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_1—5

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43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8_1 建立重庆军统局

1938 年10 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1 座3 层、1 座2 层的旧式楼房，另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

成为邻居；不久，又强迫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的枣子岚垭“漱庐”的3 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辟为一般大特务接待客人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是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和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

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湾19 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200 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50 号房屋作戴公馆；抢到磁器口缫丝厂数十间老式平房作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山上的破庙五灵观作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

戴笠在重庆安营后，便着手整理内部。因军统局五月份在武昌成立时，由于战事关系，内部的组织和人事机构均未作大的调整。这次戴笠将内部科、股逐次升格为处、科，并新设许多处、室、科、股，大量扩充人员。从戴笠建立特务处以来，其内部机构的变化从没有停止过。建立军统局后，内部机构的变化更为频繁，有时快得连人事处跟着更改名字都来不及。这是因为军统是一个特殊机构，不受军委会编制部门的约束，况且戴笠生性多变，一个念头闪过，马上付诸实施，从不肯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蒋介石对军统的原则是只过问局级人事和编制情况，对局以下的机构、人事全权交给戴笠处理。

因而，军统内勤要增一处一室、外勤要设一区一站，只要戴笠决定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完全不须向蒋介石或军委会请示报告。所需经费除军委会按核定编制拨发部分外，绝大部分都是由蒋介石按年度统一从特别费项目下补助。抗战中期以后，由于军统组织极度膨胀，所需经费十分巨大，蒋介石的年度巨额补助亦不能解决问题，戴笠就自己多方面开辟财源进行解决。

军统扩建之初，戴笠首先把书记室升格为秘书室，秘书室内初设文书科和译电科，后因业务大量增加，这两个科又分别扩充为文书组和机要组，组内再设科。秘书室由主任秘书主持工作，但因主任秘书郑介民不肯到职，故军统局仍保留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一职，主持内勤业务，大特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都在这个时期担任过书记长。结果弄得不但许多外勤特务不清楚书记长之上还有一个主任秘书郑介民，就是许多内勤特务也不清楚。戴笠是个细心之人，感到这样下去，一旦蒋介石查问起来，容易引起他的猜忌心理，郑介民也可以借口推脱。于是决定将书记长一职撤销，改设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主持内勤业务。

秘书室以下的各处，习惯上按序号排列。初设一、二、三、四处，后来发展到八大处。

一处，即军事情报处，由特务处时期的情报科升格而成。与特务处时期有所区别的是，它不是按地区而是按业务分工设置内部科室。先后设有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谍参科和国际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杨继荣、鲍志鸿担任。

二处，即党政情报处，由特务处后期设立的党政科升格而成。下设党政科、侦防科、航检科、中共科和经济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何芝园、王新衡等人担任。二处的核心是中共科。这是在国共二次合作以后新成立的一个科，任务是集中处理有关中共的问题。二处的经济科是一个权力极大的科室。第一任科长是德国经济学博士费同泽，但因费与副科长、颇有才华的日本经济学家邓葆光不和，科长一职被撤，由邓接任。邓同时兼任军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并以局本部名义直接指挥财政部缉私处、货运管理局、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查组领导的各地经济检查队，权力之大，令人侧目。

三处，即行动处，由特务处行动科升格而成。下设行动科、警稽科和司法科。不久，戴笠又将警稽科、司法科从三处中划出，成立警务处、司法处。

行动处主管军统行动工作，领导全国各地的行动总队、大队、队、组等近80多个，并负责指导军统特务团和蒋介石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的任务。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余铎、徐业道、阮清源等人担任。

四处，即电讯处，由特务处电讯科升格而成。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并单独设有一个人事科，负责管理该处的电讯人员。

由于该处工作的特殊性，戴笠将其安排在重庆马鞍山独立办公，与军统局各大处分开活动。处长魏大铭，是特务处时期的“老军统”，著名的电讯专家，同时主管规模庞大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

五处，即司法处，下设审讯科和狱管科。处长先后由徐业道、沈维翰、李希成等大特务担任。

六处，即人事处，由军统人事室扩充而成。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及卡片室。处长由李肖白、龚仙舫等大特务担任。

七处，即经理处，由军统会计室扩充而成。下设综计科、审计科、预算科、财务科及现金出纳股。处长徐人骥是蒋介石“钦定”的，他是协助戴笠、郑介民筹建特务处的元老，又负有从财务上监视戴笠活动的任务，故戴笠非但不敢搬动他的位置，平时在工作中也要敬让三分。

八处，即总务处，由军统总务科扩充而成。下设庶务科、管理科、交通科，并领导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官兵消费合作社。处长沈醉，是军统最年轻的处级大特务，平时吃戴笠的“大菜”最多，同时又被戴笠称为军统的总务专家。

军统后期成立的还有训练处、警务处和布置处。训练处由军统训练科扩充而成，任务是对军统的数十个训练班进行督训。处长郑锡麟是“十人团”

