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_5—8

发布时间：2024/8/21 阅读次数：9 字体大小: 【小】【中】【大】

07_5 大撤退

1937 年11 月5 日早晨，日军第10 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领3 个半师团的生力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3 处登陆，向淞沪中国军队主力的右侧发起攻击，由此，中国军队陷入绝境。11 月8 日，蒋介石下达全军转移的命令，淞沪战役各参战部队陆续退出上海战区。

上海撤退是戴笠意料中的事。从九十月份开始，戴笠已经在布置上海沦陷后的潜伏组织。他下令将上海特区组织改为上海潜伏区，任命周伟龙为上海潜伏区区长，主要负责上海地区的行动工作，兼负责情报工作。另外，成立上海二区，任命戴的江山同乡姜绍谟为区长，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并对周伟龙的上海潜伏区取监视作用。另外，戴笠还利用杜月笙的帮会组织在上海布置了一些工商业界人士与无业流氓，分别开展宣传造谣与破坏日方经济等活动。这些组织自成体系，主要受杜月笙控制，不和上海潜伏区发生关系。

戴笠还利用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以巡捕房为掩护，成立法租界特别站，以廖公劭为站长，直属总处领导，任务主要是在上海沦陷后打击汉奸卖国贼。

10 月份，上海形势越来越紧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重庆。戴笠在上海指挥南京特务处本部搬迁事宜，指示为适应工作需要，分两步实施搬迁计划，第一步先搬迁到汉口、长沙，以汉口作情报中心，以长沙作通讯中心，并派人前往这两处地方具体落实办公地点。

特务处西迁武汉、长沙前，戴笠曾问计于邓葆光。邓葆光是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加入特务处的经济专家，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对日本的财力、物力、经济力有相当深入透彻的研究。曾写出《日本钢铁问题》等专著文章，因不懂特务处规矩，在未送戴笠审阅的情况下，贸然拿到报刊上发表，受到戴笠的批评。邓葆光向戴提出在南京沦陷前紧急抢运战备和战略物资的计划，但是该计划未引起戴的重视。

戴笠同时对南京潜伏区的工作作了进一步布置，任命原特务处一科科长钱新民为南京潜伏区区长，负责南京沦陷后的情报和行动工作。

10 月，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把张学良向内地解囚，第一站先到安徽黄山。因这段时间上海战事吃紧，戴笠难以分身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经蒋同意，戴笠派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代他前往奉化雪窦寺全权指导负责。俞济民不敢懈怠，调集了8 辆卡车装运人和行李，另派浙江省保安处两排人开路，张学良则乘坐自己的小轿车夹在8 辆卡车的中间，一行人浩浩荡荡向安徽黄山进发。张学良从此开始了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到四川的大迁徙。

10 月26 日早晨，上海战区副总司令顾祝同打电话给坚守沪西的88 师师长孙元良，传达了蒋介石要88 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掩护中国军队主力撤出上海战区的命令。经孙元良建议，最后只留下谢晋元的524 团死守上海的最后阵地闸北“四行仓库”。与此同时，戴笠部署别动队第五支队陶一珊部配合正规军坚守南市。

10 月底，蒋介石指示戴笠随时了解四行仓库的守战情况，及时向他报告。据此，戴笠立即请宋子文帮助，解决了上海市场上买不到的4 部西门子电话机，着文强送3 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周伟龙转陶一珊，1 部由文强亲送四行仓库交谢晋元。这4 部电话都可以直通戴笠办公室，以便戴随时掌握陶、谢两部的情况。

岂知当文强将电话机送与周伟龙、陶一珊时，两个人极为紧张，初是不放文强离开指挥所，提出死也要死在一起；继则当文强说明还要赶赴四行仓库送电话机时，周、陶顿时呆若木鸡。文强归来后将周、陶的心理状态向戴笠汇报，戴笠立即坐车赶到锦江公所找这两位高级特务谈话，稳定他们的情绪。

当文强将电话机送谢晋元团长时，谢则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状态，与文强这位黄埔四期的同期同学谈笑风生、神情自若，与周、陶等人确是鲜明的对照。连戴笠也自觉汗颜。戴笠亦将谢晋元及八百孤军“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风貌和设防情况及时向蒋介石作了禀报。

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有不少高级将领甚至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路溃败。虽如此，戴笠仍镇定自若地留在上海，继续有条不紊地布置指挥各方面的善后工作，显示了他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

戴笠应变的第一件事是任命文强为特务处前方办事处处长，任务是收容别动队人员和淞沪战役参战中国军队的散兵游勇。苏浙行动委员会、特务处上海办事处等机关的工作迅速结束，移交上海潜伏区区长周伟龙负责。

接着，戴笠又下令文强迅速交卸结束文友社的工作，将文友社的任务交王树人负责。这时，程克祥、彭寿已开始得到戴笠的信任，并考虑在上海沦陷后继续将程、彭潜伏下来，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开展反间谍活动。

恰此时，程、彭得到日军报道部调动他们到南京开展谍报工作，配合日军进攻南京的新任务。经戴同意，由文强将程、彭带到南京，与南京潜伏区长钱新民接上关系，由钱运用程、彭为南京潜伏区直属通讯员，与日谍作斗争。

但是，在南京沦陷后，由于钱新民叛变投敌，程、彭也被交出，因而被日军逮捕下狱。后来成为大汉奸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联系人。

参加上海战役的国军主力陆续西撤时，戴笠下令配属各部队的战地调查组必须坚持到最后，没有戴笠的命令不准撤离。一个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担任调查组长的特务因未得到戴笠的命令擅自退入租界，被戴笠下令枪决。当各部队基本全部撤出阵地后，戴才下命令撤离。沈醉的1 个组由浏河、罗店阵地后撤至大仓、昆山，此时火车已经不通，只得一路沿铁路线步行至南京，再由南京、蚌埠而达郑州。

