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节纵兵征明

　　一、兵威撼京畿

继天聪三年（1629年）和八年（1634年）两次大规模入关征明之后，清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又发动了第三次进关征明的战争。

在征明之前，由于同朝鲜的关系破裂，太宗已经作出了入侵朝鲜的决定。但他担心明朝乘虚从背后骚扰，因此在征朝鲜前，首先对明朝进行一次新的军事打击。几年来，太宗向明朝不断发出信息，要求谈判议和，明朝方面一直置之不理。其实，太宗也无意讲和，他也深知明朝出于“君临天下”的心理，不会坐下来与一个曾附属于它的“反叛”政权进行谈判。这种僵持的局面并不使太宗感到难堪，相反，他更起劲地呼吁明朝响应他的和谈建议。这样做，会使他在政治上得到好处：表明他愿意和平，对明朝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以此来取得明朝统治下的人民的理解和同情。这次出征前，太宗两次给明朝驻守长城几个关口的官员发出了信件。一次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距出兵前半年，遣使送信给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明朝诸边将，信中说：“我每欲请和，各享太平。一年内派人送信不下数次，你们朝廷大臣竟无一言答复。因此你国人民之忧苦、死亡并非是我的责任，而是你们的君与臣的过错。今后凡我大军所至，有敢逆我对抗者，杀之；逃避山林者，俘之；如安居不动，投降归附者，秋毫无犯。此次进兵，决不似以前轻易撤兵。”另一次是在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信是写给崇祯皇帝的：“我见黎民百姓涂炭，常以和睦为念，致书遣使不下数次，不知下边臣属欺骗蒙蔽而没有报告朝廷呢？还是朝廷明知黎民涂炭、人民死亡而漫不介意，不愿和平呢？我一再讲和，而你明朝大臣竟无一言回答，这是有意招惹祸乱！各城大小官员得我之书，若隐瞒不上奏者，即是不忠于君、不慈于民、专图个人之私的奸诡之人。”《东华录》，天聪九年十月、十年二月。此信送到明边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等处，要求守边将吏转呈朝廷。

这两封信是否送到京师，需进一步考证。反正同以往一样，仍是石沉大海，杳无回响。这无关紧要，对太宗来说，不过造造舆论罢了。看来，他无须等待明朝方面的答复，就在他即皇帝位的盛大庆典活动一结束，马上组织了对明朝的远征。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宗在翔凤楼召见出征统帅和将领，他们是：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公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拜尹图、谭泰、叶克舒、阿山、图尔格、篇古、额驸达尔哈，未参加出征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和硕成亲王岳托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等，分列左右，听取太宗面授出兵方略。他说：

尔出征王贝勒大臣，凡师行所至，宜共同计议而行，切勿妄动。尔诸臣遇残破城池及我兵前所攻克良乡（今北京市良乡镇）、固安（北京南固安）等城，如欲进攻，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各以所见，明确言之。儻（同倘）不明言，恐日后追怨，辄（同则）私相议曰：“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听耳！”夫初未明言，及事后而谓曾有是说，其谁信之！今若各抒所见，明确言之，而众人犹有争论不决之处，宜听武英郡王剖断，毋得违背。朕视凡人进兵时，多始慎终怠，所以有疏虞之处，能于此处念之不忘，庶乎其可矣《清太宗实录》，卷29，12~13页。。

太宗面谕，强调凡事要商议而后行，要各抒己见，不要做“事后诸葛亮”，要牢记“始慎终怠”的教训，可保不出差错。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是太宗的经验之谈，很富哲理。人们开始时无不谨慎从事，可是到后来往往疏于懈怠，不认真，难免不出大错。战争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只要稍一疏忽，就会在霎时之间造成悲惨的后果。所以太宗反复告诫，期待他们不辱王命，完成这次出征重任。

三十日，太宗亲自为出征将士送行，先到堂子行礼。堂子外排列护军八纛，仪仗队吹海螺角和蒙古大号，太宗从堂子里出来，向天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来到城西演武场，见过出征将士，问道：“我的话都记住了没有？”阿济格等回答：“牢记在心，无所忘也！”三声炮响，大军起行。

