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以其独特的处世姿态和诗文风格，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因其独特，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分歧甚多、长期变化的过程。

历代杰出的文人，其所为后世瞩目者，常常不仅是以其为文，亦是以其为人。或文因人著，或人因文显，当然绝大多数是才情并茂、交映生辉的，人们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也往往混融不分，互相加强。陶渊明最初是以清高自持的隐者风度而引人注目，令时人与后人景仰其人品而为他立传作诔，而后才渐渐欣赏到他诗文中那种自然流露的至情至性的魅力。其人品在多大程度上衬照出他的文采，其文名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为人处世，这种具体的区分，对于准确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二百年间，一直受到冷落乃至歧视。陶渊明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极力赞扬陶渊明的人品，对其创作只以“文取指达”寥寥四字一笔带过。陶渊明死后六十年，当时文坛领袖沈约修《宋书》，将陶渊明归于《隐逸传》，强调他的人格，尤其赞扬他“耻复屈身后代”忠于晋室的节气。

所辑入的《五柳先生传》等四篇作品，纯是从记事角度，对其创作无一字评论，甚至在《谢灵运传》里详论魏晋文学发展，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仍无一字论及陶渊明。

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他在《诗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之隐逸诗人之宗也。”但是评价并不高，只将陶诗置于中品。直到萧统，才开始给陶渊明的诗文以较高的评价，并为之编集、作序，又写了一个比《宋书》更详尽的《陶渊明传》。

但是，萧统在编《文选》时，录《陶诗》不过八首，远不如录谢灵运的作品多，可见尚未认识到陶渊明诗的独特风格的独特价值。

到了唐代，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文的作家陡然多了起来，同时分歧也多了起来。

李白既有“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的热情向往，又有“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的激烈贬责。杜甫充满钦慕地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今渠述作与同游。”又对陶渊明为儿女操心过分不以为然：“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公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白居易用“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来比喻陶的高尚人格；对陶诗更是爱不释手：“数峰太白雾，一卷陶潜诗。”对于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则为之惋惜。唐代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更是壮大了陶诗在诗坛上的声势、地位。王维肯定“陶潜任天真”，不满其“生事不曾问”，甚至责怪其挂冠归田的行为：“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颜真卿的“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之句，则极赞陶渊明的忠晋节气。

宋朝诗话发达，评点文章风气大开，陶渊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断挖掘出来，陶渊明的地位升到顶峰。苏轼是历史上把陶渊明举得最高的一个。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夸奖略过，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几番起伏，与陶心境相通，爱人及文；二是陶诗风格是他所难学，他作拟陶、和陶诗凡“一百零九篇”，模仿是难以超越的，况时代不同，经历、心境不同，许多浑然天成的东西岂是摹拟得出的。苏东坡论陶一些话则相当有见地，显出其理解之深。《冷斋夜话》中说：“ 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东坡续集》中说陶诗“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充分揭示了陶诗的深刻内蕴与独特风格。爱国诗人陆游少年时即爱读陶诗，手不释卷，乐以忘食，其《读陶渊明诗》赞美陶诗的艺术魅力说：“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

朱熹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也深为拜服，视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诗，其《题霜杰集》中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黄庭坚称赞陶诗是“不烦绝削而自合。”总的来说，北宋人论陶，是强调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则较多地强调他的“耻事二姓”的“忠”。