成员，被称为军统的“训练专家”。其后由军统老特务廖华平担任处长。训练处同时主编军统内部发行的月刊《家风》，领导军统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家风》创刊于1938 年5 月，初名《半月时评》，这是戴笠用以控制军统内部思想的刊物。“抗日锄奸团”原由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自发组成，后被戴笠发现并掌握，因而逐渐改变性质。警务处主管各地的警察机构与稽查机构。布置处是军统成立的最后一个处，任务是布置对沦陷区的潜伏和策反工作。处长马汉三，是一位野心极大的高级特务。

军统局内部比处略小一点的是各室和委员会等机构。督察室的任务与特务处时期无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戴笠在军统局督察室内新增设了一个防奸股，专门监视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叛徒，并防范中共派人打入军统活动。该股手拿戴笠赐予的“尚方宝剑”，发现有嫌疑人物，有权先行扣押，再审讯调查。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是特为张国焘而设的机构。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专门研究如何杀人放火、行凶破坏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机构。经济研究室主要研究有关破坏、扰乱沦陷区经济以及军统自身如何缉私、走私等方面问题的专门机构。总稽核室是军统的经济审计和监督机构。机要室（译电室）原隶属于秘书室，后由戴笠提升为处级机构，主任由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担任。

军统另外设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财产清理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以及中山活动室、“四一”医院、神仙洞招待所、印刷所、造纸厂和特务团等服务、勤务机构。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是因躲避日军空袭而设立的军统乡下办事处，有内外勤兼顾的任务。

军统的外勤组织除站、组相对比较稳定以外，区及办事处一类的机构变化甚多，难以确数。抗战时期，除东北以外，各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这些偏远省份）都建立了省站。有的一省则建数站。

军统时期，海外特工机构亦逐渐建成。先后成立了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机构。仅在越南境内就设有7 个情报分站，并于1939 年在广西南宁设情报总站，进行领导。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日本及其它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

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可谓多如牛毛，比较有影响的计有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军令部第二厅、军委会特种邮电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缉私署、直接税署、货运管理局、内政部警政司、各大城市警察局、外交部护照科、驻各国武官处、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各战区和集团军调查室、三军谍报参谋处室、各大城市及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航空委员会政治部调查室等等。

在过去特务处的各个时期，戴笠对手下的特工人数都有确切的记录，从1932 年4 月1 日前的10 个人，到1937 年7 月“七七事变”发生，人数已达3600 人。但后来因军统扩展太快，几至膨胀的程度，其在抗战各个时期的确切人数，根本无法掌握。粗略估计，军统在全盛时期的内外勤人数约5 万人，军统掌握的各种特务武装约20 万人，通过军统策反掌握的伪军力量约80 万人；三部分力量合计100 余万人。尤其前两部分力量的组织之严密、调动之灵活，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戴笠拥有的强大实力超过了使蒋介石放心的程度，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08_2 西解张杨

戴笠西撤重庆，同时也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西解。

1938 年春间，张学良被幽禁在郴州苏仙岭时，戴笠在汉口闻讯郴州街上发现了张学良的旧部，立即下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郴州的邻县永兴县。1 个月后，戴笠再次电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湘西凤凰山。其时，戴笠正在湘西筹办临训班，临澧距沅陵只有200 公里左右，距幽禁杨虎城的益阳只有100 多公里。这样，戴笠可以借在汉口、临澧之间来回走动的机会，对沅陵、益阳两地进行控制。

在张学良启程向沅陵行进途中，戴笠给军统沅陵办事处主任晏武发电，要他对沅陵凤凰山上的凤凰寺进行修缮，并选30 个精干的便衣特务随时听用，加强对凤凰山的警戒工作。

凤凰山位于沅水东南岸，与沅陵城隔水相望，从沅陵城观望，一如展翅欲飞的凤凰。山顶古庙凤凰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寺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风景清静幽雅，张学良到达凤凰山后，戴笠专程到沅陵视察，对张学良住地的安全进行布置和检查，并成立军统沅陵邮电检查所，专事检查张学良的来往信件。另派从上海撤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大特务黄家持为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协助刘乙光对张学良进行监视。戴笠还给张学良送了一些食品，住了2 天，因武汉战事紧张，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复命。

1938 年秋冬间，武汉沦陷，日军乘胜进击，逼近长沙和湘西，沅陵吃紧。

戴笠此时正在临澧主持临训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同时筹划将临训班二期西迁湖南黔阳续办的事宜。经多方派人踏勘寻找，决定把张学良、杨虎城双双西迁贵州中部。那里群山密布，悬崖峭壁，川黔铁路横贯全境，既便于做好警戒监视工作，又便于戴笠来往视察检查。

戴笠为张学良选择的幽禁地是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是明代兵部主事、理学家王阳明读书讲学之所，距修文县城约3 华里，环境幽静，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有数间房屋用作张学良“读书思过”、“修身养性”之所。