戴笠在指挥上海各特务组织潜伏和撤退的同时，接到蒋介石的紧急指示，立即来到杜月笙家里，向杜传达了蒋的两项指示：一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主力沿长江一线向南京进攻，蒋指示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上布置封锁线，蒋要杜月笙发动上海各轮船公司在那里沉掉几艘轮船；二是蒋请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三大亨一起离开上海，先去香港，然后去重庆，尤其是杜月笙，因他在沪上影响很大，希望他能起带头作用，率先去港。杜很清楚，这是蒋害怕他落水当汉奸。这时杜的亲信徒弟陆京士、朱学范也在动员杜迅速离沪。因而杜请戴转告蒋，去港之意已决，请不必担心，倘有落水不清之处，人人都可杀之。但是，杜月笙动员黄金荣、张啸林离沪一事却未能办到。

不久，杜月笙将上海方面的事情安排交代完毕，即与俞鸿钧、钱新之、王晓籁等上海著名人物乘客轮离沪去港。11 月9 日，上海陷落。戴笠在最后时刻，仍然首先将别动队撤离事宜安排检查完毕，然后才搭乘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去香港。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撤出上海战区的情况分别是：二支队从浦东退到苏南，实力保存较多的四支队退到皖南祁门县历口镇，陶一珊的五支队从南市阵地溃散幸存下来的人撤到江阴附近。一支队1 个独立大队退到浦东。别动队另有一部分退到浙西，其余的大多溃散。

与别动队同时撤退的还有戴笠在青浦、松江县举办的两个特工训练班。

由于青训班地处上海市郊，交通联络不便，接到戴笠紧急转移的命令已到11月11 日。他们连夜出发，向苏州方向前进，从昆山到苏州，又折向同里，准备渡过太湖退到浙西。这中间，戴笠又下令取消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个中间环节，直接将青训班挂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并指示从青训班挑选一些学员去南京执行爆破任务，其他学员也改向撤往南京、长沙。于是，余乐醒率队从太湖边上又折回苏州，改向南京撤退。谁知日军攻克上海后，立即鼓其锐气，兵分三路，直下南京。特务处总处机关最后一批西撤的150 名内勤人员在刘启瑞、何芝园等大特务的带领下，抢到招商局一艘正在修理中的破船，已于11 月24 日冒雨乘船撤离南京。不得已，余乐醒只得率领学员们中途改变方向，直奔芜湖，沿长江而上，经获港、铜陵、安庆、九江到达武汉。原目的地是重庆，这时戴笠又变更计划，队伍再次折返九江，经石门街向皖南进发，途中巧遇谢力公率领的松江训练班。该班在松江临撤离前，因遭敌机轰炸和日军袭击，伤亡400 余人，幸存者不足50 人，损失惨重。青训班成立之初408 人，这时也只剩下300 名左右，两支队伍合为一处，齐头并进到达祁门历口镇，与别动队四支队会合。这时，文强奉戴命率前方办事处人员，从南通天生港绕道至苏州、句容等地，派出6 个收容小组，收容到别动队人员2000余人，国军散兵游勇8000 余人，也合为一处带回皖南祁门历口镇。戴下令将这几部分人员全部集中历口整训，余乐醒、谢力公等其他教官陆续调回汉口，筹办临训班。撤退到皖南祁门的别动队力量，加上文强收容的国军散兵和青训班、松训班学员，构成戴笠特务武装的主力。由戴笠亲自赴历口进行点名、训话，鼓舞士气。并报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在历口召集了一次官兵大会，宣布改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历口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戴笠自任团长，俞作柏任副团长。下编3 个大队，依“三三制”编组。青训班、松训班学员则由戴笠和俞作柏个别通过看面相挑选了三四十人带回汉口总部工作，余下的参加第一期军事干部训练队，担任忠义救国军连营以上干部。不久，浙西和苏南的教导二团、三团相继成立，戴笠宣布成立忠救军总指挥部，初由自己兼任总指挥，后由副总指挥俞作柏升任，并任命罗子宾任参谋长，文强任政治部主任。戴笠指令将总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

戴笠到达香港后，立即召集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开会，指出上海、南京、广州等东南沿海大城市沦陷后，香港的战略地位随之增加。今后特务处不但要继续通过香港搜集国际情报，而且要以香港为桥头堡，派特工人员不断打入华南及华东沿海沦陷地区活动，搜集日军在沦陷区的活动情报，打击制裁汉奸等等。为此，戴笠决定成立香港区，先后由郭寿华、李崇诗、王新衡等大特务任区长。王新衡任香港区长，是表示对他因西安事变被无故关押的补偿。这在戴笠的手法是对手下的特务关押后，一旦放出照例要给予升官，使被关的特务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要感谢戴笠的恩德，没齿不忘。

戴笠由香港作短暂停留布置完工作后，很快由香港转南昌，并组成随节组，加强对蒋介石的警卫工作。然后偕毛人凤到达杭州，布置杭州的潜伏组织，调整和加强浙江地区的特工力量。

南京特务处机关于11 月29 日到达武汉。少部分人留下后，大部分人于12 月2 日上午到达长沙。特务处湖南站预先接到戴笠的指示，抢到长沙东门外五里处朱家花园100 多间平房，作为特务处机关的临时办事地点。这时，戴笠也先后赶到长沙和汉口，指挥安置工作。同时根据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抗战的需要，戴笠亦决定把指挥中心设在汉口，相应设立武汉办事处，由戴亲自主持，调总处机关的梁若节、邓葆光、陈浩等骨干特务到办事处工作。