元明清时代，论陶的基本观点倾向，一般已跳不出唐宋人两种对立意见的圈子。但清人龚自珍、谭嗣同的推崇陶诗，却能别有寄托。他们特别强调陶诗的“不平谈”精神。如龚自珍把陶渊明和屈原、诸葛亮相比，并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来说明他在读渊明咏荆轲诗时的激荡心情。谭嗣同以为渊明“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陶渊明由晋宋时代的一个中品诗人，历经数代文人学者的评议，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于这一转变，应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陶渊明的创作被其同时代所曲解与埋没，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洗尽尘沙，散发出真金纯玉的光彩；说他的诗文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如陈年久酿，时间愈久愈醇，这种解释固然不错，也很合乎人们对陶渊明的崇慕心意，但又不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许多实质性问题。首先，陶渊明的诗，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尚未达到盛唐时那般巧夺天工、精雕无痕的化境。陶诗在艺术形式上是率意而为，固然有其天然美感，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有时就在于有其特定的规范与技巧。最精美的艺术品，不在于无规范无技巧，而在于合规范而未有牵强做作处，合技巧而不露斧雕刀琢痕。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在此“无”是不显的意思，并非真的不讲，真的没有。中国诗歌由四言发展到五言、六言而后七言，由古体发展到格律，这是一个艺术形式、技巧上不断进化、升华的过程。至于格律成为约束，那是成熟之至便退化、美到极至便难再及的规律，也是后人拘泥固守，而自我限制。在陶渊明的时代，诗歌艺术还是处于向上发展阶段，这是无可避讳的。论到文学之精美凝炼、韵律之优美和谐，陶诗显然不如盛唐佳作。陶诗总量不多而重复的词、意义重复的句子却不少见，大多数诗句节奏感也不强，因而情感缺乏强度，思想缺乏力度。但是正因陶诗的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无痕的美学规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语句，由于他的艺术功力的日渐深厚或一时激发，有意无意间也在技巧上达到了化境。同时，当艺术技巧的过分讲究使人们感到厌烦和无以进一步发展后，人们又开始推崇陶渊明的那种率意任情而为的自如的创作方式。但就唐宋诗人而言，他们是在已经掌握了娴熟精到的艺术技巧之后再追求这种自然式创作的，是形似而非神似，故而并不是退化，而是借鉴以提高，也就是在无数次精雕细琢的磨炼基础上实现陶渊明的天然真姿，达到高度技巧上的无技巧。这样，陶渊明的受推崇，显然是因为隔时隔世，而产生了距离美，所谓的慕陶、拟陶、和陶，并不是要重复陶氏的创作，而只是某些方面的摹拟，或某种程度上的化用。况且，中国人历来有好古、崇古之风，对古人总是推崇有加，对其不足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宽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辞。倘若仅以历代大诗人大作家诗文中对陶渊明的赞慕而来确认陶的地位，很可能会受一次好心的欺骗。

陶诗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平淡，大都是田园生活、恬然心境的反复吟咏，贫士与酒在诗中出现得太多。这是由其较为简单的人生和趋向恬远的心境决定的。李白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神奇想象；杜甫的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沉郁胸怀；苏轼的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陆游的那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在陶诗中都是看不到的。文学作为一门人们用心灵去赏析感应的语言艺术，平淡清雅固然也是一种魅力，也能触动人们的情怀，闲情逸致固然也能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真趣，但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是需要那些至悲至壮至情至爱至为激越至为怪戾的东西，陶诗中《咏荆轲》之类金刚怒目式作品被后人赞不绝口便是见证。人们的心灵总是追求平静也趋向平衡，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都是拘谨平庸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历程都是平淡无奇的，那些具有某种极致的艺术品便是对人们波澜不惊的心灵的一种补偿，因而有了特殊的审美价值。只有那些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只有那些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苦思苦虑、心灵焦灼不堪的人，才会向往平静，才会从陶诗的恬淡意境中找到共鸣，感到轻松和欣慰。因此，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的心怀远志而一生坎坷的人，便与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天然相通，而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是那么欣赏陶诗。绝大多数人不是陶诗的最好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陶诗不是最好的诗。这不是苛求，而应该是比较客观的。陶诗是纯粹文人的诗。中国文人多落寞，陶诗正是落寞文人所作也为落寞文人所爱的诗。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文人的心态作一番探讨。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是诗人、作家，他们首先不是文人，而是社会人，是在宦海沉浮，在变幻无常的人生漂泊的人，他们首先有个人理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理想，因为不得志，因为历经波折，心中有所郁积，于是为诗为文，抒其不平之气，展其雄心梦境。他们的人生态度总的来说是积极进取的，甚至是有过于常人的、理想主义的强求苦索。正因如此，他们的失落也就远远多于常人。他们极易激动，极为情绪化，过分乐观也过分悲观。如李白，口口声声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却在六十高龄随永王出征；如苏轼，念念不忘“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也从未曾放弃建功立业的念头。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是超现实的，这注定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他们不可能如愿以偿。于是，他们便极易变得灰心丧气，便时时生出隐逸之心。刚刚“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忽而又“一夜归心满旧山”，苏轼的这种情绪有如小孩子一样善变。陶渊明与李白、苏轼的不同在于，他的后半生是真正的隐逸，他的诗境如其心境是真正的恬淡，这是由他的客观处境所决定的。陶渊明一生无大的波折，没有多少大展宏图的机会，很少亲历铁马金戈和风云变幻的场面，后来贫病交加，所以只能寄情山水田园。李白、苏轼等人既然有叱咤风云的机会，就不可能真正归隐，归隐只是作为一种心意存在，他们对于失意人生欲舍不能，所以才羡慕陶渊明能够有坦然自得的心境。其实，他们何尝感受不到陶诗中那种寂寥与怅惘，只不过他们宁愿将此美化，以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使自己在纵横天下与安居田园之间可进可退而已。他们对陶诗意境的向往与再造，并不能说明他们对陶渊明的创作成就至为折服，仅仅是将陶理想化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若他一直是一帆风顺，他是不屑于陶渊明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庸碌人生和因不能为而不敢为的生活态度的。另外，崇古好古的风尚使后世文人对前人总是不吝溢美之辞，在古人中获取一种惺惺相惜、顾影自怜和孤芳自赏的凄美感觉。历代文人对陶的态度不足以作为我们今天评价陶渊明的标准。总的来说，陶诗在某一范围内是极好的诗，陶诗中也有普遍意义上的极好的诗，但综观文学史上的星斗，陶渊明的创作成就不在最高之列。