为杨虎城选择的地方初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白鹤观，后因戴笠看到这里距公路太近，不符合绝对安全的要求，就亲自选定在距息烽县城10 多里的玄天洞。洞内高30 多米，空间很大，仅有1 个洞口可供出入。看守人员只要守住这个洞口，便是万夫莫开了，加之上山的道路又很偏僻隐蔽，真正是一个绝好的天然监狱。当时洞内有所道士观，戴笠当即命李家杰派特务把道士赶走，将杨虎城从阳朗坝移解过来。

修文与息烽两县相邻，阳明洞与玄天洞之间仅隔10 多公里的一条山路。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两位将军虽双双被囚禁在此，历经数年，但谁也没有想到对方竟关押在自己身旁咫尺之地。

戴笠考虑到贵州将是长期囚禁张、杨的地方，故张、杨到贵州不久，戴笠就到修文、息烽进行视察部署，对加强看守张、杨的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把蒋介石关于“严加管束”的指令充分具体化，形成控制囚禁张、杨的五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戴笠亲自选派的刘乙光、李家杰两个特务队。戴笠规定第一道封锁线的任务是实施24 小时连续不断的监视。白天负责内围警戒的任务，以30 米左右的距离作半径围绕住房进行游动，到了晚间则收缩到寝室和门口。戴笠还规定夜间用竹梆打更的办法传递信息。夜幕降临后，特务们约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第二个便接着敲。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一个不响，带班的特务骨干马上去检查。因此，每到夜间，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令特务们丝毫不敢懈怠。

戴笠规定杨虎城白天可以到室外和洞口走动走动，夜间便不许出屋一步。杨根据这个禁律，一天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是在白天到洞口去眺望息烽公路上的汽车，以解终年离群索居的孤独和寂寞。张学良白天的活动范围可以稍大一些，但到了黄昏一样不许出屋门一步。戴笠还从电讯处专门拨了一部电台交给刘乙光，由刘乙光及时向戴笠汇报看守张学良的情况，以防不测。

第二道封锁线是分别配属特务队的一连武装宪兵。戴笠规定他们的外围警戒线，白天可以达数百米，以控制较大的范围，任务是禁止行人和老百姓接近山洞。晚间则收缩到内围特务白天布岗的地方。戴笠还要求在通往阳明洞和玄天洞附近的道路上设置暗岗，以监视可疑的行人。并规定看守玄天洞的宪兵必须分双层布岗，一层设在玄天洞所在的山上，一层设在后山高地，通过火力控制后山和玄天洞口。

在外层宪兵和内层特务之间，戴笠规定只允许特务队长和宪兵连长接触，宪兵与特务之间不准交往，以达到双线控制，互相牵制的目的。至于监视张、杨的特务和宪兵之间，更是严格禁止互通信息，不准有任何横向联系。

第三道封锁线是阳明洞、玄天洞所在县、乡的行政及保警系统。戴笠先后保荐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祯任息烽县长，派看守张学良特务队的骨干特务邱秀虎任修文县保警大队附，代大队长负实际责任。后来，戴笠发现兼任大队长的修文县长胡立五与中统有关系，与军统若即若离。经报蒋介石同意，保荐军统特务王崇武任修文县长。这些特务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所任公开职务的便利，调动行政保警力量，配合刘乙光、李家杰等人做好看守张、杨的工作。

不久，戴笠认为不仅要控制息烽、修文两县的行政保警力量，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对贵州全省军警力量的控制。于是调邱秀虎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贵阳搞公开侦缉工作。修文县保警大队附则由军统特务熊仲青接任。结果，邱秀虎在贵阳的寓所，成为修文县看守张学良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为了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力量，戴笠报请蒋下手令，任命国民党第94 军军长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长，掌握全部地方武装，傅仲芳按蒋、戴的交代，亲自到修文、息烽视察，了解和询问看守张、杨的情况，拟订应变措施，以防不测。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军委会特务团组成。张、杨分别移解修文、息烽后，戴笠担心消息泄漏出去，张、杨旧部会联合营救，就请示蒋介石同意，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加强对张、杨大外围的看守任务。团长张止戈按戴笠的指示，把团部设在息烽县城，修文则派徐启龙的1 个营驻守。虽如此，戴笠还是不能放心。又进一步增调军委会特务第二团驻息烽专事监视玄天洞，增调军委会特务第八团驻修文专事监视阳明洞。特务团均按戴笠的要求，在张、杨住地的外围建碉堡、设岗哨，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把阳明洞、玄天洞围得铁桶一般。

第五道封锁线是由军统特务控制修文、息烽两县的邮电通讯及当地的情报治安和联络部门。张学良到修文后，戴笠规定寄出函电都要经过刘乙光和驻修文邮检特务的检查方可发出。外面寄给张、杨的函电，除蒋介石、宋美龄的函电不准检查外，其它任何大员的函电都必须扣压检查。至于报刊书籍中涉及到张、杨消息的，则一律扣压不送，进行销毁处理。凡发现有可疑人给张、杨寄送函电的，则必须派特务对寄送人进行秘密调查，重要情况须立即向戴笠呈报处理。

