感谢天的恩赐。在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同样举国“拜天”。同朝鲜、同蒙古诸部结盟，缔盟的双方都要以虔诚之心对天地盟誓，以取信于天。在君臣之间，乃至家庭内部，还要以“拜天”的形式，向天及天之子——君主表达他们的忠诚。太宗即汗位时，他要求他的兄弟子侄一一盟誓；即皇帝位时，他们再次在天地神位面前，宣读誓言，披露他们对拥戴太宗的诚意，以求得“天地保佑”。所有这些频繁的、无处不“拜天”的活动，表明它远远超出了民间的风俗习惯，而成为满族统治者的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

太宗认为，天是主持正义的，它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对人和事无远无近，无亲无疏，不管谁，只要顺承天意，就会得到“天地眷佑”；反之，就要受到惩罚。在他看来，天能赏善罚恶，而且绝对公正的执行。他在给袁崇焕的信中说：“惟天不论国之大小，只论事之是非，我国循理而行，故仰蒙天佑。”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阐述他与明朝的矛盾，重申“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以我为是，以明为非。”《东华录》，天聪元年春正月、五月。因此，上天才将辽东土地和官民“赐予”了后金（清）；如果同意明朝方面的要求，将辽东退给它，就是“违天弃人矣”。他伐朝鲜后也说：“天意是我而非朝鲜，故所向克捷。”《东华录》，天聪元年四月。一次，他总结历史经验，训诫群臣；“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无道者，被天谴。”《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总之，太宗认为，他顺天意行事，一切都是对的，他出兵伐明，是天给他的时机，所以一再取胜；明“违天”，才遭到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做为一个臣属如对他“怀异心者，天亦鉴谴”，如遵从自己的誓言，“天佑”他们，“寿命延长，子孙繁盛，千秋万世，永享安乐。”《东华录》，天聪六年七月。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因病死去，由于他们“怀异心”，因而都遭天地“谴责”，太宗说：“夺其寿算”，“皆被天诛”。

太宗宣扬“天命”可畏，实际上他并不完全认为在天的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听天由命。到头来，他强调和注重的还在于个人之行即实践。他说：“自恃其力，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这里，他把兴、败没有归之于天，说到底，还在于人为的正确与否。所以，他又接着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予知？朕惟仗义而行而已。”《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有一次，他对文馆官员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可称为天子。今朕蒙天佑为国主，岂敢遂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天厌朕躬，更择有德之人，君主是国。”《东华录》，天聪九年五月。这里，太宗又不敢称“天子”，是否成为“天之子”，“惟德是辅”。他对外跟明朝讲话，就自称“天子”，一再说“天意”已归向他，他是代表天意行事的。但私下跟臣属说了实话，不肯称天子，不敢说“天心”向己，它究竟向着谁，是向明朝，还是向后金（清），他也不做出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只有“行善道”，“体天心”，“仗义而行”，才能得到好的结果。显然，太宗把“行”即实践放在第一位，反对坐等天意恩赐，这正是他一生奋发有为的思想基础。他之所以宣扬“天意”、“天心”，不过是拿它作为同明朝斗争的精神力量，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于天意也就是合于理性的。他又拿“天意”来吓唬臣属，目的是为了驾驭他们，巩固自己的皇权。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太宗，还是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都不可能找到新的理论指南，只能以人们对“天意”的崇拜和信仰作为思想武器，而在这一虚幻的“天意”的外衣掩饰下，大胆而勇敢地实践自己的政治目标，即不过是把他的行动加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而已。