另外，成立庞大的武汉区，以大特务李果谌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兼行动组长。以宋岳为第一组组长，专做汉奸工作；以邓葆光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调查；以收买的法租界捕房头头迟钜卿为法租界特别组组长，并以邓葆光为法租界巡捕房日文翻译兼法特组联络员，对迟钜卿取监视作用；以叶文昭为电台台长，施文橡为交通组长，另设武昌组、汉阳组等。这是特务处所属外勤机构中仅次于上海区的组织，曾在抗战初期起重要作用。戴笠则将自己的办公地点临时设在汉口日租界南小路1 所日本小学内，戴自己则在日租界南小路1 号和法租界巴黎街各有1 处秘密寓所。

戴笠到武汉不久，忽然接到南京方面的报告，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叛变投敌。钱新民原是戴认为很忠实可靠的一位高级特务，他甚至曾在蒋面前替钱吹嘘过。可是当南京尚未沦陷，钱新民就早早地按戴笠的交代把洪公祠1 号巢穴用一把火烧为废墟，然后把潜伏区迁到南京郊区六合县。12 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钱新民就在日本特务的威逼利诱下带着全区人员名单向日军特务机关投降，并立刻掉过头来替日军大肆搜捕特务处的潜伏人员，使包括程克祥、彭寿以及戴笠在南京城内布置的3 部地下秘密电台，全部被破获。南京潜伏区几乎被摧毁殆尽。这是抗战期间，戴笠的所属外勤组织第一个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潜伏组织，钱新民也是第一个叛变戴笠、向日军投降的高级特务。戴笠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怒，大骂钱新民没有良心，使他在蒋介石面前无法自圆其说，并连连自我谴责：“这次总算我瞎了眼，没有看准人。”从此，戴笠布置在沦陷区的潜伏组织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07_6 诱捕杨虎城

1937 年11 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戴笠，正式向他下达了扣押杨虎城的命令。并指示，第一步可以考虑先将杨虎城软禁在南昌，然后视战事的发展再向内地转移。

七七事变后，杨虎城数次向蒋发电，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蒋考虑到此时国内抗战声浪潮涌，在这个时候将回国参加抗日的杨虎城囚禁起来，不啻有谋害忠良、破坏抗战的罪名，故没有同意。10 月下旬，杨虎城决意回国参战，并向蒋介石发电报告知行程，蒋知捕杨计划已不容迟延。此时，蒋介石率部抗战已3 月有余，淞沪抗战也到尾声，蒋知自己在国内外已建立了所谓抗战领袖的声望，扣杨当无大碍，也就不再对杨回国的行动加以阻止，而是对戴笠秘密吹风，要他对杨归国行踪加以注视，预作扣杨的腹案。

戴笠在蒋介石打过招呼后，虽当时处于上海战役的关键时期，亦不敢对此事稍加疏忽。他首先通过特务处法国巴黎站，设法派遣法国留学生中的一个特务，以法文翻译为掩护，打入杨虎城身边，并跟随杨虎城同船回国，随时掌握杨虎城的归国行踪，向戴报告。接着又指令特务处香港站，对杨虎城到港后立即加以控制监视，如发现他有直飞西北十七路军的企图，应立即加以扣押。另外，又派特务处应变活动能力很强、善于跟踪监视的高级特务陈质平以军委会参议的名义，在香港“迎接”陪同杨虎城，监视杨虎城在香港的活动情况，防止杨与十七路军将领秘密策划后溜回西北。戴笠在南昌正式接到蒋介石关于扣押杨虎城的命令后，心情是很兴奋的。张、杨两人都是蒋的仇敌和心腹大患，现在全部交给特务处来“管束”和囚禁，这正是蒋对自己绝对信任的表示。于是，戴笠当即从南昌赶回汉口，召集心腹亲信研究和部署扣押杨虎城的方案。戴笠认为，扣杨计划的主要环节是如何切断杨与十七路军将领的联系，防止杨重返西北。

据此，戴笠设计的步骤是，当杨虎城到达香港后，首先由蒋复电给杨，嘱杨到南昌见面，打消杨直接回西北之意；然后再派宋子文代表蒋亲赴香港迎接，坚其赴赣的决心；第二步，由戴本人亲赴长沙迎接，带领杨虎城经汉口转南昌，目的是通过这几个中转环节，把杨身边的十七路军将领甩掉，切断他们的联系，使他们难以相互呼应，有所作为；第三步，扣杨的方法是前恭后倨。初则要以欢迎杨回国参加抗战的姿态出现，以骄其气，以懈其虑，继则逐步收紧绳索，使其不知不党中坠入圈套，待其醒悟，已悔之晚矣；第四步，在措施上应内紧外松。即杨从离开法国马赛港起，经香港、长沙、武昌到南昌止，每一站都要有特工人员暗中进行严密监视控制，防止其漏网，但表面上又不要搞得剑拔弩张，以防止引起杨警觉，打草惊蛇，弄巧成拙。

戴笠用得意的语调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请君入瓮”之计。

计划安排好后，戴笠又指示特务处特务队长李家杰，从特务队中挑选了20 多名便衣警卫，经戴笠一一审定名单并亲自个别传见谈话后，由李家杰率领先期赴南昌布置。接着，戴笠又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到宪兵司令部挑选了1 连宪兵待命候用，配合特务队担任押解和看守任务。然后，又分别向香港、长沙、武昌、南昌等地的特务发出相应的指令，抓紧进行部署，戴笠则派出有关人员分头进行检查督促落实。

10 月29 日，杨虎城一行从法国马赛港乘轮出发。11 月26 日抵达香港。

28 日接蒋电，嘱其到南昌见面，并告知已派戴笠专程到长沙迎接。同时接到戴从长沙发来的电报，声称其在长沙迎候杨共同赴赣云云。11 月30 日，杨虎城在专程赴港迎接杨虎城重返十七路军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欧亚班机飞抵长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转往武昌见面。杨不知是计，又于当夜乘火车赶赴武昌。