一个月后，太宗估计阿济格率军已抵长城脚下，决定另派一支大军进攻山海关。他对诸王贝勒说：“多罗武英郡王统兵往征明国，今将出边，宜别遣大军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清太宗实录》，卷30，32页。任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豪格为将，率大军执行牵制明军的任务。他们分作两批，于八月十二、十三日相继离沈西征。他们是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配角”。

阿济格奉命率领主力远征，进军目标直指明朝的京畿地区，他麾下八旗将士约十万人马，奔向冀北。七月十九日，他在给太宗一份战况奏疏中说：大军于六月二十七日分作三路入独石口关于入边的日期，文献记载稍有出入，如《明崇祯实录》，卷9为六月己亥（二十六日），《国榷》，卷95为六月辛丑（二十八日），而清人记载如《清实录》、《东华录》为六月二十七日。当以阿济格报告的日期六月二十七日为是。，八天后，会合于京畿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先攻取近处的长安岭堡、雕鹗堡两个据点，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二百三十。

清军刚入边，七月三日，北京全城戒严，崇祯急令中军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国榷》，卷95。。这四个关口都在京城西南，与山西交界的地带。但出乎明朝廷意料之外，清军没有走山西，而是经延庆入居庸关，取昌平，直逼京师。事先，阿济格释放被招降的两千人诈称逃归，巡关太监和御史王肇坤不知是计，开城门收纳。七月七日，清军自天寿山后突现昌平城下，城内的降人做内应，立时陷落，明总兵巢丕昌投降，他是这次战争中归附清朝的惟一的明朝高级将领。城里还有户部主事王桂、赵悦、判官王禹佐、胡惟宏，提督内监王希忠等都被杀《明崇祯实录》，卷9，8页。，葬于天寿山的明德陵也被清军焚毁。接着，清军自西山南趋良乡（北京房山县），二天后，移兵沙河、清河镇，昌平的降兵也抵西直门。

崇祯皇帝十分惊慌，“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明崇祯实录》，卷9，8页。，令兵部传檄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处明兵共五万余人入援京师，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崇祯马上批准，赐尚方剑，发给万金、赏功牌五百，任命监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为提督。崇祯和他的大臣采取固守城池、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京师和战事波及的地方，基本上按兵不动，即便得到出击的机会，也多不敢一战。崇祯重用太监，凡边防督兵都让这些不懂军事的内臣充任，使事权不一，文武将吏难得发挥作用。有个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参劾镇守通州兵部侍郎仇维桢给太监叙功是别有用意，请求罢免内臣督兵。崇祯大怒，召集廷臣，厉声叱责金光宸：“仇维桢方至通州，尔即借题沽名，着锦衣卫褫冠服，下诏狱。”正巧外面狂风大作，雷声轰鸣，闪电掠过御座，吓得崇祯心惊肉跳，以为触怒天威，当即将金光宸释放，“候旨”另作议处张岱：《石匮书后集·烈帝本纪》。。上层统治集团如此腐败，难怪将士畏敌如虎，一遇清军就望风丧胆，退缩不战。

