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阐释——扪心追问司马迁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我从他写的《报任安书》启程。这篇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具有痛彻肺腑的强烈内省意识，但却比《忏悔录》早问世上千年的奇文，读来回肠荡气，是我早就心里向往的。文章写得确切，深沉，锋芒内敛，透露出他的悲愤，他的自抑，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也道出了他的悲凉，他的无奈。贴心贴肺地读这篇东西，你会感到他注定是要被人阉割的，剩下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当然，当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同时又会感到它阉割的已不只是司马迁，也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司马迁的生命注定要被涂上悲哀又悲壮的双重底色。历史也从此走进了它的盲区：好，你独裁，你残暴，你掌握了话语权更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尽可以割断我的咽喉，阉割我的男性，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可不可以思想？可不可以阉割你的历史？我想这种心理，这种可能性，在司马迁的心里是存在的。幸好项羽、刘邦生在汉武帝之前，至少是生在司马迁被阉割之前，这便使得《史记》中的许多文字得以渗透他的生命之血。

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

如果表达只停留在描述的层面，那将缺少震撼的力量，也不可能动人心魄。司马迁作为“男人”，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因而他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深刻的。要明白，一个男人分身成为“女人”，不仅男人从此消失了，连人的根本也不存在了。这时应细心地去寻找这个“人”，虽然你逐渐找到的这个人，可能“男不男、女不女”，可能历经悲苦，篷头垢面，但决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历史浓重的宿命色彩，最终笼罩在写作者头上，那也没有办法，你想躲是躲不开的。

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那样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必须认识到，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这个人有着自己的“怪癖”，在写他时，我们要寻找到更深的“中国男人”的劣根性，让他有更原则性的根本，有更新的发掘和呈现，而且这种发掘和呈现必须是自然的，悲凄的，又是无法回避的。在这缓缓的发掘和呈现中，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有一种梦回心惊的感觉，因为当你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渐渐看到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那张丑陋的面孔。

司马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自尊，自卑，自信，自残”，这种种态度注定他的生命是血肉模糊的，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大气。他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有比常人更深切的体味，这让他抱定与书中人物共患难的决心。要把这个人写得淋漓尽致，就得从自己身上剥下那层人皮。

不必在意他的行止，他被实施宫刑前的战战兢兢，被实施宫刑后的压抑和狂妄。他的压抑与狂妄，是一种本能，一种本性。在那样一个时代，礼当然是要用的，但用礼来拘束你的心性，你怎么会成功？司马迁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能正视自己不能成为男人时的悲哀。在他看来，人的物欲是其次的，满足你的精神需求，才是最高理想；你可以放弃一切物质追求，但你不能放弃最高理想。

司马迁寻求的是一种“气”，就是我们常说的精气神。这是中国文化对生命的一种关注，一种悲悯。在写司马迁时，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国男人的“痼疾”。他们很自傲，但又自卑；很自信，但又胆怯；很自以为是，但又左右徘徊。这种男人的尴尬，让你左右为难。实话说，当我指出中国男人的痼疾很容易被找到时，心里是不好受的，因为“很容易找到”意味着泛滥成灾。

司马迁真的能阉割和匡正历史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只能把握住他自己，那是坚定的把握，真心的把握，又是一种无奈的把握。当他气势汹汹地写出他的个人心境时，以为自己成了无所不能的“主宰”。但他偏偏又被弄成了残疾，生命之中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而他又要把一切历史弄成不能承受之轻，这中间的艰难、困厄，真是难以想象的啊！

司马迁从来没写过他自己这个“人”，一个高尚的人。但他的行为又那么卑微，那么有心机，那么繁复。他毕生都在苦苦地思索，苦苦地把内心的所思所想化为实际，那种个性化表达，体现着中国人的特性。当他把《报任安书》写出来时，心是痛的，在滴血。

没有什么能让他更平静了，当阉割发生时，他先是愤怒，再是平静，再是自然面对，再又心生怯弱，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假如你是有家的，假如你是一个阉人，假如你仍然在寻求一种男人的气魄，假如你还有男人的胸怀……这时的你是尴尬的，同时又是可怕的。

司马迁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当人类真正用自己的个性去书写历史时，就有自己的担忧了。而担忧是痛苦的，因为那是基本事实。我不相信司马迁可以变得很从容，也不相信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使他变得很卑琐，但从司马迁的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事实是存在的，一切皆掩盖在最后的辉煌之中。