12 月1 日凌晨，戴笠接到长沙站特务监视杨虎城行踪的快报，报告杨虎城、王根僧已于午夜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当天下午3 时30 分，戴笠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亲率武昌行营及湖北省政府机关100 多名要员在火车站组织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安排住在省政府胭脂坪招待所，招待周到热情。12 月2 日中午，戴笠陪杨虎城到汉口航空站，乘1 架3 座位的小飞机赴南昌。除戴、杨2 人各占1 座外，另有1 座系戴随从副官乘座。戴此举本是把王根僧甩掉，不使杨虎城到南昌后的行踪有知情人。但王根僧受十七路军全体官兵的委托，决计陪同杨虎城入赣。戴笠见状，不愿过早暴露扣杨的意图，只得临时决定将副官的座位让与王根僧。

杨虎城、王根僧到南昌后，被戴笠安排住进二伟路1 号戴设在南昌的办公处所。每日只是在戴的亲自陪同下吃喝游玩，缄口不谈蒋介石接见之事。

每当杨虎城问起此事，戴则虚与委蛇，敷衍过去。此时，杨已发现寓所周围宪兵、特务密布，连王根僧外出亦被阻拦。至此杨才省悟，已被蒋、戴诳骗到南昌扣押，虽满腔悲愤之情，但已落入他人的掌握之中，也无可奈何。

12 月9 日和10 日，南昌连遭敌机轰炸。戴笠考虑二伟路1 号寓所已不甚安全。预先与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营主任熊式辉商定，借其百花洲别墅，作囚禁杨虎城之用。这幢别墅是一所独立的花园洋房，建筑在南昌市郊区东湖西岸的著名风景地百花洲上。地点僻静，易于空袭时隐蔽，又便于平时警戒看守。为进一步加强看守杨虎城的领导力量，戴笠指令由特务处江西省站站长谢厥成和自己的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时任忠义救国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王蒲臣亲率一批得力特务，坐镇百花洲别墅，代戴笠负看守杨虎城的总责。并从原杭州浙警校丙班毕业的女特务中选调数人到百花洲别墅充任女佣等人，开展内勤警卫监视活动，内层警卫由李家杰的特务队担任，外围警卫由宪兵连执行。为严格保密，戴笠规定，不准泄露囚禁地点，没有戴笠的手令，禁止任何人进入此地接近杨虎城，即使是特务处的高级特务也不例外。

至于王根僧，在杨虎城移押百花洲时，已被戴笠下令隔离开，送往汉口软禁。

以防他回到十七路军后泄露杨虎城被囚的情况。一直到1938 年初春，日军在攻陷南京后，战线西移，蒋介石离开南昌赴武昌指挥抗战。戴笠奉蒋命，将杨虎城经浙赣线移押长沙，临时囚禁在特务处总部长沙所在地东郊朱家花园，旋即又解往益阳桃花坪。这时才将王根僧放出，经严厉训斥和警告后，允其重返部队。

就在杨虎城被秘密囚禁和西解的同时，张学良也已从黄山西移赣西萍乡，小住不到1 个月，又再一次迁徙湘南郴州苏仙岭苏仙庙。

苏仙岭是湘南胜地，从郴州到苏仙岭仅4 华里，山路崎岖，荒无人烟，苍松古道，林木葱郁，自然风景十分优美。在这里，张学良开始有了长期被囚的思想准备，因而决定专心研究明史。并要戴笠帮忙搜集明史方面的学习资料，戴笠也尽可能满足张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明史研究水平，张学良曾通过刘乙光转请戴笠找几位明史专家与他进行交流座谈。此举被戴笠以不易找到为借口加以拒绝。从此，张学良在十分恶劣的学习条件下，潜心钻研，日积月累，居然成为一位研究明史的大家。

07_7 捕捉韩复榘

1937 年12 月中旬，戴笠诱捕杨虎城成功，回到武汉。此时，南京陷落，蒋介石也到达武昌，准备入川。但在入川之前，他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一是以刘湘为首的一批川军将领能否与中央合作，让开一条大路，保证中央机关安全入川；二是以韩复榘、宋哲元为首的一批北方将领能否利用黄河天险，在中原组织有效的抵抗，确保后方及华中侧翼安全的问题。

由此，蒋介石在武昌召见戴笠，向他交代必须严密监视刘湘及川军将领的动向，调查掌握他们对中央的态度，确保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和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安全。同时，对于韩复榘、宋哲元等一批北方将领的动向也要及时掌握，防止他们不听命令，弃土而逃。特别要防止刘、韩、宋之间有什么默契，挟日人以自重，形成一股新的反中央的力量，动摇抗战大局。

戴笠回到特务处武汉办事处后，立即加强布置。他深知蒋介石的忧虑不无道理。自入冬以来，韩复榘与刘湘之间电报来往频繁，但就是破译不出。

刘湘、韩复榘、宋哲元三方面力量合起来就是数十万大军，一旦有所异动，加上外有强寇入境，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戴笠调动部署，兵分三路出击。

一路加强对韩、宋两部的特工谍报力量，密切注意和掌握宋部第一集团军和韩部第三集团军的动向；二路加强对川军内部派系的情报工作；三路加强对刘湘的监视控制。其时，刘湘因患胃溃疡病，正住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