除了五道封锁线之外，戴笠还对刘乙光、李家杰分别单独传达蒋介石的密令，如一旦发生意外，来不及应变，则由刘、李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副官、保姆等人下杀手，统统打死，绝不能让他们被活着救走。

1939 年2 月下旬，戴笠到贵阳办事完毕后，在返回重庆途中顺便拐到阳明洞去看望张学良。戴见到张后，第一句就说：“雨农代表委员长问副司令好。”张苦笑回答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

戴和张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会儿，因事急着要走。张在送戴时，对戴说：“我想及时知道外界的情况，能不能给我送台收音机来？”戴沉思良久，才答非所问地说：“可以多选些唱片和书刊送来”。张知此事已不可为，也就不再言语，心情忧郁地返回卧室。

张、杨在修文、息烽，因交通也还方便，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两次时间到阳明洞、玄天洞看看张、杨。其中，看张的次数和时间要多些。有一段时间，张心情烦燥，经常发脾气，甚至流露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每遇这种情况，戴笠总要备一些礼品，抽时间到修文来看看张。如抽不出时间，则写一封信，派总务处长沈醉或其他大特务带上礼品代表他去看张。如果还不能使张的情绪安静下来，戴则请示蒋介石批准，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由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一起去看看张。每次用两三天时间陪张谈谈外面的情况，缓解张的情绪。每当此时，李肖白总是寸步不离，以防他们私下达成什么默契。李完成任务后，照例把张、莫谈话的内容向戴笠详细汇报。而杨虎城照例是得不到张的这些待遇的。

戴笠每次去看望张、杨，表面上了解张、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实际上是检查对张、杨的看守情况。因此，戴每次在修文和息烽停留，都要听取特务队长、宪兵连长的工作汇报，然后再个别找特务与宪兵了解情况，进行核实，以防特务队长或宪兵连长对他欺骗，逼得特务和宪兵们对看守工作十分谨慎严密，丝毫不敢大意。

08_3 越境追杀

1938 年12 月18 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

12 月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以“恢复和平”为口号，开始了卖国投敌的活动。

汪精卫的出逃，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戴笠受蒋密令，对交通部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一些被认为与汪精卫出逃有关的人，暗中进行审查控制，命令军统云南站长李家祯、西南运输处监察组长张炎元调动庞大的特务组织，对认为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严密监视。

1939 年1 月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

具体行动时间则要听蒋的最后通知。

戴笠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布置行动方面虽有丰富的经验，但对完成这次任务也感到毫无把握，因为执行中难度很大。

首先，这是一次国际行动。如何越境组织暗杀，这在军统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加之语言不通、地形不熟、风俗不同，这就使得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形迹很难隐蔽。戴笠深知：暗杀是一项十分精细严密的行动，只要在某一细节上稍一疏忽，就有可能招致全盘工作的失败。军统虽有不少国际情报人员，但是却没有1 个国际行动人员。况且过去在国内组织的暗杀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特务都是在当地活动多年的“老地方”，地形熟、关系熟、人员熟，可谓得心应手。而这次越境行动根本无此条件。

其次，汪精卫是一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这一次出逃更是汪与日本政府长期策划的结果，为世界政治舆论所瞩目。汪的一举一动必受法、日当局的密切注视，这就给行动的隐蔽性带来了难度。汪精卫虽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在一生中却与暗杀有不解之缘，既暗杀过别人，又被别人暗杀过，是从炸弹枪弹中翻滚过来的人，况且汪与蒋长期共事，蒋靠暗杀铲除政敌的手腕，汪可谓比谁都清楚。以汪之机警，岂有不防蒋这次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会施出暗杀这一杀手锏的道理。

另外，这次行动准备的时间仓促，难以周密筹划。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而准备工作的难度又远非国内组织的行动可比，这就使戴笠深感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难以逆料。但是，戴笠深知这次行动非同小可，必须全力以赴，拚死一搏。他从蒋处回到军统局后，当即请人从军令部二厅找来郑介民，研究拟订此次行动的计划与具体方案。

首先是行动组的人选问题，戴笠提出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此人不但对行动工作颇有研究，办事精明干练，爱动脑筋，且能讲法语，这在作为法国殖民地的河内，是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此人可以作为这次派往河内的较佳人选。唯余乐醒缺乏组织指挥重大行动的实际经验，难负挂帅重任，必须另有一员大将前往主持。经戴笠和郑介民反复考虑，决定调天津站长陈恭澎任河内行动组组长。此人参与策划和指挥过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人的重大行动，胆大心细，经验丰富，可当此重任。同时被选定参加行动组的成员分别有：戴笠的随身警卫王鲁翘、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军统局特务总队的行动员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唐英杰从小练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之功，被戴笠视为江湖异人；王鲁翘是杭州特训班学生，多年跟随戴笠，百步之内，枪法百发百中，曾参加追杀王亚樵的行动。其余行动人员，也都各有专长，是军统的老牌行动人员。行动组人选确定后，戴笠一面发电给陈恭澍，令他火速赴港待命；一面对其余人员分别接见，进行精神训示，勉励他们竭力为领袖尽忠效命。然后分批分期从多路潜往河内集中，以避人耳目。

