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

在中国近代史上，本书传主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

清嘉庆五年（1800 年），乃世纪之交。步入 19 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于世界大势。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在 16—18 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洲、西亚、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 19 世纪初正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

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接见，同时申明英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殊不晓19 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斥的态度，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 20 个年头遇到了鸦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为只要简单地闭关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愦，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 1860 年英法联军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在派奕訢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奕訢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訢还受到英使额尔金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即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他与林则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 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②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③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 19 世纪40 至 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果。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动。诚如时人所说：“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①面对此况，许多有识之士决意把购买和仿造外国船炮作为救时第一要务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②左宗棠指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③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认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④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建议尽快制造轮船，“以之行驶海口长江，庶为中国御侮自守之用”。⑤洋务派在谋求自强以御外侮方面达成的共识，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左宗棠正是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身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么怎样学习，有无必要学习，乃西学东渐之风还未强劲之晚清社会中颇有歧异的一个难题。左宗棠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做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②。这种开放的姿态同顽固派墨守旧习，闭目塞听，以为向西方学习定会“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③的心态和“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④的表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左宗棠也界定了学西的范围，认为西方的“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强调“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⑤他把中学视为“本”，将西学看成“末”，正与中国近代化初始时期“中体西用”的理论息息相通。这虽然限制了学西的内容，但又给西学的引入加上了“正当学问”的标签，为封闭型的封建文化模式向开放型的融合中西的近代文化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左宗棠在对待“请觐”礼仪这一久争未决的问题时，便表现得开明多了。他认为“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清朝自然就不再应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洋各国来使以“贡使”相待。况且“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①这是不可能的。显然，左宗棠的这种认识不仅同国际交往中的礼节习惯相接轨，更重要的是他摆正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摆脱了闭关心理的制约。

“制夷”，即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时代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备受列强的侵扰和欺凌，主权受损，领土被割，财富遭劫，生灵涂炭。因此，如何御侮而自强，就成为时务之急。左宗棠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揭示了这个主题。一个颇应引起重视的史实是，在以求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兴起后的十几年至二十几年内，曾发生有日本侵台、阿古柏匪帮（左宗棠称之为安集延夷人）和俄国侵略新疆、法国侵华等事件，经实践检验，“师夷长技”带来的成果改变了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完全失败的记录。日本侵台事件刚发生，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成的 15 艘轮船加紧布防，使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③未敢轻举妄动。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可谓深谋远虑。在规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强调“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①其中在“精求枪炮”方面，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就加紧赶制军火，以供应西征大军，保证了进取北疆、底定南疆的顺利实现。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其部将王德榜组织“恪靖定远军”，并负责转运由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武器装备增援两广前线。随后，任两广总督的洋务派新秀张之洞起用名将冯子材，会同王德榜，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时，左宗棠己督办福建军务，挫败了法军侵占台湾和进一步染指东南沿海的阴谋。因此，史学界在为中法战争结局定性时所称的“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正是张之洞、左宗棠与爱国官兵的努力使然；“而败”则是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所致。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巩固塞防和加强海防两个方面。对此，他本人也是引以为荣的。在他人生尽头仅一个月前，左宗棠以豪迈的气质作诗回顾了他出关持节和坐镇东南的历历征程。诗中“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一句，再现了西征大军随他收复新疆的壮观场景；“海防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②一句，则展示了他对海防的关切之情和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所以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的时代。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

②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 页。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② 《题〈疏勒望云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6—467 页。

① ［清］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卷四二。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776—177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②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第 7 册，第 2334、254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①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4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② ［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③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7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④ ［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光绪二年重刊本。

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

②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5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③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7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七一，页一七。

② [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四，页一○，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④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4 页，台北版。

⑤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28 页，台北版。

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1—63 页。

② 《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三。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五。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页二至四。

⑤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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