三路力量中，戴笠对监视刘湘的工作抓得特别紧，戴认为以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不但是川军的龙头和旗帜，而且是谣传中的刘、韩、宋三角联盟的重心，抓住了刘湘，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时，刘湘住万国医院第一号病房，戴笠除在医院外围加强监视，又派手下的特务以治病为名，在刘湘病房的隔壁开了一个房间，就近日夜监视刘湘每天与什么人接触来往，然后顺藤摸瓜，了解这些人的背景和动向。但几天以后，戴笠发现派去监视刘湘的特务因对川军人事情况不熟悉，监视效果不理想。于是，收买曾被刘湘开缺的川军师长范绍曾，帮助戴对刘进行监视，范欣然应命。不但很快搞清了刘湘每日与川军中什么人来往，而且收买了刘湘身边的护士刘翠英，直接掌握到刘湘每日活动的第一手情报。

不久，范绍曾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刘湘的七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徐思平处偷看到一份机密电报稿：刘密令川军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同即将率部到襄樊的韩复榘取得联系。蒋介石、戴笠得到范绍曾的密报，不但掌握到刘、韩的重大动向，而且把刘、韩之间来往电报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

这时，刘湘曾打算秘密回川，并暗中调动他的飞机从四川来汉口接他回去。因戴笠对此早有警戒和防备，派遣特务通过制造机械事故，使刘的飞机飞到中途爆炸，刘只得将从空中回川之事暂时搁下，另谋回川之策。

这期间，戴笠进一步掌握到韩复榘曾先后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日军津浦路北段指挥官西尾造、日军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秘密接触的情报，企图和日抗蒋，制造山东“独立自治”的局面。与此同时，从冀南战败后率部退守河南新乡、濮阳一带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也密报，韩复榘曾派代表策动游说宋部，提出由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韩本人率部撤据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宋部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倒蒋。1937 年12月20 日，当日军从山东境内突破黄河天堑时，韩复榘公然抗命不遵，弃土而逃，先后放弃济南、泰安、究州等大中城市，一直退到鲁西南的矩野、曹县等地，并继续准备西撤。一时使徐州大门洞开，郑州、武汉等大城市亦受到侧翼威胁，全国为之震动。

蒋介石得到有关韩复榘的这些报告，勃然大怒。他想起韩复榘曾强夺中央对山东的税赋大权，又在西安事变期间发表“马电”，表示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凡此种种，蒋陡起杀机，决意拿韩复榘这个上将和省主席开刀，敲山震虎，以儆效尤，除去心腹大患，并密令戴笠迅速拟制捕韩方案，布置实施。

戴笠回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寓所，立即召见特务处汉口特别警卫组组长王兆槐和机要秘书龚仙舵。戴笠一边在屋子里兜圈子，一边招呼王、龚两人坐下。王、龚两人多年跟随戴笠，知道戴的习惯凡属拍桌子，一定是准备破口骂人；凡属在屋里兜圈子，一定是在考虑重要问题。果然，戴笠一开始就说：韩复榘抗命不遵，弃土逃跑，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校长已命令由我将其逮捕归案，交军事法庭审判。现在我想听听兆槐兄的见解。

王兆槐是浙江遂安人，黄埔四期毕业生。早年曾任戴笠的便衣警卫，陕西省警察分局长，1935 年被戴推荐出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在特务处内被公认为是有勇有谋的行动高手。龚仙舫是湖南人，黄埔六期毕业，考虑问题缜密，办事精干。戴笠点将王、龚两人作为这次重大行动的主要助手。

王兆槐素知戴笠至今仍对扣押杨虎城的所谓“请君入瓮”计自鸣得意。

于是经过一番思考，提出再来一次“请君入瓮”，由校长用召见或开会的办法引诱韩复榘中计。龚仙舫补充说，此计可用，唯召见或开会地址似宜放在北方，以不使韩复榘生疑。

戴笠点点头说，两位老兄的话都是不错的。但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须知戏法要常玩常新，不可久玩不变，不变则必有破绽。这些道理连戏词里都有，我们能不懂吗。比如这“请君入瓮”，关键在一个“请”字。如何请法，不外是两种，一种是“诱其上当”，一种是“迫其上当”。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出自西北军的两员虎将，但杨虎城这只老虎已被我们赶落平阳，他不上当我们可以迫其上当。韩复榘以一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之尊，手握重兵，犹如藏之于深山的猛虎，这一个“迫”字就用不得，只能专在一个“诱”

上下功夫。由此可见，捕捉韩复榘，看起来是个“请君入瓮”计，究其实应是“调虎离山”计。

说到这儿，戴笠缓缓道出捕韩的腹案。韩复榘既已有了失土之罪和谋反之心，岂能对中央不防。所以这调虎离山的第一步，就是要解除韩对中央的戒备心理。山东省境属第五战区，韩又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可由李宗仁先生以五战区司令长官名义电邀韩到徐州开高级军事会议。韩认为自己十数万大军就在距徐州不远的曹县、矩野集结，加之自己的卫队营骠悍无比，战斗力极强，谅李宗仁必不敢难为自己，估计韩是有勇气到徐州赴会的。只要韩复榘动身到了徐州，就可以接着实施调虎离山的第二步计划，由校长从武昌用军机密电，开具数十名各战区的高级将领名单到开封参加“北方抗日高级将领会议”，名单中亦有李宗仁、韩复榘的名字。这样，李宗仁的徐州军事会议当然要服从中央的开封军事会议。韩此时虽有疑虑，但只要通过李宗仁力邀前往，韩必不能有所托词。况韩一向是有胆量的，加之中央派驻韩部的代表蒋伯诚从旁极力怂恿，以韩的刚愎自用和妄自尊大，必不致于此时露出怯意，半途打道回府。