其实，清军根本无意攻打京师，也不想围困。阿济格依照太宗规定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凡遇城堡估计能攻下就攻，攻不下就走，不以攻占城池为主要目的，而是在京师周围攻略城堡，不断消耗明军实力，挫败其锐气。因此清军很快离开沙河和清河，于七月十五日，攻克宝坻，杀知县赵国鼎。二十一日入定兴，下房山，战涿州，攻固安、克文安、永清（均在北京南），分兵攻漷县（北京通县）、逐安、雄县、安州、定州，趋鄚州口，不下，转攻香河，破顺义，知县上官荩自尽，其余将吏都被杀。紧接着，转向东北，至怀柔，陷西和，占河西务（香河南，大运河西岸）。到八月十九日，清兵分屯密云、平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紧紧围绕京师，“徧蹂畿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凡城池堡镇无不攻击、抢掠。阿济格向太宗报告，共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获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清太宗实录》，卷31，3页。《东华录》，崇德元年九月作：克12城，52战，俘人畜18万，今从“实录”。。这份奏疏未免夸大，例如，清军也并不总是打胜仗，刚入居庸关，明大同总兵王朴驰援，清兵被斩杀一千一百零四人，又有一百四十三人被俘；激战涿州时，清军损失了二百余人《国榷》，卷95。，等等。明朝统治集团虽说腐败透顶，却也不乏忠臣义士。清军攻定兴时，辞官居家的前光录寺少卿鹿善继毅然离家进城，与知州薛一鹗等共守，坚持了六天而城破《明史》，卷267，“鹿善继传”。。此时他正守南门，清兵持刀逼其投降，他严词拒绝，发怒的清兵对他连砍三刀，又射一箭，当即身死，时年六十二岁。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也称得上是民族英烈的大壮举，但“犹捧一篑以塞溃川，挽杯水以浇烈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2。，挽救不了明朝迅速崩溃的颓势。

八月三十日，阿济格率军经雄县北去，奔冷口东归。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侦知消息，率军出京，从后面赶来；总督宣、大兵马梁廷栋也挥师北上，尾随清军，却不敢发起攻击。张军行至迁安五重安驻扎下来，“固垒自守”。当清军就要出冷口时，守关的明将崔秉德请求力守关口，堵住清军的归路。总督高起潜骗他说：等清军出关一半再进攻。

九月一日，清军携带掠取的十八万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资从容出冷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他们还砍下木头，在上面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扔在道上，以戏谑明朝将吏《国榷》，卷95。。浩浩荡荡的清军人马一天出口几次，“次第引归”，连续四天才全部通过《明崇祯实录》，卷9，11页。。照一般常识，在撤退时，应以精兵殿后，防止敌人追袭。阿济格一反常态，竟将辎重放在队伍后边，他自己却前行而不顾。回到盛京后，太宗知道此事，将他狠狠训了一顿，所幸当时明朝将士懦怯不敢战，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满载而归。高起潜和张凤翼得到侦察骑兵的报告，知道清军已撤退完毕，才装模作样地挥师前进到石门山（河北抚宁东），向崇祯报捷：斩敌三级！张凤翼和梁廷栋身负重任，“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明史》，卷257，“梁廷栋传”。，言官把责任都算到他俩身上，累次上奏章参劾。两人更加恐惧，明知清兵退后，北京解严，他们必遭重罪，于是，每天服用大黄麻求死。二日，张凤翼先死于军营，十天以后，梁廷栋也死了。果然，不出所料，法司拟了他们的罪状，将张凤翼罢官、梁廷栋处死，幸亏已死才免除了刀斧之苦《明史》，卷257，“张凤翼传”。

二、铁骑闯冀鲁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太宗发布征明的命令：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豪格、阿巴泰为副，统左翼兵；以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杜度为副，统右翼兵八旗分为两翼：左翼是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其次序都自北而南。见《茶余客话》，卷1。，分二路伐明，指示作战方略，说：

凡王、贝勒、贝子临阵时，七旗败走，而一旗拒战者，七旗之牛录人员俱给与拒战之一旗；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者，败走之一旗即行革黜其所属人员分给七旗；若一旗内半战半走，以走者人员给战者。勿见利轻进，勿临阵败缩，勿挠乱队伍，违者按军律治之。军士离伍者、酗酒者、喧哗者，罪之。一切军器俱书姓名，马必印烙，勿毁寺庙，勿杀平人；俘获之人，勿褫其衣服，勿离其夫妇。

又说：

征伐非朕所乐，朕常欲和而明不从，是以兴师，慎勿妄行诛戮，勿贪掠财物。尔等主帅，众所观瞻，若能自处，以礼济之以和，则归附各国必以为吾国强而有德，勇而有礼，益加悦服矣《东华录》，崇德三年八月。。

