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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到任邓州。
退出政治中心舞台,移知邓州,居闲休养,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此时范仲淹的主动选择。庆历五年秋冬之际,范仲淹徙知邠州半年多时间以后,上疏朝廷,要求退居闲职。范仲淹请求卸下边防重任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宋夏和议已成,“彼戎款顺,方用怀柔,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范仲淹在边塞修筑城堡、积极防御的一切措施都已停止,范仲淹在边塞实际上已经无所事事。第二,宋夏“所定疆界,并已了当”。西北前线再也没有需要四路安抚使统筹调度指挥的重大事务,因此可以撤销“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的职务,具体事务交由各路经略使处置。第三,范仲淹“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当边塞军务紧急繁重时,范仲淹自称“不敢自求便安,且当戮力”。现在“西事已定”,范仲淹就希望仁宗“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范仲淹请求说:“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亲之至仁,从臣子之所望。实繄圣造,得养天年。”范仲淹此时所作的诗歌里也流露出明确的退隐意向。《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云:“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
朝廷似乎是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范仲淹得其所愿。事实并不如此简单。范仲淹请求退闲的数点理由当然都成立,从表面上都说得过去,朝廷的处置看起来也无可厚非。但是,深层原因却十分复杂。范仲淹之所以上这样的陈乞状和仁宗的爽快答应,都与上文长篇叙述的政治背景相关。范仲淹充分感受到来自于皇帝和朝廷的政治“冷空气”,知道自己已经无所作为、无能为力,清楚自己不主动陈乞也会被赶离朝廷,才自觉提出要求。仁宗和朝廷政要巴不得范仲淹彻底离开中央政治舞台,范仲淹的陈乞状正合他们的心意,才有如此痛快的答复和决断。否则,范仲淹当初是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巡边主持西北前线工作的,边塞无事,完全可以再回到中书,重新出任参知政事。关于范仲淹的疾病,既然能在荒凉的边塞坚持工作,回到京城更应该没问题,这是让双方都容易下台阶的一个借口。归根结底,范仲淹徙知邓州是当时政治大环境决定的。
邓州在北宋时期一直是朝廷大员退闲居官的处所。北宋一部分州郡,因政务清简、民风淳朴、风景宜人而成为朝廷要员退闲居官的常去处所,朝廷以此照顾老臣,邓州是其中之一。范仲淹在《邓州谢上表》中称邓州为“琐闱清品,穰都善地”,此处“风俗旧淳,政事绝简”。与其他闲郡相比,邓州还有靠近京城的便利。在范仲淹之前,北宋名相赵普、寇准等都曾退闲居官邓州。朝廷这次是以照顾老臣的方式让范仲淹退出政坛中心,然而,范仲淹此时还只有58岁。按照宋朝惯例,大约70岁左右的老臣可以享受这样的恩眷照顾,否则,必有其他原因。或者是该大臣多病体弱,更多的是与权力纷争相关。范仲淹政绩卓著、品德高尚、耿直忠诚,对朝廷和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独裁君主虽然此时已经厌倦范仲淹,对范仲淹心存疑忌,范仲淹的政敌虽然竭力传播谣言、编造口实攻击范仲淹,但是,他们都不敢过分打击或迫害范仲淹,只能以这样相对体面的方式将范仲淹排斥出中央决策层。
北宋退闲宰辅大臣,虽然到地方以后依然是州郡长官,但是许多官员不再留意当地政务,不再留意自己的职权职责,过着彻底休闲娱乐、颐养心身的舒适生活。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载:“是时,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莱公(寇准)虽有重名,所至之处,终日游宴。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张齐贤傥荡任情,获劫盗或时纵遣之,所至尤不治。”范仲淹为官做人的境界与此不同,“进亦忧退亦忧”是他的行为准则之一。他在《邓州谢上表》中已经有这样的表态:“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范仲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范仲淹赴邓州任之前,在邠州时曾经主持重建地方州学。原来校舍非常狭小简陋,范仲淹选定新址,派遣两位地方官员主持工程。新校舍建成后,“长廊四合,室从而周,总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鲜明;士人洋洋,其来如归”(《邠州建学记》)。范仲淹到邓州任之后,邠州学校官员写信给范仲淹,请求范仲淹为新校作记,范仲淹因而作《邠州建学记》。