本来蒋介石考虑由郑介民亲赴河内指挥，但戴笠考虑再三，认为此次行动关系实在重大，而郑介民多年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令部二厅，对军统局的许多情况日见生疏，由他出马指挥，许多方面还要先熟悉情况，不免贻误时机。于是，戴笠向蒋介石请缨，决定亲自出马，担任这次越境刺汪行动的总指挥。

戴笠反复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将刺汪行动的指挥中心设在哪里比较合适？当时，可供选择的地点有3 个：河内、昆明和香港。

经过选择比较，戴笠决定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一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鱼龙混杂，便于隐蔽。二是人员进出方便，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便于调遣人员。三是香港距河内不远，乘坐海轮1 个昼夜即可到达，空中班机可直飞重庆，便于戴笠来回走动。四是军统局在香港经营多年，特工力量亦很雄厚，其他设施也很齐全，便于调用。五是汪精卫手下有不少爪牙正潜伏在港，随时准备待机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亦可以同时对这些汪的同党加强监视，必要时给予惩戒，以儆效尤。

一切准备就绪后，戴笠于1939 年1 月中旬，带着甲室的毛万里、王绍谦、季若恂等人直飞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6 号设立联络站，安排甲室秘书毛万里在此办公和住宿，负责联络工作。戴笠本来在香港购置有一幢洋房，但为了隐蔽形踪，却另外在香港、九龙分别租赁公寓，轮流居住。为了保密，戴笠一般只于夜间接见调遣陈恭澍等有关人员，并在联络站设立两座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重庆保持联系，电报则由甲室工作人员王绍谦、季若恂亲译，交戴笠亲自处理。

戴笠实施刺汪计划的第三步方案是准备亲自到河内进行一番布置，为河内行动组接上各方面的关系，并对集中待命的行动组人员进行分工，明确任务和责任。军统在河内原先派有一个特务，叫方炳西，此人曾任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谍报处科长等职，现以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的身份进行工作。在这之前，戴笠已有电报到方炳西，令他设法租赁了1 幢独立的2 层楼房，作为行动组的密点，购置了一辆旧的福特牌小车，解决了行动组的吃、住、行等问题。另外，戴笠已在河内预先派遣了一名姓徐的直属通讯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与法国籍的河内警察总监尤为熟悉，在当地的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被尊称为徐先生。戴笠过去交给徐先生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

戴笠以何永年的化名领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赴河内。到达行动组居住的密点后，当即召见陈恭澍、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指示他们按预先计划外出熟悉河内的市容和地形，然后单身一人拜会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说明此行来意，并以封官许愿作条件，要求许念曾对此次行动鼎力相助，得到许的承诺（许念曾后来经戴笠援手推荐为驻埃及公使）。于是，河内总领事馆成为刺汪行动的前线指挥所和联络点，馆内设立了电台，作为河内与香港之间联络专线。行动组人员也在领事馆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戴笠拜访许念曾之后，又秘密会见了徐先生，交代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多年与河内高层人员建立的关系，侦查掌握汪精卫在河内的行踪，及时向行动组提供。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地当局表面上的态度是不给汪精卫一行活动的方便，实际上暗中对刺客之类严加警戒。因此，徐先生与河内警方建立的关系对协助行动组的活动极为重要。

戴笠在河内活动了两天时间，将各方面的关系疏通联络之后，一一交给陈恭澍。离开河内之前，他又召集行动组全体人员，交代布置任务。戴笠对行动组的分工是：余乐醒负责“软性行动”，主要研究和实施用毒气、毒药、定时炸弹、爆破等特种技术对汪进行制裁；陈恭澍负责“硬性行动”，研究和实施对汪进行狙击。陈恭澍任河内行动组组长。戴笠要求行动组全体人员必须按预定计划积极开始布置，精心准备，周密策划。关于武器，近期当陆续送到。至于具体制裁时间，必须听香港指挥中心的最后指令。戴笠最后用警告的语气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一切安排完毕，已是到达河内的第三天凌晨，当即由方炳西用车把戴送到河内机场，悄悄地回到香港。

从河内归来，戴笠的第四步计划是解决武器问题。当时，法国殖民当局为防止恐怖暗杀和骚乱暴动活动，对治安抓得很紧，尤其对枪支弹药控制极严。从外面带进去很不容易，用高价从“地下”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更难以买到性能好、杀伤性大的优良枪支。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下手。但是，戴笠对这个问题早有预案。抗战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口全部被日军封锁，只剩下1 条滇越铁路经河内到达海防港口，成为重庆政府进口国际物资的生命线。为此重庆政府派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陈修和通过法国驻华使馆武官与法国军火商龙东的关系，与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达成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的秘密协议。为确保这条国际通道的运输效率，军委会专门成立了西南运输处，并分别在海防、香港设立分处。西南运输处的监察组长张炎元就是戴笠手下的大特务，张炎元同时在海防分处派有监察员，通过力争，又将香港分处监运科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科长由香港区长王新衡担任。