每次大的出征前，太宗总是不厌其烦地将以往规定的政策、策略和纪律向领兵将帅反复说明、解释，还根据实际反映出来的问题，增加新的条文，令全军将士遵守。每当战争结束时，他就按条文规定检查执行情况。一经发现违犯，不管将帅、兵士，一律处分。严格要求，执法如山，使清军逐渐养成了令行禁止的军纪军风，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八月二十七日，岳托率右翼军先行，九月四日，多尔衮率左翼军离沈，太宗像往次一样，亲自送行。

这就是太宗发动的第四次入关远征。为保证远征的胜利，太宗曾二次亲统大军前往锦州、宁远等处，牵制明朝援兵，“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46，13页。

多尔衮与岳托分率左右翼兵，于九月底，先后由墙子岭和青山关毁边墙而入。这两个关口设在燕山脚下，地形十分险要。尤其是墙子岭，山高路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清兵趁明兵不备，爬到山顶没有修城墙的地方，突然冲入。密云总督吴阿衡率军仓促迎战，战败而死。两翼兵越迁安，过丰润，会合于通州河西，从北边绕过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向西进攻：一沿太行山下，一沿运河，其余六道布于山河之间，纵兵并进。北京以西，至山西地界，千里之内，多为旷野平川，善于驰突的满、蒙骑兵，千千万万，飞驰起来如一股狂风卷地，箭锋指处，明兵纷纷披靡，沿途所过六府城镇皆被攻掠。

在清军铁骑迫近宫墙的时候，明朝统治集团仍被内部矛盾困扰，上下意见分歧，党派明争暗斗，和、战举棋不定。十月初，京师戒严，调集各处兵马入援。十四日，崇祯召见廷臣和督师卢象昇，询问作战方略，象昇回答：“陛下命臣督师，臣知有战而已。”象昇是主战派，他的父亲刚去世，身穿麻衣草履，奉诏督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议和。他听说崇祯妄信部分大臣如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和的意见，便拿“臣知有战”而不知其他的话来激他。这一下好像触到了崇祯的短处，马上变了脸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很不高兴地说：“朝廷原未说过议和，所说议和都是外面一些人的议论。”象昇接着说：“敌人所重的，事事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也；趋神京以撼根本，可虑也；分出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也。集中兵力，则只局限一处而多处丢失；分兵四应，则兵力分散而不会获得成效。兵少无法防务，粮饷少就会生乱，这是防御艰难之所在。”象昇的分析切中要害，崇祯很赞赏，叫他下去与杨嗣昌再商议具体对策。但两人意见相左，根本说不到一块儿。象昇起身告别，返回自己的驻地昌平《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卢象昇本想扼昌平，阻止清兵南下，但清军“锋甚锐，不可遏”。他决定挑选精锐，于十月十五日，月夜分四路袭清军营，跟将士约法：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总督高起潜听说后，写一纸加以讽刺：我只听说“雪夜下蔡州”的典故，还没听说“月夜”云云。由于他从中阻挠，结果十五日夜袭清军失利，损失很大。象昇看出杨嗣昌、高起潜等人与他对立，要求分兵统辖。杨便把宣府、大同、山西兵二万属象昇，山海关和宁远重兵都属太监高起潜。所以象昇名义上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国榷》，卷96。！有一次，杨赴军中，象昇斥责他主和误战事，说：“公等（指杨与高起潜）坚意和议，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能避免吗？”杨面颊涨得通红，说：“你简直是以尚方剑加在我的脖子上！”象昇说：“我既不能奔丧父死，又不能战，剑应加在我身上，怎能加给别人呢？”《明史》，卷261，“卢象昇传”。象昇揭露杨背地里搞议和活动，他无言辩答。又过了几天，象昇与高起潜在安定门会见，两人还是各持一议，不欢而散。

十一月初，清军陷良乡、涿州，十二日，围高阳城（河北高阳县）。原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是本地人，年八十，早已辞官在家养老。他一听说清兵来了，就率全家人与全城人守城。城墙低，不结实，又没有任何外援，清军日夜环攻，他们只坚守了三天，城就被打破了。孙承宗对家人说：“我就死在这里了，你们赶快逃生吧！”可是，家里人谁也没有逃走。孙承宗被俘后，坚决不投降，被清兵勒死。他的子孙十九人也都力战从死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