韩如果到了开封，身边必然带有庞大的卫队。这第三步计划的实施仍得步步存谨慎之心。首先要以城内房屋紧张为借口，不让其卫队随韩进城，可以把卫队就便安置在韩的专车钢甲车上；其次，把会议时间放在晚上举行，以便于我们调动人员车辆部署行动，这时，我们再来一次防空警报，以此为由，把韩复榘卫队宿营的钢甲车强行拉走，进入预先安排的军队包围圈，解除卫队的武装。同时，我们在举行会议的地点设置3 道岗哨，第一道岗哨为车辆停放处，拦截所有与会将领的车辆，一律步行进入；第二道岗哨为随员接待处，拦截所有将领所带的亲随卫兵；第三道岗哨为副官处，检查保管所有与会将领随身所带武器。因为是所有与会的高级将领都要遵照执行的，韩复榘必不疑有诈。到了这时，韩复榘空有十数万大军，却是光杆一人，手无寸铁，只得听任我们摆布了。正所谓“任凭他是个鬼灵精，也只得喝我老娘的洗脚水”。说毕，戴笠与王兆槐、龚仙舫3 人抚掌哈哈大笑。

戴笠满面得色地说，民国24 年（1935 年）4 月2 日，国民政府公报上公布了8 名一级上将，其中的“南粤王”陈济棠已被我赶到海外；“东北王”

张学良则由校长面谕交我“管束”；民国24 年4 月3 日，国民政府公报又公布了20 名二级上将，其中的“陕西王”杨虎城被我扣押在案，“四川王”刘湘被我圈在汉口万国医院，加上这一个“山东王”韩复榘，就是“五王”，或者叫“五虎上将”，但是只要他们敢于反对校长，就逃不出我戴某人的掌握。

最后，戴笠交代说，请兆槐兄挑选一队精干的行动人员听候调用，仙舫兄则随我先行北上部署。所有行动必须绝对严守秘密，除此之外，不让第四人知悉。

戴笠将捕韩方案报经蒋介石批准，立即于1938 年1 月上旬随蒋介石的专车北上郑州、开封一带，秘密进行策划部署。

经蒋批准，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定于1 月11 日于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

1 月7 日，韩复榘被李宗仁调动起身，到达徐州。1 月8 日，韩复榘在徐州接到蒋的密电，电文中有45 名高级将领，韩复榘及其手下军长孙桐萱名列其中。1 月9 日，韩复榘到达开封。1 月10 日，王兆槐从汉口率一批行动人员经郑州密赴开封。1 月11 日晚七时，韩复榘与出席会议的其他40 多名高级将领同时进入南关袁家花园会议室。所有这一切，都严格按预定计划进行。

会议开始，蒋介石先讲了一番国际国内的抗战形势，重申各级将领必须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后退。然后单刀直入地诘问韩复榘弃土逃跑，动摇抗战的责任。韩素以老资格傲上出名，当即以南京沦陷的责任问题向蒋反驳。蒋、韩正在剑拔弩张之际，坐在韩身旁的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兼一战区陆军督练主任刘峙按蒋、戴预先的嘱咐，以劝解为掩护，把韩复榘从会议室的边门引到院中的一部小车前，谎称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复榘不知是计，但然坐了进去。此时，王兆槐与另一名特务从车前座爬到后座，把韩复榘挟持在中间，王兆槐并出示逮捕令给韩看，说“你已被捕了！”话音刚落，车已启动向院外冲去。韩惊恐之下，只见沿途军宪密布，戒备森严，方才省悟，所谓的“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原来是专为捕捉自己而设的圈套。

押送韩复榘的小车在大批军宪警特的严密保护下迅速开赴开封火车站。

月台内，戴笠、龚仙舫早已在一辆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恭候。韩被挟持上了火车，戴笠立即下令开动，列车一声长鸣，直驶汉口，在汉口车站，也是预先由大批军警宪特严密封锁车站，将韩押下车后，立即用小车解送江边码头，经轮渡，送至武昌，关押在由特务处武昌招待所临时改成的军委会办公厅的1 座2 层楼内。此时已到12 日夜晚。整个行动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一环套一环，水到渠成，滴水不漏。

韩复榘被扣，戴笠奉蒋命，立即对刘湘动起了脑筋。时刘湘病情本已好转，但戴笠收买了两名为刘湘治病的葡萄牙籍和德国籍医生，暗中在药水中做了手脚，又使刘湘病情转趋沉重。

1 月19 日，审判韩复榘的军事法庭组成。何应钦以首席军法官的身份到万国医院看望刘湘，对刘说，韩复榘已被扣，将受军法会审，原因是韩的“军队要开到襄樊去”。刘知事已泄露，惊心破胆。何走后10 分钟，刘即大口吐血，昏迷不醒。次日，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死去。

1 月21 日，韩复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 月24 日，戴笠派王兆槐率行动特务在关押韩的住所对韩执行枪决。

刘、韩相继死后，川军上层将领群龙无首，分别被蒋、戴派人分化瓦解，逐次收买拉拢，至此四川遂入蒋的掌握之中。

07_8 创办临训班

1938 年1 月，戴笠开始实施他已考虑很长时间的一项计划，举办一个大型的特工训练班，以解决特工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

关于训练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手续时，军委会办公厅却不肯承认，戴无法向该班颁发印章，只好私下刻了一个条戳。后来，戴笠以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把该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但是，此举又遭到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李在抗战期间对戴假中央警校名义办的训练班一概不予承认。戴仍是我行我素，把该期学生称为中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校址在湖南临澧县，故特务处内部一般称为“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

但在对外招生时，为掩人耳目，却冠以“军委会交通技术研究班”的名义。

为了办好这期大型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特务处当时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首先从皖南将余乐醒、谢力公召回汉口，指派他们两个到湖南进行筹备。接着又选调王崇五、陆遂初、王邦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一大批特务随余、谢去湖南工作。这些人都是留苏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经验。余、谢更是从特务处成立初期就开始在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工训练班中为戴培训特务，是特务处出类拔萃的训练专家。后来，戴笠又不断把总处机关及各外勤单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许多特务骨干派到这个训练班去，一方面帮助办学，一方面储备力量。