这篇写于邓州的记体散文,是范仲淹一生从政思想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总结。范仲淹庆历政改的主体部分是改造官员队伍素质、改变官员队伍组成结构,这也是范仲淹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其中,创办学校、兴办教育被范仲淹视为最为重要的手段。《邠州建学记》开宗明义,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范仲淹的历史观非常超前,在人才问题上他不赞同厚古薄今的观点,说:“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范仲淹认为一切根源在于未能兴办学校、振兴教育,“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范仲淹把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抬高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范仲淹的观点有其偏颇之处,然其对教育的极高重视值得充分肯定。这一方面的作为也贯穿在他平生从政经历之中。
范仲淹在邓州时期,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对教育有如此高度的重视。自然,在邓州兴办学校、振兴教育事业,就成为范仲淹在邓州任期内最为重要的政绩之一。在邓州城东南隅风景优美的所在,范仲淹创建州学讲堂“春风堂”。据说,汉代东方朔曾将孔子比喻作“春风”,所到之处万物生长,“春风堂”得名于此,范仲淹的意图也非常明确。范仲淹时而在春风堂讲学,其子范纯仁、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元祐时知邓州者韩维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流,都曾经在春风堂得到过范仲淹的教诲。范仲淹去世后,当地人将其改名为“花洲书院”,因为春风堂与百花洲风景点连接在一起。且在旁边建范文正公祠,祭祀、怀念范仲淹。绍圣二年(1095),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知邓州,重新修整花洲书院。而后,历代邓州地方官缅怀范仲淹,对花洲书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重建或修建,花洲书院成为中国历史上办学时间最久的场所之一。
范仲淹诲人不倦不仅仅在讲堂上,对地方俊贤也多有教导勉励。庆历六年三月,邓州举子贾黯状元及第,回乡拜谒范仲淹,愿得到范仲淹的教诲。范仲淹说:“你在仕途上不愁不显赫,只有‘不欺’二字要终身奉行之。”贾黯一生不忘范仲淹的教导,经常对人家说:“我从范文正那里学到的,平生用之不尽。”
范仲淹在邓州任期内,勤勉政务。兴修水利,鼓励农桑,澄清地方吏治,邓州一地政通人和。庆历八年(1048)正月,朝廷徙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百姓爱戴范仲淹,拦住前来宣读诏令的朝廷使者,要求范仲淹留任。范仲淹也愿意继续留任邓州,获朝廷同意。范仲淹有《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表示留任后“敢不拳拳民政,战战官箴”?独裁体制之下,人们见过多少晚节不保、退出官场前捞取个人利益的官员?而范仲淹的“拳拳民政、战战官箴”是一生的为官原则立场,始终不渝。地方百姓的挽留,是范仲淹政绩的最好证明。范仲淹辞世后,邓州百姓在花洲书院侧设范文正公祠,表达了对范仲淹永久的怀念之情。
范仲淹老友尹洙此时谪居筠州,病重无药,范仲淹请求让尹洙到邓州治病,得朝廷同意。尹洙到邓州时已经病危,范仲淹曾半夜前去看望,告诉尹洙说:“你平生的气节和行为,我会嘱托韩琦、欧阳修执笔作文,使其永垂不朽。”又说:“我会与众公分俸禄给你的家庭,不会让他们流离失所的。”几天后,尹洙在平静中去世。范仲淹嘱孙甫作行状、欧阳修作墓志铭、韩琦作墓表,范仲淹则为其文集作序,称赞尹洙“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与欧阳修一起改变了文坛的创作风气,“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尹师鲁河南集序》)。可见范仲淹对老友尽心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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