那么，陶渊明愈到后世愈为人们所推崇，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误区呢？当然不是这样。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也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成就与地位。他的诗与李杜相比纵然稍逊一筹，但在同时代却毋庸置疑是别具一格、凡眼难识的极品。而且他开一派田园诗新风，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将他率真任情的人生态度通过他的诗表现出来，在一代代作家的心灵中引起回旋不绝的共鸣，这样的诗的意义已超出了诗本身。所以纵然他的许多诗尚显幼稚、简单，可这正有如人的童真一般可贵。那些在滚滚红尘里挣扎不休的迁客骚人，其诗其文也常常蒙上了尘垢，在饱经风霜之后蓦然回首，这才体会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这才向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田园，这才渴盼追随陶渊明返朴归真。陶渊明的人品心性为人景仰，其诗作为其独特心性和品行的写照，因之也增色增彩，而这人品与诗品已经混融难分。他的淡泊坚贞融入他的诗中，外化为其诗中那种天然真态的一部分。人们对其人的神往与其诗文的喜爱也一致不可分割。这样的人造就了这样的诗，这样的诗奠定了陶渊明一代隐逸宗师、田园鼻祖的文学史地位。

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以其独特的内容、个性与风格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

历代文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他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诗论语》中分析了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著名诗人对陶诗的学习与借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由于陶渊明的影响，唐诗遂成山水田园一派。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于他诗文中显示出来的心境与处世态度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后世文人主动接受而非被动感染的，或者说是他们与陶渊明的相通暗合，从陶渊明那里找到了共鸣而强化了自己的某些个性、思想。不同的人从陶渊明那里得到的人生启示也是不一样的。如陶渊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高傲姿态，对李白“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叛逆精神有很大影响，而王维从中得到的却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消极教训。同样的人在不同时期对陶渊明诗文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反响也不同。如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极为推崇陶渊明坚持文人气节的高尚品质，对陶渊明《饮酒》诗中“吾驾不可回”的姿态给予很高评价。在苏东坡精神苦闷或无可奈何之时，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之类的诗句，对他遁世独善、逃避现实的思想的发展，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多知识分子在他们政治失意或渐近晚境的时候，往往到陶诗中寻找精神寄托，与陶渊明产生感情的共鸣，而忽视其积极进取的一面。

陶渊明的思想本就存在着积极有为和无奈避世的矛盾，在他一生中也有着早年大济苍生到晚年固穷守节的变化。他对后世文人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作品与他的思想行为，与受影响者本人不同时期的处境、心态也有联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命运与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是描写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的，所以理解了他的诗也就理解了他，也理解了大多数中国文人，那些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时而春风得意时而沮丧消沉、时而豪情满怀时而放诞不羁、时而怨愤不平时而自慰自安的注定不会遂心不会满足不会平静的中国文人。

陶渊明的诗文，作为文学殿堂的珍品，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他的桃花源世界历经千余年的人事变迁，今天仍像一个童话那么清新、美好而浪漫。毛泽东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表达了对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的无限向往，更表达了把它变为现实的幸福田园的美好愿望和坚定信心。

陶渊明“生也艰难，死如之何”的哀叹已经远逝了，他的诗文却将世世代代流传。他那恬然冲淡、醇郁深远而偶现峥嵘的意境，及其显示出的率真任情的个性，将给一代代人以一种精神的慰藉和鼓励，以及美的启迪和趣的享受。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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