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节 “兴教劝学”，“经正民兴”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①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②因此，他在师行所到之处，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试图以此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③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因此，他力主在甘肃“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甚于此矣”。①左宗棠还认为他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②为了“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的目的，他对封建教育不断加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

“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 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 年）至光绪六年（1880 年）的 11 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 30 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 320 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 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 210 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缴寒微得照备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可计日而待也”。①光绪元年（1875年），适值新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人闱监临之责。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百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①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经数月加倍赴工，试院应备堂室、号舍等于初秋举试前建成。左宗棠又奏请简派正、副考官，于八月初六日举行了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 3000 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九月初榜发，第一名解元，恰是左宗棠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材生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左宗棠颇感高兴，据他在致友人信中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弟于甄别书院及月课，录科均拔寘，弟一意其不仅为科名中人。闱中秋宵，尝倚仗桥边，忽仰视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不虞监水官在后窃闻，后为庆伯谦访言之，弟初不自觉。写榜日，两主试先以闱墨见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频日宴集，必叙此为佳话，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②安维峻也未负左宗棠所望，他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闻名，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左宗棠对这次乡试的举行是颇为惬意的，他入闱监临时曾写下如此楹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③

左宗棠由于出身寒苦的原因，深知学生读书不易，便常常向书院“添助膏火”，捐赠“廉银”，并主张将“修城之捐改为移建书院”①，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常在战暇亲临书院，与诸生交谈与探讨学问。其在肃州指挥规复新疆，抽空去酒泉书院即是一例。他曾给榆阳书院题写“北学其先”四字，以旌其门。他在入京辅政路过柳湖书院时亲自前往巡视，认为该书院“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嘉树成林，尤称胜境”。②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为南菁书院题写了“绎志多忘嗟老大；读书有味且从容”③的联语。这些都表明了左宗棠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至六。

② 《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2 页。

③ 《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 页。

① 《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61 页。

② 《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61 页。

① 《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245 页。

② 《王道加敏禀刊〈六经〉即附崇文书局办理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8 页。

① 奉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253—259 页。

② 《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页二二至二三。

③ 《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7 页。

①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58—560 页。

①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194 页。

② 《答吴清卿学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六七。

①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 页。

② 《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八○。

③ 《南菁书院讲堂》，《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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