戴笠原先手令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在长沙附近选定特训班地址。但余乐醒等人到长沙后，发现日机经常空袭长沙，很不安全。于是，李人士另行选定临澧县奎星楼县立中学作班址。经戴笠亲派特务处第一科科长杨继荣代表他前往该地考察认可。该县地处湘北重镇常德市之北，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南岸，远离长沙，而又交通方便。

戴笠对招收学员的条件规定很严格，除对文化、年龄、身体状况有所规定外，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要严加控制，防止共产党派人打进。学生来源大致上取于3 个方面，一是由外勤各省站选送的。但由于当时华北各省沦陷，东南和西北各省交通阻隔，因此生源受到限制，只招到300 多人。二是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的大批失业流亡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留苏的托派分子，一度担任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故想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800 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本钱起家。此事被戴笠洞悉，立派手下的大特务杨清植、王邦联赴郑州会同先期留在该处的原淞沪战地调查组组长沈醉将这批学生强行带往临澧特训班。梁由此与戴闹翻，辞别戴笠到西北找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谋事去了。结果，郑州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训班的主要生源。三是通过与胡宗南交涉，把胡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收的60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使女生达到200 多名，解决了女生生源不足的问题。三方面学生合计约1000 余人。戴笠对临训班招收学生的工作十分重视。凡各省站选送赴临澧途中经汉口的学生，戴笠都要抽出时间，接见点名，亲自加以审核甄别，对不合格者剔下。并给大家分析抗战形势，要求每个学生好好学习，服从指挥，为党国效劳等。一次，戴笠在汉口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接见安徽省政府保送的18 名学生，有两名只因眼睛近视而被戴笠剔除。

其中有1 名叫徐旭如的由于第二天找了特务处元老安徽同乡刘启瑞，才被允许入学受训。

开学前，戴笠对临训班人事作了安排。班主任一职，照例由自己兼任，另指定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任总教官。戴笠因不能到职视事，故另设主任办公室，由亲信特务丁若萍主持其事，这实际上是对余乐醒等人的牵制和监视。

戴笠对临训班规定的体制是，班本部设教务、政训、总务3 大处，处内设教务员、政训员、总务员。抗战期间，只有临训班设处，以后的训练班全部改为组，以与军统局本部的机构有所区别。管理学生的机构为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6 个中队。另有1 个女生中队，直属总队部领导。大队、中队均设政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控制。

3 月份，临训班正式开学。训练方法上，戴笠规定仿照黄埔办法，先进行入伍训练，后进行分科训练。入伍训练期间，碰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大部分学生不愿当特务，向胡宗南要的一批女生尤甚。戴笠接到余乐醒等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指示要迅速研究办法解决。后来想出的办法是先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然后以团体纪律强制性约束。戴笠认为这条经验很重要，规定以后的特训班要普遍推广。入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灌输法西斯思想和反共宣传，把学生训练成效忠领袖的驯服工具。平时则通过检查学生书信、控制学生言论和行动等办法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6 月份开始分科训练。一、二中队为情报专业，三中队为行动与爆破专业，四中队为军事谍报参谋专业，五、六中队为军事游击专业。学生根据本人自愿和专长，全部打乱重新分配。女生一部分进入情报和行动专业受训，一部分进入电讯、会计专业受训。

临训班成立后，有几件事颇使戴笠恼火。首先是余乐醒的野心问题。余乐醒是很有才干的，这一点戴笠很清楚，所以要把临训班交给他去负责。但是余乐醒得到这一个要职后，不知收敛锋芒，做到大智若愚，而是全力建立自己的威望，发展自己的势力。余乐醒对情报和行动都在行，每上大课，虽湖南口音甚浓，但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全体官生都要听。平时，则以浙警校的一大批干部为核心，广泛交结学生，因而在学生中颇受众望，确是临训班的中心人物。甚至许多学生心目中只知有余主任，不知有戴主任，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余乐醒虽然平时极力宣传戴笠有异相，是王侯的相貌，并把广场旁的一道长堤命名为“雨农堤”，但此举不足以抚平戴笠的猜忌和愤怒心理，于是在五六月间电令免去余的副主任职务，专任教务处长。副主任一职以总队长陶一珊暂代。此举立即在临训班引起许多官生的不满，带来教学秩序的混乱。这就更引起了戴对余的猜忌，但为了防止临训班出现异动，仍然电令免去陶的代副主任职，由余乐醒再度担任。这件事发生后，戴笠决定到临训班视察，对余乐醒进行整饬。戴笠的车队一进入临澧县城，就看到全城交通断绝、戒备森严，临训班全体教工恭立郊外迎候。戴笠本是负气而来，据此借词发挥，对余乐醒大加训斥。责问余乐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让学生不敢见我？”“我是个小小的班主任，不是军阀，用不着这样对老百姓摆威风！”戴笠走进训练班看到“戴主任是我国特务工作的开创者”时，更是大发雷霆，立命将所有标语揭去，换上他自拟的“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我们是领袖耳目，我们是革命灵魂”等标语。当天，戴笠分别找临训班的高级干部谈话，当他听说一个女生刘颖在游泳中淹死，男生严燮被教官打伤病发而亡，更加生气。戴素以爱护学生标榜自己，现在出了如此残害学生的大事，怎肯轻易放过。

第二天上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开班务会，从头到尾只是骂人。

先从余乐醒骂起，再骂谢力公、陶一珊等人，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被骂到，并且对每个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详细。一个个特务都被骂得面色惨白、不寒而栗，独政治教官廖华平因鼓吹反共而受到戴笠表扬。