为此，戴笠回到香港后，立即与张炎元取得联系，由王新衡以西运处香港分处监运科长的身份派人运送一批手枪到越南海防港口，交西运处海防分处的军统监察员，再由河内刺汪行动组派人秘密到海防领取，偷运进河内。

为确保完成刺汪任务，戴笠指令军统美国站特务从美国购买了两枝崭新的左轮手枪。这种武器的特点是射程远，杀伤力大，很适合狙击行动使用。

枪购到后，戴笠经多方打听联系，最后决定请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联络官曹师昂携同法国妻子专程将武器送到河内。曹师昂虽是湖南人，但因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业学校，曾任法国空军第35 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回国后，出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开始后任法国志愿军大队联络官，在法方有很多熟人朋友。故曹师昂把两枝枪藏在行李中，经朋友向河内法国警方打招呼，未经任何检查，就顺利地把武器带入河内，按预定地点交给行动组。至此，武器问题亦顺利解决。

戴笠实施的第五步计划是对汪派滞留在港人员进行监视、分化和打击。

在汪精卫蛰居河内的时候，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前沿地带。先后到港的有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后与汪持不合作态度）、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佛海、艺文社主任陶希圣、中央立法委员林柏生、江宁县长梅思平、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痒等人。汪精卫的老婆、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在香港与河内之间来回奔走联络，传递情报和消息。高宗武、梅思平则在港与日方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

陈璧君来港，住在九龙塘汉口道26 号3 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则合住九龙塘约道5 号。一众人自知已成为戴笠手下特务注意的对象，因而个个藏头露尾，深居简出，行踪诡秘。

为此，戴笠与当时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 号房间的杜月笙约谈，请他联系物色人选，对汪派人员进行分化、拉拢、瓦解；并指令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调动香港区的全部力量，对汪派在港人员严密进行监视，掌握他们的住址、行踪的动向，以判断汪精卫居留河内的时间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配合刺汪行动组的行动。

早在戴笠到港初期，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部署河内刺汪的行动，一方面对汪派在港人员进行打击。戴笠选择首先打击的对象是林柏生。

这是因为汪精卫的《艳电》以及许多和平理论都是在以林柏生为社长的《南华日报》及以林柏生为主任的蔚蓝书店发表、宣传的。为打击汪精卫集团的气焰，抑制其投降活动，戴笠决定先拿对和平投敌活动极为活跃的林柏生开刀。当时，《南华日报》设在香港荷李活道49 号，蔚蓝书店设在皇后大道华人行7 楼6 号A 。戴笠先令香港区情报员、香港《珠江日报》编辑刘大炎利用记者身份从这两处找林接触，另派香港区书记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在一侧跟踪侦查林的日常出入途径，伺机行动。在动手之前，戴笠先派人传话给林柏生，约其在香港思豪饭店会谈，其实是借此送一个警告的信号。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于是，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于1939 年1 月13 日晚上进行伏击，结果错杀了一个和林柏生长得很像的陌生人。这一晚，林柏生因留在《南华日报》馆，通宵未归而侥幸躲了过去。1 月17 日中午，陈璧君在九龙塘汪宅邀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吃饭。下午3 时，林柏生被香港警察厅政治部约去谈1 月13 日晚的暗杀事件，要林柏生当心。谈话完毕，林柏生因与梅思平、陈春圃等人相约在告罗士打饮茶，于是步行前往。

当林柏生行经香港历山大厦门前时，刘方雄再次指挥两名行动特务从背后跃出，用袖藏的铁棍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击1 棍，林当场昏死过去，两名特务1 名当场被人擒获，1 名乘隙逃走。林柏生由警方秘密送往玛丽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

经此一击，汪派在港人员锐气大减，一个个蛰居潜伏起来，只于夜暗中进行一些活动。汪精卫在河内闻知林柏生被击，更是小心谨慎，步步提防，先是躲进河内西北约80 公里的一处名叫“丹岛”的避暑地。1 月28 日，陈恭澍率行动组人员跟踪找到“丹岛”山中，汪精卫当机立断，住进了河内市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 号朱培德夫人的别墅里。不久，这处地方亦被陈恭澍按徐先生递送的情报找到，于是河内刺汪行动组开始了一系列的周密计划和准备工作。

3 月中旬，戴笠从各方面得到情报，汪精卫将在近期内有离开河内的迹象，于是，经请示蒋介石批准，于3 月19 日电令陈恭澍：“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行动组本拟在3 月22 日夜间开始实施硬性行动。但是在3 月20 日，因汪精卫一行要在当日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故行动组改变计划，准备在途中进行狙击。结果在河内郊区红河达莫桥头被汪精卫等人发现行动组的企图，而陈恭澍却于此时有一个瞬间的犹豫，使汪精卫一行得脱，临时取消旋游计划，回到高朗街27 号住宅。

