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

义熙十五年（４１９年）七月，刘裕进公爵为王，十二月加殊礼，代晋称帝已成定局。

局势渐明，兵戈渐息。战火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和伤疤却没有消失。每个人都只渴望平静。诗人陶渊明在目睹了几十年的人事纷争、经历了几十年的内心交战之后，更是需要平静。辞著作佐郎不变，就是不愿意破坏这种平静，不想让心河再起波澜。从《五柳先生传》中， 可以看出他这时的生活状况与心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起。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饮酒，读书，吟诗作文，全然忘怀了贫困的处境。”结语颇为自赏地说：“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 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 葛天氏之民欤？”黔娄氏生前缺衣少食，死后衣不蔽体，但他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所以死后他的妻子坚持谥他为“康”。诗人认为五柳先生也是这样的人，饮酒吟诗，自得其乐，仿佛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候的人。无怀氏时代的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垂其生”，“ 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老死不相往来”， 葛天氏时代的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诗人神往那个上古时代，酒中忘情，俨然也返朴归真回到了远古。

诗人对现实完全绝望，便从古人那里寻找自我印证、认同的精神支持，从古代社会里寻求理想的意境，构织心灵世界的美好蓝图。古人古风古代的诗情画意不断从书中进入诗人的幻想和心愿中，他的神思渐渐走向了“桃花源”境界。

《桃花源诗并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是陶渊明创作的顶峰。它所创造的桃花源社会，是陶渊明在几十年仕途奔波和田园耕种、历尽沧桑之后，在贫困交加、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际，所构织的代表中国下层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意愿的理想蓝图。千百年来，它像海市蜃楼一样吸引着在艰难人生颠沛、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之间无休无止地挣扎的中国文人。《桃花源记》以纪实式的笔调叙述一个捕鱼人的奇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 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晋太元离写作此文时间相距不过数十年，武陵实有其地，即今湖南常德。武陵渔人也就给读者以实有其人的感觉。从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看，诗人创作带有自慰自娱的成分，愈能托事于真的年代真的人，愈能自欺而自信。而“忘路之远近”又能使幻想摆脱现实的羁缚，因为如果桃花源的地址太确定，它就会被这个确定的地址否决为妄诞，被读者称为无稽之谈。作者得不到潜在读者的肯定，他的白日梦也就不能继续。既“忘路之远近”，“忽逢”也就合乎逻辑了。“忽逢” 不仅使“渔人甚异之，”也使读者甚异之，于是跟着诗人、渔人继续探寻，“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作者极为从容细致地叙述发现桃花源的过程，唯其从容，唯其详尽， 才显桃花源之真实而难求， 才能让读者、作者在与渔人一同探奇的过程中逐渐忘掉自己，忘掉现实，进入畅游美好桃花源的世界，留下近乎真实的记忆与体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既处处带着现实世界的影子，其安宁静谧怡然之状又正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见渔人， 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热情待客，人情淳朴。“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桃花源来历分明，避数朝动乱，古风依然，令人浮想联翩，心向神往，作者忘记这只是虚构，而相信在动乱人间真有类似的地方存在，读者忘记这只是在欣赏一个传奇，而认定人间果有桃源。“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害怕平静的生活被破坏，其语谆谆，其情切切。“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谐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武陵渔人无信， 让人为桃花源人担忧。而这个美好的幻境，也因人心不古而从世上消失了。“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由忽逢而终杳，令人无限怅惘。而在桃花源的迷失中，又给了人们永远保全它的希望。正因不能发现，它才更让人深信它的存在，而永远怀持重寻它的幻想。

陶渊明以此记为引，在使读者和自己确信了桃花源的存在及其状况来历后，继续以诗来尽情描写桃花源世界的安乐自足，无扰无忧，充分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允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陶渊明的乌托邦幻想中，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他把消灭剥削压迫的理想寄托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社会基础上。

他的感情更多是倾向过去，他的社会理想大半是原始社会回光的幻影。”这是廖仲安先生所著《反刍集》中对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的一些指责。老庄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其实，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的设想，与梁启超提倡的大同0 世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致之处，这种一致，从起因上看，都是针对当代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寻求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从结果上看，都是设计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老庄是以形象的方式来规划来表述理想，所以构造出一个古代社会，这个古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古代社会的淳朴风气、清明政治的叠加，是在已经拥有现存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缺憾而设计的理想模式。假如说老庄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否实的，那只是一种偏激的情绪，老庄希望以绝对的宁静、老死不相往来、寡情少欲甚至绝圣弃智来解除人的纷争与痛苦。马克思从逻辑轨道推理出未来的社会，以物质极大丰富来根本解决人与集团与国家的对抗以及由此而生的烦恼与痛苦。马克思比老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严密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情绪或美妙的诗意。但老庄的“复古”并非真正的复古，并非倒退、消极乃至反动，他们也是在思考在探寻在设计。从这方面说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是伟大的哲学家。而陶渊明是继承老庄的社会理想而更加具体地描述出来，他的桃花源理想不只是老庄理想的简单重复，而添加了更多时代内容，他没有老庄那样的偏激情绪，没有否定现时代的一切，只是对现存秩序、时代风气加以改造而纳入桃花源理想。要求他或老庄指出社会发展道路，改变现实的良策，那是求全责备。

桃花源的意义不只是在它对时代的批判，对途径的探求，对人类未来的设计，不只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更在于它的审美意义。它是一个现实的神话，成人的童话，逼真的幻境，看不见但时时浮现在人的脑海，寻不着而仿佛就在眼前。其实，谁也不会想到拥有它，但谁也不愿失去它，它永远是人们跋涉红尘的一种精神需要，永远给人们以有处可逃、有处可避的安慰，并给人们希望永存的信念而有恃无恐、义无反顾地向前。它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引入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化人们永远解不开的生死得失、成败荣辱之心结为一种诗意，从而让人们总能够从任何痛苦、忧虑、恐惧、悲哀的情绪中得以解脱而超然物外、超然世外。这对于那些心灵焦灼不安的后世文人来说，更是不断重复的提示，或说是此前此后历代文人心境与诗境的冥冥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