文化表达个性，也表达司马迁的一种生态。生态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获得这个态度，就有了一种真实。没有这个态度，就没有真实。在我们表达文化时，态度是决定一切的。

司马迁写刺客，写忠，写侠，最精彩。他从刺客列传中得益最多，笔触也最独特，可说是酣畅淋漓。这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阉人同样也有极大的冲动。同时又从反面证明，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并不总是有效。追溯起来，这大概是一种最古老的气韵所致，可以让他放心大胆地去掉历史的表面，他为了生存而被迫戴上的那层面具，从而寻找到一种内在的真实。他这时能内在地表露自己，写自己，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把握写出来。于是文字之中的他，才有了张扬的极致。

生命在司马迁的躯体中，一次次步入辉煌。这种种辉煌是可信的，自然的，但总与艰难困苦相伴相随。这里既有司马迁实现辉煌的艰难困苦，也有作家表达种种辉煌的艰难困苦。《虎符》的表达实现了一种极致，基本上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命运写细、写活了，夹在中间的还有一个很自如的女人。可它也让人有些怀疑：你的表述真的达到了那么自然吗？是不是还携带一些杂质？因此，在《司马迁》的写作中，必须格外谨慎。人的写作惰性是需要时刻警惕的，稍有不慎，便会卷土重来。

生活中的人徘徊在路口，生命之中的人也徘徊在路口，一切尽在那不说不语的情境中。他自然入画，同时也以怯懦入画。他对于瑕疵的仇恨是那么深恶痛绝，对于生命是那么在意，对于文章是那么自然纯熟。他简直对自己笔下的文字走火入魔，怎么也避不开它们。但真正的残忍，是进入一个残疾人内心的两重世界，这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快感，而且他本人已清晰认识到，在文化上、哲学上，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给了他一个寻绎和放纵的机会。在这里，司马迁的向上与精神上的两重分离成了关键，但他不可能抛却一切去认可这关键。他认为他能做到的，就在于陈列一个个详尽的细节。一切其实都是内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他身处逆境的自我袒露和解剖，因而也是凄苦的。

司马迁在寻找一个梦境启示，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因而他对于肥胖和奶声奶气深恶痛绝。但要命的是，他越是往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越发现那个肥胖的人，那个奶声奶气的人，原来就是他自己。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勇气把梦境详尽。因为，当他沉下去时，就是那么一幅幅图画，他尽力使自己入画。当他看见自己的面影从庄严的文字中渐渐浮突出来时，他心里便有一种东西轰然坍塌，如一堆雪突然被阳光融化。这时他在文章中越是阳刚，在生活中便越显得柔弱，而且这柔弱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姿态，他几乎要窒息在这柔弱之中了。

身体的背叛从被施宫刑就开始了，而且在一日日加剧。我们应该承认，包括以史官相袭的司马家族，到那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司马迁那样遭受到如此深刻的痛苦，经受过那么惨烈的打击。这个男性残缺的人，他从此必须一面同身体作战，一面同世俗开战，另外还要向《史记》开战。每挑战一个历史人物，他都可能获得一次新生，得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获得一次新的痛苦。他只能顽强地忘记背负的屈辱，但那耻辱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刻在他颤动的灵魂中。追根溯源，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正是从他开始的。

生活中的弱者，在文化上是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心里有光彩，他遭遇的无论是帝王，还是刺客，或者是诸侯，都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了。但他却不是，绝对不是。因而我们向前每行走一步，每涉足一个角度，都感到了某种牵制。这造成了一种困境：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司马迁？当他整理中国历史时，是那股浩然正气害了他，使他不能正视每一个人；但宫刑者的别致又使他能区别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他强烈地体会到了那些人的悲哀酸辛以及内心的呐喊，这种种表达让人感到强烈震撼，也让人感到战栗，就因为他的心底里有了愤懑，有了人性的力量。

他的决绝与简单就这样成了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这很无奈，也很悲壮。由此我们便能断定，司马迁的行为中有一种狂悖，既激烈又极端。但他无法左右自己，只好信马由缰，任其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于是死亡的阴影开始向他一步步逼近。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司马迁之后再没有司马迁，如同《史记》之后再不会出现《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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