陈恭澍见行动组的企图被汪精卫发现，决定将行动计划提前到3 月20日夜间实施。本来高朗街27 号朱宅是1 幢3 层楼房。3 楼正面两间房间，1 间较大，1 间较小。较大的1 间，里面有床铺设备，汪白天大多在此起居会客，而夜间则睡在隔壁的那间较小的卧室内。这也是汪的机警狡诈处。结果行动组通过长期观察，推断较大的房间是汪的卧室，作为行动的第一目标。

当晚6 名行动人员全体出动，按预拟行动方案翻墙入楼，用利斧砸开房门，举枪狂扫屋内。结果，住在房内的秘书曾仲鸣被打死，而汪精卫却再次逃生。

陈恭澍等人满心欢喜地逃回密点以后，却打听到20 日晚的行动误中副手，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陈一面急电戴笠报告结果，一面即派王鲁翘火速赶往香港，当面汇报经过，其余人则暂留河内听候戴笠对下一阶段行动的指示。

戴笠在香港高街6 号听完了王鲁翘的汇报，许久不作一声。此次行动，戴笠可以说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也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投入了全部精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进行遥控指挥，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使戴笠极度伤心。而此次行动失败，其政治上的后患将难以预料。但到这一步，大势已去，行动组再留在河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是，戴笠在表扬了王鲁翘等人的忠勇行动之后，立即下令解散河内刺汪行动组，召陈恭澍、唐英杰回香港，调余乐醒等人径回重庆，除陈邦国、余鉴声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外，其余人员被分别派往他处。所有人员接电后立即撤离河内，不得停留。一切善后事宜交方炳西办理，香港指挥中心也随之撤销。

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仍然心有不甘地说：“民国28年3 月20 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

08_4 控制孙殿英

戴笠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出乎戴笠意料之外，蒋并未对这次失利进行深责。蒋深知汪精卫亦是国民党集团中的顶尖人物，非等闲之辈，以蒋之老练精明，数十年来尚不能制服汪，何况戴笠。退而论之，戴笠这次能亲率特务，第一次超出国民党政权所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孤军深入到别国境内，将汪精卫的副手打死，也属难能可贵。

更为重要的是，从1939 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后，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戴笠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自从1933 年戴笠与孙殿英天津一别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 枝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 多人，编成了4 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

1937 年8 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笠赠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身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宝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他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作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又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 尺，剑柄特长，上雕9 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乃清乾隆28 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弘历皇帝，所献的一件宝物。当时高宗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高宗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老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套大话自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孙老殿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同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在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1 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3 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在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撒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1 个特派小组，配属1 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1 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谊，私交颇笃。

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 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 年1 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的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 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属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为“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此行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于校长。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林县分手之后，戴笠在外转了一大圈之后，很久才回到重庆，然而也还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孙则久久没有回电，因此时孙与日本侵略者在暗中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领会戴笠重提讨剑一电的用意，因而将此事搁下。留下一段公案，终至危及戴笠日后生命。

08_5 失败之潮

1939 年，是戴笠的军统组织经受重大打击和考验的一年。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多时间，中国半壁河山已处在敌蹄的蹂躏之下。随着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战败和溃退，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大都随军西撤，军统秘密组织则纷纷进入潜伏状态，继续从事沦陷区的特工活动。

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绥靖和顽固反共政策，戴笠的特工工作缺乏对日特斗争的思想、组织和业务训练与物质准备，结果匆忙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工作，使得平日里习惯依靠统治阶段的力量，为虎作伥、养尊处优的军统特务，根本适应不了艰难困苦的地下特工生活，结果在日伪特务汉奸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打击下，纷纷暴露瓦解。最使戴笠痛心的是许多军统特务被日伪逮捕后，又摇身一变，公开落水当起汉奸特务，转过身来更加凶狠地帮助日伪组织向军统进攻。

最先反水的是军统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钱新民反水后，将全区人员名册和电台全部交出，军统南京潜伏区彻底垮台。

接着是军统上海潜伏区受到沉重打击。由于上海租界当局对军统特务暗杀唐绍仪事件不满，先后逮捕了上海潜伏区情报组长和助理书记刘方雄、王方南以及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等人，后经戴笠出钱买通租界探警人员，刘、王、周等人先后获释，被次第调往香港、重庆。

周伟龙调走后，戴笠调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1939 年夏，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被汪伪76 号逮捕后投敌。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机关遭到极大破坏，区长王天木也被逮捕，因经不住76 号特务的威胁利诱，也公开落水当起了汉奸。这个时期同时落水投敌的军统大特务还有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这些军统特务投敌后都先后在汪伪特工总部（76 号）出任要职，疯狂地破坏打击军统潜伏组织。