二、历史进化论

清太宗与明朝进行斗争的另一个理论根据，就是历史进化论。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为了寻求同明朝这场斗争究竟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时，他从中国历代王朝不断更迭这一事实得出结论：人世间没有万古不变的东西，有兴就有衰，有生就有灭，大可化小，“积小成大”，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太宗从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认为各朝各代的统治的存在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断更替则是绝对的。他说：“自古天下并非永远为一家一姓所垄断。历史上，有多少人为帝，有多少人为王！其中有未成功而中途废弃的，有取得成功而又遭到失败的，岂有皇帝的子孙总是称帝的？王的子孙总是为王的？且看辽、金、元也曾‘君临天下’，后来都归入明朝统治之下。可见‘皇天无亲’，行善道的给予扶持，否则就予以推翻。”《清太宗实录》，卷47，22页。他质问明朝君臣：“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者乎？”当然没有！“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清太宗实录》，卷59，20页。不过，明朝为维护它的根本利益，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的。他继续向明朝辩驳：如果说我们国小，不应该称帝，那么，古代的辽、金、元都是以小国而成帝业，可谁能禁止住它们称帝呢？况且你们朱姓太祖（朱元璋）当年曾当过和尚，幸亏上天保佑，终成帝业。岂有一姓为帝能永久不被替代的道理！事实上，有天子而废为百姓的，也有百姓崛起而成为天子的，这都是“天意”，非人所能做到的《清太宗实录》，卷5，39页。。我国封建社会每朝每代都是一姓统治，不许他姓染指。例如，明朝是朱氏元璋所创，其子孙延续二百多年；再往前追朔，汉朝是刘氏世代相传；唐朝是李氏家天下；宋朝是赵氏世代主国，等等。这些王朝的创业之君及其后世子孙都幻想他们的一姓统治万世绵永，可是谁也做不到，不管它们是何等强而有力，都有其衰败之日，其最终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被他姓所建的新王朝所替代。秦始皇当年幻想万世一系，岂料二世而亡！原先居于皇帝宝座的人被推下去，马上变成平民百姓，昔日被统治的百姓，可以一跃登上宝座而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天子。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政权的兴败也是这样，别看国小，同样能成帝业，相反，一个大国、强国也会败亡。所以说，历史上没有一姓永远世代为皇帝的，变化互相替代是正常的，避免不了的。问题的关键，就看是否行“善道”，有无“大德”。太宗说：“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他又以辽、金、元、明为例，说辽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成了“天子”；大金也以东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灭掉辽国，攻宋而占有中原；大元以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灭掉金、宋而统一天下。明朝洪武皇帝乃是皇觉寺的一个和尚，而从元朝手里夺取了政权。因此，他认为他们享有天下，只因“有德”的缘故，并非是世世为君长才统治天下。自古各代，既没有一贯衰弱的，也没有一贯强大的《清太宗实录》，卷28，46页。。

太宗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历史，看待明朝。同样，他也以此观点看待自己和他所统治的政权。松、锦战役后，众贝勒汉官一致要求进取北京，太宗尚在慎重思考中。他说：即使得到“天眷”，一统天下，他本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他的子孙也不可能世世守住祖先创下的基业而不断绝。当年大金也是一统天下，很强大，看看现在，它还在吗？早就不复存在了《东华录》，崇德七年六月。。这说明太宗深深懂得，他和他父亲创立的国家也将像历史上的各代王朝一样，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但他还是奋发有为，不急于进京，为的是打下强固的基础，力图使其政权延长存在的时间。

进化论观点是太宗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他提出的以上观点，反映了他的思想不保守、不僵化、不后退，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与时推移，表现了蓬勃向前的气概。毫无疑问，太宗的论点都是针对明朝而发的。按正统观念，一个原属于被统治的民族，起兵向统治者进行挑战，这在当时，一概斥为“犯上作乱”，名不正，言不顺。太宗勇敢地冲破这一传统的观念，以进化论的观点，反复阐明历史发展变化和各朝代更迭不可避免的道理，论证“有德”当立为皇帝，“无德”应废为“匹夫”。这一思想，有助于打破对明朝的迷信，更为重要的是，为太宗取明朝而代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太祖崛起之时，并无成帝业之心，他是作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理论就是“七大恨”，阐述他的斗争是迫不得已的。他的目标是夺取辽东及山海关以西的土地，与明朝划界而守。太宗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是以创立一个新王朝为其奋斗目标，表现了一个小国欲成帝业，“匹夫”可“君临天下”的雄心。因此，他父亲的“七大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他的斗争需要，而是从古今的变化来论证明必亡、清当兴。这就是太宗的进化论之所以形成及其实际的政治意义之所在。

当然，他所阐述的进化论，不过是“天运循环，无往不复”的历史循环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不是螺旋式的曲线向前发展，而是按一个固定的圆圈旋转，历史总是重复出现。显然，这是错误的。其次，他所看到的变化，仅仅偏重于帝王及其王朝的更迭，他们的升降荣辱；却很少看到人民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天运循环，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与者，即其民也。”《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君主是可以替换的，而百姓是不能替换的。一旦某姓登上皇帝宝座，“天”也就把老百姓交给了他，接受他的统治。说到底，这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一句话，在太宗看来，历史的演变，不过是王朝更替、君主位置的转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