第二天下午，戴笠对临训班全体官生作精神讲话，大讲所谓团体的光荣传统，以及特工的性质和任务，危言耸听地进行反共宣传，并表扬学生们的刻苦学习精神等等。

第三天、第四天，戴笠除了继续对学生作精神讲话外，还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考察，培养感情，进行收买拉拢。

戴笠在这次视察期间，给以肯定的是临训班创作的“班歌”。这本是留洋学习特工的教官蒋镇南受德国法西斯“党歌”的启发，依样画葫芦创作的。

因其中有“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等内容，戴笠马上给予肯定，认为不但符合临训班，而且符合“团体”的工作性质。因此，戴笠规定“班歌”同时作为军统局的“局歌”（当时军统局刚刚成立），要求每个军统特务都要会唱。

蒋镇南也由此而很受了一番嘉勉。

临训班发生的另一件使戴笠恼火的事件是由葛明达而引发的派系斗争。

临训班干部和教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出身于原浙警校，不但人数多，能量大，而且占据要职。另一部分干部和教官来自黄埔军校系统。这些人数量虽不及浙警系，但自恃是“天子门生”，因而不肯把浙警系这批人放在眼里，寻机总要与浙警系角逐一番。一时间临训班内双方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闹得壁垒森严，乌烟瘴气。恰在初夏的一天，因天气特别闷热，担任二大队四中队值星官的该中队区队长葛明达擅自下令四中队学生把蓝上衣脱掉，只穿短裤白上衣到广场集合就午餐。二大队长、总值星官杨清植一见之下，火冒三丈，当即下令将葛明达关押起来。当晚余乐醒亲率临训班全体干部在孙中山、蒋介石的像前跪下请罪，一批批浙警系的人一致要求将葛枪毙，以整肃“团体”纪律。黄埔系的干部则表示要请示戴老板批示，不能随便处理。原因就是葛明达是中央军校八期学生。故双方都就此大做文章，并在暗中向戴笠告状。戴笠接到余乐醒以临训班全体干部名义发来要求杀一儆百，严肃班纪的电报后，已知这是临训班内的派系斗争在作祟，加之他对余乐醒的势力已有戒备心理，故不肯再让浙警系在这件事上再占上风，因而对余的急电按下不复。两周后，余再发一电，自动降低调门，只是请示处理办法。

戴仍然按而不复，又待两周，余见仍没有动静，已知不妙。余乐醒深知戴笠其人，以戴历来的作风，这是没有先例的。黄埔系的干部则冷眼旁观，且看浙警系的头面人物如何动作，又如何下台收场。

余乐醒等人经反复策划研究，终于想出一条就驴下坡的妙计。仍由余亲写一份给戴笠的报告，用封套密封，写明地址，当即交由葛明达到汉口面呈戴笠本人。葛按地址找到汉口日租界南小路1 号，这是一座重门深锁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经秘书把余乐醒的报告送上去后，戴即传见葛明达，他打量了葛一眼，立即用带有鼻音的浙江官话说：“你就是葛明达？八期骑科的，报告我看了，我看你不适宜干我们的事业，还是回军队去吧！军队也需要人嘛。你马上到军统局找李肖白，他会交代你怎样做，去吧！以后要安份些，再见。”寥寥数语，即将葛明达打发离开。下午，葛明达到武昌军统局找到人事科长李肖白。李告诉葛，戴已有批示，准许葛离开军统，条件是必须对军统的情况终身保密，否则给予严惩，并说这次化险为夷，实属难得。戴老板这次破格的仁慈和容忍也属罕见，这在军统来说是没有先例的。葛明达因此而逃脱了一场死罪。

再一件使戴笠恼火的是二大队副大队长王百刚。戴曾派他和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震东一起到叶剑英主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中共的游击技术。

谁知王不争气，竟然用特工“偷窃技术”盗窃了游干班的一笔现款，被人检举。戴盛怒之下，将王要回来枪决了。

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戴笠不等临训班结束，已经数次从临训班抽调学生派往各地工作。先是夏天选调30 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不久又挑选了100 余名男、女生参加武汉保卫战，再选10O 余名学生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还数次选调小批人员到上海、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并特许大特务李果谌、傅胜兰到临训班女生中队选择“工作太太”

到沦陷区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被调的学生，戴笠都要在汉口亲自进行谈话考察，给予勉励。1938 年10 月底，戴笠在退出武汉后亲到临澧主持毕业典礼。

并邀请自己的玩友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夫妇和自己的情妇张素贞同行。在毕业典礼上，戴作了长时间的精神讲话，肯定了临训班的经验和成绩，向学生宣布了毕业后的任务。然后给剩下的700 多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晚上举行聚餐会，由教官和学生分别派代表向戴笠敬酒，表演特工技术，以及京剧打渔杀家节目。中间，谢力公突然起立介绍说：“唐司令的太太徐来女士，是电影明星，这次光临，使我们一睹丰彩，实为有幸，我提议请徐来女士唱一支歌”。引起大家一致赞成。然而徐来女士却不肯赏脸把光，鼓掌数分钟，仍不肯上台，气氛至为尴尬。戴笠见状，挽着张素贞上台唱了一首歌，方打了圆场。

戴笠在临训班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班务会，并一改上次整日骂人的粗暴态度，极力肯定临训班的成果。随后主持学生分配，大部分学生到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小部分留下作第二期的干部。由于武汉失守等战事关系，临训班西迁贵州黔阳续办。从此，临训班成为军统在抗战时期开展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班，学生后来在抗战期间也大都成为军统的特工骨干，在军统内成为一个重要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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