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的影响，亦在当年9 月向日伪投降。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遗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或则投敌、或则坐牢、或则被杀、或则潜逃，华北区组织机构从此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几乎在这同时，军统外围组织平津抗日锄奸团（抗团）亦被株连，惨遭打击。大批团员被捕坐牢，不少人被杀害。团长曾澈亦不能幸免。

戴笠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南北两大特工中心上海、天津受到严重破坏。

震惊之余，戴笠一方面迅速调整人事，指定原上海区行动组长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原华北区副区长倪中立任天津站长，重建上海区和天津站；一方面指令赵理君、倪中立制裁王天木、裴级三。但是赵理君不但未能完成任务，甚至自身在上海也不能立足，戴笠只得将他调往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科长，派陈恭澍到上海任区长，执行制裁王天木的任务；赴天津组建天津站，负责制裁裴级三等汉奸的任务的倪中立到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中立也被杀害。不久以后，戴笠又续派大特务陈仙洲到天津建立特别站，派张家铨重建天津站，两站再次被日特破坏，仅余张家铨、陈仙洲2 人分别逃回河南和重庆，站中许多人被捕。从此以后，天津站一蹶不振，始终未能建立，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只余下一些零星的小组或电台断断续续在活动。

1939 年底，汪伪76 号特务在王天木的协助下，又赶赴青岛，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以下10 余人，连同电台全部拿获，傅胜兰等一批人亦集体投靠了76 号特务组织。在这期间，军统武汉区也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区长李果谌被捕投敌，出任伪皇协军参谋长，后因争权夺利，被伪皇协军司令熊剑东借机诛杀。

在军统南京、上海、平津、青岛、武汉等地的特务组织连遭破坏打击、大批军统特务落水投敌的同时，戴笠于沦陷区开展的特工活动也连遭失败。

1939 年5 月6 日，汪精卫一行从河内抵达上海，很快与原中统特务头目丁默村、李士群等人先期成立的汉奸特务组织合流。一时，上海成为蒋汪特工斗争的中心。

先是在1939 年夏天，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以统一国民党各派系特工在上海的力量，与日汪汉奸特务斗争。但是，统一委员会负责实际工作的CC 系特务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统一委员会还是“统而不一”。

接着，戴笠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令，指示他在上海广泛组织除奸活动，以打击汪伪汉奸势力。陈恭澍奉命后，于这年秋天派军统特务詹森把汪伪76 号特务组织的后台人物季云卿枪杀在上海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季是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76 号的大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都是季云卿的“徒弟”，76 号的许多凶狠打手，都是经季云卿介绍的，所以陈恭澍首先选择季云卿作为打击76 号的目标。但是，不久以后詹森因自泄“天机”而被76 号逮捕，由汪伪特工委员会主任周佛海批准将詹森枪毙。在这期间，军统少将高参萧家驹、军统特派员罗梦芗先后到上海开展除奸活动，均被原先从军统落水的76 号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诱降引荐给76 号特务头目丁默邨、李士群，由76 号分别安置为“和平救国军”的参谋、76 号的顾问等职。1939 年10 月，军统少将特派员王钟麒、李济时被派到上海不久，也被由军统反水到76 号任第一处处长的林之江出卖抓进76 号，先后投敌，被聘为76 号顾问和专员。这年底，军统特务李持平、陈家栋也先后被由军统反水过去的特务吴道绅出卖，未经用刑就投降了76 号，也被分别委任为76 号专员和电务处电务员。后因李士群发现李、陈二人仍暗中与戴笠保持联系，李士群当即命76 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万里浪将二人绑赴上海中山北路76 号刑场一起枪杀。

戴笠屡战屡败，极为震怒。他总结了这一年多时间里连遭失利的关键是一批军统特务的反水，他们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落水，带动一串；一串落水，又带动一片。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戴笠经过反复研究，认识到汪伪汉奸特务的手法是以“军统”打击军统，自己何不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暗中收买拉拢汪伪汉奸特务打击汪伪汉奸。于是，戴笠急电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指示他或用重金收买，或用既往不咎、将功赎罪等办法，对原先落水的军统特务，进行反收买。然后利用他们开展除奸活动。

陈恭澍接电后依计行事，首先收买到王天木的随身警卫员马河图，许以重金，要他伺机暗杀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一批汉奸特务。马河图在1939年12 月25 日的圣诞之夜，利用王天木、陈明楚、何无风等人到沪西兆丰夜总会跳舞的机会，拔枪突袭，将何天风、陈明楚当场打死。马河图对王天木念在多年老上司的份上，一时手软，使王天木瞬息之间躲进沙发背后，幸免一死。马河图当即逃离沪西兆丰夜总会，躲进法租界，由陈恭澍将他转移送往重庆向戴笠领取10 万元奖金。王天木虽死里逃生，但由于涉嫌，也被76号扣押起来，送进了牢房。戴笠一击而中，多少也出了一口郁积胸中的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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