这时，清军连陷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威县；十二月初，破平乡、南和、沙河、元氏、赞皇、临城、高邑、献县诸城镇。又分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县，一由定兴攻安肃。象昇提兵从涿州进据保定。他原有二万人马，杨嗣昌作梗，给陈新甲分去一半。他到保定后，命诸将分道出击，大战庆都，互有杀伤。十二月十一日，象昇率师进至钜鹿（河北邢台市偏东北）贾庄，所部兵又溃去一半，只剩下五千残卒，没有粮饷，饮水充饥。高起潜率山海关、宁远兵驻鸡泽，相距五十里，象昇派人哀求给以援兵、粮饷，高置之不理。早晨起来，象昇四面拜将士，说：“吾与尔将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众将士无不失声哭泣。于是，象昇下令拔寨进兵，至蒿水桥，遇清兵，双方展开大战。半夜，清兵增援，将象昇军包围。次日，清骑兵涌至，连围三重。象昇大呼血战，身中四箭、三刀，仍然以手格杀十数人而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全军炮尽矢穷，奋战覆殁。高起潜闻讯，拔营逃跑，本来应向西跑，却误逃向东边二十里，陷入清军埋伏，大败逃窜《明史》，卷261，“卢象昇传”；《国榷》，卷96；《圣武记》，卷1。。

接着，清军继续深入到河北省南部，蹂躏了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然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八旗两翼兵会合于济南城下。明兵部尚书杨嗣昌错误地估计清军如进兵山东必经德州，因此他传檄山东巡抚移师德州，而济南空虚，不作戒备。精明的多尔衮绕开德州，从东昌、临清州等处渡过运河，突然直插济南。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个号称中原的一大都会就落入清军之手，明吏卒惊骇逃溃。巡按御史宋学朱刚乘上轿出院，一听说城陷，役隶扔下他撒腿就跑。清兵冲上来，将他杀死，后来连尸体也找不到了。还有布政使张秉文以下十数名官员，连同宗室诸郡王都被杀死了。其中活捉德王朱由枢，没有将其杀掉，把他送到盛京。广大人民死伤更惨，战后，清理城内外尸体达十三万具！整个城里的财物被劫掠一空。就在这时，扬武大将军岳托病死，还有他的弟弟马瞻也病死了。清军饱掠后，出济南城，转攻山东其他城镇十六处。明督师、大学士刘宇亮和陈新甲率明军只尾随清军而行，不敢进攻。

二月，多尔衮率大军至天津卫，渡过运河东归。三月，经青山口出关，安返辽东。

太宗命多尔衮等率师征明，是对内地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深入。太宗第一次（天聪三年）率军进关，仅限于北京城及城北部分地区；第二次（天聪八年）只到了宣府、大同地区；第三次（崇德元年五月）耀兵于京畿，惟有这次是以中原为进兵目标，超过北京，闯进河北、山东，“旌旗所指，无不如意”《清太宗实录》，卷46，13页。，入关达半年，“转掠二千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极大地扩展了清军的活动范围，消耗和损失了明朝的大量有生力量。其次，这次远征所获得的战果也是最大的。两翼兵共败明军五十七阵，攻克山东济南府、三州、五十五县、二关，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将吏共百余人，生擒德王朱由枢、郡王朱慈、奉国将军朱慈、监军太监冯允许等，俘获人畜计四十六万二千三百有奇、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六十两。靠一次战争获取如此巨额的财富，大部分入了国库，一部分进了出征将领的手中，因而迅速成为暴发户。但对于内地人民来说，是一次空前的浩劫。清军俘获了数十万人畜，而被杀死和致残的人更是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劳动力和牲畜的急剧减少，家园被毁坏，使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明朝的黑暗统治，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灾难就更深重了。虽然太宗禁止士兵抢掠，但他的本意是不准个人乱抢乱夺，而鼓励集体有组织的抢劫。从明朝统治下的地区抢夺财富和人口，是太宗一再发动对明战争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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